妖妖醬：姜文內心到底多扭曲？他心中的太陽是誰？

本文詳細梳理了導演姜文的生平經歷、家庭背景以及多部代表作的創作與審查風波。從《陽光燦爛的日子》到《鬼子來了》再到《你行！你上！》，探討了他身上的紅衛兵情結、對強力形象的複雜情感以及在體制與藝術創作之間的掙扎與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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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大家好，我是愛思考、重邏輯的妖妖醬。1994年秋天，北京。一部新片送到電影局審查。導演三十出頭，據說那幾天渾身緊張，拎著一把斧子在院子裡來回溜達。審查意見下來，一共七條，其中一條要他刪掉一場群架裡響起的《國際歌》。別的他都照改了，唯獨這一條，他死纏爛打，最後保住了。這個導演叫姜文。片子叫《陽光燦爛的日子》，講的是文革。六年後，他拍出了中國最有名的禁片之一，被罰五年不準當導演。可去年他的新片裡，有一場戲是一對父子騎著摩托車，繞著一尊毛主席像轉圈。2014年，北京電影學院教授郝建給姜文下過一個診斷：紅衛兵情結。就在那一年春天，郝建自己因為一場紀念六四的聚會，被關進了看守所。一個拍禁片、捱過罰的導演，心裡為什麼住著一個紅衛兵？今天我們就來聊聊姜文，他的內心多擰巴，他的人格多扭曲。

姜文原名姜小軍，1963年1月5日生在河北唐山的姥姥家。父親在部隊，母親是小學音樂老師。他小時候跟著部隊搬來搬去，貴州住過，湖南也住過。父親的部隊常放電影，他看得多了，七八歲就自己用紙剪小人，編好故事，拿幻燈打到牆上，放給別的孩子看。1973年，全家搬到北京，住進東城區內務部街的一個部隊大院，屬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部隊大院聽著威風，他們家的住處卻很寒酸。那院子早年是一座王府，後來改成了一個大食堂。姜文家就在這座大食堂佔了一個角落，統共兩間屋子。那年姜文十歲。北京不承認貴州的學歷，他在西直門一小把六年級重讀了一遍，才升進北京第七十二中學。他比班上同學小兩歲，又黑又瘦，不愛說話，整天跟在大孩子後面跑。那是文革後期。學校不怎麼上課，大人忙著開會、搞運動，北京城像是交給了這幫半大孩子。姜文的同桌叫英達，就是宋丹丹的前夫，後來導演了《我愛我家》。他們兩個人躲在大院的空房子裡學抽菸，搖一臺手搖唱機。一幫大院孩子湊在一起彈吉他，唱蘇聯歌。院裡還流傳著一個故事：幾年前，有兩個大孩子徒手爬上後院四十多米高的煙囪，在頂上揮旗子，又沿著煙囪口轉了一圈。這個故事，姜文後來原樣搬進了電影。

家裡管得很嚴。父親姜洪齊是志願軍老兵，話不多。姜文說，父親小時候很調皮，煙抽的歷害，有點兒不務正業的意思，幸虧後來參加瞭解放軍，才總算沒走錯道。母親高陽對幾個孩子都嚴，對姜文這個老大更狠。她管姜文叫"大牲口"，管弟弟姜武叫"二牲口"。姜文後來說：“我媽不能打學生，但能打我。”他在外面惹了禍，母親用唐山話罵他：“我要有槍就把你崩嘍！”有一回啊，已經是半夜12:00了，他的母親還是把他從床上叫了起來，為的就是要打他，一邊打一邊問：“你知道你哪裡犯錯嗎？”多年以後姜文回憶這一夜，是這麼說的：“老實說，我連自己做錯什麼事都不知道，但我媽媽打我，一定確實是我有犯錯。”寫好的碗端了回來，她的母親會讓她重新回去再洗一遍。他問為什麼，母親說：“你每次都要剩一點兒洗不乾淨，你給我留下了這樣的印象。”第一年高考，他報北京電影學院，沒考上。同桌英達考上了北京大學，轉過頭來勸他換一所學校，騎著腳踏車馱他去中央戲劇學院應考。1980年，姜文考上了中戲。他拿著錄取通知書跑回家，母親看了一眼，往旁邊一扔：“你那一盆衣服沒洗呢，別跟我聊這個！”姜文就去洗衣服了。

文革開始那年，姜文才三歲，紅衛兵輪不到他當。學者管他這一撥人叫"紅小兵"。真正的運動他們趕不上，只能站在街邊看熱鬧，在心裡想象自己也參加了。姜文後來在《一部電影的誕生》這本書裡，寫過那幾年腦子裡裝著什麼。他說他從小在部隊環境里長大，受的是共產主義教育，劉胡蘭、黃繼光、雷鋒一直在影響他。“就像影片中的馬小軍那樣，我渴望著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幻想著舉世矚目的戰鬥英雄。”他說這些東西滲透在他的骨髓裡，融化在他的血液裡，所以很自然地帶進了他的電影。這個錯過了戰爭、也錯過了運動的孩子，十幾年後讀到一篇小說，一夜沒睡。拍了也是經常做這個，就是我把街道掃了，拼命掃街吧，極少的，非常乾淨。那時候當然沒那麼幹淨了，只是我印象中從衚衕口這邊能看著活動，可是那一段沒有垃圾，也沒有多餘的車停在那裡，我覺得它像我的印象。

再到電影之前，姜文啊是先成了電影明星。1986年，他在謝晉導演的《芙蓉鎮》裡演右派秦書田。那場拿著掃帚在青石板街上跳舞的戲，讓他一夜成名。這是一部反思文革的片子。跟他演對手戲的是劉曉慶，兩人因戲生情。1987年，他又在張藝謀的《紅高粱》裡演"我爺爺"。二十幾歲，全中國都認識他了。1991年，作家王朔的小說《動物兇猛》在《收穫》雜誌發表。姜文半夜翻開雜誌，越看越睡不著。小說寫的是七十年代北京一幫大院孩子，打架、逃學、追女孩。他在裡面看見了自己的大院、自己的發小和自己的整個少年時代。他去找王朔幫忙改劇本。王朔忙，顧不上他。他就把自己關進一間六平米的小屋，一個半月把六萬字的小說寫成了九萬字的劇本，起名《陽光燦爛的日子》。沒人敢把錢交給一個沒導過戲的演員。劉曉慶替他四處拉投資，最後湊了三家，一共一百萬。1993年開拍的時候，姜文只有三十歲。同一年3月，他當選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他拍得很較真。為了一場戲，他讓人把那根四十多米高的煙囪從頭到腳粉刷了一遍。1994年9月7日，片子送到電影局審查。電影局提了七處修改意見，有改臺詞的，有要剪掉禮堂看電影那場戲的，還有一條，是把衚衕裡打群架時的背景音樂《國際歌》去掉。七處裡，他只跟這一處較勁。他的理由是一段記憶。小時候沒有電視，大院和街上都掛著大喇叭，每天八點半，廣播節目播完，“梆”一下《國際歌》就響起來。姜文說：正是夏天，窗戶都開著，你到八點半覺得滿世界都是《國際歌》。你就會想到這個氣氛，很熱很躁。一聽這歌，半大小子就想出去找人打架。他一次次去爭，電影局最後讓了步。《國際歌》保住了，只是聲音被壓低，埋在一片打鬥聲下面。

片子送到威尼斯電影節，十七歲的夏雨拿了最佳男演員。1995年在國內上映，賣了五千萬。那一年全國票房排第三，排在它前面的是好萊塢的《真實的謊言》和成龍的《紅番區》。銀幕上的文革是一個北京少年最快活的暑假。馬小軍拿著一大串鑰匙挨家開鎖，偷看女孩，和兄弟們騎車衝過空蕩蕩的街。沒有批鬥，沒有哭聲。劇組裡也有人不這麼看。演馬小軍母親的斯琴高娃，在《一部電影的誕生》這本書裡寫這群少年，說他們是"一群無知而沒有教養的孩子們"，說這部片子讓人看到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是何等觸目驚心"。跟姜文一樣在部隊大院長大的崔健說得更直白：“沒吃過什麼苦，也沒享過什麼福，我們是在陽光燦爛下生長的一代人。父母是部隊的，沒有受到文革的衝擊。”三十多年後，作家查建英在一檔節目裡把話挑明瞭，她說，如果把文革看作一場大規模的迫害，這部片子拍的就是加害一方中下層子弟的青春，“你的陽光燦爛，可能正是別人的悽風苦雨的黑夜”。她還提醒，姜文不是不知道那段歷史，他自己就演過《芙蓉鎮》。姜文後來講過一個細節，拍片的時候，他腦子裡那個年代的孩子是陽光、純潔、健康的。後來他翻出自己當年的照片，才發現那時候自己的眼神只能用"偏執"來形容。

1995年《陽光燦爛的日子》正火，一位研究中國道教的法國漢學博士桑德琳·舍妮維斯採訪了姜文。後來，她成了姜文的妻子。這篇訪談發表在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的刊物上，題目是：對我們來說，毛澤東是初戀。姜文在採訪裡說，乍一看那像一場盛大的節日和愛情，整個民族愛上了一個人。毛澤東成了某種巨星，整個國家就像置身於最著名的搖滾明星的演唱會。他後來還算過一筆賬：自己1963年出生，到1976年，“和老人家在同一個舞臺上生活了十三年”。十九年後，2014年9月，他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對七百多名學生演講，又說了一遍：“對我來說，文化大革命就像搖滾明星和他的粉絲之間的關係。”那天他還說，他拍電影是為了忘記。

《陽光燦爛的日子》賺了錢，姜文和朋友開了一家陽光燦爛製片公司，在三元橋南邊的一棟小白樓裡，門牌是"甲1號"。姜文說，這門牌號"特像一個重要單位"。據《三聯生活週刊》的報道，很多去過的人至今記得，公司牆上掛著馬、恩、列、斯、毛的繡像。後來工作室搬了家，書架上擺著一張少見的毛澤東在延安的照片。同一篇報道還寫，姜文住過的地方，寫字檯上、洗臉間裡、床頭，凡是能放書的地方，大都是和"毛"字沾邊的書：《毛澤東選集》，研究毛澤東的書，還有毛澤東愛讀的《容齋隨筆》。他說毛澤東是他少年時代的大偶像、大明星，他最大的遺憾是沒能請毛澤東籤個字。2000年，主持人阿憶請姜文上節目《誰在說》。最後一個問題是：你最希望擁有什麼樣的榮譽？姜文說：“要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也誇我，說姜文的電影拍得好，那我簡直是太高興了。”阿憶接了一句：毛主席說不定要把你的片子拿出來批判。姜文趕緊說，他只是舉個例子。阿憶這句玩笑，沒過多久就應驗了，只不過拿他片子開刀的不是毛澤東。有一回，美國導演奧利弗·斯通跟姜文聊起毛澤東，說毛是世界級的偉人。姜文說，毛澤東不但是偉大的政治家，更是個極有魅力的藝術家，“他把整個中國當成他的作品”。斯通問他願不願意在自己籌拍的毛澤東傳記片裡演毛。姜文說：“要演的話沒有第二個人能夠演過我，只是我長得不夠偉大。”接著又補了一句：你的劇本里有些描寫，中國人民是不能接受的。

這些說法，北京電影學院的郝建教授一條條收集了起來。2014年12月，他在《部落格天下》發了一篇長文，題目是《姜文：對強力形象的迷戀和恐懼》。郝建先擺了姜文自己的話。2011年，《青年電影手冊》主程式設計青松問姜文是不是崇拜毛澤東。姜文說：“毛澤東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但他不是我的偶像。”又說：“我不是毛粉，我不是任何人的粉，粉絲……基本上是不動腦筋的，無條件的，我不是無條件的。”在和尚可的一次對談裡，姜文說毛澤東是"中國幾千年來能夠冒出頭兒來的三、五人中的其中一個"。說到毛時代的受害者，他打了個比方，有些人"以自己沾點恩怨為榮"，好像"秦始皇燒的那本書有兩本還是我家的了不起似的"。然後郝建寫下了對他的判斷。他說姜文身上有一種"紅衛兵情結"，那是被強大的形象灼傷以後留下的扭曲人格。被迫害、臣服、崇拜，還有自己討好自己，全攪在一起。對那個強大的形象，姜文既崇拜、迷戀，又有幾分恐懼，嘴上還要否認這份崇拜。那個半夜捱了母親的打、還認定是自己有錯的孩子，對著最高的那個人，也是又敬又怕。

1998年，姜文開始拍一部抗日的片子。他要拍的中國人，跟課本里的不一樣。這部片的起頭，是一句罵。1997年，姜文在張藝謀的《有話好好說》裡演了個愣頭青。首映活動散場，他懷裡抱著一大堆花往外走，一個觀眾隔著好幾個人一把抓住他，氣呼呼地說：“姜文，你拍完《陽光燦爛的日子》，你不幹正經事了。”說完扭頭就走。姜文抱著那堆花，站在原地，很是尷尬。其實啊，在拍片子的是姜文，一直都在琢磨，他對其中有一個故事是尤其心動。那個故事，出自作家尤鳳偉的小說《生存》。講的是抗戰末期一個村子啊，由於地處偏遠，很少受到戰爭的影響，村民雖然聽說過日軍的暴行，卻沒有真正經歷過戰爭。有一天深夜，抗日隊伍將兩名腐乳交給了趙武看管，分別是日本兵花無缺三郎和漢奸翻譯。抗日隊伍要求村裡負責看守他們，等回來以後再接走俘虜，並強調一旦發生問題，村裡必須承擔責任。沒來。姜文很快買下了小說的版權，開始籌備他的第二部片子，片名就是《鬼子來了》。姜文從小就愛看打仗片，《平原游擊隊》《南征北戰》的臺詞能整段背下來。為了這部片，他去了好幾趟日本。在一家軍服店，老闆看他是中國人，拿了一套仿製的日本軍裝糊弄他。姜文讓翻譯指出版型和尺寸哪裡不對。老闆一邊賠不是，一邊從庫裡拿出了真貨。一個日本的軍服到你整個的當時的城市面貌，放到這所有的精確，是不是隻有在這個基礎之上才能夠有一種真正的處理？說得特別對，就說你如果沒有這樣的精確作為基礎，你不知道你的想象和你的那個感受在哪兒。據說他還在一家刀店看上一把四百年前的武士刀，老闆說是文物，不賣。問他買來做什麼？姜文說，這把刀給中國人帶來過恐懼，擺脫這種恐懼最好的辦法，就是把它攥在自己手裡，讓它屬於我。

1998年6月，三十五歲的姜文在日本見到了三十三歲的演員香川照之，定他演花屋。8月，香川和另外四個日本演員到了北京。接風宴上，姜文藉著酒勁宣佈：“大家都要好好地學法語，我們這部電影一定會去戛納，而且還能得獎。”香川后來出了一本拍攝日記，書名叫《中國魅錄》，那幾個月的事都記在裡面。開拍前，姜文把日本演員拉去京郊的部隊基地軍訓，第一天練立正，一站三十分鐘，最後一次站一個小時。還外景時，香川早上5:30起床趕到了片場，常常看見姜文帶著劇組在踢足球，踢完翻身上馬。梅爾了，香川就很氣啊，他在日記裡寫：“我下定決心，得對姜文發一次火。”這個決心下了，可火呢，他是一次都沒有發出來過。拍花屋回到日軍營地捱打那場戲，幾個日本留學生下手沒輕沒重，打了華屋三十多下，嘴角都流出血來了。還有一場戲，因為劇情的需要，演員香川呢，要被裝進一個麻袋裡，往片場一扔就是一整天。香川照之當時非常擔心工作人員把自己給忘了，幸好他旁邊還有另外一個演員，他們兩人能用日語聊天，緩解一下等待時候的不安心情。片子拍到後來，香川胃穿孔，進了醫院。幾年後，日本演員中井貴一和姜文合拍《天地英雄》，回國也出了本日記，說姜文"對人總是一派長官對待下屬的感覺"。

最後《鬼子來了》這部片子用掉了四十八萬尺膠片，比兩千萬的預算超支三成。按照香川照之的表述，拍攝《鬼子來了》投入的精力在日本啊，足夠拍七部電影了。姜文的父親在片子裡客串了一個角色，戲份最後被剪了。據說片子剪好那天，父親端著一碗麵過來，打算邊吃邊看。兩個半小時過去，碗裡的面一根沒動，坨成了一團。可以想見，姜文的父親是多麼想看到自己的戲份，可他不知道早就被兒子剪掉了。片子拍完，還沒透過審查。六年前，張元、王小帥、田壯壯等七位導演，就是因為私自把片子送去國外電影節，被電影局集體禁拍，圈裡叫"七君子事件"。有人後來寫文章說，這件事姜文壓根沒往心裡去。2000年5月，他把複製送到了戛納。電影圈後來流傳的說法是，他連出品方的招呼都沒打。2000年5月21日，《鬼子來了》拿下第53屆戛納電影節評審團大獎，姜文牽著桑德琳和女兒走上紅毯，風光到了頂點。回國以後，等著他的是一場處罰和一份附件列了二十條的審查意見。

你看過去的老照片，這刺刀比人高出這麼一拳多，那時候日本人個人來，全世界都玩。處罰先到。五年內，姜文不得擔任導演。2000年7月，自由亞洲電臺報道，當時傳出來的說法更重，七年內不準在國內拍電影，也不準上電視，還說姜文多次想見有關官員，都被拒絕了。受罰的時候，姜文還是全國政協委員，這個身份，他一直保留到2008年。

對電影的書面的審查意見來得晚一些。抬頭是《廣播電影電視總局電影審查委員會關於〈鬼子來了〉的審查意見》。意見開頭先算程式上的賬，1998年電影局批准這部片子立項的時候，要求修改劇本，可姜文沒按要求改，沒把劇本報上去備案就開拍了，拍的時候又自己加了很多臺詞和情節。然後定了兩條罪。第一條，片子沒有拍出中國百姓對侵略者的仇恨和反抗，反而突出展示和集中誇大了其愚昧、麻木、奴性的一面。第二條，片子沒有充分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本質，反而把日本兵拍得很囂張。結論是影片的基本立意出現嚴重偏差。另外，片子裡髒話多，有日本兵罵中國人支那豬，有女性裸露的鏡頭，整體上格調低俗。片名也得按電影局多次要求的那樣，重新起一個。意見後面有個附件，把拍出來的片子和批准的劇本是11對仗，一共說了二十條。

第一條就說了這個劇本里村民什麼日本兵，一點兒都沒有流露出害怕的樣子，還大聲呵斥了日本兵。拍出來的片子裡，村民一開始就懼怕日本兵，言下之意就顯得中國人很慫嘛。第四條說的是片子裡有一場戲，是日本兵華屋把中國村民想象成了日本武士，心裡非常害怕。電影局說，抗戰那個年頭，日本兵最怕的應是抗日隊伍，是八路軍游擊隊裡啊，怎麼會是他們自己國家的日本武士呢？言下之意就是無法體現抗日隊伍的勇猛。第10條說，劇本里，日軍進村大開殺戒，百姓終於醒悟，奮起反抗，而拍出來的片子裡，百姓到死都沒跟鬼子拼，束手待斃，任人宰割，言下之意就是電影顯得中國人很窩囊嗎？第12條說，片子結尾加了幾場戲，日本投降，來受降的是國民黨軍官，國民黨當眾處置漢奸，最後借日本兵的手，除掉了馬大三。電影局說，這幾場戲沒有達到批判和諷刺國民黨的效果。這幾條放在一起，電影局要的就很清楚了，一部標準的革命抗戰片。老百姓最後一定要覺醒，日本兵最怕的一定是八路軍，國民黨一定要被諷刺到位。姜文交上去的，是另一樣東西。

第七條意見還說，比如電影裡有一個老的劊子手$1流，在劇本里，這個劊子手吹噓啊自己的手藝，說的是收拾過偷情的太監。片子裡改成，他殺過慈禧身邊的八大臣，殺過百日維新之主譚嗣同。可真輪到他對付日本兵，不僅沒有$1斃命，自己呢還狼狽地逃走了。我$1流，倒是沒在意，跟不上。事過第二道看來此人是命不該死了。局說，這給人以千百年來中國人只會舉起屠刀殺自己人，卻不敢抵禦外侮的隱喻。意思就是，中國人對自己人下得去手，對外人卻不敢。

第6條說，片子加了一場戲：村民們一個個把腦袋擱到桌子上，將村民馬大三朝自己下手，電影局說，這是在表現中國人對自己人只會窩裡鬥，互相猜忌。第8條說，劇本里，日本兵是逼著村民一起吃飯，拍出來的片子裡，變成兩邊坐在一起，喝酒聯歡。第13條說，片子里加了第十一條意見呢，說片子裡全村唯一敢罵鬼子的竟然是個瘋子。二十條意見看下來，沒有一條說這部片子冒犯了共產黨。電影局挑的毛病，全在一件事上，片子裡的老百姓不夠恨鬼子，也不夠勇敢。抗戰片該有的樣子，姜文沒拍出來。

姜文自己在那幾年的訪談裡說過，他不讓觀眾痛痛快快打鬼子，是因為老抗戰片拍全民皆兵，反倒被日本右翼拿去當傷害平民的藉口。他還說：比賣國賊更可怕的是愛國賊。他說他崇拜魯迅，魯迅挖苦自己民族的毛病，是因為愛。郝建看這部電影讀出的是另一層意思，片子罵中國人窩呢？姜文想說的是，中國人就是應該挺起腰桿去跟日本人拼事。姜文嫌中國人不夠血性。這跟反對共產黨的體制是兩回事。審查意見最後一句話是：影片須在參照附件認真修改後，重新報請審查。嚴格說，電影局的結論不是禁映，是改了再送。姜文沒改。片子就一直沒在大陸上映，到今天也沒有。2001年，國內這一頭說他美化日本侵略者，日本那一頭又惹出了麻煩。片子準備在日本上映，姜文接受朝日新聞採訪，提到自己去過靖國神社。結果呢？輿論又炸了鍋。姜文回應說，去那裡是為了研究軍國主義、為創作做準備，還說那篇報道已經越過了娛樂新聞，近乎政治上的獵巫。

那一年，姜文三十八歲。這段時間裡，他兩頭捱罵。當不了導演，他轉身去當演員。出發期間，姜文接了不少戲。2002年，他監製並主演了陸川的處女作《尋槍》，隨後他去新疆拍何平導演的《天地英雄》。經趙薇介紹，在劇組裡認識了周韻。在戈壁灘上，《紐約客》駐北京記者彼得·海斯勒來片場採訪他。據介面新聞後來的轉述，姜文對他說了一句話：一顆種子無法戰勝它的土地。你必須改變土壤。

那段時間，劉曉慶也出了事。2002年，她因為偷稅被關進秦城監獄，一關就是四百二十二天。劉曉慶後來在自傳裡寫，2003年8月，她是在姜文的幫助下取保候審的。那年12月，兩個人在橫店深夜見了一面，姜文去給她和新男友道喜，一直聊到凌晨。十年前替他滿世界拉投資的那個人，這回輪到姜文來拉一把。

姜文的妻子桑德拉帶著女兒回到了法國，在那邊教書，夫妻長年分居。2005年，兩人離婚。姜文和周韻結了婚。也是2005年，五年的處罰到期了。他馬上開拍《太陽照常升起》。可錢不好找。華誼兄弟的王中軍考慮過投，最後還是放棄了。華誼當年是《鬼子來了》的出品方之一，在那部片上吃過虧。片子上映前，王中軍給新影聯的總經理高軍打電話：你覺得我是錯過了一個餡餅，還是躲開了一個陷阱？對方說：你絕對是躲開了一個陷阱。最後掏錢的是香港英皇集團的楊受成。幾年之後，讓子彈飛賺的錢，姜文反過來給楊受成包了一個八百萬的紅包。

2007年，《太陽照常升起》入圍威尼斯電影節主競賽單元。那一屆的評委會主席是張藝謀。出征前，姜文一點不客氣，他說：謀事在我，成事在謀。金獅獎最後給了李安的《色，戒》。回國以後，姜文說：不意外，一點也不意外。又補了一句：《色，戒》也算是內地影片嘛。

《太陽照常升起》這部片子從1976年開始講，一個年輕的母親瘋了，光著腳滿村子跑，跟兒子說他爸是最可愛的人，也就是志願軍。另一段故事裡，歸國的梁老師被冤枉耍流氓，第二天洗清了冤屈，人卻沒了。片子不按時間順序走，一路往回倒。最後一個畫面落在1958年，大躍進那年，一列火車，一個孩子出生，太陽昇起來。從毛澤東去世那一年開場，一路倒回到大躍進那年的早上。片名就叫《太陽照常升起》。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郝建看完心裡發冷。他說片子的背景音樂全是蘇聯革命歌曲，字幕還把普希金標成了蘇聯詩人。那個年代投下的是黑色霧霾。姜文卻把它打扮得浪漫又絢麗。對大躍進以後二十年裡發生的事，姜文的回答是：不是你沒看見，而是你不懂。觀眾確實沒看懂。片子投了六千多萬，姜文自己估票房能有一億六，最後連一半成本都沒收回來。他當時放過話，大意是看不懂這部片子是可恥的。有一回朋友聚會，他藉著酒勁說：他們都說不好，我就偏說好。

這部拍那個年代的片子，過審磕磕絆絆，最後有驚無險地過了。片子裡沒有一句對那個時代災難的控訴。2008年1月，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名單公佈，姜文的名字沒有了。同一份名單裡，張藝謀連任，馮小剛新進。2009年，為國慶六十週年獻禮的電影《建國大業》開拍，劇組找他演毛澤東。他說演不了，最後客串了國民黨特務頭子毛人鳳。《太陽照常升起》賠了錢。後來他在臺北對作家龍應臺說，就因為別人說那部片子看不懂，他下一部拍了一部誰都看得懂的。不想把觀眾紅高興了嗎？我想啊我我我，我我是這麼想的，我說只有我靠觀眾才能高興。

2010年12月，《讓子彈飛》上映，中國電影集團、英皇和姜文自己的公司聯合出品，拿下那一年國產片票房冠軍。左右兩邊都覺得這部片子是自己的，姜文借本片反共的不在少數。說說姜文借本片反共是在自我催眠的也大有人在，好像不管你怎麼解讀都說得通。海外民運人士王丹在臉書上說，電影一開頭，縣長上任八年賺了八八六十四萬，直指六四，從頭到尾政治隱喻不斷，真是太過癮了。國內的毛派網站，把它一段一段對著革命史解讀。片子是中影出品，順順當當過了審。姜文對這些解讀一律不認。2011年，他對程青松說：蔣介石不值得我用一個電影來影射，太不值得了，哪個政治人物值得我用電影影射？大夥兒都覺得好吧，其實好多是過分解讀的，我看了都吃驚不是嗎？怎麼成這樣了？說看不懂的我也吃驚，我說這就看不懂了。

拍完這部，他有一整年沒露面。據《意林》雜誌2012年的一篇文章，他帶著六歲和四歲的兩個兒子去了新疆阿克蘇，沒帶周韻，不住市中心，每天帶兒子拉練好幾公里，喝山泉，吃手抓羊肉。理由是，他自己在部隊大院長大，那種環境讓人性格剛毅，兒子在家被慣壞了。

2014年，好幾件事撞到了一起。5月3日，郝建家裡，十幾個人開了一場六四二十五週年的研討會，發起人是社科院學者徐友漁。幾天之後，郝建、徐友漁、律師浦志強等五個人以尋釁滋事的罪名被刑事拘留，關進了北京市第一看守所。6月6日，郝建取保候審。10月15日，習近平在北京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講話裡批評有人戲弄歷史，褻瀆祖先、褻瀆經典、褻瀆英雄。12月8日，姜文的新片《一步之遙》原定當晚舉行盛大的首映禮，最後一刻被叫停，官方說法是審查工作尾聲出現新情況，緊急修改了一個禮拜，首映禮才在12月15日補辦。12月17日，《一步之遙》上映前一天，姜文在北京的工作室裡接受澎湃新聞採訪，他說：我曾經做過15年的全國政協委員……很多次我們都聯名寫提案，希望出臺《電影法》。被問到想不想演毛澤東，他說：演毛澤東太難了，我是不敢去碰這件事兒。三年前程青松問他同一個問題，他的回答還是，只要有好劇本就願意演。

也就在這幾天，郝建那篇診斷姜文的長文發了出來。一個半年前剛從看守所出來的人，給一個剛被叫停首映的人下了紅衛兵情結的診斷。據觀察者網報道，有記者問姜文審查改了哪些地方，他說：你不要戳我的傷口，好嗎？……這個是我最弱的方面，我沒有這個本事。《一步之遙》口碑票房雙雙失利，他自嘲：《讓子彈飛》站著把錢掙了，《一步之遙》站著把錢花了。

兩年後，2016年12月21日，姜文參演的好萊塢大片《俠盜一號：星球大戰外傳》在中國開釋出會，他說，接這部戲是因為兒子迷《星球大戰》。他拿到劇本的第二天，兒子站在門口不肯去上學，非要爸爸去演。還有一層，拍戲的半年能在倫敦陪女兒。釋出會後的圓桌採訪，記者問他在好萊塢學到了什麼。他說：我還需要跟人學？記者又問，中國什麼時候能拍出《星球大戰》這樣的片子，他說，美國人當年一人一把槍把英國人趕走的時候，中國還在滿人的統治下梳著辮子；要慢慢來，先把航母弄好，什麼時候中國的航母比美國多一倍，什麼都好聊。不是靠電影統治世界的，可能美國那電影拍得很爛，但是全世界就願意接受，因為人是有航母做後臺的。

這番話傳開以後，罵聲一片。他只回了三個字：不解釋。十六年前說比賣國賊更可怕的是愛國賊的，也是他。又過了一年多，2018年3月，他的母親去世了。母親走之前兩個月，交給姜文一個牛皮紙信封，撐得快要破了。他開啟一看，裡面全是錢，是這些年他給母親的，一分沒花。他出名以後給母親買過一套新房，母親也一直沒去住，到最後還住在單位分的老房子裡。2018年5月，姜文上了許知遠的訪談節目《十三邀》，說起母親，他說：我也不知道怎麼能讓她看見我做的事情高興，她老有一種不高興的樣子。同一期節目裡，他談起剛拍完的《邪不壓正》，說：我沒有去諷刺和誇張的現實，我只是就那麼拍了而已……我對生活沒有任何惡意。

父親的故事，他講了很多年，版本一直在變。1998年出版的傳記《漢子姜文》裡寫，姜文的父親是志願軍軍醫，在朝鮮戰場上搶救過美國傷兵。早年姜文演完一部中法合拍片，有個法國導演問他：你是你們家第一個跟外國人合作的嗎？姜文說：不，我不是第一個，我父親早就和美國人合作過了。到了2025年，他在臺上講的是另一個版本，父親面對美軍衝鋒，操著南腔北調的英語喊話，給自己壯聲勢。他的發小說，有一部志願軍題材的戲，姜文在心裡惦記了二十多年，想用自己的方式向父輩致敬。

2025年4月，北京國際電影節給姜文開了一場大師班。觀眾問他電影裡的隱喻，他說：我不覺得我電影裡有隱喻，我說的餃子就是餃子。一個月後，他參加理想國讀者日，做《讓子彈飛》的映後交流，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教授劉擎當面問他，這一系列電影裡，到底有沒有政治隱喻。這一回姜文沒有躲。他反問：你生活在一個什麼環境裡，你生活的環境裡帶不帶你說的那倆字兒？……我怎麼能逃離得了呢？那天，他有一句話不止一次地拋給臺下的年輕人：你只關心你能改變的。不能改變的，關心了也沒有用。然而，二十二年前，在新疆的戈壁灘上，他說的是：你必須改變土壤。

2025年7月18日，姜文時隔七年的新片《你行！你上！》上映，講鋼琴家郎朗和他父親的故事，姜文自己演郎朗的父親。騙子投資2億9000萬，上映八天，票房只有8000多萬。鳳凰網文章的標題是：《姜文新片：跪著，也沒掙錢》。片子裡，郎朗的父親騎著摩托車，載著兒子繞著一尊毛主席像轉圈。郎朗一家搬家那場戲，鋼琴吊在半空，小郎朗在吊臺上彈琴，樓下的街坊鄰居跟著琴聲，合唱《瀏陽河》和《保衛黃河》。

郝建的診斷，拿姜文自己這一輩子去對，一處一處都對得上。捱了母親的打，他認定是自己有錯。捱了電影局的罰，他接著當政協委員、寫提案。當年說要改變土壤的人，到了六十二歲，勸臺下的年輕人別去關心改變不了的事。體制罰他從來不是因為他不忠誠，是因為他不聽話。1994年他拎著斧子保下了《國際歌》，2025年他讓一街坊的人對著鋼琴唱《瀏陽河》。三十年裡，他心裡崇拜的那個人，沒有變過。好 我今天我們就聊到這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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