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妖醬：陳佩斯封殺央視20年｜他是張藝謀的反面

本期節目梳理了演員陳佩斯從春晚走紅、遭遇打壓、狀告央視侵權勝訴，到離開央視體系後透過話劇重回舞臺的發展歷程。與張藝謀依附體制成為“國師”不同，陳佩斯透過打贏版權官司和建立話劇商業模式，實現了不依附權力而獨立創作，重新定義了演員與國家電視臺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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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大家好，我是愛思考、重邏輯的妖妖醬。

上週五，我們講張藝謀。在他早期的電影中，他的本事是把作家的文學作品變成顏色、構圖和場面。後來，資本要奇觀，他就造奇觀；中共要盛世，他就把服從、秩序和領袖意志做成盛世。他用同一套匠人本事，不斷投靠、依附強大的體制，換來了“國師”這個名頭。

陳佩斯走了相反的一條路。1984年，央視春晚讓他一夜之間家喻戶曉。15年之後，1999年，他和朱時茂把央視告上法庭。官司贏了，人卻從央視消失。

你隨便可以對我們說呢，我也對他們說一次呢。

很多人說呀，陳佩斯被央視封殺了二十多年。然而，我們梳理了陳佩斯20多年走過的路和幹過的事發現，卻發現恰恰相反，是陳佩斯封殺了霸道的。

媽，20年，以為你了不起了，改寫高興了。你現在不是講民主了嗎？那民主是你講的。一人做是以人的，可你沒關係，你不要忘記。你說我的兒子都找不到他一花錢就陷的人。

陳佩斯第一次認識威權的壓迫，是他和他父親的遭遇。他的父親陳強是新中國第一代著名電影演員，白毛女裡的黃世仁、紅色娘子軍裡的南霸天都是她演的。因為按壞人演的實在是太深入人心了，陳強成了全中國人民熟悉的反派。後來，他又被評為新中國二十二大電影明星。

然而這些榮譽並沒有保護他。文革開始之後，陳強很快就被打倒，每天出去挨批鬥。回來時，白汗衫上留著一道道血印。那1年，陳佩斯只有十三歲。他後來回憶，父子倆從此看透了榮譽有多虛：國家今天可以把一個人捧上臺，明天也可以用同一套方式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幾隻腳。

這段遭遇沒有馬上把陳佩斯變成反抗者。十五歲那年，他去了內蒙古建設兵團。到了那兒，頭等大事就是吃飽飯，在兵團是吧？所以進入這個藝術圈是能夠回城的。一個童星的回城和有飯吃，他每天抬沙子，想吃一個饅頭，要走幾十裡的路，還不一定能買得到，他長期捱餓。所以他後來的小品吃麵條裡那個對著空碗狼吞虎嚥的人，並不全部都是演出來的，他是真的餓過。

為了回城，也為了吃飽飯，陳佩斯先後報考了北京軍區文工團和總政話劇團，都被刷了下來。理由也很直接，長相太普通了，河北、河南隨便一抓就是一大把。最後還是陳強託老朋友田華幫忙，他的兒子才進入八一電影製片廠。

這個貫穿動作表現你們書店如火如荼差的戰鬥生活，場里正缺演匪兵、流氓和地痞的人。陳佩斯這張臉啊，終於是有了用處。進了八一廠，每個月有四十五斤的糧票，一盤六分錢的鹹菜，他能一口吃五個饅頭。所以陳佩斯早年的選擇一點兒都不浪漫。他靠父親的關係進了體制，也靠體制擺脫了飢餓。一份正式工作、一疊糧票和一個北京戶口，對他來說，首先是能吃飽飯。

1979年文革結束。不久，陳強和兒子陳佩斯一起拍了電影瞧這一家子，這是陳佩斯第一次得到的重要角色。為了演好片中的二子，他把人物分析寫滿了一面牆，連說話和動作都一項一項的列出來。電影拍完了，陳強對兒子說：“你就演喜劇吧，老百姓活的太苦了，需要有人讓他們笑笑。”

陳強剛從文革裡熬過來。那十年，政治先把人分成敵我，文藝再告訴觀眾該恨誰。父子倆卻在這個時候選擇了喜劇。他們不想再教觀眾怎樣咬牙切齒，只想讓人笑一會兒。

他怕名著站在明處，怕。我緊張，對，就是他老佔著積極號的躲的那兒，然後呢，那個那個看完以後，他有時候實在忍不下去了，人物客人的之後說怎麼變成這樣了呢？就出來了。

陳佩斯由此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演的總是小人物，沒工作、沒地位，沒什麼體面，經常自作聰明，最後又把事情弄砸。改革剛剛開始，中國人突然發現，銀幕上的普通人不必承擔宏大使命，也可以忙著找工作、做生意、談戀愛，甚至出洋相。

也行，你敢做你就別笑了。

電影讓陳佩斯出了名，但是他的名氣啊，還沒有到全國觀眾都能認出他的地步。那個更大的機會很快從央視來了。

照明組，咱們這個演員的表演區在是觀望這兒把好。什麼是好？

小品《吃麵條》最初不是為春晚寫的。陳佩斯和朱時茂都在八一電影製片廠。朱時茂剛剛演完牧馬人，濃眉大眼，是當時標準的正面人物的形象。陳佩斯卻總演小混混和待業青年，兩個人站在一塊兒，不用開口就已經有了主角和配角的差別。

他們私下搭檔出去演出賺點外快，吃麵條的前身就是在這些演出裡一點一點磨出來的。朱時茂演導演，陳佩斯演一個前來試戲的群眾演員。導演讓他演吃麵條，他面對一隻空碗，一遍又一遍的吃，導演不停的重來。他呢，則從狼吞虎嚥吃到了撐的，根本直不起腰來，最後看到麵條就想吐。

這個小品沒有，不僅沒有面條，也沒有什麼大道理，笑聲啊，全靠人物關係。導演掌握著權力，演員為了得到一個角色，只能服從導演。一句再來一遍，他就得繼續往肚子裡塞並不存在的麵條。

春晚導演黃一鶴聽說這個節目效果很好，把他們找來試演陳佩斯和朱時茂。演到一半，下面突然沒了動靜，椅子還空了一大片，兩個人以為自己演砸了。後來才發現啊，觀眾都笑的蹲到了地上。

可到了除夕直播前，吃麵條能不能上仍然沒有定下來，因為有人擔心這個節目只能讓人笑，卻沒有教育意義，會不會出政治問題。最後黃一鶴說，出了問題由他承擔，節目才得到放行。

今天看這種擔心很荒唐啊。一個人對著空碗吃麵條，究竟能犯什麼政治錯誤呀？可在當時，笑本身就需要批准，文藝必須承擔任務。觀眾為什麼笑，笑完以後受到了什麼教育，都應該說得清楚。吃麵條偏偏什麼也不教育，它只讓人看見一個小演員怎麼被導演折騰得死去活來的。

1984年除夕，陳佩斯捧著空碗登上了春晚。第二天早晨，一個老街坊路上看見他，說昨天那節目不錯。全國觀眾就這樣認識了陳佩斯。

央視給他的遠不止一次演出。在那個電視節目屈指可數的年代，幾億人除夕夜守著同一個頻道，只要在春晚站上十幾分鍾，第二天就有人認得了。此後很多年，陳佩斯和朱時茂成了春晚最重要的喜劇搭檔。他們也把兩個人的外形和身份上的差別是用到了極致。

神氣什麼？說實在的，到了舞臺上，那還得看誰有戲。

在小品主角與配角里，陳佩斯不服氣，說自己怎麼總演叛徒，非要和朱時茂換換角色。於是呢，陳佩斯穿上了軍裝，戴上帽子，努力挺直腰板。可無論他怎麼擺姿勢，觀眾一眼就知道他還是那個叛徒。而朱時茂換上他的衣服，仍然是像個正面人物。

掐腰幹什麼？小鬼，是誰？信小鬼呀？

陳佩斯最後氣急敗壞的喊：“沒想到啊，沒想到，你朱時茂這濃眉大眼的傢伙也叛變革命了。”後來網路上不斷引用這句臺詞，大家笑的不只是那張臉。那套革命電影早已教會觀眾，什麼面相的人忠誠，什麼面相的人是叛徒？濃眉大眼，天然正確；賊眉鼠眼，天生可疑。陳佩斯把這套中共使用了幾十年的嚴肅的政治臉譜搬到了小品裡，讓觀眾在笑聲中品出另外的味道。

讓我害怕你不愛吃這茬。這是夢，抱著我也要害怕了。

在小品警察與小偷裡呢，他更進一步。陳佩斯演的小偷為了給同夥放風，穿上警服冒充警察。演著演著，他還真把自己當成了警察，開始訓斥別人。最後被抓時還委屈地問：“我是小偷，我怎麼會是小偷？”一件制服就能改變一個人怎麼看待自己，也能讓周圍的人立刻服從他。陳佩斯的小人物總是在權力邊緣打轉，他們想借一件衣服、一個頭銜或者一個舞臺，把自己變成人上人，結果卻往往露出更大的荒唐。

可在上直播舞臺之前，節目怎麼拍，哪些內容必須刪，還是央視說了算。央視需要陳佩斯的笑聲，卻沒有把他當成平等的創作者。

1988年，陳佩斯和朱時茂準備《狗娃與黑妞》。他們想用拍電影的辦法，先拍，再把不同的場景接在一起，不再受直播舞臺的限制。這個方案被拒絕了。後來他又做警察與小偷，他們再一次又提出了類似的想法，可是還是沒有被接受，前面一段過場戲都被刪掉了。

據陳佩斯回憶，經央視一改，作品至少縮水了一半。每次爭到最後，問題都落在同一個點上：這個節目由誰做主？陳佩斯和朱時茂花了1年時間構思、試演、修改，而到了央視，最後怎麼拍、刪什麼，仍然輪不到他們自己決定。

到了1998年的《王爺與郵差》，爭執讓已經已經從刪戲變成了臺上的難堪了。

上臺前，工作人員給朱時茂安裝麥克風，因為他穿著長袍掛麥比較麻煩，工作人員圖省事，就把麥克風別在了衣服外面。結果呢？演出開始不久，麥克風就掉了。為了讓觀眾聽見朱時茂說話，陳佩斯只能一直往他身邊湊，而朱時茂呢，則幾乎是靠嘶吼完成了表演。他們為劇情準備的音效，在彩排的時候，音效都已經裝進了伴奏光碟裡，可到了直播的時候，卻一個也沒響。陳佩斯後來回憶說，那個地方已經沒有創作氣氛了，每個部門都有人以爺自居，誰也摸不清一個普通助理後面站著是誰，演員也不敢輕易得罪。還有人提醒他們，後臺不只講專業，也要會打點關係。陳佩斯和朱時茂不肯，他們認為把作品做好就應該得到專業的對待。全國最受歡迎的小品搭檔登上全國最大的直播舞臺，卻連一隻麥克風和幾個音效都無法保證，他們要在億萬觀眾面前承擔成敗。後臺裡，一個握著小權力的人，卻能讓1年的心血當場落空。陳佩斯說，春晚已經不只是一臺晚會了，而是一個體制、一個體系。他和朱時茂從臺上下來，就決定不再上去了。

春晚這條路斷掉以後，陳佩斯原本還可以靠電影，可是電影這條路也是問題重重。1991年，他成立海南喜劇製作有限公司，後來又改名大道影業。他不想再拿著劇本到處求別人了，他打算自己投資、自己拍攝，把創作權掌握在自己手裡。這是中國電影剛開始市場化的年代，民營公司可以出錢拍電影，卻很難獨立進入發行系統，陳佩斯的電影必須掛靠國營電影廠，拍完之後還要一家一家的跑影院。他拍的片子不一定賠錢，可賣出去的錢卻很難完整的收回來。陳佩斯後來舉過一個例子，《太后吉祥》這部電影在石家莊紅星影院每天七場，場場滿座，影院最後呢，卻只向他報了三場，其餘四場的票賣了，觀眾也進去了，製片方的賬卻沒有顯現出來。為了查票房，他只好派人去各地的影院盯場。一個拍電影的，最後卻把精力用在數每天究竟放了幾場。大道影業連續拍了多部電影，每一部看上去都有票房，公司的資金鍊卻總是斷。最緊張的時候，孩子一百多元的學費都會拖上幾個月。公司的車要給劇組用，他自己出門連計程車都捨不得坐，只能找更便宜的面的。

春晚和電影看著是兩回事，陳佩斯碰到的卻是同一個問題。在春晚節目由他創作，怎麼改怎麼播，由央視決定，而在電影市場，錢由他出，放幾場、報幾場，則由國營發行公司和國營影院決定，風險歸他，決定權和收入卻都掌握在別人手裡。1998年以後，陳佩斯不再上春晚了，電影公司又背上了債務，全國觀眾看見的是一個喜劇明星慢慢消失，而他自己面對的卻是兩條路同時走到了盡頭。

就在這時，他在市場上看見了一套光碟。隨便可以對我們說呢

我也對他們說一次呢？

而代價很大了

後悔不後悔光碟裡收錄了《吃麵條》、《拍電影》、《警察與小偷》、《主角與配角》等八個小品，封面上印著的是陳佩斯和朱時茂，裡面裝著的是他們多年創作和表演的作品。光碟已經公開出售了，兩個人事先卻完全不知情，也沒有同意過。出版發行這套光碟的正是央視下屬的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這家公司當時由央視全額投資，賣的是央視的春晚節目，用的也是央視錄製的畫面。在1999年的中國，陳佩斯告這家公司就等於是在告央視。陳佩斯和朱時茂先去交涉，沒有結果，節目在央視演的也由央視錄製，對方就認定自己有權出版，至於兩個演員怎麼創作、排練了多久，並不在考慮之內。排小品時，創作者要服從導演組，節目播出之後，作品版權又可以由央視體系自行處置。演員因為央視出了名，便像是連人帶作品都歸了央視。陳佩斯和朱時茂決定起訴他們，要求停止侵權、公開道歉，並索賠166萬多元。

2000年12月6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法院認定央視擁有春節晚會的整體著作權，但這不等於陳佩斯和朱時茂失去了對小品的著作權和表演全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構成侵權，必須停止發行、登報道歉並賠償兩人33萬3293元。電視總公司不服，又提出上訴，後來又主動撤回。2001年4月，北京市高階人民法院准許撤訴，一審判決生效。

判決講的是版權，可當時一位央視導演在接受採訪時卻把這件事講成了恩情。他說，許多演員都是靠春晚紅起來的，現在呢，又反過來告央視，有點不講情理。按照這種人情，只要央視讓全國人認識了你，你就欠它一筆永遠還不完的債。你的節目可以被修改，你的作品可以被出售，你即使不滿意，還應該記住是誰讓你紅的。國家平臺把一次正常合作說成恩賜，再拿這份恩賜要求個人放棄權利。很多中國人對這種關係並不陌生，單位給了你工作，領導提拔了你，組織培養了你，於是你擁有的一切就不再完全屬於你自己了。你一旦要求按照規則辦事，馬上就會有人問你你怎麼這麼不懂感恩？陳佩斯偏偏不肯認這筆賬。判決出來之後，他說對方可以隨便對他說No，他他也要對對方說一次No。他知道這個代價很大，但不後悔。陳佩斯說自己不是一個戰士，也很討厭跟人對抗，只是有些事兒不能含糊，要是每個人都預設強權有理，將來被後人責怪的，就不只是那個掌權的強人，也包括所有默默接受的人。

代價很快就來了。2000年12月，陳佩斯公開說央視不會下發一份寫著封殺陳佩斯的檔案。所謂軟封殺，就是許多央視導演不再向他們發出邀請。電視總公司隨即否認，稱兩人不上春晚是因為沒有合適的節目。央視總編室和文藝部接受記者詢問時，一個說不知道，一個說無可奉告。這正是軟封殺好用的地方，它不需要誰下令，只要電話不再打來，其他單位看著央視的臉色辦事，結果就已經發生，而且沒人需要負責。《王爺與郵差》結束時，陳佩斯已經決定不再回去了。

版權官司以後，雙方又都關上了門。春晚沒有了，電影公司又揹著200萬元左右的債務，光靠硬氣還不了債，他必須找一條不靠央視也能掙錢、還能繼續創作的路。後來網上流傳出一個很勵志的故事，陳佩斯因為得罪央視，走投無路，只好帶著妻子到北京郊區承包荒山，種了兩年石榴，賺到30萬元，再拿這筆錢排話劇，終於東山再起。聽起來啊，這正是一名名人落難回家種地，最後又靠雙手翻身的勵志故事。可陳佩斯自己說，大部分情節都是編出來的。那座山，是他早些年響應綠化號召承包的，他花了近百萬元僱當地村民看護山林，也常在那兒躲清靜、寫劇本。四十五度的山坡，石榴很難成片種活，更談不上靠它賺出排話劇的錢。最後養活他的不是石榴，而是一張張話劇票。

2000年前後，大道公司必須轉型，有人建議他拍紀錄片，有人呢，想做別的影視專案，陳佩斯最後決定回到劇場。那個時候的話劇市場很不景氣，很多劇場靠單位包場和贈票維持，普通觀眾很少自己買票看話劇。陳佩斯到一些省級的話劇院演出，走進後臺，先聞到的是尿騷味，演出前，先得把廁所打掃出來，才能收拾舞臺。可是，即便面對這麼多的困難，他還是選擇了話劇，因為一部戲的製作成本只有幾十萬到一百多萬元，他自己還承擔得起，不用再四處找投資，更不用把作品交給投資人決定。

2001年，大道公司拿出了大約120萬製作了話劇《托兒》，陳佩斯演一個婚介所的老闆，為了騙顧客找來各種婚託，最後連自己的妻子也捲了進去。所有人都在騙人，也都以為自己比別人聰明，最後呢，卻一層一層的穿幫了。首演之前，陳佩斯心裡是沒底的，他已經27年沒有正式演過話劇了，第一次演出時，他緊張得差點忘詞。演完以後，他只給自己打了五十分，觀眾卻十分買賬，《托兒》在北京長安大戲院先演七場，一票難求，隨後又在保利劇院加演，全國各地的演出商開始找上門，檔期很快就排到了第二年。第一輪演到三十多場，投資已經收回來了，後來全國巡演一百多場，票房累計達到了約4000萬。演完以後，陳佩斯哭了。離開電影和電視那麼多年，按照演藝圈的規矩，他早該過氣了，可劇場裡卻坐滿了自己花錢買票的觀眾，這些人都還記得他。過去他要面對央視導演和電影發行商，現在臺下坐著的是自己買票的觀眾，觀眾願意買票他就演，觀眾不願意，他就回去改戲。這回決定他能不能繼續創作的，不再是某位領導，而是這些觀眾。

大道文化隨後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辦法，新戲先在北京演，反覆修改成熟之後再到全國巡演，各地演出商按照保底價購買演出權，票賣得好不好，由當地負責，大道文化不靠票房分賬，也就不用擔心有人把七場報成三場。作品還可以輸出版權，讓當地演員排成方言版。《托兒》之後，又有了《親戚朋友好算賬》和《陽臺》這兩部話劇。到了2004年前後，三部話劇已經走過了四十多個城市，累計票房超過6000萬。穩定的票房讓大道文化活了下來，陳佩斯也不必再靠央視的舞臺養活自己了。央視的優勢是一次性的把演員送到全國觀眾的面前，陳佩斯卻選擇了最慢的辦法，他要自己坐火車、住酒店、搬佈景，一個城市接著一個城市的巡演。過去，他面對的是一個能夠決定他命運的大甲方，現在呢，是成千上萬名用門票投票的觀眾。演出報批仍然是繞不開體制，當時民營公司很難獨立申報演出，他便與國有劇場聯合出品，由國有單位向文化管理部門報批。報批權還是在體制手裡，但體制已經不能決定陳佩斯有沒有飯吃了。陳佩斯後來總結自己的選擇，一個男人離開體制也要能活。他還說，依附大樹向上爬的藤蔓，是卑賤的。他親身得到過體制的好處，八一廠給了他飯碗，央視給了他名聲，如今他要拒絕的是有人拿這些好處當欠債，要求他一輩子服從。

官司之後，陳佩斯和朱時茂再也沒有回到央視春晚。最初幾年，央視不再給他們舞臺，陳佩斯被央視封殺就是從這裡傳開的。可後來央視的邀請又來了，2008年，朱時茂接受採訪時說，官司之後的十年間，央視春晚邀請過他們幾次，他沒有回去，一方面是版權官司傷了感情，另一方面是春晚在他心裡已經不再重要。2012年，陳佩斯也對媒體說，那年7月，春晚劇組邀請他參加籌備討論會，他因為話劇工作太忙，沒有去。這個時候，雙方的位置已經倒了過來，央視發來邀請，陳佩斯先要去看看自己的工作日程上有沒有空。過去他為了春晚臺上的十幾分鍾，從下半年就開始寫本子、試演、修改，家裡的事都要放下，電影的事都要讓路，最後還要等待導演組一次次的審查。陳佩斯形容那種日子很狼狽，整整半年都在為除夕晚上的十五分鐘生活。做話劇以後，他依然很累，一場演出下來，全身的衣服和襪子都會溼透，上了年紀以後，他有一次因為失鹽過多，直接從後臺送進了急診室。可這種累和春晚的累不一樣，戲是自己的，觀眾是自己一張票一張票找來的，演的好壞都由自己承擔。

2015年，陳佩斯執導並出演的電視劇《好大一個家》在央視一套播出，闊別多年，他再次走進了央視老樓。他對央視仍有感情，也承認自己的電視劇能在那兒播，是沾了這個平臺的光，可這一次，他帶來的是自己執導的完整作品，央視已經從他的飯碗變成了一個播出平臺。2020年，央視宣佈陳佩斯擔任金牌喜劇般的首位導師，節目在2021年播出，這是他二十多年後再次站上央視的綜藝舞臺。剛發體現為

戲弄權威這個套路

到今天我們還在經常地使用郭德綱和英達就坐在旁邊，他在導師席上挑選學員，也給年輕的演員講喜劇。他第一次上央視時吃麵條，到了除夕還在等待領導決定能不能播，再次回來，他已經成了節目請來傳授經驗的人。陳佩斯在節目裡一點兒也不討巧，別的導師忙著活躍氣氛，而他經常把一個表演拆開，講人物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包袱為什麼沒有從處境里長出來。有一次他給學員上課，他這一講就是六個小時，全程站著，年輕學員坐著眼皮打架，工作人員也催他加快，可他還是要把話講完。央視還是那個央視，陳佩斯手裡卻有了別的選擇。過去央視可以把他晾在一邊，也可以一通電話叫他回來，現在央視只能和他談合作了，不能再拿飯轍壓他。

這一點與上一期講的張藝謀正好相反，張藝謀不斷證明自己能為更大的權力完成任務，換來更大的舞臺和更高的位置，陳佩斯則用一場場話劇證明，沒有最大的舞臺，他仍然可以活，仍然可以創作。他還沒有重新回到央視，就把這些年嘗過的滋味和人生感悟寫進了一座戲園子到底會

覺得他是？

熊熊說了沒有？

聽清楚了2013年前後，陳佩斯找來編劇毓鉞，想做一出關於京劇的戲，兩個人那把故事放在北洋軍閥混戰的年代寫了1年多。2015年，話劇《戲臺》在北京首演，後來又在全國巡演了數百場，10年後，陳佩斯又把它拍成了電影。故事從一場軍閥混戰開始，紅大帥打跑了黃大帥，佔領了北京。洪大帥不懂京劇，卻點名要看名角。名角金嘯天演《霸王別姬》，正等著看戲呢，一個送包子的夥計大嗓兒闖了進來。大嗓兒喜歡唱戲，嗓門很大，唱得卻荒腔走板。洪大帥沒有見過真正的金嘯天，結果就把這個送包子的大嗓兒認成了名角。所有人都知道大帥是認錯人了，卻沒有人敢告訴大帥。一個送包子的，當然不會因為大帥的失誤變成京劇名家，可真假不再由事實決定了，大帥說他是金嘯天，他就必須是金嘯天，大帥說這叫《霸王別姬》，全戲班就得把這場戲演下去。大帥還嫌楚霸王的黑蟒不好看，要求換成紅袍，戲班呢找不到霸王的紅袍，只好拿出了《法門寺》裡太監劉瑾的衣服披在了楚霸王的身上。臺下坐著一個能殺人的人，臺上的戲便只剩一條規矩，讓臺下的那個人高興。

啊陳佩斯在電影裡演班主侯喜亭，戲班幾十口人要吃飯，臺下呢，又坐著拿槍的軍閥，他只能點頭哈腰陪笑，在真假笑之間是來回遮掩，儘量讓所有人都把戲順利演完。侯喜亭先要保住的是飯碗和人命，他會怕、會妥協，也會低頭周旋，可他仍然分得清真假，沒有把自己的判斷也交出去。電影最後，真正的金嘯天總算是穿上霸王的戲服，走到了臺前，堅決不肯按大帥的意思改戲。舞臺上於是出現了兩個霸王，一個是真的名角譏笑天，另一個是被權力認定的假霸王。洪大帥分不清真假，手裡的槍卻能決定誰能繼續唱。鳳小桐是戲班裡的男旦，最後投河了，他守著自己對舞臺的信仰，不能接受這座戲臺被權力隨意踩踏。陳大愚後來解釋，鳳小桐代表的是一種內心的抗爭，面對踐踏到底要不要反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拍攝大帥逼迫戲班改戲的那場戲，是後臺已經是亂成一團了，原本在臺上扮神仙的演員為了躲避槍聲，跪成一片。陳佩斯坐在監視器前，看著這些神仙向權力下跪，突然悲從中來，他說每個人都有不可侵犯的信仰和尊嚴，戲班代表的是一座精神家園，演霸王就應該有霸王的精神，不能因為大帥拿槍指著誰，就讓做什麼就做什麼。

陳佩斯在央視經歷過同樣的痛苦，洪大帥不懂戲，卻能改戲，央視的那位導演沒有寫過他的包袱，卻認為是央視把他捧紅的，所以他的作品也應該由央視處置。給了舞臺的人，很容易把臺上的人當成自己的。陳佩斯會掛靠、會報批，也會再和央視合作，他願意合作，他不接受把合作變成人身依附。央視讓他變成了全國知名的明星，這份情他認，可排練時一句話就能推翻演員1年的打磨，節目播完之後又能把作品拿去出售，這就越過了他的底線。版權官司從那套光碟開始，最後爭的是一件更基本的事，作品歸誰，人又歸誰？

央視不再邀約以後，陳佩斯要是沒有獨立的收入，那句不很難撐上二十年，是劇場養活了他，央視也就失去了支配他的辦法。陳佩斯靠劇場活了下來，還沒有停止創作，等央視重新發來邀請時，國家電視臺再強，也只能發出邀請，演員再弱，他也有權拒絕。他願意去就去，不願意去，自己的戲臺可以照樣開鑼。回頭再看《戲臺》，這部話劇最狠的不是洪大帥把霸王趕了下去，而上霸王繼續唱，再給他穿上一件太監的紅袍，名角而沒有換，戲臺沒有拆，鑼鼓照樣想可人的尊嚴和戲裡的是非已經被權力換掉了。陳佩斯守住的就是不穿這件紅色的太監衣服，作品歸自己，人也歸自己。在他和央視的這段關係裡，是他先關上的門，後來又由他決定什麼時候開門，這才叫陳佩斯封殺了央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