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妖醬：王朔為何罵白巖松是“肉喇叭”？

本期節目回顧了白巖松從1993年進入央視《東方時空》、經歷央視新聞“小陽春”到輿論監督收緊的心路歷程。分析了他如何從一個具有銳氣的新聞人，逐漸轉變為用理性話語替官方政策吹喇叭、抬轎子的“肉喇叭”，並透過延遲退休、青年失業與三和青年、儲蓄與消費、疫情防控等一系列節目案例，剖析了他如何將官方結論包裝成通情達理的勸告，引導公眾接受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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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大家好，我是愛思考、重邏輯的妖妖醬。在節目開始之前，我們先看一段25年前風靡全網的老影片。這條影片拍於2001年，是央視《實話實說》節目組給新聞評論部年會製作的一部內部諷刺喜劇片。它魔改了蘇聯電影《列寧在十月》，名字叫《分家在十月》。這要擱到現在，恐怕跟郭德綱那段“紫禁城裡靜悄悄”一樣，先被扣上一頂侮辱紅色經典的帽子。回想起來，恍若隔世，真是令人唏噓。片中，新聞評論部和央視的領導，名字後面都加上“諾夫”；一般員工，則在名字後面加上“斯基”。剛才播放的就是片尾的橋段。白巖松斯基”滿口終極關懷，堅信“理性的四環路勝過激情的平安大道”。這是同事們在諷刺坐在鏡頭前的白巖松，總是皺著眉頭，滿口理性，滿嘴金句。連自己都很難照顧 而且是疲於奔命 我還怎麼去撫育下一代？對 正因為有一定的難度 然後你夠他的時候 痛苦與此有關 幸福可能也與此有關。接下來影片中的白巖松和帶隊的發生衝突，他開始自報各種名譽和頭銜，什麼我當過十大傑出青年、主持香港迴歸、澳門迴歸、和總理合過影，和總書記握過手，最後高喊“渴望年老、開頑強快樂、病痛真。這是二十多年前，最熟悉他的央視同事給他畫的像。後來，輿論監督收緊，像崔永元等一批電視名嘴離開央視，隨他的心願，白巖松卻真的早早未老先衰，頂著一頭白髮，繼續皺著眉頭，坐在央視最中央的演播室裡，用上同事當年諷刺過的那套語言技巧和好口條，扮憂國憂民狀，替一項項政策吹喇叭、抬轎子。很多農民朋友一個月滿打滿算能拿下來的所謂 加引號的這種退休金才一百多塊錢 顯然還不夠 包括有很多的代表委員也在提 我們能不能小步快跑 如果從現在開始 每年都證實 10年過去可能就翻倍 我覺得小步快跑是我們應該實現的一個節奏。王朔當年借用廣院學生送給他的外號，稱他作“肉喇叭”。今天，我們就好好扒一扒，白巖松是怎麼一步一步，從央視名嘴變成歪嘴1993年春節剛過，崔永元給白巖松打了一個電話。那時候，白巖松還在《中國廣播報》做編輯，崔永元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主持《午間半小時》。崔永元在電話裡說：“小白，我有個同學在電視臺要辦一個新的節目，你過去幫幫忙怎麼樣？”這個新節目，就是後來的《東方時空》。白巖松不是播音員出身，也沒有一副傳統央視主持人的標準腔調。剛進《東方時空》時，他做的是策劃。有一次，他嫌主持人不會提問，製片人一時間乾脆把白巖松推到鏡頭前，還說：“你怕什麼，節目早上七點播，誰看你啊？”誰也沒想到，這個臨時被推上去的報紙編輯，後來會成為央視最有名的一張臉。

1993年5月1日，《東方時空》開播。許多中國觀眾第一次在清晨看到一檔完全不像《新聞聯播》的央視新聞節目。《東方之子》不只採訪官員，還有各行業精英，《生活空間》把鏡頭對準普通人的日子，《焦點時刻》開始觸碰一些社會議題。第二年，《焦點訪談》開播。再後來，又有《新聞調查》和《實話實說》。今天再看那些節目，畫面粗糙，燈光簡陋，有些主持人甚至還帶著青澀，可它們讓中國觀眾看到了一件過去很少見的事：國家電視臺的記者，真的會拿著話筒去堵一個地方官員，問他為什麼亂收費，為什麼徵地，為什麼讓假貨橫行；沒有官職的普通人，也能坐進央視演播室，按照自己的習慣說話，而不是隻能站在領導背後鼓掌。那幾年後來被稱作央視新聞的“小陽春”。《東方時空》甚至被叫作“電視界的深圳”。我們這邊是有中那個羅漢果 考研的有九千畝的 還有就是金色 我臺賬上種植任務達標 糧食種在地裡還是紙上。不過，這個春天從來不是真正的新聞自由。央視敢監督地方，不是因為記者擁有一項誰也不能剝奪的採訪權，而是因為他們身後站著比地方官更高的權力。敬一丹後來回憶，《焦點訪談》當年像拿著一柄“尚方寶劍”。這句話聽起來威風，實際也把問題說透了：劍是上面給的，上面當然也能收回去。1998年，朱鎔基來到《焦點訪談》，題下十六個字：輿論監督、群眾喉舌、政府鏡鑑、改革尖兵。這是《焦點訪談》最風光的時候。許多觀眾相信，只要把冤屈寫信寄到央視，只要記者肯來，地方上那些沒人敢碰的事情，就有可能被全國看見。白巖松和崔永元，都是在這陣春風裡，用他們的天賦和才能獲得了公眾信任。那時甚至有位抱著孩子的母親，在公交車上聽說身邊坐的是《焦點訪談》記者，馬上起身給記者讓座。今天很難想象，一檔電視節目曾讓普通人相信，記者比自己更辛苦，也可能真的替自己討回一個說法。

1995年年底，27歲的白巖松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渴望年老》。他羨慕白髮所代表的知識、經驗、平靜和寬容，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成為一位看透世事的長者。當時這只是一篇年輕人的人生感想。誰也想不到，“渴望年老”後來會變成央視同事反覆拿來挖苦他的一個梗，因為白巖松越來越喜歡把自己放在成熟長者的位置上，告訴別人什麼叫理性，什麼叫幼稚，什麼叫顧全大局，什麼沒苦硬吃，痛並快樂著。就在朱鎔基給《焦點訪談》題詞的1998年，小陽春很快就遭遇了永久的倒春寒。慢慢長夜一次又一次地呻吟吶喊 這樣的夜晚 除了創造人類 我們還有什麼追求？2003年，敬一丹見到剛剛出任總理的溫家寶，拿出了一組數字：1998年，《焦點訪談》播出的節目中，輿論監督內容佔47%；到了2002年，只剩17%。換句話說，十期節目中原來接近五期在監督現實，四年以後，十期還不到兩期。節目沒有停播，但最可能替老百姓解決問題的那部分內容，已經少了將近三分之二。與此同時，監督現實的方式也變了：早年是被曝光的人私下打電話求情，後來逐漸變成有單位、有級別的“組織行為”。節目能不能播，常常不是記者手裡的證據說了算。這才是央視新聞真正的倒春寒。它沒有在某一天突然拉閘，而是一點一點減少選題，一層一層增加審批，讓記者慢慢學會哪些事最好別碰，哪些人最好別問。

2000年，白巖松出版《痛並快樂著》。書裡有不少個人經歷，也開始形成他後來反覆使用的一套說法：不要被憤怒帶著走，改變需要耐心，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有時還得承受委屈。單獨聽，每一句似乎都有道理。恰好在監督節目從47%跌到17%的幾年裡，這套道理越來越好用。節目每退一步，都可以叫成熟；觀眾每多忍一次，都可以叫顧全大局。同一年，王朔寫文章批評《痛並快樂著》，他借用廣播學院學生給白巖鬆起的外號，叫他“肉喇叭”。“喇叭”兩個字不難理解，問題是為什麼前面要加一個“肉”字？因為普通喇叭只是把檔案念出來，聲音生硬，一聽就是宣傳。白巖松不一樣。他有表情，有人生感悟，也會先說幾句觀眾愛聽的話。他能把上面的意思消化一遍，再換成自己的語氣說出來，冷冰冰的政策經過這張嘴，便有了所謂的溫度。《分家在十月》流出央視以後，上面要求收回光碟和海報，後來的內部年會也不許再惡搞，連同事之間的自嘲都成了禁區。同一時期，崔永元的身體先撐不住了。《實話實說》從1999年下半年開始走下坡路，能談的話題越來越窄，爭議性越來越弱，收視壓力卻越來越大。2002年，崔永元因嚴重失眠和抑鬱離開《實話實說》。他說，這次離開“百分之九十九”是因為生病，他真正放下央視話筒，還要等到2013年。

白巖松也在2003年遇到了自己的選擇。當時他同時擔任《新聞會客廳》《中國週刊》和《時空連線》的製片人。後來他解釋，坐到製片人的位置上，腦子裡總要先想：這句話會不會讓整個欄目被斃掉？這樣下去，自己的表達就會“越來越平庸地安全著”。白巖松很早就知道自我審查是什麼感覺，也知道當一個新聞人首先考慮節目能不能過審，話會說到什麼程度。2003年8月19日，他辭掉了三個製片人職務。他說，再當下去，自己會越來越圓、越來越沒有銳氣。辭職以後，他沒有離開央視，而是繼續以主持人和評論員的身份出鏡。從此，他不再負責整檔欄目的選題與播出，卻仍然保住了鏡頭前最有影響力的位置。2007年，白巖松接受《南方人物週刊》採訪。那次採訪，他把自己的職業選擇說得非常明白。他先講了一句後來很少有人注意的話：講政治也要用講業務的方式講。在他看來，人們反感的不是政治宣傳本身，而是宣傳做得難看。為了說明這句話，他還舉了美國電影的例子，說《辛德勒的名單》和《拯救大兵瑞恩》意識形態很強，但拍得好看，所以值得學習。可這完全不是一回事。《辛德勒的名單》和《拯救大兵瑞恩》有鮮明的價值判斷，但它們是商業電影，要到市場上爭取觀眾，觀眾不肯買票，電影公司就要承擔失敗。黨媒卻首先要對黨負責，黨先把結論定好，再由主持人把這個結論講得好聽，讓觀眾接受。觀眾喜不喜歡，只關係到宣傳有沒有效果，並不會有商業利益。白巖松把商業電影爭取觀眾的本事，和黨媒完成宣傳任務混成一回事，是拿好萊塢給黨媒宣傳貼金。反動中國 誰是它的第一位獲獎者呢？白巖松還回憶，《感動中國》播完以後，主管意識形態的領導李長春專門稱讚，主旋律也可以做得這麼好看。這段話已經把他的任務說清楚了：他研究的不是該不該講政治，而是怎樣把政治講得好看，講得讓觀眾願意接受。

談到輿論監督時，他又說，上下都有這樣的願望，監督才能做成；如果沒有“上面的支援”，根本不可能。他認為新聞要“借力發力”，既順應大家的需求，也順應“上面的需求”。這套話聽起來很周全，也很白巖松，是標準的既要又要。白巖松當然可以替百姓問幾句；一旦兩邊發生衝突，他必須服從的只有上面。所謂“既要又要”，不過是把服從說得體面一些。記者問他，為什麼有人覺得十年前的白巖松更尖銳？白巖松回答，十年前的尖銳“只是解氣”，現在的自己反而“更有效、更有力”，還補了一句：“我就不知道做新聞還有誰比我更尖銳。”這句話很有白巖松的味道。他一面承認監督離不開上面點頭，一面又把那些不會惹來禁令的話，說成中國新聞界最尖銳的聲音。

採訪者接著問，他想沒想過離開央視。白巖松的回答更坦白。他說，錢已經不是最能誘惑他的東西，自己沒有跳槽的理由，要在中國做新聞，除了央視還能去哪兒？鳳凰衛視的落地率沒法和央視比。央視給了他平臺，他選擇央視、堅守央視，才有機會發出自己的聲音。他給這種選擇起的名字叫“守土有責”。他說得很清楚，他留下看中的正是央視無可替代的覆蓋率和話語權。全國出了大事，由他坐在演播室裡解釋，普通記者見不到的人，他可以採訪；別人說一句話很快消失，他的話能透過國家電視臺進入千家萬戶。他還承認，主持人該得到的東西自己全得到了，名譽有了，物質上也不缺錢，他甚至擔心自己會成為“溫水裡的魚”，徹底變成既得利益者。2008年，央視新聞中心重組，曾經培養出白巖松、崔永元、敬一丹和水均益的新聞評論部不再作為獨立部門存在，《實話實說》後來停播，《新聞調查》的播出空間不斷變化，那批人也各自分開，有人出走，有人轉崗，有人退到幕後。白巖松卻在這一年迎來《新聞1+1》。

這檔節目很適合他，他不需要帶著調查團隊到地方堵官員，也不需要拿著證據追到責任人門口。他坐在演播室裡，先播放編輯好的材料，再連線一位官員、記者或者專家。觀眾關心的問題，他可以問得很尖銳；但是誰來回答，回答以後有沒有人當場反駁，下一句會不會繼續追到責任人，都掌握在白巖鬆手裡。新聞評論部這個名字消失了，白巖松個人的評論席位反而越來越穩。

2010年，他出版《幸福了嗎》，書裡有一段往事，很能說明他親眼看見了什麼。9·11襲擊發生後，白巖松和同事以為，這種世界級大新聞總該直播了，得到的通知卻是回家睡覺，不許播。第二天，一位女同事推門質問他：不是說一有大事就能看到你嗎？昨天為什麼沒有你？白巖松給出的安慰卻是：並不是現在不正常，是過去才不正常，他們只是幸運地趕上了那段過去。你看看，這語言技巧，厲害。他知道那扇自由之窗正在關上，屋裡的空氣正變得稀薄，但他轉過身來，卻勸年輕人接受嚴冬才是常態。後來他又替這種常態找到了一個更漂亮的解釋，他說：《新聞聯播》穩住一頭，才換來了其他節目曾經放開一片。

更有意思的是，他在書的前言裡已經寫到，年輕人既要買房、買車，還得在職場上站穩腳跟，這三件事像新的三座大山壓在身上，甚至讓談戀愛也變成了難題。所以，白巖松後來面對年輕人時，不是不瞭解他們的難處，他很早就瞭解，而且寫得相當準確。就在這幾年，崔永元與央視越走越遠。他轉向口述歷史，2012年，中國傳媒大學成立崔永元口述歷史研究中心。2013年，他自己拍片，明知觸犯臺裡的規定，說了一句那乾脆辭了，隨後正式離開央視。1993年，是他把白巖松叫進《東方時空》，二十年後，崔永元離開，白巖松卻反問：有幾個網際網路人擁有我這麼大的話語權？一個把全國話筒放下，一個把它抓得更緊。接下來要看的，就是白巖松拿這隻越來越穩的麥克風，替誰說了什麼。

您好，觀眾朋友，歡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聞一加一。您是願意在什麼年齡的時候退休呢？您是願意早退休還是晚退休呢？2012年7月，《新聞1+1》討論延遲退休，當時這還只是人社部正在研究的政策，網上已經吵翻了。白巖松先說，如果政策已經成了現實，再問老百姓願不願意，其實就只剩下一種回答，因為大家也改不了。假如真的變成現實的話，您是願意呢？還是願意呢？開個玩笑，您覺得怎麼會用三個連續的願意呢？因為我前面藏了一個限定，如果變成了現實，那意味著我們也改不了了。可當時一切尚未定論，所以他邀請贊成和反對的人都來發言：來，我們共同爭論。

那我要六十了，那會不會？我在享受退休生活的10年就斷了呢？等我們老人呢，今年就業可能就會出現問題吧。而且他真的爭論了。他把大家擔心的事情一件一件擺上桌，年輕人會不會更難就業？體力已經下降的人還能不能幹多工作幾年？少領幾年養老金，是不是削弱了勞動者本來應該享有的養老待遇？他甚至替觀眾追問，是不是政府自己的養老金難題解決不了，就想用延遲退休把責任推給老百姓？

節目請來的社科院學者唐鈞還提醒他，養老不能只在保險賬戶裡算幾個人養一個人。一個社會養不養得起老人，還要看這個國家能創造多少財富，又怎樣分配這些財富。白巖松聽完，當場回答：對。他自己也說，願意延遲退休的，往往是坐辦公室、旱澇保收、待遇更高的人；不願意的，往往是體力勞動者和私營企業職工。所以，2012年的白巖松知道，這不只是年齡問題，還牽涉青年就業、職業差別、養老金分配和政府責任。同樣是晚退一年，坐辦公室的人和下井、倒班、爬高的人，付出的根本不是同一種代價。

接下來三年，政策風向變了。2013年的中央決定已經寫入研究制定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政策。到了2015年，央視討論的重點也從要不要延遲，轉成了怎樣延遲，白巖松的嘴也跟著變了。男職工、女職工分別延至六十三週歲、五十八週歲或五十五週歲，延遲退休政策今日落地。2015年3月10日，人社部部長尹蔚民在兩會記者會上介紹漸進式延遲退休。當天晚上，《兩會1+1》把它作為重點話題。歐陽夏丹提到，2013年的一次網路調查中，超過九成參與者反對延遲退休。這個調查不能代表所有中國人，卻足以說明當時公開表達意見的人有多反感，他們反對的不只是多上幾年班。

半個月後，《光明日報》採訪了兩個人。一個是清華大學教授黃松嶺。他說，高校教師年紀大了，專業能力受影響不大，學生又已經成長起來，所以延遲退休對他們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另一個人叫王洪文，是河北一家機械廠的車間工人，當時52歲。他每天三班倒，還要經常爬到高處作業，身體一年不如一年。他盼的不是再多拿幾年工資，只想保住一個健康的身體，好好過幾年退休生活。黃教授晚幾年離開講臺，可以繼續領工資、做研究；王洪文晚幾年離開車間，對他來說，多幹幾年不只是多領幾年工資，還要看身體能不能撐下去。

可在3月10日的節目裡，這兩種人很快被白巖松裝進了同一個我們。歐陽夏丹問他，九成參與者反對，他本人站在哪一邊。白巖松沒有直接回答贊成還是反對，他先說，政策剛提出時，很多人的第一反應都會反對，所以政府才會謹慎；方案還要上報、溝通、協商，不會一下延遲幾年，而是每年延長几個月。觀眾問的是，這件事公不公平。白巖松回答的是，這件事會慢慢做，推得慢一點不能證明政策就合理，只能說明政府知道大家不願意。接著，他替延遲退休列出兩個理由：勞動力將來會不足，養老金的壓力也會越來越大。他承認，延遲退休意味著個人交的年頭多一點，領的年頭少一點，然後馬上補上一句：表面上每個人要犧牲一些，但整個社會將成為更大的受益者。誰多交幾年，誰少領幾年，本來是一筆可以落到具體人身上的賬，一句整個社會受益，王洪文的身體就不見了。繼續反對的人，聽起來不再是在保護自己的勞動權利，而像是隻顧眼前、不顧老人、不顧國家。

然後，白巖松笑著對歐陽夏丹說，我也跑不了了，你那麼年輕，肯定也跑不了了。這句話聽上去很親切，彷彿主持人、同事和電視機前的勞動者是一條船上的人。可白巖松坐在有空調的演播室裡多說幾年話，和王洪文在車間裡多倒幾年班、多爬幾年高，怎麼會是同一件事？有人到了年齡仍然有人請他上臺，有人過了五十歲，連一份穩定工作都很難保住。白巖松說我們都跑不了，正好把誰最辛苦、誰最容易失業、誰又最有資格選擇，全部抹平了。

緊接著，節目打出一個預測：到2050年，職工養老保險可能只剩1.3個繳費人，對應1個領養老金的人。白巖松順著這個數字告訴觀眾，延遲退休雖然會讓個人吃虧，卻是不得已，也是利大於弊。可就在三年前，2012年社科院學者唐鈞已經在他的節目裡提醒，養老不能只算幾個人養一個人，還要看整個社會能創造多少財富，這些財富又怎樣分配。白巖松當場回答：對。可到了2015年白巖松卻說1.3個人養一個人是不得已，是利大於弊。三年前還點頭同意的道理，三年後被他放到了一邊。2015年的節目不再追問政府還有什麼責任，而是告訴觀眾，大家已經沒有別的選擇。

可白巖松還有兩件他沒有告訴觀眾。第一，當時企業職工養老保險並沒有入不敷出，累計結餘超過3萬億元。第二，解決未來的養老壓力不只延遲退休，政府還可以增加財政投入、推動全國統籌。這些事實一旦說出來，觀眾馬上就會問，既然還有別的辦法，為什麼先讓普通人多幹幾年、少領幾年？政府該承擔的責任，為什麼不講？白巖松沒有問，就表明他這不是替觀眾把政策問清楚，而是把反對政策的理由從節目裡拿掉。

2015年稍晚，白巖松出版《白說》，他把自己這些年的處世方法總結成一句話：所有的進步都是妥協的藝術，都是一場談判。可談判至少要有兩邊，兩邊都能說不，一邊制定政策，另一邊只能研究怎樣接受。這哪裡是談判？這只是讓吃虧的人接受現實，再把接受現實說成談判。2016年，習近平公開要求黨和政府主辦的媒體必須姓黨，所有工作都要體現黨的意志和主張，還要讓黨的理論和政策變成群眾的自覺行動。普通宣傳員只會告訴觀眾政策正確，白巖松的本事高得多。他先承認觀眾會吃虧，告訴你他自己也跑不了，等你覺得他跟你站在一起，再搬出老齡化、養老金和整個社會，把一項仍有多種辦法可選的政策，說成誰也逃不掉的命運。三年前，他替老百姓追問政府；三年後，等延遲退休被寫進黨的決定，他轉過身來替政府勸老百姓。

我們現在指望的是房價很低，然後工作到處隨便找，然後一點壓力都沒有，然後只要喜歡的女孩跟他一追求就OK。2017年夏天，天還沒亮，深圳龍華三和人才市場後面已經擠了一兩千個等日結的男人。有人剛從15元一晚的床鋪上爬起來，有人在6元通宵的網咖裡熬了一夜，還有人睡在人才市場門口和商鋪屋簷下。他們大多隻有二三十歲，等著當天結賬的老闆來挑人。一個招工人吆喝，早上八點出發，晚上九點回來，120元當天結。附近最便宜的面只賣4元，當地流傳的說法是，做一天日結，可以玩三天。報道里的馬東地，做日結，一個月幹七八天，總共掙一千二百多元，其中700多元用來吃飯，剩下的錢只夠勉強的付川味費。那時候，躺平還沒有成為全國熱詞，可這些年輕人已經靠日結和最低消費，過起了一種不再相信長期工作能夠改變命運的生活。

2020年12月17日，白巖松到蘭州文理學院演講。那一年，新冠疫情衝擊就業，874萬高校畢業生進入市場；下一屆畢業生又將達到909萬，教育部使用的說法是就業形勢嚴峻複雜。現場一名學生站起來問白巖松，為什麼當代年輕人一邊看著愛國影片，為國家前途熱血沸騰，回到自己的生活，面對就業和生活壓力，又覺得無能為力？為什麼他們對國家的命運樂觀，卻對自己的前途悲觀？白巖松年輕時，有沒有過這種矛盾？這個學生問的是，在國家不斷發展、民族復興被反覆講述的同時，為什麼一個普通年輕人面對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卻越來越看不到前途？他沒有在問題裡提住房，住房是白巖松在回答時主動說起的。

白巖松顯然聽懂了學生在問什麼。他說，中國人均住房面積接近40平方米，可是大資料不解決個體的問題。他還說，如果國家的發展不能讓個人分享到成果，國家和個人就會出現背離。可是在同一段回答裡，他沒有繼續談國家應該怎樣讓年輕人分享到發展成果，反而告訴學生，只要牢牢地咬住讓自己變得更好，很多問題就會迎刃而解。前面還在承認國家發展沒有落到每個人身上，到了給辦法時，卻只剩下年輕人把自己變得更好。

那名學生已經走下去了，白巖松又補了一段。房價很低，然後工作到處隨便找，然後一點壓力都沒有，然後只要喜歡的女孩跟他一追求就OK。這名學生沒有要求國家替他談戀愛，也沒有說自己一畢業就必須買得起豪宅，他問的是就業、生活壓力和個人前途。白巖松卻把問題改成了低房價、隨便找工作、沒有壓力、追誰誰答應。一個擔心自己看不到未來的學生，就這樣被他說成了什麼都想白拿的人。2021年春天，這段影片在網上傳開，不會吧成了網友嘲諷白巖松的梗。不會吧？不會了，不會是工作隨便找吧？不會嗎？不會吧？

不會喜歡非常壓抑的描摹，不會了不會了，不會有人喜歡。房價很低嗎？不會吧？不會嗎？不會喜歡。你願意追求就。白巖松在6月回應說，節目錄制時還沒有“躺平”這個概念。他還說，面對年輕人時，既要說出他們的困境，也要給他們鼓勁兒，告訴他們天上不會掉餡餅。可白巖松所謂的鼓勁，是把就業和生活壓力改寫成不切實際的索取，再讓學生回去把自己變得更好。“躺平”確實到2021年才成為全國熱詞，但三和青年早已在街頭躺了幾年。白巖松糾纏這個詞什麼時候流行，卻沒有回答那些年輕人為什麼會躺下。到2021年8月，白巖松又說，如果重新回答，他會補上一句，希望國家以讓年輕人受益，看得見希望和擁有公平的方式愛他們。該向國家提出的要求，他後來終於補上了，可在兩次公開回應中，他始終沒有承認那句“不會吧”說錯了。

2010年房價、工作和婚戀，被他寫成壓住青春的“新的三座大山”。2020年，一名學生問個人前途為什麼跟不上國家發展，白巖松卻把最樸素的要求說成是年輕人貪心。到了2026年，他又親口承認：“職場、房價、婚戀，是壓在年輕人頭上的三座大山。”是三萬元人民幣，但是有六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是10001000人在一箇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難。2020年5月28日，李克強在總理記者會上說了一句讓很多人震驚的話。他說，中國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是三萬元，但是有六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們平均每個月的收入只有1000左右。1000放在一箇中等城市，可能連租房都困難。官方後來解釋，2019年收入最低40%的人群，月人均可支配收入大約965元，收入最低20%的人群，只有大約615元。這就是中國高速增長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另一面，宏觀數字很大，具體到幾億人身上，月收入一千元連房租都未必付得起。

兩年以後，白巖松談消費，拿出的也是一個很大的數字。2022年7月18日，《新聞1+1》的題目叫《如何讓消費，像天氣一樣熱》。都知道最近一段時間全國各地非常非常的熱，因此很多人也感慨，咱們的消費要是也能像天氣這樣熱，那就好了。節目最後，白巖松問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專家王微，很多地方的人們日子過得要比過去艱難了，可能工作難找、收入減少，但是居民存款還增加了十萬億，也就是說，並不是大的層面上缺錢。十萬億這個數字是真的，準確數字是2022年上半年住戶存款增加10.33萬億元。問題全在白巖松那個“但是”後面。十個人裡如果一個人多存了一百萬元，另外九個人的賬戶一分錢沒多，總存款照樣增加一百萬元。住戶存款增加十萬億，只能說明錢進了居民賬戶，不能說明錢平均進了每個人的口袋，更不能說明低收入家庭手裡突然多出一筆可以消費的閒錢。就在那一年上半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0.7%，6月份，16至24歲城鎮青年調查失業率達到19.3%。全年統計出來以後，收入最低20%人群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8601元，平均每月大約717元。一邊是幾億人的低收入和接近兩成的青年失業率，一邊是全國居民賬戶合計增加十萬億，誰的錢增加了，增加了多少，正是最應該問的事，白巖松卻用總數得出一句“大層面不缺錢”。

於是節目接下來要解決的，就不再是錢為什麼沒有到這些人手裡，而是大家為什麼不肯花。王微的回答其實承認了問題，她說，就業和未來收入預期不好，會讓人增加預防性儲蓄，疫情也讓餐飲、文化、娛樂等線下消費無法進行。可白巖松沒有順著這兩句話繼續問：十萬億主要存到了那類人的賬戶？對低收入家庭來說，究竟是不願意消費，還是根本沒有錢消費？醫療、養老和教育沒有保障，大家為什麼敢把賬戶裡的救命錢拿出來？這些問題都沒有問。節目最後，他用當時中央政治局的口號收了尾：“疫情要防住、經濟要穩住、發展要安全。”

到了2023年底，促消費再次成為政策重點。12月29日，《新聞1+1》又請來王微，題目是《元旦春節假期，如何促消費》。網上後來瘋傳一段短影片，只留下白巖松一句“有錢，他也不敢花、不願意花”，於是很多人罵他何不食肉糜。這段短影片確實剪聽到白送問著話的時候，用一句成語形容我當時狀態，叫啞然失笑，就是為什麼老百姓有錢不敢花？一大圈提的是有錢嗎？白巖松的完整原話是：“老百姓馬上第一反應肯定是：我沒錢，你得讓我錢多一點，我才能消費。還有一個是，有錢，他也不敢花、不願意花。”把完整原話放回來，問題反而更加清楚，白巖松知道這裡有兩群處境完全不同的人，有人沒錢，有人有錢卻不敢花。王微隨後也談到消費分化，談到穩就業、增收入、個稅抵扣和降低存量房貸利息。表面看，該說的似乎都說到了，可這期節目的問題和答案，幾乎正好照著此前的官方說法往下走。2023年1月，習近平把促消費概括成“有穩定收入能消費、沒有後顧之憂敢消費、消費環境優、獲得感強、願消費”。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一邊要求增加居民收入，一邊要求加強經濟宣傳和輿論引導。中央財辦隨後又提出，要把高儲蓄轉化成消費和投資。十幾天以後，《新聞1+1》把檔案裡的“能消費、敢消費、願消費”，換成白巖松的口氣重新問了一遍。觀眾聽見他替自己說“我沒錢”，卻沒有看見任何負責分配、財政和社會保障的官員坐在對面，解釋政府準備拿出多少錢，先給哪些人，什麼時候給。

跨年後的1月3日，白巖松再次做節目，主動說“有人帶節奏”，還強調這些帶節奏的人首先關心的就是缺錢和沒錢的人。這一次，嘉賓王一鳴把問題說得非常直接，他說，政府、企業和居民分蛋糕的時候，居民能不能多分一點，政府少分一點；居民內部，低收入群體能不能再多分一點。對於受到疫情衝擊的低收入者，能不能發直接補貼，提高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話說到這裡，終於不再是老百姓敢不敢花，而是政府願不願意少拿一點，願不願意把錢直接給低收入者。白巖松也追問了一句：這些都是長期辦法，觀眾可能覺得不過癮，眼前有沒有能夠很快獲得實惠的短期辦法？王一鳴沒有回答補貼怎麼發，也沒有回答政府少拿哪一塊，他把話轉向創造就業、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把蛋糕做大，最後說：“滿意的收入也是幹出來的。”白巖松沒有要求王一鳴回答補貼到底怎樣發，直接接過了“加油幹”這句話，說大家都要擼起袖子加油幹。節目結尾，他又用了一個熟悉的比喻：“大河的水如果多了，可能各家各戶就都成為受益者。”白巖松會提窮人，也會問補貼，可王一鳴一轉向“做大蛋糕”和“加油幹”，他就不再要求對方回答政府準備少拿多少、補貼什麼時候發，節目最後只剩下一個要求：老百姓繼續努力並且恢復信心，把錢花出去。

還有一場節目，最能看出白巖松這套本事為什麼比照本宣科更有效。2022年10月12日，他採訪國家衛健委專家組組長梁萬年，討論為什麼中國仍要堅持動態清零。節目播出前，《人民日報》連續三天發文，要求對動態清零保持信心和耐心，強調“躺平不可取，躺贏不可能”。白巖松的第一個問題，便從“這兩天媒體陸續發表評論”開始，這一次，他問得一點也不軟。他問，疫情已經三年，為什麼還要打持久戰？國外體育場坐滿八萬人，中國為什麼還要動態清零？奧密克戎重症率和死亡率已經下降，為什麼管控反而這麼嚴？經濟代價怎樣計算？恢復正常生活有沒有時間表？他甚至設想，能不能在提高老人接種率、擴建醫院、準備藥物以後，到第二年春天逐步放開。白巖松不是沒有問。問題在於，這場採訪還沒開口，結論已經印在《人民日報》上，又幾乎原樣出現在央視的節目簡介裡。

採訪發生在貴陽隔離轉運大巴事故二十四天以後。那輛車在凌晨載著涉疫居民離開城區，翻進路邊深溝，車上47人，27人死亡，20人受傷。白巖松問梁萬年怎樣計算“代價”，節目卻沒有把這27條人命擺到桌上，也沒有請一位被封控的人、失去收入的小老闆、持不同判斷的醫生或經濟學者坐到鏡頭前。九個問題，最後都由梁萬年回答。他解釋政策，計算生命與經濟的“大賬”，把各地的粗暴封控歸為執行不科學，最後再宣佈動態清零是“最具成本效益”的辦法。白巖松問得越漂亮，越容易讓觀眾覺得這場爭論已經非常充分，你看，所有尖銳問題央視都問了。可央視只安排了梁萬年一個回答者，真正承擔封控代價的人沒有一個坐在臺上。

五十七天以後，12月8日，央視網釋出白巖松的一段影片，他說，“新十條”意味著中國正式邁向結束疫情生活的道路，同時也提醒觀眾，這不等於疫情已經結束，醫療準備、個人防護和老人接種仍然要做。從十月的“必須堅持”，到十二月的“開始退出”，他兩次都把眼前的政策解釋得順理成章，卻沒有在這兩段公開講話裡追問一句，前面的代價該由誰負責。

2023年12月，白巖松接受《南方週末》採訪時說，自己做了三十年主持人，主持詞幾乎都由自己寫，所以“不對的和錯的都罵我就行了，還真怨不了別人”。既然這些話由他親自寫、親口說，就不必再把問題推給提詞器或節目編輯。同一次採訪裡，他承認，自己既推動過1990年代的電視改革，也是那次改革的受益者。他解釋為什麼不離開央視時說，中國的新聞就在央視，他如果還想做新聞，又能去哪裡。他還說，主流媒體要學會講故事，把想講的道理傳播出去。這些話把他的選擇說得很清楚：他要留在央視，也要把主流媒體希望老百姓接受的道理，講得更容易聽進去。

1993年，崔永元的一通電話把白巖松介紹進《東方時空》。2013年，崔永元離開央視，白巖松繼續主持《新聞1+1》和《新聞週刊》。王朔曾經轉述過廣院學生給白巖鬆起的外號：“肉喇叭”。普通喇叭只會重複口號，白巖松卻會先替觀眾說出不滿，再把官方希望老百姓接受的結論，講成一番憂國憂民、通情達理的勸告。正因為他有這樣的業務能力，也曾經得到過觀眾的信任，他替權力說話時才更有欺騙性，也更有殺傷力。

2010年，白巖松在《幸福了嗎？》裡寫過一句更狠的自嘲：中央電視臺這地方，拉條狗進演播室，連播一個月，中國名狗。他還提醒自己，背靠大樹，不能真把自己當成大樹。白巖松當然不是那條狗。狗是被人牽進演播室的，他卻是自己選擇留下來的；狗不會寫主持詞，他會，而且他自己也說，不對的和錯的都該罵他。央視給了他名氣，觀眾給了他信任，他把這兩樣東西都拿去替權力勸百姓認命。這就是白巖松的惡。

評論區裡肯定會有體貼的觀眾會留言，白巖松他身在中國，他能怎麼辦？就同事比，他可以比一下，介紹他進入央視的崔永元，就在央視新聞評論部，王青雷因為追問溫州動車事故，被停職四個月，後來他公開批評央視播放嫌疑人的審前認罪，又被一紙通知趕出央視。柴靜追查強徵土地和司法判決，被調離《新聞調查》，從此不許再做法政監督。再往外看，《冰點》的李大同、盧躍剛丟了主編位置，《山西青年報》高勤榮更是在監獄裡待了八年。我沒有想要求白巖松非得去坐牢，白巖松真正可恥的，不是他沒有當烈士，而是他用他的如簧巧舌，坐在大褲衩裡PUA普通民眾。他本來有更多的選擇，起碼他可以不作惡。今天就聊到這裡。如果這期節目對你有價值，請點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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