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崛起的推手,竟是自由世界?而今共產主義威脅再起!【知定講堂 啟蒙論壇 餘茂春】EP281
餘茂春在節目中指出,白宮將11月1日至7日訂為反共周,以此紀念布林什維克革命109週年。然而當前西方社會出現將共產主義意象浪漫化的現象,暴露出歷史失憶。他分析了西方長期以來的戰略失誤,即誤以為中國是單純的民族主義而非共產主義革命使命,並透過經貿接觸養大了中共這一列寧式政權。如今面對更加精密複雜的共產主義威脅,自由世界應重新找回對意識形態的清晰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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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來到知定講堂的啟蒙論壇,我是餘茂春。一項重要宣告,竟被喧囂淹沒,而變得格外諷刺。11月3日當週,美國把全副心思都放在期中選舉上,慶祝民主黨人的勝選,勝選者當中,還包括幾位公開表明自己是民主社會主義者的人士。而且在大西洋的另一端,法國的群眾則唱起了《國際歌》,這是一首共產主義世界的革命頌歌。就在這片熱鬧之中,白宮的一項宣告幾乎被淹沒了。白宮宣佈,將11月1日至7日訂為反共周,以紀念布林什維克革命的109週年。這一幕格外諷刺,華府才警告,共產主義的危險長久存在,象徵共產革命的符號,卻在西方民主國家再度受到熱烈追捧。
民主社會主義與列寧式共產主義,並不相同,民主黨內部的意識形態,也依然多元。然而,把共產主義的意象浪漫化,卻顯露出令人不安的歷史失憶。共產主義所帶來的苦難與傷亡,沒有任何地方會比中國更加慘重。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成為一場人為造成的饑荒,奪走了數千萬人的生命。「文化大革命」則摧殘了整整一個世代的人。近年來,中國共產黨的審查、保密,以及強制性的防疫政策,更加劇了新冠疫情造成的災難,導致全球超過1500萬人死亡。這些災難都有同一個病根就是:對意識形態的絕對確信。中共的凌駕現實必須永遠正確,這遠比人的生命更重要。
然而,西方最大的戰略失敗,在於長期誤解了中國的共產主義。好幾代美國戰略家、政治人物、學者與商界菁英,都相信一種令人安心的虛構說法:蘇聯的共產主義,是出於真正的意識形態信仰,中國的共產主義,本質上不過是披著馬克思列寧主義外衣的中國民族主義。他們認為,北京的野心來自國家蒙受的屈辱,以及對民族復興的追求,而不是來自一個列寧式政黨,企圖改造國際秩序的革命使命。這種錯覺,連美國反共立場最強硬的戰略家,也深受其惑。他們把中蘇分裂,解讀成中國民族主義戰勝了共產主義國際主義,卻忽略了這場分裂的核心,其實是意識形態鬥爭。
毛澤東譴責蘇聯領導人是修正主義者,指責他們與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和平共存,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統。在毛澤東眼中,莫斯科不願冒險與美國發生核子對抗,正是革命上的怯懦。毛澤東認為,蘇聯已經走向修正主義,對美國軟弱,背叛了共產主義。他發動文化大革命,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防止中國走上同樣的道路。然而,西方戰略家卻以為,中國與蘇聯決裂,代表中國更重視現實的國家利益,而不是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他們沒有看清楚,毛澤東反對蘇聯,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為他對共產主義更加狂熱。
美國後來最重大的戰略失誤之一,正是建立在這個錯誤認知上。華府及其盟友開放市場、移轉技術、鼓勵投資,歡迎共產中國加入全球自由貿易體系,他們以為資本主義會瓦解共產獨裁,繁榮會帶來政治自由。2000年3月,柯林頓總統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學院發表演說,為這種幻想留下了最令人難忘的表述。他說:「我相信,經濟權利和人權可以兼顧,經濟安全和國家安全也可以兼顧,不必二選一。」四分之一世紀後再看,當年的信心錯得驚人,也令人悲嘆。當初主張與中國接觸的美國政治人物、學者和商界領袖,原本以為,隨著中國經濟逐步開放,中共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也會跟著減弱。
結果,北京取得了西方的資本、技術與市場,卻保住了絕對的政治控制,甚至進一步強化。今天人們談到中國,往往稱它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影響大得多的,是它身為世界最強大共產獨裁政權的地位。統治它的是,一個擁有超過一億名黨員的列寧式組織。這個組織的體系,滲透軍隊、政府、大學、企業,以及中國社會幾乎每一個角落。北京已準備好,透過經濟上的依賴關係、軍事恫嚇、科技上的支配地位與政治影響力,向全世界輸出它的共產主義治理模式。這些手段,都已成為共產主義擴張的強大工具。
從毛澤東到習近平,意識形態的一脈相承,依然清楚可見。法國足球巨星基利安.姆巴佩最近引發的風波,就是一個例子。據報,他將毛澤東稱為獨裁者,引來中國的譴責,並被指控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顯然在中國承認毛澤東的獨裁統治,仍然會觸犯意識形態禁忌。習近平恢復了意識形態灌輸,強化黨紀,還運用人工智慧與先進監控技術,迫使人們服從同一套規範。毛澤東對思想與社會控制的執念,如今透過21世紀的科技持續運作。
然而西方菁英仍然沿用大國競爭、「修昔底德陷阱」這些時髦的說法,來解讀北京。他們把中國視為又一個正在崛起的民族主義強權,要求在國際秩序中取得應有的地位。這類解釋,掩蓋了中共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本質。以中國為中心的文明優越感,進一步強化了它的永久鬥爭信條。這套信條,指引著中共重塑國際制度、科技標準與政治規範的行動。在矽谷、華爾街、大學,以及具有影響力的媒體機構裡,中國的威權效率受到讚賞,對人造成的代價卻被淡化。華特.杜蘭蒂(Walter Duranty)曾在《紐約時報》的報導中,替史達林統治下的蘇聯粉飾太平。只要知識界的風潮或商業利益,仍被用來替共產主義的鎮壓開脫,杜蘭蒂的這種作風,就仍在延續。與此同時,那些生活在審查與監控之下的中國一般民眾,在這些充滿讚賞的敘事裡,仍然大多缺席。
「反共周」也讓我們看見川普總統世界觀中,一個重要的面向。他以交易為本的談判風格,與他更廣泛的堅持同時並存:美國例外論、國家主權、宗教自由,以及抵抗威權擴張。在川普領導下,蓬佩奧與盧比歐,以美國外交中罕見的清晰論述,闡明瞭共產主義帶來的意識形態挑戰。無論這項挑戰來自北京,還是哈瓦那,這兩位是自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以來,反共立場最強硬的美國國務卿。這份堅持,必須超越黨派之爭。美國的反共傳統,既屬於杜魯門與甘迺迪總統這樣的民主黨人,也同樣屬於共和黨人。布林什維克革命,發生在109年前,如今它在意識形態上最強大的繼承者,掌握強大的經濟實力、龐大的軍事力量,以及超過一億名中共黨員。而這個繼承者能有今天的實力,自由世界本身,也出了相當大的力。
「反共周」呼籲我們,重新找回對意識形態的清晰認識。正是這份清醒,曾經支撐自由世界走過冷戰。這項教訓如今尤其迫切,因為共產主義的威脅,已變得更加精密複雜、科技更加先進,也更加深植於全球經濟之中。中國共產主義最大的勝利,就是說服資本主義世界,為它的崛起提供資金,而資本主義世界,卻對它的意識形態野心不以為意。自由世界最大的失敗,就是以為自己已經改變中共,然而,中共只是學會了如何利用自由世界,並且改變自由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