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至1953年期間，中國出兵支援北韓，對抗南韓與聯合國軍，成為1949年以後中國參與的重大外部戰爭之一。
美國總統特朗普披露，美國情報單位早已掌握中國共產黨取得約2.2億筆美國選民檔案的情況。相關解密檔案顯示，中國情報機關設立專責單位，對這批資料進行分析和利用，並把彙整大量選民資料的選舉資料庫列為重要情報目標。相關資料被置於中國長期、系統性蒐集外國公民資訊的行動中觀察，事件涉及的重點不只包括選舉安全，也包括個人資料被用於情報分析及其他戰略用途的可能性。
2026年5月舉行的川習會，被餘茂春解讀為暴露了美國外交政策中以幻想取代戰略判斷的危險傾向。他認為，中共利用此次峰會炒作“修昔底德陷阱”等神話，試圖掩蓋其威權本質、國內困境以及對自由世界的敵視。峰會未能解決根本性的意識形態衝突，反而可能加劇了誤判和綏靖。
北京近期針對美國在臺灣、委內瑞拉、伊朗及全球角色等議題，頻繁發出嚴正警告，批評美國行動為危險且不負責任，並稱臺灣為核心利益，透過擴大軍演模擬封鎖，但被分析認為僅是缺乏實質選項的虛弱表現。
自一月初美國在委內瑞拉幾近完美的軍事行動之後，大量解放軍高階將領被消失，包括最高層級指揮人物。三月初兩會期間，26名上將中僅有6人公開現身，中央軍委6名軍方成員中有4人在近幾個月內被清洗，顯示出軍隊內部嚴重的政治動盪。
在秘魯利馬舉行的2024年亞太經合組織峰會上，習近平向美國總統拜登提出所謂四條紅線，涵蓋臺灣、民主與人權、政治制度及發展權利，旨在向美國新政府劃定不可干涉的領域。
因不滿長期嚴格的動態清零防疫封控政策，中國多地民眾爆發罕見的全國性抗議活動，民眾手持白紙象徵言論審查，最終迫使當局對疫情防控政策進行了突然且混亂的逆轉。
美國情報機構早在2001年就已察覺中國在古巴的監聽與軍事行動。蘇聯解體後卡斯楚政權失去靠山，北京趁勢而入將古巴轉變為反美前線基地，並透過秘密協議為其更新裝置。
東德在1989年10月7日還曾舉行盛大閱兵，但由於債臺高築以及領導層支援北京六四大屠殺激起民憤，導致大規模遊行示威。克倫茲接任總書記後因無力迴天且盲目與中共高層握手進一步激化矛盾，最終在不到一年後的1990年10月3日併入西德。
1972年，尼克森在越南戰爭泥潭深陷之際，為尋求成就而訪華，其與中共接觸的初衷是改變中國。然而，在與中共的互動中，尼克森政府逐漸偏離了改變中國的目標，轉而強調“求同存異”，併為換取中共在越南問題上的協助，承諾了臺灣問題上的讓步，如撤軍和建交。這種策略的轉變被認為是中共玩弄美國，而非美國改變中共。
聯合國大會在冷戰背景下透過第2758號決議，決定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席位。該決議在程式和實體上存在嚴重法理瑕疵，且未提及臺灣主權地位，日後成為中共打壓臺灣國際參與的主要依據。
英國前首相邱吉爾在國會演講中指出，《開羅宣言》僅為意向宣告，臺灣主權歸屬已由《舊金山和約》決定，臺灣問題已成為關係多國利益的國際議題，而非中國內政。
朝鮮戰爭於1950年6月開始後，美國、臺灣和中共之間形成了一個長期政策現實：大陸與臺灣被視為兩個不同的政治實體。此後，美國在處理臺海問題時，並未將臺灣地位視為已經由某項國際檔案最終確定，而是持續圍繞兩岸關係、武力使用和臺灣政治前途進行政策安排。
1950年韓戰爆發後，美國第七艦隊設立臺灣巡邏部隊，驅逐艦與主力艦艇持續在臺海例行巡弋，嚇阻衝突並確保臺海對國際航行開放，奠定了長達近二十年的臺海和平。
餘茂春指出，中共自1921年成立以來，透過一系列政策和運動，對中國人民發動了長達百年的內戰與壓迫，將其定義為中國人民真正的百年屈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