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妖酱：彼らが恐れているのは竇文涛ではない｜第19回党大会前夜の奇妙な出来事

本文回顾了凤凰卫视王牌时政谈话节目《锵锵三人行》在2017年十九大前夕突然停播的事件。文章分析了节目从日常播映到被迫下架的全过程，指出其遭禁并非因为某一期节目越界，而是因为其培养了公众独立思考、质疑官方结论的习惯，在政治安全和新闻舆论姓党的高压下，圆桌讨论的空间被彻底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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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大家好，我是爱思考、重逻辑的妖妖妖酱。

2017年9月8号窦文涛许子东、马家辉坐在熟悉的圆桌边 谈电影敦刻尔克 一个是刚刚下课 是吧 一个是马上要上课 是为了敦刻尔克吗？没有播出事故 也没有告别仪式 四天后，官微却突然宣布：“因公司节目调整，《锵锵》暂时停播……后会有期。”同一天，微博搜索“《锵锵三人行》”，只显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搜索结果未予显示”。一起消失的还有《震海听风录》和《时事辩论会》。

如果只是敦刻尔克那一期说错了话 为什么三档时评节目同时被撤，连节目名称都不能正常搜索？一档播了19年的节目，为什么偏偏在十九大前40天消失？今天我们就来寻找撤走这张圆桌的人 他老婆就是彭丽媛了 他说你你要吆喝一会 但你就看嫁给一个什么样的人了 假如说嫁给一个事业有成的人啊 雄心壮志的人 你要真是很有水平的人能驾驭你的人 那就不会这么我的简单人

《锵锵三人行》1998年4月开播。这档后来成为凤凰招牌的节目起点甚至有点偶然 窦文涛刚刚进入凤凰的头2年 一直都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 他模仿当时港台主持人夸张的说话方式 做什么都表现的大惊小怪 后来台里开会，准备做一档每天播出的三人谈话 节目 有人提议让窦文涛主持 会场里竟然响起了笑声 显然当时啊 没有多少人把这个不像标准电视主持人的年轻人当成最佳人选 可刘长乐在会场里问窦文涛自己觉得怎么样 窦文涛刚说我觉得也行 但是就被刘长乐给打断了 刘不想听后面的犹豫 当场就把这事情给定了下来 于是才有了《锵锵三人行》。一个不太像标准主持人的主持人加上两位临场进入状态的嘉宾，就组成了中国电视史上少见的谈话空间

这一回复以后呢 就互动就很生了 不论单身的人就会比较理解 所以我觉得真的这个微博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它是中国公民社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一个媒介

一张圆桌 三把椅子 没有现场观众也不宣布谁输谁赢 节目每天大约二十多分钟 三个人可以谈国际新闻 也可以谈房价、教育、婚姻、电影和街头见闻 这个是桃色新闻 我认为接近女色都算是 那次中国叫扫黄 可是呢 阿姆斯特丹叫红灯区 你说这到底是红还是黄的话题经常从一件大事 拐到一个人的生活，又从生活绕回制度。

窦文涛并不着急证明自己 他还经常装作不懂，问一些观众也想问、却不方便问的问题。有时他会故意说一句世俗甚至有些冒犯的话让嘉宾来反驳 等嘉宾真认真起来 他又退回到主持人的位置 这不是正襟危坐的时政课，也不是主持人拿着标准答案审问嘉宾。他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三个人在镜头前 各抒己见 平视交流同一个问题

梁文道可以讲思想和制度 许子东可以从文学作品谈人性 马家辉可以从香港生活讲个人感受 陈丹青、王朔、任志强、王蒙、冯小刚 还有很多不同背景的作家、记者、学者都曾经坐在这张圆桌旁

中国的新闻评论节目通常是由主持人定调 嘉宾解释 最后再回到正确结论 而锵锵却不要求三个人得出一致的答案 谁也不必代表组织 谁也不必说服谁 这种不整齐正是它最吸引人的地方 从1998年到2017年 它大约播出了5000期 很多中国人晚上打开凤凰卫视 不是为了获得一条独家新闻 而是想听这几个具体的人怎么解释这条新闻

我们这个法律难道还不应该废除吗？很多先进的国家 对吧？包括中国大陆对人类都没有这个了 我们台湾怎么还搞这个通奸呢？

凤凰的新闻比央视活泼，语气也比大陆党媒更接近普通人 又没有脱离中共可以接受的政治范围 有人骂他替政府擦鞋 也有人指责他站在西方立场 刘长乐把这种左右两边都不满意当成凤凰保持多种声音的证明 这种做法给凤凰带来了品牌和广告 也让许多不爱看央视的人觉得，它至少肯“多说一点人话”。《锵锵》正是其中最成功的产品

但凤凰能够出售的开放 始终是由北京决定上限的 地方政府如果不满凤凰的批评性报道 可以用切断当地落地信号相威胁 广电部门不满其中的一句话 也可以让大陆屏幕立即换画面 凤凰卫视在香港播出 大陆的许多地方却可以通过有线电视收看 只要话题进入到敏感区域 大陆转播系统随时可能会切断信号 正在说话的人也会突然消失 屏幕上呢 就换上了黄山风景或者一棵迎客松 等敏感段落过去，圆桌又重新出现。“迎客松”成了凤凰 观众都懂得暗号 有的时候敏感的是台湾选举 有的时候呢 是中共高层 有的时候甚至只是一句没有事先写稿子的话 大陆观众看到迎客松就知道香港那边的节目还在继续 只是自己不能听

而凤凰卫视自己的网页早年也出现过节目被屏蔽 送上迎客松的说法 这是节目制作人员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许子东后来回忆，他和梁文道坐上节目，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想说什么 而窦文涛首先想的却是这档节目还能不能继续播下去 有一次 嘉宾们不断地把话题往敏感区域推 窦文涛还真生气了 这不是因为窦文涛自己没有立场 而是因为他的责任和嘉宾不同 嘉宾说完可以走，主持人还要保证明天圆桌能够继续出现。

微博上你应该能够看到了王立军的名言 说他曾经跟那个部下训话的时候说你们要读书啊 你们现在要读书啊 我读过的书足够把你们火化了 因为你们互换了 我把你们火化了

2011年 窦文涛谈到刘长乐对节目的管理时说 老板多年来很少指定他必须做什么，也很少指定他必须请谁。因为上面如果让创作者“缩一寸”，到了执行层可能就会“缩一尺”。但他也承认 老板会告诉他底线和规则 《锵锵》的生存方式就是如此 嘉宾往外顶 而窦文涛呢 负责把节目往回拉 某一段越界了 转播方就放映迎客松 过后呢 节目还可以继续 到了2017年 审查者不再满足于切掉某一句话 而是认为会不断产生意外言论的节目本身就不该存在 那么，为什么一档已经学会躲避红线、活了19年的节目 突然连周旋的资格都没有了呢？

2017年1月 《锵锵》谈过天津一位摆气球射击摊的老太太。这位老太太啊 她用玩具枪供顾客打气球却因为枪支鉴定标准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案件在网上引发了巨大争议 普通人凭生活常识认为那只是游乐场玩具，司法机关却按照一套普通人事先不知道的标准 把她当成非法持枪者 《锵锵》讨论表面呢 是玩具枪 而真正的问题却是当法律和常识发生冲突的时候 普通人该怎么办？一套没有让公众充分理解的标准 能不能突然把一个摆摊者变成了罪犯？

社会公正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司法的公正 司法不公正等于水源被污染，那这流域可就全完蛋了。

4月节目呢 又讨论四川泸州的一名中学生坠楼身亡 据说网上此类篇文章就说这个孩子是被那个几个官二代官二代有什么县长的儿子什么什么的那个对 那其实按照 如果说传统媒体比较专业的话 马上就可以去调查 现场有没有这个年龄的孩子 现场年龄是多大 对 校长马上就可以把这个真相告诉他 这个真相 那个我自己也是后面几天才知道 那么前面根本就不知道 以为是真的 而我最早看到的真相 我几乎都相信那是真的了

对锵锵来说. 问题不只是某一条传言到底是真是假 而是为什么地方政府一开口 公众的第一反应不是相信 而是怀疑他在隐瞒 这就把一宗地方事件变成了政府整体的公信力问题

5月，《锵锵》又谈到郭利。郭利的女儿曾因三聚氰胺奶粉受到伤害。他向奶粉企业维权 后来却被以敲诈勒索罪判刑5年 出狱后 他继续申诉 最终才改判无罪

他就说，因为这个郭利是因为他学外语的嘛 他就觉得国外很多这种案例嘛 我搞个客户 可口可乐，听说美国会给你赔，恨不得上亿、上亿美元。他可能有点就是咱们人家说太天真了嘛 所以他觉得我上百万要的很正常 而且公司同意了 实际上这时候，公司就有钓鱼执法的嫌疑。他实际上已经开始就告他是敲诈勒索 然后再说，我家赔偿，我赔300万，你来谈吧。他是这样一个过程

节目不需要喊司法不公 他只要把这个过程摆出来 观众就会追问：一个为女儿讨说法的父亲，为什么反而坐了5年牢？企业、警方和司法机关在这件事里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如果没有多年的申诉，错误会不会就被当成正确？

8月这个节目又谈成都的格斗孤儿 一些失去家庭照料的孩子被送到了格斗俱乐部生活和训练 视频公开之后 舆论一边指责俱乐部利用儿童 一边又问把孩子送回原来的贫困环境就是更好的保护吗？

在当地政府就来讲话了 说孩子们都跟我回家啊 我们有政策吧 这个这个进我们那儿的那个收容啊 还是福利啊？什么机构每天有多少钱你们都能吃好的 你们都能怎么怎么 叫政府关心你们怎么叫结果呢？又爆出一个事情 就说这些孩子 听说现在已经有些被强行带回去了 但是呢 你有没有问过这些孩子的意愿？实际上这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孩子 他是强烈强烈的不愿意回去的

这些节目没有直接号召反对中共 也没有把最高领导人挂在嘴边 只是从具体人的遭遇出发 追问责任 让几种解释同时出现 主持人不急着裁决谁对谁错，观众自己做判断。而且它几乎每天都播。一个月一次的深度访谈可以在播出前反复审查 一部纪录片也可以删掉十分钟再送审 《锵锵》却追着当天和前一天的新闻录制 嘉宾范建川曾回忆，窦文涛事前不与嘉宾对答案，也不限制说话范围 真实感由此而来 而风险也由此产生 观众开始信任的不是电视台的台标 而是圆桌边这些人的判断 当他们习惯比较不同的意见 宣传部门就很难再垄断解释权

《锵锵》最让管理者不安的不只是他谈过哪些案件 而是他培养了观众听取不同解释的习惯 而到了2017年 中共已经不准备继续容忍这种习惯了

2016年2月19号 习近平到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调研 随后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 那次讲话留下了一句后来反复出现的话 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必须姓党 这句话宣布了一条原则新闻舆论是党的政治工作 媒体首先要对党忠诚

凤凰不是央视 却也能进入许多大陆家庭 也允许香港和海外嘉宾说得更多 这种有限开放到了媒体姓党的时代 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谁来决定它可以开放到什么程度

2017年5月 国家网信办公布新版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6月1日起施行。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以及社会突发事件的报道和评论都被纳入许可管理 意思并不复杂 讨论公共事务不再只是媒体的业务选择 而是政府发牌以后才准进入的领域

三周以后，凤凰收到第一次直接打击。6月22号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点名新浪微博 AcFun和凤凰网，要求停止视听节目服务，全面整改。凤凰网缺少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确实也是官方理由之一 但同一份通知还点出了两项问题第一 大量播放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时政类视听节目第二 宣扬负面言论的社会评论性节目、时政类社会评论性 这两点已经把目标指的很明确了

第二天 凤凰网公开回应诚恳接受批评 全面清查相关内容 加强管理 并且进一步同央视、新华社等拥有资质的机构合作 这段回应也说明了整改方向凤凰不能再依靠自己的编辑判断生产和传播时政内容，而要更多依附官方机构。同一天 凤凰新媒体还必须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披露这次监管行动 上市公司公告比面向中国观众的公关文字更直接 公告承认 监管通知涉及凤凰没有许可证 也涉及若干评论节目 违反政府监管规定 这份公司文件证明了凤凰新闻的内容问题 不是外界事后的联想 而是凤凰收到的监管要求

整改很快就发生了 凤凰网的相关网络渠道上的锵锵内容被清理 观众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通过凤凰网观看和转发了 《锵锵》却没有马上从凤凰卫视消失 而是又播了两个多月卫星电视不使用凤凰网的网络许可证 那么为什么电视节目到九月份也得停呢？答案是6月只处理了第一阶段 先切断网络上的扩散 而到了9月就要处理节目本身了 六月份 观众失去的是观看入口 而九月份凤凰失去的是一个节目在这两个月中间 又出现了一份几乎是专门针对锵锵三人行节目方法的新规2017年6月30日，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这份通则要求网络视听节目先审后播，专业节目至少由两名审核员完整审看。如果只看这些原则，它其实和过去的审查规定似乎也没有太大区别，但继续往下看，通则列出的几条具体禁区，几乎是逐项击中了锵锵三人行。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几个案例来看锵锵三人行是怎么分别踩到这些雷的。

第一项规定是节目不能进行主观臆测式的评论。2016年5月，二十九岁的雷洋在北京被便衣警察带走，几个小时后死亡。警方说，他涉嫌嫖娼，遭到盘查之后逃跑，并且激烈反抗。家属却发现他身上有多处伤痕，并追问执法记录在哪儿？手机里的位置记录为什么消失？人死之后为什么迟迟没有通知家属？《锵锵》连续两天讨论这个案件，第一期叫《雷某涉“嫖娼”被抓后身亡，过程成谜》，第二期叫《雷洋事件继续发酵，现场细节披露》。嫖娼他也不该死。对对。而且嫖娼无罪啊。对。而且他就是我解释一下。嫖娼违法。对，但不算有罪。他是违反治安条例，那么就算一个事情违法，就算一个小偷偷的东西呢？他是明显的违法了，他不代表他可以受到过分的武力，甚至造成死亡。当官方通报与现场疑点无法互相解释时，嘉宾在节目里必须要根据公开信息复盘，现场判断哪些说法不合常理，哪些说法不可信，再追问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这在正常的公共讨论中叫分析。然而，在中国新的审核标准里，却随时可能被认定为主观臆测。

第二项，是不得以调侃严肃话题为主要内容。这个锵锵就是又踩红线了。2012年底，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的不雅视频被曝光，镜头里的女子名叫赵红霞，他背后还有商人策划的色情陷阱和偷拍视频。一个区委书记倒下之后，更多的官员被牵了出来。这当然是一件严肃的官场丑闻，但锵锵在2013年1月做这期节目时，标题却叫《日落西山红霞飞，赵红霞“枪法”好》。雷政富、赵红霞、官员落马和色情陷阱，全被编进一句民间顺口溜。这就是锵锵的说话方式。它不是拿受害者开玩笑，而是用市井语言拆掉权力的庄严外衣，让一桩原本只能出现在纪委通报里的官场丑闻，变成普通人可以议论、可以嘲笑的公共话题。可在新的审核标准下，这样的节目恐怕又过不了审了。

第三个规定是不得围绕容易引发争议的负面话题展开讨论。2017年，于欢辱母案轰动全国。于欢的母亲苏银霞因为欠下高利贷被十多名催债者围堵，催债者长时间对其辱骂、殴打，警察到场后没有将双方隔离，只说了一句不能打架就离开了接待室。于欢试图跟着警察出去，可又被催债者拦住了。混乱之中，他拿起水果刀刺伤四人，其中一人死亡。于欢一审被判无期徒刑。《锵锵》随后制作了《再谈聊城辱母杀人案》。人的精神生命，比如说我们跟西方的这个司法相比，你会发现啊，在精神损害这个赔偿额上，中国到今天为止啊，低的可怜呢！这就说明在我们的人心里，您这个人的尊严，你精神受的伤害，你精神上受的污辱价值几何呀？这期节目讨论的已经不只是一桩刑事案件了，而是当母亲在自己面前遭到侮辱，儿子反抗到什么程度才算是正当防卫？警察到场却没有制止侵害，应不应该承担责任？一份不近人情的判决究竟是在维护法律，还是在损害法律的尊严？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却是当时无数中国人都在追问的问题。后来，山东高院二审认定于欢属于防卫过当，将无期徒刑改为5年有期徒刑。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二审结果也说明，当初的争论并非毫无意义。但按照新的通则，这期节目都有问题。辱母、高利贷、黑恶催债、警察失职和司法争议，几乎每一个关键词都属于容易引发争议的负面话题。

第四个规定，主持人必须及时批驳错误观点。2017年，格斗教练徐晓冬公开挑战传统武术，并在一场比赛中迅速击败太极拳师雷雷。视频传遍全国，争论很快就超出了武术本身。传统武术到底能不能实战？所谓的太极大师是真功夫，还是一场集体骗局？《锵锵》连续邀请徐晓冬做了三期节目，让他讲为什么要打假，为什么要挑战各个门派，随后又请来太极拳师王占海，连续做了两期，让他回应徐晓冬，并在现场展示了太极。窦文涛没有宣布徐晓冬代表科学，也没有把王占海当成骗子批倒，他把双方啊先后请到同一张圆桌前，让每个人都把话说完，再把判断留给观众。但按照新的规定，主持人不能再只是提问者和周旋者，他必须先确定什么是正确观点，发现错误观点之后，要立即打断，并且予以批驳。这样一来，徐晓冬说话时，窦文涛就必须替传统武术反驳；王占海说话时，他又必须替现代搏击纠错。圆桌不再是讨论问题的地方，而变成了主持人随时宣布标准答案的考场。

雷洋案不能推理，雷政富案不能调侃，于欢案不能争论；徐晓冬与王占海之间，主持人必须判出谁对谁错。四条规定执行到底，锵锵即使还保留原来的名字、布景和三把椅子，圆桌也已经不存在了。这就是为什么它最后没有改版，而是直接停播。

不过，一份行业审核通则仍然解释不了具体的时间。为什么不是6月呢？为什么偏偏是9月呢？因为这时距离中共十九大只剩一个多月了。2017年8月3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中共十九大将在10月18号召开。第二天，央视启动喜迎十九大主题宣传。官方对这类节目的要求写得很直白，要为十九大召开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所谓良好的舆论氛围，就是让新闻和文艺节目围绕同一个政治目标组织内容，集中展示成就，降低矛盾音量，提前处理不能控制的声音。9月7号，网信办又公布互联网群组和公众账号管理规定，微信、微博以及各种群组的运营者都被要求承担更直接的内容责任。第二天，《锵锵》播出最后一期，再过四天，三档凤凰时评节目同时停播。《锵锵》停播距离十九大开幕四十天，凤凰刚经过两个多月的内容整改，央视开始统一宣传议程，几档有影响力的评论节目随即一起消失。这很难解释成普通改版。当时多家媒体引述凤凰内部消息称，停播指令来自广电总局宣传部门，不必举行记者会，也不用向公众解释到底是哪一句话冒犯了谁。公开文件规定方向，内部指令负责执行，电视台在以节目调整对外宣布，公众只能看到结果。

但没有公开的判决书不代表没有禁播。如果真的只是暂时停播，后来就该复播；如果是普通改版，节目名称就不该受到搜索限制；如果是商业淘汰，同时被处理的三档节目不该恰好都是时事评论。凤凰当时确实是有经营压力，但它解释不了这些现象。9月发生的是对凤凰时评栏目的集中清理。《锵锵》不是因为最后一期说错了什么而停，而是因为十九大前的管理者不再接受她可能说出什么。过去一棵迎客松可以挡住一句话，到了2017年，管理者决定把圆桌整个撤走。过去还想利用凤凰的活泼和可信度，同时切掉少数敏感内容，如今政治安全压倒一切，节目魅力反而成了风险。

可是，如果中共真的不能容忍三个人坐下来聊天，为什么窦文涛后来没有消失？为什么圆桌派这个节目还能继续播呢？《圆桌派》在锵锵停播前1年已经上线，同样是窦文涛坐在中间，同样有梁文道、许子东、马家辉等熟悉的嘉宾，同样从个人经验谈文化和社会，节目名称里甚至还直接就写着圆桌二字。《锵锵》停播之后，窦文涛继续录制圆桌派，后来又做了锵锵行天下。他没有从荧幕上消失，也没有完全失去说话的机会。这说明被处理的不是窦文涛这个人，也不是三个人聊天这种形式。

真正的差别在于时效二字。许子东2018年接受采访时专门比较过两档节目。他说《圆桌派》少了一些时效，而锵锵曾经每天把普通人的真实声音传递出来。《圆桌派》是提前录制的季播节目，主题更多集中在文化、生活、情感和个人经验平台，有充足时间审看。《锵锵》却在工作日每天播出，今天发生一宗案件，明天圆桌上就可能开始讨论，官方尚未定调，嘉宾已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宣传系统来说，这两种聊天完全不同。谈读书、旅行和中年焦虑，可以被包装成文化消费，谈一名维权父亲为什么坐牢？公众为什么不相信地方政府就会追到权力责任？《圆桌派》保留了窦文涛的谈话能力，却降低了他介入现实政治的速度。《锵锵行天下》把圆桌带到旅行中，空间看似更大了，政治时效却更弱了。所以停播后的安排是对锵锵的改造，主持人、嘉宾和聊天的趣味都可以留下，必须拿掉的是每天对公共事务做出及时判断的权力。

那张圆桌的危险就在这儿，它让观众看到一个公共事件可以有几种解释，专家也可以被质疑，官方结论也不妨碍人们继续追问。比一句激烈批评更难处理的是，观众听到权威的结论以后，已经习惯坐下来再想一想还有没有别的可能。《锵锵》用19年培养了这种习惯，圆桌上的人会说错，也会跑题，但公共讨论的意义本来就不是保证每个人永远正确，而是权力不能独占解释权。中共宣传体系的要求则正好相反，事实可以很多，解释只能有一个；嘉宾可以不同，方向必须一致。主持人可以幽默，但不能让幽默削弱官方的结论。《锵锵》最深的冲突不是某一期节目碰到了某一条红线，而是圆桌讨论与宣传纪律的冲突。过去，这个冲突还能靠窦文涛周旋，靠迎客松暂时遮挡。习近平要求媒体全面姓党，十九大前又要统一舆论，周旋的空间都没有了。停掉锵锵，也不是因为它在中国最激进，恰恰因为它不激进，它才走进了最大量的普通人的生活。激烈的政治节目，观众一开始就知道立场，锵锵却从电影、吃饭和社会新闻开始，让普通人不知不觉接触到不同的判断和解释。对于一个要求所有媒体服从统一方向的政权来说，这种温和而持久的影响更难管理。

《锵锵三人行》停播以后，后会有期却一直没有兑现。窦文涛还在，许子东、马家辉和梁文道也偶尔会坐回到他的身边，但那档每天面对现实新闻、第二天就可能提出问题的节目却再也没有回来。从结果上看，凤凰卫视当年的处理非常成功。它没有制造一个被捕的主持人，也没有公开宣布政治禁令，节目方只说暂时平台限制了搜索，时间慢慢过去，等观众在其他节目里再次看到窦文涛时，停播造成的冲击也被分散了。这这比公开封杀更有效。以调整名义让节目无声无息地消失，会让制作机构自行收紧尺度，不再等监管部门逐句提醒。《锵锵》的结局向整个行业传递了一个信号，即使没有明显事故，节目已经播了19年，主持人也懂得分寸，可只要保留不可预知的公共讨论空间，就可能被随时终止。制作人不会再问这句话能不能过，而会先问这种节目还有没有必要做。主持人不会等嘉宾越线才打断，而会从选题阶段避开可能引出责任问题的事件，平台也不会等待监管点名，而会优先选择安全可控、能够提前剪辑的内容。一档节目消失以后，留下的不只是节目表上的空缺，还有后来没有被提出的问题。回头看，《锵锵》的19年，它没有推翻什么，也没有改变哪一项政策，只是每天让几个人坐下来，把官方新闻还原成普通人的疑问。这些追问单独看都不惊天动地，长期存在，才会形成公共讨论的空间。2017年被撤走的正是这种公共生活中很小却很重要的一部分好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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