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妖醬：司馬南去哪了？

本影片深入梳理了司馬南從氣功騙局揭秘者、左翼網路紅人，到依託饒謹商業矩陣操弄民粹、圍獵企業的幕後利益鏈，並解析了他在美國買房、偷稅漏稅被罰，最終遭中共官方拋棄的全過程。

影片連結：

完整文字：

Hello，大家好，我是愛思考、重邏輯的妖妖醬。司馬南，本名於力。網上有人叫他“司馬夾頭”。三、四、五、六、七總算沒事吧。他這一生最拿手的，就是看風使舵，左右橫跳。氣功熱時，他拜師練功、發氣治病，想當大師；後來，他轉身揭穿大師，借反偽科學的浪潮成了名人。到今天還有人對這種所謂的江湖把戲 當時叫做特異功能。在我看來呢這件事 有點神仙 在我看來就是小魔術 這些您都會嗎？這在這很簡單 你也會啊。薄熙來當紅，他為重慶唱讚歌；薄熙來倒臺，他替自己找好解釋，接著擁護習近平。反資本能聚人氣，他帶領一眾粉絲，攻擊企業家；中央強調支援民企，他又宣佈擁護。他忽悠自己的粉絲反美，自己卻早就在美國買房置業。幾十年來，他身段柔軟，順風、逆風都能行船，靠一次次變換姿態，吃盡各個時代的紅利，把愛國、愛黨做成了生意。可就這樣一個沒有底線，巧舌如簧、蠱惑人心的意見領袖，最後還是被中共拋棄。今天就來看看，司馬南這樣的變色龍，為什麼最後還是成了中共的棄子。

司馬南有一塊用了幾十年的招牌：中國反偽科學代表人物。很多人因此以為，他從一開始就站在氣功大師的對面。其實，氣功最紅火的時候，他自己也練功、發氣治病，很想擠進大師的隊伍。但還是請您睜開雙眼 看沒什麼大不了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從上到下，氣功成了中國人生活中的一部分。有人號稱能夠隔空搬東西，有人能夠用耳朵認字，還有人宣稱可以向千里之外發功治病。報刊替他們傳播事蹟，研究機構替他們安排測試，一些高階幹部和科學界名人又為他們撐場面。普通人看見的是：領導相信，專家研究，報紙宣傳，那大概真有這麼回事。司馬南那時做過記者，接觸到這些人以後，很快也相信了。他替氣功大師買緊俏商品，跟著大師到各處表演、打下手、找機會拜師，後來還參加了研究人體特異功能的組織。他對大師的本事既好奇又羨慕，練功也很用心，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夠練出來。研究氣功熱的科普作家張洪林，曾經摘引司馬南《神功內幕》裡的自述：他給人發氣治病，開始要用手接觸患者，後來嘗試不接觸；再往後，他讓求治的人坐在辦公室的沙發上，聲稱自己一邊辦公，一邊就能給對方發氣治病。在學習班上，他還請病人上臺，講接受發功治療後的感覺。臺下的人看不見所謂的氣，也沒法判斷病有沒有治好；病人一句“舒服了”，就替臺上的人完成了證明。

司馬南最初接觸 張洪林，也不是慕名來請教科學。他是代表氣功陣營那邊上門挑戰的。按照張洪林的記述，司馬南替氣功師來下戰書，要跟反對特異功能的人較量。雙方談過以後，他的認識才逐漸改變。張洪林後來又把他介紹給於光遠、何祚庥等反偽科學人士。這一步，給了司馬南一個新的去處。他熟悉大師怎樣表演，也知道觀眾怎樣相信。過去在圈子裡學來的東西，正好可以反過來拆穿他們。1990年8月10日，北京舉行一場有關氣功和特異功能的報告活動。司馬南上臺，先擺出大師的架勢，再表演一連串讓人吃驚的本領。等大家看完，他才揭開謎底：這些效果，普通人掌握技巧也可以做到。這非常非常硬啊。但是崔永元能吃 這一塊東西啊。叫海螵蛸，是中藥的一種。俗稱烏魚骨 遠遠看去跟碗碴啊大體差不多 魚目混珠拿起來就把它吃掉了。吃掉了之後呢 它不像碗碴那麼硬 而且還有治胃病的效果。

同樣的表演本領，過去用來讓人相信神功，現在用來讓人相信他看穿了神功。後來的公開報道也留下了他早年練功的記錄。1997年，《世界科學》刊登畢東海的《司馬南的勇氣》，在讚揚他反對偽氣功的同時，明確寫到他過去當過氣功師、做過表演、替人治病，甚至用“大師級”形容他。關於他為什麼轉行，當年的氣功支持者何斌輝給過一個很不客氣的解釋：司馬南想當大師沒有當成，才改做反氣功大師。司馬南從1990年開始公開打假，很快趕上了官方反偽科學的風口。1994年底，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加強科學技術普及工作的檔案，科學界反對偽科學的聲音也在增強。過去分散在報刊和研究者之間的爭論，開始進入公眾視野。1995年，司馬南登上央視的相關節目，還和鄧小平的女兒鄧楠同臺演示所謂意念斷筷。他已經從氣功圈裡想拜師的人，變成全國知名的揭秘者。這股不斷擴大的宣傳需要，把司馬南推到了更大的舞臺。更重要的是，他確實知道怎樣吸引電視觀眾：隔空斷物是真是假，普通人很難靠讀論文搞清楚；他當場演一遍，再揭開訣竅，幾分鐘就能拆掉大師的神秘感。

大家注意。表演魔術的人表演魔術以後 再揭開背後的奧妙 一般又有了大師的神秘感。節目有衝突、有懸念，中央電視臺把表演送進千家萬戶，也把司馬南的名字送進了千家萬戶。反氣功給司馬南帶來的，不只是知名度，也是一份“能夠識破騙局”的信用。後來評論政治和企業時，他沿用了同一套節目辦法：先告訴觀眾，有人在欺騙中國人、損害中國利益，再把自己認定的壞人點出來。名字從氣功大師換成公知、企業家和外國勢力，他扮演的角色始終沒變。既然他揭穿過氣功騙局，觀眾也更容易相信，他能看清政治、看懂企業，還能判斷誰愛國、誰賣國。 可是，從打假明星走到政治評論員，司馬南還要過一道更現實的關：面對氣功大師，他可以追問到底；面對真正掌握權力的人，他還敢不敢堅持自己的判斷？

2003年，司馬南當選北京東城區人大代表。 第一次參加區人大全體會議，會上表決大會主席團名單。主持人問同意的請舉手，他沒舉；問不同意的請舉手，他也沒舉；問棄權的請舉手，他舉了。理由很簡單。他不認識名單上的人，也不瞭解這些人的情況，憑什麼同意，憑什麼反對？那就棄權。按照他後來接受《南風窗》採訪時的說法，當天晚上，好幾撥人找他吃飯、談話。就為這一隻舉起來的手，大家要弄清楚，這個人到底想幹什麼。有人勸他，何必棄權，跟著透過就行了，大會要開得團結、祥和。第二次開會，司馬南不再舉手棄權。他解釋，自己舉不舉手也改變不了會議，還讓團長顯得工作沒做好，再這麼幹沒有意義。

司馬南碰到了人大制度的一處要害：一個代表按自己的瞭解投票，本來再正常不過，在那個會場裡卻會讓人警惕。名單需要全票透過，代表最好提前理解這一點。他看見了規則，也選擇了適應。2009年發表的那次採訪，題目就叫《獨立人大代表司馬南選擇改變自己》。他告訴記者，自己改變不了什麼，只能改變自己。做了幾年代表，他從原來有些看不起基層官員，變成理解、同情他們，進一步肯定這套體制的運作。他為這種改變舉出的理由，是基層事情難辦：公廁難建，電錶難換，官員也很疲憊。最後，他得出的政治結論卻是，中國不能照西方民主那一套來。可是，這些困難能夠證明代表不該按自己的判斷投票嗎？本來需要分開追問的問題，被他一起放進了對現行體制的肯定裡。那個曾經堅持“不認識就不該亂投票”的人，後來拿自己的從政體驗，解釋自己為啥改變初衷。

這種轉變，對司馬南很有用。他既能保留獨立代表、敢說話的個人人設，又能告訴官方：我最後理解了你們，也願意向公眾解釋你們為什麼有道理。他開始越來越主動地靠近權力認可的方向。幾年後，重慶給了他更大的機會。2011年，薄熙來主政重慶，王立軍負責公安系統。唱紅、打黑，讓重慶成了全國政治爭論的中心。這套做法很適合司馬南。他讚美毛澤東，擁護強權治理，也擅長把複雜爭論分成鮮明的敵我雙方。重慶提供了一個看得見的樣板：領導強勢，行動迅速，公開宣傳又把這些行動說成替老百姓出氣。司馬南去了重慶，見了王立軍。 這時司馬南得到的，是接近當紅政治人物的機會，也是能夠對公眾講述重慶的材料與身份。重慶得到的，則是一個有全國知名度、又掛著獨立評論者招牌的辯護人。到了2012年，王立軍進入美國領事館，薄熙來隨之倒臺。

但薄熙來倒臺以後，司馬南並沒有與毛左圈子切割。2012年9月，烏有之鄉舉辦紀念毛澤東逝世的活動，他仍然擔任主持。那司馬南怎樣完成跟薄的切割呢？2013年1月，他上美國之音《焦點對話》表示，薄熙來個人的確存在問題、應當受處理，同時堅持重慶唱紅打黑值得肯定，還把中央沒有批判重慶模式，當作自己繼續肯定它的理由。薄熙來案審判是講兩個問題，第一薄熙來的口袋問題，二、薄熙來身體某部位沒管住的問題。新華社的評論員文章講得非常清楚 這個案子是個案 但是現在有人非要把這件事比方說南方系，就是試圖把這件事情非要扯到另外一個方面去 扯到什麼地方去呢？說重慶的問題的實質是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的原發性病灶。也就是說有些人他們設定的敵人不是薄熙來、王立軍 而是中國共產黨。我想中共中央應該為止沒有就薄熙來事件所涉及到的政治路線問題、思想路線問題而發動任何的討論。而中國共產黨在這方面過去是有傳統優勢的。可以有罪，但並不妨礙重慶模式仍然正確；只要把人物與路線拆開，再把最後解釋權交回中央，司馬南就不必為倒臺的薄熙來陪葬。

新的領導人上臺以後，他又迅速找到了銜接的說法。2013年接受央視閘道器於中國夢的專訪時，他把實現中國夢與捍衛中國根本政治制度聯絡起來；2015年討論毛澤東和文革時，他援引習近平關於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的說法。可見他非常擁護毛澤東之道，就是要借在位領導人的話來解釋。2017年十九大以後，路透社採訪司馬南。他明確肯定習近平強大的領導地位，還用習近平說了多少話、寫了多少東西、見了多少人來讚美他的勤奮。從重慶到北京，司馬南沒有因為薄熙來、王立軍失勢，就丟掉替權力說話的位置。他保留了毛左的姿態，又換上了中央的新口徑。等到短影片時代來臨，這些名聲和姿態還能換成多少錢？

鏡頭裡，常常只有司馬南一個人。

可是，一條影片從選題、拍攝、剪輯，到同時出現在微信、抖音、今日頭條和YouTube，不可能只靠他一個人在家裡完成。

鏡頭背後最重要的人，叫饒謹。

把時間往回拉到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圍繞西藏事件和奧運火炬傳遞，中國網際網路上出現大規模民族主義動員。

饒謹創辦Anti-CNN網站，以反對西方媒體對華報道成名。

這個網站後來改名四月網。

最早聚到這裡的人，有人想糾正西方媒體的不實報道，有人希望中國人在國際上更有聲音。

據《南方人物週刊》的調查報道，2010年前後，饒謹獲得1000萬元投資，把早期社群做成更完整的網站。

這筆投資與李世默及“成為基金”有關。

到了2013年，投資方因為流量不理想停止追加資金，員工又追討工資和社保。

這段經歷讓饒謹很早就明白：只講理想養不活公司，必須讓觀眾不停地點進來。

編輯們也發現，外國人怎樣評價中國、美國大使又做了什麼，比日常的文化和思想內容更容易引起關注。

民族主義不只是一種立場，也是一種能夠反覆召集觀眾的法寶。

2017年，饒謹成立南京聆思，把內容生意從一個網站擴充套件為一批有姓名、有面孔的評論者，再把他們推向多個平臺。

公開資料顯示，最遲到2020年，司馬南已經進入饒謹的運營矩陣。他有全國知名度，懂得怎樣面對鏡頭製造衝突和對立，又已經在政治上找準了安全的位置。

更重要的是，他早年打假留下的信用，可以讓觀眾把他的判斷當成揭露真相。

當時，這套矩陣重點經營的頭牌還是金燦榮。

2021年河南水災期間，金燦榮的賬號出現美國氣象武器造成災害的說法，引發反彈。

金燦榮後來託人澄清，稱相關內容由饒謹團隊操作，並要求更換合作團隊。

同年8月，司馬南停更半年多的抖音賬號突然恢復密集更新。

幾個月後，饒謹控制的“政委燦榮”等賬號陸續改名，金燦榮與饒謹團隊走向破裂。

金燦榮留下的頭牌位置，開始由司馬南填上。

四月華文的招聘介紹，也把這套業務寫得很清楚：公司經營媒體人和專家的全平臺新媒體矩陣，列出的節目包括司馬南頻道、戰忽智庫和李肅論道。

2022年儲存下來的賬號認證資料又顯示，司馬南相關公眾號分別掛在北京中易網天和南京聆思名下。

這些公司的控制關係，都指向饒謹。

觀眾看見的是司馬南在發表個人意見，後臺經營的卻是一套公司化的賬號矩陣。

饒謹給司馬南提供拍攝、賬號和傳播，司馬南則給這套機器提供一張有知名度、也能煽動情緒的臉。

現在只剩下一個問題：什麼內容能讓司馬南這張臉最快地變成錢？

錢來得有多快，饒謹自己講過。

2020年4月底到5月初，“司馬南頻道”兩個星期增加了二十多萬關注。饒謹公佈的後臺資料顯示，這兩個星期的廣告收入，已經趕上旗下另一個賬號“政委燦榮”過去兩年的廣告收入。

這還只是開始。

2021年9月28日，司馬南一條影片拿到八百萬播放。

隨後一個多月，他藉著連續攻擊聯想，抖音增加五百多萬關注，微博增加一百五十多萬，B站增加一百多萬。

一次攻擊帶來播放、評論、轉發和關注；圍住同一個目標繼續追打，又可以把一場爭議拆成一集接一集的影片。

對經營賬號的人來說，讓觀眾生氣，比讓觀眾耐心瞭解事實，更容易獲得關注度和流量。

一家企業為什麼改制，股權怎樣變化，合同裡到底寫了什麼，需要查資料，也需要等待調查。

司馬南卻可以先問幾個更能激怒觀眾的問題：國有資產是不是被人拿走了？中國人的錢是不是進了外國人的口袋？這麼高的工資，普通人答應了嗎？

問題一旦這樣提出，事實判斷就被換成了政治站隊。

觀眾不必看懂賬本，只需要在愛國和賣國、人民和資本之間選擇一邊。

原本需要證據回答的問題，就已經不再重要了。

支援司馬南的人覺得自己在替國家討公道，於是主動轉發、留言、催更；反對他的人為了指出錯誤，也會點開影片、擷取片段、逐條爭辯。

雙方以為自己在打仗，平臺記下的卻是同一組數字：播放量、觀看時間、評論數和新增訂閱。

平臺不判斷誰愛國、誰有道理，只知道這個賬號成了熱點，一場罵戰最後可以按照流量和廣告規則結算成錢。

司馬南團隊收割的，也不只是一次播放。觀眾點下訂閱，關注這個頻道，就成了可以被反覆叫回來的使用者。

今天罵聯想，明天罵阿里，後天再換一個被稱為資本家或外國勢力的目標。

每出現一個新的敵人，賬號就能把同一批人的憤怒重新點燃。

這套生意怎樣分錢，一場沒有談成的合作後來給出了答案。

2022年8月，曾任北京外國語大學副教授的喬木公開說，饒謹找過他，希望他與司馬南一起做節目。

喬木提出拿固定的稅後稿費，饒謹卻堅持按照流量和廣告收入分成。

這不是簡單地請一位學者發表意見，而是在談一項流量生意：出鏡的人吸引觀眾，運營公司製作和分發，最後按照內容賺來的錢分賬。

觀點有人贊成能賺錢，有人反對同樣能賺錢，最怕的是沒人理。

同樣在這套矩陣裡做節目的李肅說得更加直白：他原來做智庫和企業諮詢，跟司馬南合作幾期節目以後，才知道短影片的錢可以“嘩嘩地來”。

廣告之外，政治信任還可以繼續變成商品訂單。

早在攻擊聯想最熱鬧的2021年10月，南京聆思就申請註冊了“南友嚴選”等商標，隨後又有“南友嚴選”公眾號和有贊店鋪。

“南友”不是一個普通店名，它是在告訴購買者：你不是來買東西的陌生顧客，你是司馬南的朋友，是這個陣營裡的人。

普通商家要先證明自己的商品值得購買；“南友嚴選”卻可以先證明經營者與顧客政治立場相同。

觀眾先相信司馬南在替國家把關，再相信以他名字開設的店鋪也會替自己把關。

於是，觀眾剛剛跟著司馬南痛罵資本，轉過身就被帶進他身後公司的購物入口。

他們以為自己在支援一種立場，經營者得到的卻是一批可以反覆推銷商品的顧客。

觀眾的愛國感情可能是真誠的，後臺結算卻只認數字：轉發增加傳播，爭吵增加互動，關注提高賬號價值，購買直接變成收入。

只從觀眾一頭賺錢，還不是這套生意的全部。

司馬南為什麼偏偏盯住紅牛、阿里和聯想，一家公司接一家地罵？

因為這些企業不僅能夠提供流量，還可能成為公關客戶。

前面說到的李肅，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身份。他長期從事企業諮詢和危機公關，是和君創業諮詢公司的負責人。

李肅自己說過，他與四月傳媒合作，就是要在傳統媒體影響力下降以後，共同探索新媒體公關。

他還用“我們策劃”來形容由司馬南出面炒熱的話題。

三個人的分工由此變得清楚：司馬南站在鏡頭前，把商業糾紛講成國家利益；饒謹用賬號矩陣放大爭議；李肅利用自己在企業和公關行業裡的關係，把輿論壓力變成可以收費的服務。

攻擊企業，便不再只是吸引觀眾的節目，也可以成為公關生意的前端。

這種玩法，在四月網那裡並不是第一次出現。

2013年，前員工黃偉夫向《南方人物週刊》講過一筆沒有談成的生意。

三亞一名富商捲入鹿回頭公園的資產爭奪，開價500萬元找饒謹幫忙。

按照黃偉夫的說法，饒謹設計的辦法，是找記者去三亞採訪，再用網路賬號炒作國有企業強拆，借輿論壓力幫助富商接手專案。

這筆生意最後沒有做成，卻把操作思路說得很清楚：客戶先提出想要的結果，媒體和網路賬號再製造有利於客戶的輿論。

公眾以為自己在圍觀一場社會事件，後臺談的卻是專案和價錢。

2020年的紅牛之爭，把司馬南也帶進了這條線。

當時，中國紅牛與泰國天絲爭奪商標授權和市場利益。

2020年7月，李肅在深圳見了華彬集團董事長嚴彬，並公開說自己與新媒體公關團隊討論過紅牛之戰。

與李肅長期合作的陳若劍律師，又代理中國紅牛的相關業務，並與司馬南錄過多次對話節目。

就在這些聯絡已經形成的時候，司馬南下場攻擊泰國天絲。

他不再只談商標和合同，而是把對方與香港、一中原則和國家主權綁在一起，還建議把泰國天絲列入不可靠實體清單。

一場企業之間的品牌爭奪，就這樣變成了一道政治選擇題。

觀眾看到的是司馬南為國家主權發怒，中國紅牛一方得到的，卻是針對商業對手的民族主義輿論壓力。

在這場爭端裡，客戶一方的律師、危機公關人員和發動輿論攻擊的司馬南，已經出現在同一條合作線上。

一年後，相似的銜接又出現在阿里巴巴身上。

2021年9月，李肅與合作律師在上海見了起訴阿里巴巴CEO張勇的原告方。

到了10月，司馬南開始攻擊阿里影業，說它釋出《長津湖》票房海報是在進行“資本主義的狂歡”。

問題是，同一部電影的其他出品方也釋出過票房海報，司馬南卻偏偏把阿里挑出來批判。

單獨看，這可以被解釋成選題判斷；與紅牛和後來的聯想放在一起看，企業目標與身邊人的公關、法律業務一次次發生重合，就很難再用巧合解釋。

到了聯想，整套商業閉環幾乎被他們自己說了出來。

2021年秋冬，共同富裕成為突出政治話語。

司馬南抓住聯想改制、國有資產、高管報酬和外籍管理者等問題，連續釋出影片，把柳傳志推到輿論中心。

中國人對收入差距和國有資產流失有真實的不滿。司馬南把這些不滿集中到聯想身上，擺出一副替普通人查賬的樣子。可是，他沒有把掌握的材料交給有關部門，而是一期接一期地製造輿論壓力。

與此同時，李肅公開承認，他與饒謹、司馬南曾為要不要攻擊聯想發生過很大爭論。注意，是“要不要攻擊”。這說明聯想不是司馬南臨時看見新聞，個人產生了幾句感想，而是三個人共同討論過的目標。爭論之後，司馬南繼續在前臺攻擊，李肅則給柳傳志寫信，希望聯想聘請自己做危機公關，替柳傳志“鳴冤叫屈”。信裡，他還特意說明了自己與司馬南、饒謹的關係。這當然不是普通的聯絡業務。李肅遞給柳傳志的暗示是：正在攻擊你的人和我是一夥的。把公關業務和公關費交給我，我就能影響這場攻擊，讓它降溫，甚至停下來。

個人在前面製造危機，另一個人再向“苦主”收費，出售化解危機的服務，這已經形成了一條近似輿論訛詐的牟利閉環。聯想不接招，司馬南可以繼續靠攻擊獲得流量、廣告和粉絲；聯想一旦接招，李肅就能拿到公關費，團隊再安排衝突如何降溫。

這也解釋了司馬南為什麼肯花那麼多時間圍住幾家企業長期追打：每多做一期影片，前臺多一筆流量，後臺出售的“解決方案”也多一分價碼。李肅後來公開說，司馬南和饒謹都認為，他在信裡說明三個人的關係，是在“引火燒身”。這句話不是他們突然有了道德負擔，而是李肅破壞了這門生意的規矩。三個人的關係可以拿來暗示，卻不能白紙黑字地讓柳傳志知道。只要關係藏在後臺，司馬南還可以扮演獨立發聲的愛國人士，李肅也可以扮演前來滅火的公關專家。一旦柳傳志知道點火的人和賣滅火器的人原來坐在同一張桌上，公關邀請就只剩下一句難聽的話：給錢，我替你擺平我的朋友。

聯想最終沒有回覆，這條閉環沒有在聯想身上完成。但李肅的信，已經把它的運轉方式暴露了出來。面對追問，司馬南把他與饒謹的關係縮成了一件小事。他在朋友圈說，自己錄節目需要兩個年輕人錄影，而這兩個人恰好是饒謹手下的，“就這麼一個事”。

可《起底司馬南背後的流量機器和變現之謎》發表前一天，前面講過的“南友嚴選”還在正常更新；文章發表當晚，相關公眾號文章被刪除，有贊店鋪也被登出。如果這只是一家普通店鋪，為什麼要在商業關係曝光以後連夜消失？它的存在和消失，已經比“兩個年輕人來錄影”說得更多。

隨著這個矩陣的一些資訊被外界瞭解，有人追問：司馬南在鏡頭前的每一次憤怒、每一句反美反西方言論，到底是他個人的立場，還是這套生意正在生產的商品？2022年，有人在網上爆料司馬南早已在美國買房，讓這一追問變成了質問。

你在每個有房子嗎？

我在美國 是我老婆

他們家的親戚住在美國有一段時間呢

美國的房子便宜 能升值

我和我 我們家和我老婆

他們家的朋友一塊兒在那買了一個小房子

啊 有這事兒有的面對附有房產資料的爆料，2022年8月，司馬南終於承認，自己早在2010年就在美國買了一套房。他把它叫作“小房子”，總價25.7萬美元。按照當時的匯率，摺合人民幣大約175萬元，已經接近200萬元。175萬元在2010年是什麼分量？那一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9109元。按這個平均數算，一個城鎮居民不吃不喝九十多年，才夠司馬南這套“小房子”的購房款。

更難看的還不是錢多錢少，而是他一邊把錢換成美元，在美國置業，一邊又對著自己的基本盤灌輸西方世界的腐朽和沒落。早在2008年，司馬南就已經在高調攻擊普世價值。他把民主、自由、人權背後的共同價值，說成西方向中國推銷的神話，甚至稱為“世界性的有組織的政治欺騙”。相信這些價值的人，又被他歸入“幼稚派、浪漫派、輕信派”。同一次採訪裡，為了證明美國的自由遷徙是假的，他還舉了一個假設：司馬南如果想去美國加州生活，美國不會給他簽證。誰也沒想到，兩年以後，人還沒有遷過去，他的錢先去了加州。

我們現在來到了美國

洛杉磯灣那2萬的海灣上 現在呢 正是下午呢同一年，他又在文章中形容美國“三句話談不攏”，就會動用武力，“炸你家一個稀巴爛”。在他的講述裡，美國是一個借民主、人權和普世價值欺騙中國人的霸權國家。觀眾不必瞭解複雜事實，只要記住一個答案：西方在騙中國，替西方說話的人也很可疑。這些話說完沒多久，2010年，司馬南拿出170萬元人民幣，就在美國加州買了房。

到了2011年，艾未未被抓以後，司馬南又在節目裡指控艾未未拿“國外的錢”搞政治，還把艾未未的名聲說成西方世界和國內媒體共同捧出來的結果。別人和外國發生資金聯絡，在他嘴裡可以成為政治嫌疑；他自己把一大筆錢送進美國房市，卻藏著蓋著不讓他的受眾知道。

2012年春節，司馬南又飛到美國，在華盛頓機場被自動扶梯卡傷頭頸。這場意外迅速變成網路笑料，因為他的公開姿態和私人生活終於撞到了一起。“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也從此成了甩不掉的標籤。

司馬南想抓住的基本盤，並不是一群同樣能拿出175萬元去美國買房的人，而是那些為工資、房貸、看病和孩子上學發愁的普通人。他們給司馬南貢獻點選、轉發和訂單，司馬南再把他們生活裡的不滿，引向美國、西方和所謂的外國勢力。網上那句“吃著泡麵操心美帝”，諷刺的不是普通人沒錢，而是有人故意把普通人的生活焦慮變成反美情緒。

房產曝光以後，司馬南解釋，朋友告訴他房子會升值，親友又在美國，打理起來方便。這幾個理由都非常實際：收益、親情和生活便利。輪到自己做選擇時，他從來不會被反美口號耽誤。他後來半開玩笑地說，2010年是自己把美國想得太好了，沒有認識到“帝國主義的流氓本質”。如果後來真的認清了，他為什麼沒有賣掉房子？嘴上對美國的認識一年比一年深，留在美國升值的資產卻一動不動。

面對追問，他又說房產曝光是因為自己攻擊聯想、得罪了資本。可這套房子比聯想爭論早了十一年，聯想無法回答，為什麼反美口號只約束觀眾，從來不約束他自己的錢包。

到了2023年7月4日，司馬南又參加了美國駐華使館的獨立日活動。他去之前先問手機收不收，得知可以帶進去，便準備好拍照。他在模擬美國西海岸沙灘的背景前留影，和美國大使合影，品嚐各種食物，還認真比較美國使館與俄羅斯使館的冰淇淋。有人問，一個“反美鬥士”怎麼和美國大使吃吃喝喝、拉手合影？司馬南迴答，這叫外交禮儀，“人家請你吃飯，你跟人家厲害什麼呀？”

原來他完全懂得，和美國人見面、吃飯、合影，不等於背叛中國；在美國買房，也可以只談投資和生活。可輪到艾未未、聯想的外籍高管和知識分子，外國的錢、外國的朋友、外國的經歷，又會被他一個個拿出來，變成政治審判的材料。對別人，外國關係可以被他說成罪證；對自己，買房是投資，赴美是生活，使館吃飯是禮儀。司馬南不是分不清政府與人民、政治與生活。他只是把這條分界線留給了自己，不肯留給那些被他攻擊的人。

2023年3月，消失了很久的馬雲回到中國。這個時候，官方越來越強調保護民營企業。3月28日，網信辦在新聞釋出會上提出，要治理損害企業和企業家網上權益的問題，惡意攻擊和敲詐企業，也被列入整治範圍。

同一階段，司馬南寫了《繞樹三匝，何枝可依？》，歡迎馬雲回來，還替許家印恢復經營打氣。在他的文章裡，這些企業遇到困難、受到整頓以後，仍然能夠繼續發展，就是中國經濟有韌性的證明。過去，企業家的財富、擴張和失誤，可以成為他批判資本的材料；此時，企業家重新經營，又被他拿來證明制度好。事情怎樣講，取決於他這一次要替什麼結論服務。

到了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公佈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司馬南馬上表示擁護。接著，他寫了另一篇文章，題目叫《請毛主席來評評理》，替自己的舊言論作解釋。其中，有一段尤其能說明他的判斷習慣。人們常用“五六七八九”，概括民營經濟在稅收、經濟總量、創新、就業和企業數量等方面的貢獻。司馬南過去質疑過這組數字。現在，他解釋，當初提出質疑時，這種說法還沒有進入中央檔案；後來中央檔案開始採用，也不改變公有制為主體的原則。他要證明，自己以前沒有錯，現在也沒有錯。

但核對一組經濟資料，首先應該看統計從哪裡來、怎樣計算、包括哪些企業。他為自己解釋時，專門拿出來的一條理由，卻是當時中央檔案有沒有采用。這和2013年談重慶時的做法，可以前後對照。那時，他說中央沒有批判重慶模式，因此自己繼續肯定；十年後，他又借中央檔案對民營經濟的表述，解釋自己為什麼能夠繼續正確。

司馬南以為，跟著民企政策改口，自己就能再次過關。但這一次，改口沒能保住他的位置。2024年11月，司馬南的多個平臺賬號停止更新。《南華早報》當時引述知情人士說，他被禁言一年，具體原因沒有說明。2025年2月17日，習近平召開民營企業座談會，再次要求支援民營企業，保護企業家合法權益。無論這些承諾落實了多少，當時公開釋放的訊號很清楚：要讓民營企業繼續投資、經營，對經濟保有信心。再過一個月，輪到司馬南自己的賬本被擺上檯面。

3月21日，北京稅務部門公佈處理結果。通報查的是2019年至2023年：司馬南透過隱匿收入、虛假申報等手段，少繳個人所得稅、增值稅等稅費462.43萬元；他實際控制的北京某影視策劃中心，透過虛列成本費用、違規享受小微企業優惠，少繳企業所得稅75.32萬元。兩邊合計少繳537.75萬元。加上滯納金和罰款，最終追繳926.94萬元，已經全部入庫。司馬南後來把這筆錢說成“罰款加滯納金付出900多萬”，並不準確：926.94萬元裡面，還包括原本就該繳的稅款。

那麼，這些稅能不能倒推出他究竟賺了多少？僅憑通報，算不出準確總收入，因為個人所得稅、增值稅和其他稅費沒有分開。但稅務辦案人員後來向《新京報》披露了一個更直接的數字：幾個涉案納稅年度裡，司馬南僅僅隱匿的“部分短影片收入”，就接近700萬元。注意，是部分收入，不是全部收入。

企業端還有另一筆賬。企業所得稅法定稅率為25%。如果把75.32萬元少繳稅款全部按這個稅率粗略換算，對應的應納稅所得額約為301萬元。由於這裡同時涉及虛列成本和違規享受優惠，這只是量級判斷，不能當成準確利潤，更不能簡單加到個人收入上；但它足以說明，這不是一個退休老人偶爾拍幾段影片、順手收點勞務費那麼簡單。

面對這些數字，司馬南的解釋是：六年來，他從某家負責賬號運營的MCN公司一共拿到600多萬元；對方答應代繳稅款，卻沒有兌現。他說自己要過稅票，只是沒有意識到問題的重要性。這個說法把責任儘量推向了攝像機後面的公司。這600多萬元，只是一家MCN付給他的報酬，並不等於全部涉稅收入。但合作機構對《新京報》說，司馬南簽過授權協議，也收到過商業合同，只是一直沒有簽字；公司曾多次和他溝通個人所得稅問題，也沒有得到回應。稅務辦案人員明確表示，即便付款方沒有代扣，司馬南仍然有義務自行申報。到了年度彙算時繼續隱匿收入、虛假申報，不能解釋成一句“不懂稅”。

更何況，MCN有沒有替他代扣，只涉及個人收入的一部分，解釋不了他實際控制的企業為什麼虛列成本，又為什麼違規享受小微企業優惠。司馬南也不是第一次做生意。早在1992年，他就做過廣告公司總經理，後來持股影視策劃企業，又設立個人工作室。批評別人經營時，他能從股權講到國有資產；輪到自己的收入和申報，卻把自己講成一個輕信他人、連稅票都沒弄明白的老人，這套解釋很難成立。

這起案件離刑事責任有多遠？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教授施正文分析，少繳537萬餘元已經屬於刑法規定的“數額巨大”，依法最高可判七年。司馬南之所以沒有進入刑事追訴，並不是數額太小，而是他在稅務機關追繳後補齊稅款、滯納金和罰款，又符合首次受行政處理等條件，適用了補繳後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規定。

司馬南以前批評薇婭偷稅，說這件事“非常惡劣，已經不單單是道德問題了”。現在，同一把尺子終於量到了他自己。這張稅單解決了法律問題，卻留下一個政治問題：2019年至2023年的舊賬，為什麼偏偏在司馬南被禁言以後，集中查清並公開通報？

中共要整治一個人，通常不會先宣佈政治決定。官員從貪腐查起，企業主、明星和網紅往往從稅務查起。經濟問題有賬本、有數字，既能把人拿下，也能把政治原因藏在“依法處理”後面。司馬南偷稅的事實是真的；但何時查、查誰、公開到什麼程度，同樣掌握在權力手裡。

稅務通報第二天，連親北京的香港《大公報》也公開批評司馬南。稅務部門追賬，親北京媒體拆臺，訊號已經很清楚：司馬南被中共放棄了。為什麼突然放棄他？最合理的推斷是，當局需要民粹圍攻資本時，司馬南是一把好用的刀；經濟承壓、最高層重新安撫民營企業時，這把刀不但沒用，反而礙事。他可以改口，過去司馬南三寸不爛之舌煽乎出來的民意輿情，只要司馬南還在網上露臉，就無法完全刪除，只有把它給禁了。

這是不是全部原因？目前沒有公開材料能夠回答。也許還有未被披露的利益衝突，也許權力只是需要挑一個人示眾。司馬南一輩子都在猜權力下一步想要什麼。到最後，權力沒有告訴他為什麼，只遞給他一張926.94萬元的補稅賬單，同時還堵上了他的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