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妖醬：胡錦濤被遺忘的黑歷史：“和諧社會”如何變成維穩國家｜河蟹大戰草泥馬
影片從胡錦濤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被帶離會場談起，回顧其執政時期的非典資訊披露、媒體控制、網際網路審查、綠壩計劃、烏魯木齊斷網、奧運示威限制、劉曉波入獄、黑監獄、被精神病和維穩財政等事件，分析胡溫時代有限開放與政治控制並存的狀況，以及這些機制如何成為後來強化管控的基礎。
影片連結：
完整文字：
Hello，大家好，我是愛思考重邏輯的妖妖醬。2022年10月22號，中共二十大閉幕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胡錦濤伸手去拿桌上的檔案，旁邊的人把檔案按住。兩名工作人員隨後半扶半架的讓他離開了座位。他中途停下來對習近平說了幾句話，習近平沒有回應。他又拍了拍李克強的肩膀，李克強也沒有回頭。隨後，胡錦濤就被帶離了會場。
很多人把這一幕看作是胡錦濤時代的葬禮，也因此開始懷念那個經濟高速增長、領導人按時交班、網路似乎還有一點自由空間的年代。但如果認真梳理胡錦濤執政的10年，那些正在被遺忘的黑歷史其實並不難找。你會看到一個與溫和剋制、不折騰截然不同的胡錦濤。今天，就讓我們重新認識這位被習近平襯托成溫和派的前任。
2003年4月3號，中國的衛生部長張文康在國務院新聞釋出會上宣佈，北京只有十二例非典病例，其中三人死亡，形勢已經得到有效控制。面對一名戴著口罩的外國記者，他甚至笑著說，在北京戴不戴口罩都安全。七十一歲的蔣彥永坐在電視機前，越聽越憤怒。蔣彥永是解放軍301醫院的退休外科醫生，他剛剛向三家軍隊醫院核實過數字：301醫院有四十六名病人，302醫院是四十名，309醫院有六十名，其中七人已經死亡。北京官方公佈的全部病例還不到一家醫院實際收治人數的3分之1。
第二天，蔣彥永寫了一封八百多字的信，發給中央電視臺和鳳凰衛視。他在信裡列出自己掌握的數字，指責張文康丟掉了一名醫生最起碼的職業道德，並宣告自己願意為信中的內容負責。然而，兩家電視臺都沒有播出。四天以後，一位外國記者找到了蔣彥永，信的內容才傳到全世界。北京隱瞞疫情的真相再也壓不住了。衛生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長孟學農隨後被免職。此後，官方每天公佈疫情數字，大批病人被集中收治。
這時候，胡錦濤擔任總書記才五個月，溫家寶出任總理也不到一個月。新領導層處理非典的方式，讓很多人第一次產生了胡溫新政的想象。他們似乎願意承認錯誤，也願意容忍說真話的人。同一年，南方都市報披露了孫志剛在收容站死亡的真相，輿論最終推動國務院廢除收容遣送制度。一個醫生揭穿了疫情，一個年輕人的死亡改變了惡法，胡錦濤就這樣得到了一個開明的光環。
但胡溫的開明從一開始就有禁區。2003年12月，胡錦濤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提出，新聞宣傳要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後來人們經常用這三貼近來證明胡溫時代的開放，可就在這同一次講話中，胡錦濤也把邊界說得更加清楚了：黨管宣傳、黨管意識形態，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所謂的貼近群眾，從來就不等於媒體屬於群眾。新聞可以揭露一些問題，但解釋問題的權力必須留在黨的手裡。記者可以幫助中央發現地方官員的過錯，卻不能把媒體變成一種獨立的社會力量。民眾總是選擇性地記住了三貼近，卻在黨媒的宣傳中忽略了胡錦濤設下的邊界。
蔣彥永很快就碰到了這條邊界。2004年2月，他又寫了一封信，這一次，他要求中共重新評價1989年北京的那場流血鎮壓。蔣彥永在信中回憶說，那個夜晚，他所在的301醫院在兩個小時裡就收治了八十九名傷者，其中七人沒能活下來。他親眼看見沒有武器的學生和市民被送進了急診室，因此要求中共承認錯誤。第一封信讓蔣彥永成為了英雄，而這第二封信則讓他失去了自由。
6月1號，蔣彥永和他的妻子準備前往美國大使館辦理簽證，還沒到達，兩人便被帶上了一輛裝甲車送往秘密地點。妻子兩個星期之後，或是而蔣彥永被關了四十九天。沒有逮捕證，沒有審判，也沒有一項公開罪名。官方給出的說法是，軍隊正在對他進行幫助和教育。所謂的幫助和教育就是每天接受政治學習，再寫七頁的思想彙報。負責看管他的人要求他承認給中共領導人的那封信是個政治錯誤。蔣彥永連續一個月交出幾乎相同的答案，拒絕改變自己對那場鎮壓的判斷。
七個星期以後，他終於回到家中，但自由並沒有回來。接受採訪、會見訪客、離開北京和出國，他都要得到軍方批准。此後，他長期受到軟禁和出行限制，直到去世。他的名字仍然是中國網路上的敏感詞。蔣彥永的兩封信準確地劃出了胡錦濤允許說真話的範圍。真相一旦指向這個政權本身，說真話的人就會從英雄變成需要被教育的物件。在胡錦濤眼裡，真相不是公民擁有的權力，而是最高權力根據需要使用的工具。
南方都市報的記者們也很快就明白了這一點。孫志剛報道為胡溫新政贏得了掌聲，這份報紙的管理層卻付出了另一種代價。2004年3月19號，法院以分配單位獎金為由，分別判處喻華峰12年、李民英11年。二審雖然改為了8年和6年監禁，這兩人仍然被送進了監獄裡。同一天，報社總編輯被警方帶走關押了五個月。最終雖然沒有受到起訴，卻再也沒有回到原來的位置上。
2006年，類似的場面又出現在了中國青年報上。中國青年報旗下的冰點週刊發表了袁偉時的文章，質疑歷史教科書對近代史的敘述。文章刊出時，三天後，冰點就被勒令停刊，兩名負責人隨後被撤職。一個多月後，刊物或者復刊，但原來的編輯沒有回來。復刊第一期用整版篇幅發表的正是一篇批判袁偉時的文章。
這就是胡錦濤時代媒體控制最迷惑人的地方。胡溫確實留下過一點新聞空間，社會也記住了那點空間。但當報道產生全國性的影響，或者記者試圖把約爾開放的空間變成一項穩定的新聞權力時，最高權力就會迅速下手，抓走幾個媒體人，撤掉幾個負責任，讓整個行業看見月線的代價，其他編輯部自然要學會沉默。
傳統報紙還可以透過撤換負責人重新控制，可就在這幾年，網際網路迅速普及，每天都有數以千萬計的中國人登入論壇、開設部落格、轉發新聞。胡錦濤接下來要解決的問題是，怎麼把編輯部裡的那條紅線搬到每一個人的每一臺電腦上。
2005年3月16號下午三點，許多清華校友像往常一樣開啟水木清華BBS，螢幕上卻出現了一行紅字：從即日起，BBS水木清華站由開放型轉為校內型，限制校外IP的訪問。這個已經執行了10年的論壇，最多時候有兩萬多人同時線上。人們在這裡談校園生活，也討論新聞和社會問題。限制令生效以後，82%的使用者無法登陸。一個月後，伺服器被學校接管，151名版主集體辭職。
差不多在同一時間，北大未名、南京大學小百合等高校論壇也都轉為了校內訪問，要求實名註冊。那時的中國網際網路還沒有今天這樣完整的平臺審查系統，論壇就是最活躍的公共空間。大學裡的BBS尤其是聚集了大量受過教育的年輕人，胡錦濤政府先向這些論壇下手，把彼此相連的公共空間重新變成學校可以控制的內部公告欄。
2006年1月，谷歌推出中國版搜尋引擎Google的cn。為了進入中國市場，谷歌同意按照北京提供的規則過濾搜尋結果。每當使用者查詢某些內容時，頁面底部便會出現一行小字：據當地法律法規和政策，部分搜尋結果未予顯示。這行字成為一代中國網民的共同記憶。它第一次如此直白地告訴使用者：您要找的東西確實存在，搜尋引擎也知道它在哪兒，但是有人不許你看見。
1年以後，胡錦濤在中南海給出了答案。2007年1月23號，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網際網路專題學習，胡錦濤親自主持。他提出要掌握網上輿論主導權，提高網上引導水平，還要淨化網路環境，要求各級政府同時使用法律、行政、經濟、技術、思想教育和行業自律等手段，並建立專門的管理隊伍、輿論引導隊伍和技術研發隊伍。
這不是一句臨時應付某次輿情的講話，而是最高層確定的網路控制方案。刪帖只是最簡單的一步。網站負責自我審查，地方政府建立隊伍，技術公司負責過濾，宣傳部門負責引導，公安機關負責找到不肯閉嘴的人。網際網路可以發展，但輿論主導權必須留在黨的手裡。
胡錦濤當時最重要的政治口號就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當帖子被刪除、論壇被關閉，網民不再直接說自己遭到審查，而是說內容被和諧了。很快，和諧又被寫成了讀音相近的河蟹，合適河流的河蟹是螃蟹的線。一隻橫著爬、揮舞鉗子的螃蟹從此成了網路審查的代號。胡錦濤本來想用和諧來定義自己的時代，中國網民卻用河蟹記住了他。
2009年1月5號，國務院新聞辦、工信部、公安部等七個部門發起整治網際網路低俗之風專項行動，入口網站被主體點名，部落格、論壇和個人網站大量關閉。到當年6月，官方宣佈已經關閉了4000多家網站。
就在這場整治中，一種名叫草泥馬的動物突然出現在了百度百科和各大論壇裡。他生活在馬勒戈壁，最大的敵人就是河蟹。網民為它製作了兒歌、動畫和偽紀錄片，讓這群動物在戈壁上抵抗河蟹的入侵。所有的人聽得出這些詞的諧音，卻很難僅憑字面給他定罪。草泥馬不是一個單純的粗俗笑話，而是中國網民在審查中發明的一套政治語言。既然不能直接罵，就用一隻動物來代替；不能直接說審查，就說河蟹好了。說話的人好像是在開玩笑，而聽懂的人都知道他其實在反抗什麼。
但語言遊戲擋不住越來越高的牆。YouTube 2007年10月第一次遭遇了整站封鎖，幾天後又恢復了。你沒聽錯，今天必須翻牆才能看到的油管，當時在大陸大部分時間還能直接登入。而009年3月23號晚，中國大陸訪問YouTube的流量迅速下降，第二天接近於零，此後就再也沒有正常恢復過。
兩個月後，工信部又準備把過濾系統推進到你書房裡的個人電腦。5月19號釋出的檔案規定，從7月1號起，所有在中國生產、銷售以及進口的電腦都要預裝一款名叫綠壩花季護航的軟體。中央財政為此支付了4000多萬元。官方說，綠壩只是為了保護青少年免受不健康內容的影響，而研究人員測試軟體之後卻發現，它還會過濾政治和宗教詞彙，可以在使用者沒有得到提醒的情況下更新敏感詞名單，甚至會關閉瀏覽器、電子郵件和文書處理軟體。
更嚴重的是，程式存在安全漏洞，駭客可能借此檢視螢幕、複製檔案，甚至是遠端控制電腦。綠壩意味著網路審查不再只設在國際出口和網站的伺服器上，而要直接裝進每個人買回家的電腦裡。計劃引發中國網民、電腦廠商和國際企業的強烈反對。6月30號晚，距離強制預裝只剩幾個小時，工信部宣佈推遲實施綠壩，沒有完成全國鋪設。但它讓人們第一次看清北京希望把審查推進到什麼程度。
就在綠壩爭議最激烈的時候，境外社交媒體開始從中國網路上消失。2009年6月2號，六四事件二十週年前夕，第一次遭到全國封鎖。短暫恢復以後，Twitter再次被封，此後一直無法正常訪問。Facebook則從7月7號開始在中國大陸大面積消失。
7月初的全面封鎖就發生在烏魯木齊衝突以後。此前，廣東韶關的一家玩具廠流傳出針對維吾爾工人的虛假指控，引發漢族工人的圍攻，兩名維吾爾工人死亡，一百多人受傷。7月5號，烏魯木齊最初舉行的是要求調查韶關事件的和平示威，隨後演變成了嚴重的族群暴力。維吾爾人襲擊漢族市民，漢族人隨後也展開報復。官方公佈的死亡人數是197人。
胡錦濤政府對這場悲劇的回答是讓整個新疆從網際網路中消失。網路、手機簡訊和國際長途電話被大面積切斷，當地商人無法收發訂單，有人不得不到鄰近省份傳送郵件。直到當年的十二月底，新疆居民才獲准登入新華網和人民網，而且不能留言，不能進入論壇，也不能使用郵箱。2010年5月14號，新疆才恢復完整的網際網路服務。整整十個月，七百多萬網民被切斷了與外界的正常聯絡。Facebook和卻沒有隨著新疆恢復網路通訊而解封。一次以緊急狀態為理由的封鎖，變成了覆蓋全國、長期存在的新邊界。
Google很快也走到了這條邊界的面前。2010年1月12日，Google公開宣佈公司和二十多家美國企業遭到了來自中國的網路攻擊。調查還發現，一批中國人權活動者的Gmail郵箱長期遭人入侵。Google同時表示不願意再繼續審查Google等CN的搜尋結果，並準備與中國政府談判。如果無法提供不受過濾的搜尋服務，它將退出中國市場。
第二天，北京氣溫在零下十度左右，人們陸續到中關村的Google中國辦公樓前，在彩色標識旁放下鮮花、蠟燭、卡片和白酒。有人寫下谷歌真漢子，有人寫珍重，再會，還有人留下了一本英文版的1984。一家網際網路公司可能被迫離開中國，送別他的人卻像在提前參加一場葬禮。
園區保安很快開始清走鮮花，並告訴後來的人，獻花需要得到有關部門的批准，否則就是非法獻花。這個荒誕的新詞當天是傳遍網路，相關帖子和百科詞條隨後又被刪除。非法獻花本身都被列入了不能正常搜尋的內容。
兩個月的談判沒有結果。北京時間3月23號，Google停止審查，Google的CN把中國版搜尋服務轉到了香港。中國使用者再次輸入網址，頁面上只剩一句話：歡迎您來到谷歌搜尋在中國的新家。
四天以後，重慶晚報刊出了一篇《網路神獸古鴿遷移記》。這個谷歌股市古老的谷歌呢，是鴿子的歌，明顯又是個諧音。文章把谷歌就是Google，寫成了一種來自美國加州的搜尋引擎。谷歌因為無法抵抗天敵河蟹，就是那個前面的和諧的諧音，就只能舉族遷往中國南方的一個港口。Google所在的中關村在這個文章裡變成了鳥關村。百度呢，則被寫成了一種即將稱霸中國的毒鳥。
這篇文章沒有直接出現一句政治批評，卻讓所有讀者都看懂了。文章很快又被網站刪除，中宣部隨後將它定為嚴重政治差錯，要求其他媒體不轉載、不報道、不評論。
從河蟹到草泥馬再到谷歌，中國網民的表達似乎是越來越幽默，實際上卻是正常說話越來越困難了。每多發明一個諧音詞，因此就意味著又有一句話不能直說了。
防火牆技術並不是從胡錦濤上臺那天才出現的，但在他執政的10年裡，防火牆完成了最關鍵的轉變：從過濾幾個詞語發展到封鎖整個平臺，從限制一所大學論壇發展到切斷一個自治區的網際網路，從要求中國網站刪帖，發展到要求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接受審查，否則就要離開中國。
2014年，習近平政府進一步切斷了中國大陸使用者對Google、香港搜尋等境外服務的訪問。但在習近平上臺之前，YouTube和Facebook已經在胡錦濤時代遭到了長期封鎖，Google也因為北京堅持審查搜尋結果，被迫在2010年把大陸搜尋服務遷往香港。習近平把牆修得更高更密，而胡錦濤則早就完成了把中國網民關進牆內的基礎工程。
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前，中國當局宣佈在紫竹院公園、日公園和世界公園劃出示威區域。任何人只要提前五天申請，得到公安機關的批准，就可以在那兒合法地表達訴求。這個安排被當作中國履行奧運承諾、尊重表達自由的證據。
整個奧運期間，北京公安共收到了七十七份申請，涉及149人，而官方最後宣佈的是七十四份，經過協商後撤回兩份，因為手續不全被暫停一份，不符合法律規定，批准的數量是零。
七十九歲的吳殿元和七十七歲的王秀英，因為自己的住房在2001年被強拆，想到奧運示威區申訴。兩位老人接連四次前往北京市公安局辦理手續，第一次被盤問了十個小時。8月17號，他們收到一份日期寫著7月30日的決定書，以擾亂公共秩序為由勞動教養1年。兩人當時沒有被送進勞教所，而是留在家中受監控，一旦違反限制，就可能被立即收走。
第二天，他們又去遞交申請。警察告訴他們，既然已經被勞教了，就沒有資格申請示威了。
這套程式的荒謬之處正在這裡：告訴世界，中國公民可以依法示威。兩位老人相信了，還認真填了表，反覆申請。隨後，同一套權力又用她們的申請證明他們需要被勞教。公園是真的，申請表是真的，法律條文似乎也是真的，唯獨依法表達的權利是假的。
北京奧運是胡錦濤政權向世界展示盛世中國的頭號國家工程。2008年6月17號，胡錦濤主持政治局會議，親自部署奧運籌辦的最後階段。會議明確要求進一步加強安全保衛工作，北京為此動員了5萬名警察以及一百多萬名的民兵巡邏隊員和安保志願者。所謂的平安奧運的政治標準，不是抗議者能夠安全表達，而是所有抗議都不能真正發生。
同一年，四川地震讓這種邏輯更加刺眼。地震發生兩個小時後，溫家寶飛往四川。接下來的幾天，他穿著皺巴巴的白襯衣，蹲在廢墟旁指揮救援，對著被掩埋的孩子喊話。電視臺反覆播放這些畫面，一個親民、流淚、和普通人站在一起的總理形象由此達到頂峰。
5月18號，胡錦濤也站在了什邡市鎣華鎮的救援現場。現場，高聲喊出“任何困難都難不倒英雄的中國人民”。對胡溫來說，這場災難同時成了一次巨大的政治宣傳。溫家寶負責展示親民，胡錦濤負責展示堅強，官方媒體則把救災拍成了胡溫政府以人為本的證明。
真正的考驗其實並不是領導人在鏡頭前流淚和喊話，而是鏡頭離開以後，遇難學生的父母能不能追問責任。記者一度獲准進入災區，但當人們開始追問為什麼那麼多學校垮塌，周圍的一些建築卻還能佔著，這種自由便迅速結束。
四川德陽的一名中學教師劉紹坤走訪災區，拍下倒塌的校舍，把照片和對工程質量的質疑發到網上。6月25號，他被帶走，理由是散佈謠言、破壞社會秩序，隨後收到勞動教養一年的決定。沒有公開審判，也不需要法院的判決。
胡錦濤時代允許你拍攝災難，卻不允許你追問災難為什麼發生？允許你讚美救援，卻不允許你追問那些學生為什麼會死在本應該安全的教室裡。
2008年12月8號，作家劉曉波在北京被帶走。零八憲章原定兩天之後公開，因為劉曉波突然被捕，檔案提前流出。最初參與聯署的有303人，他們主張言論、結社和宗教自由，要求司法獨立、民主選舉和憲政改革。沒有武器，沒有地下組織，只有一份檔案和一串簽名。
劉曉波被帶走十天後，胡錦濤在人民大會堂出席紀念改革開放三十週年大會。他在講話結尾說，只要我們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就一定能實現目標。中國社會後來常常只記住“不折騰”三個字，覺得這是一位謹慎溫和的領導人對安穩生活的承諾。
但把這兩件事放在一起，意思才完全不同。胡錦濤所允許的改革，是共產黨繼續掌權之下的經濟改革；劉曉波提出的政治改革，則屬於必須被消滅的折騰。前者可以在人民大會堂慶祝，後者則連討論都要付出自由的代價。
2009年6月，劉曉波被正式逮捕。12月23號，審判只用了幾個小時。聖誕節當天，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判處他11年有期徒刑，並剝奪政治權利2年。判決書列出的核心證據，是他寫過六篇文章、參與起草的零八憲章，以及他利用網際網路傳播這些文字。
胡錦濤政權用一次正式審判，把一個只發表文章、參與起草檔案的人送進監獄11年，也把自己對改革的真實邊界寫進了判決書。經濟可以開放，市場可以擴大，奧運會可以邀請全世界政要，但誰如果要求權力接受選票、法律和言論的約束，誰就會被當成國家的敵人。
2010年10月8號，諾貝爾委員會宣佈和平獎授予劉曉波。兩天後，劉霞到錦州監獄探望丈夫。劉曉波哭了，他說這個獎應該獻給1989年北京鎮壓中的死難者。劉霞回到北京，隨即也失去了自由。她的電話和網路被切斷，訪客被人攔在門外。她沒有被起訴，也沒有收到任何判決書，卻被警察看守在家中。
兩個月後的12月10號，挪威奧斯陸市政廳舉行頒獎儀式。舞臺舞臺中央擺著一把藍色椅子，椅子上放著證書和獎章，卻沒有領獎人。劉曉波正在遼寧錦州監獄服刑呢，他的妻子也被困在北京的家中。
那把空椅子的畫面傳遍世界，在中國卻迅速遭到封鎖。網站刪除圖片，搜尋受到限制，連“空椅子”這三個字都成了需要小心使用的詞兒。
2008年北京三個空蕩的示威公園與2010年奧斯陸的那把空椅子，構成了胡錦濤時代最準確的一組政治肖像。權力可以寫進憲法，可以印在奧運承諾里，也可以圈進三座公園裡，但真正走進去的人，卻會被權力從公共生活中抹去。
劉曉波足夠有名，世界至少看見了那把椅子。更多沒有名氣的上訪者什麼都不會留下。他們在火車站和街頭被攔住，被塞進汽車，送進沒有招牌、沒有手續也沒有人承認存在的房間裡。收容遣送站的牌子已經摘掉了，胡錦濤的黑監獄卻開始營業了。
2009年7月31號，二十一歲的安徽姑娘李蕊蕊第一次到北京上訪。四天以後，她被阜陽市駐京辦的截訪人員找到。那兒雖然叫賓館，住客卻不能自由進出。賓館裡已經被塞進了七十多名來自全國各地的上訪者，身份證和手機被收走，門口還有人看守。他們沒有收到拘留證，不知道自己要被關多久，也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哪一條法。
8月4號凌晨，李蕊蕊遭到一名看守的性侵。天亮以後，幾十名上訪者衝出了賓館，陪她到派出所報案。陪同報案的人一度被扣住，李蕊蕊尾則被送回了安徽。當地幹部答應幫助她討回公道，同時要求家屬看著他不要再到北京。
事件鬧大以後，涉案看守徐建投案。年底，北京法院判處他有期徒刑8年，賠償李蕊蕊經濟損失¥2 300零九毛。但判決書指出，李了性侵，卻沒有回答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是誰把一個沒有犯罪的年輕女人關進了賓館？阜陽市駐京辦憑什麼在首都設立關押上訪者的場所？裡面的另外七十多人又是被誰抓進去的？
這些問題沒有進入法庭。徐建坐了牢，聚源賓館背後的截訪系統卻毫髮無損。國家懲罰了一個越過界線的看守，卻沒有追究究竟是誰把李蕊蕊送進了他手裡。
這套系統的前身是收容遣送制度。2003年，孫志剛死在廣州收容站以後，國務院宣佈廢除收容遣送制度。公開掛牌的收容站不能再隨意關押沒有本地戶口的人，這成為胡溫新政最著名的開明標誌之一。
但制度被廢了，不等於製造這套制度的權力邏輯被廢除。地方政府仍然要阻止上訪者進京，啊，公安系統仍要控制所謂的不穩定人員，幹部也會因為轄區內出現大量的進京上訪者而受到通報扣分和追責。
2005年，溫家寶簽署新的信訪條例。檔案開頭寫著保護信訪人的合法權益，實際執行中最重要的變化卻是，把原來的分級負責、歸口辦理改成了屬地管理。
分級負責，誰主管誰負責？這句話聽起來像是明確責任，放進中共的幹部考核體系裡就變了味。一個人到北京控告縣裡的官員，北京不會替他調查，而是把人和材料交回原籍處理。被控告的地方政府既要處理冤情，又要為這個人成功進京承擔政治責任。對當地官員來說，最快的辦法不是解決問題，而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2008年12月，胡錦濤在改革開放三十週年大會上說，發展是硬道理，穩定是硬任務，沒有穩定，什麼事兒也辦不成。當穩定成為壓倒一切的硬任務，上訪人數便不再只是社會問題，而是考核幹部能不能守住地盤的政治指標。
胡錦濤政權一邊要求屬地負責，一邊追究進京上訪，等於是把截訪任務層層壓給了地方。各地於是在火車站、國家信訪局和中南海周邊佈置截訪人員。他們先把上訪者送到馬家樓等接濟場所，再由各地的駐京辦辨認和領走。
公開的強制收容不能再用，地方政府便租下了賓館、招待所、養老院、廢棄廠房和普通民宅。門外沒有牌子，截訪人員沒有警察編號，更沒有任何法律手續。後來人們把這種地方叫做黑監獄。
2009年，人權組織訪問了三十八名曾被關進黑監獄的上訪者。有人被毆打，有人被沒收申請材料，還有一名十五歲女孩因為替殘疾的父親申訴，被從北京街頭抓走，在甘肅的一家養老院關了兩個多月。
地方政府通常按照每名上訪者每天150到¥200，向黑監獄經營者支付食宿和看管費用。只要能夠抓到人，非法拘禁就可以賺錢。黑監獄由此不再只是地方幹部的臨時辦法，而是迅速長出了一條商業鏈，成了一門生意。
2010年9月，《財經》曝光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這家公司與各地政府和駐京辦簽訂所謂的特保護送服務合同，派人尋找上訪者，收走手機和身份證，關進自己控制的院落，再用車輛押回原籍。
一名來自廣西的上訪者回憶，看守告訴她，地方政府為了把他帶回去，要向這家公司支付三萬元。安元鼎擁有3000多名保安，2007年公司的營業收入是¥860萬，到2008年已經增長到2100萬。
福建上杭縣公安局甚至曾在政府網站的工作報告中承認，當地與安元鼎簽訂合同，把十八名女性上訪者押送回鄉。一個私人的保安公司能夠在北京街頭抓人，能夠長期經營關押場所，還能與地方政府簽訂合同。這不是一個膽大包天的老闆能夠獨自完成的犯罪。
安元鼎就是胡錦濤維穩體系的承包商。地方政府出錢，駐京辦提供名單，北京的警察和監管部門選擇性的看不見，私人公司則負責完成最髒的工作。
報道引發輿論以後，北京警方拘留了安元鼎的董事長和總經理，宣佈調查非法拘禁。但媒體對案件的追蹤很快消失，也沒有哪一級政府因為購買非法截訪服務承擔責任。處理一家被曝光的公司，攔不住仍在執行的整套截訪系統。牌子沒了，受害者反而更難被找到了。
而這一切都需要錢。截訪人員要發工資，賓館要付租金，保安公司要按人頭結賬，地方幹部還要維持越來越龐大的監控網路。接下來，胡錦濤又把這些臨時手段變成了一套由財政供養、覆蓋全國的維穩機器。
2010年4月17號，中國青年報記者走進了河南漯河市精神病醫院，見到了五十九歲的農民徐林東。見到記者，他沒有長篇申訴，只在一張黃色稿紙上寫下六個字：“救救我，想出去。”
徐林東已經被關了6年半。他不是為自己上訪，而是幫助同村的一戶殘疾人家庭處理宅基地糾紛。從1997年開始，他替鄰居寫材料，陪她向政府反映問題。2003年10月，徐林東在北京上訪時，被鄉政府人員抓回了河南，直接送進駐馬店市精神病醫院。他的家人直到接近4年之後才知道他被關在那兒。家屬要求接人，醫院卻回答：“人是鄉政府送來的，家屬沒有權利辦理出院。”
大劉鄉政府為了防止徐林東繼續上訪，6年多來每個月向醫院支付一千多元。醫院的病歷，把堅持逃跑、繼續上訪寫成了偏執的表現。徐林東後來回憶，他在裡面被捆綁四十八次，接受電擊五十四次，還被強迫服藥。一個原本說話正常的農民，出院時身體消瘦、反應遲鈍，還留下了口吃。
報道刊出兩天之後，徐林東終於回家。調查認定三名基層幹部為了把他送進醫院，偽造了相關證明，加上當年的鄉黨委書記，共有四名官員被免職。但沒有人因為非法剝奪一個公民6年半的自由而坐牢。
徐林東的遭遇，讓一個新詞在中國流行起來：被精神病。他與黑監獄使用的是同一種辦法，只是換上了白大褂。黑監獄把上訪者說成是擾亂秩序，而精神病院則把繼續申訴寫成了患病症狀。只要地方政府願意付錢，醫生、病床和藥物就可以成為維穩的工具。
2011年2月19號，胡錦濤在中央黨校召集全國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門研究社會管理及其創新，要求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減少不和諧因素。三個月後，胡錦濤主持政治局會議，再次研究加強社會管理。會議說，這項工作事關鞏固黨的執政地位，事關國家長治久安。這句話把優先順序說透了：這套社會管理的最高目標不是服務民眾，而是守住中共的執政地位。
當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第一份關於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專門檔案。隨後，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改名為中央社會管理綜合治理委員會，成員單位從四十個增加到五十一個。它負責建立覆蓋全部人口的動態管理體系，把流動人口、特殊人群、社會組織、網際網路和基層社群全部納入統一管理。
這套系統在基層落地之後，最典型的形式叫做網格化。北京東城區把二十多平方公里畫成了589個網格，每個網格配備管理員、警員、黨支部書記、司法人員和消防人員。過去政府只有在事情發生之後才會出動警察，網格化以後呢？每條街、每棟樓、每一個被認為可能會被製造麻煩的人，都有人提前發現、登記和上報。
機構擴張的同時，財政投入也在迅速增長。2011年，中國公共安全預算達到¥6 244億。國防預算呢？則是¥6 011億。其實，在上一年的實際支出中，公共安全早就已經超過國防了。到了2011年，當初預算也已經高於了國防。
這項預算並不是一個單獨標註為維穩的科目，這還包括法院、司法、監獄等支出。但武警、公安、法院、司法和緝私警察五項佔了八成以上。其中公安系統得到了¥3 225億，武警超過¥1 046億。八成以上的公共安全開支又花在地方，真正承擔截訪、監控和處置群體事件成本的，正是縣市這兩級政府。
胡錦濤在臺上講和諧社會，財政賬單卻說明這個社會正在依靠什麼維持著和諧。一個政權願意拿出比國防預算更多的錢來防範國內民眾，說明它最害怕的敵人並不在國際線以外。
但維穩機器不只會使用強制。2011年，廣東烏坎村民因為土地被村幹部私下出售，連續舉行抗議。村民代表修幾撥被警察帶走，兩天後死在羈押期間。官方說他死於心臟問題，家屬卻在遺體上發現了多處傷痕，拒絕接受這個結論。
憤怒的村民趕走了村幹部和警察，在村口設定路障。上千名警力包圍了烏坎，切斷物資進入。事件透過網路傳遍全國以後，廣東省政府沒有立即強攻，而是承認村民的主要訴求合理，釋放被捕人員，並同意重新選舉村委會。
2012年，烏坎村民投票選出了自己的村幹部。當時很多人把烏坎看作是胡錦濤時代仍有政治改革可能的證據，但這場選舉沒有推廣到其他地方，烏坎模式也沒有變成一項全國制度。它究竟是一項新的權利，還是維穩機器為了結束危機所作出的臨時讓步？
4年之後，答案就來了。2016年，習近平從胡錦濤手中接過總書記的權柄已經2年。6月18號凌晨，幾名警察闖進烏坎村民委員會主任零元件的家，把他從睡夢中帶走。零元件是2012年那場村民選舉中當選的負責任。
4年過去了，當年被侵佔的土地大部分仍然沒有歸還，補償問題也遲遲沒有解決。被抓以前，他剛剛發表公開信，準備召集村民再次集體上訪，要求政府兌現承諾。
從零元件被捕的第二天開始，烏坎村民每天都舉著國旗遊行，要求釋放零元件、歸還土地。三天以後，零元件出現在官方釋出的影片裡，對著鏡頭承認收受賄賂。那時案件還沒有開庭，他的家屬聘請的律師也無法正常介入。村民不相信這份電視認罪，遊行持續了八十多天。
9月8號，法院以受賄罪判處零元件3年零一個月有期徒刑，並處罰金¥20萬。五天後的凌晨，警察進入烏坎，逐戶抓走抗議組織者。村民用磚塊和石頭抵抗警察，發射催淚彈和橡膠子彈，至少十三人被捕。村口設定檢查站，網際網路一度中斷，連續近三個月的遊行才被強行終止。
5年前，胡錦濤時代的廣東官員走進烏坎談判，承認村民的主要訴求合理，允許重新選舉。5年後，習近平時代的警察走進同一座村莊，把被選出來的負責人送進了監獄。表面看，這是兩個時代、兩種處理方式，實際上，前後兩幕恰好證明了同一件事：2011年的讓步從來沒有成為制度。
村民得到的不是一項可以對抗地方政府的土地權和選舉權，而是上級為了結束危機臨時批准的一次例外。只要土地仍由權力支配，選出來的人仍可能被抓，一切隨時都可以被收回。
胡錦濤留給習近平的也遠不只是一宗沒有解決的土地糾紛。全球社交平臺已經被擋在牆外，截訪和黑監獄已經形成產業，網格化管理已經進入社群，公共安全開支也已經超過國防。一套覆蓋著媒體、網路和基層社會的控制系統早已成型。
甚至在胡錦濤執政的最後1年，全國人大透過的新的刑事訴訟法還擴張了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對於所謂的危害國家安全等案件，只要認定在家執行會妨礙偵查，偵查機關就可以把嫌疑人帶到指定地點，期限最長可以六個月。政治控制不再只是靠黑監獄和勞教，又多了一件寫進刑事程式的工具。
習近平上臺以後，沒有拆掉這套體系。他做的是集中、擴大物件，再用新的技術提高效率。2013年，習近平在解釋為什麼要重組網際網路管理體制時說，過去的問題是多頭管理、職能交叉、權責不一、效率不高。改革的目標是形成從技術到內容、從日常安全到打擊犯罪的網際網路管理合力。
這段話已經說透了：在習近平看來，胡錦濤的方向沒有錯，問題只是那套機器還不夠統一、不夠高效。此後，網格員接上了攝像頭，手機實名制、人臉識別和大資料，分散在宣傳、公安和網際網路公司的審查全被收進了更為集中的管控體系。
維護穩定也被提升為覆蓋政治、社會、文化、科技和網路的國家安全。習近平只是把這套系統管得更集中、監控得更細、打擊範圍擴大更大。胡錦濤確實按時退休了，任內也保留了更多的黨內集體領導，可那只是中共高層如何分權的區別，不是普通中國人有沒有權力的區別。
習近平讓人恐懼，胡錦濤則更容易讓人誤判。前者把強硬寫在臉上，後者一邊講和諧、親民和依法治國，一邊把強制藏進講話、檔案、財政預算和幹部考核裡。社會記住了胡溫偶爾允許的報導災難現場的眼淚和烏坎的一次選舉，卻逐漸忘記了為這些短暫空間付出代價的人。
現在我們再回到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胡錦濤被帶離會場，並不意味著一個民主時代被獨裁者趕出了歷史。胡錦濤從來沒有允許中國人決定誰能夠坐在那張主席臺上。那一幕真正展現的是一位舊式的中共統治者，在自己參與建造的權力體系裡，已經失去了讓繼承人回頭看他的能力。
所以，不能因為習近平更壞，就把胡錦濤重新包裝成為明君；也不能因為今天更加黑暗，就把昨天的受害者從記憶中刪除。胡錦濤不是習近平的反面，胡溫10年也不是今天中國的解藥。他是習近平時代的前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