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va：放棄幻想，社會主義制度無法改革

科爾奈是研究蘇聯東歐經濟的權威，也是許成鋼，胡祖六，李稻葵等人的老師，哈佛大學教授。

他認為社會主義制度不具備改革的可能性，他在書的開頭就寫道：

這個制度無法逃出自己的陰影。

最後的結局就是走向自我毀滅（the eventual dissolution of the system）。

社會主義國家之所以從熱情高漲的改革逐漸陷入停滯並無可挽回地走向崩潰，原因自然是多重且複雜的。

社會主義國家陷入崩潰與社會主義改革的總體思路密切相關：在絕對限定改革的政治前提的情況下，蘇東改革無論如何都無法取得結構性的成效。

不管蘇東改革採取多麼不同的進路，其崩潰的結局都是一樣的。

從比較的視角看蘇東改革，可以分為三種型別：

一是南斯拉夫的強人啟動與內部阻止中斷型；

二是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等國的內部驅動改革與蘇聯的外部強制終止型；

三是蘇聯的內部矛盾驅動與國家反改革力量集結性反對的阻止型。

雖然南斯拉夫的改革可以說是社會主義改革中較為徹底的型別，但總的說來仍然是功能調整型改革。

當這樣的改革遭遇國家結構的基本難題，諸如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國家權力的分權制衡等棘手問題時，便處於束手無策的狀態。

一旦在黨權和國家權力領域引入競爭性機制，國家就呈現崩潰的跡象。

東歐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都有改革的內源動力。但與南斯拉夫一樣，改革的政治前提是完全一致的，改革初期都是限定在經濟─管理領域，都是為了顯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到後來才不得不觸及政治體制問題。

但是，執政黨總是絕對拒絕與其他社會─政治力量分享國家權力。

在不得不觸及這類問題的時候，國內的反對改革集團就和蘇聯勾連在一起，成為葬送改革的強大力量。

蘇聯自身改革的最初階段也曾有聲有色，但由於改革的前提是執政黨維持專制體制，完全拒絕分享權力，因此經濟體制改革的產權基礎沒有建立起來，經濟績效的提高也就不具有可持續性。

於是，蘇聯和東歐國家一樣，第一輪改革都在一段時期內提高了經濟績效，但很快就出現經濟停滯；

此後再經過一輪改革，以形式上新穎但實質上依舊的一些改革舉措來應對經濟下滑。

所謂的“改革”就在這種迴圈往復中徘徊。一旦觸及政治體制問題，不是立即退守，起碼也是無功而返。

造成社會主義國家改革走向崩潰的原因確實非常複雜。

除上述改革的功能性定位偏離了社會主義國家的結構性問題之外，不少論者曾從宏觀的制度設計和微觀的經濟執行等各個方面，進行過細緻的討論。

但是，人們很少從社會主義國家的總體結構上（common properties）分析蘇東改革歸於失敗並導致國家崩潰的深層次原因。

其實，國家結構對於自我調整的內在限定，才是首要原因。

從總體結構上講，國家的剛性體制，註定社會主義改革空間的明顯有限性。

從意識形態起源來看，社會主義國家是建立在怨恨倫理基礎上的政治結構構（Political power structure and of communist ideology）

這一結構註定難以從仇恨狀態走向合作狀態。

就如中國憲法中寫明國家的“人民民主專政”政體，“一黨專政、以黨領政”，並明確拒絕分享權力。

而社會主義改革恰恰需要從革命的、怨恨的結構走向後非暴力的、合作的、權力分享結構。

在這個意義上，“改革”等於點中了社會主義的死穴。

科爾奈認為：

reform socialism （改革社會主義）相對於classical socialism（古典社會主義），雖然減少了壓迫，但是隨著改革的深入，會讓社會內部矛盾變得更加尖銳，最後毀滅這個制度。

聯想到當今中國，面臨的現實困境與前蘇聯一樣，無法回到鄧小平時代，更不能徹底回到毛澤東時代，也不能走向西方的憲政和分權制衡，進退維谷。

“民族復興”、“中國式現代化”……這些詞彙，都是為了掩蓋改革的無法推進，不得不發明的概念，從而混淆改革的最終目的，凸顯制度困境。

沒有分配製度改革，一切改革都是徒勞，而分配製度改革也就是重新分配利益的前提，是重新分配權力即政治體制改革，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視窗早已關閉。

這裡引用法國大思想家托克維爾對社會主義的評價，他認為，社會主義就是“新農奴制”。

托克維爾在一次演講中說到社會主義：

……如果我必須總結社會主義是什麼，我會說它不過是一種新的農奴制度。

請問，農奴制怎麼改革？人類歷史上有把農奴制改造成功的先例嗎？農奴制是不是隻能崩潰而不能改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