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妖醬：文化口紅高曉松，為何突然被拋棄？

本影片深入剖析了中國知名文化人高曉松從“全民導師”到徹底被封殺的起落軌跡。高曉松曾憑藉《曉說》等節目走紅，後成為馬雲的“文化口紅”和阿里高管。然而，隨著中美關係惡化、網路愛國主義興起，其自由派精英形象逐漸成為政治包袱。2020年直播遭網民圍攻後，伴隨馬雲失勢、阿里防守，高曉松被官方定性為“歷史虛無主義”並遭全網封殺。影片指出，高曉松的命運折射出習近平時代對“知道分子”用後即棄的政治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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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高曉松剛剛靠影片節目《曉說》翻身，就公開說自己最想做的職業是門客。他說門客盡利不盡義，自己不過是賣點知識文化，沒有陪主人殉葬的義務。三年後，馬雲真的給了他這個位置：阿里音樂董事長、阿里娛樂戰略委員會主席、馬雲的作曲人，以及一本至今沒有出版的《阿里傳》的作者。可到了2021年，馬雲失勢，高曉松的節目下架，人也離開阿里。問題是，他究竟是跟著馬雲一起倒下的，還是在那之前就已經被中國觀眾拋棄了？他作為一隻文化口紅、一個知道分子，是怎麼一夜之間臭大街了呢？數次傳說他要復出，為什麼不能？又是誰阻止了他？今天我們就來解開這些謎團。

高曉松第二次成名是從一場車禍開始的。2011年5月9日晚上十點半，北京東直門外大街，一輛白色英菲尼迪越野車撞上前面等紅燈的汽車，引發四車相撞，多人受傷。交警趕到時，駕駛員高曉松滿身酒氣。他後來對警察說，自己從晚上七點喝到了十點，喝了一瓶白葡萄酒和一瓶洋酒，然後獨自開車離開。血液酒精含量達到每100毫升243.04毫克，而中國醉駕標準是80毫克，他超過了三倍。其實他早在美國的時候就已經有酒駕記錄了。在2012年的《曉說》裡，他又講過自己在美國交通違法、接受社群勞動的經歷。顯然，北京這次醉駕並不是他無知，而是在明知違法的情況下仍然開車。八天之後，高曉松站上法庭。醉駕入刑剛剛實施，他成了新規實施之後第一個因醉駕而獲刑的中國名人。法庭上，他沒有辯解，寫下“酒令智昏，以我為戒”。法院判他拘役六個月、罰款4000元。高曉松說，他有的全部就是懺悔，以前一直以為喝酒能給人自由，最後因為喝酒失去了自由。這是高曉松最硬的一塊汙點。後來，每當他談規則、文明和公民責任的時候，這場車禍都會被人重新提起。一個向別人講道理的人，差點用自己的車毀掉別人的生活。

照常理，高曉松的名聲到這裡就該毀了。可接下來發生的正好相反。2011年11月8日，高曉松獲釋。不到五個月，2012年3月，網路影片節目《曉說》上線。沒有樂隊，沒有舞臺，也沒有采訪物件，鏡頭裡只有一張桌子、一面書架和一把摺扇，高曉松一個人對著鏡頭講。第一期上線後24小時，播放量超過100萬；播到第十三期，累計播放量接近3000萬，第一季後來播放過億。醉駕沒有終結他的公眾生涯，《曉說》反而把它從一個犯過罪的音樂人變成了網際網路上最受歡迎的知識講述者之一。《曉說》賣的不是嚴密考證，而是聽完就能轉述的談資。戰爭到了他嘴裡是幾個人的恩怨；美國大學是校友和招生官的軼事；電影、歐洲王室和中國歷史，也都能被他講成故事。醉駕能夠解釋為什麼有人從未原諒高曉松，卻解釋不了他為什麼多年以後才臭大街。最嚴重的醜聞其實早發生在2011年了，可他的事業高峰卻出現在它之後。可見，當時的觀眾是把這兩件事分開看的。他們承認高曉松的確犯過罪，但是並不妨礙大批人願意聽他講故事。《曉說》還改寫了他的公眾身份。以前他是寫《同桌的你》的音樂人，從此他開始替幾億觀眾解釋美國、歷史和世界，而高曉松也成功地完成了從藝人變成“老師”的轉換。

高曉松從一開始就給這種身份畫好了邊界。2012年底，他在清華參加《曉說》新書活動。記者問他：你講歷史會努力地接近史實嗎？高曉松的回答是，自己不是在研究歷史，只是把看過的正史、野史和詩文形成的印象講出來給大家聽。記者又問起他在書裡寫過的理想職業。高曉松說，他喜歡做門客。門客可以替主公出謀劃策，但不必忠君，不必陪葬。他的原話是：“我就是賣點知識文化。”這是高曉松對自己選擇角色下的定義。三年後，馬雲給了他兌現這個理想的機會。

2014年，高曉松和宋柯剛離開恒大音樂。兩個人在音樂圈合作了二十多年，高曉松負責站在臺前，把生意講得像理想、像故事，而宋柯更擅長計算版權收入和市場。那年年底，他們在美國的一家韓國烤肉店商量人生的下一站該幹什麼。繼續做唱片吧，改變不了唱片業的困局，他們想找一個擁有使用者支付和交易能力的網際網路平臺。機會來得很快。2014年12月28號，高曉松在杭州開作品音樂會，邀請馬雲來看。馬雲沒來，卻託人問了一句：“你還想不想在音樂行業做點兒事兒？”高曉松後來形容自己當時是心中竊喜。他明白，上趕著找老闆和老闆主動找你，價碼完全不同。回去以後，他沒有寫幾十頁的商業計劃，只寫了三百來字，把中國音樂行業的痛點、規模和機會說了一遍。馬雲很快回復：“最快什麼時候能到杭州？”2015年1月2日，高曉松帶著宋柯，走進杭州西溪溼地的太極禪院。這裡不像辦公室，三個人卻談了一樁大生意。兩個多小時裡，宋柯把賬算給馬雲聽：中國音樂相關產業號稱一年兩千億元，如果未來能把三成搬到網上，就是一個六百億元的平臺。高曉松和宋柯需要一個足夠大的平臺，而馬雲需要兩個能把音樂夢想說得足夠大的人。高曉松後來開玩笑說，他們這些“閒雲野鶴”，被馬雲三言兩語說成了“997”——早九點上班，晚上九點下班，一週七天，當牛做馬。

那場談話之後，兩人放棄了恒大音樂的股份，轉身進入阿里。2015年3月，蝦米音樂和天天動聽整合為阿里音樂。7月，高曉松正式出任董事長，宋柯出任CEO。高曉松第一次掛著阿里工牌公開演講的時候說，以前一個人可以隨便講，戴上工牌以後，“就不能隨便亂說話”。他同時又說，自己和宋柯積累了大量的國內外資源，過去沒有平臺釋放，現在整個阿里都能配合他們。一個部門今天接到需求，第二天就帶著方案來。最後他當眾立下目標：三年內，把阿里音樂做成世界級音樂機構。可是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2016年4月，天天動聽被改造成阿里星球。他不想只做播放器，而想把聽歌、追星、演出、粉絲互動、藝人交易和周邊商品全都塞進一個應用裡。原來開啟天天動聽只是想找一首歌的使用者，忽然找不到熟悉的播放器了；想做音樂產業平臺的人，也沒有得到一個真正順手的工作臺。幾個月後，阿里星球停止了主要服務。高曉松後來承認，把天天動聽改成一個使用者眼中的四不像，是錯誤的決策。三年世界級音樂機構的目標沒有實現。按普通公司的邏輯，一個董事長押錯產品、丟掉使用者，應當離開。但高曉松並沒有離開阿里。2016年9月，他卸任阿里音樂董事長，轉任阿里娛樂戰略委員會主席。這個頭銜聽起來更大，工作卻更虛：負責國際戰略、連線文化資源、代表阿里出現在電影和娛樂活動中。表面上看是升職了，實際上是馬雲重新發現了高曉松最值錢的用法。高曉松不適合經營一個App，卻很適合經營老闆和公司的文化形象。阿里本來想請他來做音樂生意，最後卻留下了一個門客。高曉松對門客的說法也發生了改變。2012年，他說門客不必陪葬；進入阿里以後，他卻把自己的新職位稱為更緊密的門客，還說：“你養我，但是最終我為你賣掉這條命。”一個原本強調自由、不必為主人盡義的人，終於在馬雲這兒找到了願意表忠心的主公。

2017年，馬雲想拍一部武俠短片。片子叫《功守道》，主角就是馬雲。李連杰、甄子丹、吳京、洪金寶、鄒市明等一串功夫明星輪流出場，最後卻要把舞臺讓給這個身材並不強壯的網際網路老闆。高曉松負責做另一件事：讓馬雲不只像一個有錢人玩票，還像一個有文化理想的人。他為主題曲《風清揚》作曲、製作，又請來王菲與馬雲合唱。高曉松後來講錄音過程說，王菲那是老天爺賞飯吃，馬雲的優勢則是演講。他還說自己覺得一遍就差不多了，馬雲反而堅持說還不夠好。跟王菲對唱，因為王菲先唱，所以唱得非常精彩。馬雲一聽嚇一跳，說：“啊，她都唱這麼好了，我怎麼唱啊？”這就是門客的價值。老闆提供金錢供養，高曉松把老闆打扮成文化人的樣子。馬雲做鄉村教師公益，高曉松又為他寫歌。阿里投資的《綠皮書》獲得了奧斯卡獎，他以阿里娛樂戰略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出現在好萊塢活動中。釘釘開釋出會，他拿著扇子上臺，講自己怎樣被員工用釘釘追著工作。阿里發行《三國志·戰略版》，他又成了首席戰略家。最能說明這段關係的還是一本沒有出版的書。高曉松受命寫《阿里傳》。按照他的說法，這不是普通企業史，而是要透過阿里這群人記錄一個波瀾壯闊的時代。他至少五次修改了書稿，一度宣佈將在2020年出版，可直到今天，這本書都沒有正式出現。馬雲給高曉松頭銜、平臺和資源，而高曉松替馬雲作曲、找王菲、寫傳記、進入好萊塢，也替阿里把商業擴張講成文化理想。這是一場公開的交換。高曉松就是馬雲的文化口紅，他沒有替馬雲決定商業方向，卻能把一個電商和金融帝國的臉，修飾得更文藝、更國際化，也更有人情味。

但高曉松這隻文化口紅可不止服務馬雲。許多人後來把高曉松稱為公知，彷彿他長期站在體制對面開啟民智，可他從來沒有這麼看待過自己。2012年，《曉說》片頭就寫著“不做公知”。採訪中，他還把當時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貶為“廣場派戰士”，認為他們只是用煽動性的語言挑動情緒，不算真正的知識分子。諷刺的是，後來圍攻高曉松的恰恰是一群用情緒判斷立場的網路戰士，他們給他定的罪名又正是公知。高曉松確實喜歡自由，喜歡美國，也經常對中國社會發表判斷。但他留下最多的不是對權力結構的持續追問，而是歷史軼聞、名校故事、電影掌故和精英旅行經驗。他讓觀眾坐在螢幕前聽他談世界，卻很少把問題落在中國的制度上。2015年那場阿里演講就有一個典型的瞬間。他談中國音樂排行榜長期被少數偶像佔據，剛要追問社會原因時，他卻馬上轉開，說這不是政府的問題，而是我們這個民族2000年來一貫的毛病。這麼一來，政府不再是問題，問題全落到了民族性上。這種知識產品對商業平臺安全，對政治權力也溫柔。它可以顯得開放國際、敢說，卻很少持續追問現實中的不公和公共問題。所以，在所謂公知時代裡，高曉松更準確的身份並不是公共知識分子，而是一個知道分子。他知道很多，講得很好，也願意把自己見過的世界賣給公眾，但他從來沒有真正像公共知識分子那樣，把批判權力當成是自己的責任。這也解釋了他為什麼能在阿里和官方平臺之間自由穿行。2019年，他加入中共領導的九三學社，稱自己終於加入了嚮往已久的知識分子大家庭。

2020年春天，當中國需要從封城、死亡和恐懼轉向“勝利”與復工時，他又遞上了一件極合時宜的文化產品。這一次，高曉松替政治敘事化妝。2020年4月19日，疫情已經重創全世界。Lady Gaga與世界衛生組織聯合發起的《同一個世界：共同在家》剛剛播完。同一天，老狼在朋友圈發起15秒清唱接力。大麥方面看到後，拉起一個臨時群聊。網易雲音樂、微博、蝦米等平臺的負責人陸續加入討論。到晚上11:30，高曉松才被拉進群裡，承擔公開發起人的角色。可見，這個創意並不是高曉松一個人在書房裡突發奇想打電話創造出來的。那個時候，平臺、執行團隊和音樂行業網路都已經先動了起來。隨後，他們需要一個所有人都認識、又能調動老中青三代音樂人的文化面孔，而高曉松剛好符合這些條件。凌晨三點，群裡基本定下了主題。第二天早上7:56，又開了將近五個小時的電話會議。幾條原則很快確定：不要冠名，不插廣告，不設會員門檻，也不募捐，向所有合格影片平臺開放。到這一步，它還只是一次受美國音樂界啟發的自發行動。海外音樂人用線上演出回應疫情，中國音樂人也想做一場不收費、不募捐的公益音樂會。高曉松加入以後，活動很快換了一個層級。原本屬於音樂圈的清唱接力被推向數十家平臺和全國觀眾，原本只是同行之間的自發響應，也開始承擔一個更大的任務：替中國講述疫情之後的勝利與重新出發。它的政治意味隨後全部寫進了倡議書。4月20日下午，倡議正式釋出。高曉松把它命名為《相信未來》。倡議書寫得非常明確：人們經歷恐懼、參與戰鬥，也必將獲得勝利；下一步要走出傷痛、復工復產、重新出發，需要相信國家、相信社會、相信未來。九天之後，4月29號，習近平主持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第一次正式宣佈武漢保衛戰、湖北保衛戰取得決定性成果，全國疫情防控阻擊戰取得重大戰略成果。又過五天，5月4日，《相信未來》首場播出。高曉松準確捕捉到了中共當時最需要的情緒：哀悼應該結束，社會需要復工，封城、死亡和恐懼也要被重新解釋成一場即將勝利的共同戰鬥。官方宣佈戰略成果，高曉松負責讓這場對勝利的歌頌聽起來不那麼像一篇《人民日報》的社論。它讓王菲、那英、朴樹、周迅、老狼和易烊千璽用音樂說“相信未來”。政治口號經過明星、客廳和吉他的包裝之後，就不再像口號了，更像一場全民自發的安慰。而這正是高曉松遞給中共的一支文化癢癢撓。《相信未來》最後做了四場，幾百位工作人員協調音樂人、唱片公司和數十家平臺，歌手在自家客廳、錄音棚、街邊和排練室完成了演出。高曉松還在第三場背起吉他，唱了自己的作品。四場累計觀看達到4.4億人次。優酷承擔內容製作時，主動加入醫護人員、勞動者和復工畫面。阿里體系的覆盤文章，把這場活動稱為阿里文娛組織能力的體現。央視參與播出，《人民日報海外版》整版報道，稱它帶來溫暖、鼓勵和正能量。這就是中共文化口紅最具體的一次。高曉松憑藉自己的政治嗅覺、音樂圈的人脈和阿里平臺，把防疫勝利、恢復生產做成了一場觀眾願意主動開啟的節目。體制得到一場柔和的人心工程，阿里展示了組織能力，高曉松也再次證明：只有他能在二十天的時間裡把這個陣容湊齊。演出結束之後，他接受採訪說，網上經常有人截他的圖、剪他的短影片圍攻他，但他自己並不委屈，他感謝網際網路，也感謝這個時代，願意為這個時代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

2020年6月28日晚，“名人讀名著”公益直播上線。發起方包括人民日報新媒體、人民文學出版社和蜻蜓FM。主題是畢業季和經典閱讀，嘉賓還有麥家、馬伯庸、魯豫、馬東等人。對高曉松來說，這應該是一場比演唱會更安全的活動。螢幕還是書架、摺扇和那張熟悉的臉，可是觀眾不是來聽書的。高曉松出現以後，彈幕迅速被“滾”、“公知”、“美國人”刷屏，直播中斷，畫面沒有恢復。而這距離《相信未來》那場演唱會的最後一場（5月10號）整整是四十九天。這四十九天裡，高曉松沒有爆出新的醜聞。那麼為什麼同一個人在五月份的時候還是群星演出的總策劃，而6月坐進直播間的時候，觀眾卻連開口的機會都不肯給他呢？只講醉駕和歷史錯誤回答不了這個問題。醉駕發生在2011年，幾個月後《曉說》照樣爆紅。2017年節目迴歸，三個月播放量仍然超過一個億。觀眾早就知道他有誇張、會糾錯，也知道他有一身精英脾氣，但那個時候大家仍然願意聽他講。可到了2020年，觀眾看他的角度變了。谷大白話那段3年前的對話可能最能說明這種變化。2017年網路綜藝節目《奇葩說》上，翻譯博主谷大白話講自己年輕的時候想遠行，高曉松說那你去不就完了？對方回答沒錢。那個時候高曉松只發出了一聲“害”。這一聲“害”，說明高曉松根本沒有聽懂“沒錢”兩個字的分量。在他那兒，遠行只看你想不想；而對普通人來說，先要看錢包裡有沒有錢。這段對話在2017年只尷尬了幾秒鐘，後來卻被反覆翻出。早年的觀眾聽他講美國、旅行和名校，首先感到羨慕；後來的觀眾卻開始追問：你說的灑脫究竟是人生智慧，還是家庭財富和人脈給你的底氣？2018年的哈佛風波又把這種關係推進一步。高曉松發微博說自己正式在哈佛大學入職成為研究員，網友很快翻到哈佛網頁，頁面上的英文身份卻是Associate。他說自己是什麼，觀眾已經不肯照單全收了。過去“哈佛”兩個字替他增加信用，現在網友會逐字核對校方網頁，審查他有沒有給履歷加戲。高曉松早年的優勢是“我見過，你們沒見過”。到了短影片時代，更多留學生、移民和海外華人每天都在中文網際網路上說話，普通觀眾也可以直接搜尋學校網頁和史料。他不再壟斷美國的解釋權，觀眾也有了自行查證的工具。

更致命的是，中美關係改變了美國的含義。貿易戰、華為制裁、孟晚舟事件、香港抗議和疫情起源的爭吵接連發生。高曉松過去對美國大學公共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欣賞，原本講的只是他的個人見聞，後來被重新解釋為他的立場。在美國生活過，原來是增加他說話的權威性，後來卻引發他是否忠於黨國的質疑。這時，“公知”已經不再是一種社會角色，而是一份網路起訴書：崇洋、精英、替美國說話、對中國挑剔、離普通人的生活太遠。高曉松本人在2012年拒絕過這個身份，也不影響現在人把它貼到他的身上。中共多年培養的網路愛國主義又提供了判斷標準：面對衝突先分敵我，評價人物先問站隊。短影片的興起則把高曉松過去10年的長節目拆成十幾秒的證據。完整的長節目讓人看到前因後果，短影片切片只留下立場鮮明的隻言片語。他花一個小時建立的一個故事的複雜性，而短影片切片十秒就能給你定性。到了6月28號，長期的輿論教育已經發揮作用。宣傳系統規定什麼叫正確立場，短影片平臺獎勵情緒、憤怒，網民自己尋找目標。最諷刺的是，人民日報新媒體請來一個嘉賓，網民卻拿著官方推廣的忠誠尺度，認定人民日報請錯了人。因此，2020年的高曉松已經不只是一個愛炫耀、會糾錯的人了。在許多網民眼裡，他還是一個替美國說話、政治立場可疑的“公知”。這才是直播間突然失控的原因。

2020年7月15號晚，在北京，十多位阿里高管圍坐在一張飯桌旁。他們不是來批評高曉松的，而是慶祝他加入阿里五週年的。高曉松把合影發到網上，公開自己的阿里工號和級別，又寫了一句：“年輕時獨行萬里，中年時找到組織真好。”這張照片距離直播中斷只有十七天。外面的觀眾已經不肯聽他講話，阿里內部仍然承認他是自己人。即使全民導師的交椅被掀翻，他還是阿里高管，背後站著中國最強大的商業集團之一。可他不知道的是，他這個門客的主公只剩下一百零一天的安全期。2020年10月24號，上海外灘金融峰會，馬雲穿著深色西裝上臺，批評中國金融監管，批評銀行的“當鋪思想”，還說昨天的辦法管不了明天。那是馬雲最後一次以進攻姿態出現在中國的公共舞臺上。高曉松說錯話面對的是彈幕，而馬雲批評監管面對的就是國家機器了。11月2號，馬雲和螞蟻高管被四部門約談。11月3號，上海證券交易所暫停螞蟻集團上市。隨後是反壟斷調查、182.28億元罰款，還有馬雲大幅減少公開露面。高曉松被轟出直播間是在6月，馬雲在外灘出事是10月。觀眾先拋棄了高曉松，四個月之後馬雲才失勢。馬雲沒有製造公眾對高曉松的厭惡，卻讓他失去了最後一層保護。

2021年2月，蝦米音樂停止服務，高曉松當年進入阿里時想建立的音樂版圖終於走到了終點。3月16日，高曉松退出北京阿里音樂董事。就在同一個時間視窗，華爾街日報等媒體報道，北京要求阿里削減媒體資產，因為阿里透過微博、優酷、南華早報和第一財經等資產擁有過大的輿論影響力。此時，高曉松的音樂業務早已失敗，個人形象也充滿爭議，阿里則從擴張轉入全面防守。當監管者開始追問阿里為什麼擁有這麼多媒體時，像高曉松這樣高調、親美、不斷捲入政治爭議的文化高管，便從資產變成了風險。高曉松在2012年說門客不必陪葬。現實比他預想的更冷，主人還沒有倒下，他確實不必陪葬；可一旦主人失去權勢，門客也會失去那間供他清談的客廳。2020年6月，直播間的觀眾已經把高曉松趕下了講臺，接下來官方要做的是把這件事制度化。

2021年4月9號，中央網信辦舉報中心上線涉歷史虛無主義有害資訊舉報專區，受理範圍包括歪曲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發展史、攻擊黨的領導，以及否定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四個月後，這套舉報標準落到了高曉松那批舊節目上。8月27號前後，網友發現《曉松奇談》等節目在部分平臺上無法正常搜尋。8月30號，中國歷史研究院發表長文，公開點名高曉松，逐條整理他談蔣介石、西安事變、靖國神社、鄭成功、黨與軍隊以及美國製度，最後把它們歸入“歷史虛無主義”。中國歷史研究院為什麼有資格給高曉松定性呢？因為他根本不是一個普通的學術機構，他是習近平上臺之後，為控制歷史解釋權專門組建的國家級史學機構。2019年1月，中國社科院把原有的考古、古代史、近代史、世界史、邊疆史和歷史理論六個研究所統合到一起。掛牌當天，習近平專門發來賀信，要求他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的學科、學術和話語體系，發揮資政育人作用。中宣部部長黃坤明親自揭牌，研究院很快啟動《習近平論歷史科學》、《中華民族復興史》、《中國曆代治理體系研究》等重大課題。院長還公開宣佈要對歷史虛無主義等思潮及時發聲。2023年，習近平又親自到研究院考察。這就是習近平的歷史智囊團，也是官方的歷史裁判機關。他替習近平搭建歷史觀，也替習近平規定哪些歷史可以怎樣講，哪些觀點要被打成“歷史虛無主義”。所以這篇長文不是幾位學者在和高曉松討論歷史，而是習近平的歷史機構在給他做政治鑑定。他的辦法就是把兩種完全不同的問題混在一起。第一種是可以查證的知識錯誤。比如高曉松曾說國民黨將領衛立煌後來去了臺灣。事實是，衛立煌1949年去了香港，1955年回到中國大陸。這是明確錯誤。一個把個人印象講成歷史的人，應該被糾正，也應該為這種草率付出信譽代價。而第二種呢，是屬於政治解釋。比如說如何評價蔣介石，如何理解西安事變，是否贊同美國的制度，軍隊究竟應當忠於政黨還是國家？這些本來是可以爭論的觀點，中國歷史研究院卻把事實錯誤和立場分歧並列來看，混在一塊，最後得出一個政治結論，說這個人的歷史觀有危險。

就在八月底，媒體報道高曉松已經離開了阿里，阿里大文娛只回答不清楚，沒有公佈原因。一年多里，觀眾、阿里和官方先後對他關上了門。三天以後，9月2號，國家廣電總局發出通知，要求電視和網路視聽平臺把政治素養作為人員選用標準。通知中有一句話非常直接：“政治立場不正確、與黨和國家離心離德的人員堅決不用。”節目已經下架，國家級歷史機構完成了定性，主管部門又公開了政治尺度。從這一刻起，平臺面對的已經不是觀眾會不會罵高曉鬆了，而是用了他會不會惹禍。2022年5月，高曉松和宋柯退出阿里音樂股東行列，他與阿里在公司層面的聯絡徹底結束。但高曉松並沒有完全死心。2023年11月，他悄悄推出音訊節目《曉得》。《曉得》入口也不在優酷首頁，也不在愛奇藝，而是在微信小程式小舟ARK和蜻蜓FM。一個曾經單季播放過億的全民導師，復出時只剩下聲音，只能躲進一個小程式試水。《曉得》一共做了240期。2024年11月19日，最後一期播出，節目收官。此後，他既沒有回到主流影片平臺，也沒有再做新的節目。網上不斷出現所謂“高曉松新節目”和“高曉松直播”，不少其實是舊節目翻剪、重新包裝，甚至是AI仿聲。到了2026年5月，高曉松本人不得不出來澄清說，自《曉得》最後一期之後，他再也沒有做過任何直播或者錄播的音影片內容了，自己目前並未營業。這才是他的真實處境。

觀眾罵他，他可以換個平臺；阿里不要他，他可以另找投資人。但中國歷史研究院給他貼上的歷史虛無主義的標籤，廣電總局又宣佈政治立場不正確、與黨和國家離心離德的人員堅決不用，就沒有哪一家中國平臺敢讓他真正回來了。民間的臭名可以慢慢洗，政治定性卻很難翻案。高曉松不是沒有試過復出，他只是從一個幾億人觀看的公共人物退到了一個小程式裡。小程式停更以後，網上繼續活躍的“高曉松”，甚至有許多已經不是他本人了。這也是習近平時代對高曉松這類“知道分子”最真實的用後即棄。當體制需要一張開放、國際、有人情味的文化面孔時，高曉松很好用。他能替馬雲和阿里增加文化氣質，也能把“相信國家、復工復產”包裝成群星參與的公益演出。到了習近平要求政治立場不正確、堅決不用的時候，中美對抗成了檢驗忠誠的標尺，歷史解釋權也被收緊，而高曉松的國際經驗和自由派外觀馬上就從裝飾變成了汙點。高曉松並沒有突然改變，他一直喜歡美國，愛講見聞，誇張、自信，也懂得和大平臺合作。改變的是體制對這類人的用途和容忍度。所以，高曉松為什麼臭大街？這不是一個無辜的知識分子被迫害的故事。高曉松從來沒有那麼無辜，也沒有那麼勇敢。這是一個聰明的文化商人，以為自己只是賣知識、不碰權力，最後卻發現在中國，誰能賣知識本來就是權力來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