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浩劫六年後：武漢真相不能被掩埋，中共必須為全球疫情負責【知定講堂 啟蒙論壇 餘茂春】EP269
本文探討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六週年之際的溯源問題，指出病毒起源與武漢病毒研究所實驗室外洩高度相關。文章詳細梳理了該實驗室的樣本收集、高危病原體處理資格、生物安全隱患及多項前期警告，並批評中共在疫情初期下達封口令、銷燬樣本、阻撓世衛組織調查等威權體制下的掩蓋行為，主張中共必須為全球疫情承擔道德、法律與財務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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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來到知定講堂的啟蒙論壇。我是餘茂春。六年前，新冠肺炎（COVID-19）重創全球，讓世界幾乎停擺。到了今天，已經不能再用委婉的說法輕輕帶過，中國共產黨必須為這場致命病毒的爆發負起直接責任。疫情初期的關鍵時刻，它系統性隱瞞資訊，直到今天，它仍持續阻礙調查，使全世界無法完整釐清武漢究竟發生了什麼。疫情爆發以來，支援病毒起源與研究活動有關的證據不斷增加，這些證據指向中國武漢病毒研究所，而且已經難以否認。
2026年6月，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ODNI）公開指出，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冠狀病毒研究由美國資助，這項研究如今普遍被視為意外實驗室外洩的源頭。這起外洩引發了全球疫情。有了這項結論，疫情爆發前的一連串發展，再也不能被視為單純的巧合。多年來，中共野心勃勃地追求病毒發現與實驗領域的全球領導地位。然而，中國的生物安全體系卻一直存在嚴重缺失，武漢病毒研究所成為這項工作的核心。在其成為中國第一座第四級生物安全實驗室（BSL-4）之前，已收集超過一萬五千份蝙蝠病毒樣本，這是當時全球規模最大的同類樣本庫。後來，中共政權的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批准它儲存和處理第四危險群微生物（Risk Group 4），這一類別包括全球最危險的病毒，也包括冠狀病毒及其經實驗室增強、致命性更高的變異株。
然而，中國科學技術部對它的評等只是表現平庸的「良好」，它並未列入全國20所「優秀」生物與醫學實驗室。即使如此，中國當局仍批准它處理全球最危險的病原體，而且它是全國唯一獲得這項資格的實驗室。袁志明博士當時擔任武漢病毒研究所BSL-4實驗室主任，他曾多次警告，中國的生物安全作業存在嚴重缺失問題，包括生物安全管理不足、實驗室運作不完善、專業生物安全人員短缺以及訓練不足。2018年，袁志明與共同作者在一篇論文中提出極具預見性的警告。他們指出，生物安全實驗室是一把「雙面刃」，它可以造福人類，也可能帶來「災難」。論文還逐項列出中國生物實驗室嚴重的生物安全缺失，問題包括操作標準與專業指引不足，也涉及廢棄物處理、消毒、汙染監測和實驗室安全程式。
這些警告並非紙上談兵。早在2004年，北京的實驗室就曾發生SARS的病毒外洩，事件造成多人感染、數百人遭隔離，並導致至少一人死亡。換句話說，中共早已收到充分警告，這些警告清楚說明，危險病原體遇上薄弱的生物安全制度，可能造成什麼後果。然而，武漢病毒研究所仍繼續進行復雜研究，這個研究物件正是可能引發另一場類似SARS疫情的病毒。2015年，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石正麗（Shi Zhengli）博士參與一項研究，她如今因「武漢蝙蝠女」之名在全球惡名遠播。這項研究合成一種嵌合型類似SARS冠狀病毒，用來了解這種病毒進入人類族群感染人類的能力。後來發表的論文描述了一種混合病毒，其中帶有來自中華菊頭蝠冠狀病毒的棘蛋白。
2019年3月，也就是COVID-19在武漢爆發前九個月，石正麗與研究團隊發出警告，未來極可能再度出現類似SARS或中東呼吸症候群（MERS）的冠狀病毒疫情。他們還指出，這類疫情發生在中國的機率正在升高。接著疫情真的在武漢爆發，不是北京，不是上海，也不是雲南。許多攜帶SARS相關冠狀病毒的蝙蝠，正是從雲南採集而來，但疫情卻發生在武漢。中國最重要的相關病毒研究機構就位於這座城市，研究人員也在這裡進行功能增益實驗，這些實驗可能使病毒更具致命性。發生實驗室事故不需要任何陰謀，只需要一種病原體，一項高風險研究，不確實的安全防護，再加上一次人為失誤，這在當時的中國，這些條件一個不少。
接下來發生的事，讓整起事件不再只是科學疏失，更成為對中共政治體制的控訴。北京的本能反應不是公開透明，而是控制。從一開始，中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就對武漢病毒研究所下達封口令。2020年1月1日，研究所被命令銷燬所有收集到的冠狀病毒樣本。幾天後，中國人民解放軍便接管這座實驗室。後來武漢病毒研究所發表公開信，回應外界的多項質疑，這些質疑涉及基因工程、實驗室外洩、軍方介入，以及一名前員工據稱失蹤。公開信沒有提出任何詳細證據，無法釐清這些疑點。相反地，研究所所有員工卻被要求團結在中共中央和習近平同志周圍。
這種回應正凸顯了問題的根源，一座足以影響全人類健康的實驗室，竟然存在於威權政治體制之中。在這套體制下，中共對科學家、研究紀錄、記者和各種機構握有最終控制權。就連習近平也承認，這套體制已經失靈。在2020年2月14日，習近平在疫情爆發後首次公開談話，他明確表示，武漢疫情暴露出中國在生物材料與生物安全管理上的不足與漏洞。他要求制定新的生物安全法，並下令把生物安全納入中國的國家安全體系。
此外，還有北京拒絕交出的證據。中共下令銷燬武漢早期患者的樣本，使追溯病毒起源更加困難，而這種阻擋至今仍妨礙疫情起源調查。2025年，疫情爆發已經五年，世界衛生組織披露，中國仍未提供數百筆疫情初期的SARS-CoV-2基因序列，中國也沒有提供武漢市場販售動物的詳細資料。世衛要求的武漢各實驗室研究內容與生物安全狀況資料，也仍未交出。由於這些資料至今仍未公開公佈，世衛秘書長譚德塞表示，所有起源假說都必須繼續列入考量，實驗室起源也不例外。也正因如此，北京不能把仍有不確定性當成免責藉口，任何政府都不能先銷燬或扣留證據，再以證據不足為由，要求外界替它開脫。
中共的責任，也不能只用實驗室內發生的事來衡量，中共的責任也延伸到疫情爆發後的處置。面對新興傳染病，這個威權政權仍依照威權體制的方式行事，壓制資訊、要求政治服從、控制敘事，並抗拒獨立檢視。因此，COVID-19的責任，應由真正掌握政治權力的一方承擔：中國共產黨及其控制下的機構。面對傳染性呼吸道病毒，延誤就會奪走人命，全世界最後付出的代價，幾乎大到令人無法想像。數以百萬計的人因此喪生，根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全球死亡人數高達1450萬，無數家庭支離破碎，數兆美元的財富和經濟活動就此化為烏有，整整一個世代經歷了一場原本不該發生的浩劫。
國際社會應要求武漢病毒研究所全面開放病毒資料庫、實驗室筆記、實驗紀錄、樣本清冊、生物安全紀錄和相關人員檔案。掌握疫情相關情況的科學家與工作人員，也應獲准向獨立調查人員說明，他們不應受到中共監督。各國政府也應訂出可執行的國際究責措施，任何國家若隱瞞可能引發全球大流行的疫情資訊，都必須承擔國際後果。COVID-19已經證明，一個主權國家境內的生物安全，絕不只是該國的內政，一座城市發生的實驗室事故，可能讓倫敦的學校停課，也可能壓垮紐約的醫院。它還可能讓東京的商家倒閉，奪走布宜諾斯艾利斯老人的生命。主權不能任意讓一個國家有權危害全人類，全世界也必須重新思考，任何從事可能造成全球后果之研究的實驗室，是否還能在缺乏實質國際查核的情況下運作？不能允許中共在未被究責前，就讓這場災難被歷史掩埋，全世界有權知道真相，受害者有權獲得正義，中共必須在道德、法律與財務上為COVID-19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