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x Years After the COVID-19 Catastrophe: The Truth of Wuhan Cannot Be Buried, and the CCP Must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the Global Pandemic [Zhiding Lecture Enlightenment Forum by Miles Yu] EP269
本文探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六周年之际的溯源问题，指出病毒起源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外泄高度相关。文章详细梳理了该实验室的样本收集、高危病原体处理资格、生物安全隐患及多项前期警告，并批评中共在疫情初期下达封口令、销毁样本、阻挠世卫组织调查等威权体制下的掩盖行为，主张中共必须为全球疫情承担道德、法律与财务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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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知定讲堂的启蒙论坛。我是余茂春。六年前，新冠肺炎（COVID-19）重创全球，让世界几乎停摆。到了今天，已经不能再用委婉的说法轻轻带过，中国共产党必须为这场致命病毒的爆发负起直接责任。疫情初期的关键时刻，它系统性隐瞒资讯，直到今天，它仍持续阻碍调查，使全世界无法完整厘清武汉究竟发生了什么。疫情爆发以来，支持病毒起源与研究活动有关的证据不断增加，这些证据指向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而且已经难以否认。
2026年6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公开指出，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冠状病毒研究由美国资助，这项研究如今普遍被视为意外实验室外泄的源头。这起外泄引发了全球疫情。有了这项结论，疫情爆发前的一连串发展，再也不能被视为单纯的巧合。多年来，中共野心勃勃地追求病毒发现与实验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然而，中国的生物安全体系却一直存在严重缺失，武汉病毒研究所成为这项工作的核心。在其成为中国第一座第四级生物安全实验室（BSL-4）之前，已收集超过一万五千份蝙蝠病毒样本，这是当时全球规模最大的同类样本库。后来，中共政权的中央卫生主管机关批准它储存和处理第四危险群微生物（Risk Group 4），这一类别包括全球最危险的病毒，也包括冠状病毒及其经实验室增强、致命性更高的变异株。
然而，中国科学技术部对它的评等只是表现平庸的「良好」，它并未列入全国20所「优秀」生物与医学实验室。即使如此，中国当局仍批准它处理全球最危险的病原体，而且它是全国唯一获得这项资格的实验室。袁志明博士当时担任武汉病毒研究所BSL-4实验室主任，他曾多次警告，中国的生物安全作业存在严重缺失问题，包括生物安全管理不足、实验室运作不完善、专业生物安全人员短缺以及训练不足。2018年，袁志明与共同作者在一篇论文中提出极具预见性的警告。他们指出，生物安全实验室是一把「双面刃」，它可以造福人类，也可能带来「灾难」。论文还逐项列出中国生物实验室严重的生物安全缺失，问题包括操作标准与专业指引不足，也涉及废弃物处理、消毒、污染监测和实验室安全程序。
这些警告并非纸上谈兵。早在2004年，北京的实验室就曾发生SARS的病毒外泄，事件造成多人感染、数百人遭隔离，并导致至少一人死亡。换句话说，中共早已收到充分警告，这些警告清楚说明，危险病原体遇上薄弱的生物安全制度，可能造成什么后果。然而，武汉病毒研究所仍继续进行复杂研究，这个研究对象正是可能引发另一场类似SARS疫情的病毒。2015年，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石正丽（Shi Zhengli）博士参与一项研究，她如今因「武汉蝙蝠女」之名在全球恶名远播。这项研究合成一种嵌合型类似SARS冠状病毒，用来了解这种病毒进入人类族群感染人类的能力。后来发表的论文描述了一种混合病毒，其中带有来自中华菊头蝠冠状病毒的棘蛋白。
2019年3月，也就是COVID-19在武汉爆发前九个月，石正丽与研究团队发出警告，未来极可能再度出现类似SARS或中东呼吸症候群（MERS）的冠状病毒疫情。他们还指出，这类疫情发生在中国的机率正在升高。接著疫情真的在武汉爆发，不是北京，不是上海，也不是云南。许多携带SARS相关冠状病毒的蝙蝠，正是从云南采集而来，但疫情却发生在武汉。中国最重要的相关病毒研究机构就位于这座城市，研究人员也在这里进行功能增益实验，这些实验可能使病毒更具致命性。发生实验室事故不需要任何阴谋，只需要一种病原体，一项高风险研究，不确实的安全防护，再加上一次人为失误，这在当时的中国，这些条件一个不少。
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整起事件不再只是科学疏失，更成为对中共政治体制的控诉。北京的本能反应不是公开透明，而是控制。从一开始，中国中央卫生主管机关就对武汉病毒研究所下达封口令。2020年1月1日，研究所被命令销毁所有收集到的冠状病毒样本。几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便接管这座实验室。后来武汉病毒研究所发表公开信，回应外界的多项质疑，这些质疑涉及基因工程、实验室外泄、军方介入，以及一名前员工据称失踪。公开信没有提出任何详细证据，无法厘清这些疑点。相反地，研究所所有员工却被要求团结在中共中央和习近平同志周围。
这种回应正凸显了问题的根源，一座足以影响全人类健康的实验室，竟然存在于威权政治体制之中。在这套体制下，中共对科学家、研究纪录、记者和各种机构握有最终控制权。就连习近平也承认，这套体制已经失灵。在2020年2月14日，习近平在疫情爆发后首次公开谈话，他明确表示，武汉疫情暴露出中国在生物材料与生物安全管理上的不足与漏洞。他要求制定新的生物安全法，并下令把生物安全纳入中国的国家安全体系。
此外，还有北京拒绝交出的证据。中共下令销毁武汉早期患者的样本，使追溯病毒起源更加困难，而这种阻挡至今仍妨碍疫情起源调查。2025年，疫情爆发已经五年，世界卫生组织披露，中国仍未提供数百笔疫情初期的SARS-CoV-2基因序列，中国也没有提供武汉市场贩售动物的详细资料。世卫要求的武汉各实验室研究内容与生物安全状况资料，也仍未交出。由于这些资料至今仍未公开公布，世卫秘书长谭德塞表示，所有起源假说都必须继续列入考量，实验室起源也不例外。也正因如此，北京不能把仍有不确定性当成免责借口，任何政府都不能先销毁或扣留证据，再以证据不足为由，要求外界替它开脱。
中共的责任，也不能只用实验室内发生的事来衡量，中共的责任也延伸到疫情爆发后的处置。面对新兴传染病，这个威权政权仍依照威权体制的方式行事，压制资讯、要求政治服从、控制叙事，并抗拒独立检视。因此，COVID-19的责任，应由真正掌握政治权力的一方承担：中国共产党及其控制下的机构。面对传染性呼吸道病毒，延误就会夺走人命，全世界最后付出的代价，几乎大到令人无法想像。数以百万计的人因此丧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死亡人数高达1450万，无数家庭支离破碎，数兆美元的财富和经济活动就此化为乌有，整整一个世代经历了一场原本不该发生的浩劫。
国际社会应要求武汉病毒研究所全面开放病毒资料库、实验室笔记、实验纪录、样本清册、生物安全纪录和相关人员档案。掌握疫情相关情况的科学家与工作人员，也应获准向独立调查人员说明，他们不应受到中共监督。各国政府也应订出可执行的国际究责措施，任何国家若隐瞒可能引发全球大流行的疫情资讯，都必须承担国际后果。COVID-19已经证明，一个主权国家境内的生物安全，绝不只是该国的内政，一座城市发生的实验室事故，可能让伦敦的学校停课，也可能压垮纽约的医院。它还可能让东京的商家倒闭，夺走布宜诺斯艾利斯老人的生命。主权不能任意让一个国家有权危害全人类，全世界也必须重新思考，任何从事可能造成全球后果之研究的实验室，是否还能在缺乏实质国际查核的情况下运作？不能允许中共在未被究责前，就让这场灾难被历史掩埋，全世界有权知道真相，受害者有权获得正义，中共必须在道德、法律与财务上为COVID-19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