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妖酱：出生就姓党，上校刘长乐如何打造凤凰卫视？

本期节目梳理了凤凰卫视创办人刘长乐的背景及其与中共系统的深厚渊源，分析了这家被称为香港商业电视台的机构如何通过独特的政治许可、广告代理和新闻运作在海内外发挥特殊宣传作用，并探讨了其在2021年后国有资本全面接管下的历史变迁。

视频链接：

完整文本：

Hello，大家好，我是爱思考、重逻辑的妖妖酱。2021年刘长乐卖光凤凰卫视股份，中央国企紫荆文化成为第一大股东，很多人说，从这一天起，凤凰终于姓党了。这个判断，晚了整整二十五年。如果凤凰只是一家普通的香港商业卫星电视，为什么它能在中国大陆落地？为什么总理会在全国直播的记者会上亲自替一家开播仅两年的境外电视台做宣传？照顾一下凤凰卫视的吴小莉小姐，我很喜欢看她的广播。为什么它能采访省委书记和省长，还能进入战争前线，甚至走进国安人员控制下的电视认罪现场？所有问题，最后都指向创办人刘长乐，一个在央广军事部工作的解放军上校，为什么会突然被派到休斯敦做石油贸易，又带着巨额财富进入香港，同时得到北京、央视和传媒大亨默多克的信任？这究竟是一名商人的个人奇迹，还是中共在香港回归前后布下的一盘棋？今天，我们就从刘长乐来历不明的第一桶金、传闻中的国安出资两百万美元和凤凰获得的一次次特殊许可开始，寻找这家所谓“香港媒体”的中共指纹。

1996年3月31日晚，香港红磡原来的卫视中文台换上了一个金黄色的凤凰台标，却会高高在上，它的空气一样自然。镜头前站着几张后来中国观众非常熟悉的面孔，吴小莉、陈鲁豫、许戈辉、窦文涛还有李辉他们，后来啊，被戏称为凤凰的五大名旦。当时的大陆电视台还带着播音腔，主持人呢，坐姿端正，新闻稿每一句都像念文件，凤凰却让主持人穿得漂亮一点儿，说话快一点儿，笑得自然一点儿。观众看到的是一家来自香港的新的电视台股权文件，讲的却是另一个故事。凤凰开播时，有三个股东，刘长乐控制的今日亚洲占45%，默多克旗下的卫星电视占45%，另外10%属于华颖国际，不是普通的香港公司，它是中央电视台的关联公司。刘长乐后来对华盛顿邮报解释，把这10%送给央视是一个象征，表示凤凰不会反对共产党。这句话很重要啊，凤凰不是先在市场上做大，遇到压力之后才向北京低头的，它是在出生之前，就像北京交代了它的政治立场，而且让央视方面直接进入股权结构。

默多克又为什么需要刘长乐呢？上世纪90年代初，默多克收购了卫星电视，一心想进入中国。1993年，他在伦敦公开说，卫星电视对世界各地的极权政权构成了威胁，北京听完之后没有跟他辩论，直接加强了对私人卫星接收设备的管制。默多克很快就明白了，卫星信号可以穿越国界，但中国可以不让卫星信号落地啊。有卫星不等于有中国市场，还需要一个北京信得过的中国合作者。默多克需要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商人，而是一个能够打通北京替他的卫星打开中国市场的人。刘长乐需要的则是默多克的卫星频道和香港平台，央视持有的10%的股份只是摆在台面上的关系，真正需要追问的是，默多克为什么偏偏选中刘长乐？他凭什么让默多克相信自己能够得到北京的许可与配合呢？答案不在1996年的董事会，而在刘长乐此前十几年的履历中。

二、第一桶金刘长乐1951年出生，十九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待了十年。他给军报写学习毛泽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后来进入北京广播学院，又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军事部工作，做过记者、编辑、评论员和管理人员。央广军事部，不是普通党媒里的一个业务部门。1979年以后，他被列入军队编制，接受广播系统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双重领导，军事记者由现役军人担任。华盛顿邮报后来采访刘长乐的同事和朋友，得到的说法是，到了80年代末，刘长乐仍是军队系统里一颗正在上升的明星，级别相当于上校。换句话说，他不是一名采访军队的普通记者，他本来就是军队宣传系统里的一员，后来又在中央级的媒体里获得了接近军方和高层官员的机会。

1987年，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访问美国，刘长乐想随团采访，请同事吴晓镛帮忙。吴晓镛的父亲是当时的外交部长吴学谦，后来回忆，刘长乐在那次访问中与杨尚昆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杨尚昆喜欢他，杨家的子女也成了他的朋友。第二年，杨尚昆出任国家主席。此后，一家国有石油企业的高管想让刘长乐做一篇宣传他们公司的报道，刘长乐答应了，但提出了一个条件，给他一份工作。不久，他就被顺利的派到美国休斯敦做石油贸易。这次职业跳跃很不寻常，啊，因为他的上一份工作还是作为现役军人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军事宣传，而下一份工作他已经到了世界石油工业的中心，参与跨境大宗商品交易。刘长乐的公开履历中看不到石油、金融、航运或国际贸易的训练，他进入的又不只是一个可以随便试错的民营企业，而是由国家掌控资源、批文和外汇的石油贸易体系。一篇宣传报道为什么能让一名央广军事记者突然离开军队宣传系统而被派往休斯敦从事石油贸易？这绝不是一家国有石油企业看中某位记者那么简单，企业可以提供职位，却很难自行把一名有级的军事记者调出原单位，再把一个不懂英语、没有国际贸易经验的人空降到美国，让他进入国家严格控制的跨境石油贸易。这里涉及军队系统的人事关系、出国审批、国有石油资源和海外派驻，不可能由一家企业的高管临时起意、独自办成。那么，究竟是谁批准了这次跨系统的调动呢？谁愿意把国家垄断行业的海外业务交给刘长乐？这不是一次普通求职，却很像是一次经过组织安排的身份转换。刘长乐在休斯敦只待了一年，随后就离开了国有石油企业移居香港。休斯敦还不是他的第一桶金，却是通往第一桶金的跳板，他让一名军事记者获得了石油贸易的身份、渠道和海外履历。

刘长乐自己只说他拿出口成品油赚到了第一笔钱，但他从来没有把资金、合同和交易过程交代清楚。华盛顿邮报2005年追问这段经历时，也只能说这就是个谜。后来，作为凤凰美国业务负责人的无效应替刘长乐倒是把当年的赚钱方法说得明白，他说啊，中国80年代末90年代初，石油产品存在计划价和市场价，谁能按国家价格拿到原油炼制，以后再按市场价格出口转几百万美元并不困难。吴晓镛解释了这门生意为什么暴利，却没有解释刘长乐凭什么有资格进入到这门生意里？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价格双轨制首先发生在中国国内，按照计划价拿到原油本来就是一种只有少数人才能取得的特权，拿到原油以后还要交给国内炼厂加工，再取得成品油出口指标，最后才能运到国际市场进行出售。问题是，此时的刘长乐早就离开央广，在休斯敦只做了一年石油交易，随后又以香港商人的身份活动。他没有公开可见的炼厂，也没有长期经营国内石油业务的履历，那他凭什么从香港伸手进入中国的计划物资体系，拿到低价原油、炼厂产能和出口许可呢？价格双轨制解释了钱从哪里赚，却解释不了门是谁替他打开的。

刘长乐真正神秘的并不是懂不懂石油，而是他离开体制之后，为什么仍然可以调动只有体制内部才能分配的资源。军事宣传、海外石油贸易和面向大陆的中文电视，又都是政治上高度敏感的领域。一次身份转换可能要靠关系，可连续几次就不是偶然。显然，刘长乐并不是一个在体制外取得成功，后来才被北京收编的香港商人，也许他本来就是这套体制内培养出来的人，把他称为北京在香港的代理人，都可能把双方的距离说远了，因为代理人意味着他原本属于外部，后来接受北京委托，而刘长乐则是从中共军队和宣传系统内部走出来，再以商人身份回到媒体领域。他的身份可以是记者、商人、媒体人，职业形式可以不断改变，不变的是他的政治归属。在香港，他随后进入到公路、港口、房地产、酒店和医院等行业，很快成为了千万富翁。1993年，他还出资参与了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十二集邓小平纪录片，并以制片人身份出现在片尾字幕里。一个离开央广不久的商人迅速从国有石油贸易中获得财富，又参与制作最高政治人物的官方纪录片，3年以后，他拿出今日亚洲45%的股本，与默多克、央视一起创办了凤凰。

推演到这里，默多克选择刘长乐合作的真正含义渐渐清晰起来。资本、卫星和电视人才都可以寻找，而进入中国市场的政治许可却无法购买。不是默多克发现了一名有北京关系的香港商人，不是默多克先发现一名有北京关系的香港商人，然后说服中共接受他，刘长乐是北京信任的自己人，默多克随后才看中了这种信任。先有北京的选择，后有默多克的选择，于是，默多克提供卫星频道和国际品牌，北京通过刘长乐提供政治许可，默多克选择的不是一个能够接近北京的香港商人，而是北京早就选好的人。那么，从军队宣传系统到休斯敦，再从香港石油商人到凤凰创办人，这只是刘长乐连续几次踩中了时代机会，还是中共在香港回归前后为自己准备一家境外中文电视台所走的一盘棋呢？

传闻说啊，刘长乐创办香港的凤凰卫视时，曾经得到中国国家安全部两百万美元。这个说法目前能追到的公开出处之一，是2005年海外媒体刊登的一篇文章。文章引述一名评论人士称，刘长乐1998年在深圳的一次饭局上亲口夸耀说，国安部给了他两百万美元，帮助他建立凤凰卫视。这只是一则传闻，公开材料中没有发现国安部拨款文件或银行记录，但这个传言为什么二十多年一直没有消失呢？因为它与凤凰后来获得的特殊待遇可以说是互相解释。1996年的两百万美元不是一笔足以独立创办全球卫星电视网的巨款，凤凰接手的是卫视中文台留下的频道和平台，默多克方面掌握卫星资源，今日亚洲需要的是启动资本和北京信用。如果这笔钱确实存在，它的政治意义会大过财务意义，出钱的人等于告诉其他部门，这是一个可以放行的项目。当然，默多克知不知道这个传言或者确切信息并没有人知道，国安系统不会把牌子挂在电视台门口。

比两百万美元的传闻更能判断凤凰性质的是他获得了什么权力，替谁完成了什么任务，以及普通媒体进不去的地方，他为什么总能进去？凤凰最核心的资产啊，并不是它的演播室主持人，甚至不是默多克的卫星，而是北京允许他存在。当时中国禁止普通家庭私装卫星天线，境外电视进入大陆又受到严格限制，凤凰却能进入涉外酒店、高校、部分机关和高档住宅。后来不少地方有线电视系统直接转播凤凰的信号，许多家庭也私自装了卫星接收器。华盛顿邮报称，凤凰是当时唯一中国政府许可、可以用中文播新闻的私人电视网。这个为一已经很说明问题了，真正独立的境外中文电视台，北京首先要做的是封堵，凤凰面对的却是一套可以讨价还价的内部管理方式。2001年凤凰资讯台开播，这是一个二十四小时直播的新闻频道，最初连涉外酒店都被禁止播放，资讯台每天亏损超过一万美元，股东要求关闭这个频道，而刘长乐坚持继续播，2年之后，他终于说服北京解除了限制。这不是正常的市场竞争，也不是香港新闻自由自动延伸到了大陆，它只说明凤凰与主管部门之间存在一条能够谈判、解释和博弈的通道。

2005年赵紫阳去世时，这条通道表现得更加清楚。凤凰卫视记者闾丘露薇进入赵紫阳去世的医院，拍到空病房要求报道，正在巴黎的刘长乐批准播出节目，一上卫星，一些省份立即切断了凤凰信号。刘长乐赶回北京与有关部门交涉，同时要求编辑部不要继续报道赵紫阳的话题。这一幕经常被用来证明凤凰敢说话，但他同样证明凤凰知道红线由谁掌握，也知道月线1后该找谁去解决。它可以先报道几分钟，建立比央视更开放的信誉，当地方开始短信号的时候，老板再回北京处理报道随即停止，观众得到一次凤凰播报的印象，北京则没有失去对后续议程的控制。这不是失控，而是一种经过精心计算的弹性。凤凰必须比央视多说一点，否则没人看，但他不能多说到影响中共对重大政治问题的最终定调。刘长乐刺激把这种状态叫做走钢丝，他说如果什么都听，政府的观众会鄙视凤凰，如果完全跟着名义走，政府会把凤凰消灭。说得坦白点，凤凰的任务就是在观众还愿意看和北京仍然放心之间找到某种平衡。

再往前2年，2003年的非典提供了另一个更为残酷的例子。当北京还在掩盖疫情的时候，军医蒋彦永把真实的情况写成信件交给中国媒体，后来公开的材料称，凤凰也是较早收到信息的媒体之一，但没有首先把真相报道出来。与此同时，凤凰还播出了对卫生部长张文康颇为正面的访问，几天之后，张文康因为隐瞒疫情被免职。为什么赵紫阳去世，凤凰可以抢先几分钟，关系到北京是否掩盖疫情，使他却没有成为吹哨者呢？区别不在于新闻大小，而在于政治风险。当报导可以展示凤凰的敏捷，却不致于破坏中共正在维持的核心叙事时，刘长乐愿意冒一点点，而当报导会直接揭穿中央政府正在说谎时，凤凰便会回到体制要求的红线之内。这也解释了凤凰为什么偶尔会被短信号，却始终没有被彻底赶出大陆的原因呢？因为永久的封杀，就会毁掉一个对中共仍然有用的平台。

1998年3月，新任总理朱镕基举行记者会，现场挤满了中外记者，大家争着举手。朱镕基忽然对主持人说照顾一下凤凰卫视的吴小莉小姐，他很喜欢看她的播报边我要谢谢朱总理，我必须这样说，就是说您也是我的偶像，外界也有人说您是前面在下，或者说经济沙皇，叫我中国的八戈尔巴乔夫也好，叫我经济沙皇也好，叫我什么东西也好，我都不高兴。这很快传遍中国。对于一个刚刚开播2年的频道，还有什么广告能比总理在全国直播中亲自点名更为有效呢？吴小莉后来承认啊，被点中并不完全是海南凤凰，为了让她问上问题，做了大量前期工作，她坐在醒目的位置提前准备提示牌，还穿了引人注意的红色衣服。这些准备可以解释朱镕基为什么看见了她却解释不了总理为什么当众说喜欢看凤凰。这次点名替凤凰完成了三件事，第一，她向大陆观众证明凤凰不是来路不明的香港小台，最高层在看，而且认可。第二，她向各级官员发出信号，接受凤凰采访是安全的，帮助凤凰落地也不会犯政治错误。第三，她替凤凰建立了一种非常好用的身份，她不是央视，所以看起来更新鲜，她得到总理认可，所以又比真正的境外媒体更安全。

吴小莉此后成为凤凰连接中国官场的重要人物，他主持问答神州，采访对象包括部长、省委书记、省长和城市。主观镜头里的形式是新闻访问，实际效果呢，往往是地方形象工程。地方官员需要一个看起来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平台，来展示他们的政绩、招商和城市形象，而凤凰需要采访资源、落地关系、广告客户和地方项目，双方各取所需。刘长乐呢，也从不掩饰自己花大量时间结交官员。华盛顿邮报记录过一次凤凰高层会议，刘长乐刚刚见过一名政治局委员，为公司传达了对方对凤凰的厚望，希望凤凰多做正面报道，随后，他便提出可以报道这名政治委员主政过的城市。这就是凤凰和中国官员之间的默契。

那么，如果只看凤凰香港总部，很容易把它当成一家普通上市媒体集团，而真正要看懂凤凰，要顺着钱进入大陆。凤凰的电视广告收入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但境外电视机构是不能像大陆电视台那样直接经营的。于是，凤凰建立了一批内地公司和代理关系，其中最重要的一家叫神州电视有限公司。凤凰的上市文件明确称神州电视是其中国大陆广告代理，凤凰把广告时段卖给神州，神州在面对大陆客户经营。到2014年，凤凰账上仅应收神州的款项就接近人民币四亿九千万元。这不是一个只在香港制作节目把信号发上卫星的电视台，它在北京、深圳和多个城市拥有人员、客户、制作广告及项目网络。

2008年，凤凰发展城市户外大屏业务，凤凰自己的介绍写得非常直接，这一业务的优势包括良好的政府公关、户外大屏放在哪儿、审批权在谁手中？城市的黄金地段的屏幕能不能见能播什么广告，客户从哪儿来，都离不开地方政府。凤凰把新闻影响力带进了地方，再把地方关系转成了广告和项目。后来，凤凰都市传媒一度把户外大屏扑到了大陆的数百座城市。凤凰还进入文化产业园、数字创意教育活动策划和房地产，北京朝阳公园内做像莫比乌斯环一样的凤凰中心，就是这种政商能力最醒目的地标建筑。项目所在地的土地规划、审批和开发过程都不可能只靠一家香港电视台的节目收视率完成。凤凰的上市公告显示，凤凰东方置业负责开发、销售和管理这座面积约72800平方米的传媒中心，2014年的估值接近人民币二十亿元。外界看到的是明星主持人、名人访谈和战地连线，而凤凰内部真正支撑它运行的是广告代理、户外屏幕、地方合作、地产和金融等生意。

吴小莉的省长访谈也应该放回这套利益关系里来理解，并不是说每一次采访都存在什么具体的交易啊，而是凤凰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内循环，中央领导的认可带来政治信用，政治信用又帮助它接近地方官员，地方官员提供采访落地和项目资源，凤凰在用节目替地方扩大影响力。这也是凤凰和普通大外宣最不同的地方，央视把宣传当任务，花财政的钱完成，而凤凰把政治许可包装成了市场稀缺性，再把稀缺性卖给广告商和地方政府。观众相信它比央视更开放，官员相信它比外媒更可靠，凤凰赚的正是这两种信任之间的差价。

而凤凰最成功的品牌塑造就是它的战地记者了。2001年911发生之后，央视反应迟缓，凤凰很快中断了正常节目连续直播，大量的大陆地方电视台直接转播凤凰信号，因为刘长乐知道这是一场媒体抢位战。随后，凤凰派旅车、路威等四人进入阿富汗采访组，有两名摄像，其中一人拍新闻，另一人专门记录采访组自己的行程。回国之后，这些素材又被剪成了五集《阿富汗战地日记》，新闻现场同时成为凤凰塑造记者、英雄和电视台品牌的素材。当然，我们并不否定记者确实承担了危险，闾丘露薇后来又进入到巴格达，成为中文媒体中辨识度最高的战地记者之一。凤凰在装备、保险和人员规模上远不如CNN、BBC，却把采访小队进入到危险地区做成自己的招牌。但凤凰的一份早期研究材料还留下了一份很有意思的细节：阿富汗北方联盟最初以为凤凰记者来自于中国外交部，甚至把凤凰当成了新华社，因此啊，把原本没有给CNN的专访机会给了凤凰。面对西方同行，采访组强调自己来自香港，而面对当地民众和政治力量，她又说自己来自北京。这就是凤凰身份的妙用：需要新闻自由的形象时，她就是香港媒体，而需要进入政治和军事现场时，她又可以摇身一变成为有中国官方背景的媒体。研究还写道，凤凰的阿富汗报导以中国外交部提出的五项原则为衡量标准，对于中国政策有关的内容加大报导，对可能触碰原则的问题进行选择性忽视，当地政治人物想象北京传话，凤凰采访组会先联系中国使馆，再由使馆向北京报告。所以，凤凰的战地报道从来都不是新闻，它既替中国观众提供央视没有的现场，也替中共观察局势、接触人物和传递信息。

鲁豫刚把这条路走得更远。她当过兵，毕业后曾在海军基地任职，后来赴莫斯科留学，进入俄罗斯电视机构，在成为凤凰驻莫斯科记者车臣战争、莫斯科聚源人质事件、别斯兰人质事件让她成为凤凰的另一张战地记者名片。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绝大多数外国记者从乌克兰一侧采访，而卢跃刚却长期跟随俄军行动，一度被国际媒体称为可能是唯一嵌入俄军的外国记者。他能够做净额卷车辆在马里屋波尔等前线采访俄军人员，这种通行能力本身就说明俄罗斯方面对凤凰背后身份的判断。错的

这就是保加利亚的商船九天前呢？

罗斯海军呃 在附近的海域呢 是截获了这首商船啊 通过检查的发现

上层的时候大量的武器他的报道也明显采用俄方叙事。2022年9月，他发布视频，声称展示俄军击毁的美国海马斯火箭炮残骸，然而，网友很快发现所谓零件上却写着中国制造，画面实际来自加拿大一名汽车改装博主，东西呢，是一台烧毁的雪佛兰汽车收音机。原视频的作者公开指出自己的画面被盗用，相关视频才随后被下架。把这件事仅仅归为记者个人造假还不够，更值得注意的是，凤凰为什么会把亲俄立场表现得如此彻底？答案与阿富汗战争时期一样，凤凰的国际报道可以非常现场化，但政治坐标始终靠近北京。在中共对俄罗斯保持战略支持的情况下，如与刚进入俄军体系、采用俄方消息、把俄军宣传包装成前线独家，就不是偶然的个人偏好，而是凤凰长期报道方法在俄乌战场上的结果。

真正暴露凤凰特殊功能的不只是战争，还有几次普通媒体根本不可能获得的采访机会。2015年到2016年，香港铜锣湾书店五名相关人士先后失踪，他们出版销售中共高层内幕的书籍，李波在香港失踪，后来出现在中国大陆。事件引发巨大震动，因为如果大陆人员可以在香港秘密带走一名持有英国护照的人，那么一国两制的边界就已经被彻底突破。这时，凤凰卫视获得了采访机会，吕波、张志平、林荣基等人在凤凰镜头前承认向大陆非法销售书籍，表达回忆李波也在一个没有公开地点的内地场所接受了凤凰的访问，否认自己被绑架，声称是自愿偷渡回内地协助调查的，还说要放弃英国远流权。问题是，当时他们处于谁的控制之下？凤凰又为什么能进去？采访条件由谁来安排？提问能不能自由进行？录像是否经过审查？凤凰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几个月之后，林荣基回到香港，公开讲述拘押经过，他说自己的电视认罪经过了编排，有稿件偏离内容就要重拍。

我还给他 给他家人 还中国大陆

我只要还雷锋呀

公母 还有心好

我们台领馆动用我腐烂的教育协会

女工 我都毛衣去了 光圈交给西城一根去加入这时凤凰的角色已经很难再用亲北京媒体来轻轻带过了吧？他把安全机关控制下的口供制作成了新闻，再利用香港媒体的外表向香港和海外播出。央视播这种认罪，观众知道那是官方宣传，可如果由凤凰来波画面却多了一层香港媒体独立采访的假象。这正是凤凰对中共最有价值的地方：它不是简单地重复新华社通稿，而是替官方信息增加一个境外来源。

类似的疑问也出现在美国。2005年，美国司法部起诉麦大志、麦大泓等人组成的军事技术情报站案件中的关键人物麦大泓曾任凤凰北美机构的工程主管。案件材料显示，这个团伙向中国方面搜集美国海军技术资料，麦大泓后来认罪并被判刑。这宗案件不能直接证明凤凰公司参与了间谍活动，但它说明凤凰的海外机构确实出现过因向中国输送受限制军事技术资料而被美国司法机关定罪的工程主管。对于一家长期承担对外传播、接触政商人士并在多个国家设记者站的媒体而言，这不是可以完全忽略的巧合。2020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处理墨西哥边境电台x1W的中文节目申请时，又碰到了凤凰有关公司，申请从中美国境内制作节目，却没有充分披露凤凰在其中的实际作用。美国监管机构认为，凤凰电台在演播室的活动已经重要到不能绕开审查了，最终要求有关中文节目停止。把这些事件前后连在一起，轮廓就出现了：判断凤凰是不是中共机构，不必等国安部公开盖章，中共的党务、统战和情报机构本来就不靠公开挂牌确认身份好吗？看它享受的许可、进入的现场、配合的行动和最后由谁接管，就已经足够做出政治判断了。凤凰在公司法上曾经是一家香港上市企业，在政治功能上，它一直是中共媒体系统的外延。

既然凤凰一直服务北京，为什么北京还会删它的节目？因为服务中共不等于每一个主持人、每一期节目都能自由决定边界，凤凰的价值恰恰来自比央视多说一点，风险也来自这多一点。政治气候宽松的时候，这点空间可以吸引观众，可当政治气候收紧是同样的内容就会变成问题。凤凰曾经聚集一批很会说话的人：吴小莉、鲁豫、许戈辉负责明星与官员访谈，窦文涛把几个人围桌聊天做成了锵锵三人行，曹景行、慈安和亮亮邱震海等人用评论节目解释国际政治，还有陈晓兰闾丘露薇等人又提凤凰增加了社会调查和现场新闻的形象。他们并不是同一种背景，也不能简单说每个人都替国安工作，凤凰的真正高明之处是让一批有个人魅力、专业能力和不同经历的人，为同一套政治边界生产丰富的内容。观众喜欢的是具体的主持人，政治许可掌握在机构手里，主持人的个性让凤凰获得了公信力，机构则决定个性发挥的边界在哪儿。

2001年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凤凰连续停掉了锵锵三人行、震骇封路和时事辩论会等节目。公开报道引述凤凰内部人士称，停播指令来自广电部门。锵锵三人行为什么会被关闭？下周二我们会专门做一期节目来分析。如果凤凰真的是一家独立香港媒体，北京最多只能阻止它在大陆落地，却不能决定香港总部制作哪一档节目。但现实是，十九大前的政治命令能够直接改变凤凰的节目表，这说明大陆市场不是凤凰的普通收入来源，而是决定其生死的权力中心。这也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中共既然能够决定凤凰的节目表，早年为什么还允许它与央视保持距离呢？因为宣传只有在观众相信传播者不是宣传机关时，才更容易影响到别人。9年代的央视很难吸引香港、台湾和海外华人，而凤凰呢？使用香港牌照、台湾主持，还有央视出走的主持人和西方电视的包装，谈美国大选、国际战争和明星生活，也让窦文涛与嘉宾闲聊一些社会问题。这些节目替凤凰积累了亲近感，而等到重大政治事件出现时，同一批观众已经习惯了从凤凰获得解释，也就会觉得他们的解释都是正确的。所以，锵锵三人行和那些有个性的主持人，并非凤凰政治功能的反面，而恰恰是它发挥影响力的条件。

到了习近平时代，这套平衡开始失效，党要求媒体性党也越来越害怕媒体在争取公信力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议程、人物和观众。2017年的节目整顿说明北京不再满足于掌握凤凰的政治底线，它也要直接管理它的表达方式。以为这就是你自己吗？

至少相对于风云对话都不在线啊

于是一个拥有5000级积累嘉宾网络和固定观众的锵锵三人行，即使从未公开反共，也已经拥有了央视栏目很少具备的社会影响。对要求所有媒体统一性党的权力而言，这种影响本身就需要被重新控制。最后一幕发生在2021年，刘长乐控制的今日亚洲一次性地卖掉了凤凰卫视37.93%的股份，百分之16　9卖给幸得集团旗下公司，交易金额合计约11亿五千多万港元。刘长乐随后辞去董事会主席和执行董事职务，结束了25年的凤凰卫视刘长乐时代。这场退出发生时，刘长乐家族正陷入凤凰金融爆雷，其女婿贺鑫控制的凤凰致令经营网络借贷出现了兑付危机，随后被警方采取强制措施。刘长乐的商业信用和政治作用同时走到了尽头。

接盘的紫荆文化不是普通的投资基金，它是由中央管理的国有文化企业，凤凰原有的第二大股东是中国移动香港旗下公司。到2025年的公开股权结构中，紫荆文化只有21%，中国移动系统持有19.68%，幸得持有16.93%，董事会也把这套结构写得越来越清楚。2024年，进入凤凰董事会的丁伟同时担任紫荆文化及其香港公司的副总经理，过去他在人民日报工作，做过新闻协调部副主任和新媒体中心主任。中国移动方面进入董事会的人则长期在中国移动党政体系和市场部门任职。到这一步，凤凰不再需要刘长乐居中协调了，过去由他完成的事被理解：北京意图安抚监管部门，把宣传要求翻译成商业项目，现在都可以由国有股东和派驻董事直接完成了。台湾方面很快给出了一个外部判断：凤凰在台设计者站21年了，2021年股权改变之后，台湾主管部门在2022年将凤凰认定为中资媒体，其台北据点随后关闭。过去，凤凰依靠香港公司的身份进入到台湾，国有股东正式站到前台以后，这张香港名片就失去了原来的作用。

有人说，2021年凤凰终于被收编了，而这个判断只说对了一半。真正发生的不是一家独立媒体突然变红，而是一家长期承担中共特殊功能的媒体结束了由体制内干部转身的私人老板掌舵的阶段。1996年的公司管理结构适合香港回归前后，因为当时北京需要借默多克的卫星、香港的媒体外表和刘长乐的政治身份，建立一个比央视更容易被华人世界接受的平等刘长乐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也获得了全国政协常委等政治身份。习近平时代的条件已经发生改变，香港媒体空间被压缩，互联网取代了卫星电视，中共也建立了更为庞大的海外传播网络，一个可以左右逢源、约尔有限、依靠个人关系运作的刘长乐价值下降、风险上升。于是，刘长乐退出，国有文化集团进场，凤凰没有改变它的服务对象，只是从刘长乐个人掌舵变成了国有股东直接控制。更能说明问题的是，2026年凤凰与第一大股东紫荆文化签订关联交易，由紫荆文化出资两千六百万元人民币，委托凤凰制作、播出和推广中医药主题的纪录片。如今，连宣传项目的出资方、制作方和传播方都可以在上述公告里公开写出来了，过去的凤凰要让人相信这是一家香港商业媒体，今天的凤凰已经不再特别在意这种距离了。

回看凤凰卫视30年的历史，会发现它最成功的产品并不是某一党节目，而是一种身份错觉：它让大陆的观众觉得自己正在收看境外电视，让海外观众觉得自己看到的是香港媒体，让地方官员觉得它能够把城市形象传下去，世界又让北京相信它不会触碰中共政权真正的禁区。凤凰当然做过比央视更及时的新闻，也展现出勇气、专业能力，911直播、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地报道，以及锵锵三人行中的许多讨论，确实给一代中国观众打开过窗口。但判断一家媒体的性质，不能只看它our说过什么，还要看它始终不能说什么；不能只看哪个记者冒过险，还要看老板月线以后向谁解释；不能只看香港公司的股东名册，还要看谁给它大陆落地权，谁让它进入安全机关控制的采访现场，最后又是谁接过了它的控制权。两百万美元的传闻也许永远不会有官方答案，但即使拿掉这则传闻，凤凰身上的中共指纹仍然是清晰可见：央视介入创世股权北京给予独家许可、总理亲自点名、地方政府与广告项目形成利益循环、节目在十九大前奉命停播，最后由中央国有文化集团正式接管。刘长乐的结局不是被中共夺走了一家原本独立的媒体，他也不是一名被临时雇来的代理人，他就是中共体系培养出来的自己人，他以私人老板的面目经营凤凰25年，从中获得名誉、财富和政治地位，而等到国有股东可以直接站到台前时，中共就不再需要他居中运作，于是他和他的时代也就一起退场了。凤凰没有在2021年变成中共的机构，2021年只是中共把原来藏在凤凰身后的那只手放在了股东名册上。好 今天我们就聊到涨 如果这期节目对你有价值 请点赞

打开小铃铛转发也可以订阅本频道 有条件的朋友们可以加入会员支持我们的发展

不是一次考中了 记得鸭绿江 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