중공 부상의 추진자는 다름 아닌 자유 세계? 이제 공산주의 위협이 다시 고개를 들다! [지언(知言) 강당 계몽 포럼 위마오춘(余茂春)] EP281
余茂春在节目中指出,白宫将11月1日至7日订为反共周,以此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109周年。然而当前西方社会出现将共产主义意象浪漫化的现象,暴露出历史失忆。他分析了西方长期以来的战略失误,即误以为中国是单纯的民族主义而非共产主义革命使命,并通过经贸接触养大了中共这一列宁式政权。如今面对更加精密复杂的共产主义威胁,自由世界应重新找回对意识形态的清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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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知定讲堂的启蒙论坛,我是余茂春。一项重要宣告,竟被喧嚣淹没,而变得格外讽刺。11月3日当周,美国把全副心思都放在期中选举上,庆祝民主党人的胜选,胜选者当中,还包括几位公开表明自己是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人士。而且在大西洋的另一端,法国的群众则唱起了《国际歌》,这是一首共产主义世界的革命颂歌。就在这片热闹之中,白宫的一项宣告几乎被淹没了。白宫宣布,将11月1日至7日订为反共周,以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的109周年。这一幕格外讽刺,华府才警告,共产主义的危险长久存在,象征共产革命的符号,却在西方民主国家再度受到热烈追捧。
民主社会主义与列宁式共产主义,并不相同,民主党内部的意识形态,也依然多元。然而,把共产主义的意象浪漫化,却显露出令人不安的历史失忆。共产主义所带来的苦难与伤亡,没有任何地方会比中国更加惨重。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成为一场人为造成的饥荒,夺走了数千万人的生命。「文化大革命」则摧残了整整一个世代的人。近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审查、保密,以及强制性的防疫政策,更加剧了新冠疫情造成的灾难,导致全球超过1500万人死亡。这些灾难都有同一个病根就是:对意识形态的绝对确信。中共的凌驾现实必须永远正确,这远比人的生命更重要。
然而,西方最大的战略失败,在于长期误解了中国的共产主义。好几代美国战略家、政治人物、学者与商界菁英,都相信一种令人安心的虚构说法:苏联的共产主义,是出于真正的意识形态信仰,中国的共产主义,本质上不过是披著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的中国民族主义。他们认为,北京的野心来自国家蒙受的屈辱,以及对民族复兴的追求,而不是来自一个列宁式政党,企图改造国际秩序的革命使命。这种错觉,连美国反共立场最强硬的战略家,也深受其惑。他们把中苏分裂,解读成中国民族主义战胜了共产主义国际主义,却忽略了这场分裂的核心,其实是意识形态斗争。
毛泽东谴责苏联领导人是修正主义者,指责他们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存,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在毛泽东眼中,莫斯科不愿冒险与美国发生核子对抗,正是革命上的怯懦。毛泽东认为,苏联已经走向修正主义,对美国软弱,背叛了共产主义。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防止中国走上同样的道路。然而,西方战略家却以为,中国与苏联决裂,代表中国更重视现实的国家利益,而不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他们没有看清楚,毛泽东反对苏联,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他对共产主义更加狂热。
美国后来最重大的战略失误之一,正是建立在这个错误认知上。华府及其盟友开放市场、移转技术、鼓励投资,欢迎共产中国加入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他们以为资本主义会瓦解共产独裁,繁荣会带来政治自由。2000年3月,柯林顿总统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学院发表演说,为这种幻想留下了最令人难忘的表述。他说:「我相信,经济权利和人权可以兼顾,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也可以兼顾,不必二选一。」四分之一世纪后再看,当年的信心错得惊人,也令人悲叹。当初主张与中国接触的美国政治人物、学者和商界领袖,原本以为,随著中国经济逐步开放,中共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也会跟著减弱。
结果,北京取得了西方的资本、技术与市场,却保住了绝对的政治控制,甚至进一步强化。今天人们谈到中国,往往称它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影响大得多的,是它身为世界最强大共产独裁政权的地位。统治它的是,一个拥有超过一亿名党员的列宁式组织。这个组织的体系,渗透军队、政府、大学、企业,以及中国社会几乎每一个角落。北京已准备好,透过经济上的依赖关系、军事恫吓、科技上的支配地位与政治影响力,向全世界输出它的共产主义治理模式。这些手段,都已成为共产主义扩张的强大工具。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意识形态的一脉相承,依然清楚可见。法国足球巨星基利安.姆巴佩最近引发的风波,就是一个例子。据报,他将毛泽东称为独裁者,引来中国的谴责,并被指控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显然在中国承认毛泽东的独裁统治,仍然会触犯意识形态禁忌。习近平恢复了意识形态灌输,强化党纪,还运用人工智慧与先进监控技术,迫使人们服从同一套规范。毛泽东对思想与社会控制的执念,如今透过21世纪的科技持续运作。
然而西方菁英仍然沿用大国竞争、「修昔底德陷阱」这些时髦的说法,来解读北京。他们把中国视为又一个正在崛起的民族主义强权,要求在国际秩序中取得应有的地位。这类解释,掩盖了中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质。以中国为中心的文明优越感,进一步强化了它的永久斗争信条。这套信条,指引著中共重塑国际制度、科技标准与政治规范的行动。在矽谷、华尔街、大学,以及具有影响力的媒体机构里,中国的威权效率受到赞赏,对人造成的代价却被淡化。华特.杜兰蒂(Walter Duranty)曾在《纽约时报》的报导中,替史达林统治下的苏联粉饰太平。只要知识界的风潮或商业利益,仍被用来替共产主义的镇压开脱,杜兰蒂的这种作风,就仍在延续。与此同时,那些生活在审查与监控之下的中国一般民众,在这些充满赞赏的叙事里,仍然大多缺席。
「反共周」也让我们看见川普总统世界观中,一个重要的面向。他以交易为本的谈判风格,与他更广泛的坚持同时并存:美国例外论、国家主权、宗教自由,以及抵抗威权扩张。在川普领导下,蓬佩奥与卢比欧,以美国外交中罕见的清晰论述,阐明了共产主义带来的意识形态挑战。无论这项挑战来自北京,还是哈瓦那,这两位是自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以来,反共立场最强硬的美国国务卿。这份坚持,必须超越党派之争。美国的反共传统,既属于杜鲁门与甘迺迪总统这样的民主党人,也同样属于共和党人。布尔什维克革命,发生在109年前,如今它在意识形态上最强大的继承者,掌握强大的经济实力、庞大的军事力量,以及超过一亿名中共党员。而这个继承者能有今天的实力,自由世界本身,也出了相当大的力。
「反共周」呼吁我们,重新找回对意识形态的清晰认识。正是这份清醒,曾经支撑自由世界走过冷战。这项教训如今尤其迫切,因为共产主义的威胁,已变得更加精密复杂、科技更加先进,也更加深植于全球经济之中。中国共产主义最大的胜利,就是说服资本主义世界,为它的崛起提供资金,而资本主义世界,却对它的意识形态野心不以为意。自由世界最大的失败,就是以为自己已经改变中共,然而,中共只是学会了如何利用自由世界,并且改变自由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