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让习近平拆掉贾庆林、李伯潭、马云的整个圈子？｜茅台会·泰山会｜妖妖酱

本期视频探讨了中国过去十几年里红色家族的茅台会与民营资本的泰山会等圈子如何逐步形成并在蚂蚁集团等平台上交汇，形成跨界利益共同体。分析了习近平如何通过叫停蚂蚁上市、整顿平台经济、解散企业家俱乐部等系统性动作，提前拆解这一正在形成的新兴政商阶层，以消除其对最高权力独占的潜在威胁。

视频链接：

完整文本：

Hello大家好 我是爱思考、重逻辑的妖妖酱。过去十几年 习近平先后拆掉了两类俱乐部。一类是李伯谭的茅台会 另一类是段永基的泰山会。乍一看 它们完全不是一回事 因为茅台会背后站的是红色家族 是政治权力 而泰山会聚集的是中国最成功的民营企业家 是民间资本。一个有权 一个有钱 本来是属于两个世界。但我认为 在习近平眼里 他们其实是同一种威胁。因为权力正在寻找资本 资本也正在寻找权力。当两股力量开始结合的时候 他们孕育的就不再只是一个个俱乐部 而是一个拥有共同利益、共同政治诉求的新阶层。而习近平过去几年真正要拆掉的 正是这个正在形成的新阶层。因为他威胁的不是这个政权 而是最高领袖对这个政权的独占。为什么看似毫不相干的茅台会和泰山会走向同一个结局？今天我们就从这两张桌子开始说起。

先看第一张桌子茅台会。它代表的是权力这一级 要看懂这张桌子 得先弄清楚红色家族手里有什么 又缺什么。他们握着的是权力 也就是调动国家资源的权。但权力有个天生的特点 它有期限。一个领导人在位时一句千金 可一旦退休了 这种权力就会迅速贬值。财富却不一样 资产不会随着人的退位 而消失 它可以留给下一代。所以 对红色家族来说 最重要的事不是掌握权力 而是趁权力仍然有效的时候赶紧变现。而要完成这一步 仅靠权力不够 还需要资本 市场、金融工具、上市公司以及懂得经营财富的人。于是 权力开始主动寻找资本 而茅台会就是这支权力伸出去的手。把这张桌子的人叫李伯谭 他的岳父就是贾庆林 2003到2013年连续10年担任全国政协主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的女婿名下经营着昭德投资 凭借这层身份 他在大量的企业中持有股份。2016年 那份轰动全球的 巴拿马文件曝光 贾庆林一家赫然在列。李伯谭以及他的妻子贾庆林的女儿贾蔷名下控制着多家离岸公司。一个前政治局常委 家族公开身份是清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私下里却通过女婿女儿把财富 隐藏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贾庆林家并不是特例 你去观察中共高层家族 几乎每一个家族背后都能找到一个类似李伯谭的人 可以是女婿、儿子、亲属 或者是绝对信任的代理人 负责经商、持股、投资 把政治权利转换成商业财富。民间管他们叫红顶商人 更准确一点 他们就是红色家族的白手套。而把白手套这件事做到极致的那个人叫车峰。车峰因为取了钱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戴向龙的女儿迅速进入中国最顶层的权贵圈 成为多个红色家族打理财富的重要代理人。后来公开披露的信息显示 他参与运作海通证券、 平安保险等多项资本运作 套利金额高达数十亿元。2015年 车峰被带走调查。

但对红色家族来说 光有白手套还不够 还需要一个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的密室。毕竟一个政治局常委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 跟企业家或者他的白手套谈判交易呀。于是 2009年12月 李伯谭 创办了茅台会 目的就是搭个局 让更多的红色家族和企业家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这个茅台会的地点就在紫禁城的一条 绿树成荫的老街 一座传统的四合院。这座四合院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它属于北京市政府。一个私人会所用的却是国家资产。权贵谈生意的地方 本身就是公共资源的一部分。会所里最醒目的是一张六米长的黄木长桌 四周摆满古董 入会费高达数百万美元。但真正让茅台会名声大噪的不是桌子 也不是古董 而是他的茅台酒。李伯谭几乎是锁定了茅台酒厂陈年茅台的大约3分之1的产量 那种红瓶包装的陈年茅台 在圈子里有个外号叫红毛。在中国官场 茅台早已不是普通白酒 而更像是一种特殊的交换媒介。因为送钱太扎眼 送古董又太麻烦 送茅台既体面又容易流通。李伯谭掌握着最高端的陈年茅台的重要货源 实际上也就掌握了这个圈子里最稀缺的一种硬通货。

这些细节并不是外界传闻啊 而是一个真正曾经坐在过这张桌子上的人写下来的。他叫沈栋 红色赌盘的作者。上一期节目里我们讲过他和段伟红的故事。沈栋可不是一个外围观察者 他曾与李伯谭合作筹办葡萄酒俱乐部 2011年还和许家印等企业家一起到欧洲考察酒庄。他写下的都不是听说 而是亲眼所见。沈栋在书中列出了茅台会的一部分 座上宾包括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中信集团董事长孔丹 凤凰卫视董事长刘长乐 以及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如果把这份名单放在一起看 它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就显现了。准备桌子的是贾庆林的女婿 而坐在桌子上的 有江泽民家族 有中信这样的金融平台 有凤凰这样的媒体资源 还有马云这样最成功的民营企业家。这不是一次朋友聚餐 而是一次资源配置。马云代表着商业和资本 中信代表金融和资本运作 凤凰代表舆论和传播能力 而江志成代表另一只红色政治血脉。你会发现 权力完成财富变现所需要的 几乎每一种资源都被请到了这张桌子上。

直到这儿 我才真正理解茅台会为什么一定要在一家私人会所。因为酒店只能吃饭 而会所却能形成关系。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那顿饭 而是这桌桌子上不断把分散的资源 固定成一个持续运转的人际网络。这也是茅台会最重要的价值 连接权力和资本的组织平台。沈栋后来总结过为什么这些红色权贵如此热衷于私人会所 他归纳了三点第一 在私人会所里 可以畅所欲言 可以放心的谈政治 也可以放心的谈生意。没有记者 没有会议记录 没有人知道他们都见了谁 谈了什么。第二 红色家族并不适合公开炫富 因为他们公开的身份是共产党干部 是人民的公仆。但关起门来 他们同样需要一个能够确认 彼此身份、交换信息、建立信任的圈子 而茅台会提供的就是这样一种身份认证。能够做上桌本身就是一种资格 你不用反复的介绍自己 也不用证明自己的背景 因为能够做上桌就已经说明了一切。第三 也是最现实的一点 这样的私人会所本身就是建立在公共资源之上的 比如说那座四合院 它属于北京市政府 真正承担成本的是国家 而享受便利的却是私人的关系网络。如果把这件三件事放在一起看 茅台会的作用就非常清楚了。在这儿 权力寻找懂商业的人 寻找能够上市的公司 寻找金融资源和媒体资源 而资本则寻找能够保护自己的政治关系。双方交换的远远不只是名片 而是未来可以长期合作的信任。

那么 资本为什么又愿意做上桌呢？答案其实也很简单 因为对于中国民营企业家来说 最大的焦虑 从来不是赚不到钱 而是不知道自己的财富什么时候会失去保护。企业可以做得很大 上市公司可以拥有几千亿的市值 但一纸文件 一场调查一纸政策的调整 就可能让你多年积累的财富瞬间归零。于是 靠近权力就成为了很多企业家的本能选择。能够和贾庆林的女婿、江泽民的孙子 坐在同一张桌子上 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安全感 一种在关键时刻也许有人能够替自己说一句话的安全感。到这儿 权力已经把手伸向了资本 但真正危险的还没有发生。真正危险的不是权力找到了资本 而是在资本这一边也开始发生变化。一群原本彼此竞争、彼此独立的企业家开始 越来越频繁地聚在一起 交换信息 共同投资 共同承担风险 并且逐渐形成属于自己的组织和网络。当资本开始组织起来的时候 第二张桌子也就出现了。

第二张桌子 就是泰山会 代表的是资本这一级。但这一章我要讲的不是资本怎么去巴结权力 恰恰相反 我要讲的是资本自己身上发生的变化。一群原本各干各的一盘散沙的民营企业家 是怎么一步一步从单打独斗形成了一个拥有共同利益、 共同身份 并逐渐形成组织能力的群体。所以泰山会一开始就和茅台会有着本质的区别 他从来不是资本去结交某个官员的地方 他甚至立了一条很特别的规矩 就是聚会的时候不邀请当地领导。这条规矩恰恰说明他不是权钱的结合 而是另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民营资本 开始尝试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问题了。因为过去 一个企业家遇到问题 首先想到的 是去找领导 找某个部门或者某个保护伞。而泰山会出现以后 这些企业家开始把目光转向彼此。他们交换信息 共同判断政策风向 互相提醒风险 互相壮胆。1993年 四通集团的段永基发起了这个圈子 2005年正式定名为泰山会。成员名单 几乎就是一部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史。由柳传志、卢志强、郭广昌、史玉柱、 红永平、王中军、冯仑解散前 只有十六位成员 却掌握着中国最重要的一批民营企业。他们1年聚会几次 表面上聊的是生意 实际上讨论最多的却是政策。在中国 民营企业最大的风险往往不是市场 而是政策。一个企业家看到的是自己的行业 而十几位企业家 坐到一起 看到的却是整个中国经济的风向。当柳传志、郭广昌、钱红这些人共同讨论 什么行业还能做 下一步政策可能往哪里走的时候 他们交换的 已经不仅仅是商业信息 而是整个群体对未来的共同判断。那条不邀请当地领导的规矩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它不是为了显示清高 而是为了留下一个真正属于企业家的空间。在这里 他们不需要依赖某一个官员提供信息 而是依靠彼此的经验和判断完成决策。组织最重要的标志并不是人数 而是一个群体开始 能够依靠内部信息循环 而不是完全依靠外部的权力。当资本开始拥有这种能力的时候 他已经迈出了组织化的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把共同利益变成共同的命运 这就是江南会。2006年成立的江南会 成员包括马云、郭 广昌、丁磊、陈天桥、沈国军等人。相比于泰山会 它最大的特点不是讨论 而是投资。他们一起投资华谊 一起推动菜鸟网络 一起参与银泰私有化 也一起帮助陷入危机的绿城。你的钱进入我的项目 我的资金进入你的公司 交叉持股 越来越多 彼此之间也越来越难舍难分。共同投资最大的作用并不是赚更多的钱 而是把一群原本独立的人慢慢绑定成一个利益共同体。朋友可以散 合作伙伴也可以散 但股权很难轻易拆开。于是 资本组织化就进入到了第二步 它不仅拥有了 共同利益 也开始拥有共同的命运。

第三步就是学会自己治理自己。这一步我认为最容易被忽略 却可能是整个故事里最重要的一步。2004年阿拉善SEE生态协会 刚刚成立的时候 第一次会员大会就差点开不下去。按照很多人的习惯 创始会长刘晓光事先准备好了 一份理事会名单 准备在会上直接宣布。可名字还没念完 那张纸就被人抢了过去 当场给撕了。后来 任志强回忆说 那一天 会议一直吵到凌晨四点。原因是因为坐在屋子里的没有谁是谁的下级 大家都是老板 谁也不愿意接受别人替自己指定的领导班子。最后他们只能达成一个几乎所有人都认可的办法 就是既然谁也不服谁 那就让规则来说话。理事一人一票 会长一人一票 竞争上岗。阿拉善SEE后来形成的治理结构就是从那一天长出来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大会 重大事项由 会员共同决定 会长由会员直选产生 任期3年。章程中还有大量条款专门限制会长的权力 任何人都不能长期垄断这个组织。于是 王石、冯仑、任志强等人一届一届的完成交接 大家为了预算争论 为了项目投票 为了修改章程 反复讨论。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是 我并不是说他们因此有了什么 政治目标 更不是说他们利用环保组织 从事什么政治活动 这条边界必须划清。真正值得注意的是 他们在治理环保组织的过程中 无意间练成了一种新的能力。过去他们习惯于等一个人拍板 现在他们开始依靠规则来解决分歧。过去 他们习惯于寻找一个权威来为他们做决定 现在 他们开始学习如何让一群地位平等的人 通过投票、讨论和妥协共同完成决策。这种能力本身没有政治属性 但它是一种重要的自我治理能力。后来王石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我是在阿拉善SEE学会妥协的。这句话听起来只是一句感慨 但其实透露了更重要的信息。这意味着他们学习的不再只是经营企业 而是如何在一个由平等成员组成的共同体里 通过规则协调利益 解决冲突。如果说泰山会让企业家学会了抱团 江南会让他们拥有了共同的利益 那么 阿拉善SEE真正培养出来的就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能力 一个群体开始能够依靠自己 而不是依靠外部的权力 来完成组织、治理和协调。这一步看起来离政治还很远 却让这个群体 第一次具备了形成共同主张的组织基础。

第四步就是让这个共同体能够 一代一代地复制下去 这就是湖畔大学。2015年 马云联合柳传志、冯仑、郭广昌、史玉柱、 等几位企业家共同创办湖畔大学 并提出要办300年。注意 这些名字几乎都来自前面 我们讲过的泰山会江南会和企业家圈层。也就是说 湖畔大学并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新项目 而是同一批企业家在完成抱团、共同投资 和自我治理之后 开始思考下一代的问题。湖畔大学当然是一所商学院 教的是创业 而不是什么政治课程 这条边界我们也必须说清楚 但它真正特别的地方 并不只是在课堂 而是在筛选报名者。要有创业经历、团队规模和经营成绩 录取 比例极低 一旦进入 又不是上完课就各奔东西 而是被纳入一个长期存在的校友网络。所谓的永不毕业 就意味着 学员和学校、学员和学员之间的关系不会在3年之后就结束 而是会继续延伸到投资合作信息以及之后的创业人脉之中。所以 湖畔大学真正要复制的 不只是创业的知识 而是一种共同的身份。它从大量年轻企业家中挑出最有潜力的一批 让他们进入同一套语言、同一张关系网 也接触同一批上一代的商业领袖。如果说泰山会解决的是这一代企业家如何做到一起 阿拉善SEE 解决的是他们如何在没有上级拍板的情况下管理共同的事务 那么湖畔大学要解决的就是这个共同体如何 吸收新人、培养新人 并把自身延续下去。

现在我们把前面这四个圈子重新叠在一起 看它们表面上功能不同 成员却高度重叠 柳传志、冯仑、郭广昌、 史玉柱、马云等这些名字在不同的组织中反复出现。这不是群互不相干的人 而是同一个企业家群体 用不同的平台来完成不同的组织功能。当然 公开材料不能证明这些组织已经形成统一的政治 行动 更不能证明他们准备参与什么最高权力的斗争。我们能够证明的只是 这是一个组织条件 这批企业家已经学会抱团 也学会共同承担风险 制定 内部规则 具备了不断复制自身网络的能力。于是 他们开始思考一个共同的问题 谁来制定影响我们命运的规则？ 我们又能不能对这些规则提出自己的意见？ 资本走到这里 距离政治还隔着 一道门 却已经站在了门口。它缺少的是一条能把自身的财富、组织能力 和红色家族的政治资源真正接在一起的通道。后来 这条通道真的出现了 它的名字叫蚂蚁那么 他们第一次真正拥有共同资产是在什么时候呢？答案就是蚂蚁。蚂蚁集团最重要的意义并不是他有多值钱，而是他第一次让前两张的那两股力量站到了同一张股东名单上。当然，要理解这一点，还是要先知道蚂蚁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到2020年，蚂蚁早已不是一家普通的互联网企业。十几亿人通过支付宝付款、转账、购买理财、申请小额贷款，每天发生大量的支付和信用数据都汇集到这一套系统之中。它不仅是一家赚钱的公司，更是一台影响整个金融体系运行的重要机器。这里有一句话请先记住，钱只是财富，数据才是权力。一家企业如果能够记录十几亿人的支付行为，能够决定谁可以获得贷款，谁拥有更高的信用，谁可以获得更多的金融服务，他掌握的就已经不仅仅是商业资源，而是一种重新配置社会资源的能力。所以，2020年蚂蚁准备在上海和香港同时上市，市场给出了超过3000亿的估值，不是因为它比银行更赚钱，而是因为所有人都意识到，一家前所未有的金融平台正在形成。

可对于习近平来说，真正值得警惕的并不是蚂蚁有多大，而是这样一台机器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于是，一张原本只有投资人关心的股东名单突然变成了一张政治地图。2020年，蚂蚁上市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调查报道，它没有去分析支付宝有多少用户，也没有讨论估值是不是太高，而是做了一件更有意思的事，顺着蚂蚁上市前的股权结构一层一层往上追，看看这家公司真正的股东到底是谁。前两章的人物忽然全部回来了。报道首先提到的是博裕资本，他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就是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紧接着又出现了另一个名字昭得投资实际控制人李伯谭，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贾庆林的女婿。华尔街日报在介绍李伯谭时还专门提到了他创办的茅台会，称那里是太子党及其支持者经常聚会的地方。如果你还记得前文，现在应该已经觉得眼熟了。江志成不就是坐在茅台会那张桌子上的人吗？而李伯谭不就是摆桌子的人吗？我们一直以为他们只是在一起喝酒，一起做局，一起吃饭，一起寻找商业机会，直到这一刻，我们才意识到，那张桌子真正的终点并不是饭局，而是股东名单。

这也是整篇节目最重要的一次连接，因为我们第一章讲的是红色家族主动寻找资本，第二章讲的是民营资本逐渐组织起来，形成自己的力量，第三章这两股力量终于不再只是合作的关系，而变成了同一家公司的共同股东。喝过酒可以各走各的路，一起投资项目结束之后，也可能各奔东西，可共同持有一家公司的股权，意味着双方第一次拥有了共同的资产、共同的收益，也共同承担风险。从这一刻开始，他们不再是两股平行的力量，而真正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为了完成这种结合，股权结构设计得极其复杂，我与资本注册于香港，再通过上海子公司、投资平台私募基金一层一层向下穿透，最后才由北京的经管投资中心出面持有蚂蚁股份。整个结构绕了很多层，看上去更像一家专业的投资机构，而不是某个红色家族直接持股。可越是如此，越说明他们知道这件事的敏感性。如果只是普通的商业投资，完全没有必要把股权设计得如此曲折，真正需要隐藏的从来不是钱，而是钱背后的身份。因为一旦公众发现江泽民家族、贾庆林家族这些红色血脉已经和中国最重要的民营金融平台深度绑定，事情就不再只是资本市场的问题，而会立刻变成一场政治事件。

更重要的是，这些投资并不是象征性的。公开资料显示，北京尽管先后投入数百亿元，取得蚂蚁集团接近1%的股份，进入前十大股东，按照当时三千多亿美元的市场估值计算，一旦蚂蚁顺利上市，这些隐藏在多层股权结构背后的投资将获得惊人的财富回报。走到这儿，我认为这一章真正要看到的已经不再是蚂蚁值多少钱，而是茅台会的那张桌子终于变成了一张股东表，这才是蚂蚁真正不同于以往任何一家公司的地方。江志成的博裕资本并不是只在蚂蚁上下过这一注，这些年海外媒体陆续梳理过博裕资本的投资轨迹，会发现一种几乎固定的模式，他很少自己经营企业，却总能在中国最优秀的一批民营企业即将快速成长，准备上市之前，以极低的成本进入股权结构，阿里巴巴、蚂蚁等公司的发展过程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问题也就在一个二十多岁几乎没有实业经验的年轻人，为什么总能在最关键的时间点拿到别人拿不到的原始股份？如果把它理解成普通投资，很难解释这种稳定的成功，可如果把它放回第一章，答案就简单得多。真正值钱的从来不是投资眼光，而是那个姓氏背后的政治资源。这也是红色家族财富积累最典型的一种方式，他们并不亲自下场经营企业，而是在企业最需要政策资源、最需要安全感的时候，以各种投资平台提前进入股权结构，以企业如果成功了，他们将分享巨额财富，企业如果失败了，他们承担的风险也远远小于真正创业的人。权力并没有直接地变成现金，而是悄悄地变成了一张张的原始股权，等着企业上市以后再完成最后一次的财富兑现。

说到这儿，应该会觉得这一幕很熟悉了，因为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段伟红的时候提到过，纽约时报曾经披露温家宝家族通过白手套持有平安保险股权，2012年就在十八大召开之前，这篇报道传遍世界，也让一位即将卸任的国务院总理第一次因为家族财富而站在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这件事对习近平的影响远比很多人想象的更深，因为习近平亲眼看到一份原本隐藏得很好的股权结构，一旦被公开，就会立刻从商业新闻变成政治武器，隐藏在企业背后的不再只是财富，而是一个个红色家族，公开的不再是一份财务报表，而是一张最高层的政治关系图。所以，当他面对蚂蚁的时候，看到的已经不是一家互联网公司，而是红色家族，已经和民营资本第一次把利益放进了同一台机器里。这一点比赚钱更重要。共同股权最终带来的不只是共同财富，而是共同的政策期待。换句话说，他们开始不仅关心企业的经营，也开始关心决定企业命运的规则。站在习近平的位置上，他看到的已经不是一家互联网公司，而是一种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其实并没有准备挑战共产党，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正在策划什么政治行动，真正让人警惕的是，他第一次同时拥有了四样东西，雄厚的财富、完整的组织网络、不断复制自身的能力，以及深厚的红色政治资源。过去这四样东西分散在不同的人、不同的组织和家族手里，而蚂蚁第一次把它们放进了同一台机器里。这也正是我们开场提出的那个判断，它威胁的并不是这个政权，他威胁的是最高领袖对这个政权的独占，因为任何一个最高领袖都可以接受红色家族的存在，也可以接受民营资本的发展，甚至可以接受两者之间进行什么利益交换，但当这两股力量开始形成共同资产、共同利益，并且拥有越来越强的组织能力之后，他们就有可能逐渐形成一种独立于最高权力之外的影响力。它未必会反对最高领袖，却已经拥有了与最高领袖讨价还价的能力。我认为这才是蚂蚁真正被叫停的政治意义。所以，蚂蚁没有成为这个新阶层的第一座丰碑，它反而成为了一次提前暴露。于是，这台机器被按下了暂停键，但真正暂停的并不是一次IPO，而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新的阶层。

蚂蚁集团上市被叫停以后，很多人都以为这件事儿已经结束了，可真正的故事恰恰是从这里才开始。接下来的几年，中国互联网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整顿，蚂蚁上市终止了，湖畔大学停办了，滴滴被调查了，平台经济开始反垄断，教培行业几乎被整体推倒重来，后来还有一系列针对互联网平台数据安全和资本扩张的监管措施，一件接一件，几乎没有停过。如果把这些事儿一件件拆开来看，每一件都能找到自己的理由，蚂蚁涉及金融监管，滴滴涉及数据安全，教培涉及教育公平，平台经济涉及反垄断，可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原本属于金融、互联网、教育、数据、平台经济等完全不同领域的事，会在同一个时间段集中发生？如果它们彼此毫无关系，那么，为什么几乎所有受到重拳整顿的对象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它们几乎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企业，更准确地说，他们都是平台经济。平台和普通企业最大的区别，并不是规模，也不是利润，而是连接。一家制造业的企业生产的是产品，一家房地产公司开发的是土地，可平台真正生产的是连接，它把用户和用户连接起来，把企业和企业连接起来，把资本和资本连接起来。连接越多，价值越大，连接越稳定，它就越难以被替代。如果平台真正危险的地方在于它不断把人、资本和资源连接起来，那么站在习近平的位置上，第一刀最应该砍向哪儿？答案并不复杂，不是利润最高的地方，也不是市值最大的地方，而是连接能力最强的地方。所以我越来越觉得后面几年那些看似彼此独立的整顿，其实都可以被放进同一个框架里理解。

第一类就是拆共同资产，蚂蚁集团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叫停蚂蚁并不仅仅意味着叫停一次IPO，更意味着切断这个利益共同体继续扩大的机会。第二类拆共同组织泰山会，注销湖畔大学停止招生并完成改组，一批曾经活跃的企业家圈层迅速归于沉寂，这使得原本不断形成、不断复制的组织网络被重新拆散。第三类拆平台，随后几年，围绕平台经济和数据安全展开的一系列监管陆续出台，针对的是不同企业，却共同指向同一种现象，平台把这三类动作放在一起，就会发现它们针对的并不是某一家企业，而是不同形式的连接。共同资产被切断，共同组织被拆散，平台之间的连接被削弱，至此，前三张那条不断延伸的连接链也被逐段的截断。

前三张我们一直都非常小心，没有说这个新形成的群体拥有共同的政治诉求，因为公开资料无法证明这一点。同样，第四张，我们也不准备证明习近平掌握某种我们不知道的什么内部情报，我们真正想讨论的是另一件事，对于最高统治者来说，很多时候真正需要处理的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危险，而是正在形成的潜在的危险。历史上几乎所有高度集权的政治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处理问题的时间点往往比普通人更早，普通人习惯看到结果以后再行动，而最高权力更在意的是趋势，一旦判断某种趋势继续发展，未来可能会改变权力格局，他通常不会等到事情完全成熟，就会选择在萌芽阶段提前介入。单独来看，茅台会只是一个私人会所，太商会只是企业家俱乐部，阿拉善SEE只是环保组织，湖畔大学只是个商学院，蚂蚁也只是一家准备上市的互联网公司，可问题在于，它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站在最高统治者的位置，他首先想的是，如果今天他能够连接商业资源，明天他会不会连接金融资源？如果今天他能够影响企业家，明天他会不会影响更多的社会精英？如果今天他只是形成共同利益，未来他会不会逐渐形成共同的立场？这些问题没有人能够证明一定会发生，但同样也没有人能够证明它一定不会发生，对于一个高度集中的权力体系来说，仅仅存在这种发生的可能性本身就足以引起警惕。也正因为此，我认为习近平后来真正要处理的，就是这种不断增强的连接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很多出台的政策看起来是针对不同的对象，但其实是为了对付一个正在形成的新阶层。

如果前面的推演成立，那么后面几年发生的事其实就是一次验证。从2020年底开始，那些曾经连接企业家的平台陆续退出历史舞台，那个刚刚形成的企业家共同体开始重新走向分散。其中最值得说的就是任志强，因为在任志强身上几乎浓缩了这一期节目的主线。第二章我们讲过，他长期活跃于阿拉善SeeE，在那儿他和其他企业家一起讨论、投票、争论、妥协，也逐步养成了公开表达意见的习惯。2020年，他表发表文章，不点名的批评最高领导人在疫情初期的有关讲话，几个月后他就被调查，同年9月被以贪污受贿等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任志强的经历恰恰印证了一件事，一个组织真正危险的不只是他拥有财富，而是他开始拥有自己的声音。

另一种选择则发生在马云、张一鸣、黄征这些人身上，他们没有继续公开表达，而是几乎在同一个时期选择退到幕后，有人辞去董事长，有人交出控制权，有人长期淡出公众视野，方式不同，结果却惊人一致。曾经最耀眼的一批企业家，几乎同时学会了把自己缩小。这种变化也很快蔓延到了整个民营企业家群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资产家人送到国外，减少曝光，降低存在感。如今，对于中国的企业家来说，最大的安全感不再来自规模，而是来自低调。2023年9月，北京茅台会被媒体曝出人去楼空，那间紫荆城的四合院，那张六米长的木长桌都已经成为过往。第一张，那张桌子终于散场了。

然而，真正被清空的不只是几个平台，也不只是几个企业家，而是一个刚刚开始形成共同身份、共同利益、共同声音的企业家群体。经过这场持续数年的整顿，它重新回到了彼此孤立、彼此沉默的状态。结盟开始的时候，我们从两张桌子开始讲起，一张是茅台会，一张是泰山会，一张代表红色家族寻找资本，一张代表民营资本寻找同类，后来两张桌子在蚂蚁相遇，再后来两张桌子又一起散场。所以这期节目真正讲的并不是一家企业，也不是几个企业家，它讲的是一个新的政商共同体，如何一步一步形成，又如何在真正长成之前被提前拆散。也许这才是理解过去几年中国政商关系变化的一把钥匙。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 请观众朋友们打开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

还没有订阅的观众也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有条件的朋友请加入会员支持我们这个小提到的发展

点灯熬油创作不易 请大家点赞、留言转发！

我是爱思考重逻辑的妖 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