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顔説：中国インターネット封禁史！中国人はどのように一歩一歩言論の自由を失ったのか？中国人が失ったのは自由だけでなく、過ちを是正する仕組みでもある！

本期节目回顾了中国互联网从1987年首次连线到防火长城、金盾工程的建立，梳理了历次言论管控与网络封锁的升级过程，分析了言论空间收紧如何导致社会失去纠错机制，并探讨了这一现象对公共危机和经济政策的长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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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7年的9月14号晚上，北京车道沟十号院内，一个叫做中国兵器工业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的单位里面，十几个中国人和德国人一起围着一台西门子7760大型机，在这台机器上，中国第一次连接上了互联网。

而连接之后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是写了一封电子邮件，这封电子邮件的内容不长，就一段话，是一段英文，中文翻译过来呢，大意就是越过长城走向世界。

当然讽刺的是，之后阻碍中国连接世界的互联网防火墙，它的英文名字呢，也叫做防火长城。

中国人最后还是没有越过那座长城，大家好我是已经被判赛博死刑的多伦多方脸，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中国互联网封锁的前世今生。

我们虽然一直批评中共是一个独裁政府，但是中共呢，确实也是独裁政府里面最聪明的那一批。

中共对于互联网，或者说各种新兴科技，那监控的呢，是非常的勤快且频繁的。

早在1996年的2月1号，中国互联网刚刚联通世界的十年不到，当时的总理呢，李鹏就签发了一个叫做《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的条款，这个条款呢，就明确规定中国想要连接国际互联网，你就必须要使用中共官方的渠道。

当时管理的部门呢，是一个现在已经消失的邮电部，邮电部呢，总共只给中国开了4条口子，它们分别是邮电部自己、国家教委、中科院和电子工业部。

这个大家可别觉得没啥，这条例呢，其实是中国互联网防火长城的基石。

我之前在VPN的那期节目里面讲过一个概念，中共的防火长城之所以能搭建，星链之所以不可能进入中国，就是因为中国网络连接外部的渠道就非常少，目前呢只有三家，分别就是电信联通移动。

这个概念呢，就等于如果你把中国看作一个小区，那么整个小区，实际上就只有三个出口，而互联网防火长城实际上，就是站在这三个出口上的保安，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进出的人是什么成分。

但是同样在美国，它的小区出口呢，则有近3000家，甚至每个美国人呢，也都有权利在美国这个小区开个大门。

如果中国小区的大门数量像美国一样，也有几千个，那么互联网封锁的难度将从技术层面大幅度提高。

不过一开始李鹏搞这个规定呢，应该没有那么高瞻远瞩，他的格局没有那么大，这么搞呢，应该不是为了搭建什么互联网防火长城，而是把和世界连接看作了一种特权，一种国家专营的特权，一种只有中共高级官员、知识分子干部才能享有的特权。

但是伴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很快呢中共就发现了不对劲。

到了1997年，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数量就远超了中共预期，根据当时的中国官方统计显示，全国上网用户来到了62万，直接能连接互联网的计算机数量呢，也来到了30万，整个互联网呢，一度也成为了法外之地。

那中共一看不行，这能忍吗？1997年的12月11号，《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就公布了，在这个办法里面，主要提到了九不准，这九不准大概就是搞色情的不准，批判中共的不准。

不过当时因为全中国上网的人数并不多，所以九不准出来之后呢，也无人关心。

当然从理论上来说，没有投票权的中国人，关心了也没啥卵用。

而第一个因为九不准被抓的人呢，发生在1998年，当时八九民运那一拨人，已经有不少跑到了海外，其中有个叫李洪宽的人，就搞了一份刊物叫做《大参考》，这个《大参考》呢，当然是一个反共的数字期刊，而为了能更好的传播，在那个互联网新兴的时代，《大参考》呢，就会定期给大陆的邮箱发送邮件，发送自己的期刊。

这个时候，上海一名软件工程师叫做林海，他就把自己收集到的大概3万个中国人的电子邮箱地址，提供给了《大参考》，让他定期投放杂志。

因为这个行为呢，林海也成为了中国第一个因为互联网坐牢的人，他最终呢被判刑两年。

当然也就在这个阶段，中国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法轮功围攻中南海。

法轮功刚刚兴起的时候，因为邓小平迷信气功，法轮功一开始呢，其实也是中共的座上宾，这就让他在早期积累了大量的国内信众。

后来到了江泽民时期，不信中医气功的江泽民呢，也就开始对法轮功重拳出击了。

而为了对抗江泽民的重拳出击，在李洪志的指挥下，中国就爆发了万人包围中南海的事件，而此时的李洪志人已经到了美利坚，那身在美利坚幸福每一天的李洪志，又是如何一夜在中国拉起万人包围中南海的阵仗呢？那靠的自然也是互联网。

法轮功分子虽然现在看起来稍微有些和时代脱节，但是在那个年代，他们也是时代的弄潮儿，各地的法轮功头目都是通过电子邮件进行串联的，并和李洪志进行联系的。

这两个事件，对中共影响是巨大的，中共一下就意识到了互联网的威力以及互联网的渗透力，中共呢也就开始想着如何进一步管控互联网，那如何阻碍海外信息流入以及利用互联网控制中国人，就成为了当时中共的首要任务。

而与此同时，两个项目也就上线了，他们分别是金盾工程和防火长城。

当然这两个项目呢，经常被大家搞混，不过呢他们的职责真要看起来，其实是非常清晰的，也非常好区别的，那就是一个是对内的，一个是对外的。

其中对内的是金盾工程，1998年的9月22号，公安部呢搞了一个全国公安工作信息化工程，这个呢就是后来所谓的金盾工程。

这个工程的意义是什么呢？其实并不是阻碍中国人上外网，而是收集中国人的信息，一个身份证包含所有信息，可以查到你的户籍学历住址，甚至开房记录。

这些呢对于现在的中国人来说，那是习以为常的，但如果你出过国，你就会发现，这情况呢，在世界并不普遍，其实只有中国可以做到这样。

而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就完全得益于这个金盾工程，的目的呢，就是让中国人的信息联网。

当1998年大多数人还没怎么玩过电脑的时候，中共呢就已经想着怎么依靠互联网镇压管控中国人了。

甚至之后的天网系统，人脸识别系统呢，实际上也都脱胎于金盾工程。

当然这一套的好处和坏处也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好处呢就是金盾工程让中国警察抓人变得更加简单了，但是坏处是，现在全世界也只有中国能做到一键开盒。

不过因为金盾工程呢本身和言论自由呢关系并不大，所以这期呢就不详细说了，我们这期呢重点说一下另一个重要的工程，那就是互联网防火长城。

具体出现的时间呢，其实并不好说，早在1996年的9月前后呢，当时的外媒就报道过，中共一次性屏蔽了大约100个境外网站，这里包含一些境外的新闻网站和一些反共网站，这是最早能查到的封锁记录，这些记录呢，甚至还早于李鹏搞的那个规定。

但是此时的技术和目标呢，都和现在的防火长城相差甚远，真正当代的防火长城呢，起源于1999年的6月，在当时哈工大教授方滨兴的带领下呢，一个叫做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的组织成立了，这个组织成立的目的其实就只有一个，那就是从技术上实现阻止中国人上外网。

方滨兴倒是挺给力的，开发的很快，到了2002年，这个技术呢就已经开发成熟了，一套现在使用的DNS技术呢，也就已经诞生了。

在2002年的8月29号，当时中国地区的谷歌莫名其妙被封了两周，这就是方滨兴的第一次大型测试。

不过即使在2002年测试已经成功了，但中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还是比较克制，这段时间防火长城呢，主要只针对一些中共眼里比较极端的网站，并且手段呢也比较温和，封了呢还会放出来，不像后面一封就是永久。

可是在中国一直有一个原则，我称它为权力最大化原则，那就是在独裁体制内，一个官员，一个部门，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追求自己的权力最大化，因为部门的权力扩大，就等于官员自身的权力扩大，这就导致如果在中国，一个部门一个人被授予了权力，那么再想裁撤他的权力就变得很困难了，而且这个权力呢，最终会越来越膨胀，远超过当初设定的预期。

疫情期间的大白就是这个逻辑，一开始封控呢，大白还只是执行最基础的权力，但是很快他们就变成了一个个土皇帝，最后甚至能把乌鲁木齐的居民锁在楼里，看着他们活活被大火烧死。

而计划生育也是如此，当执行计划生育的官僚数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这些官僚自身就在阻止计划生育政策被废除。

而这一逻辑呢，也会反复出现在互联网管控这个问题上。

这里面第一次权力扩大化呢，就是在2004年，呢一般被大家称为中国互联网管控的元年，不过呢导火索却是发生在2003年，出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孙志刚之死。

大概是什么呢？这个孙志刚，是一个湖北人27岁，大学毕业没两年之后呢，就到了广州的一家服装公司做设计。

2003年的3月17号，他出门上网，因为没带暂住证呢，被派出所带走，送进了收容站当晚呢，他的两个朋友也就赶到了派出所，愿意帮他补办暂住证，把人保出来。

可是值班的中队长，一句没有核实的必要，就给两个朋友挡了回去。

而就到了之后不久的3月20号，孙志刚呢，就意外死在了收容站里面，死的时候身上还全部都是被打的伤。

这个呢现在很多朋友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匪夷所思，但是在那个还有暂住证的年代，这就是个常态，没有暂住证的人就会被中共集中关到一个类似于监狱的收容站里，像什么广州深圳的收容站，每个月都要死好几个人，只是之前死的大多数是一些农民工，所以不太受关注。

而孙志刚是一个刚刚毕业前途无量的大学生，这和当时很多网友身份相同，这件事情呢也就直接点爆了当时的网络，这个案件呢，也借助互联网开始迅速的传播。

当然为了应对这个问题，一方面当时的国务院开始废除了收容制度，另一方面，中共也开始了自己的第一轮言论管控。

比如在2004年的9月13号，北京大学的一塌糊涂论坛就被关闭了，一塌糊涂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校园论坛之一，注册用户超30万，日活跃用户更是超2万，尤其是考虑到北大偏文科的属性，一塌糊涂呢，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政论平台，里面充斥着各种反对共产党的言论，对孙志刚案件讨论的也是非常积极。

而孙志刚案件爆火之后呢，为了阻止言论进一步发酵，中共呢当时就关闭了这个论坛，并且也在同年五毛水军开始正式出现。

2004年的10月，长沙市委外宣办建了一支网络评论员队伍，底薪600块钱一个月，按发帖量加钱给补贴，一个帖子五毛，这也就是后来五毛这个称呼的来源。

当然长沙市并不是唯一一个招募五毛的城市，比如我的老家宿迁，同样是在2005年的4月，也公开招募了26个网评员，我现在天天在海外当反贼，也属于给我家乡宿迁赎罪了。

当很多人还在争论网评员到底存不存在的时候，水军到底存不存在的时候，殊不知水军呢，其实已经存在非常之久了，甚至比很多观众的年纪都要大。

这些原本也只是当时为了应对孙志刚事件的临时措施，但是在孙志刚事件结束之后，也就变成了固定措施，权力最大化的原则开始上演。

不过在这个阶段呢，因为中共处于胡温执政时期，所以总体看来呢，还是比现在要拟人很多的。

就像在上外网这件事情上，2002年开始，中国就已经掌握了一定的封禁外网能力，但是当时的封锁情况和现在是大不相同，和现在在六四两会前后，VPN会遭到集体封禁不一样的是，当时只会在固定的事件时间节点，封锁一些海外平台，比如在2009年六四前后，中共就封锁了谷歌YouTubeFacebook，在2010年IMDb上架达赖喇嘛的影片之后呢，中共也惩罚性地封禁了IMDb。

当时中共比现在要大度，中国和这些西方企业呢，也有一定合作，比如最早从2002年开始，雅虎就率先和中共合作，签署了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在中国地区推出了特供版本的雅虎，删掉了快照功能和一些敏感信息。

比如2005年的12月，汕尾东洲村呢爆发了大规模的警民冲突，现场造成了14人死亡，50人受伤，而在雅虎.com，也就是外国雅虎上搜索东洲，有37万条结果，排在前面的呢，就是警民冲突，警察开枪的报道，而在雅虎中国搜，前三页呢，就没有一条提镇压。

谷歌呢一开始则比较硬气，不愿意做删减，但是后来也妥协了，2006年的1月25日前后，特供版的google.cn上线了，这个google.cn呢，有一定的过滤功能，当时谷歌对此的解释是，过滤搜索结果显然违背我们的使命，但是完全不向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提供谷歌搜索，违背的更严重，当时的中国市场对谷歌来说，也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

之后虽然因为言论自由的问题，这些企业和中共也有一些摩擦，但是总体来说，中共还是属于当人的状态。

比如我们看谷歌和中共对垒的时间线，双方最早一次闹掰呢，是在2009年的4月，我们现在点开google.cn，这一个已经基本没有人访问的网站呢，我们会发现它下面挂了一个google.com.hk的链接，年轻的网友呢，可能不知道这是啥意思，但是年纪大的网友呢，像我以前呢，我都会先点google.cn，然后再跳转到google.com.hk，因为google.com.hk的网站上就没有审查。

2009年4月呢，中共呢就正式要求谷歌从google.cn首页里面删掉那个通往google.com的链接，但是谷歌拒绝了，随即呢在2009年的6月18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就发布了一个强烈谴责谷歌传播淫秽色情和低俗信息的通告，之后央视的《新闻联播》《焦点访谈》呢，更是轮番下场做节目批判谷歌，并且谷歌还在这段时间呢，被阶段性的断联。

但是呢时间也没持续多久，而当时的谷歌呢，也是不惯着中共，到了2009年的12月，谷歌还发起了自己的还击，2009年的12月中旬，谷歌报告了一次来自中共的黑客攻击，称攻击者呢，试图窃取谷歌的内部信息，以及一些异议人士的Gmail，这一行动呢，后来被称为极光行动。

面对这一指控呢，那外交部自然是出来一顿否定，当然为了报复谷歌，外交部再次上演了封禁大法，之后这段口水战继续升级，升级的结果是什么呢？是谷歌直接宣布退出了中国。

当然面对如此嚣张的谷歌，现在习近平那肯定是把对方头都砸烂了，但是在胡温时期的中共，依然还只是短期封禁了谷歌，到胡温执政结束，谷歌都没有彻底被中共封禁，仍然是留有一丝空间的。

所以虽然胡温时期和江泽民时期的网络监控已经出现了，但是整体强度是不高的，我之前和中国民主党的一些人聊天，在2010年的那个年代，他们甚至可以在QQ上成立QQ群集体反共，我上大学的时候也直接在QQ空间里面吐槽辱骂共产党，问题呢也不太大，那个时候呢，网上还有一些膜蛤文化，也就是恶搞江泽民的那一套，同样呢不会因此受到惩罚。

我们现在经常有个问题，那就是漫天的粉红，到底是洗脑的结果，还是中国人自己的选择，其实答案是非常明显的，在那个稍微相对自由的年代，中国互联网上反贼就占据了主流声音，粉红就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当然在那个年代，这群人还不叫反贼，而是叫公知，自由就不会让中国人普遍被中共洗脑。

当然这种自由没有持续多久，到了习近平时代就明显不同，习近平时代的中国，互联网封锁就进入了快车道。

一开始习近平还不是亲自下场搞这个事情，而是找了个叫鲁炜的人来执行，这个人呢，后来也被称作网络沙皇。

2013年的8月10号，习近平刚刚上台不满一年，就让鲁炜呢在北京开了一个叫做网络名人社会责任论坛的会，这个会上邀请了当时很多的网络大V，互联网公司老板，比如当时微博有1200万粉丝的薛蛮子和微博有1500万粉丝的潘石屹，在会上呢，鲁炜提出了七条底线，当然这个七条底线呢，除了一些客套话，整体来说就依然是不反共之类的。

我不知道会上这些人是如何回答的，但是可能大多数人都以为这场会和胡温时期一样，是一次例行会议，会上即使答应的好好的，但是会后依然都是我行我素。

不过习近平却会告诉你，时代变了呀，在会议结束后的第13天8月23号晚上7点多，其中一个参会者薛蛮子就在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的一个小区被抓，罪名呢是嫖娼。

之后为了羞辱薛蛮子，薛蛮子还被迫在电视上搞了长达10分钟的电视认罪。

当然薛蛮子认罪的主旨不是嫖娼，而是自己的网络发言，说自己传播了不实信息。

而无独有偶，同样是在这个时期，两个中V，网名叫做秦火火的和网名叫做立二拆四的微博职业写手被抓，同时拥有150万粉丝的知名投资人王功权被抓，知名记者陈永洲被抓。

当然不论从薛蛮子还是到那些中小V，这波被打击被抓的全部是所谓的自由派大V，或者说当时被称为公知的一群人。

不过薛蛮子是被找到了嫖娼的罪名，抓秦火火陈永洲他们的时候呢，还是属于随便找了个理由。

之后为了做到习近平所谓的有法可依，很快补上的法律也就来了。

虽然抓这些人的本质原因呢，就是因为反共，但是毕竟宪法里面还有保护言论自由，说是因为讲两句反共的话就被抓，那总是不合适的。

于是到了9月9号，最高法和最高检就联合发布了一个新的司法解释，叫做《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这份解释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一个信息如果不实，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达到500次以上，就算情节严重的了，可以定诽谤罪。

而即使浏览量没有达到5000次，转发没有达到500次，只要认定信息是假的，中共也可以把它定性为寻衅滋事。

这下就属于先抓人再立法了，非常不讲武德。

其实这一法律出台之后呢，最应该坐牢的是央视所有记者，但是在实操上，这一法律基本上成为了互联网大V以及各位网友们的互联网版本的寻衅滋事罪。

这天以后，大V们在公开场合直接锐评中共就变得不可能了，大多数人呢，也只能转变成阴阳怪气的状态。

毕竟这也是正常的，在2013年以前，你在网上说错话，骂中共最坏的结果就是帖子没了，号没了而在2013年以后，最坏的结果可能是人没了。

这一天其实也是中国互联网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不论你怎么看待15年前的那些公知，认为他们是对是错，但是他们确实对社会起到了非常大的监督作用，甚至帮助作用。

比如薛蛮子早期的微博内容，一半的内容呢，是在接爆料，接各种抨击社会现象，接各种如腐败强拆食品安全的爆料。

根据薛蛮子自己所述，在他嫖娼被抓之前，他每天睡醒微博甚至能有高达1000多条私信，大多数人呢，都是向他喊冤的，抱怨社会不公的。

他会转发其中一些内容，给这些人曝光的机会，帮助他们申冤。

等于薛蛮子之前在墙内互联网的地位，就和现在外网的李老师是一样。

而薛蛮子另一半的内容，主要是搞三个项目，分别是在微博发起了打拐，花钱推动山区学校的免费午餐，还有推行乡村儿童大病医保。

这些政策言论虽然不利于中共统治，动摇了社会对于中共的认可度，但是他们对社会那肯定是正向。

但是在这一天之后，所有类似的内容和博主就都消失了。

当然在这一天之后，中国的一个纠错机制也开始消失了。

之后这种管理也被常态化，2014年的2月27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宣告成立。

这个小组的成立其实标志着我们现代意义的网信办成立了。

在这之前呢，虽然有网信办这个机构，但是网信办之前理论上是属于国务院管理的，也就是归当时的李克强管理。

而李克强本身是团派出身，对言论管控呢不太在意，可在习近平亲自领导的这个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之后并入驻网信办之后，这个网信办的控制权呢，就被习近平夺了过来。

之后呢由鲁炜一手控制，这也是鲁炜被称为网络沙皇的原因。

那身为网络沙皇的鲁炜呢，在接手网信办之后，很快也就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靠网信办公务员一个个在网上主动搜索，去打击所谓的违法信息，效率太低，这样只能打击到一些大V，大多数普通人呢，都还处于一个放飞自我的法外狂徒状态。

鲁炜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他就开始对平台下手了。

这里面首先遭殃的自然是那些境外的不听话的平台，之前胡温时期还留半条命的谷歌，那在我习近平时代，你就say goodbye吧。

2014年的5月底，谷歌的所有网站在中国开始变得都不再能访问了。

当时大家还以为是六四的另行封禁，但是没想到这一封就成为了永久，外国网站也从过去的黑名单制度变成了实际的白名单制度，只有中共允许你访问的外网才可以访问，中国人离朝鲜的距离，其实就只差一个VPN了。

当然境外的谷歌，中共不能让你跪下，那境内的这些网站就好处理多了。

我们一般在墙内骂一句共产党，阴阳怪气一下社会现状，就被封了，大家会怪谁呢？第一反应大家怪的，可能不会是共产党，反而会是平台，比如怪B站怪抖音，怪他们的审核员不当人，怪他们审核如此严格。

大家的这些行为其实可以理解的，毕竟直接封禁我们的是平台嘛。

但是真要算下来，这其实根本不能怪平台，你觉得平台希望审核得如此严格吗？平台根本就不想。

这边有两个原因，第一，平台方大多都是纯粹的商业公司，他们没有什么自己的政治倾向，你反共也好，挺共也罢，其实和他们关系都不大，所以大多数公司其实不care这些内容，他们只关心流量，而且不论是涉黄，还是涉政的这些内容，其实都还属于高流量内容，平台砍掉这些内容，不就属于自断臂膀吗？像网易知乎这种平台，其实一定程度上还巴不得自己站内多那么一点阴阳怪气的反动言论，好把这批用户吸引过来。

而第二个原因呢，是在2012年那个AI还没兴起的互联网浪潮里，审核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件成本极高的事情。

我之前在国内上班的时候，也辗转去过好几家互联网公司，每家互联网公司的审核人员数量多得让人发指。

比如我之前上班的斗鱼，它的员工数量在巅峰时期一共就2000人，但是你点开企业QQ一看，审核一个部门的人数就超过1000人，占了总人数的一半。

虽然大多数公司的审核工资都不高，可是花一半的人力资源在审核上，那对公司来说显然是巨大的浪费，我花钱还是来降低自己的流量，这对于那些唯利是图的商人来说，不就等于杀他们的亲妈吗？

那共产党是怎么逼迫这些企业就范的呢？

2016年的11月，一个叫做《网络安全法》的法规通过了，之后并在2017年的6月施行，同时接连又有数项规定法规通过。

而这些法律规定，总结下来核心只有一个，那就是连坐。

之前呢平台有人反共搞黄，只要你不是故意搭建一个反共或者黄色平台，像快播一样，那你平台是没有责任，但是在这些法律新规出台之后，如果你的平台出现反共色情内容，那就不仅是你发帖人有问题了，你平台也要负责，甚至根据当时的法规解释，你拉个群，群里有人反共，群主都要受罚。

当然法规是法规，一个法规执行多严，其实决定了它的威力，因此中共在这些法规法律出台之后呢，也需要杀鸡儆猴，那么谁是第一次的鸡呢？那就是张一鸣。

2018年的4月11号凌晨，今日头条的创始人张一鸣发了一封公开信，原因呢是前一天的4月10号，当时字节跳动旗下最大的APP内涵段子被勒令永久关停，而关停的直接原因就是内容管理不规范，一个拥有2亿注册用户的APP，日活2000万的APP，被中共瞬间抹杀，它成为了第一个被祭旗的大型互联网公司。

那面对这种情况，身在中国的这些企业家能怎么办呢？那只能是下跪。

张一鸣被迫在道歉信中写下了，我的产品走错了路，出现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符的内容，没有贯彻好舆论导向。

之后其他企业也开始大幅度跟进，开始大幅度提高审核人数，这才出现了在墙内发一个言，一堆审核追着你杀的情况。

当然这里插一嘴，现在对于网络的掌控，也不仅限于平台一级了，就在最近的网信办第23号令里面，甚至把MCN公司也搞成了和平台一个级别的，一个MCN旗下的主播出问题，全MCN都可能被连坐被封禁，马上MCN估计也要顾自己的审核了，盯着自己的主播了。

当然回到张一鸣的故事，2018年还好中国经济仍然处于黄金阶段，张一鸣在内涵段子倒了之后呢，还是搞出了抖音，要不然这个中国在世界影响力最大的APP，可能就会因为一个言论管控政策从历史的长河里消失了。

其实最近中国的劳工问题闹得很厉害，很多人都说是资本的问题，但是共产党要是在劳工问题上有言论管控万分之一上心，那么中国的劳工问题早就解决。

当然在整个互联网封锁浪潮里面，还有一个比较搞笑的插曲，也就是在2017年，曾经不可一世的网络沙皇鲁炜因为贪污落马，之后在2019年获刑14年，比他亲手抓进去的很多网络大V判的还要久，也算恶人有恶报。

不过鲁炜走了，但是鲁炜留下的制度并没有改变，之后秉承着权力最大化的原则，在网信办的施压下，互联网的公司审核也开始变得越来越严格，甚至开始变得越来越离谱。

离谱到什么程度呢？就像我之前在斗鱼上班的时候，1000多个审核挂在那里，其实已经很难再有什么真正的违规内容了，有违规的内容也立马被办了，可是网信办不开心，觉得自己的权力不能发挥出来，因此平台内部还出现了定期的上供机制。

这什么意思呢？就像每年网信办都会有个清朗专项行动，相当于网络的定期扫黄打非，但是问题是，在这么高强度的管理下，不是已经没啥黄，没啥非了吗？那为了满足网信办工作人员的业绩，方便他们上报成果平台呢，就只能随机抽几个倒霉蛋出来，抽几个比较擦边，比较喜欢讲脏话的博主，把这些人视作典型，上报上去，而且这些上报的主播体量并不小，小的话网信办会觉得不开心，你是在耍我，不重视我，这些名单我之前算过，一年起码能给斗鱼创造上亿的流水，这等于纯粹就是企业自杀一下，陪网信办玩。

除了斗鱼，据我了解，像什么B站抖音都有类似的情况，他们都要定期上供。

当然后来我的老东家斗鱼也凉了，老板也坐牢了，到了2024年，审核人员裁撤的呢，也就只剩500人，所以你现在可能上斗鱼呢，反而会发现言论管控的松一点。

至此呢中国其实就已经不再是只有一道对外的墙了，而是对内也有一道墙了，这道对内的墙呢，甚至比对外的墙更加严格，更加有效，我们现在理解的互联网言论管控机制也就此成型。

当然在这种究极的言论管控之下，一场大的灾难也就到来了，那就是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疫情。

在2019年的12月30号下午5点43分，武汉市中心医院的眼科医生李文亮在一个叫武汉大学临床04级的微信群里发了一条消息，消息内容是，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

过了一会，他又补了一句，说冠状病毒感染确定了，正在进行病毒分型，还叮嘱大家不要外传，让家里人注意防范。

李文亮这还不是在公开平台发布了信息，只是在私人微信群里发布，但是很快，到了2020年的1月1号，武汉市公安局就发布了一个通告，说有8名散布谣言者被依法查处，这个通报很快就上了央视。

之后1月3号，李文亮被叫到武昌分局中南路街派出所签了一份训诫书。

而与此同时，为了响应当时政府的宣传，为了维稳，低估淡化新冠的言论也在网上广泛的传播。

比如知名的粉红，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网安大队的副大队长江宁婆婆，当时为了驳斥李文亮，就说武汉有P4实验室，让大家不要慌，如果武汉搞不定，没人搞得定。

当然后来的事情我们也知道了，武汉确实爆发了席卷中国的新冠，而新冠的英文全称是SARS-CoV-2，直译过来就是二代SARS冠状病毒，也就是说李文亮在那个微信群里说的SARS根本就不是谣言。

只是从结果来看，李文亮因为新冠被训诫了，因为新冠去世了，但是那些爱国大V们，那些叫大家不要恐慌，甚至鼓励大家不要戴口罩的人，最终没有一个因为谣言获罪。

我们不知道如果活在2013年之前，那个相对自由的环境里面，李文亮他不会被训诫，甚至可以在微博上公开警告所有中国人，让大家能提前发现新冠的爆发，那么新冠疫情是否就不会变成一个全球性的灾难呢？

但是我知道，至少在武汉，他会好很多。

新冠疫情刚爆发的时候，我正好在武汉，和后来封城时谈新冠色变的状态恰恰相反，当时中共的媒体以及粉红大V们都在清一色的淡化新冠的危害，而那个年代又不像现在的中国，那时候恰逢中国国力上升期，大多数人对于粉红和中共的宣传都是十分相信的。

我在武汉的朋友在这些宣传的影响下，就没有几个人愿意戴口罩了，并且愿意做基础防护的。

中共的言论管控至少导致武汉的疫情严重程度上升了一大截。

其实言论管控，互联网管控带来的最大问题从来都不只是丧失自由，而是让整个社会丧失了纠错能力。

中共现在明显是比2003年SARS爆发时社会管控能力和动员能力强很多的，但是很显然，新冠的处理结果也是远不如SARS的。

当然当年三年大饥荒是如何爆发的，本质上也是这个逻辑。

1956年到1957年春，毛泽东呢，先是搞百花齐放，号召大家给共产党提意见，而后等意见提的差不多了，在1957年的6月，反右运动就开始了，提出意见的人被一个个揪出来批斗坐牢，甚至被整死，这就是大家后来戏称的百花齐放，引蛇出洞。

这直接让当时的中国产生了寒蝉效应，这也导致后来即使绝大多数人都知道大跃进是不现实的，三年超英五年赶美是不可能的，亩产万斤一定是假的，但是也没有任何人敢和毛泽东去说这个事情，因为一说是假的，在那个时候就会被扣上一个右派的帽子。

而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就只能一错再错，中共就只能一错再错，直到三年大饥荒爆发。

而现在的中国，在互联网的言论管控下，不也是陷入了类似的情况吗？新冠疫情时期，因为言论封锁导致的疫情扩大，还没有让习近平警醒，中国的言论管控到了今天并没有被放松，反而越来越严，到了今天就已经不仅仅再是那些阴阳怪气中共的人会被封了，甚至一些提出经济学建议的人都会被封。

比如高善文，他在2024年12月3日的一场内部讲话里说，疫情和房地产泡沫破灭的这几年，GDP增速可能每年被高估了3%，累计约10%。

这场讲话当天就被中国的财经媒体全文刊出，并且引爆网络。

那对于这段肺腑之言，等待高善文的是什么呢？不是言论被重视被讨论，而是被全网封杀。

当然高善文不是一个个例，在最近这一阶段，那种敢公开讲真数据，批判中国经济的经济学家，如财经大V任泽平但斌付鹏，知名的经济学家，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贺滨，清华经管学院的副教授郑毓煌，全部被周期性禁言，或者全面封杀，甚至被撤职。

批判中国经济的行为，现在也直接被新华社定义为了经济投降论。

但是与此同时，牢A那种接近科幻小说10个字里面可能11个字在造谣的斩杀线理论，却得到了央媒的大肆鼓吹。

在1987年的9月14号，中国人敲下了那封发往世界的电子邮件的时候，曾经幻想自己越过了长城，但是没想到，一个新的长城竖立了起来。

其实再看当年没有孙志刚案的时候，没有网友力挺孙志刚，一个错误的收容制度，还不知道能在中国持续多久。

而现在，其实大家也都看出了中国经济不好，中国经济策略有错误，但是没有可以说真话的经济学家，这个错误呢，一定程度上也很难再被纠正。

邓小平曾经在上台的时候定过一个规矩，那就是要善待科学家和经济学家，邓小平说，如果不让这些人讲真话，那么中国的政策错了，就没有人可以纠正。

但是在今天，这规矩已经消失了。

那么这一次没有纠错机制的中国，错误的经济政策又会持续多久呢？

不知道或许会像毛泽东时期一样，持续到一场无可挽回的大灾难的到来，才能改正吧。

这也是中国权力最大化下的一个必然结果，一个错误的政策往往要造成毁灭性的灾难才能被终结，大跃进是如此，计划生育是如此，新冠清零也是如此。最后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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