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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妖酱:王朔要求当今圣上写“罪己诏”?

1楼 · 楼主 作者:中美对标 发布于:2026-11-15 02:00 回复:0 浏览:24 本文链接:fanzei.net/d_rmeq5p

本期节目梳理了作家王朔的一生及其创作历程。从早年大院生活、参与天安门事件、海军服饰经历到投身文学创作,王朔以“痞子文学”对抗崇高与虚伪,推出《顽主》《渴望》等作品。晚年他耗费十五年创作百万字汉武帝题材长篇巨作《起初·纪年》,通过借古讽今揶揄当今掌权者,引发对专制与权力的深层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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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大家好,我是爱思考这种逻辑的妖妖酱。二零二六年七月,六十七岁的王朔在一段视频里吐槽AI,他说他用豆包,嫌他胡说,就训了他一句,别胡扯。豆包马上把答案全改了,还夸他说您说的太对了。王朔对豆包的评价是这东西啊有讨好性人格。这话从王朔的嘴里说出来有点意思。王朔这个人嘴损了一辈子,他写文章把鲁迅骂下了神坛,一九九九年又在中国青年报上把金庸的小说和四大天王成龙的电影琼瑶的电视剧并列称为四大俗。

他怼天怼地,谁都不服。他最看不得的就是人云亦云、见风使舵的那股讨好劲儿。其实啊,早在三十多年前,他的这张嘴和他的笔就给他招来了一顶帽子,文坛管他的小说叫痞子文学。二零零七年以后,王朔慢慢的从公众视野里淡出。二零二二年他又回来了,离上一本《我的千岁寒》这本书已经过去了十五年了。他带回了一部一百四十万字的鸿篇巨作,写的是汉武帝,一个皇帝打了一辈子的仗,把天下折腾的是民穷财尽,晚年下了一道罪己诏,向天下人认错。

王朔字里行间嘲弄的,显然不是两千年前的汉武帝,他是在借古讽今,揶揄当今圣上了。这十五年,王朔到底经历了什么?一个痞子怎么就成了反贼了?

王朔的本名不叫王朔,他是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号出生在南京的。就在同一天,福建前线的解放军开始炮击金门,就是八二三炮战。他的父亲王天宇在南京总参高级步兵学校当教员,母亲薛来凤在学校的医院工作。这个孩子是家里的老二,取名呢叫王岩,岩石的岩。

很多年以后,王朔拿自己的生日开过玩笑。那天金门海峡两边炮火连天,死了不少人。按照老一辈迷信的说法,人死了魂是要找个地方投胎的。王朔说,炮战那天不知道有多少冤魂在找地方投胎。他的意思是,说不定其中的一个就投到了他这个刚出生的小孩身上。他说,小的时候他自己不觉得,但过了四十岁,发现自己的脸上带着一股戾气。

一九五九年初,他的父亲接到命令调去了北京,一家人住进了复兴路二十九号训练总监部大院。办公楼在前面,家属楼在后面,院子里有食堂、门诊部、幼儿园。他的父亲就在院子里上班,母亲呢分到了父亲的复兴医院。上小学以后,王岩发现他的班上有个女生也叫王岩,而且是同名同姓,于是他自己翻字典给自己挑了个新的名字叫王朔。他的父亲呢就带他去办了更名手续。

王朔三岁的时候就进了幼儿园,两个礼拜回一次家,有的时候四个礼拜才回一次家。他后来说,十岁以前他不认识自己的父母,只记得父亲是一身绿军装,母亲是一件呢子大衣。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以为人不是爸爸妈妈生的,而是国家生的。有一个工厂专门负责生小孩,生下来就放在保育院里一起养着。

大院里的孩子和墙外的北京人活在两个世界里。有一回,王朔和几个院子里的孩子进城,看见了街上的北京市民。同院的一个女孩指着街上的人说:“看,这都是老百姓。”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王朔还不满八岁,大人们忙着开会、挨斗、搞运动,学校时开时停,没人管这群孩子。他们成群结伙在大院之间打群架,在街上游荡。二十多年后,王朔把这段日子写进了小说《动物凶猛》,姜文又把他拍成了电影,叫《阳光灿烂的日子》。

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后,几十万北京人涌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表达对四人帮的不满。四月五号夜里,工人、民兵拿着棍棒封锁了广场,抓人。北京一共有三百八十八人被抓,十七岁的王朔也被关了进去。关于这件事有两个故事版本,一个版本写在王朔后来的各种简历里,他说他怀着匹夫有责的信念去了广场,因为被人诬陷被关押了三个月。

另一个版本的故事出自他的战友周大伟。周大伟回忆说,一九七七年初在部队里,大家闲聊说起了天安门。王朔说,那天他去广场,觉得跟着那些人起哄特好玩儿,结果稀里糊涂的就被关进局子好几个月。出来以后,他痛哭流涕的写了一份检查,而且写的极其深刻,据说连姚文远看了都觉得有点过了头。

第一个版本里,王朔是热血青年的形象,而第二个版本里,他是个凑热闹的半大孩子。王朔自己讲的恰恰是第二个版本,这是他第一次拒绝把自己往高处摆。后来的几十年里,他也一直都这样。一九七七年一月初,王朔和一百多名北京应届毕业生一起,穿上海军的深蓝色冬装,坐军列去了青岛,进了北海舰队。

后来,王朔说,他这辈子吃过的最大的苦就在新兵连。中午、晚上都是窝窝头,没有油水。改善伙食,吃粉条馅的大包子,他一顿能吃六七个。连里最能吃的一顿能吃十三个包子。开饭前要唱歌,唱不齐就不让吃。到了夜里呢,紧急集合的哨子一晚上能吹六七回。背上枪和背包,这一跑就是八里地。

那个时候,部队里有一项例行的功课,就是通读四卷毛泽东选集,写心得和笔记。王朔的笔记写的很俏皮,借给战友周大伟看的时候,还叮嘱他别往外传。周大伟记得,王朔读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报告里农民的做派大加嘲笑,说他们冲进地主家吃大户,跑到地主家小姐少奶奶的床上去打滚儿。这篇报告毛泽东是写于一九二七年,当时国民党右派骂湖南的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毛泽东去乡下转了一个月,回来写下了这篇报告,说农民运动好得很。

一个十八九岁的海军士兵,在毛主席亲口夸过的痞子身上看出了可笑之处。一九七八年,王朔在解放军文艺第十一期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等待》。一九八零年,他又退伍回到了北京,分到北京医药公司的药品批发商店当业务员。一九八三年,他辞了职。那几年,王朔试过做生意,有的买卖不怎么合法,钱也没赚到,倒被人骗了不少钱。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想起了写小说。

一九八四年,他在《当代》杂志发表了中篇小说《空中小姐》,写一个海军士兵和一个空姐的爱情故事。这篇小说拿了当代的文学新人奖。一个做生意被骗的两手空空的退伍兵,靠写小说终于是翻了身。可是王朔没有想到,几年以后,一顶帽子正在等着他,帽子上恰恰写着那两个字:痞子。

空中小姐之后,王朔呢是越写越顺手。一九八五年,他和女朋友沈旭佳谈恋爱,把两个人的感情生活呢又写成了中篇小说《浮出海面》,发表在《当代》上。一九八六年,他又发表了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写一个靠坑蒙拐骗过日子的青年和一个爱上他的女大学生的故事。一九八七年底,《收获》杂志第六期登出了他的中篇小说《顽主》。

顽主写的是几个北京的无业青年合伙开了一家三替公司,专门替人解难、替人解闷儿、替人受过。有人想当作家拿不到奖,他们就给他办一场虚假的颁奖大会;有人跟女朋友闹别扭又不想挨骂,他们就派人去替他挨骂。小说里还有一位德育教授,满嘴的大道理,教育这群年轻人要有理想有追求。而这几个年轻人平时是什么都无所谓,唯一一次真正发火就是教授当面说他们空虚无聊,对社会没有用。

这部小说发表在一九八七年,当时北京的政治空气很压抑。那年一月份,胡耀邦被迫辞去总书记一职,全国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报纸上天天讲理想,讲崇高,而王朔偏偏写了一群小混混,把崇高拿来开涮。王朔对崇高的不信任起点要早得多。他后来回忆过一九七一年秋天的一件事,那年九月,林彪坐的飞机摔在了蒙古。几天以后,大院里一个孩子是从他父亲那儿听来的消息,跑来告诉大家。

十三岁的王朔先是不信,接着是害怕。他说,小时候他一直以为毛主席什么都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们国家的坏人差不多都是毛主席一个人发现的。而现在,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成了叛徒,大人们又说毛主席早就看出来林彪不是好人了。可是王朔觉得这话说不通。从那以后,他不再相信崇拜,也不信那些带头搞崇拜的人。一九八八年,王朔突然红了,几个月之内,四部根据他小说改编的电影接连上映,《顽主》《轮回》《大喘气》,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出自四家不同的电影厂。

电影圈把这一年叫做王朔电影年,在电影《顽主》里演主角之一的葛优,也是从这部片子开始被观众记住的。王朔后来说是这些电影让他第一次在社会上有了名气,而骂声也跟着来了。老一辈影评人邵牧君说这几部电影艺术上不差,可思想浅薄、粗鄙、邪恶。作家唐达成说《顽主》们是一群滑出生活轨道的人,他劝王朔不要跟自己笔下的人物站在同一个水平上。

可也有人叫好的,评论家白夜说,王朔笔下的人物,准确的说是浪子,观众跟着他们笑完了,会想到社会变动里的种种问题。一九八九年,电影界还专门为王朔电影开了一场研讨会。这场争论从电影界吵到了文学界,一吵就是四五年。骂他的多是老一辈,而替他说话的多是年轻人。

痞子文学这个说法就是那个时候叫开的。在批评他的人眼里,王朔写痞子,王朔自己就是痞子,这顶帽子王朔戴了一辈子。评论家李美阶说过,王朔最无奈的是没有办法跟人解释,他本来就不是痞子,一个嘲笑过痞子运动的大院孩子,自己反而被叫成了痞子。他笔下的那些小混混替他说出了体面人不敢说的话。官方要人人学雷锋讲奉献,他就让小混混把这些话当成笑话来讲。一九八九年春天,北京城里出了大事。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号,军队开进了天安门广场,镇压之后,全国开始清查,文艺界人人都要表态。王朔的小说也被拿出来重新批判。就在这年的下半年,王朔的长篇小说《千万别把我当人》在文学杂志上连载。小说里一伙人找到一个叫唐元豹的年轻人,说他是义和团的活传人,会一门大梦拳。为了让他在中外自由搏击比赛上为国争光,这伙人成立了一个全国人民总动员委员会,把他当成宝贝供了起来,又是训练又是改造。最后呢,唐元豹拿下了世界忍术大赛的冠军。

而那个时候啊,恰恰是官方正在号召全国人民振兴中华,体育比赛成为了爱国的门面。王朔把民族自尊心写成了一场闹剧。全国都在表态的时候,他交出来的是一部讽刺举国体制的小说。同一年,王朔还做了另外一件事。一九八九年,北京电影艺术中心的郑晓龙和编剧李小明、王朔等人在北三环边上的奇门饭店聊出了一部电视剧,主角是一个女工,她善良正直,所有美德都集于一身,所有磨难也都放在了她身上。李小明写了大纲和剧本,而这部剧就是《渴望》。

一九九零年,渴望播出,万人空巷,收视率达到百分之九十点七八。公安部门说,播出期间犯罪率都下降了,专门开了庆功会表彰剧组。刚刚开过枪的北京,需要一个好人受苦、好人有好报的故事,让上上下下都能松一口气。而王朔就是这部剧的策划人之一。

一手写讽刺爱国的闹剧,一手参与策划安抚人心的国民剧,这是王朔复杂的地方。他是体制里长大的孩子,知道体制想要什么,也知道怎么从体制手里拿到饭吃。可轮到写自己的小说的时候,他照样嘲弄崇高,一点都没有收敛。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王朔又开始策划一部情景喜剧,叫《编辑部的故事》。他写一家杂志社的几个编辑,整天是嬉皮笑脸,把官腔官话拿来调侃。和王朔一起写剧本的是郑小龙那个单位的一个年轻美工,名叫冯小刚。

这部戏呀,险些没有播出,最后播了,成了中国情景喜剧的开山之作。葛优在里面演油嘴滑舌的编辑李东宝,片酬一集八十块。那几年,冯小刚天天在王朔身边,王朔去哪儿他就去哪儿。京圈里的老资格业精看不下去,还给冯小刚起了个外号叫缝裤子,意思是他就像一条裤子被缝在了王朔的身上。

一九九一年,王朔在《收获》第三期发表了中篇小说《我是你爸爸》。一个叫马林生的父亲,一心想在儿子面前摆足当爹的架子,打也打了,哄也哄了,最后发现儿子根本不服他。在中国,当官的被叫做父母官,权威最喜欢的事儿,恰恰是给人当爹。王朔写的是一个家里的爹,而读者读到的却不只是一个家。当然,现在年轻人对一些中登老登的好为人师,蔑视性的称呼为爹味儿,这也算是王朔这篇小说在当下的一种余温吧。

同一年,收获第六期又登出了他的动物凶猛。我们在姜文那期讲过那段,在很多人记忆里是浩劫的年月,在大院少年的记忆里却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姜文拍《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时候,王朔自己也在片子里客串了一个神秘人物。两伙少年要打群架,板砖、铁锹都抄起来了,他出来说一句五洲震荡,和为贵,就把事情给摆平了。一九九四年,这部片子让主演夏雨拿下了威尼斯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

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市场经济放开了。华艺出版社推出了四卷本王朔文集。王朔向出版社提出了一个条件,不要按字数拿稿费,要拿百分之十的版税。这是文革以后中国作家头一回拿版税。老作家肖干说,王朔给中国作家松绑了。这套文集正版卖了二十来万套,盗版超过两百万套。这一年的王朔站到了顶峰,可也就在这一年,他自己先慌了。他突然问自己,我这就算活出来了吗?

一九九二年以后,王朔的小说几乎停了下来,他又转去写电视剧了,过把瘾。爱你没商量,海马歌舞厅编剧一栏都是他的名字,名字天天挂在屏幕上,人却越来越不安了。他后来说写影视把他写的不会写小说了。他的麻烦最先是从知识界开始的。一九九三年,一批上海学者发起人文精神大讨论,说市场经济让文学丢掉了人文精神,王朔成了现成的反面典型。

北京大学教授谢冕说,王朔是中国最媚俗的作家。王朔呢也不客气。一九九三年,他发表《王朔自白》,说自己根本不是什么知识分子,顺手又把知识分子给挖苦了一通。也有人站出来替他说话的。同一年,前文化部长王蒙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文章《躲避崇高》,说王朔的脾气是在撕那些假崇高的面具。

更要命的是,官方王朔被列进了大批判的题目,一些权威报刊干脆规定版面上不准出现他的名字。官方也给他的作品贴上了庸俗甚至是反动的标签,四卷文本都遭到审查。他编剧的两部电视剧也被撤了下来。九十年代中期,王朔做了一件更出格的事儿,他自己当导演,把小说《我是你爸爸》拍成了电影,主演马琳生的就是冯小刚。

这部电影没有能通过审查,被禁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这个片子调子太灰,另一种说法是没有经过审查就私自送到了海外参展。影评人潘采夫说,这部片子让冯小刚的事业差点崩盘。这部被禁的电影后来有一个拷贝被带到了欧洲。二零零零年,他拿下了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的最高奖金豹奖,国内的观众却看不到他了。一九九七年前后,批判王朔的声浪达到了顶点,和他有关的影视作品被接连被禁,投钱的人也都纷纷撤走。于是王朔决定去美国躲一躲。

一九九七年底,冯小刚把王朔的小说《你不是一个俗人》改编成了电影《甲方乙方》。片子上映的时候,原著王朔的名字从片尾的字幕里被拿掉了。有一种说法是,王朔临走前劝冯小刚这么做的,免得连累片子受审通不过。《甲方乙方》成了中国的第一部贺岁片,冯小刚从此单飞。

那年王朔快四十岁了。美国的一家出版社请他去纽约,为的是出他的小说的英文版。斯坦福大学也请过他,他都没去,说自己不够格。他在美国待了半年,大部分时间在纽约和洛杉矶,也去了旧金山、芝加哥。他英语不好,街上的陌生人跟他打招呼,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出版方给他找了些活儿,比如说替男性杂志写稿,他用中文写,再翻译成英文。

《花花公子》杂志看了他玩的,就是心跳的节选,退了回来,嫌太黄。他泡在博物馆里看了大量中国古代艺术品,说看完以后他对中国艺术的看法都变了。美国给他印象最深的是秩序,人守法讲礼貌,一个外国人走在街上也觉得是安全的。他说美国人身上没有那么多来自于集体、家庭和社会的压力,这种压力在亚洲是最重的。他还说美国人爱国,爱的不是土地、血统和国家,爱的是自由的精神。

一个在千万别把我当人里把爱国写成是闹剧的人,在美国看见了另外一种爱国的形式。他也想过要留下来,可他觉得自己太老了,重新开始已经来不及了,又太年轻了,就这么退休似乎也不甘心。半年以后,他还是选择回到了北京。一九九九年,王朔拿出了沉寂七年之后的长篇小说,看上去很美,写的是一个叫方枪枪的小男孩在六十年代北京的幼儿园里怎么被老师规矩和小红花一点点驯服。这一次,王朔没有再耍贫嘴了,他在自序里把自己过去的写作认真清算了一遍。

而读者不买账,最反感这本书的恰恰是原来最喜欢王朔的人。有读者说这本书啊,温柔的像一个高中生写的,当年那股邪劲儿不知道去哪儿了。在这些读者的眼里,王朔不够痞了。这是第一次,王朔一思考,读者就跑掉。跑掉的不只是读者。一九九九年以后,王朔自己也不再接受媒体采访了,连他自己都跑了。

王朔藏起来的那几年,冯小刚的贺岁片那是一部接一部,越拍越红。王朔这边呢,却做了一件当时没几个人敢做的事。一九九九年,刘小波刚刚出狱。一九八九年,刘小波是在天安门广场参加绝食的知识分子之一,后来几进几出监狱。这次出来,他没有工作,不能出国,也不能再在国内发表文章,日子过得很紧。

作家野夫的一个朋友张罗了几次饭局,王朔和刘小波坐在了一张桌上。席间有人提议让两个人对谈出一本书,这本书后来叫《美人赠我蒙汗药》。刘小波不能用真名,署名是老侠。在对话里呢,是叫老侠,就是侠客的侠。两个人呢,一个捧哏,一个逗哏,把文化界的名人是挨个点评了一遍。王朔承担了书里大量得罪人的话,而刘小波不方便露面。书出来以后惹出的争议啊,也都是王朔出面去扛的。

野夫当时是出版社工作,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他所在的出版社的终审觉得出这本书风险实在是太大了,就把这个书给卡住了。野夫转头呢,又去找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提了个条件,要跟王朔本人签约。二零零零年书出版了,首印十万册,这本书的版税按说是一笔不小的钱,王朔呢是一分没要,全都给了刘晓波。

十年后,二零一零年,在狱中服刑的刘晓波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二零一七年,他在羁押中病逝。在那个年代,和刘晓波坐在一张饭桌上,很多人心里是要掂量掂量的。王朔不光坐在了一张桌子上,还和他合出了一本书。那几年,王朔的日子也不好过。当年被他写进浮出海面的女朋友沈旭佳,后来嫁给了他,两人有个女儿叫王咪。这段婚姻没能维持下去,离婚以后,沈旭佳带着女儿又去了美国。二零零一年以后,王朔的父亲和哥哥先后猝然去世,几个最重要的朋友也都相继离世。

王朔给女儿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后来收进了《致女儿书》。他在信里说,这两年他把活着的理由一样一样都丢光了。他承认,当年妻子刚刚怀上孩子,他就反对生。他记得最后一次离开家的那天,妻子边哭边喊女儿的名字,女儿一个人在屋里哭,抬起头来看他,眼睛里全是孩子的惊慌。他说,从那天起,他就再也没有勇气对女儿说爱她了。女儿后来跟他说过一句话:“做你的女儿真倒霉。”王朔说这句话让他很伤心,可他也承认自己从来没有和女儿生活在一起。

这封信,王朔写的很老实,没有一句玩笑。二零零七年,王朔突然又回来了。他在《收获》杂志上发表了和作家孙甘露的长篇对话。他说自己内心有无限的黑暗和光亮。他在对话里把电影圈又骂了个遍,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他也不放在眼里。同一期杂志还登出了他给徐静蕾写的电影剧本《梦想照进现实》。

同一年,他又出版了新书《我的千岁寒》,取材佛经《六祖坛经》,写禅宗六祖慧能怎么悟道。书里还收了一部北京话版的《金刚经》。据报道,这本书他拿了几百万元的稿酬。这一年,他以五百万元版税排进了中国作家富豪榜的第六名。王朔对读者说:“家里没死过人的,别去看我的《千岁寒》。”很多读者买回去发现看不懂,这是第二次。王朔一思考,读者就跑掉。

这一年,王朔还做了一件更大胆的事。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五号,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发了一封公开信,实名举报北京广电系统的电视剧审查人员收钱。他说,一部电视剧送审,审查组每人要收三万到五万元。审片的时候,剧组还得包下豪华宾馆,请审查人员大吃大喝,唱卡拉OK。他算了笔账,十年下来,光这一项就是几个亿。

广电局审片中心的一位严主任出面否认了。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王晓峰当时追问了三个问题:一年两万集电视剧,就这么几个审查的人看得过来吗?王朔是实名举报,有关部门是不是该给个答复?王朔以后再拍电视剧会不会遭到报复?此后却再也没有听到有关部门调查这件事的任何消息了。一个没有任何官职的作家在网上点名举报管着整个行业生死的审查机关,这样的事在当时的中国极其少见。

第二年,二零零八年,冯小刚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三年后,他在政协的一次座谈会上也批评了电影审查,说他伤害和桎梏着电影创作。可他把话包在一个框子里。我们正经历着民族复兴的大时代,却拍不出记录这个时代的作品,我们有愧于心。王朔和冯小刚两个人都对审查不满,可是一个坐在政协会场里提建议,一个在博客上指名道姓的举报。

二零零八年,王朔出版了小说《和我们的女儿谈话》,之后他又一次从公众视野里消失。他和冯小刚的交情却没有断。二零一二年,冯小刚拍《一九四二》赔了钱,王朔给他写了一部商业喜剧《私人定制》,帮他又把钱给赚了回来。可这个时候,王朔真正的心思已经不在电影上了,他在家里关起门来写一部谁也不知道写什么的书。他说,没写完的小说不能提前跟别人讲,就像饭还没熟不能揭锅盖一样。

这部书王朔从二零零七年开始写,原计划是三年写完四十万字,等他再抬起头来的时候,却是十几年过去了,字数呢也变成了一百四十万字。他在自序里说,一猛子扎下去,抬头一看,街上流行戴口罩了。他说的是新冠疫情。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三号武汉封城,从那以后将近三年的时间,全国搞动态清零,出门要扫健康码,隔几天就得排队做一次核酸,一栋楼里出了个阳性,整栋楼都可能会被封控。二零二二年春天,上海封城两个多月,两千多万人被关在家,很多人每天早上六点就抱着手机抢菜。

王朔写东西要一边念一边写,用耳朵听顺不顺。北京一到冬天,他的嗓子就不舒服,也念不出声,所以每年只在春天和夏天写。二零二二年八月十二号,这本书的第一卷起初近年开始预售,几乎没做宣传。王朔出新书了,就已经上了微博和抖音的热搜。八月十六号,新书正式出版。那个时候,北京人进商场、进饭馆,手里还得有七十二小时内的核酸阴性证明。两个月后,执政党召开二十大。

一个作家埋头写了十五年汉朝,抬起头来看见的是这样一个中国。王朔的朋友史航说,书写完以后,王朔整个人透着一股痛快。起初纪年这本书开头的第一句是“起初我六年”,这个我是汉武帝刘彻。王朔用一口北京话让汉武帝自己讲自己的一生,从亲政写到死。书里的汉朝人张嘴就是京片子,还夹着上海话、陕西话、英语和网络用语,老实巴交被他写成老实巴交,乱七八糟写成了乱七八糟。

王朔的老读者呢还在预售当天十万册就发完了货,正式发售的那天又一个十万册发完,二十天里卖出了三十万册,可书评几乎是一片沉默。上市六天,豆瓣上只有四篇书评,五十多条短评里绝大多数是还没看先打分儿。到了二零二三年,这本书的豆瓣评分是七点二分,有二十出头的年轻读者说它是废话连篇的一本书。这是第三次,王朔一思考,读者就跑掉。

王朔早就说过,他不想再为钱、为读者、为社会需要写东西了。以后他只给一个读者写,就是他自己。出版方说,他每天撸猫,对销量没什么指望。真正值得读的是他在书中的男主角——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最能折腾的皇帝之一。他北击匈奴,打通西域,把权力抓得比谁都紧。打仗要钱,他就把盐和铁收归官营,又向商人征收重税,还鼓励老百姓告发瞒报家产的商人。告发成功的能分走一半家产,天下的中等人家大多因此破了产。他还重用酷吏,用严刑峻法治天下。

到了晚年,他疑神疑鬼。公元前九十一年,一个叫江冲的人借巫蛊兴起了大狱,株连数万人。太子刘据被逼起兵,兵败身亡,皇后卫子夫也因此丧命。两年后,有大臣建议在西域的轮台驻兵屯田,汉武帝没有同意,反而下了一道诏书,就是后人说的轮台诏。诏书里说,眼下最要紧的是禁止苛刻暴虐的政令,停止随意加税,让老百姓好好种地。

一个打了一辈子仗的皇帝,终于向天下人认了错。王朔的书就写到这一道罪己诏为止。再看王朔写这本书的十五年,二零零七年他开笔的时候,北京正在准备奥运会,人们还在谈论开放。等他写完的时候,中国已经换了一个时代,权力越来越集中。二零一八年的修宪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国家的手越伸越长。民营企业是挨了一轮又一轮的整顿,最后就是那三年的清零。王朔说,他找到汉武帝这个故事,自己全部的思想感情都给放了进去,把故事投射到古代以后,他反倒自由了。

一个作家在一个越来越不能说话的年代,躲进两千年前,写一个好大喜功、猜忌成性的雄主,一直写到他低头认错。读者读到这儿,很难不想到今天坐在北京的那一位。现实里,清零在二零二二年十二月是突然结束的,却没有人出来认错。

后面的几卷,王朔写的更远。二零二三年四月出版的《起初竹书》取材于古书《竹书纪年》,儒家史书里,尧把天下禅让给了舜,是一段美谈。《竹书纪年》却记下了另外一种说法,尧是被舜关起来,逼着退位交权的。史书上讲的和平交接,背后可能是囚禁和篡夺。这本书出版的前一个月,二零二三年三月,全国人大刚刚让国家主席第三次当选。

同一年出版的《起初绝地天通》讲的是上古的时候,颛顼让人断绝天和地之间的往来,从此只有巫官能够和天说话。谁能跟天说话,谁就能掌握了解一切的权利。二零二四年起初于田出版四卷全部完成。王朔说过,盼着哪天能把这部书写出来,他就踏实了。他想到处转转,一个人开车长途旅行,每天躺着晒太阳,或者开个酒吧,可他哪儿也没去。

二零二五年,为了配合起初的新版本,王朔罕见的接受了几次采访。我们这才看到他现在的日子。他已经头发花白,住在北京的一个小院里,独自一人和一群猫作伴。每天下午五六点钟就睡觉,我夜里十二点起床喂喂猫,凌晨两三点再睡。他很少点外卖,一天只做一顿饭,上午炒个菜,做点米饭或者烙张饼。写累了,他就擦地吸尘,说干着家务乱想的事儿,反而容易想通。说起北京人,他说现在北京的油子都不多了,可能都给拆到郊区去了吧。

他说他现在每天要花十个小时刷短视频,看历史,看军事,看美食,最爱看的是猫,正打算戒掉。他也用AI拿DeepSeek当搜索引擎查猫吃药该吃几天。他养猫啊是二十多年前帮别人照看猫的时候开始的,后来自己反而成了猫奴。他学过医,知道猫也有生老病死。他说最难受的是猫无缘无故的走丢了,猫死了他反倒松一口气,因为知道它去哪儿了。在他家的院子里养着十几只猫,有两只猫一直活到了十六岁,一只活到了十七岁,先后走了。

他原来以为自己会很难过,后来想通了,要跟猫学,死就死得干脆。说到自己,他也一样干脆。他已经快七十了,身体不好,得过好几种病。他说死这个话题一点都不沉重,人的一辈子特别快,一眨眼儿就过去了。他本来想找个好地方去迎接死亡,后来考虑到看病方便,还是算了,就死在家里吧。

女儿跟他开玩笑说,他要是死在屋子里,房子就不好卖了,让他死在院子里。二零二六年二月,他真的出了一本写猫的书,叫《好猫八步》。书里他化名王炳,写自己和三十多只猫一起过日子。书名里的八步是一只美国短毛小猫的名字。二零二二年卡塔尔世界杯决赛那天夜里,他死了,王炳陪着他。

王朔在采访里说,猫比人坚强,猫活在当下。这本小说在豆瓣上有五百多人打分儿,给了八点一分,比那本一百四十多万字的大书是高出了一截。王朔写猫,读者总算回来了。二零二六年七月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王朔说豆包是讨好性人格,不妨拿另外一位老作家我们来做个对照。二零二五年十月,在淄博召开的新大众文艺座谈会上,莫言说他刷短视频也会上瘾,本想刷半个小时,可一放下手机,三个小时就过去了。

他夸一位农村的短视频博主,说他的视频转说他的视频传递了善良、正直和正能量。两个年纪差不多的老作家都刷短视频上了瘾,一个在官方的座谈会上称赞正能量,一个呢在家里骂AI拍马屁。豆包会讨好是因为他已经被训练成了用户爱听什么他就说什么的样子。这样的事儿王朔一辈子见得太多了。小的时候在大院里,大人们说毛主席什么都知道。后来剧组送审得先把审查人员请进宾馆吃好喝好。

一九七六年,十七岁的王朔在天安门广场扔了一顶警察的帽子,写了一份深刻的、过了头的检查。四十多年后,他让一个皇帝也写了一份检查。这些年里,他被叫过痞子,书也被封过,读者也一次又一次的离他而去。他嘲弄的始终是同一个东西,要求所有人都说您说的太对了的那种东西,就是权力吧。

在今天的中国,一个不肯说您说的太对了的人,就是反贼了。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如果这期节目对你有价值,请点赞、打开小铃铛、转发,也欢迎订阅本频道。有条件的朋友可以加入会员,支持我们这个小频道。我是爱思考重逻辑的妖妖酱,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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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专题 中国政治 政治讽刺 王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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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大家好,我是爱思考这种逻辑的妖妖酱。二零二六年七月,六十七岁的王朔在一段视频里吐槽AI,他说他用豆包,嫌他胡说,就训了他一句,别胡扯。豆包马上把答案全改了,还夸他说您说的太对了。王朔对豆包的评价是这东西啊有讨好性人格。这话从王朔的嘴里说出来有点意思。王朔这个人嘴损了一辈子,他写文章把鲁迅骂下了神坛,一九九九年又在中国青年报上把金庸的小说和四大天王成龙的电影琼瑶的电视剧并列称为四大俗。
他怼天怼地,谁都不服。他最看不得的就是人云亦云、见风使舵的那股讨好劲儿。其实啊,早在三十多年前,他的这张嘴和他的笔就给他招来了一顶帽子,文坛管他的小说叫痞子文学。二零零七年以后,王朔慢慢的从公众视野里淡出。二零二二年他又回来了,离上一本《我的千岁寒》这本书已经过去了十五年了。他带回了一部一百四十万字的鸿篇巨作,写的是汉武帝,一个皇帝打了一辈子的仗,把天下折腾的是民穷财尽,晚年下了一道罪己诏,向天下人认错。
王朔字里行间嘲弄的,显然不是两千年前的汉武帝,他是在借古讽今,揶揄当今圣上了。这十五年,王朔到底经历了什么?一个痞子怎么就成了反贼了?
王朔的本名不叫王朔,他是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号出生在南京的。就在同一天,福建前线的解放军开始炮击金门,就是八二三炮战。他的父亲王天宇在南京总参高级步兵学校当教员,母亲薛来凤在学校的医院工作。这个孩子是家里的老二,取名呢叫王岩,岩石的岩。
很多年以后,王朔拿自己的生日开过玩笑。那天金门海峡两边炮火连天,死了不少人。按照老一辈迷信的说法,人死了魂是要找个地方投胎的。王朔说,炮战那天不知道有多少冤魂在找地方投胎。他的意思是,说不定其中的一个就投到了他这个刚出生的孩子身上。他说,小的时候他自己不觉得,但过了四十岁,发现自己的脸上带着一股戾气。
一九五九年初,他的父亲接到命令调去了北京,一家人住进了复兴路二十九号训练总监部大院。办公楼在前面,家属楼在后面,院子里有食堂、门诊部、幼儿园。他的父亲就在院子里上班,母亲呢分到了父亲的复兴医院。上小学以后,王岩发现他的班上有个女生也叫王岩,而且是同名同姓,于是他自己翻字典给自己挑了个新的名字叫王朔。他的父亲呢就带他去办了更名手续。
王朔三岁的时候就进了幼儿园,两个礼拜回一次家,有的时候四个礼拜才回一次家。他后来说,十岁以前他不认识自己的父母,只记得父亲是一身绿军装,母亲是一件呢子大衣。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以为人不是爸爸妈妈生的,而是国家生的。有一个工厂专门负责生小孩,生下来就放在保育院里一起养着。
大院里的孩子和墙外的北京人活在两个世界里。有一回,王朔和几个院子里的孩子进城,看见了街上的北京市民。同院的一个女孩指着街上的人说:“看,这都是老百姓。”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王朔还不满八岁,大人们忙着开会、挨斗、搞运动,学校时开时停,没人管这群孩子。他们成群结伙在大院之间打群架,在街上游荡。二十多年后,王朔把这段日子写进了小说《动物凶猛》,姜文又把他拍成了电影,叫《阳光灿烂的日子》。
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后,几十万北京人涌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表达对四人帮的不满。四月五号夜里,工人、民兵拿着棍棒封锁了广场,抓人。北京一共有三百八十八人被抓,十七岁的王朔也被关了进去。关于这件事有两个故事版本,一个版本写在王朔后来的各种简历里,他说他怀着“匹夫有责”的信念去了广场,因为被人诬陷被关押了三个月。
另一个版本的故事出自他的战友周大伟。周大伟回忆说,一九七七年初在部队里,大家闲聊说起了天安门。王朔说,那天他去广场,觉得跟着那些人起哄特好玩儿,结果稀里糊涂的就被关进局子好几个月。出来以后,他痛哭流涕的写了一份检查,而且写的极其深刻,据说连姚文远看了都觉得有点过了头。
第一个版本里,王朔是热血青年的形象,而第二个版本里,他是个凑热闹的半大孩子。王朔自己讲的恰恰是第二个版本,这是他第一次拒绝把自己往高处摆。后来的几十年里,他也一直都这样。一九七七年一月初,王朔和一百多名北京应届毕业生一起,穿上海军的深蓝色冬装,坐军列去了青岛,进了北海舰队。
后来,王朔说,他这辈子吃过的最大的苦就在新兵连。中午、晚上都是窝窝头,没有油水。改善伙食,吃粉条馅的大包子,他一顿能吃六七个。连里最能吃的一顿能吃十三个包子。开饭前要唱歌,唱不齐就不让吃。到了夜里呢,紧急集合的哨子一晚上能吹六七回。背上枪和背包,这一跑就是八里地。
那个时候,部队里有一项例行的功课,就是通读四卷《毛泽东选集》,写心得和笔记。王朔的笔记写的很俏皮,借给战友周大伟看的时候,还叮嘱他别往外传。周大伟记得,王朔读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报告里农民的做派大加嘲笑,说他们冲进地主家吃大户,跑到地主家小姐少奶奶的床上去打滚儿。这篇报告毛泽东是写于一九二七年,当时国民党右派骂湖南的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毛泽东去乡下转了一个月,回来写下了这篇报告,说农民运动好得很。
一个十八九岁的海军士兵,在毛主席亲口夸过的痞子身上看出了可笑之处。一九七八年,王朔在解放军文艺第十一期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等待》。一九八零年,他又退伍回到了北京,分到北京医药公司的药品批发商店当业务员。一九八三年,他辞了职。那几年,王朔试过做生意,有的买卖不怎么合法,钱也没赚到,倒被人骗了不少钱。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想起了写小说。
一九八四年,他在《当代》杂志发表了中篇小说《空中小姐》,写一个海军士兵和一个空姐的爱情故事。这篇小说拿了当代的文学新人奖。一个做生意被骗的两手空空的退伍兵,靠写小说终于是翻了身。可是王朔没有想到,几年以后,一顶帽子正在等着他,帽子上恰恰写着那两个字:痞子。
空中小姐之后,王朔呢是越写越顺手。一九八五年,他和女朋友沈旭佳谈恋爱,把两个人的感情生活呢又写成了中篇小说《浮出海面》,发表在《当代》上。一九八六年,他又发表了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写一个靠坑蒙拐骗过日子的青年和一个爱上他的女大学生的故事。一九八七年底,《收获》杂志第六期登出了他的中篇小说《顽主》。
完主写的是几个北京的无业青年合伙开了一家三替公司,专门替人解难、替人解闷儿、替人受过。有人想当作家拿不到奖,他们就给他办一场虚假的颁奖大会;有人跟女朋友闹别扭又不想挨骂,他们就派人去替他挨骂。小说里还有一位德育教授,满嘴的大道理,教育这群年轻人要有理想有追求。而这几个年轻人平时是什么都无所谓,唯一一次真正发火就是教授当面说他们空虚无聊,对社会没有用。
这部小说发表在一九八七年,当时北京的政治空气很压抑。那年一月份,胡耀邦被迫辞去总书记一职,全国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报纸上天天讲理想,讲崇高,而王朔偏偏写了一群小混混,把崇高拿来开涮。王朔对崇高的不信任起点要早得多。他后来回忆过一九七一年秋天的一件事,那年九月,林彪坐的飞机摔在了蒙古。几天以后,大院里一个孩子是从他父亲那儿听来的消息,跑来告诉大家。
十三岁的王朔先是不信,接着是害怕。他说,小时候他一直以为毛主席什么都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们国家的坏人差不多都是毛主席一个人发现的。而现在,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成了叛徒,大人们又说毛主席早就看出来林彪不是好人了。可是王朔觉得这话说不通。从那以后,他不再相信崇拜,也不信那些带头搞崇拜的人。一九八八年,王朔突然红了,几个月之内,四部根据他小说改编的电影接连上映,《玩主》《轮回》《大喘气》,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出自四家不同的电影厂。
电影圈把这一年叫做王朔电影年,在电影《顽主》里演主角之一的葛优,也是从这部片子开始被观众记住的。王朔后来说是这些电影让他第一次在社会上有了名气,而骂声也跟着来了。老一辈影评人邵牧君说这几部电影艺术上不差,可思想浅薄、粗鄙、邪恶。作家唐达成说《顽主》们是一群滑出生活轨道的人,他劝王朔不要跟自己笔下的人物站在同一个水平上。
可也有人叫好的,评论家白夜说,王朔底下的人物,准确的说是浪子,观众跟着他们笑完了,会想到社会变动里的种种问题。一九八九年,电影界还专门为王朔电影开了一场研讨会。这场争论从电影界吵到了文学界,一吵就是四五年。骂他的多是老一辈,而替他说话的多是年轻人。
“痞子文学”这个说法就是那个时候叫开的。在批评他的人眼里,王朔写痞子,王朔自己就是痞子,这顶帽子王朔戴了一辈子。评论家李美阶说过,王朔最无奈的是没有办法跟人解释,他本来就不是痞子,一个嘲笑过痞子运动的大院孩子,自己反而被叫成了痞子。他笔下的那些小混混替他说出了体面人不敢说的话。官方要人人学雷锋讲奉献,他就让小混混把这些话当成笑话来讲。一九八九年春天,北京城里出了大事。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号,军队开进了天安门广场,镇压之后,全国开始清查,文艺界人人都要表态。王朔的小说也被拿出来重新批判。就在这年的下半年,王朔的长篇小说《千万别把我当人》在文学杂志上连载。小说里一伙人找到一个叫唐元豹的年轻人,说他是义和团的活传人,会一门大梦拳。为了让他在中外自由搏击比赛上为国争光,这伙人成立了一个全国人民总动员委员会,把他当成宝贝供了起来,又是训练又是改造。最后呢,唐元豹拿下了世界忍术大赛的冠军。
而那个时候啊,恰恰是官方正在号召全国人民振兴中华,体育比赛成为了爱国的门面。王朔把民族自尊心写成了一场闹剧。全国都在表态的时候,他教出来的是一部讽刺举国体制的小说。同一年,王朔还做了另外一件事。一九八九年,北京电影艺术中心的郑晓龙和编剧李小明、王朔等人在北三环边上的奇门饭店聊出了一部电视剧,主角是一个女工,她善良正直,所有美德都集于一身,所有磨难也都放在了她身上。李小明写了大纲和剧本,而这部剧就是《渴望》。
一九九零年,渴望播出,万人空巷,收视率达到百分之九十点七八。公安部门说,播出期间犯罪率都下降了,专门开了庆功会表彰剧组。刚刚开过枪的北京,需要一个好人受苦、好人有好报的故事,让上上下下都能松一口气。而王朔就是这部剧的策划人之一。
一手写讽刺爱国的闹剧,一手参与策划安抚人心的国民剧,这是王朔复杂的地方。他是体制里长大的孩子,知道体制想要什么,也知道怎么从体制手里拿到饭吃。可轮到写自己的小说的时候,他照样嘲弄崇高,一点都没有收敛。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王朔又开始策划一部情景喜剧,叫《编辑部的故事》。他写一家杂志社的几个编辑,整天是嬉皮笑脸,把官腔官话拿来调侃。和王朔一起写剧本的是郑小龙那个单位的一个年轻美工,名叫冯小刚。
这部戏呀,险些没有播出,最后播了,成了中国情景喜剧的开山之作。葛优在里面演油嘴滑舌的编辑李东宝,片酬一集八十块。那几年,冯小刚天天在王朔身边,王朔去哪儿他就去哪儿。京圈里的老资格业精看不下去,还给冯小刚起了个外号叫“缝裤子”,意思是他就像一条裤子被缝在了王朔的身上。
一九九一年,王朔在《收获》第三期发表了中篇小说《我是你爸爸》。一个叫马林生的父亲,一心想在儿子面前摆足当爹的架子,打也打了,哄也哄了,最后发现儿子根本不服他。在中国,当官的被叫做父母官,权威最喜欢的事儿,恰恰是给人当爹。王朔写的是一个家里的爹,而读者读到的却不只是一个家。当然,现在年轻人对一些中登老登的好为人师,蔑视性的称呼为“爹味儿”,这也算是王朔这篇小说在当下的一种余温吧。
同一年,收获第六期又登出了他的动物凶猛。我们在姜文那期讲过那段,在很多人记忆里是浩劫的年月,在大院少年的记忆里却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姜文拍《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时候,王朔自己也在片子里客串了一个神秘人物。两伙少年要打群架,板砖、铁锹都抄起来了,他出来说一句“五洲震荡,和为贵”,就把事情给摆平了。一九九四年,这部片子让主演夏雨拿下了威尼斯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
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市场经济放开了。华艺出版社推出了四卷本王朔文集。王朔向出版社提出了一个条件,不要按字数拿稿费,要拿百分之十的版税。这是文革以后中国作家头一回拿版税。老作家肖干说,王朔给中国作家松绑了。这套文集正版卖了二十来万套,盗版超过两百万套。这一年的王朔站到了顶峰,可也就在这一年,他自己先慌了。他突然问自己,我这就算活出来了吗?
一九九二年以后,王朔的小说几乎停了下来,他又转去写电视剧了,过把瘾。爱你没商量,海马歌舞厅编剧一栏都是他的名字,名字天天挂在屏幕上,人却越来越不安了。他后来说写影视把他写的不会写小说了。他的麻烦最先是从知识界开始的。一九九三年,一批上海学者发起人文精神大讨论,说市场经济让文学丢掉了人文精神,王朔成了现成的反面典型。
北京大学教授谢冕说:“王朔是中国最媚俗的作家。”王朔呢也不客气。一九九三年,他发表《王朔自白》,说自己根本不是什么知识分子,顺手又把知识分子给挖苦了一通。也有人站出来替他说话的。同一年,前文化部长王蒙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文章《躲避崇高》,说王朔的脾气是在撕那些假崇高的面具。
更要命的是,官方王朔被列进了大批判的题目,一些权威报刊干脆规定版面上不准出现他的名字。官方也给他的作品贴上了庸俗甚至是反动的标签,四卷文本都遭到审查。他编剧的两部电视剧也被撤了下来。九十年代中期,王朔做了一件更出格的事儿,他自己当导演,把小说《我是你爸爸》拍成了电影,主演马琳生的就是冯小刚。
这部电影没有能通过审查,被禁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这个片子调子太灰,另一种说法是没有经过审查就私自送到了海外参展。影评人潘采夫说,这部片子让冯小刚的事业差点崩盘。这部被禁的电影后来有一个拷贝被带到了欧洲。二零零零年,他拿下了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的最高奖金豹奖,国内的观众却看不到他了。一九九七年前后,批判王朔的声浪达到了顶点,和他有关的影视作品被接连被禁,投钱的人也都纷纷撤走。于是王朔决定去美国躲一躲。
一九九七年底,冯小刚把王朔的小说《你不是一个俗人》改编成了电影《甲方乙方》。片子上映的时候,原著王朔的名字从片尾的字幕里被拿掉了。有一种说法是,王朔临走前劝冯小刚这么做的,免得连累片子受审通不过。《甲方乙方》成了中国的第一部贺岁片,冯小刚从此单飞。
那年王朔快四十岁了。美国的一家出版社请他去纽约,为的是出他的小说的英文版。斯坦福大学也请过他,他都没去,说自己不够格。他在美国待了半年,大部分时间在纽约和洛杉矶,也去了旧金山、芝加哥。他英语不好,街上的陌生人跟他打招呼,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出版方给他找了些活儿,比如说替男性杂志写稿,他用中文写,再翻译成英文。
《花花公子》杂志看了他玩的,就是心跳的节选,退了回来,嫌太黄。他泡在博物馆里看了大量中国古代艺术品,说看完以后他对中国艺术的看法都变了。美国给他印象最深的是秩序,人守法讲礼貌,一个外国人走在街上也觉得是安全的。他说美国人身上没有那么多来自于集体、家庭和社会的压力,这种压力在亚洲是最重的。他还说美国人爱国,爱的不是土地、血统和国家,爱的是自由的精神。
一个在千万别把我当人里把爱国写成是闹剧的人,在美国看见了另外一种爱国的形式。他也想过要留下来,可他觉得自己太老了,重新开始已经来不及了,又太年轻了,就这么退休似乎也不甘心。半年以后,他还是选择回到了北京。一九九九年,王朔拿出了沉寂七年之后的长篇小说,看上去很美,写的是一个叫方枪枪的小男孩在六十年代北京的幼儿园里怎么被老师规矩和小红花一点点驯服。这一次,王朔没有再耍贫嘴了,他在自序里把自己过去的写作认真清算了一遍。
而读者不买账,最反感这本书的恰恰是原来最喜欢王朔的人。有读者说这本书啊,温柔的像一个高中生写的,当年那股邪劲儿不知道去哪儿了。在这些读者的眼里,王朔不够痞了。这是第一次,王朔一思考,读者就跑掉。跑掉的不只是读者。一九九九年以后,王朔自己也不再接受媒体采访了,连他自己都跑了。
王朔藏起来的那几年,冯小刚的贺岁片那是一部接一部,越拍越红。王朔这边呢,却做了一件当时没几个人敢做的事。一九九九年,刘小波刚刚出狱。一九八九年,刘小波是在天安门广场参加绝食的知识分子之一,后来几进几出监狱。这次出来,他没有工作,不能出国,也不能再在国内发表文章,日子过得很紧。
作家野夫的一个朋友张罗了几次饭局,王朔和刘小波坐在了一张桌上。席间有人提议让两个人对谈出一本书,这本书后来叫《美人赠我蒙汗药》。刘小波不能用真名,署名是老侠。在对话里呢,是叫老侠,就是侠客的侠。两个人呢,一个捧哏,一个逗哏,把文化界的名人是挨个点评了一遍。王朔承担了书里大量得罪人的话,而刘小波不方便露面。书出来以后惹出的争议啊,也都是王朔出面去扛的。
野夫当时是出版社工作,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他所在的出版社的终审觉得出这本书风险实在是太大了,就把这个书给卡住了。野夫转头呢,又去找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提了个条件,要跟王朔本人签约。二零零零年书出版了,首印十万册,这本书的版税按说是一笔不小的钱,王朔呢是一分没要,全都给了刘晓波。
十年后,二零一零年,在狱中服刑的刘晓波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二零一七年,他在羁押中病逝。在那个年代,和刘晓波坐在一张饭桌上,很多人心里是要掂量掂量的。王朔不光坐在了一张桌子上,还和他合出了一本书。那几年,王朔的日子也不好过。当年被他写进浮出海面的女朋友沈旭佳,后来嫁给了他,两人有个女儿叫王咪。这段婚姻没能维持下去,离婚以后,沈旭佳带着女儿又去了美国。二零零一年以后,王朔的父亲和哥哥先后猝然去世,几个最重要的朋友也都相继离世。
王朔给女儿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后来收进了《致女儿书》。他在信里说,这两年他把活着的理由一样一样都丢光了。他承认,当年妻子刚刚怀上孩子,他就反对生。他记得最后一次离开家的那天,妻子边哭边喊女儿的名字,女儿一个人在屋里哭,抬起头来看他,眼睛里全是孩子的惊慌。他说,从那天起,他就再也没有勇气对女儿说爱她了。女儿后来跟他说过一句话:“做你的女儿真倒霉。”王朔说这句话让他很伤心,可他也承认自己从来没有和女儿生活在一起。
这封信,王朔写的很老实,没有一句玩笑。二零零七年,王朔突然又回来了。他在《收获》杂志上发表了和作家孙甘露的长篇对话。他说自己内心有无限的黑暗和光亮。他在对话里把电影圈又骂了个遍,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他也不放在眼里。同一期杂志还登出了他给徐静蕾写的电影剧本《梦想照进现实》。
同一年,他又出版了新书《我的千岁寒》,取材佛经《六祖坛经》,写禅宗六祖慧能怎么悟道。书里还收了一部北京话版的《金刚经》。据报道,这本书他拿了几百万元的稿酬。这一年,他以五百万元版税排进了中国作家富豪榜的第六名。王朔对读者说:“家里没死过人的,别去看我的《千岁寒》。”很多读者买回去发现看不懂,这是第二次。王朔一思考,读者就跑掉。
这一年,王朔还做了一件更大胆的事。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五号,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发了一封公开信,实名举报北京广电系统的电视剧审查人员收钱。他说,一部电视剧送审,审查组每人要收三万到五万元。审片的时候,剧组还得包下豪华宾馆,请审查人员大吃大喝,唱卡拉OK。他算了笔账,十年下来,光这一项就是几个亿。
广电局审片中心的一位严主任出面否认了。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王晓峰当时追问了三个问题:一年两万集电视剧,就这么几个审查的人看得过来吗?王朔是实名举报,有关部门是不是该给个答复?王朔以后再拍电视剧会不会遭到报复?此后却再也没有听到有关部门调查这件事的任何消息了。一个没有任何官职的作家在网上点名举报管着整个行业生死的审查机关,这样的事在当时的中国极其少见。
第二年,二零零八年,冯小刚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三年后,他在政协的一次座谈会上也批评了电影审查,说他伤害和桎梏着电影创作。可他把话包在一个框子里。我们正经历着民族复兴的大时代,却拍不出记录这个时代的作品,我们有愧于心。王朔和冯小刚两个人都对审查不满,可是一个坐在政协会场里提建议,一个在博客上指名道姓的举报。
二零零八年,王朔出版了小说《和我们的女儿谈话》,之后他又一次从公众视野里消失。他和冯小刚的交情却没有断。二零一二年,冯小刚拍《一九四二》赔了钱,王朔给他写了一部商业喜剧《私人定制》,帮他又把钱给赚了回来。可这个时候,王朔真正的心思已经不在电影上了,他在家里关起门来写一部谁也不知道写什么的书。他说,没写完的小说不能提前跟别人讲,就像饭还没熟不能揭锅盖一样。
这部书王朔从二零零七年开始写,原计划是三年写完四十万字,等他再抬起头来的时候,却是十几年过去了,字数呢也变成了一百四十万字。他在自序里说,一猛子扎下去,抬头一看,街上流行戴口罩了。他说的是新冠疫情。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三号武汉封城,从那以后将近三年的时间,全国搞动态清零,出门要扫健康码,隔几天就得排队做一次核酸,一栋楼里出了个阳性,整栋楼都可能会被封控。二零二二年春天,上海封城两个多月,两千多万人被关在家,很多人每天早上六点就抱着手机抢菜。
王朔写东西要一边念一边写,用耳朵听顺不顺。北京一到冬天,他的嗓子就不舒服,也念不出声,所以每年只在春天和夏天写。二零二二年八月十二号,这本书的第一卷起初近年开始预售,几乎没做宣传。王朔出新书了,就已经上了微博和抖音的热搜。八月十六号,新书正式出版。那个时候,北京人进商场、进饭馆,手里还得有七十二小时内的核酸阴性证明。两个月后,执政党召开二十大。
一个作家埋头写了十五年汉朝,抬起头来看见的是这样一个中国。王朔的朋友史航说,书写完以后,王朔整个人透着一股痛快。起初纪年这本书开头的第一句是“起初我六年”,这个我是汉武帝刘彻。王朔用一口北京话让汉武帝自己讲自己的一生,从亲政写到死。书里的汉朝人张嘴就是京片子,还夹着上海话、陕西话、英语和网络用语,老实巴交被他写成老实巴交,乱七八糟写成了乱七八糟。
王朔的老读者呢还在预售当天十万册就发完了货,正式发售的那天又一个十万册发完,二十天里卖出了三十万册,可书评几乎是一片沉默。上市六天,豆瓣上只有四篇书评,五十多条短评里绝大多数是还没看先打分儿。到了二零二三年,这本书的豆瓣评分是七点二分,有二十出头的年轻读者说它是废话连篇的一本书。这是第三次,王朔一思考,读者就跑掉。
王朔早就说过,他不想再为钱、为读者、为社会需要写东西了。以后他只给一个读者写,就是他自己。出版方说,他每天撸猫,对销量没什么指望。真正值得读的是他在书中的男主角——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最能折腾的皇帝之一。他北击匈奴,打通西域,把权力抓得比谁都紧。打仗要钱,他就把盐和铁收归官营,又向商人征收重税,还鼓励老百姓告发瞒报家产的商人。告发成功的能分走一半家产,天下的中等人家大多因此破了产。他还重用酷吏,用严刑峻法治天下。
到了晚年,他疑神疑鬼。公元前九十一年,一个叫江冲的人借巫蛊兴起了大狱,株连数万人。太子刘据被逼起兵,兵败身亡,皇后卫子夫也因此丧命。两年后,有大臣建议在西域的轮台驻兵屯田,汉武帝没有同意,反而下了一道诏书,就是后人说的轮台诏。诏书里说,眼下最要紧的是禁止苛刻暴虐的政令,停止随意加税,让老百姓好好种地。
一个打了一辈子仗的皇帝,终于向天下人认了错。王朔的书就写到这一道罪己诏为止。再看王朔写这本书的十五年,二零零七年他开笔的时候,北京正在准备奥运会,人们还在谈论开放。等他写完的时候,中国已经换了一个时代,权力越来越集中。二零一八年的修宪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国家的手越伸越长。民营企业是挨了一轮又一轮的整顿,最后就是那三年的清零。王朔说,他找到汉武帝这个故事,自己全部的思想感情都给放了进去,把故事投射到古代以后,他反倒自由了。
一个作家在一个越来越不能说话的年代,躲进两千年前,写一个好大喜功、猜忌成性的雄主,一直写到他低头认错。读者读到这儿,很难不想到今天坐在北京的那一位。现实里,清零在二零二二年十二月是突然结束的,却没有人出来认错。
后面的几卷,王朔写的更远。二零二三年四月出版的《起初竹书》取材于古书《竹书纪年》,儒家史书里,尧把天下禅让给了舜,是一段美谈。《竹书纪年》却记下了另外一种说法,尧是被舜关起来,逼着退位交权的。史书上讲的和平交接,背后可能是囚禁和篡夺。这本书出版的前一个月,二零二三年三月,全国人大刚刚让国家主席第三次当选。
同一年出版的《起初绝地天通》讲的是上古的时候,颛顼让人断绝天和地之间的往来,从此只有巫官能够和天说话。谁能跟天说话,谁就能掌握了解一切的权利。二零二四年起初于田出版四卷全部完成。王朔说过,盼着哪天能把这部书写出来,他就踏实了。他想到处转转,一个人开车长途旅行,每天躺着晒太阳,或者开个酒吧,可他哪儿也没去。
二零二五年,为了配合起初的新版本,王朔罕见的接受了几次采访。我们这才看到他现在的日子。他已经头发花白,住在北京的一个小院里,独自一人和一群猫作伴。每天下午五六点钟就睡觉,我夜里十二点起床喂喂猫,凌晨两三点再睡。他很少点外卖,一天只做一顿饭,上午炒个菜,做点米饭或者烙张饼。写累了,他就擦地吸尘,说干着家务乱想的事儿,反而容易想通。说起北京人,他说现在北京的油子都不多了,可能都给拆到郊区去了吧。
他说他现在每天要花十个小时刷短视频,看历史,看军事,看美食,最爱看的是猫,正打算戒掉。他也用AI拿DeepSeek当搜索引擎查猫吃药该吃几天。他养猫啊是二十多年前帮别人照看猫的时候开始的,后来自己反而成了猫奴。他学过医,知道猫也有生老病死。他说最难受的是猫无缘无故的走丢了,猫死了他反倒松一口气,因为知道它去哪儿了。在他家的院子里养着十几只猫,有两只猫一直活到了十六岁,一只活到了十七岁,先后走了。
他原来以为自己会很难过,后来想通了,要跟猫学,死就死得干脆。说到自己,他也一样干脆。他已经快七十了,身体不好,得过好几种病。他说死这个话题一点都不沉重,人的一辈子特别快,一眨眼儿就过去了。他本来想找个好地方去迎接死亡,后来考虑到看病方便,还是算了,就死在家里吧。
女儿跟他开玩笑说,他要是死在屋子里,房子就不好卖了,让他死在院子里。二零二六年二月,他真的出了一本写猫的书,叫《好猫八步》。书里他化名王炳,写自己和三十多只猫一起过日子。书名里的八步是一只美国短毛小猫的名字。二零二二年卡塔尔世界杯决赛那天夜里,他死了,王炳陪着他。
王朔在采访里说:“猫比人坚强,猫活在当下。”这本小说在豆瓣上有五百多人打分儿,给了八点一分,比那本一百四十多万字的大书是高出了一截。王朔写猫,读者总算回来了。二零二六年七月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王朔说豆包是讨好性人格,不妨拿另外一位老作家我们来做个对照。二零二五年十月,在淄博召开的新大众文艺座谈会上,莫言说他刷短视频也会上瘾,本想刷半个小时,可一放下手机,三个小时就过去了。
他夸一位农村的短视频博主,说他的视频转说他的视频传递了善良、正直和正能量。两个年纪差不多的老作家都刷短视频上了瘾,一个在官方的座谈会上称赞正能量,一个呢在家里骂AI拍马屁。豆包会讨好是因为他已经被训练成了用户爱听什么他就说什么的样子。这样的事儿王朔一辈子见得太多了。小的时候在大院里,大人们说毛主席什么都知道。后来剧组送审得先把审查人员请进宾馆吃好喝好。
一九七六年,十七岁的王朔在天安门广场扔了一顶警察的帽子,写了一份深刻的、过了头的检查。四十多年后,他让一个皇帝也写了一份检查。这些年里,他被叫过痞子,书也被封过,读者也一次又一次的离他而去。他嘲弄的始终是同一个东西,要求所有人都说“您说的太对了”的那种东西,就是权力吧。
在今天的中国,一个不肯说您说的太对了的人,就是反贼了。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如果这期节目对你有价值,请点赞、打开小铃铛、转发,也欢迎订阅本频道。有条件的朋友可以加入会员,支持我们这个小频道。我是爱思考重逻辑的妖妖酱,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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