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妖酱：王朔为何骂白岩松是“肉喇叭”？

本期节目回顾了白岩松从1993年进入央视《东方时空》、经历央视新闻“小阳春”到舆论监督收紧的心路历程。分析了他如何从一个具有锐气的新闻人，逐渐转变为用理性话语替官方政策吹喇叭、抬轿子的“肉喇叭”，并通过延迟退休、青年失业与三和青年、储蓄与消费、疫情防控等一系列节目案例，剖析了他如何将官方结论包装成通情达理的劝告，引导公众接受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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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大家好，我是爱思考、重逻辑的妖妖酱。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看一段25年前风靡全网的老视频。这条视频拍于2001年，是央视《实话实说》节目组给新闻评论部年会制作的一部内部讽刺喜剧片。它魔改了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名字叫《分家在十月》。这要搁到现在，恐怕跟郭德纲那段“紫禁城里静悄悄”一样，先被扣上一顶侮辱红色经典的帽子。回想起来，恍若隔世，真是令人唏嘘。片中，新闻评论部和央视的领导，名字后面都加上“诺夫”；一般员工，则在名字后面加上“斯基”。刚才播放的就是片尾的桥段。白岩松斯基”满口终极关怀，坚信“理性的四环路胜过激情的平安大道”。这是同事们在讽刺坐在镜头前的白岩松，总是皱着眉头，满口理性，满嘴金句。连自己都很难照顾 而且是疲于奔命 我还怎么去抚育下一代？对 正因为有一定的难度 然后你够他的时候 痛苦与此有关 幸福可能也与此有关。接下来视频中的白岩松和带队的发生冲突，他开始自报各种名誉和头衔，什么我当过十大杰出青年、主持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和总理合过影，和总书记握过手，最后高喊“渴望年老、开顽强快乐、病痛真。这是二十多年前，最熟悉他的央视同事给他画的像。后来，舆论监督收紧，像崔永元等一批电视名嘴离开央视，随他的心愿，白岩松却真的早早未老先衰，顶着一头白发，继续皱着眉头，坐在央视最中央的演播室里，用上同事当年讽刺过的那套语言技巧和好口条，扮忧国忧民状，替一项项政策吹喇叭、抬轿子。很多农民朋友一个月满打满算能拿下来的所谓 加引号的这种退休金才一百多块钱 显然还不够 包括有很多的代表委员也在提 我们能不能小步快跑 如果从现在开始 每年都证实 10年过去可能就翻倍 我觉得小步快跑是我们应该实现的一个节奏。王朔当年借用广院学生送给他的外号，称他作“肉喇叭”。今天，我们就好好扒一扒，白岩松是怎么一步一步，从央视名嘴变成歪嘴1993年春节刚过，崔永元给白岩松打了一个电话。那时候，白岩松还在《中国广播报》做编辑，崔永元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午间半小时》。崔永元在电话里说：“小白，我有个同学在电视台要办一个新的节目，你过去帮帮忙怎么样？”这个新节目，就是后来的《东方时空》。白岩松不是播音员出身，也没有一副传统央视主持人的标准腔调。刚进《东方时空》时，他做的是策划。有一次，他嫌主持人不会提问，制片人一时间干脆把白岩松推到镜头前，还说：“你怕什么，节目早上七点播，谁看你啊？”谁也没想到，这个临时被推上去的报纸编辑，后来会成为央视最有名的一张脸。

1993年5月1日，《东方时空》开播。许多中国观众第一次在清晨看到一档完全不像《新闻联播》的央视新闻节目。《东方之子》不只采访官员，还有各行业精英，《生活空间》把镜头对准普通人的日子，《焦点时刻》开始触碰一些社会议题。第二年，《焦点访谈》开播。再后来，又有《新闻调查》和《实话实说》。今天再看那些节目，画面粗糙，灯光简陋，有些主持人甚至还带着青涩，可它们让中国观众看到了一件过去很少见的事：国家电视台的记者，真的会拿着话筒去堵一个地方官员，问他为什么乱收费，为什么征地，为什么让假货横行；没有官职的普通人，也能坐进央视演播室，按照自己的习惯说话，而不是只能站在领导背后鼓掌。那几年后来被称作央视新闻的“小阳春”。《东方时空》甚至被叫作“电视界的深圳”。我们这边是有中那个罗汉果 考研的有九千亩的 还有就是金色 我台账上种植任务达标 粮食种在地里还是纸上。不过，这个春天从来不是真正的新闻自由。央视敢监督地方，不是因为记者拥有一项谁也不能剥夺的采访权，而是因为他们身后站着比地方官更高的权力。敬一丹后来回忆，《焦点访谈》当年像拿着一柄“尚方宝剑”。这句话听起来威风，实际也把问题说透了：剑是上面给的，上面当然也能收回去。1998年，朱镕基来到《焦点访谈》，题下十六个字：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这是《焦点访谈》最风光的时候。许多观众相信，只要把冤屈写信寄到央视，只要记者肯来，地方上那些没人敢碰的事情，就有可能被全国看见。白岩松和崔永元，都是在这阵春风里，用他们的天赋和才能获得了公众信任。那时甚至有位抱着孩子的母亲，在公交车上听说身边坐的是《焦点访谈》记者，马上起身给记者让座。今天很难想象，一档电视节目曾让普通人相信，记者比自己更辛苦，也可能真的替自己讨回一个说法。

1995年年底，27岁的白岩松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渴望年老》。他羡慕白发所代表的知识、经验、平静和宽容，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成为一位看透世事的长者。当时这只是一篇年轻人的人生感想。谁也想不到，“渴望年老”后来会变成央视同事反复拿来挖苦他的一个梗，因为白岩松越来越喜欢把自己放在成熟长者的位置上，告诉别人什么叫理性，什么叫幼稚，什么叫顾全大局，什么没苦硬吃，痛并快乐着。就在朱镕基给《焦点访谈》题词的1998年，小阳春很快就遭遇了永久的倒春寒。慢慢长夜一次又一次地呻吟呐喊 这样的夜晚 除了创造人类 我们还有什么追求？2003年，敬一丹见到刚刚出任总理的温家宝，拿出了一组数字：1998年，《焦点访谈》播出的节目中，舆论监督内容占47%；到了2002年，只剩17%。换句话说，十期节目中原来接近五期在监督现实，四年以后，十期还不到两期。节目没有停播，但最可能替老百姓解决问题的那部分内容，已经少了将近三分之二。与此同时，监督现实的方式也变了：早年是被曝光的人私下打电话求情，后来逐渐变成有单位、有级别的“组织行为”。节目能不能播，常常不是记者手里的证据说了算。这才是央视新闻真正的倒春寒。它没有在某一天突然拉闸，而是一点一点减少选题，一层一层增加审批，让记者慢慢学会哪些事最好别碰，哪些人最好别问。

2000年，白岩松出版《痛并快乐着》。书里有不少个人经历，也开始形成他后来反复使用的一套说法：不要被愤怒带着走，改变需要耐心，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有时还得承受委屈。单独听，每一句似乎都有道理。恰好在监督节目从47%跌到17%的几年里，这套道理越来越好用。节目每退一步，都可以叫成熟；观众每多忍一次，都可以叫顾全大局。同一年，王朔写文章批评《痛并快乐着》，他借用广播学院学生给白岩松起的外号，叫他“肉喇叭”。“喇叭”两个字不难理解，问题是为什么前面要加一个“肉”字？因为普通喇叭只是把文件念出来，声音生硬，一听就是宣传。白岩松不一样。他有表情，有人生感悟，也会先说几句观众爱听的话。他能把上面的意思消化一遍，再换成自己的语气说出来，冷冰冰的政策经过这张嘴，便有了所谓的温度。《分家在十月》流出央视以后，上面要求收回光盘和海报，后来的内部年会也不许再恶搞，连同事之间的自嘲都成了禁区。同一时期，崔永元的身体先撑不住了。《实话实说》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走下坡路，能谈的话题越来越窄，争议性越来越弱，收视压力却越来越大。2002年，崔永元因严重失眠和抑郁离开《实话实说》。他说，这次离开“百分之九十九”是因为生病，他真正放下央视话筒，还要等到2013年。

白岩松也在2003年遇到了自己的选择。当时他同时担任《新闻会客厅》《中国周刊》和《时空连线》的制片人。后来他解释，坐到制片人的位置上，脑子里总要先想：这句话会不会让整个栏目被毙掉？这样下去，自己的表达就会“越来越平庸地安全着”。白岩松很早就知道自我审查是什么感觉，也知道当一个新闻人首先考虑节目能不能过审，话会说到什么程度。2003年8月19日，他辞掉了三个制片人职务。他说，再当下去，自己会越来越圆、越来越没有锐气。辞职以后，他没有离开央视，而是继续以主持人和评论员的身份出镜。从此，他不再负责整档栏目的选题与播出，却仍然保住了镜头前最有影响力的位置。2007年，白岩松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那次采访，他把自己的职业选择说得非常明白。他先讲了一句后来很少有人注意的话：讲政治也要用讲业务的方式讲。在他看来，人们反感的不是政治宣传本身，而是宣传做得难看。为了说明这句话，他还举了美国电影的例子，说《辛德勒的名单》和《拯救大兵瑞恩》意识形态很强，但拍得好看，所以值得学习。可这完全不是一回事。《辛德勒的名单》和《拯救大兵瑞恩》有鲜明的价值判断，但它们是商业电影，要到市场上争取观众，观众不肯买票，电影公司就要承担失败。党媒却首先要对党负责，党先把结论定好，再由主持人把这个结论讲得好听，让观众接受。观众喜不喜欢，只关系到宣传有没有效果，并不会有商业利益。白岩松把商业电影争取观众的本事，和党媒完成宣传任务混成一回事，是拿好莱坞给党媒宣传贴金。反动中国 谁是它的第一位获奖者呢？白岩松还回忆，《感动中国》播完以后，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李长春专门称赞，主旋律也可以做得这么好看。这段话已经把他的任务说清楚了：他研究的不是该不该讲政治，而是怎样把政治讲得好看，讲得让观众愿意接受。

谈到舆论监督时，他又说，上下都有这样的愿望，监督才能做成；如果没有“上面的支持”，根本不可能。他认为新闻要“借力发力”，既顺应大家的需求，也顺应“上面的需求”。这套话听起来很周全，也很白岩松，是标准的既要又要。白岩松当然可以替百姓问几句；一旦两边发生冲突，他必须服从的只有上面。所谓“既要又要”，不过是把服从说得体面一些。记者问他，为什么有人觉得十年前的白岩松更尖锐？白岩松回答，十年前的尖锐“只是解气”，现在的自己反而“更有效、更有力”，还补了一句：“我就不知道做新闻还有谁比我更尖锐。”这句话很有白岩松的味道。他一面承认监督离不开上面点头，一面又把那些不会惹来禁令的话，说成中国新闻界最尖锐的声音。

采访者接着问，他想没想过离开央视。白岩松的回答更坦白。他说，钱已经不是最能诱惑他的东西，自己没有跳槽的理由，要在中国做新闻，除了央视还能去哪儿？凤凰卫视的落地率没法和央视比。央视给了他平台，他选择央视、坚守央视，才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他给这种选择起的名字叫“守土有责”。他说得很清楚，他留下看中的正是央视无可替代的覆盖率和话语权。全国出了大事，由他坐在演播室里解释，普通记者见不到的人，他可以采访；别人说一句话很快消失，他的话能通过国家电视台进入千家万户。他还承认，主持人该得到的东西自己全得到了，名誉有了，物质上也不缺钱，他甚至担心自己会成为“温水里的鱼”，彻底变成既得利益者。2008年，央视新闻中心重组，曾经培养出白岩松、崔永元、敬一丹和水均益的新闻评论部不再作为独立部门存在，《实话实说》后来停播，《新闻调查》的播出空间不断变化，那批人也各自分开，有人出走，有人转岗，有人退到幕后。白岩松却在这一年迎来《新闻1+1》。

这档节目很适合他，他不需要带着调查团队到地方堵官员，也不需要拿着证据追到责任人门口。他坐在演播室里，先播放编辑好的材料，再连线一位官员、记者或者专家。观众关心的问题，他可以问得很尖锐；但是谁来回答，回答以后有没有人当场反驳，下一句会不会继续追到责任人，都掌握在白岩松手里。新闻评论部这个名字消失了，白岩松个人的评论席位反而越来越稳。

2010年，他出版《幸福了吗》，书里有一段往事，很能说明他亲眼看见了什么。9·11袭击发生后，白岩松和同事以为，这种世界级大新闻总该直播了，得到的通知却是回家睡觉，不许播。第二天，一位女同事推门质问他：不是说一有大事就能看到你吗？昨天为什么没有你？白岩松给出的安慰却是：并不是现在不正常，是过去才不正常，他们只是幸运地赶上了那段过去。你看看，这语言技巧，厉害。他知道那扇自由之窗正在关上，屋里的空气正变得稀薄，但他转过身来，却劝年轻人接受严冬才是常态。后来他又替这种常态找到了一个更漂亮的解释，他说：《新闻联播》稳住一头，才换来了其他节目曾经放开一片。

更有意思的是，他在书的前言里已经写到，年轻人既要买房、买车，还得在职场上站稳脚跟，这三件事像新的三座大山压在身上，甚至让谈恋爱也变成了难题。所以，白岩松后来面对年轻人时，不是不了解他们的难处，他很早就了解，而且写得相当准确。就在这几年，崔永元与央视越走越远。他转向口述历史，2012年，中国传媒大学成立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2013年，他自己拍片，明知触犯台里的规定，说了一句那干脆辞了，随后正式离开央视。1993年，是他把白岩松叫进《东方时空》，二十年后，崔永元离开，白岩松却反问：有几个互联网人拥有我这么大的话语权？一个把全国话筒放下，一个把它抓得更紧。接下来要看的，就是白岩松拿这只越来越稳的麦克风，替谁说了什么。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您是愿意在什么年龄的时候退休呢？您是愿意早退休还是晚退休呢？2012年7月，《新闻1+1》讨论延迟退休，当时这还只是人社部正在研究的政策，网上已经吵翻了。白岩松先说，如果政策已经成了现实，再问老百姓愿不愿意，其实就只剩下一种回答，因为大家也改不了。假如真的变成现实的话，您是愿意呢？还是愿意呢？开个玩笑，您觉得怎么会用三个连续的愿意呢？因为我前面藏了一个限定，如果变成了现实，那意味着我们也改不了了。可当时一切尚未定论，所以他邀请赞成和反对的人都来发言：来，我们共同争论。

那我要六十了，那会不会？我在享受退休生活的10年就断了呢？等我们老人呢，今年就业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吧。而且他真的争论了。他把大家担心的事情一件一件摆上桌，年轻人会不会更难就业？体力已经下降的人还能不能干多工作几年？少领几年养老金，是不是削弱了劳动者本来应该享有的养老待遇？他甚至替观众追问，是不是政府自己的养老金难题解决不了，就想用延迟退休把责任推给老百姓？

节目请来的社科院学者唐钧还提醒他，养老不能只在保险账户里算几个人养一个人。一个社会养不养得起老人，还要看这个国家能创造多少财富，又怎样分配这些财富。白岩松听完，当场回答：对。他自己也说，愿意延迟退休的，往往是坐办公室、旱涝保收、待遇更高的人；不愿意的，往往是体力劳动者和私营企业职工。所以，2012年的白岩松知道，这不只是年龄问题，还牵涉青年就业、职业差别、养老金分配和政府责任。同样是晚退一年，坐办公室的人和下井、倒班、爬高的人，付出的根本不是同一种代价。

接下来三年，政策风向变了。2013年的中央决定已经写入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到了2015年，央视讨论的重点也从要不要延迟，转成了怎样延迟，白岩松的嘴也跟着变了。男职工、女职工分别延至六十三周岁、五十八周岁或五十五周岁，延迟退休政策今日落地。2015年3月10日，人社部部长尹蔚民在两会记者会上介绍渐进式延迟退休。当天晚上，《两会1+1》把它作为重点话题。欧阳夏丹提到，2013年的一次网络调查中，超过九成参与者反对延迟退休。这个调查不能代表所有中国人，却足以说明当时公开表达意见的人有多反感，他们反对的不只是多上几年班。

半个月后，《光明日报》采访了两个人。一个是清华大学教授黄松岭。他说，高校教师年纪大了，专业能力受影响不大，学生又已经成长起来，所以延迟退休对他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另一个人叫王洪文，是河北一家机械厂的车间工人，当时52岁。他每天三班倒，还要经常爬到高处作业，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他盼的不是再多拿几年工资，只想保住一个健康的身体，好好过几年退休生活。黄教授晚几年离开讲台，可以继续领工资、做研究；王洪文晚几年离开车间，对他来说，多干几年不只是多领几年工资，还要看身体能不能撑下去。

可在3月10日的节目里，这两种人很快被白岩松装进了同一个我们。欧阳夏丹问他，九成参与者反对，他本人站在哪一边。白岩松没有直接回答赞成还是反对，他先说，政策刚提出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会反对，所以政府才会谨慎；方案还要上报、沟通、协商，不会一下延迟几年，而是每年延长几个月。观众问的是，这件事公不公平。白岩松回答的是，这件事会慢慢做，推得慢一点不能证明政策就合理，只能说明政府知道大家不愿意。接着，他替延迟退休列出两个理由：劳动力将来会不足，养老金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他承认，延迟退休意味着个人交的年头多一点，领的年头少一点，然后马上补上一句：表面上每个人要牺牲一些，但整个社会将成为更大的受益者。谁多交几年，谁少领几年，本来是一笔可以落到具体人身上的账，一句整个社会受益，王洪文的身体就不见了。继续反对的人，听起来不再是在保护自己的劳动权利，而像是只顾眼前、不顾老人、不顾国家。

然后，白岩松笑着对欧阳夏丹说，我也跑不了了，你那么年轻，肯定也跑不了了。这句话听上去很亲切，仿佛主持人、同事和电视机前的劳动者是一条船上的人。可白岩松坐在有空调的演播室里多说几年话，和王洪文在车间里多倒几年班、多爬几年高，怎么会是同一件事？有人到了年龄仍然有人请他上台，有人过了五十岁，连一份稳定工作都很难保住。白岩松说我们都跑不了，正好把谁最辛苦、谁最容易失业、谁又最有资格选择，全部抹平了。

紧接着，节目打出一个预测：到2050年，职工养老保险可能只剩1.3个缴费人，对应1个领养老金的人。白岩松顺着这个数字告诉观众，延迟退休虽然会让个人吃亏，却是不得已，也是利大于弊。可就在三年前，2012年社科院学者唐钧已经在他的节目里提醒，养老不能只算几个人养一个人，还要看整个社会能创造多少财富，这些财富又怎样分配。白岩松当场回答：对。可到了2015年白岩松却说1.3个人养一个人是不得已，是利大于弊。三年前还点头同意的道理，三年后被他放到了一边。2015年的节目不再追问政府还有什么责任，而是告诉观众，大家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可白岩松还有两件他没有告诉观众。第一，当时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并没有入不敷出，累计结余超过3万亿元。第二，解决未来的养老压力不只延迟退休，政府还可以增加财政投入、推动全国统筹。这些事实一旦说出来，观众马上就会问，既然还有别的办法，为什么先让普通人多干几年、少领几年？政府该承担的责任，为什么不讲？白岩松没有问，就表明他这不是替观众把政策问清楚，而是把反对政策的理由从节目里拿掉。

2015年稍晚，白岩松出版《白说》，他把自己这些年的处世方法总结成一句话：所有的进步都是妥协的艺术，都是一场谈判。可谈判至少要有两边，两边都能说不，一边制定政策，另一边只能研究怎样接受。这哪里是谈判？这只是让吃亏的人接受现实，再把接受现实说成谈判。2016年，习近平公开要求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必须姓党，所有工作都要体现党的意志和主张，还要让党的理论和政策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普通宣传员只会告诉观众政策正确，白岩松的本事高得多。他先承认观众会吃亏，告诉你他自己也跑不了，等你觉得他跟你站在一起，再搬出老龄化、养老金和整个社会，把一项仍有多种办法可选的政策，说成谁也逃不掉的命运。三年前，他替老百姓追问政府；三年后，等延迟退休被写进党的决定，他转过身来替政府劝老百姓。

我们现在指望的是房价很低，然后工作到处随便找，然后一点压力都没有，然后只要喜欢的女孩跟他一追求就OK。2017年夏天，天还没亮，深圳龙华三和人才市场后面已经挤了一两千个等日结的男人。有人刚从15元一晚的床铺上爬起来，有人在6元通宵的网吧里熬了一夜，还有人睡在人才市场门口和商铺屋檐下。他们大多只有二三十岁，等着当天结账的老板来挑人。一个招工人吆喝，早上八点出发，晚上九点回来，120元当天结。附近最便宜的面只卖4元，当地流传的说法是，做一天日结，可以玩三天。报道里的马东地，做日结，一个月干七八天，总共挣一千二百多元，其中700多元用来吃饭，剩下的钱只够勉强的付川味费。那时候，躺平还没有成为全国热词，可这些年轻人已经靠日结和最低消费，过起了一种不再相信长期工作能够改变命运的生活。

2020年12月17日，白岩松到兰州文理学院演讲。那一年，新冠疫情冲击就业，874万高校毕业生进入市场；下一届毕业生又将达到909万，教育部使用的说法是就业形势严峻复杂。现场一名学生站起来问白岩松，为什么当代年轻人一边看着爱国视频，为国家前途热血沸腾，回到自己的生活，面对就业和生活压力，又觉得无能为力？为什么他们对国家的命运乐观，却对自己的前途悲观？白岩松年轻时，有没有过这种矛盾？这个学生问的是，在国家不断发展、民族复兴被反复讲述的同时，为什么一个普通年轻人面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却越来越看不到前途？他没有在问题里提住房，住房是白岩松在回答时主动说起的。

白岩松显然听懂了学生在问什么。他说，中国人均住房面积接近40平方米，可是大数据不解决个体的问题。他还说，如果国家的发展不能让个人分享到成果，国家和个人就会出现背离。可是在同一段回答里，他没有继续谈国家应该怎样让年轻人分享到发展成果，反而告诉学生，只要牢牢地咬住让自己变得更好，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前面还在承认国家发展没有落到每个人身上，到了给办法时，却只剩下年轻人把自己变得更好。

那名学生已经走下去了，白岩松又补了一段。房价很低，然后工作到处随便找，然后一点压力都没有，然后只要喜欢的女孩跟他一追求就OK。这名学生没有要求国家替他谈恋爱，也没有说自己一毕业就必须买得起豪宅，他问的是就业、生活压力和个人前途。白岩松却把问题改成了低房价、随便找工作、没有压力、追谁谁答应。一个担心自己看不到未来的学生，就这样被他说成了什么都想白拿的人。2021年春天，这段视频在网上传开，不会吧成了网友嘲讽白岩松的梗。不会吧？不会了，不会是工作随便找吧？不会吗？不会吧？

不会喜欢非常压抑的描摹，不会了不会了，不会有人喜欢。房价很低吗？不会吧？不会吗？不会喜欢。你愿意追求就。白岩松在6月回应说，节目录制时还没有“躺平”这个概念。他还说，面对年轻人时，既要说出他们的困境，也要给他们鼓劲儿，告诉他们天上不会掉馅饼。可白岩松所谓的鼓劲，是把就业和生活压力改写成不切实际的索取，再让学生回去把自己变得更好。“躺平”确实到2021年才成为全国热词，但三和青年早已在街头躺了几年。白岩松纠缠这个词什么时候流行，却没有回答那些年轻人为什么会躺下。到2021年8月，白岩松又说，如果重新回答，他会补上一句，希望国家以让年轻人受益，看得见希望和拥有公平的方式爱他们。该向国家提出的要求，他后来终于补上了，可在两次公开回应中，他始终没有承认那句“不会吧”说错了。

2010年房价、工作和婚恋，被他写成压住青春的“新的三座大山”。2020年，一名学生问个人前途为什么跟不上国家发展，白岩松却把最朴素的要求说成是年轻人贪心。到了2026年，他又亲口承认：“职场、房价、婚恋，是压在年轻人头上的三座大山。”是三万元人民币，但是有六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是10001000人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2020年5月28日，李克强在总理记者会上说了一句让很多人震惊的话。他说，中国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是三万元，但是有六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只有1000左右。1000放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连租房都困难。官方后来解释，2019年收入最低40%的人群，月人均可支配收入大约965元，收入最低20%的人群，只有大约615元。这就是中国高速增长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另一面，宏观数字很大，具体到几亿人身上，月收入一千元连房租都未必付得起。

两年以后，白岩松谈消费，拿出的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2022年7月18日，《新闻1+1》的题目叫《如何让消费，像天气一样热》。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各地非常非常的热，因此很多人也感慨，咱们的消费要是也能像天气这样热，那就好了。节目最后，白岩松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王微，很多地方的人们日子过得要比过去艰难了，可能工作难找、收入减少，但是居民存款还增加了十万亿，也就是说，并不是大的层面上缺钱。十万亿这个数字是真的，准确数字是2022年上半年住户存款增加10.33万亿元。问题全在白岩松那个“但是”后面。十个人里如果一个人多存了一百万元，另外九个人的账户一分钱没多，总存款照样增加一百万元。住户存款增加十万亿，只能说明钱进了居民账户，不能说明钱平均进了每个人的口袋，更不能说明低收入家庭手里突然多出一笔可以消费的闲钱。就在那一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7%，6月份，16至24岁城镇青年调查失业率达到19.3%。全年统计出来以后，收入最低20%人群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8601元，平均每月大约717元。一边是几亿人的低收入和接近两成的青年失业率，一边是全国居民账户合计增加十万亿，谁的钱增加了，增加了多少，正是最应该问的事，白岩松却用总数得出一句“大层面不缺钱”。

于是节目接下来要解决的，就不再是钱为什么没有到这些人手里，而是大家为什么不肯花。王微的回答其实承认了问题，她说，就业和未来收入预期不好，会让人增加预防性储蓄，疫情也让餐饮、文化、娱乐等线下消费无法进行。可白岩松没有顺着这两句话继续问：十万亿主要存到了那类人的账户？对低收入家庭来说，究竟是不愿意消费，还是根本没有钱消费？医疗、养老和教育没有保障，大家为什么敢把账户里的救命钱拿出来？这些问题都没有问。节目最后，他用当时中央政治局的口号收了尾：“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

到了2023年底，促消费再次成为政策重点。12月29日，《新闻1+1》又请来王微，题目是《元旦春节假期，如何促消费》。网上后来疯传一段短视频，只留下白岩松一句“有钱，他也不敢花、不愿意花”，于是很多人骂他何不食肉糜。这段短视频确实剪听到白送问着话的时候，用一句成语形容我当时状态，叫哑然失笑，就是为什么老百姓有钱不敢花？一大圈提的是有钱吗？白岩松的完整原话是：“老百姓马上第一反应肯定是：我没钱，你得让我钱多一点，我才能消费。还有一个是，有钱，他也不敢花、不愿意花。”把完整原话放回来，问题反而更加清楚，白岩松知道这里有两群处境完全不同的人，有人没钱，有人有钱却不敢花。王微随后也谈到消费分化，谈到稳就业、增收入、个税抵扣和降低存量房贷利息。表面看，该说的似乎都说到了，可这期节目的问题和答案，几乎正好照着此前的官方说法往下走。2023年1月，习近平把促消费概括成“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边要求增加居民收入，一边要求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中央财办随后又提出，要把高储蓄转化成消费和投资。十几天以后，《新闻1+1》把文件里的“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换成白岩松的口气重新问了一遍。观众听见他替自己说“我没钱”，却没有看见任何负责分配、财政和社会保障的官员坐在对面，解释政府准备拿出多少钱，先给哪些人，什么时候给。

跨年后的1月3日，白岩松再次做节目，主动说“有人带节奏”，还强调这些带节奏的人首先关心的就是缺钱和没钱的人。这一次，嘉宾王一鸣把问题说得非常直接，他说，政府、企业和居民分蛋糕的时候，居民能不能多分一点，政府少分一点；居民内部，低收入群体能不能再多分一点。对于受到疫情冲击的低收入者，能不能发直接补贴，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话说到这里，终于不再是老百姓敢不敢花，而是政府愿不愿意少拿一点，愿不愿意把钱直接给低收入者。白岩松也追问了一句：这些都是长期办法，观众可能觉得不过瘾，眼前有没有能够很快获得实惠的短期办法？王一鸣没有回答补贴怎么发，也没有回答政府少拿哪一块，他把话转向创造就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把蛋糕做大，最后说：“满意的收入也是干出来的。”白岩松没有要求王一鸣回答补贴到底怎样发，直接接过了“加油干”这句话，说大家都要撸起袖子加油干。节目结尾，他又用了一个熟悉的比喻：“大河的水如果多了，可能各家各户就都成为受益者。”白岩松会提穷人，也会问补贴，可王一鸣一转向“做大蛋糕”和“加油干”，他就不再要求对方回答政府准备少拿多少、补贴什么时候发，节目最后只剩下一个要求：老百姓继续努力并且恢复信心，把钱花出去。

还有一场节目，最能看出白岩松这套本事为什么比照本宣科更有效。2022年10月12日，他采访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讨论为什么中国仍要坚持动态清零。节目播出前，《人民日报》连续三天发文，要求对动态清零保持信心和耐心，强调“躺平不可取，躺赢不可能”。白岩松的第一个问题，便从“这两天媒体陆续发表评论”开始，这一次，他问得一点也不软。他问，疫情已经三年，为什么还要打持久战？国外体育场坐满八万人，中国为什么还要动态清零？奥密克戎重症率和死亡率已经下降，为什么管控反而这么严？经济代价怎样计算？恢复正常生活有没有时间表？他甚至设想，能不能在提高老人接种率、扩建医院、准备药物以后，到第二年春天逐步放开。白岩松不是没有问。问题在于，这场采访还没开口，结论已经印在《人民日报》上，又几乎原样出现在央视的节目简介里。

采访发生在贵阳隔离转运大巴事故二十四天以后。那辆车在凌晨载着涉疫居民离开城区，翻进路边深沟，车上47人，27人死亡，20人受伤。白岩松问梁万年怎样计算“代价”，节目却没有把这27条人命摆到桌上，也没有请一位被封控的人、失去收入的小老板、持不同判断的医生或经济学者坐到镜头前。九个问题，最后都由梁万年回答。他解释政策，计算生命与经济的“大账”，把各地的粗暴封控归为执行不科学，最后再宣布动态清零是“最具成本效益”的办法。白岩松问得越漂亮，越容易让观众觉得这场争论已经非常充分，你看，所有尖锐问题央视都问了。可央视只安排了梁万年一个回答者，真正承担封控代价的人没有一个坐在台上。

五十七天以后，12月8日，央视网发布白岩松的一段视频，他说，“新十条”意味着中国正式迈向结束疫情生活的道路，同时也提醒观众，这不等于疫情已经结束，医疗准备、个人防护和老人接种仍然要做。从十月的“必须坚持”，到十二月的“开始退出”，他两次都把眼前的政策解释得顺理成章，却没有在这两段公开讲话里追问一句，前面的代价该由谁负责。

2023年12月，白岩松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自己做了三十年主持人，主持词几乎都由自己写，所以“不对的和错的都骂我就行了，还真怨不了别人”。既然这些话由他亲自写、亲口说，就不必再把问题推给提词器或节目编辑。同一次采访里，他承认，自己既推动过1990年代的电视改革，也是那次改革的受益者。他解释为什么不离开央视时说，中国的新闻就在央视，他如果还想做新闻，又能去哪里。他还说，主流媒体要学会讲故事，把想讲的道理传播出去。这些话把他的选择说得很清楚：他要留在央视，也要把主流媒体希望老百姓接受的道理，讲得更容易听进去。

1993年，崔永元的一通电话把白岩松介绍进《东方时空》。2013年，崔永元离开央视，白岩松继续主持《新闻1+1》和《新闻周刊》。王朔曾经转述过广院学生给白岩松起的外号：“肉喇叭”。普通喇叭只会重复口号，白岩松却会先替观众说出不满，再把官方希望老百姓接受的结论，讲成一番忧国忧民、通情达理的劝告。正因为他有这样的业务能力，也曾经得到过观众的信任，他替权力说话时才更有欺骗性，也更有杀伤力。

2010年，白岩松在《幸福了吗？》里写过一句更狠的自嘲：中央电视台这地方，拉条狗进演播室，连播一个月，中国名狗。他还提醒自己，背靠大树，不能真把自己当成大树。白岩松当然不是那条狗。狗是被人牵进演播室的，他却是自己选择留下来的；狗不会写主持词，他会，而且他自己也说，不对的和错的都该骂他。央视给了他名气，观众给了他信任，他把这两样东西都拿去替权力劝百姓认命。这就是白岩松的恶。

评论区里肯定会有体贴的观众会留言，白岩松他身在中国，他能怎么办？就同事比，他可以比一下，介绍他进入央视的崔永元，就在央视新闻评论部，王青雷因为追问温州动车事故，被停职四个月，后来他公开批评央视播放嫌疑人的审前认罪，又被一纸通知赶出央视。柴静追查强征土地和司法判决，被调离《新闻调查》，从此不许再做法政监督。再往外看，《冰点》的李大同、卢跃刚丢了主编位置，《山西青年报》高勤荣更是在监狱里待了八年。我没有想要求白岩松非得去坐牢，白岩松真正可耻的，不是他没有当烈士，而是他用他的如簧巧舌，坐在大裤衩里PUA普通民众。他本来有更多的选择，起码他可以不作恶。今天就聊到这里。如果这期节目对你有价值，请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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