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妖酱：陈佩斯封杀央视20年｜他是张艺谋的反面

本期节目梳理了演员陈佩斯从春晚走红、遭遇打压、状告央视侵权胜诉，到离开央视体系后通过话剧重回舞台的发展历程。与张艺谋依附体制成为“国师”不同，陈佩斯通过打赢版权官司和建立话剧商业模式，实现了不依附权力而独立创作，重新定义了演员与国家电视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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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大家好，我是爱思考、重逻辑的妖妖酱。

上周五，我们讲张艺谋。在他早期的电影中，他的本事是把作家的文学作品变成颜色、构图和场面。后来，资本要奇观，他就造奇观；中共要盛世，他就把服从、秩序和领袖意志做成盛世。他用同一套匠人本事，不断投靠、依附强大的体制，换来了“国师”这个名头。

陈佩斯走了相反的一条路。1984年，央视春晚让他一夜之间家喻户晓。15年之后，1999年，他和朱时茂把央视告上法庭。官司赢了，人却从央视消失。

你随便可以对我们说呢，我也对他们说一次呢。

很多人说呀，陈佩斯被央视封杀了二十多年。然而，我们梳理了陈佩斯20多年走过的路和干过的事发现，却发现恰恰相反，是陈佩斯封杀了霸道的。

妈，20年，以为你了不起了，改写高兴了。你现在不是讲民主了吗？那民主是你讲的。一人做是以人的，可你没关系，你不要忘记。你说我的儿子都找不到他一花钱就陷的人。

陈佩斯第一次认识威权的压迫，是他和他父亲的遭遇。他的父亲陈强是新中国第一代著名电影演员，白毛女里的黄世仁、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都是她演的。因为按坏人演的实在是太深入人心了，陈强成了全中国人民熟悉的反派。后来，他又被评为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

然而这些荣誉并没有保护他。文革开始之后，陈强很快就被打倒，每天出去挨批斗。回来时，白汗衫上留着一道道血印。那1年，陈佩斯只有十三岁。他后来回忆，父子俩从此看透了荣誉有多虚：国家今天可以把一个人捧上台，明天也可以用同一套方式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几只脚。

这段遭遇没有马上把陈佩斯变成反抗者。十五岁那年，他去了内蒙古建设兵团。到了那儿，头等大事就是吃饱饭，在兵团是吧？所以进入这个艺术圈是能够回城的。一个童星的回城和有饭吃，他每天抬沙子，想吃一个馒头，要走几十里的路，还不一定能买得到，他长期挨饿。所以他后来的小品吃面条里那个对着空碗狼吞虎咽的人，并不全部都是演出来的，他是真的饿过。

为了回城，也为了吃饱饭，陈佩斯先后报考了北京军区文工团和总政话剧团，都被刷了下来。理由也很直接，长相太普通了，河北、河南随便一抓就是一大把。最后还是陈强托老朋友田华帮忙，他的儿子才进入八一电影制片厂。

这个贯穿动作表现你们书店如火如荼差的战斗生活，场里正缺演匪兵、流氓和地痞的人。陈佩斯这张脸啊，终于是有了用处。进了八一厂，每个月有四十五斤的粮票，一盘六分钱的咸菜，他能一口吃五个馒头。所以陈佩斯早年的选择一点儿都不浪漫。他靠父亲的关系进了体制，也靠体制摆脱了饥饿。一份正式工作、一叠粮票和一个北京户口，对他来说，首先是能吃饱饭。

1979年文革结束。不久，陈强和儿子陈佩斯一起拍了电影瞧这一家子，这是陈佩斯第一次得到的重要角色。为了演好片中的二子，他把人物分析写满了一面墙，连说话和动作都一项一项的列出来。电影拍完了，陈强对儿子说：“你就演喜剧吧，老百姓活的太苦了，需要有人让他们笑笑。”

陈强刚从文革里熬过来。那十年，政治先把人分成敌我，文艺再告诉观众该恨谁。父子俩却在这个时候选择了喜剧。他们不想再教观众怎样咬牙切齿，只想让人笑一会儿。

他怕名着站在明处，怕。我紧张，对，就是他老占着积极号的躲的那儿，然后呢，那个那个看完以后，他有时候实在忍不下去了，人物客人的之后说怎么变成这样了呢？就出来了。

陈佩斯由此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演的总是小人物，没工作、没地位，没什么体面，经常自作聪明，最后又把事情弄砸。改革刚刚开始，中国人突然发现，银幕上的普通人不必承担宏大使命，也可以忙着找工作、做生意、谈恋爱，甚至出洋相。

也行，你敢做你就别笑了。

电影让陈佩斯出了名，但是他的名气啊，还没有到全国观众都能认出他的地步。那个更大的机会很快从央视来了。

照明组，咱们这个演员的表演区在是观望这儿把好。什么是好？

小品《吃面条》最初不是为春晚写的。陈佩斯和朱时茂都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朱时茂刚刚演完牧马人，浓眉大眼，是当时标准的正面人物的形象。陈佩斯却总演小混混和待业青年，两个人站在一块儿，不用开口就已经有了主角和配角的差别。

他们私下搭档出去演出赚点外快，吃面条的前身就是在这些演出里一点一点磨出来的。朱时茂演导演，陈佩斯演一个前来试戏的群众演员。导演让他演吃面条，他面对一只空碗，一遍又一遍的吃，导演不停的重来。他呢，则从狼吞虎咽吃到了撑的，根本直不起腰来，最后看到面条就想吐。

这个小品没有，不仅没有面条，也没有什么大道理，笑声啊，全靠人物关系。导演掌握着权力，演员为了得到一个角色，只能服从导演。一句再来一遍，他就得继续往肚子里塞并不存在的面条。

春晚导演黄一鹤听说这个节目效果很好，把他们找来试演陈佩斯和朱时茂。演到一半，下面突然没了动静，椅子还空了一大片，两个人以为自己演砸了。后来才发现啊，观众都笑的蹲到了地上。

可到了除夕直播前，吃面条能不能上仍然没有定下来，因为有人担心这个节目只能让人笑，却没有教育意义，会不会出政治问题。最后黄一鹤说，出了问题由他承担，节目才得到放行。

今天看这种担心很荒唐啊。一个人对着空碗吃面条，究竟能犯什么政治错误呀？可在当时，笑本身就需要批准，文艺必须承担任务。观众为什么笑，笑完以后受到了什么教育，都应该说得清楚。吃面条偏偏什么也不教育，它只让人看见一个小演员怎么被导演折腾得死去活来的。

1984年除夕，陈佩斯捧着空碗登上了春晚。第二天早晨，一个老街坊路上看见他，说昨天那节目不错。全国观众就这样认识了陈佩斯。

央视给他的远不止一次演出。在那个电视节目屈指可数的年代，几亿人除夕夜守着同一个频道，只要在春晚站上十几分钟，第二天就有人认得了。此后很多年，陈佩斯和朱时茂成了春晚最重要的喜剧搭档。他们也把两个人的外形和身份上的差别是用到了极致。

神气什么？说实在的，到了舞台上，那还得看谁有戏。

在小品主角与配角里，陈佩斯不服气，说自己怎么总演叛徒，非要和朱时茂换换角色。于是呢，陈佩斯穿上了军装，戴上帽子，努力挺直腰板。可无论他怎么摆姿势，观众一眼就知道他还是那个叛徒。而朱时茂换上他的衣服，仍然是像个正面人物。

掐腰干什么？小鬼，是谁？信小鬼呀？

陈佩斯最后气急败坏的喊：“没想到啊，没想到，你朱时茂这浓眉大眼的家伙也叛变革命了。”后来网络上不断引用这句台词，大家笑的不只是那张脸。那套革命电影早已教会观众，什么面相的人忠诚，什么面相的人是叛徒？浓眉大眼，天然正确；贼眉鼠眼，天生可疑。陈佩斯把这套中共使用了几十年的严肃的政治脸谱搬到了小品里，让观众在笑声中品出另外的味道。

让我害怕你不爱吃这茬。这是梦，抱着我也要害怕了。

在小品警察与小偷里呢，他更进一步。陈佩斯演的小偷为了给同伙放风，穿上警服冒充警察。演着演着，他还真把自己当成了警察，开始训斥别人。最后被抓时还委屈地问：“我是小偷，我怎么会是小偷？”一件制服就能改变一个人怎么看待自己，也能让周围的人立刻服从他。陈佩斯的小人物总是在权力边缘打转，他们想借一件衣服、一个头衔或者一个舞台，把自己变成人上人，结果却往往露出更大的荒唐。

可在上直播舞台之前，节目怎么拍，哪些内容必须删，还是央视说了算。央视需要陈佩斯的笑声，却没有把他当成平等的创作者。

1988年，陈佩斯和朱时茂准备《狗娃与黑妞》。他们想用拍电影的办法，先拍，再把不同的场景接在一起，不再受直播舞台的限制。这个方案被拒绝了。后来他又做警察与小偷，他们再一次又提出了类似的想法，可是还是没有被接受，前面一段过场戏都被删掉了。

据陈佩斯回忆，经央视一改，作品至少缩水了一半。每次争到最后，问题都落在同一个点上：这个节目由谁做主？陈佩斯和朱时茂花了1年时间构思、试演、修改，而到了央视，最后怎么拍、删什么，仍然轮不到他们自己决定。

到了1998年的《王爷与邮差》，争执让已经已经从删戏变成了台上的难堪了。

上台前，工作人员给朱时茂安装麦克风，因为他穿着长袍挂麦比较麻烦，工作人员图省事，就把麦克风别在了衣服外面。结果呢？演出开始不久，麦克风就掉了。为了让观众听见朱时茂说话，陈佩斯只能一直往他身边凑，而朱时茂呢，则几乎是靠嘶吼完成了表演。他们为剧情准备的音效，在彩排的时候，音效都已经装进了伴奏光盘里，可到了直播的时候，却一个也没响。陈佩斯后来回忆说，那个地方已经没有创作气氛了，每个部门都有人以爷自居，谁也摸不清一个普通助理后面站着是谁，演员也不敢轻易得罪。还有人提醒他们，后台不只讲专业，也要会打点关系。陈佩斯和朱时茂不肯，他们认为把作品做好就应该得到专业的对待。全国最受欢迎的小品搭档登上全国最大的直播舞台，却连一只麦克风和几个音效都无法保证，他们要在亿万观众面前承担成败。后台里，一个握着小权力的人，却能让1年的心血当场落空。陈佩斯说，春晚已经不只是一台晚会了，而是一个体制、一个体系。他和朱时茂从台上下来，就决定不再上去了。

春晚这条路断掉以后，陈佩斯原本还可以靠电影，可是电影这条路也是问题重重。1991年，他成立海南喜剧制作有限公司，后来又改名大道影业。他不想再拿着剧本到处求别人了，他打算自己投资、自己拍摄，把创作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中国电影刚开始市场化的年代，民营公司可以出钱拍电影，却很难独立进入发行系统，陈佩斯的电影必须挂靠国营电影厂，拍完之后还要一家一家的跑影院。他拍的片子不一定赔钱，可卖出去的钱却很难完整的收回来。陈佩斯后来举过一个例子，《太后吉祥》这部电影在石家庄红星影院每天七场，场场满座，影院最后呢，却只向他报了三场，其余四场的票卖了，观众也进去了，制片方的账却没有显现出来。为了查票房，他只好派人去各地的影院盯场。一个拍电影的，最后却把精力用在数每天究竟放了几场。大道影业连续拍了多部电影，每一部看上去都有票房，公司的资金链却总是断。最紧张的时候，孩子一百多元的学费都会拖上几个月。公司的车要给剧组用，他自己出门连出租车都舍不得坐，只能找更便宜的面的。

春晚和电影看着是两回事，陈佩斯碰到的却是同一个问题。在春晚节目由他创作，怎么改怎么播，由央视决定，而在电影市场，钱由他出，放几场、报几场，则由国营发行公司和国营影院决定，风险归他，决定权和收入却都掌握在别人手里。1998年以后，陈佩斯不再上春晚了，电影公司又背上了债务，全国观众看见的是一个喜剧明星慢慢消失，而他自己面对的却是两条路同时走到了尽头。

就在这时，他在市场上看见了一套光盘。随便可以对我们说呢

我也对他们说一次呢？

而代价很大了

后悔不后悔光盘里收录了《吃面条》、《拍电影》、《警察与小偷》、《主角与配角》等八个小品，封面上印着的是陈佩斯和朱时茂，里面装着的是他们多年创作和表演的作品。光盘已经公开出售了，两个人事先却完全不知情，也没有同意过。出版发行这套光盘的正是央视下属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这家公司当时由央视全额投资，卖的是央视的春晚节目，用的也是央视录制的画面。在1999年的中国，陈佩斯告这家公司就等于是在告央视。陈佩斯和朱时茂先去交涉，没有结果，节目在央视演的也由央视录制，对方就认定自己有权出版，至于两个演员怎么创作、排练了多久，并不在考虑之内。排小品时，创作者要服从导演组，节目播出之后，作品版权又可以由央视体系自行处置。演员因为央视出了名，便像是连人带作品都归了央视。陈佩斯和朱时茂决定起诉他们，要求停止侵权、公开道歉，并索赔166万多元。

2000年12月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定央视拥有春节晚会的整体著作权，但这不等于陈佩斯和朱时茂失去了对小品的著作权和表演全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构成侵权，必须停止发行、登报道歉并赔偿两人33万3293元。电视总公司不服，又提出上诉，后来又主动撤回。2001年4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准许撤诉，一审判决生效。

判决讲的是版权，可当时一位央视导演在接受采访时却把这件事讲成了恩情。他说，许多演员都是靠春晚红起来的，现在呢，又反过来告央视，有点不讲情理。按照这种人情，只要央视让全国人认识了你，你就欠它一笔永远还不完的债。你的节目可以被修改，你的作品可以被出售，你即使不满意，还应该记住是谁让你红的。国家平台把一次正常合作说成恩赐，再拿这份恩赐要求个人放弃权利。很多中国人对这种关系并不陌生，单位给了你工作，领导提拔了你，组织培养了你，于是你拥有的一切就不再完全属于你自己了。你一旦要求按照规则办事，马上就会有人问你你怎么这么不懂感恩？陈佩斯偏偏不肯认这笔账。判决出来之后，他说对方可以随便对他说No，他他也要对对方说一次No。他知道这个代价很大，但不后悔。陈佩斯说自己不是一个战士，也很讨厌跟人对抗，只是有些事儿不能含糊，要是每个人都默认强权有理，将来被后人责怪的，就不只是那个掌权的强人，也包括所有默默接受的人。

代价很快就来了。2000年12月，陈佩斯公开说央视不会下发一份写着封杀陈佩斯的文件。所谓软封杀，就是许多央视导演不再向他们发出邀请。电视总公司随即否认，称两人不上春晚是因为没有合适的节目。央视总编室和文艺部接受记者询问时，一个说不知道，一个说无可奉告。这正是软封杀好用的地方，它不需要谁下令，只要电话不再打来，其他单位看着央视的脸色办事，结果就已经发生，而且没人需要负责。《王爷与邮差》结束时，陈佩斯已经决定不再回去了。

版权官司以后，双方又都关上了门。春晚没有了，电影公司又背着200万元左右的债务，光靠硬气还不了债，他必须找一条不靠央视也能挣钱、还能继续创作的路。后来网上流传出一个很励志的故事，陈佩斯因为得罪央视，走投无路，只好带着妻子到北京郊区承包荒山，种了两年石榴，赚到30万元，再拿这笔钱排话剧，终于东山再起。听起来啊，这正是一名名人落难回家种地，最后又靠双手翻身的励志故事。可陈佩斯自己说，大部分情节都是编出来的。那座山，是他早些年响应绿化号召承包的，他花了近百万元雇当地村民看护山林，也常在那儿躲清静、写剧本。四十五度的山坡，石榴很难成片种活，更谈不上靠它赚出排话剧的钱。最后养活他的不是石榴，而是一张张话剧票。

2000年前后，大道公司必须转型，有人建议他拍纪录片，有人呢，想做别的影视项目，陈佩斯最后决定回到剧场。那个时候的话剧市场很不景气，很多剧场靠单位包场和赠票维持，普通观众很少自己买票看话剧。陈佩斯到一些省级的话剧院演出，走进后台，先闻到的是尿骚味，演出前，先得把厕所打扫出来，才能收拾舞台。可是，即便面对这么多的困难，他还是选择了话剧，因为一部戏的制作成本只有几十万到一百多万元，他自己还承担得起，不用再四处找投资，更不用把作品交给投资人决定。

2001年，大道公司拿出了大约120万制作了话剧《托儿》，陈佩斯演一个婚介所的老板，为了骗顾客找来各种婚托，最后连自己的妻子也卷了进去。所有人都在骗人，也都以为自己比别人聪明，最后呢，却一层一层的穿帮了。首演之前，陈佩斯心里是没底的，他已经27年没有正式演过话剧了，第一次演出时，他紧张得差点忘词。演完以后，他只给自己打了五十分，观众却十分买账，《托儿》在北京长安大戏院先演七场，一票难求，随后又在保利剧院加演，全国各地的演出商开始找上门，档期很快就排到了第二年。第一轮演到三十多场，投资已经收回来了，后来全国巡演一百多场，票房累计达到了约4000万。演完以后，陈佩斯哭了。离开电影和电视那么多年，按照演艺圈的规矩，他早该过气了，可剧场里却坐满了自己花钱买票的观众，这些人都还记得他。过去他要面对央视导演和电影发行商，现在台下坐着的是自己买票的观众，观众愿意买票他就演，观众不愿意，他就回去改戏。这回决定他能不能继续创作的，不再是某位领导，而是这些观众。

大道文化随后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办法，新戏先在北京演，反复修改成熟之后再到全国巡演，各地演出商按照保底价购买演出权，票卖得好不好，由当地负责，大道文化不靠票房分账，也就不用担心有人把七场报成三场。作品还可以输出版权，让当地演员排成方言版。《托儿》之后，又有了《亲戚朋友好算账》和《阳台》这两部话剧。到了2004年前后，三部话剧已经走过了四十多个城市，累计票房超过6000万。稳定的票房让大道文化活了下来，陈佩斯也不必再靠央视的舞台养活自己了。央视的优势是一次性的把演员送到全国观众的面前，陈佩斯却选择了最慢的办法，他要自己坐火车、住酒店、搬布景，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的巡演。过去，他面对的是一个能够决定他命运的大甲方，现在呢，是成千上万名用门票投票的观众。演出报批仍然是绕不开体制，当时民营公司很难独立申报演出，他便与国有剧场联合出品，由国有单位向文化管理部门报批。报批权还是在体制手里，但体制已经不能决定陈佩斯有没有饭吃了。陈佩斯后来总结自己的选择，一个男人离开体制也要能活。他还说，依附大树向上爬的藤蔓，是卑贱的。他亲身得到过体制的好处，八一厂给了他饭碗，央视给了他名声，如今他要拒绝的是有人拿这些好处当欠债，要求他一辈子服从。

官司之后，陈佩斯和朱时茂再也没有回到央视春晚。最初几年，央视不再给他们舞台，陈佩斯被央视封杀就是从这里传开的。可后来央视的邀请又来了，2008年，朱时茂接受采访时说，官司之后的十年间，央视春晚邀请过他们几次，他没有回去，一方面是版权官司伤了感情，另一方面是春晚在他心里已经不再重要。2012年，陈佩斯也对媒体说，那年7月，春晚剧组邀请他参加筹备讨论会，他因为话剧工作太忙，没有去。这个时候，双方的位置已经倒了过来，央视发来邀请，陈佩斯先要去看看自己的工作日程上有没有空。过去他为了春晚台上的十几分钟，从下半年就开始写本子、试演、修改，家里的事都要放下，电影的事都要让路，最后还要等待导演组一次次的审查。陈佩斯形容那种日子很狼狈，整整半年都在为除夕晚上的十五分钟生活。做话剧以后，他依然很累，一场演出下来，全身的衣服和袜子都会湿透，上了年纪以后，他有一次因为失盐过多，直接从后台送进了急诊室。可这种累和春晚的累不一样，戏是自己的，观众是自己一张票一张票找来的，演的好坏都由自己承担。

2015年，陈佩斯执导并出演的电视剧《好大一个家》在央视一套播出，阔别多年，他再次走进了央视老楼。他对央视仍有感情，也承认自己的电视剧能在那儿播，是沾了这个平台的光，可这一次，他带来的是自己执导的完整作品，央视已经从他的饭碗变成了一个播出平台。2020年，央视宣布陈佩斯担任金牌喜剧般的首位导师，节目在2021年播出，这是他二十多年后再次站上央视的综艺舞台。刚发体现为

戏弄权威这个套路

到今天我们还在经常地使用郭德纲和英达就坐在旁边，他在导师席上挑选学员，也给年轻的演员讲喜剧。他第一次上央视时吃面条，到了除夕还在等待领导决定能不能播，再次回来，他已经成了节目请来传授经验的人。陈佩斯在节目里一点儿也不讨巧，别的导师忙着活跃气氛，而他经常把一个表演拆开，讲人物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包袱为什么没有从处境里长出来。有一次他给学员上课，他这一讲就是六个小时，全程站着，年轻学员坐着眼皮打架，工作人员也催他加快，可他还是要把话讲完。央视还是那个央视，陈佩斯手里却有了别的选择。过去央视可以把他晾在一边，也可以一通电话叫他回来，现在央视只能和他谈合作了，不能再拿饭辙压他。

这一点与上一期讲的张艺谋正好相反，张艺谋不断证明自己能为更大的权力完成任务，换来更大的舞台和更高的位置，陈佩斯则用一场场话剧证明，没有最大的舞台，他仍然可以活，仍然可以创作。他还没有重新回到央视，就把这些年尝过的滋味和人生感悟写进了一座戏园子到底会

觉得他是？

熊熊说了没有？

听清楚了2013年前后，陈佩斯找来编剧毓钺，想做一出关于京剧的戏，两个人那把故事放在北洋军阀混战的年代写了1年多。2015年，话剧《戏台》在北京首演，后来又在全国巡演了数百场，10年后，陈佩斯又把它拍成了电影。故事从一场军阀混战开始，红大帅打跑了黄大帅，占领了北京。洪大帅不懂京剧，却点名要看名角。名角金啸天演《霸王别姬》，正等着看戏呢，一个送包子的伙计大嗓儿闯了进来。大嗓儿喜欢唱戏，嗓门很大，唱得却荒腔走板。洪大帅没有见过真正的金啸天，结果就把这个送包子的大嗓儿认成了名角。所有人都知道大帅是认错人了，却没有人敢告诉大帅。一个送包子的，当然不会因为大帅的失误变成京剧名家，可真假不再由事实决定了，大帅说他是金啸天，他就必须是金啸天，大帅说这叫《霸王别姬》，全戏班就得把这场戏演下去。大帅还嫌楚霸王的黑蟒不好看，要求换成红袍，戏班呢找不到霸王的红袍，只好拿出了《法门寺》里太监刘瑾的衣服披在了楚霸王的身上。台下坐着一个能杀人的人，台上的戏便只剩一条规矩，让台下的那个人高兴。

啊陈佩斯在电影里演班主侯喜亭，戏班几十口人要吃饭，台下呢，又坐着拿枪的军阀，他只能点头哈腰陪笑，在真假笑之间是来回遮掩，尽量让所有人都把戏顺利演完。侯喜亭先要保住的是饭碗和人命，他会怕、会妥协，也会低头周旋，可他仍然分得清真假，没有把自己的判断也交出去。电影最后，真正的金啸天总算是穿上霸王的戏服，走到了台前，坚决不肯按大帅的意思改戏。舞台上于是出现了两个霸王，一个是真的名角讥笑天，另一个是被权力认定的假霸王。洪大帅分不清真假，手里的枪却能决定谁能继续唱。凤小桐是戏班里的男旦，最后投河了，他守着自己对舞台的信仰，不能接受这座戏台被权力随意踩踏。陈大愚后来解释，凤小桐代表的是一种内心的抗争，面对践踏到底要不要反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拍摄大帅逼迫戏班改戏的那场戏，是后台已经是乱成一团了，原本在台上扮神仙的演员为了躲避枪声，跪成一片。陈佩斯坐在监视器前，看着这些神仙向权力下跪，突然悲从中来，他说每个人都有不可侵犯的信仰和尊严，戏班代表的是一座精神家园，演霸王就应该有霸王的精神，不能因为大帅拿枪指着谁，就让做什么就做什么。

陈佩斯在央视经历过同样的痛苦，洪大帅不懂戏，却能改戏，央视的那位导演没有写过他的包袱，却认为是央视把他捧红的，所以他的作品也应该由央视处置。给了舞台的人，很容易把台上的人当成自己的。陈佩斯会挂靠、会报批，也会再和央视合作，他愿意合作，他不接受把合作变成人身依附。央视让他变成了全国知名的明星，这份情他认，可排练时一句话就能推翻演员1年的打磨，节目播完之后又能把作品拿去出售，这就越过了他的底线。版权官司从那套光盘开始，最后争的是一件更基本的事，作品归谁，人又归谁？

央视不再邀约以后，陈佩斯要是没有独立的收入，那句不很难撑上二十年，是剧场养活了他，央视也就失去了支配他的办法。陈佩斯靠剧场活了下来，还没有停止创作，等央视重新发来邀请时，国家电视台再强，也只能发出邀请，演员再弱，他也有权拒绝。他愿意去就去，不愿意去，自己的戏台可以照样开锣。回头再看《戏台》，这部话剧最狠的不是洪大帅把霸王赶了下去，而上霸王继续唱，再给他穿上一件太监的红袍，名角而没有换，戏台没有拆，锣鼓照样想可人的尊严和戏里的是非已经被权力换掉了。陈佩斯守住的就是不穿这件红色的太监衣服，作品归自己，人也归自己。在他和央视的这段关系里，是他先关上的门，后来又由他决定什么时候开门，这才叫陈佩斯封杀了央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