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o Yao Jiang: Gao Xiaosong, the 'Cultural Lipstick,' Why Was He Suddenly Abandoned?

本视频深入剖析了中国知名文化人高晓松从“全民导师”到彻底被封杀的起落轨迹。高晓松曾凭借《晓说》等节目走红，后成为马云的“文化口红”和阿里高管。然而，随着中美关系恶化、网络爱国主义兴起，其自由派精英形象逐渐成为政治包袱。2020年直播遭网民围攻后，伴随马云失势、阿里防守，高晓松被官方定性为“历史虚无主义”并遭全网封杀。视频指出，高晓松的命运折射出习近平时代对“知道分子”用后即弃的政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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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高晓松刚刚靠视频节目《晓说》翻身，就公开说自己最想做的职业是门客。他说门客尽利不尽义，自己不过是卖点知识文化，没有陪主人殉葬的义务。三年后，马云真的给了他这个位置：阿里音乐董事长、阿里娱乐战略委员会主席、马云的作曲人，以及一本至今没有出版的《阿里传》的作者。可到了2021年，马云失势，高晓松的节目下架，人也离开阿里。问题是，他究竟是跟着马云一起倒下的，还是在那之前就已经被中国观众抛弃了？他作为一只文化口红、一个知道分子，是怎么一夜之间臭大街了呢？数次传说他要复出，为什么不能？又是谁阻止了他？今天我们就来解开这些谜团。

高晓松第二次成名是从一场车祸开始的。2011年5月9日晚上十点半，北京东直门外大街，一辆白色英菲尼迪越野车撞上前面等红灯的汽车，引发四车相撞，多人受伤。交警赶到时，驾驶员高晓松满身酒气。他后来对警察说，自己从晚上七点喝到了十点，喝了一瓶白葡萄酒和一瓶洋酒，然后独自开车离开。血液酒精含量达到每100毫升243.04毫克，而中国醉驾标准是80毫克，他超过了三倍。其实他早在美国的时候就已经有酒驾记录了。在2012年的《晓说》里，他又讲过自己在美国交通违法、接受社区劳动的经历。显然，北京这次醉驾并不是他无知，而是在明知违法的情况下仍然开车。八天之后，高晓松站上法庭。醉驾入刑刚刚实施，他成了新规实施之后第一个因醉驾而获刑的中国名人。法庭上，他没有辩解，写下“酒令智昏，以我为戒”。法院判他拘役六个月、罚款4000元。高晓松说，他有的全部就是忏悔，以前一直以为喝酒能给人自由，最后因为喝酒失去了自由。这是高晓松最硬的一块污点。后来，每当他谈规则、文明和公民责任的时候，这场车祸都会被人重新提起。一个向别人讲道理的人，差点用自己的车毁掉别人的生活。

照常理，高晓松的名声到这里就该毁了。可接下来发生的正好相反。2011年11月8日，高晓松获释。不到五个月，2012年3月，网络视频节目《晓说》上线。没有乐队，没有舞台，也没有采访对象，镜头里只有一张桌子、一面书架和一把折扇，高晓松一个人对着镜头讲。第一期上线后24小时，播放量超过100万；播到第十三期，累计播放量接近3000万，第一季后来播放过亿。醉驾没有终结他的公众生涯，《晓说》反而把它从一个犯过罪的音乐人变成了互联网上最受欢迎的知识讲述者之一。《晓说》卖的不是严密考证，而是听完就能转述的谈资。战争到了他嘴里是几个人的恩怨；美国大学是校友和招生官的轶事；电影、欧洲王室和中国历史，也都能被他讲成故事。醉驾能够解释为什么有人从未原谅高晓松，却解释不了他为什么多年以后才臭大街。最严重的丑闻其实早发生在2011年了，可他的事业高峰却出现在它之后。可见，当时的观众是把这两件事分开看的。他们承认高晓松的确犯过罪，但是并不妨碍大批人愿意听他讲故事。《晓说》还改写了他的公众身份。以前他是写《同桌的你》的音乐人，从此他开始替几亿观众解释美国、历史和世界，而高晓松也成功地完成了从艺人变成“老师”的转换。

高晓松从一开始就给这种身份画好了边界。2012年底，他在清华参加《晓说》新书活动。记者问他：你讲历史会努力地接近史实吗？高晓松的回答是，自己不是在研究历史，只是把看过的正史、野史和诗文形成的印象讲出来给大家听。记者又问起他在书里写过的理想职业。高晓松说，他喜欢做门客。门客可以替主公出谋划策，但不必忠君，不必陪葬。他的原话是：“我就是卖点知识文化。”这是高晓松对自己选择角色下的定义。三年后，马云给了他兑现这个理想的机会。

2014年，高晓松和宋柯刚离开恒大音乐。两个人在音乐圈合作了二十多年，高晓松负责站在台前，把生意讲得像理想、像故事，而宋柯更擅长计算版权收入和市场。那年年底，他们在美国的一家韩国烤肉店商量人生的下一站该干什么。继续做唱片吧，改变不了唱片业的困局，他们想找一个拥有用户支付和交易能力的互联网平台。机会来得很快。2014年12月28号，高晓松在杭州开作品音乐会，邀请马云来看。马云没来，却托人问了一句：“你还想不想在音乐行业做点儿事儿？”高晓松后来形容自己当时是心中窃喜。他明白，上赶着找老板和老板主动找你，价码完全不同。回去以后，他没有写几十页的商业计划，只写了三百来字，把中国音乐行业的痛点、规模和机会说了一遍。马云很快回复：“最快什么时候能到杭州？”2015年1月2日，高晓松带着宋柯，走进杭州西溪湿地的太极禅院。这里不像办公室，三个人却谈了一桩大生意。两个多小时里，宋柯把账算给马云听：中国音乐相关产业号称一年两千亿元，如果未来能把三成搬到网上，就是一个六百亿元的平台。高晓松和宋柯需要一个足够大的平台，而马云需要两个能把音乐梦想说得足够大的人。高晓松后来开玩笑说，他们这些“闲云野鹤”，被马云三言两语说成了“997”——早九点上班，晚上九点下班，一周七天，当牛做马。

那场谈话之后，两人放弃了恒大音乐的股份，转身进入阿里。2015年3月，虾米音乐和天天动听整合为阿里音乐。7月，高晓松正式出任董事长，宋柯出任CEO。高晓松第一次挂着阿里工牌公开演讲的时候说，以前一个人可以随便讲，戴上工牌以后，“就不能随便乱说话”。他同时又说，自己和宋柯积累了大量的国内外资源，过去没有平台释放，现在整个阿里都能配合他们。一个部门今天接到需求，第二天就带着方案来。最后他当众立下目标：三年内，把阿里音乐做成世界级音乐机构。可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2016年4月，天天动听被改造成阿里星球。他不想只做播放器，而想把听歌、追星、演出、粉丝互动、艺人交易和周边商品全都塞进一个应用里。原来打开天天动听只是想找一首歌的用户，忽然找不到熟悉的播放器了；想做音乐产业平台的人，也没有得到一个真正顺手的工作台。几个月后，阿里星球停止了主要服务。高晓松后来承认，把天天动听改成一个用户眼中的四不像，是错误的决策。三年世界级音乐机构的目标没有实现。按普通公司的逻辑，一个董事长押错产品、丢掉用户，应当离开。但高晓松并没有离开阿里。2016年9月，他卸任阿里音乐董事长，转任阿里娱乐战略委员会主席。这个头衔听起来更大，工作却更虚：负责国际战略、连接文化资源、代表阿里出现在电影和娱乐活动中。表面上看是升职了，实际上是马云重新发现了高晓松最值钱的用法。高晓松不适合经营一个App，却很适合经营老板和公司的文化形象。阿里本来想请他来做音乐生意，最后却留下了一个门客。高晓松对门客的说法也发生了改变。2012年，他说门客不必陪葬；进入阿里以后，他却把自己的新职位称为更紧密的门客，还说：“你养我，但是最终我为你卖掉这条命。”一个原本强调自由、不必为主人尽义的人，终于在马云这儿找到了愿意表忠心的主公。

2017年，马云想拍一部武侠短片。片子叫《功守道》，主角就是马云。李连杰、甄子丹、吴京、洪金宝、邹市明等一串功夫明星轮流出场，最后却要把舞台让给这个身材并不强壮的互联网老板。高晓松负责做另一件事：让马云不只像一个有钱人玩票，还像一个有文化理想的人。他为主题曲《风清扬》作曲、制作，又请来王菲与马云合唱。高晓松后来讲录音过程说，王菲那是老天爷赏饭吃，马云的优势则是演讲。他还说自己觉得一遍就差不多了，马云反而坚持说还不够好。跟王菲对唱，因为王菲先唱，所以唱得非常精彩。马云一听吓一跳，说：“啊，她都唱这么好了，我怎么唱啊？”这就是门客的价值。老板提供金钱供养，高晓松把老板打扮成文化人的样子。马云做乡村教师公益，高晓松又为他写歌。阿里投资的《绿皮书》获得了奥斯卡奖，他以阿里娱乐战略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出现在好莱坞活动中。钉钉开发布会，他拿着扇子上台，讲自己怎样被员工用钉钉追着工作。阿里发行《三国志·战略版》，他又成了首席战略家。最能说明这段关系的还是一本没有出版的书。高晓松受命写《阿里传》。按照他的说法，这不是普通企业史，而是要透过阿里这群人记录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他至少五次修改了书稿，一度宣布将在2020年出版，可直到今天，这本书都没有正式出现。马云给高晓松头衔、平台和资源，而高晓松替马云作曲、找王菲、写传记、进入好莱坞，也替阿里把商业扩张讲成文化理想。这是一场公开的交换。高晓松就是马云的文化口红，他没有替马云决定商业方向，却能把一个电商和金融帝国的脸，修饰得更文艺、更国际化，也更有人情味。

但高晓松这只文化口红可不止服务马云。许多人后来把高晓松称为公知，仿佛他长期站在体制对面开启民智，可他从来没有这么看待过自己。2012年，《晓说》片头就写着“不做公知”。采访中，他还把当时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贬为“广场派战士”，认为他们只是用煽动性的语言挑动情绪，不算真正的知识分子。讽刺的是，后来围攻高晓松的恰恰是一群用情绪判断立场的网络战士，他们给他定的罪名又正是公知。高晓松确实喜欢自由，喜欢美国，也经常对中国社会发表判断。但他留下最多的不是对权力结构的持续追问，而是历史轶闻、名校故事、电影掌故和精英旅行经验。他让观众坐在屏幕前听他谈世界，却很少把问题落在中国的制度上。2015年那场阿里演讲就有一个典型的瞬间。他谈中国音乐排行榜长期被少数偶像占据，刚要追问社会原因时，他却马上转开，说这不是政府的问题，而是我们这个民族2000年来一贯的毛病。这么一来，政府不再是问题，问题全落到了民族性上。这种知识产品对商业平台安全，对政治权力也温柔。它可以显得开放国际、敢说，却很少持续追问现实中的不公和公共问题。所以，在所谓公知时代里，高晓松更准确的身份并不是公共知识分子，而是一个知道分子。他知道很多，讲得很好，也愿意把自己见过的世界卖给公众，但他从来没有真正像公共知识分子那样，把批判权力当成是自己的责任。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能在阿里和官方平台之间自由穿行。2019年，他加入中共领导的九三学社，称自己终于加入了向往已久的知识分子大家庭。

2020年春天，当中国需要从封城、死亡和恐惧转向“胜利”与复工时，他又递上了一件极合时宜的文化产品。这一次，高晓松替政治叙事化妆。2020年4月19日，疫情已经重创全世界。Lady Gaga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起的《同一个世界：共同在家》刚刚播完。同一天，老狼在朋友圈发起15秒清唱接力。大麦方面看到后，拉起一个临时群聊。网易云音乐、微博、虾米等平台的负责人陆续加入讨论。到晚上11:30，高晓松才被拉进群里，承担公开发起人的角色。可见，这个创意并不是高晓松一个人在书房里突发奇想打电话创造出来的。那个时候，平台、执行团队和音乐行业网络都已经先动了起来。随后，他们需要一个所有人都认识、又能调动老中青三代音乐人的文化面孔，而高晓松刚好符合这些条件。凌晨三点，群里基本定下了主题。第二天早上7:56，又开了将近五个小时的电话会议。几条原则很快确定：不要冠名，不插广告，不设会员门槛，也不募捐，向所有合格视频平台开放。到这一步，它还只是一次受美国音乐界启发的自发行动。海外音乐人用线上演出回应疫情，中国音乐人也想做一场不收费、不募捐的公益音乐会。高晓松加入以后，活动很快换了一个层级。原本属于音乐圈的清唱接力被推向数十家平台和全国观众，原本只是同行之间的自发响应，也开始承担一个更大的任务：替中国讲述疫情之后的胜利与重新出发。它的政治意味随后全部写进了倡议书。4月20日下午，倡议正式发布。高晓松把它命名为《相信未来》。倡议书写得非常明确：人们经历恐惧、参与战斗，也必将获得胜利；下一步要走出伤痛、复工复产、重新出发，需要相信国家、相信社会、相信未来。九天之后，4月29号，习近平主持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第一次正式宣布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取得决定性成果，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又过五天，5月4日，《相信未来》首场播出。高晓松准确捕捉到了中共当时最需要的情绪：哀悼应该结束，社会需要复工，封城、死亡和恐惧也要被重新解释成一场即将胜利的共同战斗。官方宣布战略成果，高晓松负责让这场对胜利的歌颂听起来不那么像一篇《人民日报》的社论。它让王菲、那英、朴树、周迅、老狼和易烊千玺用音乐说“相信未来”。政治口号经过明星、客厅和吉他的包装之后，就不再像口号了，更像一场全民自发的安慰。而这正是高晓松递给中共的一支文化痒痒挠。《相信未来》最后做了四场，几百位工作人员协调音乐人、唱片公司和数十家平台，歌手在自家客厅、录音棚、街边和排练室完成了演出。高晓松还在第三场背起吉他，唱了自己的作品。四场累计观看达到4.4亿人次。优酷承担内容制作时，主动加入医护人员、劳动者和复工画面。阿里体系的复盘文章，把这场活动称为阿里文娱组织能力的体现。央视参与播出，《人民日报海外版》整版报道，称它带来温暖、鼓励和正能量。这就是中共文化口红最具体的一次。高晓松凭借自己的政治嗅觉、音乐圈的人脉和阿里平台，把防疫胜利、恢复生产做成了一场观众愿意主动打开的节目。体制得到一场柔和的人心工程，阿里展示了组织能力，高晓松也再次证明：只有他能在二十天的时间里把这个阵容凑齐。演出结束之后，他接受采访说，网上经常有人截他的图、剪他的短视频围攻他，但他自己并不委屈，他感谢互联网，也感谢这个时代，愿意为这个时代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2020年6月28日晚，“名人读名著”公益直播上线。发起方包括人民日报新媒体、人民文学出版社和蜻蜓FM。主题是毕业季和经典阅读，嘉宾还有麦家、马伯庸、鲁豫、马东等人。对高晓松来说，这应该是一场比演唱会更安全的活动。屏幕还是书架、折扇和那张熟悉的脸，可是观众不是来听书的。高晓松出现以后，弹幕迅速被“滚”、“公知”、“美国人”刷屏，直播中断，画面没有恢复。而这距离《相信未来》那场演唱会的最后一场（5月10号）整整是四十九天。这四十九天里，高晓松没有爆出新的丑闻。那么为什么同一个人在五月份的时候还是群星演出的总策划，而6月坐进直播间的时候，观众却连开口的机会都不肯给他呢？只讲醉驾和历史错误回答不了这个问题。醉驾发生在2011年，几个月后《晓说》照样爆红。2017年节目回归，三个月播放量仍然超过一个亿。观众早就知道他有夸张、会纠错，也知道他有一身精英脾气，但那个时候大家仍然愿意听他讲。可到了2020年，观众看他的角度变了。谷大白话那段3年前的对话可能最能说明这种变化。2017年网络综艺节目《奇葩说》上，翻译博主谷大白话讲自己年轻的时候想远行，高晓松说那你去不就完了？对方回答没钱。那个时候高晓松只发出了一声“害”。这一声“害”，说明高晓松根本没有听懂“没钱”两个字的分量。在他那儿，远行只看你想不想；而对普通人来说，先要看钱包里有没有钱。这段对话在2017年只尴尬了几秒钟，后来却被反复翻出。早年的观众听他讲美国、旅行和名校，首先感到羡慕；后来的观众却开始追问：你说的洒脱究竟是人生智慧，还是家庭财富和人脉给你的底气？2018年的哈佛风波又把这种关系推进一步。高晓松发微博说自己正式在哈佛大学入职成为研究员，网友很快翻到哈佛网页，页面上的英文身份却是Associate。他说自己是什么，观众已经不肯照单全收了。过去“哈佛”两个字替他增加信用，现在网友会逐字核对校方网页，审查他有没有给履历加戏。高晓松早年的优势是“我见过，你们没见过”。到了短视频时代，更多留学生、移民和海外华人每天都在中文互联网上说话，普通观众也可以直接搜索学校网页和史料。他不再垄断美国的解释权，观众也有了自行查证的工具。

更致命的是，中美关系改变了美国的含义。贸易战、华为制裁、孟晚舟事件、香港抗议和疫情起源的争吵接连发生。高晓松过去对美国大学公共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欣赏，原本讲的只是他的个人见闻，后来被重新解释为他的立场。在美国生活过，原来是增加他说话的权威性，后来却引发他是否忠于党国的质疑。这时，“公知”已经不再是一种社会角色，而是一份网络起诉书：崇洋、精英、替美国说话、对中国挑剔、离普通人的生活太远。高晓松本人在2012年拒绝过这个身份，也不影响现在人把它贴到他的身上。中共多年培养的网络爱国主义又提供了判断标准：面对冲突先分敌我，评价人物先问站队。短视频的兴起则把高晓松过去10年的长节目拆成十几秒的证据。完整的长节目让人看到前因后果，短视频切片只留下立场鲜明的只言片语。他花一个小时建立的一个故事的复杂性，而短视频切片十秒就能给你定性。到了6月28号，长期的舆论教育已经发挥作用。宣传系统规定什么叫正确立场，短视频平台奖励情绪、愤怒，网民自己寻找目标。最讽刺的是，人民日报新媒体请来一个嘉宾，网民却拿着官方推广的忠诚尺度，认定人民日报请错了人。因此，2020年的高晓松已经不只是一个爱炫耀、会纠错的人了。在许多网民眼里，他还是一个替美国说话、政治立场可疑的“公知”。这才是直播间突然失控的原因。

2020年7月15号晚，在北京，十多位阿里高管围坐在一张饭桌旁。他们不是来批评高晓松的，而是庆祝他加入阿里五周年的。高晓松把合影发到网上，公开自己的阿里工号和级别，又写了一句：“年轻时独行万里，中年时找到组织真好。”这张照片距离直播中断只有十七天。外面的观众已经不肯听他讲话，阿里内部仍然承认他是自己人。即使全民导师的交椅被掀翻，他还是阿里高管，背后站着中国最强大的商业集团之一。可他不知道的是，他这个门客的主公只剩下一百零一天的安全期。2020年10月24号，上海外滩金融峰会，马云穿着深色西装上台，批评中国金融监管，批评银行的“当铺思想”，还说昨天的办法管不了明天。那是马云最后一次以进攻姿态出现在中国的公共舞台上。高晓松说错话面对的是弹幕，而马云批评监管面对的就是国家机器了。11月2号，马云和蚂蚁高管被四部门约谈。11月3号，上海证券交易所暂停蚂蚁集团上市。随后是反垄断调查、182.28亿元罚款，还有马云大幅减少公开露面。高晓松被轰出直播间是在6月，马云在外滩出事是10月。观众先抛弃了高晓松，四个月之后马云才失势。马云没有制造公众对高晓松的厌恶，却让他失去了最后一层保护。

2021年2月，虾米音乐停止服务，高晓松当年进入阿里时想建立的音乐版图终于走到了终点。3月16日，高晓松退出北京阿里音乐董事。就在同一个时间窗口，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北京要求阿里削减媒体资产，因为阿里通过微博、优酷、南华早报和第一财经等资产拥有过大的舆论影响力。此时，高晓松的音乐业务早已失败，个人形象也充满争议，阿里则从扩张转入全面防守。当监管者开始追问阿里为什么拥有这么多媒体时，像高晓松这样高调、亲美、不断卷入政治争议的文化高管，便从资产变成了风险。高晓松在2012年说门客不必陪葬。现实比他预想的更冷，主人还没有倒下，他确实不必陪葬；可一旦主人失去权势，门客也会失去那间供他清谈的客厅。2020年6月，直播间的观众已经把高晓松赶下了讲台，接下来官方要做的是把这件事制度化。

2021年4月9号，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上线涉历史虚无主义有害信息举报专区，受理范围包括歪曲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发展史、攻击党的领导，以及否定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四个月后，这套举报标准落到了高晓松那批旧节目上。8月27号前后，网友发现《晓松奇谈》等节目在部分平台上无法正常搜索。8月30号，中国历史研究院发表长文，公开点名高晓松，逐条整理他谈蒋介石、西安事变、靖国神社、郑成功、党与军队以及美国制度，最后把它们归入“历史虚无主义”。中国历史研究院为什么有资格给高晓松定性呢？因为他根本不是一个普通的学术机构，他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为控制历史解释权专门组建的国家级史学机构。2019年1月，中国社科院把原有的考古、古代史、近代史、世界史、边疆史和历史理论六个研究所统合到一起。挂牌当天，习近平专门发来贺信，要求他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发挥资政育人作用。中宣部部长黄坤明亲自揭牌，研究院很快启动《习近平论历史科学》、《中华民族复兴史》、《中国历代治理体系研究》等重大课题。院长还公开宣布要对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及时发声。2023年，习近平又亲自到研究院考察。这就是习近平的历史智囊团，也是官方的历史裁判机关。他替习近平搭建历史观，也替习近平规定哪些历史可以怎样讲，哪些观点要被打成“历史虚无主义”。所以这篇长文不是几位学者在和高晓松讨论历史，而是习近平的历史机构在给他做政治鉴定。他的办法就是把两种完全不同的问题混在一起。第一种是可以查证的知识错误。比如高晓松曾说国民党将领卫立煌后来去了台湾。事实是，卫立煌1949年去了香港，1955年回到中国大陆。这是明确错误。一个把个人印象讲成历史的人，应该被纠正，也应该为这种草率付出信誉代价。而第二种呢，是属于政治解释。比如说如何评价蒋介石，如何理解西安事变，是否赞同美国的制度，军队究竟应当忠于政党还是国家？这些本来是可以争论的观点，中国历史研究院却把事实错误和立场分歧并列来看，混在一块，最后得出一个政治结论，说这个人的历史观有危险。

就在八月底，媒体报道高晓松已经离开了阿里，阿里大文娱只回答不清楚，没有公布原因。一年多里，观众、阿里和官方先后对他关上了门。三天以后，9月2号，国家广电总局发出通知，要求电视和网络视听平台把政治素养作为人员选用标准。通知中有一句话非常直接：“政治立场不正确、与党和国家离心离德的人员坚决不用。”节目已经下架，国家级历史机构完成了定性，主管部门又公开了政治尺度。从这一刻起，平台面对的已经不是观众会不会骂高晓松了，而是用了他会不会惹祸。2022年5月，高晓松和宋柯退出阿里音乐股东行列，他与阿里在公司层面的联系彻底结束。但高晓松并没有完全死心。2023年11月，他悄悄推出音频节目《晓得》。《晓得》入口也不在优酷首页，也不在爱奇艺，而是在微信小程序小舟ARK和蜻蜓FM。一个曾经单季播放过亿的全民导师，复出时只剩下声音，只能躲进一个小程序试水。《晓得》一共做了240期。2024年11月19日，最后一期播出，节目收官。此后，他既没有回到主流视频平台，也没有再做新的节目。网上不断出现所谓“高晓松新节目”和“高晓松直播”，不少其实是旧节目翻剪、重新包装，甚至是AI仿声。到了2026年5月，高晓松本人不得不出来澄清说，自《晓得》最后一期之后，他再也没有做过任何直播或者录播的音视频内容了，自己目前并未营业。这才是他的真实处境。

观众骂他，他可以换个平台；阿里不要他，他可以另找投资人。但中国历史研究院给他贴上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标签，广电总局又宣布政治立场不正确、与党和国家离心离德的人员坚决不用，就没有哪一家中国平台敢让他真正回来了。民间的臭名可以慢慢洗，政治定性却很难翻案。高晓松不是没有试过复出，他只是从一个几亿人观看的公共人物退到了一个小程序里。小程序停更以后，网上继续活跃的“高晓松”，甚至有许多已经不是他本人了。这也是习近平时代对高晓松这类“知道分子”最真实的用后即弃。当体制需要一张开放、国际、有人情味的文化面孔时，高晓松很好用。他能替马云和阿里增加文化气质，也能把“相信国家、复工复产”包装成群星参与的公益演出。到了习近平要求政治立场不正确、坚决不用的时候，中美对抗成了检验忠诚的标尺，历史解释权也被收紧，而高晓松的国际经验和自由派外观马上就从装饰变成了污点。高晓松并没有突然改变，他一直喜欢美国，爱讲见闻，夸张、自信，也懂得和大平台合作。改变的是体制对这类人的用途和容忍度。所以，高晓松为什么臭大街？这不是一个无辜的知识分子被迫害的故事。高晓松从来没有那么无辜，也没有那么勇敢。这是一个聪明的文化商人，以为自己只是卖知识、不碰权力，最后却发现在中国，谁能卖知识本来就是权力来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