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陷阱是文化诅咒吗？这是给中共开的免责证明！交易效率过不了0.5市场就归零、秘鲁穷人不懒是合法的门太贵、巴西老板只能给甜筒改名、香港贪警十年换副面孔、文化是制度跑出来的不是命！
本期节目探讨拉美陷阱是否为文化诅咒，分析其本质是制度和交易成本的问题。通过秘鲁死资本、巴西高税收与繁琐法规、香港廉政公署反腐等案例，指出文化是制度跑出来的结果，而非天生的命，破除中共的免责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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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我如实，拒绝碎片认知，其实都有人批评我说啥呢？说你天天就喷中共，就不能聊点有建设性的吗？行，今天呢我们就聊点有建设性的东西，就是中国如何才能走出拉美陷阱这个问题。现在我觉得应该聊聊这个话题了，因为中国现在呢正在往拉美陷阱这个深渊里面滑。墙内这两年有个特别特别流行的说法，什么说法呢？叫什么拉美陷阱是文化诅咒，跟描述东北人差不多。哎，墙内这些人呢就喜欢把贫困归因于懒惰，好像他妈勤奋了就能富似的。我真没有看见哪一个中国人不勤奋的，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说呢，拉美陷阱是由于拉美人懒，信这个天主教，搞这个大家族，所以才穷的。因此呢，这是天生的这个说法吧，其实中共特别爱听，为什么呢？因为你反过来一推就推出啥呢？推出中国人勤奋，讲儒家。
大众集体，所以中国人不会掉进拉美陷阱。文化诅咒论在墙内真实的用途呢，就是给中共开一个免责证明。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一个国家到底是被文化锁死的，还是被制度的摩擦成本锁死的。这事儿呢，我分为上下两期。这一期我们只干两个事儿：计算交易成本，还有信任。在这儿呢，我先要说一个经济学上非常非常反直觉的一个事儿，那就是分工这个东西它不是越细越好的，因为分工也是要付钱的。亚当斯密自己都说过，说过什么呢？说分工是要受到市场范围限制的。啥叫市场范围呢？说白了就是你的东西能卖给多少人，能卖多远。比方说一个几十户的一个小村子，你就算织的布再好，全村一年呢也买不了几匹。这种情况下谁会专门去织布啊？那么大家只能怎么样？只能一边种点地，一边织点布，对吧？哎，就是。
啥都自己干点儿，只有这个市场大了，你才敢一辈子只干一件事儿。那市场范围又是谁定的呢？把这个事儿算明白的是一个中国人，叫杨小凯。在文革的时候，这哥们儿写了一篇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然后就开心的坐了十年大牢。后来他去了澳大利亚的莫纳什大学当教授，他系统性的计算了摩擦成本这个东西。又由于杨小凯是真正见识过真正的地狱的，所以他知道交易成本是如何毁灭一个国家的，并且更能在直观上建立这个计算模型。我把他的模型呢压缩成了一个最简单跟最直接的版本，大家呢可以跟着我考算一遍啊。现在我们假设只有两个人，两样东西，哎，这两个东西分别是布匹还有粮食，并且这两个人呢每天只做一份功夫。那么一样东西干的越专，效率越高，对吧？哎，也就是单位时间那个产出就越高。这事儿理解起来一点都不费劲儿吧？好，现在呢我们把这个。
越干越熟的劲儿呢，用a来表示。当a大于一的时候，哎，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产出等于投入时间的a次方。a一旦大于一的话，功夫每翻一倍，产出呢翻的就比一倍要多。反过来，如果这个功夫砍一半的话，产出呢就得砍的比一半还要狠，对吧？但是你只要是分工协作的社会的话，你就得怎么样？就得拿自己的东西去换别人的东西。哎，这么一换呢，就会产生损耗。好比说你从市场呢买进一匹布，这中间全是成本，什么运费呀、过海关呐、打点呐、打官司啊，一道一道扣下来，到了你自己手里边只剩下k份儿，这个k就叫做交易效率，因为你只交易了这么一匹布，所以这个k必然会怎么样？必然会在零到一之间，对吧？所以我们就先算自给自足这个情况。好比说现在每人每天呢用一半的功夫种粮，一半的功夫织布。a如果取一点五的话，那一
半儿功夫种出来的粮食就是零点五的一点五次方，约等于零点三五四份。织出来的布呢，也是零点三五四份。那么粮食乘布算出来的就是零点一二五。这个零点一二五是什么呢？当成自给自足这种过日子的一个得分。为什么要乘呢？因为光有粮食没有布，或者是光有布没有粮食，日子都过不下去嘛。你缺哪样这个分呢都会归零。我们再看这个分工啊，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整天的只种地或者是只织布。哎，在种地这种情况下呢，我种出一份留一半，然后呢拿另一半去换布，路上这么一路扣就是零点五乘以 k。此时呢，我们手上留着零点五份粮食，然后还换回了零点五 k 分的布。那么粮食乘布呢就是零点五乘以零点五 k，两个零点五乘出来的就是四分之一，所以呢就是 k 除以四。这种分工之后的得分，把它跟自给自足的那个零点一二五一比，分工如果要比。
自给自足强的话，这个 k 就得大于零点五，对吧？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就是交易路上被吃掉一半以上，那么所有人呢就宁可自己干了，此时市场就直接归零了。最狠的是什么呢？是 k 从零点四九涨到零点五一，整个社会不是多了一点点买卖，而是一下子从人人自给自足跳到了人人分工了。反过来制度这么一烂，k 调回到零点五这个门槛下方之后，分工就会成片的退回到自给自足这个状态。所以穷国的问题很多时候不是人不努力，是 k 一直卡在这个门槛之下。科斯跟诺斯讲的交易成本就是这个 k，而 k 里边最大的一块是什么呢？是你得天天猜对方下一步要干啥，这就是零和博弈或者是复合博弈。那现实里这个 k 到底长什么样呢？秘鲁的经济学家德索多在两千年出了一本书，叫什么呢？叫资本的秘密。他干了个什么事儿？
他带着一百多号人跑了好几个发展中国家，而且专挑啥地方钻呢？哎，就是贫民窟。他去贫民窟干啥呢？去清点贫民窟的民众一户一户的家当呢？有多少？点完之后的结论就是什么？点完之后的结论非常震撼，那就是穷人根本就不是一无所有，像什么房子呀、小作坊啥的，攒了一大堆。索托自己呢，估了个总数，就是在这些国家的穷人手里边，没有合法产权的房地产加起来至少有九点三万亿美元这个数字。那这么多家当，为什么还穷呢？因为这些东西在法律上根本就不存在，没有正式的产权证，房子呢就不能拿到银行去抵押，作坊也不能拆成股份卖给别人。这部分股权呢，法律上不承认，银行也不认，那法院就更不管了。索托管这个叫做死资本。开罗的穷人在当时甚至能用得上电视机，还有抗生素，缺的就是一套能强制执行的产权。所以那百分之八十的人跟百分之二十的精英之间隔着的就是一堵看不见的法律的墙。索托的团队在秘鲁的首都利马呢也做了一个实验，他干啥呢？哎，他自己去开了一家小的一个服装作坊，这个作坊呢非常小，就雇佣了本地的一两个工人，并且所有的手续都按法律的正规流程走，哎，不行贿，不走后门，每天呢整整跑六个小时，结果跑了二百八十九天，交了一千二百三十一美元，相当于秘鲁三十一个月的最低。
工资就这么一趟折腾下来，才把这个执照拿下来。而同样的事儿，在美国一个上午就能办完。而如果你想在荒地上合法的盖栋房子的话，贼他妈可笑，你得跑五十二个政府部门过两百零七道审批，前前后后你得跑六年零十一个月。如果想拿到那块地的完整产权证的话，那一共要跑七百二十八道手续。对，这就是K的这个作用。这事儿中国人一点都不陌生啊。你看啊，中国农村的宅基地是归村集体所有的，农民呢只有使用权，还不准卖给城里人。拿去银行抵押呢，也只在少数几个试点开过这个口子，但后来全部失败了，因为这帮农民实在是太不讲信用了。去年全国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人数呢是一点八亿人，但是他们老家那栋房子在银行眼里根本就不算钱。这跟德索托说的那个私资本本质上是一回事儿。秘鲁呢还只是门口的一堵墙，那进了这个。
门是不是就好了呢？哎，这个也有现成的样本，巴西就是答案。巴西的企业呢是正规的，是有执照有账本的，照样被这个摩擦成本咬的他妈死去活来。我们就说世界上的数据啊，一家巴西企业一年光是算这个报税跟交税这个事儿呢，就得花掉一千五百零一个小时。就拿一千五百零一除以八，哎，也就是按一天上班八个小时来算，一个会计在一年里边有一百八十七个整天别的活呢一概啥都干不了，光是他妈报税玩了，这他妈哪是做生意啊？这不就是给税务局打工的吗？而这样一个同样的事儿，美国是多长时间？一百七十五个小时。为什么这么离谱呢？因为巴西的税把它收的非常乱套，三级政府呢是各收各的，哎，联邦一套，二十六个州加一个联邦区都各自一套，然后五千五百多个市再各自一套，加起来一共六十多个税种，这个规则一多吧，就谁也说不清楚到底。
按什么算了？最后就只能打官司。巴西的国家司法委员会呢，自己做了个统计，光是压在税务官司的钱呢，就有整整五点四四万亿的里亚尔，差不多是巴西一整年GDP的百分之七十五。那企业在这种地方还能干什么呢？哎，就是把脑子呢全用在非常奇怪的事儿上，例如说给这个东西改名儿。上麦当劳在巴西呢卖那个甜筒跟圣代，巴西税务局呢说这个是冰淇淋，麦当劳说那不对，这是乳制品，里边的牛奶含量已经超过百分之五十一了，冰淇淋机器的作用呢只是冰一下，外加打点儿气儿。就为啥非得争这个呢？因为按照巴西的税法，乳制饮品的联邦流转税呢是零，但是冰淇淋呢它不是。然后巴西政府就跟麦当劳开始打官司，官司是二零一八年开始打的，但是到了今天，一个甜筒是不是冰淇淋到现在呢还没判下来。所以大家就想吧，一个国家最聪明的脑袋都在干这个，这个国。
国家有没有可能发展出复杂的分工体系啦？用工呢也是一个路数。一九八八年巴西开始修宪，要求呢每周最长的用工时长从四十八个小时砍到四十四个小时，加班费呢从最少多给百分之二十提到了最少多给百分之五十。最狠的是啥呢？是解雇。巴西有个东西叫做工龄保障基金，雇主每个月都按照员工工资的百分之八往员工名下的一个账户里边存钱，员工要是被无故辞退的话，雇主呢还得按照这个账户余额的百分之四十另外再赔一笔钱。修宪之前这个比例是百分之十，哎，你再把什么十三薪、带薪假、雇主协会摊派还有工伤保险这些全算上的话，你雇主每付一百块钱的合同工资实际要掏多少？一百六十五块。那对于老板来说选择就非常简单了，那就是能不签合同就不签合同。到了今年年初，巴西的就业里头非正规的用工呢占了将近百分之四十，巴西人。
自己呢也受不了了，然后到了二零三年底呢，又开始修宪改这个税法，但是州跟市那块呢，要到二零三三年才能换完，所以光改一个税就需要十年时间。那问题来了，这些摩擦成本谁都看得见，为什么国家自己不砍呢？哎，诺斯跟温斯加特呢，在一九八九年有一篇论文讲什么呢？讲英国的光荣革命的，答的就是这个问题，那就是一个手里有暴力机器的国王，要让商人相信他不会抢劫的话，就得靠什么？你要么就得靠几十年这个守信攒出这个名声，要么呢就靠一条制度，在这个事前呢就把他赖账的手呢全给捆住。但要是国王一打仗或者是一碰到这个政权危机的话，那么他的贴现率呢就会马上飙上去，贴现率这么一高，哎，说的就是未来的在眼里呢就不值钱了，以后就算能借到更便宜的钱，那也远不如今天就直接赖账。哎，这今天赖账的成本是最低的。那么对于这个国王的选择就是什么？就非。
非常简单，就开始抢呗，开始没收财产，开始卖特权，反正就是啥来钱快就干啥。十七世纪那个斯图加特王朝那个查理一世就是这么干的。而议会的反制呢，就是不批这个钱。而国王更缺钱的后果呢，就是直接去抢。然后你越抢，议会就越不批。在一六八八年光荣革命以后，收税花钱跟审计的权利就归了议会了。然后法院紧跟着也独立了。然后在一六九四年还成立了英格兰银行，专门管理国债。在这套制度的夹逼之下，国王单方面赖账的能力没了。哎，他不是权力没了，是能力没了。所以诺斯跟温加斯就说什么呢？英国政府借钱那个利息呢，从一六九零年那个百分之十四左右掉到什么？掉到十八世纪中叶那个百分之三上下了。然后就给出个结论，什么结论呢？他们就说英国是靠着便宜钱生生把法国给耗死的。
这个故事后来被两个经济史学家，一个叫苏斯曼，一个叫亚费重新拆了一遍。在零六年的时候，这两个大哥把一百年英国政府的借钱成本重新又算了一遍，结论是光荣革命以后整整四十年，英国的利息又高又不稳，一打仗就往上窜，也没比那些产权保护更差的国家借得更便宜。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宪法是改了，但是其实市场并不买账，反正至少四十年之内是没有买账的。那最后是什么让市场信了英国政府呢？是一套非常非常笨的这个财政技术，这个财政技术叫做专项基金。这玩意儿是怎么运作呢？其实非常非常的笨，就是议会每批一笔借款，同时必须立法指定一个税，这笔税收上来就是优先偿还这笔债的，别的用途谁也动不了，就这么一年一年的还，你换了国王也没有用，照样还。这样市场开始慢慢信了。
你把这把尺子拿到中国来，查理一世不就是西游记嘛？当一个政权觉得自己撑不过明天的时候，就会干查理一世干过的全部的事儿，什么远洋捕捞啊、近海捕捞啊、社保啥的。所以在交易成本里最贵的一块，其实不是运费，也不是税，而是信任。说白了就是你把货交给了一个陌生人，你怎么知道他不坑你？我再给大家讲点好玩的啊。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史学家叫雷格夫，他做了一个特别好玩的研究。他干了什么呢？他拿十一到十二世纪的地中海的两波商人，把这个问题彻底给琢磨透了。这两波人分别是谁呢？一波是生活在伊斯兰世界的犹太商人，叫做马格里布商人，而另一波是生活在意大利的热那亚商人。都是同一片海，同样的货，面临的也是同一个难题，就是货得交给海外的代理人去卖，卖了多少钱只有这个代理人自己心知肚明。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代理人动了这个歪心思的话，报了个假账啥的，你在千里之外也是根本发现不了的。马格里布商人的办法就是抱团儿，怎么抱这个团儿呢？就是一旦发现这个代理人，只要坑了联盟里边任何一个商人，这个消息就会顺着书信传遍整个地中海。那么此后所有的成员一辈子都不会再用他了。所以马格里布商人根本就不用给代理人开很高的工钱，也用不着法院。而热那亚那边正好相反。热那亚在十一世纪末建了这个城邦以后，家族之间就天天就一个字，那就是干，就是字面意思，天天他妈打来打去的。商人之间也是彼此提防的。那么这就造成了另外一个情形，就是一个代理人被老板开了之后，别的老板也能照样用，也没有集体封杀这个情况。在没有这种情况之下，热那亚商人就只能给代理人多开钱，再就是逼着城邦把正式的法律好，法庭给建起来，然后建立各种制度，什么公证人制度、商事法庭制度，什么能转让的提单，都是在热那亚时期以及后来的西欧商业城市里边一样一样搞出来的。那么结局是什么呢？贸易这么一扩张，你就得要跟圈子外头的陌生人做买卖嘛。这个时候马格里布那个书信网络就不灵了，因为人家连圈内人都不是，你也封杀不了嘛。所以马格里布商人最后是被锁在了自己人里头，而反倒是热那亚的一套法庭制度这个东西跟谁都能做，还他妈越做越大了。所以格雷夫说什么呢？文化信念不是吃什么信什么，是你预期别人碰上你会怎么做，而这个预期是能被制度改写的。
中国人最熟的也是这个，什么温州帮啊、潮汕帮啊、莆田系啊，全是马格里布还是什么同乡同宗啥的，本质上就是一个人如果坏了规矩，这个内部开始封杀他，出了圈呢还得靠法院，而中国的法院你也是懂的，中共自己更是一个大号的马格里布联盟嘛，忠诚靠株联还有封杀维持嘛，不都是这套活嘛？出了党这个圈，跟任何陌生人都签不了一份对方敢信的合同。你把格雷夫这两波商人放到今天，就是两种信任，一种是只信家里人跟老乡的，这种叫特殊信任，而另一种是敢信不认识的人，这叫普遍信任。就为什么中国人老说美国人非常单纯，我也希望中国人有一天能变成美国人那么单纯，跟台湾人这么单纯，因为这个是迈过这个门槛的条件。你要想摆脱拉美陷阱，这种人跟人之间的单纯是必需品。
好，我们再说回来，好多人以为熟人之间的信任越强，整个社会的信任就越强，其实现实正好相反，因为有学者拿波兰的做过一个测算，那就是一个人越是扎在亲戚熟人的圈子里边，那这个人对陌生人就是越不相信的。那普遍信任是被什么毁掉的呢？我从经济文献当中反复看到了两样东西，那就是在贫富差距越大的社会，人们就会越觉得自己不安全，越觉得自己不安全就只能缩回到家族或者帮派里边找保护。拉美这两样就全占了。那普遍信任又是被什么造出来的呢？不是多参加社团或者多做公益，是警察跟法院公正不腐败，再加上一张人人有份的社会保障网。中国人做这个也是再熟悉不过了。著名学者费孝通在一九四八年也出了一本书，叫做乡土中国，他就讲了一种秩序，这个秩序叫做差序格局，就是以自己为圆心，然后一圈圈往外推，越往外推就越不信那种社会信任结构。
然后我们来对照一下中共是怎么成全这个信任结构的啊？零六年十月份南京那个彭宇案，这个大家都知道吧？就是一个年轻人扶起一个摔倒的太太，然后就被告上法庭了。零七年九月一审判的多少？在零七年九月，中共这帮傻逼司法一审判他补偿四万五千多块钱。判决书里边写的理由非常非常搞笑，那简直他妈不是人类脑子写的玩意儿，是这么写的，就是你要是真的做好事，就该去抓撞人的那个，但是你却跟着去了医院，这个不合常理。后来双方和解了，撞没撞到这个事儿今天他也没对上，但是那份判决书可是传遍了全中国的，从那以后扶不扶就成了一个全民难题了。陌生人之间敢不敢搭把手，看的是法院怎么判，并且信任本身还要靠公正的警察和法院，那要是警察本身就是黑的呢？中共这鸡巴地方咱就不说了，咱就说一九七零年代初的香港，也是这个样。
我们先说一下腐败这个事儿为什么难治啊？因为腐败的本质是两个人自愿的一个买卖，送钱的愿意送，收钱的愿意收，现场也没有受害人去报这个案，所以没人报案就几乎查不出来。收钱的也是稳赚，要是谁要是不收的话，那就是挡了所有人财路了，迟早也会被挤兑走的。最后就是一个人人都收的局面，并且还是个纳什均衡，就是谁先干净谁先死。在一九七三年，香港警队总警司葛博名下的财产就超过四百三十七万港币，放到现在差不多就是五千万港币左右。然后当时港英政府头一回动用了一九七一年颁布那个防止贿赂条例的第十条，现在在一个礼拜之内说清楚这些钱到底从哪来的。结果到六月八号，葛博就拿着警务人员的机场通行证直接跑回英国了，香港老百姓就直接炸了，上街开始喊着反贪污抓这个葛博，然后紧跟着港督麦里号，在一九七四年二月成立的一个部门叫做廉政公署，这个部门直接就对港督负责，不归警队管。然后在一九七五年，葛博就被引渡回来香港，判了四年。这第十条为什么厉害呢？因为普通的刑事案件，控方得证明这笔钱是谁送的，或者什么好处，并且还要证明当事人的动机，例如说像存心受贿啥的。但贪官早就通过洗钱的渠道洗过n遍了，所以针对这几样，基本上检方什么有效的证据都提供不出来。但第十条把这个证明的顺序给倒过来了，就是控方只要证明这个人是公务员，或者是当过公务员，再证明他的生活水准或者他控制的财产跟他的官职薪俸他对不上，这就够了。接下来就轮到被告自己要解释这个钱从哪来的，如果解释不清，或者是法官不信的话，那这个钱就直接被定罪没收了。看到没有，又是辩方举证。
法庭在廉政公署里边有个档案叫做探长案。这人是谁呢？廉政公署里边没写他名，从头到尾只管他叫做探长，但肯定不是五亿探长雷洛了，因为贪的不多，跟雷洛没法比，只有当时的一千六百万港币左右。庭审最精彩的是谁呢？是他老婆，上庭就说我们夫妻早就没感情了，名下的房子都是老婆自己的。然后法官就把这个遗嘱也翻出来了，这么一看，老婆死了，百分之五十五的财产归丈夫，而丈夫死了老婆只分六分之一的财产，然后后边还有个数，还有百分之三十要给丈夫跟情妇生的两个孩子。那这份遗嘱就只有遗嘱解释了，那就是财产根本就是这个丈夫的。然后就在七九年的六月判了这个货两年，并且还没收了一千六百万港币。但是光有条款还不够，廉政公署往下查，查出来是整个系统都他妈贪，就在一九七七年的十月二十八号，一百多个警察直接冲进廉政公署总部，然后啥话都不说进去打人，把五个联署的工作人员直接打成重伤了，然后就直接导致麦里浩也没招了，看着局面实在太乱了，犯罪率也开始普遍上升，然后就逼得麦里浩宣布特赦，特赦的内容大家也都知道了，就是在一九七七年一月一号以前的贪污，只要还没被调查，一律就不再追究了，因为在人人收这个局面下，你不可能把所有人都抓起来，因为你抓到最后警队就没人了，特赦等于画了一条线，线前面这个旧账就一笔勾销了，但是线后边的新账是一个都不放，此时所有人的预期同一天全部换掉了，这个局面才从人人都收钱翻到了人人都不敢收钱。
说到这儿肯定有人会问，中国有没有这一条呢？有啊，中共的法律里边也有这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啊，本质上就是说不清来源的差额就按非法所得论嘛。最高还是判十年的，跟香港那个第十条几乎就是同一个路数。那为什么在中共手里边它就不灵呢？因为板机不在独立机构手里边，香港是什么呢？是廉政公署主动去查案，只要查到财产跟薪俸不相称，他就起诉。中共是什么呢？中共是纪委先拍脑袋决定要不要拿下这个人，决定要拿了，人一拿下，这个罪名的作用是啥呢？是他妈拿出来补一刀。如果要让这一条真的管用的话，前提就是官员的财产必须得提前公开。但是官员财产公示这个事儿到今天为止，全国层面上他也没搞过。然后举牌要求公示财产的许志勇反倒是坐了牢了。更根本的是什么呢？香港当时是能画那条特色线的，但是中共他画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共这里腐败根本就不是这个系统的病，腐败就是系统的缰绳。想构造的局面就是谁都得有把柄，谁都得听话。如果真画一条线，让所有人都干净了，那这个江城他就没了。所以中共的反腐本质上就是什么呢？他永远都是习幽帝手里的枪，他不是连城公主那种对谁都开的机器。
说到这儿，拉美陷阱它是不是文化诅咒？我们在上半场答案就出来了。秘鲁在穷人他不懒，而是合法这个门太贵了。那巴西的老板也不笨，是规矩乱套了，只能给甜筒改名，就是这种荒唐事儿了。香港的警察更不是天生就贪，是被一个人人都收钱的局面给锁住了。你换套规矩，不到十年不就换副面孔了吗？所以文化是制度跑出来的结果，它不是天生的命。中共最怕的恰恰就是这个结论，因为一旦文化不是命，中国今天这副样子就不能赖祖宗了，而是只能赖制度了。这个病现在在哪儿？大家都知道了。那么为什么有的国家能把这个K拉过这个门槛，但是有的国家拉了一百年还他妈卡在下边了，这就得看国家本身，看什么呢？看这个国家说话算不算数。下期我们就说说韩国、日本、台湾这些国家是怎么跳过去的，以及阿根廷的米莱现在正在疯狂用电锯砍的这个门槛，现在到底是怎么在拆的？这些我们下期接着聊。好了，今天就先跟大家播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节目，请点击下方铃铛。如果大家支持我，大家可以加入会员频道，后面的每个有四季深度节目，欢迎加入海人通。我们下期节目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