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妖酱:十天追捕 夏付钢为何成了“大侠”?党国失去底层民心之后|欧金中|张扣扣|夏俊峰|邓玉娇|杨佳|胡文海
本视频由“中美对标”博主妖妖酱主讲。从8月8日嫌疑人夏付钢在河南漯河被抓捕的事件切入,分析了为什么在案件详情未明的情况下,成千上万的网民会将其称为“大侠”或“英雄”。视频结合欧金中、张扣扣、夏俊峰、邓玉娇、杨佳、胡文海等历史案件以及《水浒传》中的叙事模板,指出这反映出官方通报缺乏公信力、民众求助无门以及对体制长期积累的不信任与“官逼民反”的普遍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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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大家好,我是爱思考重逻辑的妖妖酱。8月8日下午四点,逃亡十天的夏付钢在河南漯河一片玉米地里被抓。持续8天多的万人追捕有了结果,但警方等来的却不是一片叫好。网上有人叫他“西平大侠”,有人骂传说中的举报老人是叛徒,还有人号召抵制整个漯河。此时,案件最重要的细节仍然没有经过公开审理,受害人是不是村干部、夏付钢是否长期受欺压,也都没有可靠证据。可许多人已经站好了队。今天我们就从这片玉米地出发,一路往回走。走过欧金中、张扣扣、夏俊峰、杨佳、贾樟柯的电影《天注定》,最后走进施耐庵的《水浒传》。今天我们真正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一个刑案嫌疑人,会在案情尚未公开时,被成千上万的人称为英雄?为什么每逢官民冲突,越来越多人不等真相,就已经认定——一定是官逼民反。
先看8月8日的抓捕。工作专班的通报说,下午四点左右,夏某钢在漯河市源汇区空冢郭镇落网。后来流出的视频里,一群人穿过高过人头的玉米秆,把一个满身泥土的男人按在地上。十天搜捕到此结束。两三个小时后,新的警情通报出现了。它第一次完整说明工作专班所认定的案情:夏某钢此前在侯园社区租房放杂物,7月30日因“琐事”与邻居侯某立发生冲突,侯某立随后离世。通报中还增加了一句话:“夏某钢逃窜躲藏过程中,伤害多名无辜群众。”请注意,这是工作专班的说法,不是已经经过公开审理的事实。尤其是“逃亡中伤害多名群众”这一句,没有人数,没有姓名,没有时间,没有地点,也没有伤情。8月2日的通报只说侯某立离世、一名亲属受伤,还提醒夏某钢可能携带工具,危险性较高。如果逃亡途中已经连续发生伤人案,为什么此前没有公布任何具体警情?为什么这句最能改变公众态度的话,直到抓捕完成之后,才被写进正式通报?目前我们能够确定的,只是这句话正式出现的时间在抓获之后;类似说法在此前是否通过本地群聊放风,还没有找到可以核验的原始记录。
问题还不止这一处。最早的通报把夏某钢称作“西关社区租房户”,抓获通报又强调他只是在侯园社区租房“放置杂物”。两种说法未必互相矛盾,却明显在重新安排人物关系。官方一直没有公布争执到底因为什么,更没有解释侯某立的身份。网上流传最广的“村支书”“村霸”“长期欺压”“报警无门”,到现在没有一项得到独立证实;但工作专班的“邻里琐事”同样只是四个字,也没有证据摆在公众面前。这就是整场舆论风暴的起点:一边是公布的信息极少、却结论先行的官方通报;另一边是一套细节丰富、善恶分明的民间故事。前者掌握全部证据却只给结论,后者没有证据却给出了人们熟悉的因果。很多人为什么选择后者?不能只用一句“网民不理性”打发掉。因为中国人已经见过太多次通报反转。丰县铁链女事件中,第一份通报说女子与董志民依法结婚,“不存在拐卖行为”;二十多天后,江苏省调查组承认她被从云南带到江苏,又被多次转卖,丰县多名干部因发布不实信息等问题被处理。胡鑫宇失踪后,几千人搜索了一百多天,最终在学校附近被发现。经历过这么多次反转,很多人再听到官方说‘请相信通报’,第一反应已经不再是相信,而是追问:证据在哪里?有没有撒谎掩盖。
现在把时间拨回8月4日凌晨。那时夏付钢还在逃,网上已经出现了一套完整故事。北京时间8月4日5点56分,X账号@EndeChenX发出一段视频。帖文一开头就说,夏付钢“长期遭受村霸欺凌”,冲进村霸家中,造成一家五口受伤,随后躲进玉米地。接着又说,老百姓给他送吃的、送喝的,甚至留下车辆帮助他逃走。最后直接引用《水浒传》:“官逼民反,不是历史,当下正不断照进现实。”这条帖文里,后来最流行的几个元素已经全部到齐:村霸、长期欺压、五口人、玉米地、民间投喂、官逼民反。问题是,帖子没有交代这些信息从哪里来。我们逐句搜索,也没有找到更早的大陆原帖或相同视频来源。它可能转述了已经删除的群聊,也可能是把几种传闻拼在了一起;目前最早只能追查到这里。十五个小时后,一个只有27名粉丝的小账号发帖,把受害人进一步说成“村支书”和“村霸”,还写成夏付钢对村支书全家下手。这条帖只有3个赞、零转发。它虽然经常被当成最早源头,实际上比刚才那条完整叙事晚了近十五个小时,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大账号转发、引用或搬运过它。真正可以证明的传播发生在同一个大账号内部。8月5日凌晨1点51分,@EndeChenX直接引用自己前一天的帖子,再做了一次加工。这一次,夏付钢从“受欺压的村民”升级成“扛起为民除害大旗的英雄”;民众送食物和车辆,也被解释为“官办不如民办”。帖文最后说:“人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夏富刚。”在8月10日的统一抓取窗口里,这条帖已经有122万浏览、957个赞、121次转发。
这里有一个比“传言接力”更重要的发现。我们没有找到一条从3赞小帖一路传进大账号的完整链条。相反,几个分支更像是平行长出来的:有人说村支书,有人说长期欺压,有人说村民投喂。它们使用的素材不同,也没有互相引用,却都自动拼成了同一个故事。8月6日上午,我们频道旗下的中美对标推特账号发出“夏付钢是杨佳第二?”帖文,转述“村民往玉米地放水和食物,甚至留下加满油的机动车”。统一抓取时,这条帖有6.35万浏览、499个赞和159次收藏。更值得看的不是主帖,而是下面的回复。有人说:“村里的党员几十年来带头作恶,而且不受惩罚。”还有人把帮助在逃者解释成一种抗议:“不能游行,不能举白纸,网上发牢骚也可能有麻烦,所以这种帮助也是种抗议。别人不见得知道案子的来龙去脉,但可能猜这是个底层人被逼急了动的手。”这段回复说出了整个事件的心理机制。许多人并不知道夏付钢经历过什么,甚至承认自己不知道;但他们熟悉“底层人被逼急了”这种一再上演的戏码。他们不是根据案情得出结论,而是根据自己对这个制度的经验,替缺失的案情补上了前因。8月4日,西平警方还通报处罚了两名摆拍虚假视频的人。但警方没有公开那段视频,也没有说明它具体编造了什么。因此,我们只能说确有摆拍者被处罚,不能反过来推定所有给夏付钢提供物资帮助的投喂视频都是假的,更不能说那两个人是因为称夏付钢为英雄而被处罚。通报越笼统,留给传言的空间反而越大。
8月8日晚上7点31分,夏付钢刚被抓三个多小时,@EndeChenX发帖称,他是在“小曹村南的一块玉米地”里吃花生时,被当地一名老人发现并举报。帖文没有给出老人姓名,也没有提供警方或当地人的证言,只用了“据说”两个字。但一名老人、一块果园和五万元赏金,很快组成了故事的下半场。第二天中午12点42分,同一账号直接引用这条帖,把“当地老汉”加工成“小曹村看守梨园老汉张某”,又加入“全网声讨”“不去漯河”“不买漯河商品”“不跟漯河人交朋友”。统一抓取时,前帖有37.10万浏览,后帖有56.03万浏览。这个引用关系,是目前能够确认的最清楚的一条叙事加工链。与此同时,拥有12万粉丝的@cuichenghao也发帖说,“据称是一个漯河果园的老汉举报”,并称很多网友大骂老人“谗害英雄”。这条帖获得61.74万浏览和1080个赞。它没有引用前面的账号,图片也不相同,更像是另一个平行分支。到现在,官方通报没有说抓捕来自老人举报,也没有公布举报人。梨园老人姓什么、有没有五万元奖金、漯河产的梨子是否真的大规模滞销,全都缺少可靠证据。但是,传言有没有被证实,已经不是这场舆论最重要的部分。重要的是,人们为什么如此需要一个“举报者”。在前半段故事里,玉米地里的水和食物证明“人民保护大侠”;到了后半段,老人和赏金则证明“大侠是被叛徒出卖的”。英雄故事至此闭环:有受压迫者,有恶霸,有追捕大军,有暗中相助的百姓,最后还有为了赏金告密的人。
反对英雄化的声音当然存在。8月10日,一个账号发帖说夏某钢因邻里琐事致人离世,逃亡中又伤及无辜,质问“英雄?”但帖文没有提供伤者姓名、时间和地点,下面马上有人追问:“谁?时间、地点呢?”这条反对帖有五千多浏览,而支持“大侠”的帖子已经是几十万乃至上百万浏览。至少在我们能够看见的中文X舆论里,道德重心已经非常清楚。X当然不是一场覆盖十四亿人的自由民调。高互动帖主要来自海外中文账号,大陆原帖又常被删除,我们不能拿这些数字证明每一个中国人都赞成夏付钢。但中国本来也不存在可以自由询问“你是否同情对官员下手者”的全国调查。我们能够确认的是:在这类案件的可见中文舆论中,“被欺压的底层人奋起反抗”已经成了压倒性的解释模板。最值得警惕的甚至不是人们知道真相以后支持谁,而是他们根本不需要知道真相,就已经希望他针对的是一个官员。
夏付钢的英雄叙事不是突然出现的。过去两年,X上至少有三起案件,已经把这套模板反复演练。先看2025年10月的辽宁绥中案。警方悬赏抓捕44岁的高大友,最初没有公布当事人身份和案发原因。信息空白只有一两天,X上就出现完全确定的版本,称一名中共官员全家遭难,还呼吁大家保护“英雄”。后来警方称高大友与王某酒后争执,致王某离世。我们同样不能把警方一段通报当作全部真相,但公开信息中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当事人是官员,更没有全家遭难。传言所表达的不是调查结果,而是一种愿望:只要警察悬赏追捕一个底层男人,有些人首先希望他针对的是官员。
再往前,是2024年11月的浙江诸暨徐一平案。警方只通报发生“重大刑事案件”,悬赏三万元,案情长期没有完整公开。当地报道引述村民称,在公厕和化粪池发现疑似与案件有关的物证,失踪者可能是徐一平的妻子;网上又流出一张微信群截图,疑似徐一平声称事情由自己造成,并点名某军、某江、某华,说原本准备一个个找他们。被点名者中有人被传为村干部,但没有可靠材料证明徐一平已经对村干部下手。到了X上,故事被直接改写成:“英雄徐一平在造成一名村干部离世后,又点名三名村官。”帖子号召“保护好英雄,不要为了三万悬赏出卖良心”,获得32万多浏览、1169个赞。一个案情不明、可能首先伤害妻子的嫌疑人,就这样在一句话里被改造成“对村官下手的英雄”。
同一年6月,山西沁县的安耀红案反而是真正有明确公职身份的案件。6月3日早上七点,59岁的安耀红与58岁的沁县政协主席郭建宇在一个住宅小区楼下发生冲突,郭建宇随后离世,安耀红当晚被抓。官方讣告把郭建宇称为负责“清理违规占有国有房屋”时离世、因公殉职;安耀红的亲属和当地受访者却讲出了另一面。安耀红早年在一处老厂房做饲料加工,房屋进入征收范围后,他提交了产权、造价评估和维修投资材料,补偿却一直谈不下来。房子拆掉以后,他有时住亲戚家,有时借宿朋友家,去太原做护工又因听力问题干不长。亲属说他多次到粮储中心讨说法;粮储部门则坚持土地和厂房都是国有产权。两边争议没有一个独立机构公开裁决,最后由负责拆迁工作的县政协主席承担了最直接的后果。
这三起案件放在一起,规律就出来了。真正的官员出事未必自动引爆舆论;普通刑案也可能被想象成针对官员的行动。要点不在受害人实际上是不是官,而在故事有没有凑齐几个条件:一个看起来处于底层的男人,一段长期受辱的传闻,一张悬赏通告,一场持续搜捕,再加上官方迟迟不说清案情。条件一齐,杨佳和《水浒传》的模板就会自动启动。
2026年的西平案把这些条件全部凑齐,所以火烧得最大。继续往前回溯,来到2021年福建莆田。夏付钢案里的许多情节,在欧金中身上几乎都出现过:农村建房纠纷,多年求助,冲突升级,进山逃亡,重金悬赏,大规模搜捕,网民要求不要举报,最后是一个充满疑点的抓捕结局。
欧金中住在莆田市秀屿区平海镇上林村。2017年,他办下危房翻建手续,准备拆掉原来四百多平方米的旧房,只重建一百五十多平方米。问题出在“四邻协议”。在当地,盖房除了政府批准,还要周围邻居签字。欧金中与三户邻居分别有一百平方米、十来平方米不等的土地争议。手续虽然批了,房子却盖不起来。他已经把旧房拆掉,只能和家人住在临时搭起的铁皮棚里。这一住就是五年。欧金中文化程度不高,买了一部红米手机,不会手写输入,求助信里满是错别字。为了让帖子被更多人看到,他还给微博开了会员。他找过当地媒体,打过市长热线,去过信访部门,也在网上公开求助。在他家里,记者发现一个香烟盒,背面密密麻麻写着各家媒体和政府部门的电话。这个香烟盒非常重要。它说明欧金中不是一开始就走向极端。他先去找过所有他以为能管事的人。
2021年6月,他在微博写道,自己合法建房却多次遭到阻拦,五年无处容身,“求领导救救我全家吧,为事件恶化、社会安定及时给我们弱势村民解决”。这几乎已经是一封预警信,但没有人真正把问题解决。
2021年10月10日,台风刮起欧家铁皮棚的一块铁皮,落到邻居家的菜地,两家再次争吵。警方后来称,欧金中在冲突中伤害邻居祖孙四代,造成两人离世、三人受伤,伤者中包括一名九岁学生。监控所显示,整个过程只有大约三分钟。然后,他逃进附近山里。网民当然知道案件造成了严重后果,也知道受害者中有老人和孩子。可舆论还是迅速倒向欧金中。原因并不神秘。人们同情的不是那三分钟,而是此前没有人处理的五年。很多农村人都知道,一张邻居不肯签字的纸、一个不愿出面的村干部,就可能让合法批文变成废纸。欧金中的遭遇不是陌生人的奇闻,而是许多人在土地、拆迁和信访中见过的生活。
平海镇后来发出一份很反常的悬赏通告:提供欧金中行踪线索奖励两万元;如果发现时人已经失去生命,则奖励五万元。也就是说,找到一个已经离世的人,比帮助抓到一个活人更值钱。通告受到质疑后被删除。网上有人公开呼吁村民不要提供线索,还有人把他称作“莆田义士”。八天后,警方在上林村附近一个山洞发现欧金中。最初有消息说人已经被抓,随后官方却称,他在公安和武警围捕下轻生,送医后离世。通报没有说明具体过程,没有公布执法记录仪,也没有解释为什么一个逃了八天、一直躲藏求生的人,会恰好在被围住时结束生命。当地人要求看证据,但至今没有得到公开回应。
五年后的西平案里,地点从山洞换成玉米地,欧金中换成夏付钢,五万元悬赏、村民不要举报、藏身期间有人送食物、抓捕结局受到怀疑,几乎原样回来。甚至连帖子标题都直接问:“夏付钢是杨佳第二?”这不是网民忽然学会了一种新叙事,而是一次旧记忆被重新唤醒。
再往前回溯,是张扣扣。这个故事之所以在中国民间传播得如此广,不是因为案情复杂,而是因为它太像一部传统复仇戏。1996年8月27日,陕西汉中南郑县王坪村,13岁的张扣扣看见母亲汪秀萍与邻居王家发生冲突。法院判决认定,17岁的王正军用木棒击中汪秀萍,汪秀萍当天晚上离世。王正军因为未满十八岁、坦白认罪,加上法院认定汪秀萍对冲突起因也有过错,被判七年。王家最终赔偿张家9639.3元。张家人后来反复说,孩子不仅看见母亲倒下,还看见法医在家门口进行检验。这个细节来自家属和案件材料中的叙述,我们无法回到现场核实;但对一个13岁孩子来说,母亲在冲突后离世、对方只坐几年牢、赔偿不到一万元,已经足以改变他往后的人生。
张扣扣后来参军,在新疆服役两年,复员后长期在外打工,没有结婚。二十二年间,两家仍住在同一个村里。2018年除夕,王家人上山祭祖,张扣扣戴着帽子、口罩,携带工具在村委会附近等待。按照检方指控,他先后造成王正军、王校军和王自新三人离世,最后砸碎并点燃王校军的汽车。案发第三天早上,他到公安机关投案。法院认为这是精心准备的报复行为,2019年判处并执行张扣扣极刑。
从现代刑法看,二十二年后的复仇当然不能成为免责理由。但中国民众追问的不是刑法条文,而是另一笔账:母亲的一条命,当年为什么只换来七年刑期和不到一万元赔偿?一个少年心里那口气,有没有任何制度替他化解?张扣扣的辩护词在网上刷屏,很多人称他“孝子”“义士”,要求停止执行。人们未必认同他造成三人离世,却把自己的遭遇投射在那9639.3元上。在一个普通人常常觉得法律对有关系者和无关系者不是同一把尺子的社会里,“私力复仇”会得到同情,不是因为中国人天生迷恋极端手段,而是因为他们怀疑公共正义根本不会来。
张扣扣案与夏付钢案有一个明显区别。张扣扣的前史有判决书、有姓名、有金额,复仇关系基本清楚;夏付钢的“村霸欺压”却没有这些证据。但是,当一个真实而强烈的张扣扣故事已经进入集体记忆,后来的人只要出现“底层男子、旧怨、追捕”几个轮廓,公众就会主动把缺失部分补齐。
时间来到2013年9月25日。那天早上,沈阳小贩夏俊峰被执行极刑。临刑前,法院只给他和六名亲属半小时见面,隔离网两边都有看守。妻子张晶说,夏俊峰拒绝在刑罚核准书上签字,最后仍坚持自己是正当防卫,还要求家人继续申诉。他想留一张照片给儿子,也没有获准。事情发生在四年前。2009年5月16日,夏俊峰和妻子在沈阳街头卖烤肠、鸡串。那天本来不是他们常出摊的时间,听说城管队有人结婚,摊贩以为周六不会来执法,想多赚一上午的钱。十多名城管还是来了,没收煤气罐和炊具,把夏俊峰带到滨河勤务室。后面的关键冲突发生在办公室里。官方认定,夏俊峰与城管发生争执后,动用了随身携带、原本用来切烤肠的小工具,申凯、张旭东两名城管队员随后离世,张伟受伤。夏俊峰始终说,自己在房间里被几个人用拳脚、水杯粗暴对待,拿出工具只是为了保命。两名当事人已经无法作证,后来进入现场的伤者没有看到冲突怎样开始,其他人在隔壁只听到争吵声。最高法院最终认为,他手臂和手部只有轻微瘀伤,不足以证明遭受严重侵害,因此不属于正当防卫。
这起案件的争议,不只是法官相信谁。它背后还有一个每个小贩都熟悉的现实:城管能够没收赖以谋生的东西,把人带到自己的办公室,再由同一套权力系统调查办公室里发生了什么。人权观察在2012年的调查中记录了大量城管粗暴执法、非法扣押、任意没收摊贩财物的案例。夏俊峰说自己遭到粗暴对待,不是发生在一个没有背景的真空里。
夏俊峰被关押四年间,妻子张晶到处申诉,儿子夏健强的画在网上传播。画里有一幅《我和爸爸》,还有一幅叫《在梦中相见》。孩子很久没见父亲,只能把爸爸画-成风一样从远处吹回来。刑罚执行以后,张晶抱着丈夫的遗物走出殡仪馆。这些画和这件遗物,把一个抽象的刑事案件变成了普通家庭被国家机器压碎的具体样子。
也在2013年,贾樟柯拍出《天注定》。电影由四个真实新闻改编:山西胡文海案、重庆周克华案、湖北邓玉娇案和富士康工人事件。四个人分布在中国不同地方,有人走向极端,有人抢劫,有人从高处坠下。它们不是同一种案件,却都指向一个问题:当正常沟通渠道消失,一个人会怎样处理自己的愤怒和绝望?贾樟柯说,他不想只把这些事件当作偶然新闻,所以用四个人的结构,把它们放在同一部电影里。他还说,社会快速发展带来很多问题,“特别在缺少一个正常的沟通渠道之后,就有一些悲剧出现”。这句话比任何理论都简单:极端行为往往发生在最后,但真正需要追问的是,前面的门为什么一扇扇关上。
《天注定》在戛纳拿到最佳编剧奖。新华社当时还报道,电影已经通过审查,有望在国内上映。可它最终没有进入中国电影院,也没有一份正式禁映文件。允许拍、允许出国获奖、然后让它悄无声息地消失,这正是中国审查最常见的方式。权力不仅不愿解决电影里的问题,甚至不愿让中国观众在银幕上看见这些问题彼此相连。
《天注定》里赵涛饰演的小玉,原型来自2009年的邓玉娇。她不是逃亡的男人,而是一名21岁的宾馆女服务员。正因为她的处境更容易被普通人理解,这起案件第一次清楚显示:当网络舆论能够形成压力,官方的案件定性也会改变。
2009年5月10日晚,湖北巴东县野三关镇招商办主任邓贵大、副主任黄德智等人到雄风宾馆“梦幻城”消费。他们要求邓玉娇提供所谓“特殊服务”。邓玉娇说自己不是那个区域的服务员并拒绝。后来法院认定,两人继续纠缠、拉扯、推搡和言语侮辱,邓贵大两次把她推坐在沙发上。邓玉娇用随身工具反击,邓贵大最终离世,黄德智受伤。她随后用自己的手机报警。
警方最初以最严重的刑事罪名拘留邓玉娇,还把她送进医疗机构检查精神状况。随着媒体和网民赶到巴东,官方通报中的细节不断变化。网上建立了声援QQ群和网站,有人称她“巴东烈女”,央视网上调查中,九成以上参与者认为她属于正当防卫。几百人守在法院外面,律师、记者和普通网友一起追问:为什么拒绝不当要求的女工成了刑案嫌疑人,而掌握权力、拿钱羞辱她的人却被淡化?一个多月后,检方撤下最严重的罪名,法院改以较轻罪名认定邓玉娇防卫过当,又因其有自首情节,免予刑事处罚。黄德智后来被开除党籍和撤职。这个结果不是完整的司法正义,却让许多人第一次看见:如果信息还能流动,如果全国舆论能够盯住一个县,地方权力并不是完全不能退。
同一年发生的夏俊峰案走向完全不同。一个是女服务员反击索取不当服务的官员,在全国舆论注视下免刑;一个是小贩与城管发生冲突,两名执法者离世,四年后小贩被执行极刑。它们共同告诉中国人:正常司法是否启动,经常取决于案件能不能冲破地方封锁,形成足够大的舆论压力。后来中共把微博、媒体和维权律师一步步收紧,邓玉娇式的公共救援越来越难,欧金中式的绝望却越来越常见。
时间来到2008年,就到了今天所有“大侠”叙事都绕不开的名字:杨佳。2007年10月5日晚,27岁的北京青年杨佳在上海骑一辆租来的自行车,被闸北警方拦下检查。双方对现场发生了什么一直有争议。警方说是正常盘查,杨佳则说自己已经出示租车证明,仍被强行带到派出所,扣了六个小时并遭到粗暴对待,在油管平台,我们无法复述杨佳说的粗暴。
此后九个月,他写信、发邮件、到督察部门投诉,要求处理当值警察并赔偿。警方调查警方,最后告诉他执法没有问题。2008年7月1日早上,杨佳携带工具进入上海闸北公安分局,造成六名警察离世、多人受伤。当年11月,他被执行极刑。无论对案发现场作何评价,这都是一起后果极其严重的案件。但真正把杨佳变成符号的,是他此前那九个月的申诉,以及广为流传的两句话:“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那我宁愿犯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第二句话最早如何形成存在转述成分,但在2008年已经广泛流传。它之所以留下来,不是因为辞藻漂亮,而是因为无数人都有过同一种经验:受到警察、城管或基层干部粗暴对待后,投诉材料最后仍回到原来的部门;你要求调查,得到的是被投诉者证明自己没有问题。杨佳案的司法过程进一步放大了这种不信任。一审律师同时担任闸北区政府法律顾问,引起利益冲突质疑;杨佳母亲王静梅在案发后被警方带走,家属寻找四个多月,最后才知道她一直被关在北京公安系统所属的安康医院。就在她“失踪”期间,一审律师却拿到了她签名的委托书。二审律师要求重新进行精神鉴定,也没有得到支持。当时网络调查中,同情杨佳者远多于谴责者。44名学者、艺术家和普通公民还联署要求特赦。后来每到他的忌日,仍有人去墓地献花,甚至被警察带走。杨佳由此完成了从一个具体案件的被告,变成“向警察讨说法”的符号。
此后凡是出现底层男子、警方追捕和申诉无门,网上最省事的命名就是“杨佳第二”。这也是为什么夏付钢的案情明明没有公开,8月6日的帖子已经问他是不是杨佳第二。这个称呼不是在比较两起案件的证据,而是在替夏付钢安排角色:既然警方如此大规模追他,他一定受过很大的冤;既然官方不说清楚,真相一定对官方不利。过去的公信力债务,就这样由今天的每一份通报继续偿还。
继续往前回溯,2001年10月26日晚,山西晋中大峪口村发生胡文海案。胡文海与村干部、煤矿经营者和多户村民积怨多年。他曾参与举报村煤矿少报产量、偷税漏税和干部贪腐,告状信据说有121名村民签字。调查没有给出他期待的结果,他本人又因灌溉等纠纷与人发生冲突,认定背后是村干部指使。那天晚上,他先把前村支书胡根生和煤矿销售员李继骗到家里,逼他们写下指使伤人和贪污煤矿公款的材料。对方不肯按他的要求写,冲突随后失控。三个小时内,胡文海连续攻击11户17人,造成14人离世、3人受伤。受到波及的不只有他指控的干部,也有家属和其他村民。2002年1月,他被执行极刑。
胡文海案不能被简单包装成“惩治贪官”。他的行为伤及无辜,也把私人仇恨混进了反腐。但是,当年一些村民和后来无数网民记住的,仍然是他举报煤矿问题无人处理,被捕后声称还有应该负责的人没有受到追究。这就是公共叙事的筛选:人们不是不知道案件的残酷,而是从中抓住了最能解释自己处境的部分来共情。贾樟柯在《天注定》里把胡文海改写成矿工“大海”。大海四处告状,被人嘲笑、粗暴对待,最后从包着老虎图案的布里拿出工具。电影没有说极端手段能够解决问题;它只是把新闻通报删掉的前半段重新放回银幕:一个人怎样从告状者变成另外一种人。
现在让我们快进到大宋朝,《水浒传》。8月4日最早那条西平帖文,最后主动引用“官逼民反”;8月6日的帖子又直接问“是不是杨佳第二”。网民已经替我们画好了这条历史线。杨佳、胡文海、夏俊峰、张扣扣、欧金中和夏付钢,不是同一种人,案件也完全不同。但当他们进入民间叙事时,都被放进了林冲的角色。林冲原本不是反贼,而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他有工作、有妻子、有社会身份,最想做的是把日子过下去。高俅的干儿子高衙内调戏他的妻子,林冲赶到现场,举起拳头,认出对方身份以后却“先自手软了”。这四个字写得很明白:不是他没有能力反抗,而是他知道对方背后的权力自己惹不起。
接下来,高俅设局把他骗进白虎节堂,反过来指控他闯入军事禁地、图谋不轨。林冲被刺配沧州。押送路上,两个公差收了钱,准备在野猪林对他下手,幸好鲁智深赶来救命。即便到了这一步,林冲仍然没有造反,只求能在沧州看守草料场,保住性命。最后,高俅的人追到草料场,放火要置他于绝境。林冲躲在山神庙里,亲耳听见陆谦等人谈论如何取他性命,才终于明白:退让不会换来安全,守法也不会让权力停手。他反击追赶者,在风雪里上了梁山。
中国人几百年来喜欢林冲,不是因为他最后走向反抗,而是因为读者完整看见了他如何被逼。高衙内欺负他的妻子,司法替高俅设局,公差替高俅迫害他,连发配到千里之外都不能逃脱。每一扇正常的门都被同一张权力网堵住。林冲最后不再退让,读者会觉得不是他背叛了秩序,而是秩序先背叛了他。这正是今天“大侠叙事”的文化底稿。现实新闻不可能像小说一样把前因后果全部写给观众,于是人们会根据自己的经验补写:悬赏通告就是刺配公文,玉米地就是野猪林,搜捕者就是高俅派来的公差,送水送饭的村民就是鲁智深,举报老人则成了陆谦。事实是否一一对应并不重要,因为角色早已存在。
现在回到西平。我们仍然不知道夏付钢与侯某立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侯某立是不是村干部,夏付钢是否长期受过欺压,玉米地里有没有人投喂,是否真有梨园老人举报,工作专班所说的“伤害多名无辜群众”又有哪些证据,这些问题都应当继续追查。但有一件事已经非常清楚:夏付钢的英雄形象不是从案情里慢慢调查出来的,而是在案情缺失时迅速长出来的。它的第一层土壤,是现实生活。拆迁、建房、城管、警察、村干部,每一个故事里都有普通人求助无门的具体经历。第二层,是制度。没有独立媒体持续调查,没有不受地方权力影响的法院,也没有选票让人更换滥权者,信访材料经常转回被投诉的部门。第三层,是公信力。一次次含糊、反转和删帖,让官方通报失去了本来应有的信用。第四层,才是社交媒体。算法喜欢善恶分明的故事,大账号把零散传言一次次加工,几十万、上百万人迅速看见。最底下还有一层,是《水浒传》留下几百年的文化记忆:如果一个老实人突然走向极端,人们首先会问,是谁把他逼上梁山。
所以,把这股情绪归咎于“网民愚昧”非常容易,却完全解释不了问题。人们不相信官方,不是因为他们从来没听过官方的话,而是因为听过太多次,也看过太多次后来的反转。他们愿意相信投喂和村霸传言,是因为这套故事与他们见过的基层现实更接近。传言可能是假的,支撑传言的生活经验却是真的。当这种情绪成为一类公共事件中的主流民意,对中共意味着什么?第一,国家仍然掌握警察,却开始失去定义善恶的权力。官方说“在逃人员”,许多人听见的是“义士”;官方发布悬赏,举报者反而被看作叛徒。第二,信息封锁不再能够稳定人心。官方说得越少,公众越会用过去的经验补齐;删除得越快,越像是在证明背后有事。第三,每一起原本孤立的刑事案件,都会变成一次对整个体制的民间表决。行动者之间不需要认识,也不需要组织,一张悬赏照就能唤醒同一个故事。
这并不等于中国明天就会发生一场有组织的革命。中共依然拥有强大的监控、警察和武装力量。但一个政权最危险的时刻,从来不只是有人反抗,而是大批旁观者在心理上不再站在追捕者一边。当警察抓到一个嫌疑人,社会首先关心的不是“终于安全了”,而是“大侠被谁出卖了”;当一名官员出事,许多人的第一反应不是同情,而是猜他做过什么恶,这说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最基本的道德联系已经断裂。中共可以抓住玉米地里的夏付钢,可以删除“西平大侠”,可以处罚拍视频的人,也可以在通报里不断增加新的罪名。但是,它无法靠通报消除欧金中住过五年的铁皮棚,无法抹掉张扣扣记住的9639.3元,无法让夏俊峰的儿子忘记那幅《在梦中相见》,也无法把杨佳那句“你不给我一个说法”从中国人的记忆里拿走。
真正让中共害怕的,不是又出现了一个敢于走这条路的人,而是越来越多原本只想安稳过日子的人,已经不再相信这个政权代表公平;他们看见官与民发生冲突时,会本能地站到官方的对面。玉米地里只有一个夏付钢,玉米地外面,却站着无数在等待一个“说法”的人。好,今天就聊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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