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臉說：中國網際網路封禁史！中國人是如何一步步喪失言論自由的？中國人失去的也不僅是自由，還有糾錯機制！
本期節目回顧了中國網際網路從1987年首次連線到防火長城、金盾工程的建立，梳理了歷次言論管控與網路封鎖的升級過程，分析了言論空間收緊如何導致社會失去糾錯機制，並探討了這一現象對公共危機和經濟政策的長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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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7年的9月14號晚上，北京車道溝十號院內，一個叫做中國兵器工業計算機應用技術研究所的單位裡面，十幾個中國人和德國人一起圍著一臺西門子7760大型機，在這臺機器上，中國第一次連線上了網際網路。
而連線之後做的事情是什麼呢？是寫了一封電子郵件，這封電子郵件的內容不長，就一段話，是一段英文，中文翻譯過來呢，大意就是越過長城走向世界。
當然諷刺的是，之後阻礙中國連線世界的網際網路防火牆，它的英文名字呢，也叫做防火長城。
中國人最後還是沒有越過那座長城，大家好我是已經被判賽博死刑的多倫多方臉，今天我們就來聊聊中國網際網路封鎖的前世今生。
我們雖然一直批評中共是一個獨裁政府，但是中共呢，確實也是獨裁政府裡面最聰明的那一批。
中共對於網際網路，或者說各種新興科技，那監控的呢，是非常的勤快且頻繁的。
早在1996年的2月1號，中國網際網路剛剛聯通世界的十年不到，當時的總理呢，李鵬就簽發了一個叫做《計算機資訊網路國際聯網管理暫行規定》的條款，這個條款呢，就明確規定中國想要連線國際網際網路，你就必須要使用中共官方的渠道。
當時管理的部門呢，是一個現在已經消失的郵電部，郵電部呢，總共只給中國開了4條口子，它們分別是郵電部自己、國家教委、中科院和電子工業部。
這個大家可別覺得沒啥，這條例呢，其實是中國網際網路防火長城的基石。
我之前在VPN的那期節目裡面講過一個概念，中共的防火長城之所以能搭建，星鏈之所以不可能進入中國，就是因為中國網路連線外部的渠道就非常少，目前呢只有三家，分別就是電信聯通移動。
這個概念呢，就等於如果你把中國看作一個小區，那麼整個小區，實際上就只有三個出口，而網際網路防火長城實際上，就是站在這三個出口上的保安，他們無時無刻不在監視著進出的人是什麼成分。
但是同樣在美國，它的小區出口呢，則有近3000家，甚至每個美國人呢，也都有權利在美國這個小區開個大門。
如果中國小區的大門數量像美國一樣，也有幾千個，那麼網際網路封鎖的難度將從技術層面大幅度提高。
不過一開始李鵬搞這個規定呢，應該沒有那麼高瞻遠矚，他的格局沒有那麼大，這麼搞呢，應該不是為了搭建什麼網際網路防火長城，而是把和世界連線看作了一種特權，一種國家專營的特權，一種只有中共高階官員、知識分子幹部才能享有的特權。
但是伴隨著網際網路的高速發展，很快呢中共就發現了不對勁。
到了1997年，中國的網際網路使用者數量就遠超了中共預期，根據當時的中國官方統計顯示，全國上網使用者來到了62萬，直接能連線網際網路的計算機數量呢，也來到了30萬，整個網際網路呢，一度也成為了法外之地。
那中共一看不行，這能忍嗎？1997年的12月11號，《計算機資訊網路國際聯網安全保護管理辦法》就公佈了，在這個辦法裡面，主要提到了九不準，這九不準大概就是搞色情的不準，批判中共的不準。
不過當時因為全中國上網的人數並不多，所以九不準出來之後呢，也無人關心。
當然從理論上來說，沒有投票權的中國人，關心了也沒啥卵用。
而第一個因為九不準被抓的人呢，發生在1998年，當時八九民運那一撥人，已經有不少跑到了海外，其中有個叫李洪寬的人，就搞了一份刊物叫做《大參考》，這個《大參考》呢，當然是一個反共的數字期刊，而為了能更好的傳播，在那個網際網路新興的時代，《大參考》呢，就會定期給大陸的郵箱傳送郵件，傳送自己的期刊。
這個時候，上海一名軟體工程師叫做林海，他就把自己收集到的大概3萬個中國人的電子郵箱地址，提供給了《大參考》，讓他定期投放雜誌。
因為這個行為呢，林海也成為了中國第一個因為網際網路坐牢的人，他最終呢被判刑兩年。
當然也就在這個階段，中國還有一件大事，那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法輪功圍攻中南海。
法輪功剛剛興起的時候，因為鄧小平迷信氣功，法輪功一開始呢，其實也是中共的座上賓，這就讓他在早期積累了大量的國內信眾。
後來到了江澤民時期，不信中醫氣功的江澤民呢，也就開始對法輪功重拳出擊了。
而為了對抗江澤民的重拳出擊，在李洪志的指揮下，中國就爆發了萬人包圍中南海的事件，而此時的李洪志人已經到了美利堅，那身在美利堅幸福每一天的李洪志，又是如何一夜在中國拉起萬人包圍中南海的陣仗呢？那靠的自然也是網際網路。
法輪功分子雖然現在看起來稍微有些和時代脫節，但是在那個年代，他們也是時代的弄潮兒，各地的法輪功頭目都是透過電子郵件進行串聯的，並和李洪志進行聯絡的。
這兩個事件，對中共影響是巨大的，中共一下就意識到了網際網路的威力以及網際網路的滲透力，中共呢也就開始想著如何進一步管控網際網路，那如何阻礙海外資訊流入以及利用網際網路控制中國人，就成為了當時中共的首要任務。
而與此同時，兩個專案也就上線了，他們分別是金盾工程和防火長城。
當然這兩個專案呢，經常被大家搞混，不過呢他們的職責真要看起來，其實是非常清晰的，也非常好區別的，那就是一個是對內的，一個是對外的。
其中對內的是金盾工程，1998年的9月22號，公安部呢搞了一個全國公安工作資訊化工程，這個呢就是後來所謂的金盾工程。
這個工程的意義是什麼呢？其實並不是阻礙中國人上外網，而是收集中國人的資訊，一個身份證包含所有資訊，可以查到你的戶籍學歷住址，甚至開房記錄。
這些呢對於現在的中國人來說，那是習以為常的，但如果你出過國，你就會發現，這情況呢，在世界並不普遍，其實只有中國可以做到這樣。
而中國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其實就完全得益於這個金盾工程，的目的呢，就是讓中國人的資訊聯網。
當1998年大多數人還沒怎麼玩過電腦的時候，中共呢就已經想著怎麼依靠網際網路鎮壓管控中國人了。
甚至之後的天網系統，人臉識別系統呢，實際上也都脫胎於金盾工程。
當然這一套的好處和壞處也是非常顯而易見的，好處呢就是金盾工程讓中國警察抓人變得更加簡單了，但是壞處是，現在全世界也只有中國能做到一鍵開盒。
不過因為金盾工程呢本身和言論自由呢關係並不大，所以這期呢就不詳細說了，我們這期呢重點說一下另一個重要的工程，那就是網際網路防火長城。
具體出現的時間呢，其實並不好說，早在1996年的9月前後呢，當時的外媒就報道過，中共一次性遮蔽了大約100個境外網站，這裡包含一些境外的新聞網站和一些反共網站，這是最早能查到的封鎖記錄，這些記錄呢，甚至還早於李鵬搞的那個規定。
但是此時的技術和目標呢，都和現在的防火長城相差甚遠，真正當代的防火長城呢，起源於1999年的6月，在當時哈工大教授方濱興的帶領下呢，一個叫做國家計算機網路應急技術處理協調中心的組織成立了，這個組織成立的目的其實就只有一個，那就是從技術上實現阻止中國人上外網。
方濱興倒是挺給力的，開發的很快，到了2002年，這個技術呢就已經開發成熟了，一套現在使用的DNS技術呢，也就已經誕生了。
在2002年的8月29號，當時中國地區的谷歌莫名其妙被封了兩週，這就是方濱興的第一次大型測試。
不過即使在2002年測試已經成功了，但中共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還是比較剋制，這段時間防火長城呢，主要只針對一些中共眼裡比較極端的網站，並且手段呢也比較溫和，封了呢還會放出來，不像後面一封就是永久。
可是在中國一直有一個原則，我稱它為權力最大化原則，那就是在獨裁體制內，一個官員，一個部門，只有一個目標，那就是追求自己的權力最大化，因為部門的權力擴大，就等於官員自身的權力擴大，這就導致如果在中國，一個部門一個人被授予了權力，那麼再想裁撤他的權力就變得很困難了，而且這個權力呢，最終會越來越膨脹，遠超過當初設定的預期。
疫情期間的大白就是這個邏輯，一開始封控呢，大白還只是執行最基礎的權力，但是很快他們就變成了一個個土皇帝，最後甚至能把烏魯木齊的居民鎖在樓裡，看著他們活活被大火燒死。
而計劃生育也是如此，當執行計劃生育的官僚數量達到一定程度之後，這些官僚自身就在阻止計劃生育政策被廢除。
而這一邏輯呢，也會反覆出現在網際網路管控這個問題上。
這裡面第一次權力擴大化呢，就是在2004年，呢一般被大家稱為中國網際網路管控的元年，不過呢導火索卻是發生在2003年，出現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孫志剛之死。
大概是什麼呢？這個孫志剛，是一個湖北人27歲，大學畢業沒兩年之後呢，就到了廣州的一家服裝公司做設計。
2003年的3月17號，他出門上網，因為沒帶暫住證呢，被派出所帶走，送進了收容站當晚呢，他的兩個朋友也就趕到了派出所，願意幫他補辦暫住證，把人保出來。
可是值班的中隊長，一句沒有核實的必要，就給兩個朋友擋了回去。
而就到了之後不久的3月20號，孫志剛呢，就意外死在了收容站裡面，死的時候身上還全部都是被打的傷。
這個呢現在很多朋友聽起來，可能會覺得匪夷所思，但是在那個還有暫住證的年代，這就是個常態，沒有暫住證的人就會被中共集中關到一個類似於監獄的收容站裡，像什麼廣州深圳的收容站，每個月都要死好幾個人，只是之前死的大多數是一些農民工，所以不太受關注。
而孫志剛是一個剛剛畢業前途無量的大學生，這和當時很多網友身份相同，這件事情呢也就直接點爆了當時的網路，這個案件呢，也藉助網際網路開始迅速的傳播。
當然為了應對這個問題，一方面當時的國務院開始廢除了收容制度，另一方面，中共也開始了自己的第一輪言論管控。
比如在2004年的9月13號，北京大學的一塌糊塗論壇就被關閉了，一塌糊塗是當時中國最大的校園論壇之一，註冊使用者超30萬，日活躍使用者更是超2萬，尤其是考慮到北大偏文科的屬性，一塌糊塗呢，成為了當時中國最大的政論平臺，裡面充斥著各種反對共產黨的言論，對孫志剛案件討論的也是非常積極。
而孫志剛案件爆火之後呢，為了阻止言論進一步發酵，中共呢當時就關閉了這個論壇，並且也在同年五毛水軍開始正式出現。
2004年的10月，長沙市委外宣辦建了一支網路評論員隊伍，底薪600塊錢一個月，按發帖量加錢給補貼，一個帖子五毛，這也就是後來五毛這個稱呼的來源。
當然長沙市並不是唯一一個招募五毛的城市，比如我的老家宿遷，同樣是在2005年的4月，也公開招募了26個網評員，我現在天天在海外當反賊，也屬於給我家鄉宿遷贖罪了。
當很多人還在爭論網評員到底存不存在的時候，水軍到底存不存在的時候，殊不知水軍呢，其實已經存在非常之久了，甚至比很多觀眾的年紀都要大。
這些原本也只是當時為了應對孫志剛事件的臨時措施，但是在孫志剛事件結束之後，也就變成了固定措施，權力最大化的原則開始上演。
不過在這個階段呢，因為中共處於胡溫執政時期，所以總體看來呢，還是比現在要擬人很多的。
就像在上外網這件事情上，2002年開始，中國就已經掌握了一定的封禁外網能力，但是當時的封鎖情況和現在是大不相同，和現在在六四兩會前後，VPN會遭到集體封禁不一樣的是，當時只會在固定的事件時間節點，封鎖一些海外平臺，比如在2009年六四前後，中共就封鎖了谷歌YouTubeFacebook，在2010年IMDb上架達賴喇嘛的影片之後呢，中共也懲罰性地封禁了IMDb。
當時中共比現在要大度，中國和這些西方企業呢，也有一定合作，比如最早從2002年開始，雅虎就率先和中共合作，簽署了中國網際網路行業自律公約，在中國地區推出了特供版本的雅虎，刪掉了快照功能和一些敏感資訊。
比如2005年的12月，汕尾東洲村呢爆發了大規模的警民衝突，現場造成了14人死亡，50人受傷，而在雅虎.com，也就是外國雅虎上搜尋東洲，有37萬條結果，排在前面的呢，就是警民衝突，警察開槍的報道，而在雅虎中國搜，前三頁呢，就沒有一條提鎮壓。
谷歌呢一開始則比較硬氣，不願意做刪減，但是後來也妥協了，2006年的1月25日前後，特供版的google.cn上線了，這個google.cn呢，有一定的過濾功能，當時谷歌對此的解釋是，過濾搜尋結果顯然違揹我們的使命，但是完全不向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提供谷歌搜尋，違背的更嚴重，當時的中國市場對谷歌來說，也是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市場。
之後雖然因為言論自由的問題，這些企業和中共也有一些摩擦，但是總體來說，中共還是屬於當人的狀態。
比如我們看谷歌和中共對壘的時間線，雙方最早一次鬧掰呢，是在2009年的4月，我們現在點開google.cn，這一個已經基本沒有人訪問的網站呢，我們會發現它下面掛了一個google.com.hk的連結，年輕的網友呢，可能不知道這是啥意思，但是年紀大的網友呢，像我以前呢，我都會先點google.cn，然後再跳轉到google.com.hk，因為google.com.hk的網站上就沒有審查。
2009年4月呢，中共呢就正式要求谷歌從google.cn首頁裡面刪掉那個通往google.com的連結，但是谷歌拒絕了，隨即呢在2009年的6月18日，中國網際網路協會就釋出了一個強烈譴責谷歌傳播淫穢色情和低俗資訊的通告，之後央視的《新聞聯播》《焦點訪談》呢，更是輪番下場做節目批判谷歌，並且谷歌還在這段時間呢，被階段性的斷聯。
但是呢時間也沒持續多久，而當時的谷歌呢，也是不慣著中共，到了2009年的12月，谷歌還發起了自己的還擊，2009年的12月中旬，谷歌報告了一次來自中共的駭客攻擊，稱攻擊者呢，試圖竊取谷歌的內部資訊，以及一些異議人士的Gmail，這一行動呢，後來被稱為極光行動。
面對這一指控呢，那外交部自然是出來一頓否定，當然為了報復谷歌，外交部再次上演了封禁大法，之後這段口水戰繼續升級，升級的結果是什麼呢？是谷歌直接宣佈退出了中國。
當然面對如此囂張的谷歌，現在習近平那肯定是把對方頭都砸爛了，但是在胡溫時期的中共，依然還只是短期封禁了谷歌，到胡溫執政結束，谷歌都沒有徹底被中共封禁，仍然是留有一絲空間的。
所以雖然胡溫時期和江澤民時期的網路監控已經出現了，但是整體強度是不高的，我之前和中國民主黨的一些人聊天，在2010年的那個年代，他們甚至可以在QQ上成立QQ群集體反共，我上大學的時候也直接在QQ空間裡面吐槽辱罵共產黨，問題呢也不太大，那個時候呢，網上還有一些膜蛤文化，也就是惡搞江澤民的那一套，同樣呢不會因此受到懲罰。
我們現在經常有個問題，那就是漫天的粉紅，到底是洗腦的結果，還是中國人自己的選擇，其實答案是非常明顯的，在那個稍微相對自由的年代，中國網際網路上反賊就佔據了主流聲音，粉紅就是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當然在那個年代，這群人還不叫反賊，而是叫公知，自由就不會讓中國人普遍被中共洗腦。
當然這種自由沒有持續多久，到了習近平時代就明顯不同，習近平時代的中國，網際網路封鎖就進入了快車道。
一開始習近平還不是親自下場搞這個事情，而是找了個叫魯煒的人來執行，這個人呢，後來也被稱作網路沙皇。
2013年的8月10號，習近平剛剛上臺不滿一年，就讓魯煒呢在北京開了一個叫做網路名人社會責任論壇的會，這個會上邀請了當時很多的網路大V，網際網路公司老闆，比如當時微博有1200萬粉絲的薛蠻子和微博有1500萬粉絲的潘石屹，在會上呢，魯煒提出了七條底線，當然這個七條底線呢，除了一些客套話，整體來說就依然是不反共之類的。
我不知道會上這些人是如何回答的，但是可能大多數人都以為這場會和胡溫時期一樣，是一次例行會議，會上即使答應的好好的，但是會後依然都是我行我素。
不過習近平卻會告訴你，時代變了呀，在會議結束後的第13天8月23號晚上7點多，其中一個參會者薛蠻子就在北京朝陽區安慧北里的一個小區被抓，罪名呢是嫖娼。
之後為了羞辱薛蠻子，薛蠻子還被迫在電視上搞了長達10分鐘的電視認罪。
當然薛蠻子認罪的主旨不是嫖娼，而是自己的網路發言，說自己傳播了不實資訊。
而無獨有偶，同樣是在這個時期，兩個中V，網名叫做秦火火的和網名叫做立二拆四的微博職業寫手被抓，同時擁有150萬粉絲的知名投資人王功權被抓，知名記者陳永洲被抓。
當然不論從薛蠻子還是到那些中小V，這波被打擊被抓的全部是所謂的自由派大V，或者說當時被稱為公知的一群人。
不過薛蠻子是被找到了嫖娼的罪名，抓秦火火陳永洲他們的時候呢，還是屬於隨便找了個理由。
之後為了做到習近平所謂的有法可依，很快補上的法律也就來了。
雖然抓這些人的本質原因呢，就是因為反共，但是畢竟憲法裡面還有保護言論自由，說是因為講兩句反共的話就被抓，那總是不合適的。
於是到了9月9號，最高法和最高檢就聯合釋出了一個新的司法解釋，叫做《關於辦理利用資訊網路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這份解釋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一個資訊如果不實，被點選瀏覽次數達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轉發達到500次以上，就算情節嚴重的了，可以定誹謗罪。
而即使瀏覽量沒有達到5000次，轉發沒有達到500次，只要認定資訊是假的，中共也可以把它定性為尋釁滋事。
這下就屬於先抓人再立法了，非常不講武德。
其實這一法律出臺之後呢，最應該坐牢的是央視所有記者，但是在實操上，這一法律基本上成為了網際網路大V以及各位網友們的網際網路版本的尋釁滋事罪。
這天以後，大V們在公開場合直接銳評中共就變得不可能了，大多數人呢，也只能轉變成陰陽怪氣的狀態。
畢竟這也是正常的，在2013年以前，你在網上說錯話，罵中共最壞的結果就是帖子沒了，號沒了而在2013年以後，最壞的結果可能是人沒了。
這一天其實也是中國網際網路非常重要的轉折點，不論你怎麼看待15年前的那些公知，認為他們是對是錯，但是他們確實對社會起到了非常大的監督作用，甚至幫助作用。
比如薛蠻子早期的微博內容，一半的內容呢，是在接爆料，接各種抨擊社會現象，接各種如腐敗強拆食品安全的爆料。
根據薛蠻子自己所述，在他嫖娼被抓之前，他每天睡醒微博甚至能有高達1000多條私信，大多數人呢，都是向他喊冤的，抱怨社會不公的。
他會轉發其中一些內容，給這些人曝光的機會，幫助他們申冤。
等於薛蠻子之前在牆內網際網路的地位，就和現在外網的李老師是一樣。
而薛蠻子另一半的內容，主要是搞三個專案，分別是在微博發起了打拐，花錢推動山區學校的免費午餐，還有推行鄉村兒童大病醫保。
這些政策言論雖然不利於中共統治，動搖了社會對於中共的認可度，但是他們對社會那肯定是正向。
但是在這一天之後，所有類似的內容和博主就都消失了。
當然在這一天之後，中國的一個糾錯機制也開始消失了。
之後這種管理也被常態化，2014年的2月27日，中央網路安全和資訊化領導小組宣告成立。
這個小組的成立其實標誌著我們現代意義的網信辦成立了。
在這之前呢，雖然有網信辦這個機構，但是網信辦之前理論上是屬於國務院管理的，也就是歸當時的李克強管理。
而李克強本身是團派出身，對言論管控呢不太在意，可在習近平親自領導的這個中央網路安全和資訊化領導小組成立之後併入駐網信辦之後，這個網信辦的控制權呢，就被習近平奪了過來。
之後呢由魯煒一手控制，這也是魯煒被稱為網路沙皇的原因。
那身為網路沙皇的魯煒呢，在接手網信辦之後，很快也就發現了一個問題，那就是靠網信辦公務員一個個在網上主動搜尋，去打擊所謂的違法資訊，效率太低，這樣只能打擊到一些大V，大多數普通人呢，都還處於一個放飛自我的法外狂徒狀態。
魯煒為了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他就開始對平臺下手了。
這裡面首先遭殃的自然是那些境外的不聽話的平臺，之前胡溫時期還留半條命的谷歌，那在我習近平時代，你就say goodbye吧。
2014年的5月底，谷歌的所有網站在中國開始變得都不再能訪問了。
當時大家還以為是六四的另行封禁，但是沒想到這一封就成為了永久，外國網站也從過去的黑名單制度變成了實際的白名單制度，只有中共允許你訪問的外網才可以訪問，中國人離朝鮮的距離，其實就只差一個VPN了。
當然境外的谷歌，中共不能讓你跪下，那境內的這些網站就好處理多了。
我們一般在牆內罵一句共產黨，陰陽怪氣一下社會現狀，就被封了，大家會怪誰呢？第一反應大家怪的，可能不會是共產黨，反而會是平臺，比如怪B站怪抖音，怪他們的稽核員不當人，怪他們稽核如此嚴格。
大家的這些行為其實可以理解的，畢竟直接封禁我們的是平臺嘛。
但是真要算下來，這其實根本不能怪平臺，你覺得平臺希望稽核得如此嚴格嗎？平臺根本就不想。
這邊有兩個原因，第一，平臺方大多都是純粹的商業公司，他們沒有什麼自己的政治傾向，你反共也好，挺共也罷，其實和他們關係都不大，所以大多數公司其實不care這些內容，他們只關心流量，而且不論是涉黃，還是涉政的這些內容，其實都還屬於高流量內容，平臺砍掉這些內容，不就屬於自斷臂膀嗎？像網易知乎這種平臺，其實一定程度上還巴不得自己站內多那麼一點陰陽怪氣的反動言論，好把這批使用者吸引過來。
而第二個原因呢，是在2012年那個AI還沒興起的網際網路浪潮裡，稽核這件事情其實是一件成本極高的事情。
我之前在國內上班的時候，也輾轉去過好幾家網際網路公司，每家網際網路公司的稽核人員數量多得讓人髮指。
比如我之前上班的鬥魚，它的員工數量在巔峰時期一共就2000人，但是你點開企業QQ一看，稽核一個部門的人數就超過1000人，佔了總人數的一半。
雖然大多數公司的稽核工資都不高，可是花一半的人力資源在稽核上，那對公司來說顯然是巨大的浪費，我花錢還是來降低自己的流量，這對於那些唯利是圖的商人來說，不就等於殺他們的親媽嗎？
那共產黨是怎麼逼迫這些企業就範的呢？
2016年的11月，一個叫做《網路安全法》的法規透過了，之後並在2017年的6月施行，同時接連又有數項規定法規透過。
而這些法律規定，總結下來核心只有一個，那就是連坐。
之前呢平臺有人反共搞黃，只要你不是故意搭建一個反共或者黃色平臺，像快播一樣，那你平臺是沒有責任，但是在這些法律新規出臺之後，如果你的平臺出現反共色情內容，那就不僅是你發帖人有問題了，你平臺也要負責，甚至根據當時的法規解釋，你拉個群，群裡有人反共，群主都要受罰。
當然法規是法規，一個法規執行多嚴，其實決定了它的威力，因此中共在這些法規法律出臺之後呢，也需要殺雞儆猴，那麼誰是第一次的雞呢？那就是張一鳴。
2018年的4月11號凌晨，今日頭條的創始人張一鳴發了一封公開信，原因呢是前一天的4月10號，當時位元組跳動旗下最大的APP內涵段子被勒令永久關停，而關停的直接原因就是內容管理不規範，一個擁有2億註冊使用者的APP，日活2000萬的APP，被中共瞬間抹殺，它成為了第一個被祭旗的大型網際網路公司。
那面對這種情況，身在中國的這些企業家能怎麼辦呢？那隻能是下跪。
張一鳴被迫在道歉信中寫下了，我的產品走錯了路，出現了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符的內容，沒有貫徹好輿論導向。
之後其他企業也開始大幅度跟進，開始大幅度提高稽核人數，這才出現了在牆內發一個言，一堆稽核追著你殺的情況。
當然這裡插一嘴，現在對於網路的掌控，也不僅限於平臺一級了，就在最近的網信辦第23號令裡面，甚至把MCN公司也搞成了和平臺一個級別的，一個MCN旗下的主播出問題，全MCN都可能被連坐被封禁，馬上MCN估計也要顧自己的稽核了，盯著自己的主播了。
當然回到張一鳴的故事，2018年還好中國經濟仍然處於黃金階段，張一鳴在內涵段子倒了之後呢，還是搞出了抖音，要不然這個中國在世界影響力最大的APP，可能就會因為一個言論管控政策從歷史的長河裡消失了。
其實最近中國的勞工問題鬧得很厲害，很多人都說是資本的問題，但是共產黨要是在勞工問題上有言論管控萬分之一上心，那麼中國的勞工問題早就解決。
當然在整個網際網路封鎖浪潮裡面，還有一個比較搞笑的插曲，也就是在2017年，曾經不可一世的網路沙皇魯煒因為貪汙落馬，之後在2019年獲刑14年，比他親手抓進去的很多網路大V判的還要久，也算惡人有惡報。
不過魯煒走了，但是魯煒留下的制度並沒有改變，之後秉承著權力最大化的原則，在網信辦的施壓下，網際網路的公司稽核也開始變得越來越嚴格，甚至開始變得越來越離譜。
離譜到什麼程度呢？就像我之前在鬥魚上班的時候，1000多個稽核掛在那裡，其實已經很難再有什麼真正的違規內容了，有違規的內容也立馬被辦了，可是網信辦不開心，覺得自己的權力不能發揮出來，因此平臺內部還出現了定期的上供機制。
這什麼意思呢？就像每年網信辦都會有個清朗專項行動，相當於網路的定期掃黃打非，但是問題是，在這麼高強度的管理下，不是已經沒啥黃，沒啥非了嗎？那為了滿足網信辦工作人員的業績，方便他們上報成果平臺呢，就只能隨機抽幾個倒黴蛋出來，抽幾個比較擦邊，比較喜歡講髒話的博主，把這些人視作典型，上報上去，而且這些上報的主播體量並不小，小的話網信辦會覺得不開心，你是在耍我，不重視我，這些名單我之前算過，一年起碼能給鬥魚創造上億的流水，這等於純粹就是企業自殺一下，陪網信辦玩。
除了鬥魚，據我瞭解，像什麼B站抖音都有類似的情況，他們都要定期上供。
當然後來我的老東家鬥魚也涼了，老闆也坐牢了，到了2024年，稽核人員裁撤的呢，也就只剩500人，所以你現在可能上鬥魚呢，反而會發現言論管控的松一點。
至此呢中國其實就已經不再是隻有一道對外的牆了，而是對內也有一道牆了，這道對內的牆呢，甚至比對外的牆更加嚴格，更加有效，我們現在理解的網際網路言論管控機制也就此成型。
當然在這種究極的言論管控之下，一場大的災難也就到來了，那就是2019年底爆發的新冠疫情。
在2019年的12月30號下午5點43分，武漢市中心醫院的眼科醫生李文亮在一個叫武漢大學臨床04級的微信群裡發了一條訊息，訊息內容是，華南水果海鮮市場確診了7例SARS。
過了一會，他又補了一句，說冠狀病毒感染確定了，正在進行病毒分型，還叮囑大家不要外傳，讓家裡人注意防範。
李文亮這還不是在公開平臺釋出了資訊，只是在私人微信群裡釋出，但是很快，到了2020年的1月1號，武漢市公安局就釋出了一個通告，說有8名散佈謠言者被依法查處，這個通報很快就上了央視。
之後1月3號，李文亮被叫到武昌分局中南路街派出所簽了一份訓誡書。
而與此同時，為了響應當時政府的宣傳，為了維穩，低估淡化新冠的言論也在網上廣泛的傳播。
比如知名的粉紅，南京市公安局江寧分局網安大隊的副大隊長江寧婆婆，當時為了駁斥李文亮，就說武漢有P4實驗室，讓大家不要慌，如果武漢搞不定，沒人搞得定。
當然後來的事情我們也知道了，武漢確實爆發了席捲中國的新冠，而新冠的英文全稱是SARS-CoV-2，直譯過來就是二代SARS冠狀病毒，也就是說李文亮在那個微信群裡說的SARS根本就不是謠言。
只是從結果來看，李文亮因為新冠被訓誡了，因為新冠去世了，但是那些愛國大V們，那些叫大家不要恐慌，甚至鼓勵大家不要戴口罩的人，最終沒有一個因為謠言獲罪。
我們不知道如果活在2013年之前，那個相對自由的環境裡面，李文亮他不會被訓誡，甚至可以在微博上公開警告所有中國人，讓大家能提前發現新冠的爆發，那麼新冠疫情是否就不會變成一個全球性的災難呢？
但是我知道，至少在武漢，他會好很多。
新冠疫情剛爆發的時候，我正好在武漢，和後來封城時談新冠色變的狀態恰恰相反，當時中共的媒體以及粉紅大V們都在清一色的淡化新冠的危害，而那個年代又不像現在的中國，那時候恰逢中國國力上升期，大多數人對於粉紅和中共的宣傳都是十分相信的。
我在武漢的朋友在這些宣傳的影響下，就沒有幾個人願意戴口罩了，並且願意做基礎防護的。
中共的言論管控至少導致武漢的疫情嚴重程度上升了一大截。
其實言論管控，網際網路管控帶來的最大問題從來都不只是喪失自由，而是讓整個社會喪失了糾錯能力。
中共現在明顯是比2003年SARS爆發時社會管控能力和動員能力強很多的，但是很顯然，新冠的處理結果也是遠不如SARS的。
當然當年三年大饑荒是如何爆發的，本質上也是這個邏輯。
1956年到1957年春，毛澤東呢，先是搞百花齊放，號召大家給共產黨提意見，而後等意見提的差不多了，在1957年的6月，反右運動就開始了，提出意見的人被一個個揪出來批鬥坐牢，甚至被整死，這就是大家後來戲稱的百花齊放，引蛇出洞。
這直接讓當時的中國產生了寒蟬效應，這也導致後來即使絕大多數人都知道大躍進是不現實的，三年超英五年趕美是不可能的，畝產萬斤一定是假的，但是也沒有任何人敢和毛澤東去說這個事情，因為一說是假的，在那個時候就會被扣上一個右派的帽子。
而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就只能一錯再錯，中共就只能一錯再錯，直到三年大饑荒爆發。
而現在的中國，在網際網路的言論管控下，不也是陷入了類似的情況嗎？新冠疫情時期，因為言論封鎖導致的疫情擴大，還沒有讓習近平警醒，中國的言論管控到了今天並沒有被放鬆，反而越來越嚴，到了今天就已經不僅僅再是那些陰陽怪氣中共的人會被封了，甚至一些提出經濟學建議的人都會被封。
比如高善文，他在2024年12月3日的一場內部講話裡說，疫情和房地產泡沫破滅的這幾年，GDP增速可能每年被高估了3%，累計約10%。
這場講話當天就被中國的財經媒體全文刊出，並且引爆網路。
那對於這段肺腑之言，等待高善文的是什麼呢？不是言論被重視被討論，而是被全網封殺。
當然高善文不是一個個例，在最近這一階段，那種敢公開講真資料，批判中國經濟的經濟學家，如財經大V任澤平但斌付鵬，知名的經濟學家，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的賀濱，清華經管學院的副教授鄭毓煌，全部被週期性禁言，或者全面封殺，甚至被撤職。
批判中國經濟的行為，現在也直接被新華社定義為了經濟投降論。
但是與此同時，牢A那種接近科幻小說10個字裡面可能11個字在造謠的斬殺線理論，卻得到了央媒的大肆鼓吹。
在1987年的9月14號，中國人敲下了那封發往世界的電子郵件的時候，曾經幻想自己越過了長城，但是沒想到，一個新的長城豎立了起來。
其實再看當年沒有孫志剛案的時候，沒有網友力挺孫志剛，一個錯誤的收容制度，還不知道能在中國持續多久。
而現在，其實大家也都看出了中國經濟不好，中國經濟策略有錯誤，但是沒有可以說真話的經濟學家，這個錯誤呢，一定程度上也很難再被糾正。
鄧小平曾經在上臺的時候定過一個規矩，那就是要善待科學家和經濟學家，鄧小平說，如果不讓這些人講真話，那麼中國的政策錯了，就沒有人可以糾正。
但是在今天，這規矩已經消失了。
那麼這一次沒有糾錯機制的中國，錯誤的經濟政策又會持續多久呢？
不知道或許會像毛澤東時期一樣，持續到一場無可挽回的大災難的到來，才能改正吧。
這也是中國權力最大化下的一個必然結果，一個錯誤的政策往往要造成毀滅性的災難才能被終結，大躍進是如此，計劃生育是如此，新冠清零也是如此。最後感謝大家收看今天的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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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下期節目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