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A專訪韓秀(下)：我的臺灣情緣
節目採訪作家韓秀，談及她在臺灣求學、在北京美國大使館教書以及與高行健交往的經歷，並回憶中華民國儲存故宮文物、臺灣延續中華文化傳統的意義。她還分享在高雄演講時對國旗與國家認同的看法，強調傳統文化、美國價值和自由世界對個人及中國未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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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總統只好走，但是老總統帶走了64萬件文物、國寶，幸虧帶走了。不帶走的話，全毀於文革，那中國文化連一點根底都沒有了。
我的書寫不只是談過去的事情，因為1978年回來以後，我面對了整個世界。身為美國外交圈的一個小小分子，我走遍全世界。我永遠歌頌美好、和平、以與人為善。其實，美好、和平與人為善，這就是今日之臺灣。
我在臺灣有四年的經驗。第一年是陪Jeff去臺北，楊明山念中文，我去文化大學唸書。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我認識了亞璇、魏子云教授、司馬中原、朱熹寧這一票人，而且開始寫作。我的老師是李牧教授、李超宗先生。李超宗先生不但是中國文學的學者，也是法國文學學者，他是在巴黎大學拿到文學博士的。當時他在國防部出版社黎明做總編輯。
有一篇東西是我那一個學年旁聽課寫的作文，李教授把這篇作文直接送到了亞璇手裡。所以6月23日、24日、25日三天，在《聯合報》連載。那個時候我們已經準備要到北京去了。
在美國大使館，我繼續教書，那又是一大堆故事，非常有意思，是間諜反間諜的故事。因為我在那裡教書，周圍都有海軍陸戰隊巡邏，不讓那些中國的工作人員接近，因為那裡邊都是外交官們他們要學的資料，不能讓外邊人知道他們在學習什麼。所以我的課室就在花園裡，單獨的一個小小的房間。海軍陸戰隊的軍人跟我講說，你放心，24小時我們都有人在這周圍。
學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要求，有自己的需求。甚至連高行健的劇本，都是我的學生Leon Slavik開始對他有興趣。他開始在我的課室裡學習高行健的劇本，《絕對訊號》《車站》什麼這些。高行健當時是落在清除精神汙染運動被打擊的圈子裡，尤其是他的戲被批評，說是資產階級的遺風，反正總而言之就是全不對了。
可是，越是中國政府罵他，美國的外交官，尤其是我們的文化參贊，就越有興趣。他們也不知道高行健何許人也，就問我說，你知不知道高行健？我說我認識他，我知道他。我說我可不可以看讀他的戲？我說可以，我就把戲找來。因為都是在被批判中，所以很容易找來。他中文非常好，想辦法看戲。我說好辦。
因為那個時候英若誠是英千里的兒子。你知道英若誠是什麼人？我不知道，對不起。他在情報部門，一直在中國的情報部門。然後英若誠一直跟美國大使館拉關係，所以他也說，當然他有他的目的，但是他也得給我們方便，是不是？所以我們就要到小劇場去看高行健的戲。他說好、好、好，他說我們可是為批判做的用的。我說沒關係，我們看看吧，不就是文化參贊。
我們的好幾位外交官，包括我先生在內，都去了。我們就去看看，看完以後大家都喜歡。然後我先生就問，說高行健呢？人在哪裡？他站在洗手間的門外邊。英若誠馬上就過來說，他學的是法文，意思就是你們用英文跟他沒有辦法溝通。你們美國外交官跟他沒轍，他的第一外語可是法文。
所以他就站在那裡，很神氣地用法文招呼高行健。高行健快樂得不得了，就奔過來了。所有的人都塞名片給他，跟我們聯絡，來我們大使館參加各種活動，什麼都用法文跟他講。這回可是英若誠站在那裡發呆了，他聽不懂我們都在說些什麼。
我們的Leon Slavik是一個活動家，一定要想辦法請高行健到國外去。所以第一個出面的當然是法國政府。法國政府說，這個高行健是戲劇家，他當然可以參加我們的戲劇節，對不對？法國有戲劇節。中國政府說，他不是戲劇家協會會員，不能。然後又找德國人，德國人說我們有書展，請他來參加。他也寫東西嘛，他寫劇本，就是寫東西嘛，參加我們的書展。不行，說他不是作家協會會員，也沒被透過。
後來又想辦法，就說美國自己請他，說我們開畫展總可以嗎？因為我們知道他會畫畫，所以開畫展總是應該可以，還是不行，說他不是美術家協會會員。幾次都沒有成功。
我們是1983年到1986年在北京。我們1986年離開的時候，Leon Slavik還在北京，他繼續推動，終於推動到有機會去法國。高行健是一個非常老實的人，去了參加活動，居然還回到中國，又出去又回來。直到他知道中國政府準備，或者北京方面準備把他下放到一個邊緣小村的文化局，他這才留在法國。
但是後來我在臺北看到他的時候，我問他，高先生，法國怎麼樣？他回答我的話說，法國是家園，完全、徹底地離開了中國。後來他的書翻譯成法文，取得極大的成功，獲得諾貝爾獎。然後他來華盛頓演講、讀書，這是因為諾貝爾獎。作家得讀書，所以他來了。
他來之前給我發了一個傳真，說不好意思，聽說天氣很不好，而且我也沒有英文，我不知道會怎麼樣。我就回信給他，我說哪怕下刀子，整個華盛頓的漢學家都會到記者俱樂部。那天華盛頓的漢學家真的全員到齊，聽他演講，大家非常熱烈。
他的翻譯非常差勁，所以這些美國人都在糾正翻譯，支援高行健。高行健念舊，我們都排著隊買了書，請他簽名。大家都笑眯眯的。他就把從溝裡頭揉得皺皺的、還是八十年代那些美國外交官的名片拿出來，說這位先生在這裡，這位先生在那裡，所以老朋友又見面了。大家都很關心他。
大家都說英文版實在不怎麼樣，你為什麼不另外翻譯呢？他說，那個翻譯者在我最困難的時候曾經幫過我的忙，我不好意思不要他的翻譯。所以林珊最後還是沒有另外一個好的英文譯本，就是因為高行健是一個善良、念舊的人。
中國最有良知的人，劉曉波；最有文采的人，老舍先生在湖底了；高行健先生流亡海外了。您怎麼看現在的中國？能找到出路嗎？
蘇聯也一樣。蘇聯垮臺以後，很多加盟共和國都分出來了。俄羅斯文學十年、百年的黃金時代結束之後，蘇聯時期我們叫它俄羅斯的白銀時代。那些偉大的作家、偉大的詩人在哪裡？他們都在歐洲，也有在美國的，也有在歐洲的，他們都不在俄國了。在俄國你沒辦法，有普京的那個東西在那裡，你怎麼辦呢？
但中國還有個臺灣。如果中國那些文化好的、像你講的美的、善的東西能夠儲存下來，是不是中國未來還有希望？中國，說老實話，謝天謝地有臺灣。所以我對於蔣公永遠有感情。
用我外婆的話來說，抗日戰爭的時候，她說我們只有一個國家，是中華民國；我們只有一個領袖，是蔣委員長。她說，如果沒有他的話，那更慘了，不知道慘到什麼地步。她對蔣公的說法，就像她對美國的說法、對我父親的說法一樣，跟中共的宣傳事物南轅北轍。我相信誰？我當然相信我外祖母，我不會相信他們，對不對？
等到我看到臺灣，看到故宮博物院，看到秦院長。秦院長是蔣公的文膽，他這樣儒雅、這樣正直，是一箇中國人。秦孝儀先生是對我特別特別好的一位長輩，他跟我講很多蔣公的事情。
這是什麼？秀才遇上了兵。一個心存仁愛的軍人，碰上了一個暴力的、殺人無算的魔鬼，他沒有辦法。你知道張靈甫嗎？張靈甫將軍的兒子我訪問過。張靈甫是怎麼失敗的？張靈甫的失敗就失敗在，中共使用人肉盾牌，全是女人跟孩子，赤身裸體地在所謂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前面。他只有投降，只有放下槍，只有開槍打自己，他沒有別的辦法。
蔣公是同樣的。槍桿子加上筆桿子，加上政治詭計，各種各樣所有的陰謀詭計全部凝結在一起，老總統只好走。但是老總統帶走的64萬件文物、國寶，幸虧帶走了。不帶走，全毀於文革，那中國文化連一點根底都沒有了。你不是都毀掉了嗎？在文革浩劫裡面就統統沒有了。
我看到那些文物。我跟Jeff是唯二的兩個外國人，走進過故宮的寶庫，看到那些箱子，64萬件沒有損失。那是多少人犧牲自己的生命保護過來的。但是另外一海峽對岸，是能回就回，隔著一條海峽，截然不同。
您之前跟我說，您覺得中共犯了很多錯誤，最大的錯誤就是沒有保留這個國號。不過也謝天謝地，他們犯了這個錯，所以中華民國始終存在。
我在臺灣，前一年是念書，後邊三年是1992到1995年。我們在高雄的AIT高雄分處，Jeff是AIT駐高雄分處的處長。我有無數演講，大概三年兩百場。早晨到一箇中學去演講，校長說等一下去，外面大太陽，高雄的陽光很熱情。我是高雄人。校長說你就坐一坐，不要現在出去。我說現在在做什麼？他說在升旗。
我說升旗是要緊的事情，所以我就走出去了。我站在旗手旁邊，那個旗手看著我嚇一跳，也不知道怎麼回事。唱國歌，孩子們都頂著大太陽站在操場上，老師們都坐在樹蔭下喝茶，那是升旗典禮。我站在那裡，那個校長氣死了，去跟那些老師說站起來，太不像話。
從此以後，我到哪兒演講，有升旗的時候，那些老師都乖乖地站在太陽底下。這是你的國家，這一面國旗是你的。所以這就給了我機會，我上臺就講：當一個人的頭頂上沒有一面國旗、沒有一個國家在支援他的時候，他什麼都不是。我說你們一定要知道，愛護中華民國，是這個國家讓你們今天生活在自由、和平、富足當中，而不是餓得半死。
我是過來人。我在我的頭頂上沒有一面美國國旗的時候，我是什麼？我就是地上那一隻螞蟻。所以他們還在你面前燒掉你的美國國旗。我這個人回到美國以後，看見有人燒國旗，就想把他關到牢裡去。你在做什麼？沒有這個國家你是誰？你什麼都不是，有沒有搞錯？所以我是走到哪兒都是中華民國，走到哪兒都是老總統。
現在臺灣的思維有時候也很奇怪。李瑞騰教授常常是在我演講之後說，聽見了沒有？還有人在說老總統。什麼意思？如果沒有當時的老總統，如果沒有美國無私的援助，請問今日臺灣在哪裡？那個時候是多麼艱難。
有人跟我講，我們在日本人的手底下活了很多年，日本人都是穿得整整齊齊、規規矩矩的，說這些所謂國軍到了這裡都像殘兵敗將。我說，他們打了好幾年的仗，什麼都沒有。可是話又說回來，我認識的那一票人，朱熹寧、司馬中原，這些文化人，他們從哪兒來？他們不是土生土長的臺灣人，他們帶來了什麼？他們帶來了華文文學。
所以那個根還是在中國，還是在中華文化傳統。其實我們今天聊到這麼多，從您的美國故事、文革回憶，聊到臺灣儲存中國文化這個問題。當然中間有很多很複雜的美國跟中華民國的關係，也是愛恨情仇；國共之間也有很多糾葛。
今年是非常特別的一年。對韓秀女士來講，是您的80歲生日，也是美國的250歲生日，也談到了非常沉重的文革60年。您最後對我們的聽眾、觀眾和讀者，有什麼可以讓大家思考的？
我想首先不要拒絕傳統文化，不要覺得傳統文化早已過時了。那是中國人幾千年的智慧，從這些智慧裡頭，我們可以學到很多很多東西。我從小是從傳統文化裡開始啟蒙的，我不是從“你好”“再見”學中文的，我是從“人之初，性本善”學中文的。
開始就是《千家詩》《千字文》，就是《三字經》，就是這些最傳統的東西。然後小學就唸《紅樓夢》了，還有唐詩、宋詞、元曲，就更不用說了。這都是朗朗上口的東西。外婆常常說，你就唸，你就記住，等到你長大的時候受益無窮。
所有的唐詩、宋詞、元曲就變成了我的中文根底。我怎麼樣能夠寫作？憑什麼能夠用中文寫作？在美國，有幾個生在美國的美國人能用中文寫作？只有一個，只有我，沒有別人。不管賽珍珠在中國多久，她還是用英文寫作，不可能用中文寫作。用中文寫作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我的兒子，我跟他說，你有一箇中文老師，這個老師的課室是24小時開門的，你要不要學？他在我這兒轉了一轉，說媽咪，英文只有26張臉；中文，如果我要能說、能寫、能讀，我需要多少字？我說，如果一箇中國人、一個寫作人，最少需要4萬字。
我兒子說，是啊，英文有26張臉，變來變去還是那26張臉；中文有4萬張臉，對我不是太難了一點嗎？所以他雖然在臺灣也住了三年，他牢牢記住的一個詞是紅包，因為過年的時候真的有紅包，而且紅包開啟裡邊真的有錢。
他會打麻將，所以白板、筒子都記得清清楚楚。其他還有鹽酥雞，鹽酥雞是一定記得，太愛吃了。所以他非常會用筷子，在高雄的國際學校裡，他拿筷子夾鴿子蛋可以拿到冠軍。
所以，傳統文化離我們越近越好，而且傳統文化帶來的東西是美麗的，可以擠掉許許多多的醜惡。父慈子孝，對不對？所以文革的時候揭發父親、毆打母親這種事情，如果你牢牢記住了父慈子孝，就不會去做這種事，不會忤逆。很多美麗的東西，如果在我們的心裡頭生了根，它就有排毒的作用。
我想追問一個問題。我藉由美國250週年生日，請教您有關文革記憶的時候，在想究竟是什麼讓您在身處深淵的時候，沒有掉入那種惡，能夠維持那種善，並且對抗中共極權的邪惡？究竟是您骨子裡學藝中的美國價值與精神，還是您從小學習的中國傳統文化、父慈子孝？這兩者之間更加是哪一種？
我覺得這兩種都是同樣有分量的。我長大的時候給我正面教育的，不是負面教育。正面教育的是我外祖母。我的外祖母是一個真正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言人，她用全部的精神力量給我灌輸傳統文化。
對於美國，我幾乎毫無認識，我不可能認識。我是到了西雅圖，或者說更清楚一點，跨過羅湖橋，進入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闖進那領事館的時刻，開始以一顆正常的心接受美國的一切。
所以我要跟中國人說的話就是，傳統文化是重要的，這個世界也是重要的。不是隻看著今天的生活，你能過得去，還要看到明天。中國人在這個世界上應該有更卓越的貢獻，而不是像現在這個樣子。看看臺灣吧，看看中華民國。
而且我好高興，長榮通航了，華盛頓、臺北以後可以直飛了。你知道在這裡的很多中國人，都想借著長榮到臺灣轉一下、看一看，那也是中國。可是那個中國怎麼這麼棒啊？白宮和長榮一直直飛，藉由美國的政策，還有運輸工具的方便，中國人能夠看美國，也可以從華盛頓到臺北去看臺灣。
這樣子，中國的出路或許就在這條航線當中。希望如此。
最後非常感謝韓秀女士跟我們美國之音談您的美國故事、文革回憶。
謝謝美國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