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考核體制逼出一條升官快車道：拿全城的債務當籌碼，賭一場任期內的政績。體制缺什麼敘事，就造什麼神；賬單到期，神就變成替死鬼。江敦濤不是個案，是這套賭場的標準產出。

本文分析了中共官場中官員利用大規模舉債和金融招商來賭政績的現象，以淄博前官員江敦濤為例，指出其透過大搞夜生活消費和舉債來製造政績與政治敘事相契合。作者認為這種"拿全城債務當籌碼"的操作邏輯與中央體制如出一轍，反映了中共官場唯上與推卸責任的政治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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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弄個替死鬼，習幽帝是沒法卸責的。這就是中共黨內非常奇怪的政治邏輯。於是中共的官場生態呢，就出了兩種的現實測量，一種是賭，另外一種就是躺。賭的這個典型呢，就是這個江敦濤。2019年他接手淄博的時候，這也是一個非常非常典型的老工業城市，化工跟重工就是這個城市的主要產業，完全就是增長乏力的。如果按部就班的轉型的話，你十年八年也不一定能夠見效。畢竟我他媽從記事兒起，中共就開始喊著要什麼振興東北了，結果東北他媽沒振興不說，全國現在其他地方也都在向東北看齊。但中共一個幹部的任期也就四到五年，於是這小子呢就選了一個快車道。賭是什麼呢？賭的深刻含義在這個體制內就是大規模的舉債，加上金融招商。華爾街日報當年專門追蹤過他，把他描繪成政治明星，說他有企業CEO般的魄力，敢打破。

他是怎麼幹的呢？其實就是用那個邊緣消費，什麼酒吧呀，什麼咖啡廳啊，音樂節啊，就是把這座城市的夜生活呢給幹起來了。當時東莞不也提個口號嘛？其實東莞那個口號也是跟他們淄博學的，並且這個江敦濤呢，在這個體制內公開鼓吹過一個理念，大概就是政府不舉債就是不作為。就你聽這話，他肯定得出事兒，為啥呢？因為他在定義政治正確，在這個語境之下，他把借錢就直接定義成了政治正確。但說到這兒呢，我要糾正一下《華爾街日報》的觀點，《華爾街日報》說他是政治明星，這是有問題的。中共的政壇上就沒有過明星，只有被造出來的神棍。大家想一個問題，在習近平被白紙運動逼到無序解禁之後，當時中共最需要的政治語料是什麼？需要的是經濟復甦跟消費復甦，對吧？所以江敦濤只是跟當時中共的政治敘事，剛好吻合了而已，也就是說是中共需要他成為政治明星，而不是這貨本身有多大能力，就跟70年代國務院那個副總理陳永貴他是一個貨色。你總不能說陳永貴他媽治國有方吧？那不就是一個被樹立起來的明星嗎？

所以你看這個政治明星打的算盤，你一下就清楚了。對於他來說是什麼？賭贏了，資料漂亮，城市曝光出圈，他也能借著政績往上走；賭輸了呢，債務黑洞就留給下一任了，那就只能讓整個財政系統去消化這個爛賬。這是賭的這條路在官員視角下看到的路徑。講到這兒呢，你可能會覺得，江敦濤這個逼呢，自說就是一個膽子比較肥的地方官，他是一個個案。No，這才是最狠的一層。你把他的操作邏輯給拆出來，你就會瞬間的通透，他是怎麼幹的呢？他首先就定了一個脫離財力的宏大目標，然後跳過集體決策，一人拍板。最後呢，拿中共的信用當籌碼壓上桌，贏了功勞歸我，輸了呢債留給後任。

現在呢，你把淄博給劃掉，換成中國，把市委書記換成總書記，你再讀一遍，有一個字需要改嗎？可以這麼說，習幽帝跟江敦濤的玩法是一模一樣的，只是一個需要承擔責任，一個不需要而已。江敦濤是壓一城的財政，習幽帝是壓整個國運，成了就歸中央，失誤呢就歸地方。唯一的區別就是剛我說的，江敦濤頭上不有個中紀委嘛？只是賭輸了，真的有人收他籌碼而已。習幽帝呢沒人收他籌碼，就這麼點區別。看懂這一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