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A專訪韓秀(上)：我的美國故事
美國之音專訪韓秀，講述她1946年出生於紐約、1948年回到中國後，因父親的美國身份和家庭背景無法正常升學，最終經歷12年勞作並在1978年回到美國的過程。她回顧父親在抗戰時期支援中國、自己在中國受到的政治壓力、梅蘭芳幫助她矯正弱視，以及美國政府和外交官營救她回國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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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秀女士，非常感謝您再次接受美國之音的訪問。
美國之音是老朋友，很高興。今天我們想請您分享您的美國故事。您是1946年在紐約出生，1948年之後回到中國，開啟了一段非常漫長的、三十年後重新回到美國的回家之路。談談您說，回到美國之後，您是一個截然不同的人，像判若兩人，為什麼您會這樣說呢？
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因為在中國，我是一個不能完成完整教育的人。高考的時候，我非常快地就把考卷交掉了，可是卷子根本沒有看，上面貼了一個封條，叫做“此生不予錄取”。我一直以為只有我一個人會遭到這樣的事情，後來我才知道，上百萬年輕人遭到這樣的待遇。
為什麼？因為1964年正是所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爆發的時候。這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誰發起的？劉少奇。對，一點都不錯。然後階級成分改變，階級成分就是把人的階級成分升高，而不是降低。比方說在農村，中農變富農，富農變地主。在這樣的情況下，打擊面極大擴大了。
所以我在1964年正好趕上了強調階級鬥爭、階級路線的狀況，於是被貼上“此生不予錄取”的封條。那怎麼辦呢？留在北京工作或者怎麼樣，對不對？但是北大附中的黨委書記周玉英把我找了去。他說：“你不是報的都是清華嗎？”我說：“是啊。”他說：“你只要寫一個東西，很小，200個字就夠了，就說你的父親是中國人民的敵人，你絕對不會再到美國去。你寫這麼一個小紙條，清華大學的門就在那開著。”
我說：“如果我不寫呢？”他說：“你不寫，你明天就到山西去臥插隊落戶。”我說：“那我得回家收拾行李了。”為什麼那一個小紙條你不願意寫？不是我願不願意的問題，我不想跟父親劃清界限。那是一個萬劫不復的陷阱，你掉了進去，就把你的靈魂出賣給魔鬼，你絕對不能妥協。
我是付出代價的。我付出了12年的勞作，付出了我的健康，等於是毀掉了我12年，但是我沒有做違背良心的事情。不是我願意不願意，是我絕對不能掉進那個陷阱。我掉進那個陷阱，今天就不是我，我不可能回來，也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的美國人。我怎麼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我的父親1943年到1945年他在重慶
他在美國住重慶。當時重慶是國民政府的陪都，所以他在那兒的美國大使館，是那兒美國大使館的武官。他負責的是滇緬邊境的暢通，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喜馬拉雅生命線”，也就是駝峰航線。他負責讓駝峰航線暢通，否則所有美國給予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那些資源，都抵達不了重慶。
他在那樣的工作環境裡，跟我外婆見過一面。他擔心我外婆的健康狀況，萬一有什麼問題，所以給了她一張照片，還給了她一張名片，名片上還有他自己手寫的電話號碼。他說：“老人家，你有任何問題的時候，就給我打電話。”那個時候，我外婆就跟他聊了聊。
我問外婆，我說：“我父親的中文怎麼樣？”她說：“可以答疑。”那是很高的評價了，對不對？“可以答疑。”我外婆很關心他的工作情形，因為我外婆當時也在給國民政府工作。她是國民政府經濟部統計部門的主管，是一個經濟學家，早年的時候曾經在帝國大學學經濟。回來以後，她在交通銀行工作；先生去世以後，她就考進國民政府的統計部門工作。
外婆跟我父親聊，說：“你在駝峰怎麼樣？”他就講了幾句話。他說：“我們不只是打破日本人的封鎖，我們也打破英國人的封鎖。”為什麼要打破英國人的封鎖？因為英國政府，或者說丘吉爾先生，不要日本進入歐洲戰場。如果中國能夠拖住日本，歐洲的狀況就會比較輕鬆一點。但是要死掉多少中國人，那不在他的考慮之內；可是在美國政府的考慮之內，也在我父親的考慮之內，所以他必須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從小就知道，我的父親絕對不是中國人民的敵人。他用了他的時間完成他的工作，支援中國人抵抗日本軍國主義，和中國人並肩作戰。那時候我們是盟友，對不對？有沒有搞錯？很多歷史是勝者寫的，不是敗者寫的，所以很多歷史都被掩埋、被掩蓋。
英國人非常愛戴丘吉爾，因為丘吉爾非常照顧英國人。在他的意念裡，英國人是人，別的人是不是人，他並不在考量之中，尤其是中國人，他更不在乎。他只要中國能夠拖住日本，就很高興。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下，我感覺我跟我的父親不只是血緣關係，我們有很多東西應該是大致上的認同，是很接近的。
所以，雖然您從來沒有見過您的父親，但是您對他的故事、對他的信仰跟價值有很長久的瞭解，而且您只把他的照片這三十年來都放在身上，是嗎？對。那個時候我要下鄉，我外婆跟我說：“誰知道我能不能熬到你回來的時候，你帶著吧，這是你的一條根，你沒有別的。”所以我在內衣裡縫了一個小口袋，把它塞進去。
等到我回到美國，第一站當然就是美國國務院中國科，他們非常熱情地招呼了我。國防部也有人來了一個工作人員，帶來一個資料夾。資料夾一開啟，第一張照片就是我父親在玻璃外面，我還是一個baby，在護士產房的外面、嬰兒房的外面，護士抱著我在裡面，他在外面。
那張照片拍出來，還可以看見我父親的一個側面、我的一個側面，以及護士的一隻手。父親在看著你。父親看著我。那是您和父親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然後他馬上就回紐西蘭，因為他在美國駐紐西蘭工作，所以那就是我跟他之間唯一的一次。
等到我回到美國的時候是1978年。他是1968年去世的，是在您回來美國之前的10年。他得了熱病，飛機把他從巴拿馬帶回華盛頓的途中，他就去世了。
但是我在中國的遭遇，就跟他這樣密切相關，對不對？我不寫那張小紙條，就得下鄉。所以我回到美國以後，居然有人跟我說：“你應該訴美國政府，因為你是美國人，所以你在中國有這麼多困境、這樣的遭遇。”我說，美國政府把我救回來，是美國政府把我救回來。
我去了美國領事館以後，整個就是美國政府、美國國務院在全力以赴地把我救回來。那個時候卡特總統非常堅持人權政策。中國政府那個時候急於要建立外交關係，卡特總統的話非常簡單：“我們的人不回來，我們根本不談任何外交關係。”
實際上，美國和中國政府建立外交關係這件事情，遠遠遲於其他西方國家。英國、法國都很早就跟中共建交，美國幾乎到了最後，撐到最後。所以我不覺得美國在這件事情上有什麼需要考量的。當然，需要考量的就是中華民國政府的另一個方面。
其實，您講到這裡，我看您的生平，1978年您從中國曆經30年九死一生的經歷，回到了美國。1978年也正是美華盛頓和北京要積極建交的那一年，是非常關鍵的一年。您在4月份回來，又是第一個跟國務院報到。是嗎？我在元月份回來。
如果美國政府、卡特政府當時更多地瞭解您在中國這30年的經歷，以及您對中共政權的認識，他們會不會在1978年底改變想法，不跟北京建交，而維持跟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您覺得有可能嗎？當然歷史不能重來，但是更多人知道您在中共極權下的經歷，會不會改變歷史？
不會。他們非常清楚我經歷了什麼。我跟很多美國政府的機構都有接觸，而且我在國務院外交學院教書，接觸的都是外交官。把鐵幕開啟，這是勢在必行的。因為美國政府和美國老百姓都有一個想法，就是冷戰並不能改變一切。鐵幕重重，鐵幕裡的人完全看不見這個世界，只有把鐵幕開啟，裡面的人才能看見這個世界，而這個國家才有可能改變。
這個改變應該是有利於臺灣的，因為臺灣是一個民主國家。中華民國始終是一個民主國家，始終是美國堅定的盟友。臺灣的2300萬老百姓知道世界是什麼樣子，他們享有自由、享有民主。可是在中國大陸的10億中國人，他們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聽不見，完全生活在鐵幕之中。
所以，把這個鐵幕開啟，本身是一種勝利，是民主和自由的勝利，而不是共產主義的勝利。但是將近50年過去了，當時開啟鐵幕的這個心願，到現在如果回頭看的話，還是勝利嗎？還是。為什麼？為什麼有這麼多中國人移民美國？為什麼他們覺得在中國再也活不下去了，一定得換個地方？因為他們看見了外面，而且他們知道了，美國不是一個豺狼，美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在這個國家裡，你可以享有自由和民主，和別人是平等的，沒有階級的分界，沒有說你不可以接受教育。任何人只要主動、願意接受教育，都可以。
臺灣的朋友到美國來，在美國生活，他們是從一個民主和自由的地方到另外一個民主和自由的地方，對他們來講，震撼遠遠不及中國留學生來到這裡。他們等於掉進一個完全不認識的世界，就像您自己形容自己，等於是判若兩人一樣。
我的情形跟他們又完全不同，因為我不是移民，我是生在這兒的。所以我一回來，在海關聽到的第一句話是“Welcome Home”，是“歡迎你回來”。我是回家，我不是去到另外一個地方。
但是沒關係，那個時候我也沒有英文，什麼都沒有，但是我口袋裡有一塊美金，一點問題都沒有，馬上就開始生活、開始工作。我覺得我在中國失去的所有機會，忽然之間全部到了面前。你想學英文嗎？我們提供所有條件。
甚至Apple在Russell有一個實驗室，用電腦教人學英文。我星期六、星期天就跟那個電腦幹上了。你就是在一個不用中文的環境裡，英文才能學得極快。但是我星期一到星期五在外交學院教中文，而且不能用英文，就是一定要用中文教中文，這是學習語言的最佳辦法。
我在Arlington的語言中心也是這樣，所有人沒有一個懂中文，但是所有人都在唸英文。在這樣的環境裡，才能學得非常快。我在中國唸了6年俄文，那也是中國方面居心叵測，因為他們覺得，如果我沒有語言，我如何能夠回到美國？可是我是從32歲開始學英文的，那根本不是問題。
英文有什麼難的？沒有什麼難的，但是你要很努力地去學。等到我寫藝術家傳記，拉丁文、義大利文、德文，甚至荷蘭文、法文，你都繞不過去。那又怎麼樣呢？唸書就是了。唸書對我來講，是非常幸福的事情，所以我根本不覺得是一個問題。
剛剛您講到學俄語這件事情，我覺得很有意思。他們可以讓您學俄語，讓您沒有所謂的母語，然後又在反美的氣氛中成長。是什麼讓您一直維持對美國的認同而沒有動搖呢？
在這樣的極權制度之下，在最艱難的環境之中，中國方面、中國這個社會從來沒有把我看成是他們的人。這實際上就使得我一直在外邊，I'm outside，像一個局外人一樣。
一個小孩子要和別的小朋友一起玩，對不對？人家不要你，人家根本不要你。然後我又弱勢，我有一個眼睛弱視，是很小的時候、還是baby的時候，高燒燒壞的。奶媽是日本人，不知道怎麼辦，所以我就弱視、沒有勢力。我只有一個眼睛能看見，走路的時候別人伸一隻腳，我看不見，所以我常常被摔倒。
誰教會了我一個辦法？梅蘭芳先生，梅老闆。梅老闆跟我外公交好，我外公曾經跟著梅老闆票戲，《打漁殺家》。1949年之後，梅先生還是對我外婆非常好。為什麼？因為抗戰的時候，梅先生蓄鬚明志，不給日本人唱戲，可是他有一幫人要養，所以有很多人支援他，我外婆是其中的一個。
我外公是1937年走的，所以他念舊，梅先生也念舊。梅先生來到家裡，那時候的梅先生已經有了自己的位置，不太容易多說話，可是我外婆還是抓緊時間跟他講，說孩子弱視，你有什麼辦法？
梅先生的眼睛非常漂亮。他養鴿子，眼睛就跟著鴿子飛，所以那個時候他的眼睛特別漂亮、特別有色彩、有神采。他就跟我說：“你把這個好眼睛蓋住，用不好的眼睛看樹葉落下來。樹葉落下來，樹葉由綠變黃，你每天看15分鐘。你用這隻壞眼睛，這樣的話，你的兩個眼睛可以同時轉動，別人就不會知道你有弱視。你只要別人不知道就行。”
我明白他的意思。那個時候人很小，只有七八歲，但是我很乖，就照他說的辦。果不其然，後來慢慢地人就不覺得我有弱視，我也很少摔倒。梅蘭芳先生，我叫他梅老闆。
這就說到了我八歲時候的事情。我不知道艾森豪威爾總統和美國軍人在巴拿馬有什麼偉大的行動。中國政府在天安門廣場辦了很大的抗議示威，滿地都是國旗，美國國旗，還有艾森豪威爾的畫像。那裡有一個圈，國旗都在那裡，最後要燒起來。
那個老師的名字我還記得，他叫章魚。他說：“你站那個圈裡。”我就站在那個圈裡，我哪知道他們要做什麼？他們就開始點火，國旗開始變成灰。我親眼看著艾森豪威爾總統的畫像在我面前灰飛煙滅。開始燒的時候捲起來，有火，邊緣變黑，然後慢慢變成灰落下來。
所以我回到美國以後，在所有美國總統裡，我最認識的就是艾森豪威爾總統。我當時就在想，中國人，特別是中國政府，認為你是他們的敵人；他們把我放在這裡，也是把我放在一個靶子的位置，對不對？我也是他們的敵人。所以我和你，我和艾森豪威爾，我們是一邊的，對不對？我們是站在同一邊的。
其實，這個做法就讓我覺得不太明確。艾森豪威爾一定是一個偉大的人。等到我回到美國，我跟學生裡很多國防部的朋友說，我問他們：“艾森豪威爾是一個什麼樣的將軍？”他們說：“偉大的將軍。”他領導了D-Day。我滿心歡喜，我說：“我和這樣一個偉人，曾經處在同一個位置上。”真棒，真精彩。
領事處那時候是搏命。我用一條命換我的自由，當時真是舍了命。我也要讓美國領事館的外交官知道，我有一個美國人在這裡。那個時候我們沒有辦法通訊息，是美國外交官用他們的途徑，以及我個人用我個人的辦法，去對抗整個鐵幕，換回我回國的自由。
所以那個時候我堅信我的政府，堅信美國國務院，堅信美國領事館的外交官們。我的信任是百分之一千。正因為我的信任，我贏了。我沒有掉進中共一再設下的陷阱，而美國外交官也拼盡了力量。
丁大衛先生，也就是David Ding，他也曾經住過臺灣。他跟我說的最重要的一句話是：“你要記得，我們會全力營救你，活要見人，死要見屍。”他是中國通，知道這幾個字的分量。我說：“你放心，我經過千山萬水，一定會贏。”他說：“我們一定會贏。”
那在美聯儲那是緊張萬分，外邊武警都站在那裡，對不對？我出去，他們可能一槍把我打死在那兒，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機遇就在那兒，弔詭的是，他們想要建立外交關係。我已經進去了，美國政府已經知道我了，然後他們還是整了我8個月。
整了我8個月，就是一定要我承認我是跟中央情報局聯絡，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對中國，是要投奔美帝國主義，等等。我說我沒有，我就是要回家，就這麼簡單。他們說的“投奔美帝國主義”，我就簡單地說，我要回家，我只是要回家而已。
所以我把那個溫度拼命降低，他們把那個溫度拼命升高。但是美國外交官每個星期五去中國外交部，說：“把Teresa還給我們。”就這麼簡單。他們跟美國外交官拍桌子，說什麼人走進你的辦公室，你都給他一本美國護照。
滕祖龍先生說：“你走進我的辦公室，我絕對不給你一本美國護照。”他是美國人，他是我們的公民，我們在這裡工作的責任，就是要把他帶回家，就這麼簡單。每個禮拜五，花了8個月，直到萬斯國務卿拿出一個名單來，我在第一個，後面還有很多。
我是1949年以後滯留紅色中國的美國公民裡，返回美國的第一個人。我回去之後的當天就在中國科，卡特總統就給中國政府最嚴厲的警告：“你們不把在中國土地上的美國人交給我們，就不談外交關係。”這是美國的人權政策。
3年裡陸陸續續回來300多人，各有故事，每個人都是一部長篇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