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最需要警惕的訊號是什麼？

我們最需要警惕的訊號是什麼？無論是政治觀察者還是政治活動家，當我們從歷史中汲取教訓時，最應當警惕的，既不是富有野心的精英，也不是愚昧暴戾的群氓，而是這二者的結合：個別精英與多數群氓在各自的投影中找到了棲身之所，形成了某種超越君臣類似父子的奇特聯盟。當這一聯盟出現在民主社會時，就是一個值得警惕的危險訊號，因為有可能下一步，就是民主的慢性死亡。

羅馬從共和國向帝制的蛻變，就是一個範例。許多人以為覆滅共和的那個人是凱撒及其後繼者屋大維。其實，這一程序早就開始了。比較明顯的例子就是蘇拉與馬略的政治鬥爭。勝利的蘇拉成為無限期執政的獨裁官（羅馬應對緊急狀態的一種官職），而蘇拉的權力，不僅在於職位，也在於群氓，他們對蘇拉的瘋狂崇拜，對蘇拉政敵無法無天的攻擊，讓蘇拉的耳目與利刃遍佈大街小巷……這讓無論是輿論場，元老院，還是軍隊，都無人敢挺身對抗。至於法律？蘇拉並未違法幹那些勾當，都是群氓乾的，群氓嘛，本就不是守法良民，何須大驚小怪，萬一搞得過火，燒了某位貴族的府邸，殺了某位官員，找幾個頂罪的就是，但寒蟬效應已然形成。雖然蘇拉礙於共和傳統和健康原因，最後裝模作樣的退休，但仍大權在握，無人敢反抗他與他那些殺氣騰騰的群氓，雖未稱帝，與帝何異？諷刺的是，被他打敗的對手馬略，其實也想走這條路子，但在洞悉群氓的心理需求上，終還是差了蘇拉一籌。

凱撒和屋大維，其實也不過是這條路的繼承者。對他們來說，很多時候，群氓充當政治打手是最得心應手的，畢竟出動軍隊限制太多動靜太大，不像群氓般如臂指使。

與普通的僱傭打手相比，雖然錢也是需要的，但群氓的崇拜，卻一定有著真實的狂熱。這是區別和超越一般民粹政治的特徵。普通的民粹政治，更多的是政客迎合民意，民意裹挾政客，民意是父，政客是子。而比之更進一步也更危險的是，民意已完全屈服於精英中的野心家，他們仍然是父與子的關係，但野心家才是那個父，他用嫻熟的手段和敏銳的洞察力，玩弄並利用著群氓。

一個社會，一個民主社會，政客無原則的跪舔民意，縱然危險，也還有救，但當民意跪倒在他們心目中像神一樣的政客腳下並充當打手時，這個社會的民主和法治，就已經在懸崖邊搖晃，岌岌可危了。

民主社會都如此，更何況一個尚未民主的社會。我們在中國社會能更清晰的觀察到這一現象，無論是毛澤東還是薄熙來，當他們調動起群氓的崇拜和力量時，一切自由和法治都蕩然無存。

我們這些身在民主國家的人，也不要以為民主是永生不死高枕無憂的。在歷史上，它們已經覆滅了太多次。

雅典，羅馬共和國……都曾是那個時代的燈塔，結果如何？

光明守護眾人，眾人亦需守衛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