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妖酱】改革开放要结束了？新华社这篇党史长文，习近平释放了一个政治信号

本期节目详细拆解了新华社2016年6月19日发表的关于三大改造的党史文章，分析其如何粉饰历史并为剥夺私人产权提供合法性。结合过去十几年黄金股机制、平台监管、民营企业座谈会及历次政策演变，探讨了习近平正以“保留企业、拿走决策权”的新方式实质消灭民营经济的独立性，向民营企业家发出强烈的政治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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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大家好，我是妖酱。2016年6月19号，新华社发表了一篇看似普通的党史文章，题目叫《三大改造：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会变革》。但它绝不是一篇普通的历史回顾，因为它做了两件极其重要的事：第一，它在为1956年的公私合营重新招魂；第二，它在重新为一次大规模剥夺私人产权的政治运动提供合法性。

1966年8月5号，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那不是一篇普通文章，而是一场政治风暴的开始。60年后的今天，习近平当然不会亲自贴出一张大字报，但新华社的这篇长文就是他向中国资本亮出的第一张大字报。今天，我们就逐句拆解这篇政治信号强烈的长文，看看这篇文章究竟如何为那段历史美颜的，而这种对历史的美颜，中共到底想告诉今天的民营大老板、小业主们什么样的信息？

我们先说说这篇文章最反常的地方。党史教科书讲三大改造有一个固定的结构，经验加教训。它会承认这场改造的伟大意义，但同时呢，也会街上一句：后期发展速度过于迅猛，工作过于急促和粗糙，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偏差。这是党史教材讲三大改造时几乎不会缺席的一段话。但是，新华社2016年6月19号的这一篇，把教训的那一段完整拿掉了，只剩伟大变革，只剩和平赎买，只剩宝贵经验，只剩制度支撑。

当一段历史被官方完整地剥离掉教训，也就是负面的那些信息，只剩下经验，也就是正面的那些信息，你就要问：这经验现在是要用在哪儿啊？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一处一处的来看新华社是怎么粉饰这段历史的。整篇文章三千多字，把1956年的公私合营奖惩了一个张灯结彩、锣鼓喧天的春天的故事。但凡你对您的段历史稍微熟悉一点，就会发现这篇文章漏掉了太多东西。

新华社的这篇文章一开始，镜头放在了苏州河畔。我把开头的这段原文念给大家听：“上海苏州河畔福金面粉厂的旧厂房静静处理

这座由容宗近荣登兄弟创办的机器面粉厂如今已不再生产，但高穿过门的建筑风貌静静诉说着往昔。不远处，信合纱厂旧址变身为M

武宁创意园，咖啡馆与画廊等错落分布。”新华社的低端话里讲了两个工厂：伏羲面粉厂和信合纱厂。这两个名字背后各站着一位民族实业家，今天我就把这两位的民族实业家的真实命运讲给大家听，你就会看清楚这段苏州河咖啡馆叙事到底掩盖了什么。

第一个，浮现面粉厂的荣家。伏羲面粉厂是无锡荣石兄弟办的 融资

荣登几十年下来，在上海、无锡、武汉见了几十家工厂，被称为“面粉大王”、“棉纱大王”。1949年融洽很多人都迁到了海外，留下来接手家族企业的是荣登的儿子荣毅仁。新华社这篇长文，他的名字一字为题1952年五反运动，上海一开始把荣假定为基本手法户，报告打到了毛泽东那儿。毛大笔一挥，说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儿。话未完全 守法户融洽从此成了工商界的标兵。

1954年9月，荣毅仁带头把身心纺织

福星面粉、帽面粉全部交出去公私合营。1956年1月10号，毛泽东亲自到上海视察了身心酒厂，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视察过的私营企业。十天之后，荣毅仁代表上海工商界提交全市公私合营申请书，从此被冠以“红色资本家”的称号。然后1966年文革开始，红色资本家这个称号没能保护他。荣毅仁被抄家，被提营养头被指派到锅炉房运煤，被指派去洗刷厕所。10年时间，他从国家级标兵变成了反动资本家。

文革而完了，1979年邓小平起用他重新出山，组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后来又出任国家副主席。听起来，荣家的产权命运似乎走出了一个圆满的弧线。其实不是。1979年荣毅仁组建的中信是从零开始重新办的国有控股公司，不是把身心纺织、福星面粉拿汇来

如是半个世纪积累的产业，1954年公私合营那一刻交出去了，就再也没有回到他的手里。这是苏州河边伏羲面粉厂背后真实的故事。

第二个，信合纱厂的周志军

新华社点了兴和纱厂”这四个字，但没有告诉你，兴和纱厂究竟是谁创办的。它的创办人是徽商周志军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周至把家族在青岛的华新纱厂机械设备搬到了上海，莫干山路50号就是今天的M武宁所在位置。他给这家新厂起的英文名字是“牛拆呢中文就是“新中国”。1937年，日本人正在打进来，一个民族实业家给自己的工厂起这个名字。

抗战期间，周志军用200辆卡车运送自产纱布和战略物资，支援大后方。1949年中共进城，融洽有人去了海外，然而周志雄选择留下。然后这位实业家做了什么？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他向志愿军捐了一架飞机；1953年，他主动放弃青岛华新纱厂总经理的职务，把企业完全委托给工商管理1954年，他把名下包括兴和纱厂在内的所有主要企业全部交出去公私合营；1956年，他主动提出放弃上百万元的定西

注意 这是定西制度刚刚开始的1年，他自己就把应得的赎买完全放弃了。

这是一个跟荣毅仁完全不同类型的民族实业家。因为荣毅仁是被毛泽东亲自保护的完全守法户，周至

他不需要任何人的保护，他是真心实意地相信那种东西。所以他自己飞机、让出经营权、放弃定西 一部比一部走得彻底。那么这位真心相信、主动配合的爱国实业家，最后的下场又是什么呢？

1966年6月15号文革正式开始前两个月，周志家族经营几十年的青岛华新纺织印染厂正式改为国营，从此叫国营青岛第九年纺织厂依然厂华新州市兴

和纱厂的奶呢全部从企业的名字里抹掉。然后迎来了文革，周志被列为重点冲击对象，加倍抄名下所有资金被冻结。这段时间，他的真实生活在历史档案里被尘封了很多年，直到2013年，当年和他同住山东省政协大院的一个红卫兵刘伯明公开在报纸上登报道歉，这段经历才被外界知道。

周至家被抄之后，窗户玻璃碎了，只能湖上报纸挡风。大院里的红卫兵半夜会想办法把点燃的小鞭炮从糊着报纸的窗户弄到屋里去，周志军夫妇睡到半夜都会被惊醒。这样的事不止一次发生。资金被冻结，还连带了另一件事。周志从1946年起在安徽老家东至县自己出钱办了一家叫仁寿诊所的医疗机构，长期为当地百姓免费行医送药。他的资金被冻结之后，这家诊所失去了维持资金，1966年9月被迫停办。1966年9月，这个时间正是国家停止给所有原资本家发定西的同一个月。当国家断了赎买，周志也就没有钱再给老家百姓办免费诊所了。这两件事完全是同一个链条上的同一颗螺丝。

文革澳客去之后，1979年三中全会之后，国家落实了对民主人士的政策，周志获得平反，他被冻结的资产得到解冻。1980年，他从刚刚解冻的资金里拨出10.7万元给东至县卫生部门，补发当年仁寿诊所人员的工资。同年下半年，他又拨出三点¥5万给家乡小学修校舍。这就是周治军资产被冻结13年刚刚解冻的时候，他第一时间想到的还是给老家诊所补发当年欠发的工资。1984年，他又把衣领的九十五万元定西全部上缴国库，直到1990年病逝，享年九十二岁。

请看看这两条命运的曲线。荣毅仁的命运：他被毛亲自接见，被视为红色资本家，可是文革的时候仍然是被替迎摇头被要求扫厕所；对抗，换来的是被批斗。那么周志的命运呢？他捐飞机、让出经营权、放弃定西连解冻的钱都拿去给老家补发工资了，可产业还是变成了国营第九年 纺织依然厂，彻底归零。这两个人，两种选择，却是同一个下场，他们的产业都没了。这才是苏州河边M50亿元福星炼厂高阔门背后，新华社没有告诉你的故事。

新华社的这篇文章在中断又写了这样一句：“他们说如今苏州河两岸那些经历过公私合营的老厂房，已经跟随时代脉搏华丽转身，从私营到公私合营，再到全民所有。河畔的工业遗产不再是生产岸线，而是化身工业绿地和艺术空间。”注意这句话：“从私营到公私合营，再到全民所有。”十四个字把荣毅仁和周志军那一代人的真实命运完整地承认了，私营的产业被合营，合营的产业被全民所有，产业被国家拿走的三个阶段路径，新华社自己写了出来。

然后下一句：“河畔的工业遗产不再是生产安县而是化身公园、绿地和艺术空间。”苏州河边木林咖啡馆是真的，游客也是真的，150万人次的游客都是真的。可是这是一种典型的电影，是蒙太奇。他们让今天的人先爱上这个空间，然后再告诉你：这里曾经历了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被故意回避了：今天你坐在咖啡馆里喝咖啡，并不能证明70年前夺走这座工厂的过程是正义的。如果一个人的产业被强行夺走，几十年后被改造成美术馆，每天游客如织，这能成为当年夺取这栋房子的理由吗？建筑的保存不等于产权的政党文化价值的产生不等于掠夺过程的合法。这是新华社整个文章最高明也最危险的偷换，它用今天的审美价值为昨天的政治行为背书。

真正的问题不是给了多少钱，是有没有拒绝的权利。新华社的文章里反复强调“和平赎买”四个字，原话是“党和政府创造性的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设想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国家先后以四码分肥和支付利息的方式向私营工商业者支付了三十多亿元，超过其原有资产总额”。不是没收，是买，国家还多给了钱。但是，任何一个现代产权观念都必须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一个交易是不是公平，不是看价格多少，而是看卖方有没有拒绝的权利。

1956年的资本家是没有拒绝权利的。答案在新华社没讲的那段历史里。1952年的无法运动。1952年1月26号，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无反斗争的 只是要求向违法资本家开展运动。具体打击的是五毒：行贿、偷税漏税、到骗国家资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方式呢？是工作队进驻私营企业清查账目，检举联络站，发动职工揭发资本家。资本家被要求在批斗会上坦白交代，工人当众揭发。运动期间关于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把所有私营工商户分成了五类：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户、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参加全国无法运动的私营工商户总数将近100万户。

这五类不是道德分类，而是政治分类。被滑到哪一类，不一定是看你违法多少，而是要看你的政治位置。前面我们讲过，荣家就是这么从基本守法户被毛泽东亲自改成了完全守法户。资本家被滑到哪一类，不取决于他做了什么，而取决于党需要他做什么。融洽被需要，所以就被保护起来，而另外那些被滑到后两类的资本家要面对的罚款、没收、刑事处分。运动结束的时候，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沈阳、武汉九大城市的统计，严重违法户占4%，完全违法户占1%。也就是说，全国有大约五万户左右的私营工商业者被运动直接整治。

整个运动的经济后果是：1952年1月到9月，光是天津一个城市，工业方面歇业1102户，商业方面歇业4353户；1952年全年，全国大中城市私营工商业歇业数超过开业数11791户，出现了新中国成立的第二次失业高潮。这就是1952年的状态。当国家在1956年说“我们来和平合营吧”的时候，资本家就是从这样一种状态走进谈判桌的。他们刚刚经历过工作队进驻清查账目，刚刚经历过职工在大会上揭发，他们刚刚看着身边5%的同行被划成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刚刚看着上海近两万户的工商业者歇业关门。然后国家说，我们来和平合营吧。他们能怎么回答？只能说好。而这个好字，就是后面篇文章里张灯结彩锣鼓喧天的那一片叫好。

新华社还强调三十多亿元超过原有资产总和，但是新华社没有告诉我们钱是怎么发的，发了多久。定西制度是1956年公私合营完成之后正式开始的。核定司鼓鼓的

每年5%固定股息从1956年1月1号起计算，保持7年不变，后来延长到1966年9月停发定西也就是说，这场所谓的超过原有资产总额的赎买，实际上只兑付了10年。1966年9月之后，这笔钱就不再发了，因为1966年9月开始，文革开始了。和平赎买是有期限的，赎买期限由权力单方面决定。10年之后，这笔钱不再发，资本家身份也不再被承认。新华社2026年的文章里只讲到三十多亿元超过原有资产总额，但他没有说这三十多亿是10年里发完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文章里有一段写得特别有画面感：“1956年1月15号，北京二十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各地城市张灯结彩，锣鼓喧天。”这些场面是真实存在的。1956年1月20号，上海50万人冒雨游行；1月22号，武汉十五万人冒雨集会；同一时段，哈尔滨、广州、杭州、乌鲁木齐都搞了类似的庆祝大会，报喜对家属保证书、敲锣打鼓送公私合营申请，整套动员系统全开。我们不否认这些场面，可是问题不在场面本身，问题在公共庆祝从来不能自动证明一项政策的合理性。

中共建政以后，之后几乎每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都留下过类似的群众场面。1957年反右运动有万人大会，资产阶级右派份子被点名批斗；1958年大跃进有亩产万斤的报喜大会，各地竞相虚报浮夸数据；1966年文革开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百万人狂欢；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全国又是一波庆祝游行。每一次都有照片，每一次都有群众发自内心的欢呼。公共庆祝在政治运动里证明的不是民意，而是动员能力，是组织部门把多少人在多少时间内集结到广场上的能力，是工商联在多少天内组织资本家家属写保证书的能力，是宣传部门能让多少城市同步庆祝的能力。至于那些走上台敲锣打鼓但红花念发言稿的资本家内心究竟是怎么想的，这件事永远不会有人替他们回答了。在一个刚刚经历过无法运动的政治高压环境里，公开欢呼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生存策略，你不上台就是对社会主义改造有抵触情绪，你戴红花上台才是觉悟提高了的爱国工商业者。新华社展示的是舞台上的笑脸，却没有展示后台的恐惧。历史的真实复杂性被新华社的一张张照片和一段文字完整磨平了。

新华社讲三大改造，讲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时，用了这样一个表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大体经过了从低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就是统购、包销、加工、订货，到高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就是公私合营的发展过程。”这句话写的文字邹但是无意中泄露了一个关键信息：公私合营不是一个独立的制度，它是一个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已。完整的过程十分四步走的第一步：加工、订货、统购、包销。1950年，荣毅仁本人后来的红色资本家，向上海纺织工业局提议加工订货办法，政府供应棉花工厂，加工棉纱，工厂只专供缴费这个办法很快推广到全国。

1951年1月，政务云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布《关于统购棉纱的决定》，私营棉纺厂完全纳入国家计划。到1955年底，接受政府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上海工商企业已经占私营工业总产值的92%。新华社这一篇把这一步轻轻一笔带过，但它的实质是国家成为私营企业的唯一大买家，私营企业开始离不开国家订单。这一步，资本家的产权还在他自己的手里。

第二步，个别公私合营。1954年，北京市地方工业局选择同仁堂作为首批公私合营的示范企业，同年9月，身心集团，也就是荣石的旗舰企业宣布公私合营。新华社在这里用了一个含蓄的表述：“公司双方共同经营企业，供方代表居于领导地位。”这六个字翻译成大白话就是：重大决策权从资本家手里转到了供方代表收礼资本家变成了董事长、厂长，由工商人员担任。这一步，资本家的产权名义仍然还在他自己手里。

第三步，全行业公私合营。1956年1月，北京宣布全行业公私合营，十天之内上海跟上，一个月之内全国大中城市全部跟上。这一步在新华社这一篇里被讲成了高潮，说“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第四步，新华社完全没提，就是1966年9月，定西富四方身份完全取消，所有公私合营企业彻底转为全民所有制。到了1980年代改革开放，关于原资本家的思古退还，一分钱都没有。这就是公私合营这四个字真正的含义啊，它不是一种长期共存的制度，它只是一座桥梁，这座桥的一头是私人产权，另一头是私人产权的彻底消失。1956年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只是这座桥中间的那一个阶段。新华社2026年这篇文章重新赞美这座桥，但是他故意不告诉你这座桥通向何方。

新华社在和平赎买的那一段讲了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数字三十多亿元，超过原有资产总额。这个数字听起来很大，而且超过原有资产总额，听起来也很慷慨。然而，我们来看看这个数字背后的具体分布。1956年公私合营完成之后，全国拿定西的在职私营业主有七十一万人，另有十万人是吃代理人，三十多亿元分给八十多万人。10年期间发文算下来，平均每人每年大约能拿到350多元，这个数字在1950年代大概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三到四个月的工资。但是平均数没有意义，因为定西是按思古骨骼计算的。上海公私合营企业中的思古总额是11.2亿元，占全国的近一半，思古在¥500万以上的全国五大户中有四个人都姓荣，荣三第一，975万元，荣毅仁第三。也就是说，这三十多亿元里，荣是家族一家就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剩下的七十一万业主里，绝大多数人的思古只有几千、几万、几十万元。10年下来，他们能拿到的定西 从几年到几十年的工资都有，但是不管多少，1966年9月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更关键的是，新华社没有提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原资本家是不是把企业能拿回来呢？答案是没有。1980年代改革开放，允许个体户、私营企业重新办起来，但是1956年公私合营时被河桥的产权没有任何归还程序。我们前面讲过荣毅仁，讲过周志远他们的产业无一例外从交出去的那一刻起，就再也没有回到他们的手里。整整一代民族实业家积累了几十年的工厂，从此永久消失在国家所有治理所以超过原有资产总额这句话在历史完整的语境里，真正的含义是国家用10年时间以年息五离的速度，支付了一笔大体上等于原资产总额的钱，然后富然后产权永久收归国有，从此再不归还。这是一笔买卖，但是买方单方面决定价格，单方面决定支付期限，单方面决定停止支付，单方面拒绝归还原物。这种买卖在任何现代法律体系里都不应该叫做和平赎买吧。

讲到这儿，你已经看清楚了新华社的这篇文章，关于1956年的叙事，每一个关键点上都作了剪辑和美颜。m50的咖啡馆替代了荣毅仁、周志军的那一代民族实业家的真实命运，和平赎买四个字替代了1952年的无法运动的政治高压，张灯结彩替代了全国近五万户被华为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的资本家，公私合营替代了从加工订货到全民所有的完整

四步30亿多亿元超过原有资产总额替代了1966年9月复和以后再也无法归还的事实。每一处剪辑都不是无心之失，每一处都是为了让今天读者看到一个干净的、和平的、值得赞美的1956年。

但为什么是在2026年？为什么是现在来发这篇文章呢？1956年的资本家绝大多数已经不在了，荣毅仁2005年去世，周志也早已过世，一代民族实业家的故事都在档案管理新华社2026年6月19号重新书写他们的故事，当然不是给他们看的。这篇文章的真正读者是今天还在中国经营、还在中国持有产权的民营企业家和小业主们。他想告诉今天的这些企业家几件事：第一，1956年的那场把私人资本送出历史舞台的运动，在官方叙事里是伟大变革；第二，和平赎买是合理的，有正当性，可以重新提起；第三，私人产权退出历史舞台不是悲剧，是进步；第四，这套逻辑不仅当年是对的，今天还能提供制度支撑。这才是这篇文章真正的含义，它不是历史文章，而是给2026年的民营企业家发出的一份通知，当年那套对待私人资本的方式在今天的官方话语里，合法性被重新确立。

那么问题就来了，习近平为什么要在2026年的6月重新确认1956年的合法性呢？答案在他过去十几年做的事情里。如果新华社这篇文章是孤立的，那么它只是一篇历史回顾，不值得我们做三十分钟的节目；让我们担忧的是，他不是孤立的，我们照时间顺序缕一遍。2018年11月1号，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当时他说了这样一段话：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有的人发表了一些否定、怀疑民营经济的言论，比如有的人提出所谓的民营经济离场论，说民营经济已经完成了使命，要退出历史舞台；有的人提出所谓的新公私合营论，把现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曲解为新一轮公私合营；有的人说要加强企业党建和工会工作，是要对民营企业进行控制，等等。这些说法是完全错误，不符合党的大政方针。这段话表面上是在安抚企业家，但如果换个角度听，习近平为什么要专门否定这三件事？因为这三件事恰恰已经在民间被广泛讨论了。民营经济离场论是2018年9月12号的一篇网文提出的，这个题目叫做私营经济已经完成了协助公有经济发展应逐渐离场，这篇文章在民营企业家群体里炸开了锅，同时段新公私合营论也在民间流传。到了11月1号，习近平亲自出来否定了这件事。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逻辑，它需要否定，恰恰证明这三件事在现实中已经发生。他越是用力的否定，越是说明市场已经感知到了方向。

马云和蚂蚁集团的命运就是这件事的证明。2020年10月24号，马云在上海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发言，公开批评中国金融监管体系。九天之后，2020年11月2号，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四部门联合约谈马云和蚂蚁集团的两位高管 同一天引导

将会发布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在一天2020年11月3号晚，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关于暂缓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上市的决定，蚂蚁原本定于11月5号上市，从约谈到暂缓上市，整个过程三十六个小时。这件事在我们之前的节目里讲过，我们现在只讲它的政治含义：它不是一个金融监管事件，它是一个权力宣誓事件。中国当时最国际化、市值最高的科技集团，在它的IPO前两天被一纸公告按下了暂停键，马云从此淡出公众视野。整个民营企业家群体在那个晚上看清楚了，你做到多大，都不足以保护自己对商业判断权和发言权。

跟蚂蚁集团整顿几乎同步，出现了一种新工具，叫做特殊管理股，也叫黄金股。英国金融时报调查报道过这套机制的具体运作，具体的做法就是政府背景的基金或者公司以通常1%的股权进入私营企业，重点是这种小股权附带董事会席位，附带关键事项的否决权，有时候还附带对内容、数据、战略方向的控制权。具体案例：2020年4月，蚂蚁集团暂停上市的七个月之前，微博子公司北京微生

科向往新办设立的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下属实体网投通达出售了1%的股份，定价1070万人民币。这一笔安排被微博自己披露在美国证监会SEC的文件里网通通达获得了微生科三人董事会其中一个席位。2021年4月，字节跳动旗下的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把1%的股份卖给一家叫网投中文的国资公司，作价200万人民币，这家公司控制着字节跳动在中国境内的媒体平台，包括今日头条和抖音，网投中文获得了三人董事会其中议席，有权对涉及中国境内媒体平台内容、许可证、总编辑任命的事项行使决策权。2022年9月，国有企业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旗下投资机构获得阿里巴巴旗下优酷电影1%的股份。2023年1月，中央网信办下属的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通过实体收购阿里巴巴子公司广州鹿角信息技术1%的股份，新加入的董事会成员名字跟网信办一名中级官员同名。腾讯也有类似的安排，以及人工智能公司商汤、短视频公司快手、播客公司喜马拉雅，同一套机制可以说是扩散到了几乎所有中国的头部互联网平台，这就是所谓的黄金股。请记住1956年的对照：1956年公私合营，新华社自己的化是供方代表居于领导地位；黄金股机制完全一致，就是派驻人员进入企业最高决策层，实现政治控制。只是1956年供方代表拿了大股权，2020年只需要1%，因为1%就足够了，关键的并不是股权比例，而是董事席位和否决权。

2025年2月17号，习近平再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这是2018年那次之后的第二次同类会议。出席发言的六位企业家有任正非、王传福、刘永好、愚人蓉王新星、雷军。请注意这份名单上唯一没有出现的名字马云，在2018年那次，他是核心出席者，然而2025年他不再公开发言代表名单里。这次会议，习近平讲了几句关键的话：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已经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将一以贯之坚持和落实，不能变也不会变。这跟2018年的话术几乎一样，他用力强调不会变。但是注意，任何政策如果需要反复强调不会变，恰恰是因为市场已经在怀疑他就要改变。

2025年4月3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通过，5月20号实行，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专门规范民营经济的基础性法律。按理说，有了法律总该让市场放心了吧，但是这部法律实施才1年，新华社就回过头去赞美1956年的公私合营运动了。时间顺序排在一块儿，就能看到这个组合的全貌：2018年否定性公私合营论，2020年蚂蚁暂停加上黄金股进入微博，2021到2023年黄金股扩散到字节跳动、阿里、腾讯等头部平台，2025年再次开座谈会强调不会变，2025年5月民营经济促进法推行，2026年6月19号新华社的这篇赞美三大改造的文章。

我们再来把1956年的工具跟2012年以来的工具一一对照来看：第一个工具，供方代表进企业。1956年国家派人进资本家的工厂，新华社自己的话叫居于领导地位；2012年以来这一套换了个名字，叫党委进企业、黄金股加董事席位。第二个工具，经济卡口。1956年是加工订货、统购包销，让资本家离不开国家，1955年底上海私营企业92%的产值已经走上了这条管道；2012年以来变成牌照监管、平台监管、数据安全审查、政府订单依赖，都是让企业的存活离不开国家的审批。第三个工具，利息。1956年，国家把资本家从企业里拿走的同时，给他一笔钱买断他这个工具；2026年没有对应，今天没有定西所以你看啊，1956年用工方代表加加工订货加定西三个工具把资本家从企业里拿掉，资本家既失去了控制权，也失去了产业，但是呢，得到了一笔补偿性的现金流；如今呢，只用了前两个工具，第三个没有用，不是用不到，而是不想用，因为今天的目标并不是消灭资本家，而是让他们继续运转，继续承担风险，继续创造效率，继续上市，继续分红，但是没有最终决定权。1956年用了3年走完三步，习近平用了十几年走完了前两步，第三步他不走，因为第三步对他来说是一种浪费，他不需要拿真金白银去购买什么控制权，他需要的是资本家的这台机器，但他不需要资本家这个决策主体。这就是为什么新华社这篇文章需要在今年的6月19号出现，它是给过去10年颁发历史合法性，它是告诉今天的官员，今天体制内的人员，今天的党政干部，我们这十几年做的事儿跟1956年是一脉相承的，1956年的探索就是今天的宝贵经验和制度支撑。习近平对民营经济的第一张大字报已经贴出来了。

现在我们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当我们说消灭民营，我们到底在说什么？1956年消灭的方式是连人带产权一起消灭，1956年的消灭是字面意义上的消灭。1956年那一年，中国不再有资本家这个职业，1966年定期平复之后，连董事长这个名义也没了，整整一代民族资本家要么改行，要么进入政协做个象征性的职务，要嘛在文革中遭受了冲击。这种消灭的特点是人和产权一起消灭，然而这种方式代价很高，国家要付出三十多亿元的定西要承担消灭一个阶级带来的经济效率的损失，要处理失去民营经济活力之后的就业和创新问题。事实证明，中国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不得不重新引入民营经济，因为完全消灭他们之后的经济体系效率太低，养不活十四亿人。所以1956年那套消灭民营经济的方法有它的根本缺陷，它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

而今年的方式是留下人和企业，但是拿走决策权。习近平不需要让民营企业家消失，任正非还在，马化腾还在，雷军还在，刘永好还在，他们的企业都在运转，还在创造利润，继续上市，继续分红。他们需要的是让他们没有最终的决策权，企业的核心决策权包括做什么、不做什么、怎么做、什么时候做、对谁负责，这些实质上从企业家的手里都被转移出去了。所以2026年的消灭指的是消灭民营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的实质。独立的经济主体是指它能够独立决定自己的战略方向，独立判断自己的经营风险，独立面对市场的奖惩，简单说就是它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1956年的消灭民营是让企业不存在，而2026年的消灭民营是让企业存在但不独立。这才是习近平这十几年做的事情，他要消灭的不是企业家这个人，他要消灭的是企业家作为独立力量这个事实。

我们回到开头，新华社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是：岁月流转，当年的探索为今日中国是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与宝贵经验。现在你应该听懂这句话了，他现在的形势是1%的黄金股，是平台监管的一纸文件，是数据安全审查的一次约谈，是党建工作的一份指导意见。1966年毛泽东的那张大字报贴出来之后，中国走了10年文革，然后用40年的改革开放重新拾回民营经济的活力；2026年6月19号的这张大字报贴出来之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不是这期节目我们要预言的，是预言是廉价的，看清楚逻辑的走向，却可以让我们未雨绸缪。今天这期节目，我希望您看清楚的是，新华社这一篇不是历史回顾，就是习近平的一张大字报，它给过去十几年悄悄完成的事情贴上了党史合法性的标签，他告诉今天所有还有产权焦虑的民营企业家们，这件是在官方话语里已经做完了。我是爱思考、重逻辑的妖精 今天就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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