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討美中學術與教育交流背後的政治滲透與國家安全風險。指出中國學者與專家受制於中共體制缺乏自由，西方中國研究圈常陷入先怪美國的認知框架，且大量中國留學生赴美攻讀尖端科技形成嚴重失衡。作者呼籲美國停止將非對等的交流視為正常互動，防範開放社會遭封閉體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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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來到知定講堂的啟蒙論壇，我是餘茂春。美國的大學、智庫與政策制定者在與中國學者交流時，最常犯的錯誤之一，就是假設雙方都身處同一套知識體系之中，但事實並非如此。美國學術界建立在自由探索、公開辯論、表達異見與追求真相的文化之上，無論真相指向何方，學者都能自由討論。然而，中國學者所處的環境，卻是一套要求思想一致、服從政治權威的體制。在中國，只要挑戰中國共產黨的立場，無論議題大小，都可能付出代價，輕則影響職涯發展，重則遭到監控，甚至面臨刑事處罰。把這兩群人當作自由思想市場中的平等參與者，這不是開明，而是一種危險的自我欺騙。問題從來不在於中國學者是否聰明，許多人確實非常優秀，真正的問題是他們是否擁有自由？在這樣的條件下，許多與中國學界的交流，往往不是真正的思想對話，而是把經過中共官方許可的觀點，輸入原本建立在思想自由之上的西方機構。這件事重要，因為美國人通常直覺認為學者是獨立的，但中共並不想。
同樣令人憂慮的，是西方出現了一批所謂的中國問題專家，他們的專業聲譽，往往取決於能否持續進入中國。許多學者、記者與政策分析師，把頻繁出入北京、上海，或受邀參加中國頂尖大學活動，視為專業地位的象徵，但這也帶出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誰能進去？誰又被拒之門外？一些最受推崇的獨立中國研究學者，像馮客、林培瑞等人，正是因為敢於挑戰官方敘事，才寫出了對中共治理最深刻的分析。然而，他們也往往因此遭到限制、打壓，甚至被直接拒於門外。反觀那些經常受邀參加重要會議，享有頂級待遇的西方專家，往往都謹守分寸，不越過北京可接受的界線。這不代表他們一定是在替中國宣傳，卻說明了一件事：中共的准入審查制度獎勵順從，懲罰異見。中共非常清楚准入審查制度本身就是影響力工具，當學者擔心失去簽證、邀請、研究機會或學術關係時，就會產生強烈誘因進行自我審查。久而久之，最常出現在媒體上的中國問題專家，往往也是北京眼中最安全、最無害的專家。
這些交流網路在知識層面造成的最大腐蝕，是讓部分中國研究圈形成先怪美國的思維模式。每當北京採取強硬行動，無論是對臺軍事施壓、鎮壓香港、威脅其他國家、竊取工業技術，或涉及人權侵犯，許多評論者的第一反應不是檢視中共本身的行為，而是立刻追問是不是美方哪個舉動挑釁了中國？在這套框架下，中共被描繪成被動的一方，美國則被塑造成所有問題的起因。這類分析往往吻合北京偏好的敘事：中國只是在回應，美國才是主動挑釁，中國只是在防衛，美國才是升高衝突。當學術圈習慣用這種角度解讀事件時，就不再是客觀分析者，而是變成中共訊息的擴音器。
學生交流也存在同樣問題。對北京來說，大學不是獨立於政府之外的自治機構，而是國家權力的工具，這個根本差異，正是風險的核心所在。因此，美中學術交流也伴隨著重大的國家安全風險。疫情爆發前，大約有三十七萬名中國學生在美國求學，美國大學向他們開放圖書館、實驗室、教室、檔案資料，以及研究資源。另一方面，中共卻讓美國學生到中國留學變得既不安全，也不受歡迎，結果造成極度失衡。如今約有二十七萬名中國學生在美國校園裡，在中國求學的美國學生，卻已銳減至不足一千人。也就是說，每一位在中國讀書的美國學生，大約對應三百位在美國讀書的中國學生。更值得注意的是，許多人就讀於人工智慧、半導體、先進工程等下一世代關鍵科技領域，涉及高度敏感的國家安全利益。根據中國教育部統計，在先進工業國家留學的中國學生，接近九成最終回到中國發展，成為中國霸權崛起的重要力量。反觀少數留在中國的美國學生，卻必須面對審查、監控、資訊限制，以及各種政治約束。某種程度上，這讓人想起冷戰時期的學術脫鉤，只不過當年面對蘇聯時，美國至少知道，不能讓大量蘇聯學生自由湧入美國校園，但今天，美國最大的優勢開放，正被當成弱點加以利用。
學術自由依賴互惠、透明與獨立，但這三者，中共全都拒絕。中國的大學並不允許美國學者享有與中國學者在美國相同的自由，許多中國研究人員甚至被要求配合國家目標，包括軍民融合計劃以及各種人才招募行動，其目的就是獲取外國知識與技術。中共自己的政策也清楚表明：學術交流不只是教育行為，更是國家戰略資產，這正是交流絕不能變成妥協的原因。一個自由社會，不能靠拒絕正視威脅來捍衛學術自由。交流的目的，應該是深入瞭解中國，而不是成為中共宣傳的平臺，也不是培養未來的美國代理人，更不是替一個剝奪自身人民自由的體制背書。除非中國學者在北京也能享有與在波士頓、芝加哥或伯克利同等的自由，否則美國人就不應再把學術交流視為一種對等關係，因為它根本不是。這是一個開放社會與封閉社會的碰撞，真正承擔風險的，只有開放的一方。
逐字稿 · 帶時間點
歡迎來到知定講堂的啟蒙論壇
我是餘茂春
美國的大學、智庫與政策制定者
在與中國學者交流時
最常犯的錯誤之一
就是假設雙方都身處同一套知識體系之中
但事實並非如此
美國學術界建立在自由探索、
公開辯論、表達異見與追求真相的文化之上
無論真相指向何方
學者都能自由討論
然而，中國學者所處的環境
卻是一套要求思想一致
服從政治權威的體制
在中國
只要挑戰中國共產黨的立場
無論議題大小
都可能付出代價
輕則影響職涯發展
重則遭到監控
甚至面臨刑事處罰
把這兩群人
當作「自由思想市場」中的平等參與者
這不是開明
而是一種危險的自我欺騙
問題從來不在於中國學者是否聰明
許多人確實非常優秀
真正的問題是：
他們是否擁有自由？
在這樣的條件下
許多與中國學界的交流
往往不是真正的思想對話
而是把經過中共官方許可的觀點
輸入原本建立在思想自由之上的西方機構
這件事重要
因為美國人通常直覺認為學者是獨立的
但中共並不這麼想
同樣令人憂慮的
是西方出現了一批
所謂的「中國問題專家」
他們的專業聲譽
往往取決於能否持續進入中國
許多學者、記者與政策分析師
把頻繁出入北京、上海
或受邀參加中國頂尖大學活動
視為專業地位的象徵
但這也帶出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
誰能進去？
誰又被拒之門外？
一些最受推崇的獨立中國研究學者
像馮客（Frank Dikötter）、
林培瑞（Perry Link）等人
正是因為敢於挑戰官方敘事
才寫出了對中共治理最深刻的分析
然而
他們也往往因此遭到限制、打壓
甚至被直接拒於門外
反觀那些經常受邀參加重要會議
享有頂級待遇的西方專家
往往都謹守分寸
不越過北京可接受的界線
這不代表他們一定是在替中國宣傳
卻說明了一件事：
中共的「准入審查制度」
獎勵順從，懲罰異見
中共非常清楚
「准入審查制度」本身就是影響力工具
當學者擔心失去簽證、邀請、
研究機會或學術關係時
就會產生強烈誘因
進行自我審查
久而久之
最常出現在媒體上的中國問題專家
往往也是北京眼中最安全、最無害的專家
這些交流網路在知識層面造成的最大腐蝕
是讓部分中國研究圈形成「先怪美國」的思維模式
每當北京採取強硬行動
無論是對臺軍事施壓、
鎮壓香港、威脅其他國家、竊取工業技術
或涉及人權侵犯
許多評論者的第一反應不是檢視中共本身的行為
而是立刻追問：
「是不是美方哪個舉動挑釁了中國？」
在這套框架下
中共被描繪成被動的一方
美國則被塑造成所有問題的起因
這類分析往往吻合北京偏好的敘事：
中國只是在回應
美國才是主動挑釁
中國只是在防衛，美國才是升高衝突
當學術圈習慣用這種角度解讀事件時
就不再是客觀分析者
而是變成中共訊息的擴音器
學生交流也存在同樣問題
對北京來說
大學不是獨立於政府之外的自治機構
而是國家權力的工具
這個根本差異
正是風險的核心所在
因此
美中學術交流也伴隨著重大的國家安全風險
疫情爆發前
大約有 37 萬名中國學生在美國求學
美國大學向他們開放
圖書館、實驗室、教室、檔案資料
以及研究資源
另一方面
中共卻讓美國學生到中國留學變得既不安全
也不受歡迎
結果造成極度失衡
如今約有 27 萬名中國學生在美國校園裡
在中國求學的美國學生
卻已銳減至不足一千人
也就是說
每一位在中國讀書的美國學生
大約對應三百位在美國讀書的中國學生
更值得注意的是
許多人就讀於人工智慧、
半導體、先進工程等下一世代關鍵科技領域
涉及高度敏感的國家安全利益
根據中國教育部統計
在先進工業國家留學的中國學生
接近九成最終回到中國發展
成為中國霸權崛起的重要力量
反觀少數留在中國的美國學生
卻必須面對審查、監控、資訊限制
以及各種政治約束
某種程度上
這讓人想起冷戰時期的學術脫鉤
只不過當年面對蘇聯時
美國至少知道
不能讓大量蘇聯學生自由湧入美國校園
但今天
美國最大的優勢「開放」
正被當成弱點加以利用
學術自由依賴互惠、透明與獨立
但這三者
中共全都拒絕
中國的大學並不允許美國學者
享有與中國學者在美國相同的自由
許多中國研究人員甚至被要求配合國家目標
包括軍民融合計劃以及各種人才招募行動
其目的就是獲取外國知識與技術
中共自己的政策也清楚表明：
學術交流不只是教育行為
更是國家戰略資產
這正是交流絕不能變成妥協的原因
一個自由社會
不能靠拒絕正視威脅來捍衛學術自由
交流的目的
應該是深入瞭解中國
而不是成為中共宣傳的平臺
也不是培養未來的美國代理人
更不是替一個剝奪自身人民自由的體制背書
除非中國學者在北京也能享有
與在波士頓、芝加哥或伯克利
同等的自由
否則美國人就不應再把
「學術交流」視為一種對等關係
因為它根本不是
這是一個開放社會與封閉社會的碰撞
真正承擔風險的
只有開放的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