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美中学术与教育交流背后的政治渗透与国家安全风险。指出中国学者与专家受制于中共体制缺乏自由，西方中国研究圈常陷入先怪美国的认知框架，且大量中国留学生赴美攻读尖端科技形成严重失衡。作者呼吁美国停止将非对等的交流视为正常互动，防范开放社会遭封闭体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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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知定讲堂的启蒙论坛，我是余茂春。美国的大学、智库与政策制定者在与中国学者交流时，最常犯的错误之一，就是假设双方都身处同一套知识体系之中，但事实并非如此。美国学术界建立在自由探索、公开辩论、表达异见与追求真相的文化之上，无论真相指向何方，学者都能自由讨论。然而，中国学者所处的环境，却是一套要求思想一致、服从政治权威的体制。在中国，只要挑战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无论议题大小，都可能付出代价，轻则影响职涯发展，重则遭到监控，甚至面临刑事处罚。把这两群人当作自由思想市场中的平等参与者，这不是开明，而是一种危险的自我欺骗。问题从来不在于中国学者是否聪明，许多人确实非常优秀，真正的问题是他们是否拥有自由？在这样的条件下，许多与中国学界的交流，往往不是真正的思想对话，而是把经过中共官方许可的观点，输入原本建立在思想自由之上的西方机构。这件事重要，因为美国人通常直觉认为学者是独立的，但中共并不想。
同样令人忧虑的，是西方出现了一批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的专业声誉，往往取决于能否持续进入中国。许多学者、记者与政策分析师，把频繁出入北京、上海，或受邀参加中国顶尖大学活动，视为专业地位的象征，但这也带出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谁能进去？谁又被拒之门外？一些最受推崇的独立中国研究学者，像冯客、林培瑞等人，正是因为敢于挑战官方叙事，才写出了对中共治理最深刻的分析。然而，他们也往往因此遭到限制、打压，甚至被直接拒于门外。反观那些经常受邀参加重要会议，享有顶级待遇的西方专家，往往都谨守分寸，不越过北京可接受的界线。这不代表他们一定是在替中国宣传，却说明了一件事：中共的准入审查制度奖励顺从，惩罚异见。中共非常清楚准入审查制度本身就是影响力工具，当学者担心失去签证、邀请、研究机会或学术关系时，就会产生强烈诱因进行自我审查。久而久之，最常出现在媒体上的中国问题专家，往往也是北京眼中最安全、最无害的专家。
这些交流网路在知识层面造成的最大腐蚀，是让部分中国研究圈形成先怪美国的思维模式。每当北京采取强硬行动，无论是对台军事施压、镇压香港、威胁其他国家、窃取工业技术，或涉及人权侵犯，许多评论者的第一反应不是检视中共本身的行为，而是立刻追问是不是美方哪个举动挑衅了中国？在这套框架下，中共被描绘成被动的一方，美国则被塑造成所有问题的起因。这类分析往往吻合北京偏好的叙事：中国只是在回应，美国才是主动挑衅，中国只是在防卫，美国才是升高冲突。当学术圈习惯用这种角度解读事件时，就不再是客观分析者，而是变成中共讯息的扩音器。
学生交流也存在同样问题。对北京来说，大学不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自治机构，而是国家权力的工具，这个根本差异，正是风险的核心所在。因此，美中学术交流也伴随著重大的国家安全风险。疫情爆发前，大约有三十七万名中国学生在美国求学，美国大学向他们开放图书馆、实验室、教室、档案资料，以及研究资源。另一方面，中共却让美国学生到中国留学变得既不安全，也不受欢迎，结果造成极度失衡。如今约有二十七万名中国学生在美国校园里，在中国求学的美国学生，却已锐减至不足一千人。也就是说，每一位在中国读书的美国学生，大约对应三百位在美国读书的中国学生。更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人就读于人工智慧、半导体、先进工程等下一世代关键科技领域，涉及高度敏感的国家安全利益。根据中国教育部统计，在先进工业国家留学的中国学生，接近九成最终回到中国发展，成为中国霸权崛起的重要力量。反观少数留在中国的美国学生，却必须面对审查、监控、资讯限制，以及各种政治约束。某种程度上，这让人想起冷战时期的学术脱钩，只不过当年面对苏联时，美国至少知道，不能让大量苏联学生自由涌入美国校园，但今天，美国最大的优势开放，正被当成弱点加以利用。
学术自由依赖互惠、透明与独立，但这三者，中共全都拒绝。中国的大学并不允许美国学者享有与中国学者在美国相同的自由，许多中国研究人员甚至被要求配合国家目标，包括军民融合计划以及各种人才招募行动，其目的就是获取外国知识与技术。中共自己的政策也清楚表明：学术交流不只是教育行为，更是国家战略资产，这正是交流绝不能变成妥协的原因。一个自由社会，不能靠拒绝正视威胁来捍卫学术自由。交流的目的，应该是深入了解中国，而不是成为中共宣传的平台，也不是培养未来的美国代理人，更不是替一个剥夺自身人民自由的体制背书。除非中国学者在北京也能享有与在波士顿、芝加哥或伯克利同等的自由，否则美国人就不应再把学术交流视为一种对等关系，因为它根本不是。这是一个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的碰撞，真正承担风险的，只有开放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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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知定讲堂的启蒙论坛
我是余茂春
美国的大学、智库与政策制定者
在与中国学者交流时
最常犯的错误之一
就是假设双方都身处同一套知识体系之中
但事实并非如此
美国学术界建立在自由探索、
公开辩论、表达异见与追求真相的文化之上
无论真相指向何方
学者都能自由讨论
然而，中国学者所处的环境
却是一套要求思想一致
服从政治权威的体制
在中国
只要挑战中国共产党的立场
无论议题大小
都可能付出代价
轻则影响职涯发展
重则遭到监控
甚至面临刑事处罚
把这两群人
当作「自由思想市场」中的平等参与者
这不是开明
而是一种危险的自我欺骗
问题从来不在于中国学者是否聪明
许多人确实非常优秀
真正的问题是：
他们是否拥有自由？
在这样的条件下
许多与中国学界的交流
往往不是真正的思想对话
而是把经过中共官方许可的观点
输入原本建立在思想自由之上的西方机构
这件事重要
因为美国人通常直觉认为学者是独立的
但中共并不这么想
同样令人忧虑的
是西方出现了一批
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
他们的专业声誉
往往取决于能否持续进入中国
许多学者、记者与政策分析师
把频繁出入北京、上海
或受邀参加中国顶尖大学活动
视为专业地位的象征
但这也带出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
谁能进去？
谁又被拒之门外？
一些最受推崇的独立中国研究学者
像冯客（Frank Dikötter）、
林培瑞（Perry Link）等人
正是因为敢于挑战官方叙事
才写出了对中共治理最深刻的分析
然而
他们也往往因此遭到限制、打压
甚至被直接拒于门外
反观那些经常受邀参加重要会议
享有顶级待遇的西方专家
往往都谨守分寸
不越过北京可接受的界线
这不代表他们一定是在替中国宣传
却说明了一件事：
中共的「准入审查制度」
奖励顺从，惩罚异见
中共非常清楚
「准入审查制度」本身就是影响力工具
当学者担心失去签证、邀请、
研究机会或学术关系时
就会产生强烈诱因
进行自我审查
久而久之
最常出现在媒体上的中国问题专家
往往也是北京眼中最安全、最无害的专家
这些交流网路在知识层面造成的最大腐蚀
是让部分中国研究圈形成「先怪美国」的思维模式
每当北京采取强硬行动
无论是对台军事施压、
镇压香港、威胁其他国家、窃取工业技术
或涉及人权侵犯
许多评论者的第一反应不是检视中共本身的行为
而是立刻追问：
「是不是美方哪个举动挑衅了中国？」
在这套框架下
中共被描绘成被动的一方
美国则被塑造成所有问题的起因
这类分析往往吻合北京偏好的叙事：
中国只是在回应
美国才是主动挑衅
中国只是在防卫，美国才是升高冲突
当学术圈习惯用这种角度解读事件时
就不再是客观分析者
而是变成中共讯息的扩音器
学生交流也存在同样问题
对北京来说
大学不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自治机构
而是国家权力的工具
这个根本差异
正是风险的核心所在
因此
美中学术交流也伴随著重大的国家安全风险
疫情爆发前
大约有 37 万名中国学生在美国求学
美国大学向他们开放
图书馆、实验室、教室、档案资料
以及研究资源
另一方面
中共却让美国学生到中国留学变得既不安全
也不受欢迎
结果造成极度失衡
如今约有 27 万名中国学生在美国校园里
在中国求学的美国学生
却已锐减至不足一千人
也就是说
每一位在中国读书的美国学生
大约对应三百位在美国读书的中国学生
更值得注意的是
许多人就读于人工智慧、
半导体、先进工程等下一世代关键科技领域
涉及高度敏感的国家安全利益
根据中国教育部统计
在先进工业国家留学的中国学生
接近九成最终回到中国发展
成为中国霸权崛起的重要力量
反观少数留在中国的美国学生
却必须面对审查、监控、资讯限制
以及各种政治约束
某种程度上
这让人想起冷战时期的学术脱钩
只不过当年面对苏联时
美国至少知道
不能让大量苏联学生自由涌入美国校园
但今天
美国最大的优势「开放」
正被当成弱点加以利用
学术自由依赖互惠、透明与独立
但这三者
中共全都拒绝
中国的大学并不允许美国学者
享有与中国学者在美国相同的自由
许多中国研究人员甚至被要求配合国家目标
包括军民融合计划以及各种人才招募行动
其目的就是获取外国知识与技术
中共自己的政策也清楚表明：
学术交流不只是教育行为
更是国家战略资产
这正是交流绝不能变成妥协的原因
一个自由社会
不能靠拒绝正视威胁来捍卫学术自由
交流的目的
应该是深入了解中国
而不是成为中共宣传的平台
也不是培养未来的美国代理人
更不是替一个剥夺自身人民自由的体制背书
除非中国学者在北京也能享有
与在波士顿、芝加哥或伯克利
同等的自由
否则美国人就不应再把
「学术交流」视为一种对等关系
因为它根本不是
这是一个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的碰撞
真正承担风险的
只有开放的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