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妖酱：司马南去哪了？

本视频深入梳理了司马南从气功骗局揭秘者、左翼网络红人，到依托饶谨商业矩阵操弄民粹、围猎企业的幕后利益链，并解析了他在美国买房、偷税漏税被罚，最终遭中共官方抛弃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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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大家好，我是爱思考、重逻辑的妖妖酱。司马南，本名于力。网上有人叫他“司马夹头”。三、四、五、六、七总算没事吧。他这一生最拿手的，就是看风使舵，左右横跳。气功热时，他拜师练功、发气治病，想当大师；后来，他转身揭穿大师，借反伪科学的浪潮成了名人。到今天还有人对这种所谓的江湖把戏 当时叫做特异功能。在我看来呢这件事 有点神仙 在我看来就是小魔术 这些您都会吗？这在这很简单 你也会啊。薄熙来当红，他为重庆唱赞歌；薄熙来倒台，他替自己找好解释，接着拥护习近平。反资本能聚人气，他带领一众粉丝，攻击企业家；中央强调支持民企，他又宣布拥护。他忽悠自己的粉丝反美，自己却早就在美国买房置业。几十年来，他身段柔软，顺风、逆风都能行船，靠一次次变换姿态，吃尽各个时代的红利，把爱国、爱党做成了生意。可就这样一个没有底线，巧舌如簧、蛊惑人心的意见领袖，最后还是被中共抛弃。今天就来看看，司马南这样的变色龙，为什么最后还是成了中共的弃子。

司马南有一块用了几十年的招牌：中国反伪科学代表人物。很多人因此以为，他从一开始就站在气功大师的对面。其实，气功最红火的时候，他自己也练功、发气治病，很想挤进大师的队伍。但还是请您睁开双眼 看没什么大不了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从上到下，气功成了中国人生活中的一部分。有人号称能够隔空搬东西，有人能够用耳朵认字，还有人宣称可以向千里之外发功治病。报刊替他们传播事迹，研究机构替他们安排测试，一些高级干部和科学界名人又为他们撑场面。普通人看见的是：领导相信，专家研究，报纸宣传，那大概真有这么回事。司马南那时做过记者，接触到这些人以后，很快也相信了。他替气功大师买紧俏商品，跟着大师到各处表演、打下手、找机会拜师，后来还参加了研究人体特异功能的组织。他对大师的本事既好奇又羡慕，练功也很用心，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练出来。研究气功热的科普作家张洪林，曾经摘引司马南《神功内幕》里的自述：他给人发气治病，开始要用手接触患者，后来尝试不接触；再往后，他让求治的人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声称自己一边办公，一边就能给对方发气治病。在学习班上，他还请病人上台，讲接受发功治疗后的感觉。台下的人看不见所谓的气，也没法判断病有没有治好；病人一句“舒服了”，就替台上的人完成了证明。

司马南最初接触 张洪林，也不是慕名来请教科学。他是代表气功阵营那边上门挑战的。按照张洪林的记述，司马南替气功师来下战书，要跟反对特异功能的人较量。双方谈过以后，他的认识才逐渐改变。张洪林后来又把他介绍给于光远、何祚庥等反伪科学人士。这一步，给了司马南一个新的去处。他熟悉大师怎样表演，也知道观众怎样相信。过去在圈子里学来的东西，正好可以反过来拆穿他们。1990年8月10日，北京举行一场有关气功和特异功能的报告活动。司马南上台，先摆出大师的架势，再表演一连串让人吃惊的本领。等大家看完，他才揭开谜底：这些效果，普通人掌握技巧也可以做到。这非常非常硬啊。但是崔永元能吃 这一块东西啊。叫海螵蛸，是中药的一种。俗称乌鱼骨 远远看去跟碗碴啊大体差不多 鱼目混珠拿起来就把它吃掉了。吃掉了之后呢 它不像碗碴那么硬 而且还有治胃病的效果。

同样的表演本领，过去用来让人相信神功，现在用来让人相信他看穿了神功。后来的公开报道也留下了他早年练功的记录。1997年，《世界科学》刊登毕东海的《司马南的勇气》，在赞扬他反对伪气功的同时，明确写到他过去当过气功师、做过表演、替人治病，甚至用“大师级”形容他。关于他为什么转行，当年的气功支持者何斌辉给过一个很不客气的解释：司马南想当大师没有当成，才改做反气功大师。司马南从1990年开始公开打假，很快赶上了官方反伪科学的风口。1994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文件，科学界反对伪科学的声音也在增强。过去分散在报刊和研究者之间的争论，开始进入公众视野。1995年，司马南登上央视的相关节目，还和邓小平的女儿邓楠同台演示所谓意念断筷。他已经从气功圈里想拜师的人，变成全国知名的揭秘者。这股不断扩大的宣传需要，把司马南推到了更大的舞台。更重要的是，他确实知道怎样吸引电视观众：隔空断物是真是假，普通人很难靠读论文搞清楚；他当场演一遍，再揭开诀窍，几分钟就能拆掉大师的神秘感。

大家注意。表演魔术的人表演魔术以后 再揭开背后的奥妙 一般又有了大师的神秘感。节目有冲突、有悬念，中央电视台把表演送进千家万户，也把司马南的名字送进了千家万户。反气功给司马南带来的，不只是知名度，也是一份“能够识破骗局”的信用。后来评论政治和企业时，他沿用了同一套节目办法：先告诉观众，有人在欺骗中国人、损害中国利益，再把自己认定的坏人点出来。名字从气功大师换成公知、企业家和外国势力，他扮演的角色始终没变。既然他揭穿过气功骗局，观众也更容易相信，他能看清政治、看懂企业，还能判断谁爱国、谁卖国。 可是，从打假明星走到政治评论员，司马南还要过一道更现实的关：面对气功大师，他可以追问到底；面对真正掌握权力的人，他还敢不敢坚持自己的判断？

2003年，司马南当选北京东城区人大代表。 第一次参加区人大全体会议，会上表决大会主席团名单。主持人问同意的请举手，他没举；问不同意的请举手，他也没举；问弃权的请举手，他举了。理由很简单。他不认识名单上的人，也不了解这些人的情况，凭什么同意，凭什么反对？那就弃权。按照他后来接受《南风窗》采访时的说法，当天晚上，好几拨人找他吃饭、谈话。就为这一只举起来的手，大家要弄清楚，这个人到底想干什么。有人劝他，何必弃权，跟着通过就行了，大会要开得团结、祥和。第二次开会，司马南不再举手弃权。他解释，自己举不举手也改变不了会议，还让团长显得工作没做好，再这么干没有意义。

司马南碰到了人大制度的一处要害：一个代表按自己的了解投票，本来再正常不过，在那个会场里却会让人警惕。名单需要全票通过，代表最好提前理解这一点。他看见了规则，也选择了适应。2009年发表的那次采访，题目就叫《独立人大代表司马南选择改变自己》。他告诉记者，自己改变不了什么，只能改变自己。做了几年代表，他从原来有些看不起基层官员，变成理解、同情他们，进一步肯定这套体制的运作。他为这种改变举出的理由，是基层事情难办：公厕难建，电表难换，官员也很疲惫。最后，他得出的政治结论却是，中国不能照西方民主那一套来。可是，这些困难能够证明代表不该按自己的判断投票吗？本来需要分开追问的问题，被他一起放进了对现行体制的肯定里。那个曾经坚持“不认识就不该乱投票”的人，后来拿自己的从政体验，解释自己为啥改变初衷。

这种转变，对司马南很有用。他既能保留独立代表、敢说话的个人人设，又能告诉官方：我最后理解了你们，也愿意向公众解释你们为什么有道理。他开始越来越主动地靠近权力认可的方向。几年后，重庆给了他更大的机会。2011年，薄熙来主政重庆，王立军负责公安系统。唱红、打黑，让重庆成了全国政治争论的中心。这套做法很适合司马南。他赞美毛泽东，拥护强权治理，也擅长把复杂争论分成鲜明的敌我双方。重庆提供了一个看得见的样板：领导强势，行动迅速，公开宣传又把这些行动说成替老百姓出气。司马南去了重庆，见了王立军。 这时司马南得到的，是接近当红政治人物的机会，也是能够对公众讲述重庆的材料与身份。重庆得到的，则是一个有全国知名度、又挂着独立评论者招牌的辩护人。到了2012年，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薄熙来随之倒台。

但薄熙来倒台以后，司马南并没有与毛左圈子切割。2012年9月，乌有之乡举办纪念毛泽东逝世的活动，他仍然担任主持。那司马南怎样完成跟薄的切割呢？2013年1月，他上美国之音《焦点对话》表示，薄熙来个人的确存在问题、应当受处理，同时坚持重庆唱红打黑值得肯定，还把中央没有批判重庆模式，当作自己继续肯定它的理由。薄熙来案审判是讲两个问题，第一薄熙来的口袋问题，二、薄熙来身体某部位没管住的问题。新华社的评论员文章讲得非常清楚 这个案子是个案 但是现在有人非要把这件事比方说南方系，就是试图把这件事情非要扯到另外一个方面去 扯到什么地方去呢？说重庆的问题的实质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原发性病灶。也就是说有些人他们设定的敌人不是薄熙来、王立军 而是中国共产党。我想中共中央应该为止没有就薄熙来事件所涉及到的政治路线问题、思想路线问题而发动任何的讨论。而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过去是有传统优势的。可以有罪，但并不妨碍重庆模式仍然正确；只要把人物与路线拆开，再把最后解释权交回中央，司马南就不必为倒台的薄熙来陪葬。

新的领导人上台以后，他又迅速找到了衔接的说法。2013年接受央视网关于中国梦的专访时，他把实现中国梦与捍卫中国根本政治制度联系起来；2015年讨论毛泽东和文革时，他援引习近平关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说法。可见他非常拥护毛泽东之道，就是要借在位领导人的话来解释。2017年十九大以后，路透社采访司马南。他明确肯定习近平强大的领导地位，还用习近平说了多少话、写了多少东西、见了多少人来赞美他的勤奋。从重庆到北京，司马南没有因为薄熙来、王立军失势，就丢掉替权力说话的位置。他保留了毛左的姿态，又换上了中央的新口径。等到短视频时代来临，这些名声和姿态还能换成多少钱？

镜头里，常常只有司马南一个人。

可是，一条视频从选题、拍摄、剪辑，到同时出现在微信、抖音、今日头条和YouTube，不可能只靠他一个人在家里完成。

镜头背后最重要的人，叫饶谨。

把时间往回拉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围绕西藏事件和奥运火炬传递，中国互联网上出现大规模民族主义动员。

饶谨创办Anti-CNN网站，以反对西方媒体对华报道成名。

这个网站后来改名四月网。

最早聚到这里的人，有人想纠正西方媒体的不实报道，有人希望中国人在国际上更有声音。

据《南方人物周刊》的调查报道，2010年前后，饶谨获得1000万元投资，把早期社区做成更完整的网站。

这笔投资与李世默及“成为基金”有关。

到了2013年，投资方因为流量不理想停止追加资金，员工又追讨工资和社保。

这段经历让饶谨很早就明白：只讲理想养不活公司，必须让观众不停地点进来。

编辑们也发现，外国人怎样评价中国、美国大使又做了什么，比日常的文化和思想内容更容易引起关注。

民族主义不只是一种立场，也是一种能够反复召集观众的法宝。

2017年，饶谨成立南京聆思，把内容生意从一个网站扩展为一批有姓名、有面孔的评论者，再把他们推向多个平台。

公开资料显示，最迟到2020年，司马南已经进入饶谨的运营矩阵。他有全国知名度，懂得怎样面对镜头制造冲突和对立，又已经在政治上找准了安全的位置。

更重要的是，他早年打假留下的信用，可以让观众把他的判断当成揭露真相。

当时，这套矩阵重点经营的头牌还是金灿荣。

2021年河南水灾期间，金灿荣的账号出现美国气象武器造成灾害的说法，引发反弹。

金灿荣后来托人澄清，称相关内容由饶谨团队操作，并要求更换合作团队。

同年8月，司马南停更半年多的抖音账号突然恢复密集更新。

几个月后，饶谨控制的“政委灿荣”等账号陆续改名，金灿荣与饶谨团队走向破裂。

金灿荣留下的头牌位置，开始由司马南填上。

四月华文的招聘介绍，也把这套业务写得很清楚：公司经营媒体人和专家的全平台新媒体矩阵，列出的节目包括司马南频道、战忽智库和李肃论道。

2022年保存下来的账号认证资料又显示，司马南相关公众号分别挂在北京中易网天和南京聆思名下。

这些公司的控制关系，都指向饶谨。

观众看见的是司马南在发表个人意见，后台经营的却是一套公司化的账号矩阵。

饶谨给司马南提供拍摄、账号和传播，司马南则给这套机器提供一张有知名度、也能煽动情绪的脸。

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什么内容能让司马南这张脸最快地变成钱？

钱来得有多快，饶谨自己讲过。

2020年4月底到5月初，“司马南频道”两个星期增加了二十多万关注。饶谨公布的后台数据显示，这两个星期的广告收入，已经赶上旗下另一个账号“政委灿荣”过去两年的广告收入。

这还只是开始。

2021年9月28日，司马南一条视频拿到八百万播放。

随后一个多月，他借着连续攻击联想，抖音增加五百多万关注，微博增加一百五十多万，B站增加一百多万。

一次攻击带来播放、评论、转发和关注；围住同一个目标继续追打，又可以把一场争议拆成一集接一集的视频。

对经营账号的人来说，让观众生气，比让观众耐心了解事实，更容易获得关注度和流量。

一家企业为什么改制，股权怎样变化，合同里到底写了什么，需要查资料，也需要等待调查。

司马南却可以先问几个更能激怒观众的问题：国有资产是不是被人拿走了？中国人的钱是不是进了外国人的口袋？这么高的工资，普通人答应了吗？

问题一旦这样提出，事实判断就被换成了政治站队。

观众不必看懂账本，只需要在爱国和卖国、人民和资本之间选择一边。

原本需要证据回答的问题，就已经不再重要了。

支持司马南的人觉得自己在替国家讨公道，于是主动转发、留言、催更；反对他的人为了指出错误，也会点开视频、截取片段、逐条争辩。

双方以为自己在打仗，平台记下的却是同一组数字：播放量、观看时间、评论数和新增订阅。

平台不判断谁爱国、谁有道理，只知道这个账号成了热点，一场骂战最后可以按照流量和广告规则结算成钱。

司马南团队收割的，也不只是一次播放。观众点下订阅，关注这个频道，就成了可以被反复叫回来的用户。

今天骂联想，明天骂阿里，后天再换一个被称为资本家或外国势力的目标。

每出现一个新的敌人，账号就能把同一批人的愤怒重新点燃。

这套生意怎样分钱，一场没有谈成的合作后来给出了答案。

2022年8月，曾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的乔木公开说，饶谨找过他，希望他与司马南一起做节目。

乔木提出拿固定的税后稿费，饶谨却坚持按照流量和广告收入分成。

这不是简单地请一位学者发表意见，而是在谈一项流量生意：出镜的人吸引观众，运营公司制作和分发，最后按照内容赚来的钱分账。

观点有人赞成能赚钱，有人反对同样能赚钱，最怕的是没人理。

同样在这套矩阵里做节目的李肃说得更加直白：他原来做智库和企业咨询，跟司马南合作几期节目以后，才知道短视频的钱可以“哗哗地来”。

广告之外，政治信任还可以继续变成商品订单。

早在攻击联想最热闹的2021年10月，南京聆思就申请注册了“南友严选”等商标，随后又有“南友严选”公众号和有赞店铺。

“南友”不是一个普通店名，它是在告诉购买者：你不是来买东西的陌生顾客，你是司马南的朋友，是这个阵营里的人。

普通商家要先证明自己的商品值得购买；“南友严选”却可以先证明经营者与顾客政治立场相同。

观众先相信司马南在替国家把关，再相信以他名字开设的店铺也会替自己把关。

于是，观众刚刚跟着司马南痛骂资本，转过身就被带进他身后公司的购物入口。

他们以为自己在支持一种立场，经营者得到的却是一批可以反复推销商品的顾客。

观众的爱国感情可能是真诚的，后台结算却只认数字：转发增加传播，争吵增加互动，关注提高账号价值，购买直接变成收入。

只从观众一头赚钱，还不是这套生意的全部。

司马南为什么偏偏盯住红牛、阿里和联想，一家公司接一家地骂？

因为这些企业不仅能够提供流量，还可能成为公关客户。

前面说到的李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他长期从事企业咨询和危机公关，是和君创业咨询公司的负责人。

李肃自己说过，他与四月传媒合作，就是要在传统媒体影响力下降以后，共同探索新媒体公关。

他还用“我们策划”来形容由司马南出面炒热的话题。

三个人的分工由此变得清楚：司马南站在镜头前，把商业纠纷讲成国家利益；饶谨用账号矩阵放大争议；李肃利用自己在企业和公关行业里的关系，把舆论压力变成可以收费的服务。

攻击企业，便不再只是吸引观众的节目，也可以成为公关生意的前端。

这种玩法，在四月网那里并不是第一次出现。

2013年，前员工黄伟夫向《南方人物周刊》讲过一笔没有谈成的生意。

三亚一名富商卷入鹿回头公园的资产争夺，开价500万元找饶谨帮忙。

按照黄伟夫的说法，饶谨设计的办法，是找记者去三亚采访，再用网络账号炒作国有企业强拆，借舆论压力帮助富商接手项目。

这笔生意最后没有做成，却把操作思路说得很清楚：客户先提出想要的结果，媒体和网络账号再制造有利于客户的舆论。

公众以为自己在围观一场社会事件，后台谈的却是项目和价钱。

2020年的红牛之争，把司马南也带进了这条线。

当时，中国红牛与泰国天丝争夺商标授权和市场利益。

2020年7月，李肃在深圳见了华彬集团董事长严彬，并公开说自己与新媒体公关团队讨论过红牛之战。

与李肃长期合作的陈若剑律师，又代理中国红牛的相关业务，并与司马南录过多次对话节目。

就在这些联系已经形成的时候，司马南下场攻击泰国天丝。

他不再只谈商标和合同，而是把对方与香港、一中原则和国家主权绑在一起，还建议把泰国天丝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

一场企业之间的品牌争夺，就这样变成了一道政治选择题。

观众看到的是司马南为国家主权发怒，中国红牛一方得到的，却是针对商业对手的民族主义舆论压力。

在这场争端里，客户一方的律师、危机公关人员和发动舆论攻击的司马南，已经出现在同一条合作线上。

一年后，相似的衔接又出现在阿里巴巴身上。

2021年9月，李肃与合作律师在上海见了起诉阿里巴巴CEO张勇的原告方。

到了10月，司马南开始攻击阿里影业，说它发布《长津湖》票房海报是在进行“资本主义的狂欢”。

问题是，同一部电影的其他出品方也发布过票房海报，司马南却偏偏把阿里挑出来批判。

单独看，这可以被解释成选题判断；与红牛和后来的联想放在一起看，企业目标与身边人的公关、法律业务一次次发生重合，就很难再用巧合解释。

到了联想，整套商业闭环几乎被他们自己说了出来。

2021年秋冬，共同富裕成为突出政治话语。

司马南抓住联想改制、国有资产、高管报酬和外籍管理者等问题，连续发布视频，把柳传志推到舆论中心。

中国人对收入差距和国有资产流失有真实的不满。司马南把这些不满集中到联想身上，摆出一副替普通人查账的样子。可是，他没有把掌握的材料交给有关部门，而是一期接一期地制造舆论压力。

与此同时，李肃公开承认，他与饶谨、司马南曾为要不要攻击联想发生过很大争论。注意，是“要不要攻击”。这说明联想不是司马南临时看见新闻，个人产生了几句感想，而是三个人共同讨论过的目标。争论之后，司马南继续在前台攻击，李肃则给柳传志写信，希望联想聘请自己做危机公关，替柳传志“鸣冤叫屈”。信里，他还特意说明了自己与司马南、饶谨的关系。这当然不是普通的联系业务。李肃递给柳传志的暗示是：正在攻击你的人和我是一伙的。把公关业务和公关费交给我，我就能影响这场攻击，让它降温，甚至停下来。

个人在前面制造危机，另一个人再向“苦主”收费，出售化解危机的服务，这已经形成了一条近似舆论讹诈的牟利闭环。联想不接招，司马南可以继续靠攻击获得流量、广告和粉丝；联想一旦接招，李肃就能拿到公关费，团队再安排冲突如何降温。

这也解释了司马南为什么肯花那么多时间围住几家企业长期追打：每多做一期视频，前台多一笔流量，后台出售的“解决方案”也多一分价码。李肃后来公开说，司马南和饶谨都认为，他在信里说明三个人的关系，是在“引火烧身”。这句话不是他们突然有了道德负担，而是李肃破坏了这门生意的规矩。三个人的关系可以拿来暗示，却不能白纸黑字地让柳传志知道。只要关系藏在后台，司马南还可以扮演独立发声的爱国人士，李肃也可以扮演前来灭火的公关专家。一旦柳传志知道点火的人和卖灭火器的人原来坐在同一张桌上，公关邀请就只剩下一句难听的话：给钱，我替你摆平我的朋友。

联想最终没有回复，这条闭环没有在联想身上完成。但李肃的信，已经把它的运转方式暴露了出来。面对追问，司马南把他与饶谨的关系缩成了一件小事。他在朋友圈说，自己录节目需要两个年轻人录像，而这两个人恰好是饶谨手下的，“就这么一个事”。

可《起底司马南背后的流量机器和变现之谜》发表前一天，前面讲过的“南友严选”还在正常更新；文章发表当晚，相关公众号文章被删除，有赞店铺也被注销。如果这只是一家普通店铺，为什么要在商业关系曝光以后连夜消失？它的存在和消失，已经比“两个年轻人来录像”说得更多。

随着这个矩阵的一些信息被外界了解，有人追问：司马南在镜头前的每一次愤怒、每一句反美反西方言论，到底是他个人的立场，还是这套生意正在生产的商品？2022年，有人在网上爆料司马南早已在美国买房，让这一追问变成了质问。

你在每个有房子吗？

我在美国 是我老婆

他们家的亲戚住在美国有一段时间呢

美国的房子便宜 能升值

我和我 我们家和我老婆

他们家的朋友一块儿在那买了一个小房子

啊 有这事儿有的面对附有房产资料的爆料，2022年8月，司马南终于承认，自己早在2010年就在美国买了一套房。他把它叫作“小房子”，总价25.7万美元。按照当时的汇率，折合人民币大约175万元，已经接近200万元。175万元在2010年是什么分量？那一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9109元。按这个平均数算，一个城镇居民不吃不喝九十多年，才够司马南这套“小房子”的购房款。

更难看的还不是钱多钱少，而是他一边把钱换成美元，在美国置业，一边又对着自己的基本盘灌输西方世界的腐朽和没落。早在2008年，司马南就已经在高调攻击普世价值。他把民主、自由、人权背后的共同价值，说成西方向中国推销的神话，甚至称为“世界性的有组织的政治欺骗”。相信这些价值的人，又被他归入“幼稚派、浪漫派、轻信派”。同一次采访里，为了证明美国的自由迁徙是假的，他还举了一个假设：司马南如果想去美国加州生活，美国不会给他签证。谁也没想到，两年以后，人还没有迁过去，他的钱先去了加州。

我们现在来到了美国

洛杉矶湾那2万的海湾上 现在呢 正是下午呢同一年，他又在文章中形容美国“三句话谈不拢”，就会动用武力，“炸你家一个稀巴烂”。在他的讲述里，美国是一个借民主、人权和普世价值欺骗中国人的霸权国家。观众不必了解复杂事实，只要记住一个答案：西方在骗中国，替西方说话的人也很可疑。这些话说完没多久，2010年，司马南拿出170万元人民币，就在美国加州买了房。

到了2011年，艾未未被抓以后，司马南又在节目里指控艾未未拿“国外的钱”搞政治，还把艾未未的名声说成西方世界和国内媒体共同捧出来的结果。别人和外国发生资金联系，在他嘴里可以成为政治嫌疑；他自己把一大笔钱送进美国房市，却藏着盖着不让他的受众知道。

2012年春节，司马南又飞到美国，在华盛顿机场被自动扶梯卡伤头颈。这场意外迅速变成网络笑料，因为他的公开姿态和私人生活终于撞到了一起。“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也从此成了甩不掉的标签。

司马南想抓住的基本盘，并不是一群同样能拿出175万元去美国买房的人，而是那些为工资、房贷、看病和孩子上学发愁的普通人。他们给司马南贡献点击、转发和订单，司马南再把他们生活里的不满，引向美国、西方和所谓的外国势力。网上那句“吃着泡面操心美帝”，讽刺的不是普通人没钱，而是有人故意把普通人的生活焦虑变成反美情绪。

房产曝光以后，司马南解释，朋友告诉他房子会升值，亲友又在美国，打理起来方便。这几个理由都非常实际：收益、亲情和生活便利。轮到自己做选择时，他从来不会被反美口号耽误。他后来半开玩笑地说，2010年是自己把美国想得太好了，没有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流氓本质”。如果后来真的认清了，他为什么没有卖掉房子？嘴上对美国的认识一年比一年深，留在美国升值的资产却一动不动。

面对追问，他又说房产曝光是因为自己攻击联想、得罪了资本。可这套房子比联想争论早了十一年，联想无法回答，为什么反美口号只约束观众，从来不约束他自己的钱包。

到了2023年7月4日，司马南又参加了美国驻华使馆的独立日活动。他去之前先问手机收不收，得知可以带进去，便准备好拍照。他在模拟美国西海岸沙滩的背景前留影，和美国大使合影，品尝各种食物，还认真比较美国使馆与俄罗斯使馆的冰淇淋。有人问，一个“反美斗士”怎么和美国大使吃吃喝喝、拉手合影？司马南回答，这叫外交礼仪，“人家请你吃饭，你跟人家厉害什么呀？”

原来他完全懂得，和美国人见面、吃饭、合影，不等于背叛中国；在美国买房，也可以只谈投资和生活。可轮到艾未未、联想的外籍高管和知识分子，外国的钱、外国的朋友、外国的经历，又会被他一个个拿出来，变成政治审判的材料。对别人，外国关系可以被他说成罪证；对自己，买房是投资，赴美是生活，使馆吃饭是礼仪。司马南不是分不清政府与人民、政治与生活。他只是把这条分界线留给了自己，不肯留给那些被他攻击的人。

2023年3月，消失了很久的马云回到中国。这个时候，官方越来越强调保护民营企业。3月28日，网信办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出，要治理损害企业和企业家网上权益的问题，恶意攻击和敲诈企业，也被列入整治范围。

同一阶段，司马南写了《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欢迎马云回来，还替许家印恢复经营打气。在他的文章里，这些企业遇到困难、受到整顿以后，仍然能够继续发展，就是中国经济有韧性的证明。过去，企业家的财富、扩张和失误，可以成为他批判资本的材料；此时，企业家重新经营，又被他拿来证明制度好。事情怎样讲，取决于他这一次要替什么结论服务。

到了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司马南马上表示拥护。接着，他写了另一篇文章，题目叫《请毛主席来评评理》，替自己的旧言论作解释。其中，有一段尤其能说明他的判断习惯。人们常用“五六七八九”，概括民营经济在税收、经济总量、创新、就业和企业数量等方面的贡献。司马南过去质疑过这组数字。现在，他解释，当初提出质疑时，这种说法还没有进入中央文件；后来中央文件开始采用，也不改变公有制为主体的原则。他要证明，自己以前没有错，现在也没有错。

但核对一组经济数据，首先应该看统计从哪里来、怎样计算、包括哪些企业。他为自己解释时，专门拿出来的一条理由，却是当时中央文件有没有采用。这和2013年谈重庆时的做法，可以前后对照。那时，他说中央没有批判重庆模式，因此自己继续肯定；十年后，他又借中央文件对民营经济的表述，解释自己为什么能够继续正确。

司马南以为，跟着民企政策改口，自己就能再次过关。但这一次，改口没能保住他的位置。2024年11月，司马南的多个平台账号停止更新。《南华早报》当时引述知情人士说，他被禁言一年，具体原因没有说明。2025年2月17日，习近平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再次要求支持民营企业，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无论这些承诺落实了多少，当时公开释放的信号很清楚：要让民营企业继续投资、经营，对经济保有信心。再过一个月，轮到司马南自己的账本被摆上台面。

3月21日，北京税务部门公布处理结果。通报查的是2019年至2023年：司马南通过隐匿收入、虚假申报等手段，少缴个人所得税、增值税等税费462.43万元；他实际控制的北京某影视策划中心，通过虚列成本费用、违规享受小微企业优惠，少缴企业所得税75.32万元。两边合计少缴537.75万元。加上滞纳金和罚款，最终追缴926.94万元，已经全部入库。司马南后来把这笔钱说成“罚款加滞纳金付出900多万”，并不准确：926.94万元里面，还包括原本就该缴的税款。

那么，这些税能不能倒推出他究竟赚了多少？仅凭通报，算不出准确总收入，因为个人所得税、增值税和其他税费没有分开。但税务办案人员后来向《新京报》披露了一个更直接的数字：几个涉案纳税年度里，司马南仅仅隐匿的“部分短视频收入”，就接近700万元。注意，是部分收入，不是全部收入。

企业端还有另一笔账。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为25%。如果把75.32万元少缴税款全部按这个税率粗略换算，对应的应纳税所得额约为301万元。由于这里同时涉及虚列成本和违规享受优惠，这只是量级判断，不能当成准确利润，更不能简单加到个人收入上；但它足以说明，这不是一个退休老人偶尔拍几段视频、顺手收点劳务费那么简单。

面对这些数字，司马南的解释是：六年来，他从某家负责账号运营的MCN公司一共拿到600多万元；对方答应代缴税款，却没有兑现。他说自己要过税票，只是没有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这个说法把责任尽量推向了摄像机后面的公司。这600多万元，只是一家MCN付给他的报酬，并不等于全部涉税收入。但合作机构对《新京报》说，司马南签过授权协议，也收到过商业合同，只是一直没有签字；公司曾多次和他沟通个人所得税问题，也没有得到回应。税务办案人员明确表示，即便付款方没有代扣，司马南仍然有义务自行申报。到了年度汇算时继续隐匿收入、虚假申报，不能解释成一句“不懂税”。

更何况，MCN有没有替他代扣，只涉及个人收入的一部分，解释不了他实际控制的企业为什么虚列成本，又为什么违规享受小微企业优惠。司马南也不是第一次做生意。早在1992年，他就做过广告公司总经理，后来持股影视策划企业，又设立个人工作室。批评别人经营时，他能从股权讲到国有资产；轮到自己的收入和申报，却把自己讲成一个轻信他人、连税票都没弄明白的老人，这套解释很难成立。

这起案件离刑事责任有多远？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教授施正文分析，少缴537万余元已经属于刑法规定的“数额巨大”，依法最高可判七年。司马南之所以没有进入刑事追诉，并不是数额太小，而是他在税务机关追缴后补齐税款、滞纳金和罚款，又符合首次受行政处理等条件，适用了补缴后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

司马南以前批评薇娅偷税，说这件事“非常恶劣，已经不单单是道德问题了”。现在，同一把尺子终于量到了他自己。这张税单解决了法律问题，却留下一个政治问题：2019年至2023年的旧账，为什么偏偏在司马南被禁言以后，集中查清并公开通报？

中共要整治一个人，通常不会先宣布政治决定。官员从贪腐查起，企业主、明星和网红往往从税务查起。经济问题有账本、有数字，既能把人拿下，也能把政治原因藏在“依法处理”后面。司马南偷税的事实是真的；但何时查、查谁、公开到什么程度，同样掌握在权力手里。

税务通报第二天，连亲北京的香港《大公报》也公开批评司马南。税务部门追账，亲北京媒体拆台，信号已经很清楚：司马南被中共放弃了。为什么突然放弃他？最合理的推断是，当局需要民粹围攻资本时，司马南是一把好用的刀；经济承压、最高层重新安抚民营企业时，这把刀不但没用，反而碍事。他可以改口，过去司马南三寸不烂之舌煽乎出来的民意舆情，只要司马南还在网上露脸，就无法完全删除，只有把它给禁了。

这是不是全部原因？目前没有公开材料能够回答。也许还有未被披露的利益冲突，也许权力只是需要挑一个人示众。司马南一辈子都在猜权力下一步想要什么。到最后，权力没有告诉他为什么，只递给他一张926.94万元的补税账单，同时还堵上了他的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