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A专访韩秀(下)：我的台湾情缘
节目采访作家韩秀，谈及她在台湾求学、在北京美国大使馆教书以及与高行健交往的经历，并回忆中华民国保存故宫文物、台湾延续中华文化传统的意义。她还分享在高雄演讲时对国旗与国家认同的看法，强调传统文化、美国价值和自由世界对个人及中国未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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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总统只好走，但是老总统带走了64万件文物、国宝，幸亏带走了。不带走的话，全毁于文革，那中国文化连一点根底都没有了。
我的书写不只是谈过去的事情，因为1978年回来以后，我面对了整个世界。身为美国外交圈的一个小小分子，我走遍全世界。我永远歌颂美好、和平、以与人为善。其实，美好、和平与人为善，这就是今日之台湾。
我在台湾有四年的经验。第一年是陪Jeff去台北，杨明山念中文，我去文化大学念书。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亚璇、魏子云教授、司马中原、朱熹宁这一票人，而且开始写作。我的老师是李牧教授、李超宗先生。李超宗先生不但是中国文学的学者，也是法国文学学者，他是在巴黎大学拿到文学博士的。当时他在国防部出版社黎明做总编辑。
有一篇东西是我那一个学年旁听课写的作文，李教授把这篇作文直接送到了亚璇手里。所以6月23日、24日、25日三天，在《联合报》连载。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准备要到北京去了。
在美国大使馆，我继续教书，那又是一大堆故事，非常有意思，是间谍反间谍的故事。因为我在那里教书，周围都有海军陆战队巡逻，不让那些中国的工作人员接近，因为那里边都是外交官们他们要学的资料，不能让外边人知道他们在学习什么。所以我的课室就在花园里，单独的一个小小的房间。海军陆战队的军人跟我讲说，你放心，24小时我们都有人在这周围。
学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要求，有自己的需求。甚至连高行健的剧本，都是我的学生Leon Slavik开始对他有兴趣。他开始在我的课室里学习高行健的剧本，《绝对信号》《车站》什么这些。高行健当时是落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被打击的圈子里，尤其是他的戏被批评，说是资产阶级的遗风，反正总而言之就是全不对了。
可是，越是中国政府骂他，美国的外交官，尤其是我们的文化参赞，就越有兴趣。他们也不知道高行健何许人也，就问我说，你知不知道高行健？我说我认识他，我知道他。我说我可不可以看读他的戏？我说可以，我就把戏找来。因为都是在被批判中，所以很容易找来。他中文非常好，想办法看戏。我说好办。
因为那个时候英若诚是英千里的儿子。你知道英若诚是什么人？我不知道，对不起。他在情报部门，一直在中国的情报部门。然后英若诚一直跟美国大使馆拉关系，所以他也说，当然他有他的目的，但是他也得给我们方便，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要到小剧场去看高行健的戏。他说好、好、好，他说我们可是为批判做的用的。我说没关系，我们看看吧，不就是文化参赞。
我们的好几位外交官，包括我先生在内，都去了。我们就去看看，看完以后大家都喜欢。然后我先生就问，说高行健呢？人在哪里？他站在洗手间的门外边。英若诚马上就过来说，他学的是法文，意思就是你们用英文跟他没有办法沟通。你们美国外交官跟他没辙，他的第一外语可是法文。
所以他就站在那里，很神气地用法文招呼高行健。高行健快乐得不得了，就奔过来了。所有的人都塞名片给他，跟我们联络，来我们大使馆参加各种活动，什么都用法文跟他讲。这回可是英若诚站在那里发呆了，他听不懂我们都在说些什么。
我们的Leon Slavik是一个活动家，一定要想办法请高行健到国外去。所以第一个出面的当然是法国政府。法国政府说，这个高行健是戏剧家，他当然可以参加我们的戏剧节，对不对？法国有戏剧节。中国政府说，他不是戏剧家协会会员，不能。然后又找德国人，德国人说我们有书展，请他来参加。他也写东西嘛，他写剧本，就是写东西嘛，参加我们的书展。不行，说他不是作家协会会员，也没被通过。
后来又想办法，就说美国自己请他，说我们开画展总可以吗？因为我们知道他会画画，所以开画展总是应该可以，还是不行，说他不是美术家协会会员。几次都没有成功。
我们是1983年到1986年在北京。我们1986年离开的时候，Leon Slavik还在北京，他继续推动，终于推动到有机会去法国。高行健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去了参加活动，居然还回到中国，又出去又回来。直到他知道中国政府准备，或者北京方面准备把他下放到一个边缘小村的文化局，他这才留在法国。
但是后来我在台北看到他的时候，我问他，高先生，法国怎么样？他回答我的话说，法国是家园，完全、彻底地离开了中国。后来他的书翻译成法文，取得极大的成功，获得诺贝尔奖。然后他来华盛顿演讲、读书，这是因为诺贝尔奖。作家得读书，所以他来了。
他来之前给我发了一个传真，说不好意思，听说天气很不好，而且我也没有英文，我不知道会怎么样。我就回信给他，我说哪怕下刀子，整个华盛顿的汉学家都会到记者俱乐部。那天华盛顿的汉学家真的全员到齐，听他演讲，大家非常热烈。
他的翻译非常差劲，所以这些美国人都在纠正翻译，支持高行健。高行健念旧，我们都排着队买了书，请他签名。大家都笑眯眯的。他就把从沟里头揉得皱皱的、还是八十年代那些美国外交官的名片拿出来，说这位先生在这里，这位先生在那里，所以老朋友又见面了。大家都很关心他。
大家都说英文版实在不怎么样，你为什么不另外翻译呢？他说，那个翻译者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曾经帮过我的忙，我不好意思不要他的翻译。所以林珊最后还是没有另外一个好的英文译本，就是因为高行健是一个善良、念旧的人。
中国最有良知的人，刘晓波；最有文采的人，老舍先生在湖底了；高行健先生流亡海外了。您怎么看现在的中国？能找到出路吗？
苏联也一样。苏联垮台以后，很多加盟共和国都分出来了。俄罗斯文学十年、百年的黄金时代结束之后，苏联时期我们叫它俄罗斯的白银时代。那些伟大的作家、伟大的诗人在哪里？他们都在欧洲，也有在美国的，也有在欧洲的，他们都不在俄国了。在俄国你没办法，有普京的那个东西在那里，你怎么办呢？
但中国还有个台湾。如果中国那些文化好的、像你讲的美的、善的东西能够保存下来，是不是中国未来还有希望？中国，说老实话，谢天谢地有台湾。所以我对于蒋公永远有感情。
用我外婆的话来说，抗日战争的时候，她说我们只有一个国家，是中华民国；我们只有一个领袖，是蒋委员长。她说，如果没有他的话，那更惨了，不知道惨到什么地步。她对蒋公的说法，就像她对美国的说法、对我父亲的说法一样，跟中共的宣传事物南辕北辙。我相信谁？我当然相信我外祖母，我不会相信他们，对不对？
等到我看到台湾，看到故宫博物院，看到秦院长。秦院长是蒋公的文胆，他这样儒雅、这样正直，是一个中国人。秦孝仪先生是对我特别特别好的一位长辈，他跟我讲很多蒋公的事情。
这是什么？秀才遇上了兵。一个心存仁爱的军人，碰上了一个暴力的、杀人无算的魔鬼，他没有办法。你知道张灵甫吗？张灵甫将军的儿子我访问过。张灵甫是怎么失败的？张灵甫的失败就失败在，中共使用人肉盾牌，全是女人跟孩子，赤身裸体地在所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面。他只有投降，只有放下枪，只有开枪打自己，他没有别的办法。
蒋公是同样的。枪杆子加上笔杆子，加上政治诡计，各种各样所有的阴谋诡计全部凝结在一起，老总统只好走。但是老总统带走的64万件文物、国宝，幸亏带走了。不带走，全毁于文革，那中国文化连一点根底都没有了。你不是都毁掉了吗？在文革浩劫里面就统统没有了。
我看到那些文物。我跟Jeff是唯二的两个外国人，走进过故宫的宝库，看到那些箱子，64万件没有损失。那是多少人牺牲自己的生命保护过来的。但是另外一海峡对岸，是能回就回，隔着一条海峡，截然不同。
您之前跟我说，您觉得中共犯了很多错误，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保留这个国号。不过也谢天谢地，他们犯了这个错，所以中华民国始终存在。
我在台湾，前一年是念书，后边三年是1992到1995年。我们在高雄的AIT高雄分处，Jeff是AIT驻高雄分处的处长。我有无数演讲，大概三年两百场。早晨到一个中学去演讲，校长说等一下去，外面大太阳，高雄的阳光很热情。我是高雄人。校长说你就坐一坐，不要现在出去。我说现在在做什么？他说在升旗。
我说升旗是要紧的事情，所以我就走出去了。我站在旗手旁边，那个旗手看着我吓一跳，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唱国歌，孩子们都顶着大太阳站在操场上，老师们都坐在树荫下喝茶，那是升旗典礼。我站在那里，那个校长气死了，去跟那些老师说站起来，太不像话。
从此以后，我到哪儿演讲，有升旗的时候，那些老师都乖乖地站在太阳底下。这是你的国家，这一面国旗是你的。所以这就给了我机会，我上台就讲：当一个人的头顶上没有一面国旗、没有一个国家在支持他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是。我说你们一定要知道，爱护中华民国，是这个国家让你们今天生活在自由、和平、富足当中，而不是饿得半死。
我是过来人。我在我的头顶上没有一面美国国旗的时候，我是什么？我就是地上那一只蚂蚁。所以他们还在你面前烧掉你的美国国旗。我这个人回到美国以后，看见有人烧国旗，就想把他关到牢里去。你在做什么？没有这个国家你是谁？你什么都不是，有没有搞错？所以我是走到哪儿都是中华民国，走到哪儿都是老总统。
现在台湾的思维有时候也很奇怪。李瑞腾教授常常是在我演讲之后说，听见了没有？还有人在说老总统。什么意思？如果没有当时的老总统，如果没有美国无私的援助，请问今日台湾在哪里？那个时候是多么艰难。
有人跟我讲，我们在日本人的手底下活了很多年，日本人都是穿得整整齐齐、规规矩矩的，说这些所谓国军到了这里都像残兵败将。我说，他们打了好几年的仗，什么都没有。可是话又说回来，我认识的那一票人，朱熹宁、司马中原，这些文化人，他们从哪儿来？他们不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们带来了什么？他们带来了华文文学。
所以那个根还是在中国，还是在中华文化传统。其实我们今天聊到这么多，从您的美国故事、文革回忆，聊到台湾保存中国文化这个问题。当然中间有很多很复杂的美国跟中华民国的关系，也是爱恨情仇；国共之间也有很多纠葛。
今年是非常特别的一年。对韩秀女士来讲，是您的80岁生日，也是美国的250岁生日，也谈到了非常沉重的文革60年。您最后对我们的听众、观众和读者，有什么可以让大家思考的？
我想首先不要拒绝传统文化，不要觉得传统文化早已过时了。那是中国人几千年的智慧，从这些智慧里头，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很多东西。我从小是从传统文化里开始启蒙的，我不是从“你好”“再见”学中文的，我是从“人之初，性本善”学中文的。
开始就是《千家诗》《千字文》，就是《三字经》，就是这些最传统的东西。然后小学就念《红楼梦》了，还有唐诗、宋词、元曲，就更不用说了。这都是朗朗上口的东西。外婆常常说，你就念，你就记住，等到你长大的时候受益无穷。
所有的唐诗、宋词、元曲就变成了我的中文根底。我怎么样能够写作？凭什么能够用中文写作？在美国，有几个生在美国的美国人能用中文写作？只有一个，只有我，没有别人。不管赛珍珠在中国多久，她还是用英文写作，不可能用中文写作。用中文写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我的儿子，我跟他说，你有一个中文老师，这个老师的课室是24小时开门的，你要不要学？他在我这儿转了一转，说妈咪，英文只有26张脸；中文，如果我要能说、能写、能读，我需要多少字？我说，如果一个中国人、一个写作人，最少需要4万字。
我儿子说，是啊，英文有26张脸，变来变去还是那26张脸；中文有4万张脸，对我不是太难了一点吗？所以他虽然在台湾也住了三年，他牢牢记住的一个词是红包，因为过年的时候真的有红包，而且红包打开里边真的有钱。
他会打麻将，所以白板、筒子都记得清清楚楚。其他还有盐酥鸡，盐酥鸡是一定记得，太爱吃了。所以他非常会用筷子，在高雄的国际学校里，他拿筷子夹鸽子蛋可以拿到冠军。
所以，传统文化离我们越近越好，而且传统文化带来的东西是美丽的，可以挤掉许许多多的丑恶。父慈子孝，对不对？所以文革的时候揭发父亲、殴打母亲这种事情，如果你牢牢记住了父慈子孝，就不会去做这种事，不会忤逆。很多美丽的东西，如果在我们的心里头生了根，它就有排毒的作用。
我想追问一个问题。我借由美国250周年生日，请教您有关文革记忆的时候，在想究竟是什么让您在身处深渊的时候，没有掉入那种恶，能够维持那种善，并且对抗中共极权的邪恶？究竟是您骨子里学艺中的美国价值与精神，还是您从小学习的中国传统文化、父慈子孝？这两者之间更加是哪一种？
我觉得这两种都是同样有分量的。我长大的时候给我正面教育的，不是负面教育。正面教育的是我外祖母。我的外祖母是一个真正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言人，她用全部的精神力量给我灌输传统文化。
对于美国，我几乎毫无认识，我不可能认识。我是到了西雅图，或者说更清楚一点，跨过罗湖桥，进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闯进那领事馆的时刻，开始以一颗正常的心接受美国的一切。
所以我要跟中国人说的话就是，传统文化是重要的，这个世界也是重要的。不是只看着今天的生活，你能过得去，还要看到明天。中国人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有更卓越的贡献，而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看看台湾吧，看看中华民国。
而且我好高兴，长荣通航了，华盛顿、台北以后可以直飞了。你知道在这里的很多中国人，都想借着长荣到台湾转一下、看一看，那也是中国。可是那个中国怎么这么棒啊？白宫和长荣一直直飞，借由美国的政策，还有运输工具的方便，中国人能够看美国，也可以从华盛顿到台北去看台湾。
这样子，中国的出路或许就在这条航线当中。希望如此。
最后非常感谢韩秀女士跟我们美国之音谈您的美国故事、文革回忆。
谢谢美国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