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從德: 民變 兵變 政變

本期视频中，封从德围绕“民权”与“中国民主化如何取胜”展开演讲，指出民权的核心是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而不是单纯的经济维权或社会维权。他认为，过去中国维权运动即使取得局部成果，也会因为缺乏政治权利保障而被中共秋后算账。封从德进一步批评“非暴力”这一翻译容易误导抗争者，主张用“公民行动”“公民抵抗”取代“非暴力行动”。他认为，中国未来民主转型不能只依赖维权或外部压力，而要形成大规模民变，并在民变基础上触发兵变，最终推动政变和宪政转型。

我的发言题目是“公民权与公民行动”。

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民权研讨。实际上，刚才辛老师已经为“民权”做了一个非常准确的新定义：民权，就是国民应有的权利。

民权这个概念，在国父孙文提出民权主义以后，在全世界又通过国际人权公约后面的两个公约得到了清晰的诠释和定义。一个是A公约，一个是B公约。

A公约叫《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B公约叫《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两个公约是在《世界人权宣言》之后具有约束力的文件。因为《世界人权宣言》本身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是A公约和B公约的签署国，原则上是有约束力的。

中共签署并批准了A公约，也就是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公约。当然，他们对A公约设置了很多限制条件。但是对于B公约，也就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中共只是在1998年签署，后来拿到人民代表大会，一直搁置到今天。

可见，中共非常非常害怕“民权”这个概念。

而民权恰恰就是我们今天追求中国民主化最核心、最靶心的概念。

这是我今天想讲的第一点：民权等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也就是辛老师说的，国民应有的权利。主要还是政治权利，这是靶心。

实际上，我们看见，从90年代到2003年以后蓬勃兴起的维权运动，参与人数很多。大量访民前仆后继参与维权运动。但是，因为它只是在经济和社会层面，所以这样的维权运动，哪怕有时候获得暂时性胜利，也是不稳定的，不能够有长期保障。

比如90年代初，我的家乡宜宾，就有一个农民运动。几万、十几万农民参与。带头人叫蒋大卿，他是一个退伍军人。他带着农民去抗争，抗税抗费。但是过了那段时间，十几年以后，他被秋后算账，后来被判了两次。细节我就不讲了。

到今天，你看许志永，已经被秋后算账抓进监狱。滕彪这些人，也被限制行动。

还有乌坎。乌坎是全世界瞩目的事件，甚至有民主选举。他们选出了村委会，实际上已经是相当真实意义上的选举，甚至比我们当年1989年在北京大学的学生选举都要好得多。

但是你看乌坎的结果。薛锦波被打死，尸体过了多少个月才还给家属，而且还给家属封口费。到今天，整个村庄要追讨回他们的土地，也根本追讨不回来。

所以，没有政治权利，哪怕暂时得到一点点经济权利或者社会权利上的维权成功，也是不稳定的。

因此，民权才是核心，才是靶心。

这是今天我想讲的第一点，关于民权这个概念。

第二点，我简单讲一下：如何追求，如何取得民权？

孙先生有一句经典的话，就是我们要鼓动风潮，唤醒民众。要让先知先觉的人，也就是对民权有概念的人，去带动后知后觉的人，以及绝大多数像1989年的我们一样不知不觉的人。这样，茉莉花革命就会来到。

这个过程中，这几年一直在辩论一个关键核心：所谓“非暴力”，是不是追求民权运动一定要采用非暴力运动？还是要采用暴力运动？还是说我们也要暴力革命？

刚才也有朋友在讨论，我们到底要不要暴力，暴力革命是不是正当。

我觉得这里面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对“非暴力”这个词的翻译，在我看来根本就是错误的。

中文在翻译西方词汇时，经常犯大量误导性的错误。比如“共产主义”。“共产”两个字，和它的原文 communism，也就是社区主义的原意，差太远了。所以我们都是这些词汇的受害者。因为“共产”这两个字，中国付出了至少八千万非正常死亡的代价。

今天“非暴力”这个概念，在我看来，我们也会为它付出巨大代价。

甘地自己用的词汇，叫“坚固真理”，也就是我们要坚守真理。实际上它叫“不害”，也就是不要去伤害别人，不要用思想、语言和行动的暴力去伤害别人。

后来 ahimsa 这个词被翻译成“非暴力”，好像我们就不能用任何暴力。其实只需要看甘地自己写的自传就知道，甘地自己三次参战，三次组织并亲自带队，组织印度人去参加战争。

在甘地自己的自传里面，他怎么写？他说，如果一定要在怯懦与武力当中选择的话，我建议还是要选择武力。

举例来说，他的大儿子有一次问他：如果1908年那次你差点被打死的时候，我如果跟你在一起，应该怎么做？甘地告诉他，问题不是逃走还是看着我被杀，而是要不要用武力保护我。甘地对他儿子说，他的责任应该是保护我，哪怕这个时候要用武力。

所以，实际上在我看来，ahimsa 这个词真正对应的中文词汇，恰恰是我们大概想象不到的，就是“武”这个字，勇武的“武”，勇武精神的“武”。

比如“止戈为武”。武是真正有正当性的，是正当防卫的武力。

所以我们不要被“非暴力”还是“暴力”这样的翻译拉入陷阱，好像非暴力就排除一切武力。

比如希特勒，需不需要用武力来解除他的罪恶？中共的罪恶，是不是需要用武力来解除？

刚才夏教授讲得很好。兵变的时候，专制军队要调转枪口，这个时候用的武力就有正当性。这个时候它就不是暴力，它是为了国家、为了民主、为了大众利益。它具有 legitimacy，也就是正当性的力量。

所以我们应该用“武力”这个词，区别于滥杀无辜的暴力。

那么，要怎么追求公民权？我们要怎么形成公民行动？

我希望用“公民行动”这个概念，来取代“非暴力行动”的概念。因为“非暴力行动”已经形成了大量混淆和误导，就像“共产主义”这个词形成了大量混淆和误导一样。

公民行动包括公民抵抗。

我向大家推荐一本书，这是2012年在美国得奖的一本书，名字叫《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中文可以译为《为什么公民抵抗有效》。它分析了从1900年到今天的232个案例，对所谓暴力和非暴力的划分做了系统研究，并得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结论。

我觉得用“公民抵抗”“公民不服从”来取代“非暴力运动”，可能是更准确、更适合中国当下的概念。

这本书里面有非常多重要而好的结论。比如说，它有一个很清晰的、明晰的过程。我把它归结起来，就是“民变—兵变—政变”的三部曲。

基本上，最近这一波，也就是第三波民主化，从1973年葡萄牙开始的民主化之后，很多民主转型都要经过大规模民变，然后形成兵变，触动兵变，再触动最后的政治变化。

政治变化，从专制到民主，其实就是革命。

辛亥革命也好，颜色革命也好，茉莉花革命也好，都是革命。

而中共是从原来中华民国建立起来的宪政民主架构，复辟到专制。所以中共才是典型意义上的专制复辟，他们才是真正的反革命。

这里面我想讲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从民变到兵变，真正最重要的因子，也就是触动变化的因子，是兵变。

兵变占68%的重要性。这个对我们是非常重大的启发。

另外，这本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研究。因为它分析了200多个案例，已经具有统计学意义。它做了大量图表分析。

另一个很重要的结论，跟我这十几年的感受也非常接近：要推动民变，民变还是基础。只有民变，才能触发兵变。

虽然兵变是最关键的，但首先要形成民变。就像大规模的茉莉花革命一样。

内力、内因，比外因重要得多。

因为外力其实有正有负，正负加起来几乎是抵消的。你靠外国支持、外国资金、外国思想组织，有时候会转变你的方向。就好像共产革命受共产国际指使一样。

包括一些不太成功的颜色革命，大量使用外国资金的时候，它启动很快。但是因为它会产生搭便车效应，国内民众的支持反而会减小。因为大家觉得反正你有外国的钱，我们不需要捐钱。

实际上，捐钱不光是钱，而是他的勇气，是他的投入。

所以这本书的分析，我觉得有很多非常重要的结论。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

我没有更多时间展开。但是我们在孙文学校，在天安门民主大学，都在准备这样的公民行动课件。也欢迎大家，尤其是国内更多年轻朋友，和我们一起来仔细探讨，一起来研究。

今天我就先讲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