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聲帶：成蕾｜自由之後——從央視主播到囚犯“03”
本期節目採訪了澳籍華裔記者成蕾。成蕾回顧了自己從童年隨父母移民澳大利亞、成年後主動回國進入央視擔任英語新聞主播的經歷，以及在2020年因傳送兩會政府工作報告關鍵資訊被秘密帶走、度過三年多指定監視居住和牢獄生活的遭遇，並分享了她獲釋後在墨爾本的自由生活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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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你還說你知道紅線在哪裡的?太搞笑了,你還給我寫在我的墓碑上,他知道個屁。歡迎收看《人生代》,我是肖宇。2026年8月,我敲開了澳籍華裔記者程磊在墨爾本的家門。10歲那年,他隨家人移民澳大利亞。14歲那年她站在墨爾本街頭,和許多人一起聲援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民主運動。然而成年後,接受了西方教育,擁有澳大利亞公民身份的他,卻主動回到中國,進入這個國家最重要的宣傳機器,成為央視的一名新聞主播。直到有一天,這臺機器把他自己也吞了進去。2020年程磊被秘密帶走,他被控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機密。失去自由三年多,那段日子裡他不再是程磊,只是一個編號03的囚徒。我問程磊,如果能夠回到過去,你還會登上那架飛往中國的飛機嗎?
程磊,特別謝謝你,我們現在在這個墨爾本的家中,很難得有這樣一個機會能夠面對面的跟你做這樣的採訪,太有緣分了。回到這個家裡面,也快三年了對是不是?是的,到今天為止還有沒有什麼一些生活中的小細節,讓你會感慨說,自由真好。分分鐘都有吧,我有一個癖好,就是愛曬衣服,每次那種陽光明媚,然後又有清風的時候,因為在看守所,那個衣服是要不就是放在地上,要不就放在床板上晾的,所以永遠得不到陽光的親吻。而且早上都有紀律,就是要把衣服都收起來,哪怕還是潮的,所以我們就會把襪子和內褲都套在手上,然後走來走去的這樣晃悠著,像乾衣物一樣的。所以相比起來能夠在澳洲的這個陽光下曬個衣服就覺得,而且我覺得洗衣服曬衣服收衣服疊衣服都給人一種,我可以把我的就像一個生活的一個比喻一樣的,我可以把事情搞乾淨搞整齊。雖然生活都是一地雞毛,尤其我現在這種上有老下有小的情況,我兒子可挑了,不吃雞蛋不喝牛奶,然後呢對肉呢是過嫩了也不行,過老了也不行,然後呢肥了也不行,然後反正是各種的這個挑剔,但是我也很簡,就是很願意這個滿足他的獅子頭你就是很好了,沒有沒有這個獅子頭是買的,我就是所以就說很慚愧呢,要我平常的啥都是得,而且我做事的我絕對比這好吃,他這個都沒放馬蹄的,而且呢還得給他老人家端到房間裡去,而且我兒子還有水果,他得是他喜歡的龍眼荔枝高階水果呢,就是那個普通的蘋果,你們香蕉成磊都不吃的。來就好來看一下他兒子在哪,王大爺,你香蕉來了。不是腿疼是吧,這是夏宇阿姨你好。吃飯了對,放學了先吃一頓,然後晚上睡覺之前再吃一頓。你又睡怎麼了,吃點是吧,趕緊吃吧,喝水哦喝水,你也不吃。
太遠太遠出來了。你十歲的時候,爸爸媽媽把你從中國湖南帶到了澳洲,當時他們是為什麼要到澳洲來呢?那個時候,其實全中國能夠出國的人是非常少的,我爸爸是訪問學者,而且屬於來自非常非常不好的家,就是要說那個時候分家庭出身的話,我爸爸媽媽都是家庭出身不好的。所以無論是土改,還有自然災害,還有文革,都是受了很多很多苦的,所以要出來或者是要獲得自由的這個心是不難理解的。你說他們出身不好,他們當時是什麼出身?我的爺爺曾經是國民黨的這個政府裡面有過職位,我奶奶也蹲過監獄,也被關押,被毒打,就是被非常不人道的方式折磨。你爸媽媽都是知識分子是不是?對,我媽媽是物理老師,然後我爸爸是科學家。所以那個時候你爸爸媽媽他們的這個政治立場是什麼樣子的?應該說我爸爸一直就是非常的,怎麼說,非常厭惡共產黨所做的很多事情。我看你有一個採訪說,爸爸是憤老嘛,後來年紀大了憤老,就是憤老了老反賊,反賊,反賊是新詞了。對,是是,從小我爸爸也很喜歡談時事,所以來到澳大利亞以後,有很多無論是大陸來的朋友,還是新認識的東南亞的朋友、臺灣的朋友,他們都喜歡在一起談時事。八九年的時候,你們還到了墨爾本的街頭,去跟大家一起去聲援北京的這些學生的運動對。我還在學校裡畫了海報,希望大家都去參加是。然後六四屠殺之後,你們又上了街頭,就是又有新的這種聚會啊,我們去紀念,當時好像是人很多,還有很多人在哭是不是?對對,就是我當時非常為之動容的,是就是白人也好,黑人也好,縱人也好,大家都覺得這些事情是非常悲慘的。你當時落淚了嗎?那一定啊,我也是一個淚點比較低的人,不是因為這一點,也是的確是覺得非常的悲痛,而且很憤怒很無奈。之前我們每天回到家,就衝到電視機面前看新聞,也是希望中國能有更多的自由,能有更多的公平。
那後來為什麼你就是大學畢業以後,你會選擇回到那個國家,回到你父母當時把你帶出去,然後你自己可能也知道,說那個政府是那個樣子的?我不知道為什麼,你會在你成年之後做出那樣的選擇又回去了,主動的回去了。我覺得從89年到我回國的2000年底,其實還是中國發生了很多變化,而且對於我個人來說,我在92年,就是大學的一年級的時候,認識了我的第一個男朋友,也是後來成為了第一個丈夫,他是北京人,他應該屬於家庭,屬於不能說既得利益者,也不能說體制內,但是起碼是他是比較實際的那種。92年底,然後我第一次回國,跟他一起去看,我沒有去過北京,然後我記得在那拍了一張天安門廣場拍了一張遊客照,後面是毛澤東的那個頭像,然後回家,我爸就勃然大怒,要跟我斷絕那個婦女關係。然後我就很,自己也覺得很困惑,就是我怎麼當時沒有這樣怎麼沒想呢,怎麼沒想這是開槍的地方呢,怎麼就在那還蹦蹦跳跳的。那個時候天安門廣場去那還挺容易的,也不用查什麼身份,也感覺也沒什麼便宜警察,我們在那就好像現在的這個去中國China Maxing的遊客一樣的,哇,好好玩啊,好多人啊,好大的廣場啊。畢業以後你又選擇了回到中國,你在這邊先做會計師,做了五年的時間,然後因為有一個物流公司的一個職位,一箇中澳合資企業,對,你就回到中國去工作了,去生活了,1996年又回去過,是不是,98年又回去過。98年在那個北京結的婚,都覺得看到了一個變化中的中國,而且有越來越多的外國人去,越來越多的外國公司在中國,也是挺受的這種環境,或者這種正能量鼓舞的吧。那時候你回到中國,你看到的是一個什麼樣的中國呢?我看到的是到處都在建房,因為開始有商品房、住宅售,然後每個人都可能眼睛裡面都在閃著這個人民幣的,就在想怎麼賺錢,對,然後怎麼買房。而且那個時候天天談的都是跟國際接軌,天天談的都是入市了,甚至那個時候海龜還是比較吃香的時候。
那時候你對央視的理解是怎麼樣的?你覺得它是一個新聞媒體嗎,還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機構?我一直都知道它是這個黨宣傳的喉舌,但是我一直也許是錯誤的認為,就是英語頻道這邊受的管制比較少,而且呢在那兒的人呢,也是比較國際化的事業,我覺得我在那裡做事情呢,一個是管得少,還一個呢也是能夠施展出我的這個能力的一個地方。可能你的存在正是他們非常需要的,就是講好中國故事的一部分,是他們所需要的是。但是這個也不是一開始就這樣的,我覺得中國對外的這個外宣,也是有過想要更加的開放,更加的,因為你要跟國際接軌,你必須要守他們的規則,對吧?你自己天天在那說社會主義好、中國好,這是沒有人信的,那你必須客觀,所以有過這麼一些的苗頭,有過這麼一些的時光。但是後來就越來越成了一個就是誇中國的一個媒體。你有說過言不由中的話嗎在鏡頭前?我覺得沒有,因為我在那也是外國專家,所以我有改稿的這個職責,然後我會把他的這些,就是有這種個人崇拜的把習近平的名字去掉。回過頭來看你會覺得自己在這個國家機器中,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做了他們的幫兇?對,我會有這個想法,但是我也會想到我也做了很多的客觀的,並不是這種他們所想看到的報道,我也曾經認為我在體制內其實是能夠幫助他進步,或者起碼是不要更差的,無論是從採訪更多更廣的嘉賓,還是從問一些比較挑戰性的問題。現在回想起來呢,你覺得當時那個想法是不是有一點天真呢?那是對。你想到了國安看守所,或者是國安監視居住的時候,那肯定是恨死自己了,恨死一切,恨新聞業。我記得我爸當時託著給我買了一本楊瀾的提問他什麼的書,我後來跟我爸說,不要給我買任何跟新聞有關的東西。你爸那麼的討厭共產黨,然後他還想幫你做一個好的主持人,還給你買書讓你學習是這樣嗎?我爸很喜歡楊瀾,我很不喜歡楊瀾,我覺得他很假。那你爸對你去央視這件事情他是怎麼看的?我覺得他一直是不看好我的吧,我認為我也不知道,然後一直到最後我也覺得他是有很複雜的這種心情,就包括他給我的最後一個微信上的資訊,是說共產黨是邪教,趕緊離開吧,回澳大利亞來,然後我說我會的爸爸,等女兒這個小學畢業了就去。那是什麼時候呢?就是2020年。你是八月份被抓的對。爸爸那個微信是幾月份給你發的你還記得嗎?不是特別清楚,因為我的微信全沒了,但就在那之前是吧,他還在跟你說。但那個時候你自己有任何的一點預兆說我可能處在一個危險的環境中?有這種感覺嗎?沒有,完全沒有。我覺得最近做一次演講,然後人家說你那時候什麼狀態?我說我那時候認為我自己可牛逼了,就是覺得自己左右逢源,然後呢什麼,就是很瞭解這個整個北京的狀況,然後也認識很多人,經常出入各種大使館的活動,還自己挺美的呢,挺安全的。
像你剛才說你一開始就覺得財經這個領域本來就官方干涉比較少嘛,好像可能也是非政治的,你現在回頭來看,你覺得中國有非政治的領域嗎?現在沒有非政治的領域了。那時候你還說你知道紅線在哪裡,太搞笑了,給我寫在我的墓碑上,他知道個屁。那你什麼時候意識到這一點的?就是說其實我完全不知道紅線在哪裡。這肯定是逐漸的,就包括我被抓的時候我還認為他們讓我把水電給關了,我說沒事,我經常兩星期度假都不關的,警官估計心裡想這傻冒。你真的就沒有再回去?當然沒有了。我那天其實是生病,然後在這種被病痛折磨的時候,突然發現領導各種同事都給我打電話讓我去打褲衩,我就趕緊去了,然後讓我去一個會議室,說是跟我們頻道的主任談我當時一個新的節目的想法,然後一推開門,那個正式就不對,大家都很嚴肅地看著我,一個人站起來說我是什麼北京是國家公安局,對,國家安全域性,然後什麼通知你,那個是什麼收買,還是什麼提供,非法提供情報給外國機構,然後讓你配合調查。然後我的領導當時還給我使了個眼色,意思就是好好說清楚,意思就是應該沒事。我也覺得我心裡還覺得好吧,就這樣。然後他們就把我的包和手機都拿了,然後從那以後就再也沒有過一個人的時候,就隨時都有兩個女警察跟著,女警官跟著,然後就去了車庫的這個他們的車裡,開到了我的那個小區的地庫,然後那邊的物業經理出來接待他們,我就知道他們提前都打好招呼了,然後去我的公寓搜了五個小時,拿走了很多的檔案和我所有的電子產品,然後就給我戴上了眼罩,兩個警官跟著我坐在車的後面,然後蒙著眼睛就開車去了一個地方,我當時也不知道,後來才知道那就是北京市豐臺區大紅門南路47號,也就是國安看守所。然後去了一個好像是南106市,是一個監室,那就是後來我住了六個月的這個房間,它是一個大概四米乘四米的一個房間,裡面有一個沒有門的這個浴室,然後是牆都是人造格軟包的,裡面除了一個凳子和一個單人床什麼都沒有,然後隔壁就是他們提審我的地方。按說我後來聽說這個是在刑事法裡面這是不允許的,所以所謂的這個指定監視居住應該不是在半岸場所一起,但是這都是他們的規定。在這之前他們就已經一直在監視你了其實你說,對,他們從四月底就開始監視我了。稍微描述一下那個指定監視居住,就是你每天要13個小時要坐著,然後這樣坐著,然後呢要有時候要站起來,就是說報告,站起來,然後報告去洗手間,然後那兩個警官,兩個其實是保安了,因為保安和警官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警官是體制內的,保安都是臨時工,就是可能是都是,我聽說都是河南的績效的,績效可能一個月三千塊錢吧,然後他們就是,他們還得戴著口罩,然後他們的紀律也非常的嚴格,不能用我的看,我的那個監視裡面的廁所,哪怕是就是拉肚子都不能用。對你有說有一個人有一天好像要拉肚子,就只好就拉在褲子裡站在我面前,這是極不人道的。我覺得監視居住本身就不忍道,然後讓他們讓這些保安去看著這些人也是不忍道。你在那種環境下你還能夠去同情監視你的人,你會覺得他們也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我覺得做記者一般都是屬於同理心比較多的,否則的話你怎麼能去給一個比較客觀的,一個報道,而且我也是比較天生比較心軟,我看不得人受苦。那那時候你自己的境遇呢?極度的孤獨吧,然後很,怎麼說,完全懵了,就是什麼都不知道,因為那是一個沒有時鐘,沒有日曆,沒有窗戶,窗戶基本上都是關的,但是呢後來在澳大利亞使館的這個申請下呢,每天給我開15分鐘,但是是最頂上的那一個一溜小窗戶,而且還特別大的一個,就是做成好像一個很大的一個恩賜的這麼一個動作把那個窗簾啪的一下開啟，然後溜到裡邊去，然後再站在凳子上，把那上面那個小窗戶開一點點，根本就感覺不到什麼新鮮空氣。但是我覺得我經歷過的所有的，比起我的室友們，中國公民的室友們來說，已經是好很多了，但是比起有特權的中國室友們來說，又是差很多了。比如說他們有的三個月四個月的就因為關係硬，然後就出來了或者結束了，或者是有的是在賓館裡的，那真的是有點像軟禁的，有的是他那個警官，只是坐在他房間另外一個地方的沙發上，不是這樣近距離的看著的。但是我覺得他們可能真的以為是抓到了什麼大魚，然後覺得要用這種摧殘我的心裡的這種手法來得到他們想得到的什麼非常大的料吧。我覺得我每次想起這個就有一種奇怪的滿足感，就是他們肯定非常的懊惱而失望，這都什麼呀。很難的一點是你不知道這一切什麼時候會結束，我知道這個上限，間居的上限是六個月，但是我想象的行期，那就不知道了，我以為無期對吧，或者是15年20年，這些誰知道啊，因為在裡面都是矇在鼓裡，而且國安的事情，都是非常的，判得非常狠的。那時候你腦子裡想的最多的事情是什麼，因為每天有太多的時間想，就是醒著的這個十三十四個小時，另外那睡也根本就睡不踏實，失眠很多，或者是驚醒，或者是哭醒，所以每天會，就是一開始可能是一團糟，就是從害怕到這個極度的慌張，然後到不解，這種所有的能夠有的負面的情緒，都過了一遍以後，然後整提審慢慢的減少，然後再透過這個使館的探視，也知道了一點點外面的這個訊息之後，慢慢就開始給自己每天會定目標，要不是我今天要被贊花銀，或者是我今天要看這本書，但是我得省著看，我只能看八十頁，然後我要把裡面的這個寫的好的句子，我都要在腦子裡面玩味，等到沒有書的時候呢，我就只能坐在那腦子想我今天我要寫，寫一個短篇小說，在腦子裡面像打字一樣的，然後就會從任何一點點的細節中，去獲得靈感，獲得這種靈魂的支撐和糧食，因為人是極度的匱乏的。所以我記得那個時候，一般都是一箇中年的一個男的醫生，又偶爾的來了一個年輕的醫生，然後他每天會來兩次量血壓，然後我每次量血壓的時候，我都特別特別的享受，因為這是一個人碰到了我，然後他燙了頭，我說燙了頭挺好看，因為包括我早上起來都會跟保安們說早上好，我覺得無論我自己怎麼樣，當我能夠還做原來的自己，禮貌的，友好的，有幽默感的自己的時候，還是一個對自己是有一種正面的啟發的。
你想到過死嗎在裡面，對，在差不多十月底的時候，可能是一個谷底，因為那個時候基本上就一片黑暗，而且就覺得特別對不起我家人，可能比我還少，所以恨自己，後悔，腦子裡面全是早已睡著醒著時候都在哭，而且就是覺得自己不想活了，然後給自己一個解脫的這麼一個幻想，就是就想這麼一個數學題，或者說是物理題吧，就是我的頭，對吧，我的身體的這個重量，要以什麼樣的速度，重擊到這個地上的瓷，浴室地上的瓷磚，因為那是唯一硬的東西，它那個淋浴也是一個橡皮管子，而且那個開關是鑲在牆裡面的，你不可能拿到任何金屬的東西，勺子是一個非常小而柔軟的，所以不可能讓你用筷子，它就是防止你有這種自殺，或者說是傷害，包括那牆都是軟的對，所以我就想著要以什麼樣的速度，在這個兩個保安，因為他們都看著我上廁所，在他們制止我之前，我能夠對我的頭進行最大的撞擊，然後想起來能夠結束，就有一點輕鬆的感覺。那是什麼撐著你活下來的呢，還是有家人吧，雖然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能見到他們，或者是見到他們了，他們還會認我這個媽媽嗎，所以有時候收到他們的信，就會莫名的行為，因為他們還愛我。
我們說到你的這個案子，其實你這個案子整體的導火索，是你發給朋友的八個字對，然後有一份還處在這個禁發期的，這樣一個政府的報告，對，就是總理工作報告，就每年兩會的這個主要的檔案，然後平常呢，以前的這個財經，其實是很晚才獲得這個報告的，然後我們就是談跟財經有關的一些資料什麼的，但那一年呢，可能是因為領導棄著果，讓我跟這個時事新聞的一個主播，兩個人一起主持那一年的兩會開幕，所以為了我們準備呢，就提前給我們的這個報告，我當時在化妝間的時候，我的這個同事拿過來給我的，我當時在化妝，然後我也沒仔細看是誰，因為就是一個小姑娘把遞給我，然後我就在那看，然後但是後來到評審的時候，他們就說他的證詞說，他告訴我這是基要檔案，這就是完全不是真實的，他沒有這樣跟不說，然後我看了那個以後，我當時還跟化妝師也說，然後也跟當時在化妝間等待的兩個嘉賓，也說了這個報告，我問那個當時歐盟省會的會長，我說你要看嗎，然後他說早看過了，然後我就給這個應該是北大吧，姚洋教授我說你要看嗎他說好，他就看了一會兒，然後我把這中間的，就是兩個資訊告訴了在彭博的範茹依，是哪八個字，英語的八個字就是No growth target，沒有增長目標然後呢，然後我就這個，就說清楚了是GDP，然後完了就是9 million jobs target，900萬就業的目標，就這個就是你的全部的罪名，對。而且他們到一年以後，這個，就我已經被抓了一年以後，檢察官說你們這個沒有保密局，就是你怎麼說這個是解禁，就什麼時候解禁呢什麼時候解密呢，然後就讓保密局又出了一個，就是他們把這個案子又退回到當時辦的警官，讓他們讓保密局出了一個檔案，說這是七點半，然後我發資訊的時候是七點二十三，就是七分鐘的那個時間對。當時這個政府工作報告，是在我的公寓的一堆的這個檔案裡面找到的，然後我因為好久沒有收拾我的桌子了，所以還有包括什麼好早以前的宣傳通知都在我桌上，然後他們就拿了一些這個檔案，所以我腦子也會不停的回到，如果我更加的注重整潔，然後把那個檔案丟了呢，那會不會是一個別的別的檔案，或者說是，因為我想象的就是任何在中國跟資訊打交道的人，都像是牛在吃草樣的，以前你是知道這個電網在哪裡的，然後現在電網是隱藏的，是隨時可以設立起來的，然後也是在不斷的變大的，這麼一個面積的，所以任何跟資訊打交道的，無論你是諮詢公司的，或者說是媒體的，那肯定是重災區，或者是政客，或者是外交人員，公務員，這都有可能觸電。所以你認為，即使沒有那件事情，也許你也不能倖免絕對的，你惹上這種，他想讓你有罪，你就會有罪的。
那我們說到這個看守所，你覺得在那個裡面，最難忍受的是什麼呢就怎麼說，什麼只有更難受，沒有最難受，每天也會一樣，然後打發那個每天無盡的時光，就是極度的閉塞，什麼都不知道，對於我這種，平常都是，對新聞比較上癮的人來說，是很難受，所以以前我會專門問使館的這些領事們，能不能夠專門給我念一部分就是國際新聞，因為在新聞聯播上看到的，那肯定都是不是真的新聞。那時候你已經不是成磊了，你的編號是21003，對，所以就是每次一聽到03，我就一機靈，因為99%的時間都沒什麼好事，03你幹嘛抱他，03別唱歌，03你高興什麼呀，就你們一舉一動都被監視，對，有五個攝像頭，然後還有一個對講機，所以呢我們比如說睡午覺的時候，要起來上廁所，要按一下對講機，一直到對方，就是等於你讓他們來看這個監控，然後你才能去廁所。
在那樣的環境裡，你怎麼保持自己的心智還能正常呢，我覺得當你失去一切的時候，你才會真正的認識你自己，或者認識人性，比如說，以前我有，什麼妝容啊，髮型啊，什麼配飾啊，服裝啊，還有職位啊，來定義我，但在那個裡面，你能夠想到的，你能夠展示的善意，你能夠做出的小創意，這些才是一個誰也拿不走的。所以當我用這個奶粉袋子，然後再加上地暖，再加上我們的這個奶粉調成糊糊，成功地做成了軟乳酪的時候，我是蠻自豪的，然後也把這個技術傳給了我的室友們，因為就像剛才所說的，這種千篇一律，唯一打敗它的就是人的無盡的創意，雖然我們的材料有限，但是人的腦力是無窮無盡的。然後還釀出了蘋果酒，我把當時能夠買到一根頭髮的皮筋，綁在我飯盒的蓋子上，然後能撥出兩隻老虎來，或者能撥出這個零響叮噹的一點旋律來，就覺得還蠻好玩的，就是有一點我贏了的感覺，竟然能在這種苦難中，還能找到這種樂趣啊，對，後來就各種的，比如說教了他們60首英語歌曲，然後每天都會想出各種的英語對話，來教他們英語遊戲，還有玩成語接龍，玩雅妮，學字典上的冷知識，就學習小組吧，是，這個比你在監獄的時候，還是心態上好很多是不是，好一萬倍，有人跟人的這種情緒，對，對，因為這個事情是完全的封閉的，沒有人能夠來參加你的庭審，我是九個月，被抓了九個月以後，才第一次見到律師，都已經錄了各種認罪的影片了，然後我的這個辯護律師還需要把他的這個檔案給，就是他的意見啊，辯護意見給這個檢察官看，所以沒有透明的媒體，沒有透明的這個司法程式，也沒有任何的監管，所以你怎麼可能讓人信服呢。
那你會覺得自己算是大國博弈中的一個棋子嗎，我覺得是的，因為當時澳大利亞單方面的要求這個疫情的溯源，讓中國是非常的憤怒，所以馬上就開始對在華的澳大利亞人進行監視和各種的這個貿易的制裁，而且關係可以說是跌到冰點，按照當時的駐華澳大利亞大使的話來說是，他們不接我們電話。其實刑期是10月7號到期的，但是當時說因為刑期判得太短，所以要高法來確認，然後當時又是國慶了，所以就耽擱了三天，然後讓我住在順義的一個酒店裡，跟十幾個警官一起，都是如臨大敵的看著我，生怕這個事情走漏了風聲，當時條件就是，如果這個事被，就這個事露出去了的話，那這個就不放我了，但是其實你一直到不到最後一刻，你都還不敢去想說，我真的要自由了，真的要回家了，不敢讓自己有那麼大的期望，怕是希望越高，失望越大，在那樣一個狀態，是這個希望是很危險的，甚至我都是每天都是想象著更壞的最壞的事情，這樣的話就是能夠保護自己一種很平靜的心態。所以從審判那天判刑那天，一直到真正的登上了那個國航的飛機，真正活得自由的那一段時間，我都是基本上都睡不著，按說應該是狂喜，但是我更多的想的是，萬一這個事情如果黃了，那得是多大的打擊，所以一直拼命地，一方面是很難不去憧憬這種自由的美好，一方面是要狠狠地要提醒自己，不要高興得太早。
你見到了孩子們了，你跟他們說的第一句話是什麼呢，應該是各種驚呼吧，就是寶貝們好大了，又笑又哭又在叫，很多人都問過我當時什麼感受，我覺得這個無法用言語來形容。那今天的成蕾，如果見到2000年的成蕾，那個準備要回到中國去工作，去打拼一般的成蕾，你會跟他說什麼呢，我會跟他說，不要那麼天真，不要那麼輕信，要多瞭解，然後多質問一下自己在做什麼。你還會讓他登上那架去中國的飛機嗎，這個事情很難說，因為就到現在我也會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感激我碰到的這一場劫難吧，就是怎麼說做一個母親，我是一萬個不願意的，但是也許這是一個巨大的警告，人生給我巨大的警告，讓我掉頭，因為這件事情之後，影響我的人生髮生了巨大的變化，有很多以前的所謂的朋友，都不再是朋友了，有很長一段的我的職業生涯，我都會以非常的質疑和批判的這個眼光去看他，但是透過他，我對於無論是中國的政權，或者是中國人受的苦和那麼那麼多不被人所知道的這些怎麼說陰暗面，而且因此我認識了很多的同道人，這些也是財富，我獲得了很多普通人的善意，我也變得更堅強，更加珍惜生活和自由，比如這幾天我中感冒，然後很難受，但是我就會提醒自己，我太幸福了，我還能夠感受到痛，而且我兒子也感冒，就發燒很厲害，然後我坐在他房間，能夠拍著他，在晚上睡覺之前，我覺得特別幸福，能夠痛能夠愛，都是自由的一部分。
今天你希望用你獲得的這些自由做一點什麼呢，我天天都在，堅信，對得起自由，這句話比如說，因為我已經，怎麼說，跟中國沒有什麼關係了，我這種一無所有，也帶給我一種輕鬆和自由，和很多很多人，只要是國內有朋友，有職業有投資，有很多聯絡的，其實都是不敢，很多事情不敢說的，尤其是在現在，出入境管理的更嚴的今天，所以這個是我的一個很大的優勢，我可以幫很多人發聲。我也意識到其實，可能有很多人都覺得我是活該的，首先去加入了這個黨的喉舌，然後還甚至會把我想到，我以前還跟他主持過節目的這個瑞晨剛，想到也是給我貼上這個精緻利己主義者的標籤，或者是覺得我不是稱職的媽媽，對吧，我自己的事情給孩子們帶來了這樣大的傷害，因為這些也都在網上各種的評論也都看見過，無論是真實的還是水軍的，我也是一個就是很會自我批評的人，所以他們能想到的，我也都想到過，但是如果這件事情，教給我一件事情的話，就是比如說我們踢足球，上半場，那個豎得很慘，但是到中場的時候教練就會說，上半場已經結束了，我們現在就把下半場，當做這場比賽的開始，然後有的時候下半場，我們就會可能進球，然後上半場的失敗，並不意味著我們整場輸了，所以我現在在非常努力地踢好下半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