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妖醬：張藝謀：從《活著》到“盛世化妝師”

本期節目深入分析了導演張藝謀的藝術生涯與政治角色的演變。從早期憑藉莫言、餘華等文學作品拍出《紅高粱》《活著》等具有人文關懷的電影，到後來投身商業大片、旅遊演出，並接連擔任北京奧運會、G20峰會、國慶活動以及《最憶韶山沖》等國家級盛典的總導演。節目探討了他如何在名利、資本與國家機器之間不斷權衡與選擇，最終將自己的視覺手藝與極權審美深度融合，成為官方敘事的“盛世化妝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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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文字：

Hello，大家好，我是愛思考、重邏輯的妖妖醬。1994年，張藝謀拍了活著。鳳霞生產時大出血，有經驗的醫生都被紅衛兵關了起來。好不容易從關押中找來一位老教授，他卻餓得昏了過去。鳳霞就這樣死在產床上。這部電影把文革怎樣毀掉普通人的生活拍得明明白白。後來走向世界，卻唯獨不能在中國大陸公映。二十七年後，張藝謀成了最憶韶山沖的總導演。他在毛澤東的故鄉，用詩詞、歌曲和燈光。重新講述這位領袖的革命歷程。 拍出活著的人，為什麼後來成了中共的御用盛典導演？他早年電影裡的人文關懷，真的是他自己的嗎？今天，我們就拆開國師。這層金身：看他怎樣借作家的文學底蘊。成就自己的大師名聲，怎樣把名聲賣給資本，又。怎樣拿一生練出的手藝，替獨裁政權。化妝、美顏。 用事實和邏輯，把老謀子。請下神壇？

這是一個現代命題。所以從頭到尾 這個人說我是誰？我到底是誰？

張藝謀家裡的政治成分不好。父親被定為反革命。大伯去了臺灣，二伯又被說成潛伏特務。一個十幾歲的孩子很早就知道，自己不能給人留下把。柄。他學寫大字報，學畫。毛主席像，也學會了怎樣證明自己對政治有用。多年以後，他回憶說，為了表示忠誠。主席像要比別人畫得更大、更鮮豔、更紅。他把這個過程叫作讓自己迅速工具化。畫得更紅，當時是求生。可他也由此練出一種本事：先弄清權威。想要什麼，再把那樣東西做得醒目、漂亮、不出差錯。畫的內容由別人決定，他負責完成，而且要完成得比別人好。後來他攢錢買相機，甚至靠賣血湊錢，苦練攝影。1978年，北京電影學院恢復招生。他已經二十八歲，超過規定年齡五歲。最後經過文化部門批示才被破格錄取。他讀的是攝影系，系統學的是怎樣用。光線、色彩、位置和景別抓住觀眾。他受的專業訓練在攝影，不在文學。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文學比電影更早。把個人從抽象的政治口號還原成人。傷痕文學、尋根文學和新寫實小說。重新寫人的慾望、屈辱、飢餓、性和恐懼。張藝謀趕上了這批作品，也很快。看出哪些文字最適合變成畫面。紅高粱就是這樣來的。

他利用高檔酒殺人沒進。張藝謀回憶。他看中莫言的小說，首先因為很。有視覺性，其次因為色彩濃郁。小說裡的紅高粱、烈酒、野合。和土匪，本來就有一股不守規矩的生命力。張藝謀抓住這些東西，把顛轎子、紅布、紅日和酒。坊拍成一股撲面而來的熱氣。他後來也承認，電影最重要的意象和那股。無法無天的勁頭，都來自莫言。開拍前還有一個故事。張藝謀去高密看景，發現當地。已經沒有小說裡那種成片的高粱。秋天要拍，春天就得種。可西安電影製片廠的審批手續還沒走完。廠長吳天明。從照明、錄音、洗印幾個車間的副業收入裡湊出四萬元。先把高粱種了下去。莫言寫出了那個世界。吳天明替電影承擔了資金和制度風險，張藝謀。把它變成銀幕上最醒目的一片紅。1988年，紅高粱拿下柏林。電影節金熊獎，成為第一部獲得這個獎的中國電影。張藝謀也從攝影師變成了國際名導。此後很多人一提紅高粱，首先想到的就是張藝謀。莫言的小說、姜文和鞏俐的表演、顧長衛的攝影。反而常常退到了張藝謀作品這五個字後面。

鞏俐也不只是張藝謀早年生活裡的一段戀情。兩人在拍紅高粱時相愛，合作和私人關係。一直延續到搖啊搖，搖到外婆橋之後。張藝謀早期電影裡那些受壓迫、能忍耐。最後又會爆發的女人，幾乎都要靠鞏俐的表演才能立住。九兒敢愛敢恨，菊豆困在染坊。頌蓮困在深宅，秋菊挺著肚子討說法。家珍在政治運動裡守著一個破碎的家。人物。來自小說，鞏俐給了她們身體、表情和性格。張藝謀再替她們創造讓觀眾忘不掉的銀幕形象。

天天一怕什麼？我怕什麼？不怕 你管什麼門呢？

菊豆改編自劉恆的伏羲伏羲。小說裡的悲劇發生在太行山區。張藝謀把它搬進了南方某地的一家染。坊。布匹可以從高處垂下來，染池可以不斷冒出熱氣。紅、黃、藍幾種顏色把慾望和禁忌鋪滿。銀幕。菊豆受虐、偷情、生子，最後被宗法關係吞沒。這條命運是劉恆寫的。染坊和色彩則是張藝謀的手藝。

大紅燈籠高高掛更典型。蘇童的妻妾成群寫幾個女人。在父權家庭裡的慾望、算計和毀滅。電影把故事搬進一座封閉大院，又增加。強化了點燈、滅燈、封燈和捶腳等規矩。高牆把人困在一個個院落裡，俯拍鏡頭讓整座宅子像一張棋盤。紅燈籠亮在哪個院子，誰就得寵；燈。一封，這個女人也就被判了出局。頌蓮為了爭寵假裝懷孕，丫鬟雁兒。在房裡偷偷點燈，梅珊最後被帶進死人屋。女人們在這套規矩裡爭奪一點好處。也隨時可能被規矩要了命。張藝謀把父權變成了一整套看得見的儀式。這當然是很聰明的電影改編。可從這裡也能看到他後來的習慣。複雜的人，被擺進整齊的構圖。觀眾記住了紅燈籠，卻未必還記得燈籠下面那個女人到底在怕什麼。

秋菊打官司看上去完全換了一種拍法。故事來自陳源斌的小說萬家訴訟。作家劉恆又花兩個月寫劇本。張藝謀講過一個小細節：大家吃完烤鴨，把鴨架。留給劉恆；劉恆夜裡寫到一兩點，就煮一鍋鴨架湯。劇本快完成時，張藝謀擔心電影會拍成一部普通的農村故事片。於是放下原來的方案，改用接近紀錄片的。拍法，還讓鞏俐混進真實人群裡拍攝。張藝謀並不只會重複自己。他對形式極其敏感，也敢臨時換掉整套拍法。可秋菊為什麼非要討個說法？鄉土人情為什麼會和國家法律撞在一起？一個農婦又怎樣走進官僚系統？這些真正撐起電影的問題，陳源斌和劉恆已經寫在了小說和劇本里。張藝謀改變的是觀眾看到這些問題的方式。秋菊打官司拿到威尼斯。金獅獎，鞏俐拿到沃爾皮杯最佳女演員獎。張藝謀的名氣更大了，但電影的力量仍然離不開鞏俐。她把秋菊演得又笨拙又執拗。那些藏在街頭人群裡的鏡頭才沒有讓這部電影淪為形式遊戲。

到了活著，文學替張藝謀承擔得更多。

會開來看你 而撒。我看向你 我。想家人想看 人很喜歡了嗎？。起了叫個不賭

餘華的小說和蘆葦參與創作的劇本。把一個家庭放進國共內戰、土改、大躍進和文革。福貴把祖產輸給龍二，龍二後來反而。因為這份家產被槍斃，福貴這才慶幸自己敗了家。鳳霞生孩子時，有經驗的醫生已經被紅衛兵關了起來；好不容易。把人找來，他卻餓得一口氣吃下太多饅頭。根本無力救下大出血的鳳霞。政治運動不是遠處的背景。它一次次闖進這個家，把家裡的人一個個帶走。張藝謀給電影加了皮影戲。裝。皮影的木箱跟著福貴走過戰爭、饑荒和政治運動。臺上的小人被線牽著，臺下的活人也沒有多少選擇。這個設計很準，但人物為什麼會落到這一步，政治又怎樣？。在日常生活裡肆虐，骨架仍然來自餘華。電影比小說溫和，死亡少了。結尾也給觀眾留下一點日子還能過下去的。希望。更多人因此能夠接受這個故事。餘華小說裡那種徹底的絕望也被減輕了。活著沒有在中國大陸公映，卻在戛納拿到。評審團大獎，葛優也獲得最佳男演員獎。這些成績把張藝謀推上了大師的位置。也讓許多人相信，他是一個在關心普通人的政治命運的導演。

張藝謀不是簡單照搬小說。他對顏色、空間和演員的排程都有驚人的能力。可一部電影最重的部分——人為什麼受苦，制度怎樣傷人？。人物為什麼值得同情？。大多由作家先寫好了。莫言寫生命力，劉恆。寫宗法悲劇，蘇童寫女性困境。陳源斌寫權力與法律。餘華寫二十世紀中國人的政治命運。張藝謀最擅長的，是把這些內容變成觀眾忘不掉的電影畫面。張藝謀自己也承認這一點。他說文學作品。是電影的母體，導演是用影像講故事的工匠。還明確表示，自己不是那種一定要建立個人。思想體系的作者型藝術家。1994年，他談電影與文學，用的題目。就叫文學馱著電影走。 一直到活著。張藝謀最有分量的作品，都由文學提供人物。和思想，他負責把它們變成電影。他是一個極有天分的匠人，但那些人文關懷最早並不是從他心裡固有的的。後來，甲方不再是文學，這個區別就越來越明顯。

怎麼看這10年。了 全世界的電視節 今天看中國的電影 都感覺是中國是暴發戶。也明白第五代當年在各個電影節摘金奪銀。逢獎勵拿的時代過去了 不是我們的水平退步了 是他們的眼光變了。

年代末，中國電影的環境變了。進口大片進入市場，民營。資本開始做電影，院線制改革又把發行和放映推向競爭。過去拍片，導演主要考慮電影廠批不批。電影節選不選；現在還要計算投資能不能收回。哪個明星能賣票，海外片商肯為什麼樣的中國電影掏錢？。張藝謀轉得很快。他從1998年開始籌備英雄。李安的臥虎藏龍成功以後，他一度想放棄，怕。別人說他跟風。後來他又覺得，晚幾年拍照樣會被說。不如現在就拍，至少還能成為內地第一個。他把這套考慮說得很直接：世俗的問題就世俗解答吧。

英雄最初沒有兩億多元的規模。張藝謀請臥虎藏龍的製片人江志強幫忙找武術指導。江志強看完劇本，提出自己投資，還建議請李連杰。李連杰願意來，預算就要增加一千萬元片酬。張藝謀問：能賺回來吧？。江志強說能。隨後，張曼玉和梁朝偉也加入。演員越有名，預算就越大。 電影還沒有開拍。明星、投資和海外發行已經綁在了一起。張藝謀後來談商業大片，說這種電影本來就是。為市場拍的。海外片商要動作型別，不加動作。即使請來最有名的華人演員，價格也會立刻掉下來。到了這裡，資本已經不只負責出錢，也開始決定電影。該有什麼演員、講什麼故事、拍成什麼樣。

英雄仍然能看出張藝謀對顏色和構圖的控制。無名每講一個版本，服裝、樹林和宮殿。就換一種顏色。觀眾未必能說清殘劍、飛雪和如月各自。是什麼樣的人，卻很難忘掉黃葉漫天。紅衣翻飛和箭雨壓城。電影最後讓無名放棄刺秦。天下壓過了個人仇恨。秦王的統一也被說成必須付出的歷史代價。觀眾沒有看到秦王將怎樣統治，只看到一個刺客為天下走向箭陣。秦王得到理解，個人的死則被拍得十分壯烈。張藝謀後來承認，英雄上映後，很多人。批評他美化秦始皇和極權。他也說過，自己少拍了三十秒。原來的設想是：無名被射死以後，秦王流下眼淚。八百名大臣卻突然大笑，集體向秦王。道賀：恭喜大王，又躲過一劫。這樣一來，觀眾就會懷疑，無名所謂為天下犧牲。也許從頭到尾都在秦王的算計之中。這三十秒最後沒有拍。張藝謀解釋，當時自己滿腦子都是英雄，容不下另一個想法。於是，八百名大臣齊聲喊殺的場面留下了。能夠拆穿秦王算計的結尾卻被他自己放棄。電影的氣勢。更完整了，對強權的懷疑也消失了。2002年，英雄在人民大會堂首映。這個地點的選擇和刺秦的主題結合起來，很值得玩味。最後內地票房超過兩億元，成為中國商業大片的標誌。音像版權拿去拍賣，貼片廣告提前出售，海外發行。預先談價，電視臺連續播放預告。製片人後來告訴張藝謀，一部英雄的觀眾。可能抵得上他過去十部電影的總和。張藝謀說，他也注意到了。

金熊獎讓張藝謀。成為名導，英雄則讓他看到，導演的名氣。一旦和明星、營銷、宏大敘事綁在一起，可以換來多大的市場。早年的電影需要觀眾跟著秋菊走。很多冤枉路，慢慢理解她為什麼一定要討個說法。商業大片要在兩個小時裡不斷給觀眾刺激。箭陣。要覓宮殿 要大一服藥量 明星要輪番出現。後來的十面埋伏和滿城盡帶黃金甲繼續往這條路上。走。竹林、花海、金甲、菊花，再加上成排的宮女和士兵。畫面越來越滿，人物越來越像畫面裡的色塊。黃金甲籌備時，還在讀書的黃軒試戲。試妝半年多，以為自己已經拿到小王子這個角色。後。來製片方為了發行加入周杰倫，人物關係和年齡隨之調整。黃軒被換掉。首映時，學校又派他去做伴舞。一個原以為會坐在主創席上的年輕人，最後站到了舞臺後排。黃軒的經歷正好擺出了商業大片的規矩。角色。可以為明星修改，故事可以按照海外市場的型別。要求簡化，普通演員也可以隨時從角色變成背景。張藝謀接受了這些規矩，並且用自己的視覺。能力把它們執行得非常漂亮。多年後，他說三槍拍案驚奇是自己最不滿意的作品。製片公司想趕小瀋陽的熱度，劇本還不成熟就倉促開拍。他把這種處境叫作商業裹挾。可這時的張藝謀已經不是一個沒有選擇的新人。他有國際聲望，也有挑選專案的能力。資本要為三槍的失敗負責。張藝謀接下這個專案，也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電影票房有起有落，旅遊演出卻可以每天賣票。印象·劉三姐讓張藝謀發現，導演的名字不只能賣一部電影，還能與政府一起搞商業運作。這個專案由廣西方面推動，1998年開始籌備，2004年在陽朔正式公演。兩公里灕江水面成了舞臺，十二座山峰成了背景，幾百名當地演員和漁民參加演出。

主持人問張藝謀，當地為什麼找他？張藝謀說，發起方首先考慮的是生意，看中了圖蘭朵和大紅燈籠高高掛的名氣，想利用我的這個招牌帶動旅遊。他也承認，自己就是專案的一塊招牌，主要採用宏觀調控的創作方法。

張藝謀曾設想把十二座山峰全部照亮，讓遠山隨著表演變換顏色，甚至討論過在附近建一座發電廠專門供電。由於資金不夠，這個方案沒有實現。在他的設想裡，山水不再只是風景，而是一座可以用燈光控制的巨型劇場。

張藝謀還承認，王潮歌和樊躍加入以後，許多具體點子來自這兩位聯合導演。他不能長期待在陽朔，主要負責開會、確定方向和提供品牌。這樣一來，模式反而更容易複製。張藝謀不必每天守在現場，各地拿出山水、資金和地方文化，再配上一支長期執行的團隊，印象系列就能繼續開下去。2006年，印象麗江在海拔三千多米的玉龍雪山開演。

2009年央視採訪時，現場突然下雨，演員照常表演，觀眾穿著雨衣看完。五百多名演員來自當地多個民族。一位普米族青年扎西次裡說，他以前在外打工，收入很低，參加演出後每月能掙三四千元，家裡人都託他介紹工作。旺季一天要演三四場。運營方當時宣稱，八千七百萬元投資，兩年就能收回。

這些專案確實給一部分當地人增加了收入，也給地方帶來了遊客，可臺上那些被稱為原生態的演員，既被當作民族文化來展示，也要常年在雨裡、烈日下重複演出。張藝謀的名字印在海報上，真正每天把演出撐起來的，還是當地演員和現場團隊。

專案成功以後，地方政府和企業紛紛找上門。樊躍說，當時有二十多個城市和地區等著合作，幾乎每週都有人打電話。IDG資本也進入公司，希望把一臺演出變成可以在各地複製的文化產業。IDG資本是最早進入中國的外資風險投資機構之一，長期投資科技、網際網路和消費企業。到了2016年，一家上市公司以十九億元收購觀印象全部股權。交易材料顯示，張藝謀此前透過持股平臺間接擁有觀印象百分之二十五的權益。十九億元的四分之一不能直接算成他的個人所得，但檔案至少說明，他不只收取導演服務費，還能透過持股分享公司的增值。從這時起，張藝謀的名字已經從作品署名變成了商品標籤。地方政府需要旅遊專案和政績，投資人需要一個容易推銷的故事，海報上只要出現張藝謀，專案就更容易立項和賣票。至於王潮歌、樊躍和現場團隊具體做了多少，普通遊客很難知道。

這門生意並非每次都成功。有的印象專案賺錢，有的常年虧損。印象·劉三姐的運營公司後來甚至進入破產重整。專案上馬時，地方政府、資本和名導都能講出好聽的理由。專案虧損以後，修路、建劇場、買裝置和長期運營的成本，往往要留給當地繼續承擔。

2009年的中國鐵路宣傳片，讓這種甲方關係直接擺到了檯面上。據披露，專案製作費用是一千八百五十萬元，張藝謀說自己拿到的稅後酬勞是二百五十萬元。他原本想用人物和情感串起整部片子，鐵道部卻要求塞進大量資訊，最後只好保留很多字幕，成片連他自己都不滿意。不滿意並沒有妨礙交片和領酬勞，鐵道部決定宣傳片必須說什麼，張藝謀負責把這些要求拍出來，片頭再加上他的名字。

年輕時，他用自己的視覺能力替文學服務，到了這裡，同一套能力開始直接為政府部門的宣傳服務。可資本和地方還不是他分量最重的甲方。早在英雄上映前，張藝謀就主動走進了一個更大的專案，還明確說過，願意為它放下電影，比如奧運會開幕式。

我的天啊 這中國人那時候的心情開玩笑呢！你感動砸了！你怎麼可能睡著？

2001年北京申辦奧運，張藝謀擔任申奧宣傳片總導演。北京市長劉淇覺得片子還不夠來勁，問他能不能加入威風鑼鼓。張藝謀馬上把鑼鼓改成體育比賽的節奏，說這樣看起來就像中國人在為運動員、為奧運助威。為了拍到幾秒鐘的大場面，原定一個月後舉行的大運會開幕式彩排被提前，上萬人在大熱天裡做了兩次完整彩排，現場沒有觀眾，只有攝製組。張藝謀後來解釋，演員在申奧片裡看到自己，會覺得這身汗沒有白流。申奧片裡那幾秒鐘的熱鬧，背後是上萬人臨時改動日程、來參見兩次彩排。宣傳片送審以後，奧申委領導又覺得力量不夠，沒有拍出中國人申奧的熱情。團隊連熬幾個通宵，重新剪輯、重新配樂，直到劉淇滿意。

張藝謀還幫副總理李嵐清挑襯衫和領帶，提醒他控制講話的音量。代表團怎麼笑，怎麼走、怎麼鼓掌，也都事先排練。在這套工作裡，無論普通群眾還是國家領導人，都是國家形象的一部分，都要經過張藝謀的手來調色。

張藝謀很願意做這件事。申奧成功以後，記者問他想不想執導開、閉幕式，他說希望自己成為首選。哪怕要準備三四年，少拍一兩部電影，甚至暫時放下別的事情，他也願意。因為奧運會能展示中國的國力和科技，全世界的觀眾加在一起，是任何電影都比不了的。他看重的並不只是觀眾多，奧運背後是整個國家機器，錢、人、場地和傳播渠道都不是一部電影能夠相比的。政治權力也會決定最後表達什麼，張藝謀很清楚這個位置能帶來多少資源、聲望和地位，所以主動去爭。這個位置是他自己爭來的。

2008年開幕式前，鳥巢裡舉行過一次審看。來的有三位政治局常委和三十多位正副部長。房間坐不下，一些副部長只能靠牆坐著。張藝謀坐在後面，一邊聽，一邊記意見。一個多小時以後，領導告訴導演組，這些意見不用全部照搬，符合藝術規律的可以吸收。張藝謀回憶這件事時說，這次還真是很民主，領導也不願意把藝術家的思路弄亂。三位常委和三十多位部長一起看節目、提意見，本身已經說明了誰是最後的甲方。領導允許導演在既定方向裡保留一些專業判斷，張藝謀就覺得這是民主。他早已接受了這套分工，政治決定說什麼，他來決定怎樣實現得最好看。

開幕式要讓世界看到一個歷史悠久，國力強盛、組織嚴密、萬眾一心的中國。張藝謀把這些要求交給了成千上萬名錶演者。新華社報道過擊缶而歌的訓練，每個戰士要完成一千多個動作，其中有四十五個鼓點，二百一十二次動作變換、三百次跪地和二百四十次下蹲。腳放在哪裡，頭抬到什麼角度，馬步扎多高，都用定位點和拉線一遍遍校準。張藝謀後來稱讚軍隊，特別提到聽從指揮、服從大局、紀律嚴明和無私奉獻，說他們完成了別的團體做不到的任務。他看中的不只是軍人的體能，還有軍隊最基本的組織方式，命令一下，每個人都把自己的感受放在後面，先把動作做齊。

活字印刷那一段也是這樣。觀眾從高處看到上千個字模一起升降，以為那是一臺精密機器，裡面其實藏著八百九十七名戰士。每個字模長寬只有七十五厘米，高一米四。正式演出那天，他們下午兩點就鑽進去，在北京盛夏的悶熱裡彎腰等了六七個小時。因為不能隨便出來上廁所，他們穿著尿不溼上場。一個簡單的升降動作，練了幾個月。觀眾看到的是整齊起伏的漢字，鏡頭沒有告訴他們，字模裡的人已經彎腰等了六七個小時。張藝謀追求的整齊越精確，人的身體就越要服從。表演者一旦露出疲憊、猶豫，或者自己的節奏，那個完美的整體便會被破壞。

歌唱祖國又把這種取捨落到兩個孩子身上。臨近開幕的一次現場彩排，一位政治局領導聽完後提出，林妙可的聲音必須換。導演組最後留下林妙可的形象，採用楊沛宜的錄音。音樂總監陳其鋼後來解釋，楊沛宜的聲音最好，林妙可更適合出鏡，因此組合出了最完美的聲音和最完美的形象。他把這叫作國家利益，還說這樣安排對兩個孩子都公平。結果是，一個孩子出臉，一個孩子出聲。林妙可被全世界看見，楊沛宜的名字當晚沒有出現。國家領導人提出要求，導演組完成調整，再由音樂總監用國家利益來解釋。兩個孩子是不是願意，觀眾有沒有權利知道真相，都排在了完美的國家形象後面。

閉幕式的記憶之塔把人送到了三十米高空。參加表演的戰士郭建龍回憶，最多的一次，他一個上午上下攀爬一百九十趟，只休息了二十分鐘；有人練到手掌血肉模糊，執行導演還說，戰士們搶著去最高、最危險的位置，被換到底層會覺得沒面子。有人落選時，嘴上說服從，眼淚卻掉了下來。這些戰士或許真把演出當成榮譽，導演組也正是藉助這種榮譽感，讓人接受危險、疼痛和長時間訓練。最後，傷口和眼淚都成了奉獻精神的證明，觀眾只看到塔上的整齊和壯觀。

蘇珊·桑塔格談法西斯美學時，總結過幾種常見的形式，大規模聚集人群，把人變成可以擺佈的物件，把同樣的動作成倍複製，再用軍事化的精確，讓一具具身體服從一個強大的整體。擊缶、活字和人海方陣，與這些特徵高度相似。法西斯美學的關鍵不在於人多，也不在於動作整齊，而在於人怎樣被使用。在這些節目裡，個人必須抹掉差別，服從才會顯得崇高。孩子的真實身份可以讓位於國家形象，表演者的身體也可以讓位於整體效果，觀眾讚歎的，正是一個整體隨意調動個人的力量。

張藝謀沒有創造中共這套政治制度，奧運會的很多決定也不是他一個人作出的。但他不能把自己說成一個只管鏡頭的手藝人，他主動爭取總導演，參與挑人、訓練、排程和呈現，還公開讚美服從大局、紀律嚴明。中共交給他軍隊、場地和政治任務，他用自己的才能把服從拍得壯美，把犧牲藏到後臺，把國家意志變成一場令人激動的視覺體驗。奧運以後，國師這個稱呼越來越響，它不只是在誇一個導演有本事，也點明瞭他的新角色。中共想讓世界看見什麼，他就負責把它做成一幅好看的影像鳥巢以後，張藝謀成了國家大型活動最放心使用的導演之一。他的名字同時出現在商業電影、旅遊演出、部委宣傳和國家慶典裡。專案的用途不同，他的工作方法很少改變：甲方先定主題，他再用顏色、燈光、隊形和技術，把主題放大到所有人一眼就能看懂。

2016年杭州G20峰會，這是習近平上臺後最大的外交活動。張藝謀執導西湖上的最憶是杭州，交響樂、芭蕾、採茶舞和水面投影被放在一起，拼出一個古典、現代、溫和又開放的中國。演員和樂團在盛夏連續排練，杭州愛樂的樂手把那一個月稱為軍訓。這次外交活動不要2008年那種震天動地的氣勢，張藝謀便收起擊缶和方陣，換成江南山水。國家想顯得從容，他就把中國拍得沒有矛盾，也沒有雜音。峰會結束以後，原來的印象西湖改版為面向遊客的最憶是杭州。國家活動給節目做了最昂貴的一次宣傳，地方旅遊接著賣票。張藝謀已經很熟練地把政治任務、地方生意和自己的品牌放進同一個專案。

2019年國慶七十週年聯歡活動，他又擔任總導演。三千二百九十名群眾演員，每人舉著一塊光影屏，按照電腦拆好的模組和現場口令跑位，最後拼成長城、風箏、和平鴿和五星紅旗。張藝謀把晚會形容為自由、生動、歡愉、活潑，還設計了人民萬歲焰火，說要呈現一幅歡樂祥和的盛世圖景。場中央自由舞蹈的人，的確比2008年的軍人方陣輕鬆。負責拼圖的三千二百九十個人，卻仍要在規定時間走到規定位置，舉起規定顏色的螢幕。每個人只掌握一小塊畫面，完整圖案由電腦和總控系統決定。張藝謀口中的自由，沒有改變這場表演最基本的關係：少數人設計全域性，大多數人照口令完成自己的那一格。

2021年，最憶韶山沖在韶山新建的紅五星劇場首演，張藝謀擔任總導演。專案由湖南財信金控、IDG資本和湘潭產業集團等共同投資，官方給它的定位，是沉浸式革命傳統教育和紅色文化體驗。這臺演出用詩詞和歌曲講毛澤東的親情、成長、求索和革命，從個人尋找出路，一直講到中國人民站起來。兩千四百五十平方米的舞臺上，幾百根燈條、巨型螢幕、水舞臺和升降舞臺一起運轉。製作方把其中的光影矩陣稱為北京奧運活字表演的升級版。奧運會用八百九十七個人控制字模，韶山用燈光單元組成矩陣；控制方式更先進了，表達的還是同一件事：所有單元聽從總控，最後托起一個宏大的國家和領袖形象。張藝謀說，這是用現代理念闡述紅色文化。奧運會上那套法西斯美學，也由此進入了紅色旅遊：一箇中心發出指令，所有單元整齊響應，領袖則在這種整齊中變得神聖。

他年輕時畫過毛澤東像，那時家庭出身讓他害怕，他把像畫得又紅又大，是為了在政治運動裡保護自己。到了韶山，這一次沒有人拿著大字報逼他，他主動擔任總導演，用最新的舞臺技術把毛澤東重新做得又大、又亮、又正確。這和活著形成了一個很難迴避的對照。活著拍過文革怎樣趕走醫院裡的醫生，讓鳳霞死在混亂和無知裡。最憶韶山沖講到毛澤東，只留下親情、成長、求索和信仰。由他發動的政治運動，以及那些運動給普通人造成的災難，全都沒有進入舞臺。紅色旅遊需要一個可以敬仰的毛澤東，投資人需要能長期賣票的專案，地方政府需要革命教育，張藝謀把這三種需要都做成了光影奇觀。盛世化妝師做的就是這類工作：哪些地方打光，哪些歷史打碼，領袖以什麼樣子出現，普通人以什麼樣子出現，都會影響觀眾怎樣理解這個國家。張藝謀不必站出來替文革辯護，他只要刪去災難，把領袖拍得親切，把群眾拍得整齊，把今天拍得輝煌，政治宣傳就已經完成了。

他的超生事件，又讓人看見他面對權力時的另一種選擇。2013年，張藝謀和陳婷承認兩人育有三個孩子，分別生於2001年、2004年和2006年，兩人到2011年才登記結婚。為了隱藏孩子父親的身份，孩子上學以後，老師從沒見過張藝謀。一家人出門，他和孩子至少要隔開兩百多米。他後來承認，自己有僥倖心理，想矇混過關。事情曝光後，他最擔心的是多年用作品建立的品牌毀於一旦。計生部門後來向兩人徵收了七百四十八萬七千八百五十四元社會撫養費。計劃生育是國家對私人生活的粗暴干預，張藝謀想多生孩子，本身不該成為罪過，值得討論的是他的處理方式。他有名、有錢，也能接近最高層，卻沒有公開反對這項傷害過無數家庭的政策，他選擇秘密繞開規定，讓陳婷和孩子長期生活在不能公開父親身份的狀態裡。在私人生活中碰到權力，他躲開，能矇混就矇混；權力要辦奧運、國慶和紅色演出，他又願意站到最前面。公開反對計生政策會帶來風險，替政權辦大典卻能換來聲望，他每次都選了對自己更安全、更有利的那條路。

2022年北京冬奧會，張藝謀再次擔任開、閉幕式總導演。他說，一個人能兩次執導奧運，是因為祖國強大，自己很幸運。合作了二十多年，他已經十分了解中共要怎樣介紹中國，中共也知道他能交出什麼。2008年，他靠真人方陣表現一個能夠動員、服從命令的中國。2022年，大面積LED地屏、演算法和實時影像代替了不少人海，畫面變得乾淨、空靈，充滿科技感。當時中國社會仍在嚴密的疫情管控之下，封城、健康碼和普通人的生活困境沒有進入開幕式，全世界看到的是一個浪漫、自信、面向未來的強國。張藝謀換了技術，也換了審美，但他仍在完成同一項工作：把政權希望展示的中國，做得比現實中的中國更漂亮。

你可不能去見他 他是階級敵人

時間再倒回2014年，最後看歸來。這部電影常被看成張藝謀回到早年創作的一次嘗試：不再拍大片，不再擺人海，重新講政治怎樣傷害一個家庭。但電影能夠走多遠？張藝謀在開拍前就作了選擇。原著是嚴歌苓的陸犯焉識。小說用了很大篇幅寫勞改和政治改造，寫一個知識分子怎樣被制度長期折磨。張藝謀讀完後說，勞改那部分拍輕了，沒意思，拍深了恐怕也拍不了。他索性放棄這部分，只拍陸焉識回家以後的故事，把時代造成的傷害放進一個失憶的妻子、一個不能相認的丈夫和一封封舊信裡。張藝謀沒有繼續往勞改制度裡拍，他知道那裡才是故事最沉重的部分，也知道拍深了，電影很可能無法透過審查，於是他只拍政治運動結束以後，受害者怎樣帶著創傷繼續生活。觀眾會為馮婉瑜流淚，卻很難從電影裡看見，究竟是誰把陸焉識送去勞改，又是誰讓這個家庭變成現在的樣子？電影裡那些信，也不是張藝謀一個人寫出來的，嚴歌苓、編劇鄒靜之和文學策劃周曉楓等人分頭寫，他負責刪減和提煉。從紅高粱到歸來，近三十年過去，張藝謀仍然需要作家先提供人物的記憶、疼痛和感情，他再用演員、畫面和節奏把它們送到觀眾面前。

歸來可以看見他的矛盾。他沒有忘記政治曾經怎樣傷害普通人，也還想拍這種傷害，可他只願意拍到審查允許的地方，再往前一步，就可能碰到他已經依附的那套權力。他不肯走這一步，便把制度造成的悲劇處理成一個家庭內部的等待和愛情。也是在那幾年，張藝謀談到自己的性格，說自己是隱忍的典型，有逆來順受、特別能忍的一面。他說自己並不欣賞這種性格，但已經長成了這樣。他還多次強調，導演只是手藝人，不願意承擔公眾放在文化精英身上的責任。手藝人三個字給他留下了一條退路：辦奧運、國慶聯歡和領袖紀念演出時，他是調動巨大資源的總導演，願意接受最高權力的審看，也接受國師的名聲；等人問這些作品替什麼政治服務、把什麼現實藏了起來，他又說自己只管手藝。資源和榮譽由總導演來領，責任卻被推給了甲方。

歸來裡，陸焉識只能冒充一個讀信的人，坐在馮婉瑜身邊，念自己當年寫的信。馮婉瑜認不出他，仍然在每月五號去車站等丈夫。張藝謀知道這樣的悲劇從哪裡來，也知道哪些話不能說，他最後選擇陪著觀眾流淚，卻不肯點出製造悲劇的權力。這個選擇讓歸來顯得深情，也讓它顯得怯懦。張藝謀的勤奮、技術和視覺天分都是真的，也正因為這些本事是真的，才更有必要追問，他把它們交給了誰。把這些經歷放在一起，張藝謀的變化並不複雜。早年，他借文學得到作品的深度，後來，他靠資本擴大名聲和市場，再後來，他把國家機器提供的資源變成自己的最高成就。甲方越來越有錢，也越來越有權，他的位置跟著越來越高，作品裡的具體人物卻越來越小。這不是一個藝術家被迫放棄理想的故事，張藝謀每走一步，都算過名聲、資源、風險和位置，他害怕失去已經得到的東西，也看重權力能夠提供的安全和好處，所以一次次選擇了更強的甲方。手藝人。這個說法聽上去謙遜，實際把最重要的責任和擔當避開了。國師這個位置，不是一次政治任務換來的，而是幾十年裡許多次選擇積累起來的。張藝謀懂得權力希望別人怎樣看中國，也願意用一生練出來的手藝，替權力完成這幅畫。以後再看他的紅色、方陣和煙火，不能只問畫面好不好看，還要問一句：它在替誰說話，又把誰藏了起來？今天就聊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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