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妖醬：新華社時間線為何對不上？如何評價朱鎔基？｜告別朱鎔基
本文探討了朱鎔基逝世時新華社官方公佈的時間線與海外推特爆料之間的巨大時間差，並深入回顧了朱鎔基的生平功過。文章從其早年右派經歷、上海主政、處理三角債與通脹、國企下崗潮、三座大山、加入WTO以及權貴資本主義等多個維度，剖析了朱鎔基作為“清官”與“黨國修理工”的雙重角色，指出他雖然挽救了中共的財政與金融危機，但其改革成本卻由廣大普通民眾承擔，且最終強化了一黨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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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大家好，我是愛思考、重邏輯的妖妖醬。北京時間8月12日，新華社宣佈朱鎔基去世，稱他當天11點06分停止呼吸；可是前一晚9點09分，推特上已經出現它的死訊，早了將近14個小時。推特上最早一條“獨家訊息：朱鎔基去世”，顯示的是8月11日上午6點09分。這個時間是美國西部夏令時。換算到北京時間，是8月11日晚上9點09分。第二條“是非成敗，留給後人評說吧。再見，朱先生”，換算到北京，是8月12日下午2點39分。第三條“北戴河假期被打斷了，朱鎔基去世”，換算到北京，是下午3點23分。新華社客戶端的訃告發布時間，是下午6點00分51秒。也就是說，如果只問“官方在死亡後多久發訃告”，答案是大約6小時55分鐘；但真正蹊蹺的不是這七個小時，而是第一條死訊竟然跑到了官方所說死亡時間之前，早了13小時57分。
在中共政治裡，高層人物的死亡從來不只是一件家事，更是一項政治資訊工程。所以，在一個把領導人健康、病情、最後時刻都視為國家機密的體制裡，死訊何時發、由誰先發、為什麼有人提前知道，本身就是政治的一部分。更有意味的是，再過五天，就是江澤民百年誕辰。江澤民與朱鎔基，一個提供最高政治授權，一個負責籌劃、執行政策改革。他們共同塑造了所謂“改革開放黃金時代”，也共同給今天留下了一部賬目龐大、債主眾多的政治遺產。
有人懷念朱鎔基把中國送進WTO，也有人忘不了兩千多萬下崗工人的眼淚。分稅制救活中央財政，為何又催生土地財政和天量地方債？他的住房、醫療、教育改革，為何變成民眾頭上的“三座大山”？世界工廠究竟創造了中國奇蹟，還是血汗工廠裡的各種內卷？朱鎔基是改革英雄，還是最高明的黨國修理工？有人稱他是中共官場裡的“一股清流”，也有人看到，他的兒子朱雲來在他高國企改革的時候恰恰進入了承銷國企上市的中金公司。讓我們翻開歷史，回到那個改革時代，看一看朱鎔基的功過春秋。
1957年，朱鎔基在國家計委工作，二十八歲，副處級幹部。那一年，中共號召整風，要幹部給黨組提意見。朱鎔基後來回憶，同事們對他說：“你是黨組領導的秘書，你不跟黨組提意見，那誰提啊？”他推不掉，只好在局裡的會上講了三分鐘。他沒有反對共產黨，沒有要求民主選舉，甚至沒有使用“官僚主義”這種重話。他只是說，國家計委和一些地方計委做計劃不認真調查，主觀主義正在滋長，對工作有害無利。三分鐘說完，會議繼續。
可幾個月後，整風突然變成反右，單位需要完成劃右派的指標。1958年1月，朱鎔基被劃為右派，開除黨籍，撤銷職務，行政降兩級。後來又被下放勞動，文革中再進五七幹校。一個年輕人因為相信黨真的想聽意見，說了三分鐘真話，賠進去二十年。如果朱鎔基後來成為一名反對專制的人，這會是一個順理成章的故事。可他沒有。1978年摘帽以後，他恢復黨籍，重新進入國家經濟部門，而且終其一生都沒有離開中共劃定的政治邊界。
這段經歷沒有讓他得出“權力必須被約束”的結論。他得出的結論更像是：黨不能交給蠢人管理，政策不能交給外行執行。這正是理解朱鎔基的一把鑰匙。他親身知道中共怎樣冤枉一個人，卻從未要求建立一套不再冤枉人的制度；他痛恨說假話、做假賬和推卸責任，卻不反對那個決定誰可以說話的權力。他要糾正的是低效、混亂和腐敗，不是共產黨對社會資源的壟斷。改革年代需要的恰好就是這樣的人：他受過苦，所以容易得到普通人的信任；他懂經濟，能解決實際問題；他敢批評官員，又始終服從中共的政治原則。
1988年，朱鎔基出任上海市長。上海人很快發現，這位市長不像過去的官員。他上電視回答市民提問，不只講原則，能說菜價、交通和工程細節；下屬報出一個含糊數字，他會立即追問。老百姓看慣了念稿子的領導，突然見到一個聽得懂問題、記得住數字、還能當場作決定的人，朱鎔基的名聲由此起來。
1989年，上海同樣發生大規模學潮。學生提出不用軍隊、事後不追究。朱鎔基後來回憶，上海本來就沒有調軍隊的計劃；只要學生“懸崖勒馬”，便“既往不咎”。他在電視上反覆強調上海不能亂、不能停產。上海沒有出現北京那樣的坦克上街，這一點是事實。但也不能因此把朱鎔基寫成站在學生一邊的人。北京開槍之後，上海仍然抓捕、審判參加抗議的人。朱鎔基選擇的是不用軍隊恢復中共的秩序，不是反對中共鎮壓。這條分寸拿捏得非常準確。他比只會開槍的官員聰明，又絕不越過黨的紅線。
江澤民進北京後，朱鎔基接任上海市委書記；1991年出任副總理；1992年繞過政治局委員這一層，直接進入政治局常委。鄧小平看中他的魄力，江澤民需要他的本事。一個曾經被中共迫害的人，最後成了中共最需要的幹部：他可以批評不稱職的官員，可以大幅修改經濟政策，但不能質疑一黨統治。
朱鎔基進入國務院時，中國經濟面臨嚴重困難。最先需要處理的是“三角債”。一家工廠把產品賣出去，收不到貨款，於是也不給上游付款；上游沒有現金，又拖欠銀行貸款。企業之間相互拖欠，許多工廠因此停產，也發不出工資。朱鎔基去了東北。他把企業、銀行和地方負責人叫到一起，不聽空話，一筆一筆核對誰欠誰的款。1991、1992兩年，銀行投入520億元，地方和企業自籌35億元，清理了2190億元拖欠。後來有人用一句話概括：投入一元，解開四元債務。企業拿到欠款，可以重新購買原料和恢復生產，許多工人也重新領到了工資。
1993年，各地爭上專案、搶建開發區，銀行違規拆借，固定資產投資失控，物價猛漲。朱鎔基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推出宏觀調控“十六條”，清理開發區，壓縮投資，收緊信貸。1994年，中國居民消費價格漲幅達到24.1%；到1996年，通脹明顯下降，經濟仍保持增長，沒有像過去那樣一腳急剎車踩到停擺。這就是後來所說的“軟著陸”。這一仗也打贏了。通脹最先洗劫的就是工薪家庭，朱鎔基把物價壓下來，保住的是億萬普通人那點有限的工資和存款。
這些真實的成績解釋了他為什麼獲得巨大聲望。他不是中南海里又一個只會念檔案的人。他能迅速找出問題的關鍵，要求相互推諉的部門共同負責，也敢承擔拍板的責任。可連續的成功，也讓朱鎔基越來越相信：只要最高層判斷正確、命令明確，再依靠行政權力強制執行，就能解決大部分經濟問題。政府可以計算哪家企業虧損、哪家銀行壞賬太多、裁掉多少人可以扭虧；但在這些數字裡，一個四十五歲的車工失去工作以後怎樣生活，並不是最重要的指標。
1998年，朱鎔基成為總理。這一次，他要重組整套國有經濟，而幾千萬國企職工的生活也因此改變。1998年3月19日，人民大會堂燈火通明。朱鎔基第一次以總理身份出席記者會。他給自己定下三年期限：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要脫困，金融系統要完成改革，國務院機構要精簡。他說：“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記者席上響起掌聲。中國人太久沒有見過一個敢把自己的政治生命押在工作上的總理。這句話後來一再被播放，成為朱鎔基最耀眼的歷史鏡頭。
同一年，瀋陽。美國PBS的紀錄片攝製組進入一家債臺高築的國營機床廠。廠裡的宣傳幹部非常緊張，想方設法阻止記者接觸即將下崗的工人。有一名倉庫女工，叫張淑豔。她的丈夫生病，原來工作的發動機廠不再提供幫助；她自己的月工資從48美元降到36美元，崗位也隨時可能失去。廠里正在動員工人“自願”離開，她不敢簽字。面對鏡頭，她問：“我是妻子，難道把他扔下不管嗎？”說到家裡的錢，她哭了。她告訴女兒，一定要好好讀書，考上大學，這是逃出貧困唯一的路。隨後她說了一句：“我的生活已經不重要了，我只希望女兒以後能過得好。”
人民大會堂裡，朱鎔基說要穿過地雷陣；瀋陽的舊廠房裡，張淑豔說自己的生活已經不重要了。這兩個鏡頭合在一起，才是朱鎔基改革的完整畫面。國企確實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有些工廠裝置落後，產品堆滿倉庫；廠長由組織任命，投資失敗不用辭職，虧損了找銀行繼續借。企業還包辦住房、醫療、學校和養老，最後連一盒粉筆、一張病床都壓進生產成本。繼續用貸款維持所有虧損企業，只會把銀行和財政一起拖下水。朱鎔基開出的藥方叫“三年脫困”：關停並轉、減員增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把優質資產重組上市。在朱鎔基看來，這套邏輯十分完整。
可如果從工廠門口往裡看，問題就來了：企業幾十年積累的壞賬，究竟是誰造成的？工人沒有權力選擇廠長，沒有權力否決地方書記拍板的專案，也看不到企業的真實賬本。廠長買錯裝置，地方政府強令擴建，銀行按行政命令放貸。到了最後，犯錯的人繼續當官，最先被趕出廠門的卻是從未擁有決定權的工人。
“下崗”這個詞，就是那個年代最巧妙的一次政治包裝。人已經失去崗位和正常工資，卻不叫失業，因為同時宣佈幾千萬人失業太難聽。他們仍被掛在原單位名下，等待“再就業”；如果自行離開，還可能拿不到補償。國家用一個新詞，把自己的責任變成了工人需要調整觀念的問題。1998年至2002年，國有單位下崗職工累計2023萬人；加上此前幾年，國家統計局後來給出的總數是2715萬人。這還沒有包括大量集體企業職工，以及那些被“買斷工齡”、提前退休、放長假的人。
東北、西北和老工業城市受傷最深。許多夫妻同在一家廠，工資、住房、醫療、託兒所和退休金全拴在這個單位上。廠門一關，失去的不只是兩份工資，而是一整套生活。中央1998年的檔案甚至專門規定，夫妻在同一家企業，儘量不要安排兩人同時下崗；如果一方已經下崗，另一方所在企業也儘量不要再安排。紅標頭檔案出現這句話，正說明現實中已有多少家庭兩個人一起失去收入。
有人拿到幾千元或者幾萬元補償，在“買斷工齡”的協議上簽字、按手印，從此與工作了二三十年的工廠兩清。一位黑龍江重型機械廠女工劉心惠，1998年3月1日下崗，直到十八年後才拿到五萬元買斷金。她形容那一刻：幾萬塊錢，就把自己徹底“賣”了。更多人去了早市、燒烤攤、澡堂和計程車公司。四十歲的紡織女工過去有八級工的丈夫、單位託兒所和勞動模範獎狀，轉眼間卻被告知自己沒有“市場需要的技能”。有人把家裡的縫紉機搬到街邊，有人在零下二十度的夜裡賣烤串，有人為了給孩子交學費四處借錢。
1999年春晚，小品《打氣》讓一名下崗工人喊出：“工人要替國家想，我不下崗誰下崗。”這句話在央視的舞臺上是樂觀，在下崗家庭的客廳裡卻像諷刺。企業領導還在，造成虧損的幹部任命制度還在，只有工人被要求把失去工作理解成一種愛國奉獻。民間後來流傳一句話：“朱嘴一張，工人下崗。”這句話粗糙，也不完全公平，但它記錄了官方改革史不願正面書寫的感受：政府把他們稱為需要分流的冗員，而他們認為，是國家單方面結束了過去對工人的承諾。
就在工人被推出廠門時，朱鎔基開始用另一種辦法處理銀行。1998年，財政發行2700億元特別國債，為四大國有銀行補充資本金；隨後成立四家資產管理公司，接走大約1.4萬億元不良貸款。銀行的賬本乾淨了，優質國企得以重組和上市，金融系統從懸崖邊被拉了回來。這些措施避免了一次可能影響全國的銀行危機，當然是朱鎔基的功勞。可比較政府對銀行和工人的不同安排，問題也很清楚：銀行的錯誤由國家信用兜底；工人失去工作後的困難，主要由個人和家庭承擔。銀行得到2700億元資本金和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張淑豔得到的是每月36美元，以及一句“轉變就業觀念”。
朱鎔基不是不知道有人會遭罪。他知道，並且相信這是挽救全域性必須付出的代價。真正的問題是，決定誰下崗的人不需要選票，承擔代價的人沒有獨立工會、自由媒體和法院替他們討價還價。改革需要成本，這句話沒有錯。問題是，承擔成本的人是否參與過決定，是否有權提出條件，是否得到足夠補償。中國的下崗工人三樣都沒有。
張淑豔在鏡頭前說，她唯一的希望是女兒考上大學。可她不知道，自己即將失去穩定工資時，住房、醫療和教育也在同時改革。
還是1998年3月19日那場記者會。朱鎔基宣佈，當年下半年停止福利分房，住房分配改為貨幣化和商品化；城鎮職工醫療保險也要全面改革。
第二年，中國高校突然大規模擴招。
這三項改革單獨看，都有現實理由。福利分房只照顧有單位、單位又有能力蓋房的人，大量普通市民和農民根本享受不到。單位醫療保障差異很大，也難以維持。中國大學招生人數太少，許多年輕人沒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
問題是，這些改革幾乎同時進行，而此前由單位承擔的許多費用，也同時轉給了個人和家庭。
過去的國企工人工資不高，但單位提供住房，報銷大部分醫療費用，還負責託兒所、學校和退休。下崗以後，工資沒有了；與此同時，房子要自己買，看病需要個人繳費，孩子讀大學的學費也大幅增加。
對於收入穩定、後來又買到房的人，住房商品化帶來了家庭財產。對於已經下崗或者收入很低的人，住房商品化意味著他必須用並不多的積蓄購買原本由單位提供的住所。兩類人的生活從這裡開始明顯分化。
朱鎔基當時明確說，住房建設要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這項政策確實帶動了建築、鋼鐵、水泥、家電和城市建設，也改變了中國城市的面貌。但當住房同時承擔居住、經濟增長、銀行貸款和政府收入四種功能以後，房價便很難只由居民收入決定。
這又要說到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前，中央財政收入佔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一度降到22%左右。中央政府缺錢，甚至需要向地方借。
朱鎔基重新劃分中央與地方的稅種，增值稅由中央拿75%、地方拿25%。改革後，中央財政收入佔比很快上升到55.7%。
這項改革讓中央重新掌握財政能力，能夠進行宏觀調控，也能向貧困地區轉移支付。它解決了中央政府缺錢的問題。但教育、醫療、城市建設和基層行政等大量支出責任，仍然留給地方。地方收入減少了，事情並沒有少做。
地方政府於是越來越依賴自己能夠控制的土地。住房商品化以後，土地出讓收入快速增加。地方政府徵地、賣地，再用未來的土地收入融資。房價上漲，地價也上漲；地價上漲，地方又能借更多錢。
後來出現的土地財政、地方融資平臺和地方債，並不是某一天突然發生的。分稅制改變地方收入，住房商品化擴大土地價值，兩項政策結合，形成了後來地方政府的基本發展方式。
朱鎔基當然沒有涉及今天每一筆地方債，也不能把後來所有房地產問題都算在他個人頭上。但他任內確立的財政關係和住房制度，為這種發展方式提供了條件。評價一項改革，不能只看它當年解決了什麼，也要看它後來的副作用和併發症有多少。
醫療改革也一樣。1998年建立的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用社會統籌加個人賬戶，逐步擺脫不同單位各自負責的舊制度。這擴大了保障範圍，是進步。
可當時政府對醫院投入不足，醫院要靠藥品、檢查和治療專案獲得收入。於是，新的醫保制度建立了，醫療費用也快速上漲。
普通家庭最直接的感受是：以前單位能報銷的費用，現在要先從個人賬戶支出；沒有穩定工作的下崗職工，還要擔心醫保繳費中斷。
教育擴招給更多年輕人提供了讀大學的機會。1998年，普通高校招生大約108萬人；1999年增加到約160萬人，增長接近一半。可是高校收費已經開始，很多學校又透過貸款擴大校區。一個下崗家庭既希望孩子透過大學改變命運，又必須為迅速增加的學費和生活費發愁。
住房、醫療和教育後來被稱為“三座大山”。這個說法不是因為三項改革沒有任何好處，而是因為國家和單位原來承擔的一部分責任，在很短時間內集中轉給了家庭。
對政府來說，這叫建立市場制度；對一個剛剛下崗的中年人來說，實際發生的事情很簡單：收入減少了，需要自己支付的費用卻增加了。
所以，評價朱鎔基不能只說他讓國企脫困、銀行穩定、大學擴招、城市蓋起新房。這些都是真的。
還要問，政府在把風險轉給個人之前，是否建立了足夠的失業救濟、醫療保障、廉價住房和教育資助？答案是不夠。
朱鎔基解決問題很快，社會保障建設卻遠遠沒有跟上。這個時間差，最後由普通家庭用自己的積蓄和生活質量承擔。
朱鎔基任內影響最深遠的一件事，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1999年4月，他訪問美國，帶去一份幅度很大的開放方案，涉及關稅、農業、銀行、保險、電信和商品流通。
朱鎔基認為，中國的國企和銀行如果一直受到行政保護，就不會真正改變。加入世貿組織，可以利用外部競爭迫使國內改革。
克林頓政府最初沒有接受，認為還可以要求中方繼續讓步。美方隨後公開了中方方案。協議沒有籤成，中國已經作出的承諾卻被全世界看到。
朱鎔基回國以後受到黨內批評，有人指責他讓步過多，他也為此作了自我批評。
到了當年11月，中美雙方在北京繼續談判。11月14日下午，談判幾乎破裂，美方代表離開現場。晚上11點多，朱鎔基打電話詢問龍永圖，是否還能聯絡到美國代表團。第二天早上，龍永圖判斷美國人其實想籤，因為雙方已經開始校對協議文字。
朱鎔基問：“你有什麼證明？”龍永圖把校對文字這個細節告訴他。朱鎔基說：“好，我相信你的判斷。一定要談成，不要讓美國人跑了。”
當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正在舉行。朱鎔基離開會議，趕到外經貿部。吳儀向談判團隊傳達訊息，朱總理要親自參加。
朱鎔基後來講得很清楚，是江澤民讓他到外經貿部，把協議談成。所以，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不是朱鎔基一個人的決定。江澤民提供最高政治授權，朱鎔基負責最後談判和執行。兩個人共同承擔這項政策的功勞，也共同承擔後果。
朱鎔基見到美國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先批評美方突然離開：“到現在我還莫名其妙，好像這不是談判，是在捉迷藏。你們究竟想怎麼辦？”
最後還剩七個問題。美方提出第一個，朱鎔基表示同意；第二個，他也同意；第三個，他仍然同意。坐在後面的龍永圖連續遞紙條，提醒不能繼續讓步。朱鎔基回過頭說：“龍永圖，你不要再遞條子了。”
這段對話後來被廣泛傳播。它說明兩件事。第一，朱鎔基確實敢在關鍵時刻作決定；第二，他在江澤民授權下，接受了美方提出的幾乎所有核心市場準入要求。
最終協議仍保留了一些中方要求和過渡期，但基本內容已經確定：中國大幅降低關稅，開放銀行、保險、電信和分銷，取消大量進口配額，讓外國企業獲得更大的經營空間；同時接受長期特殊保障措施和“非市場經濟”待遇。
當時為什麼願意作出這些承諾？因為江澤民和朱鎔基判斷，中國加入全球市場以後，低成本勞動力、較完整的工業基礎和政府的組織能力，會吸引外資和訂單。國企改革釋放出的勞動力，加上從農村進入城市的農民工，可以支撐大規模出口製造業。這個判斷是正確的。
2001年12月，中國正式加入WTO。此後，中國出口、外匯儲備和財政收入快速增長。沿海地區大量建廠，外資帶來資本、技術和管理經驗，民營企業也獲得新的市場。數以億計的人離開農業，進入工業和城市。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並在二十年內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是朱鎔基無法否認的功績。沒有加入WTO，中國不可能以同樣速度完成工業化，也不會獲得後來參與國際競爭的經濟實力。
但這項功績必須把另一部分事實一起寫進去。當時中國吸引外資的重要條件，不只是勞動力數量多，也包括工資低、工人缺少組織權利、土地和環保成本低。許多農民工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住在集體宿舍，沒有城市戶口，也不能成立真正代表自己的工會。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常常站在企業一邊處理勞資糾紛。
美國消費者得到便宜商品，跨國公司獲得利潤，中國政府得到稅收和外匯；中國工人也得到比務農更高的收入，但必須接受很長的工時、很低的保障和很弱的議價能力。
所以，加入WTO讓中國積累了後來挑戰美國的資本，這句話沒有錯。還要補充一句：這些資本的一部分，來自幾千萬下崗工人失去的保障，也來自幾億農民工被長期壓低的勞動價格。
還有一個更深的問題：中共在談判時是否準備完整履行所有承諾？
節目在這裡應該明確給出判斷：沒有。中共願意降低關稅、修改法律、吸引外資，因為這些措施能幫助出口、學習技術和增加財政收入。但如果真正按照公平市場的要求繼續改革，就需要獨立法院，需要媒體調查國企，需要工人自由組織工會，需要民營和外國企業在沒有黨委干預的情況下經營。這些變化會限制共產黨的權力。
因此，中共採取的是選擇性履約。對經濟增長有利、又不影響黨的控制的承諾，認真執行；會削弱國企特權、產業補貼和黨組織控制的承諾，就拖延、變通，或者用新的行政辦法取代舊限制。
這不是說中國沒有履行任何承諾。中國確實大幅降低關稅、開放許多行業，也修改了大量法規。正因為先兌現了這些部分，外資和訂單才會進入。
問題是，中共從來沒有準備讓市場規則高於黨的決定。朱鎔基希望透過WTO推動國內繼續改革，但他沒有、也不可能建立約束中共的國內製度。外部協議可以規定關稅，卻不能命令中共法院獨立；可以規定市場準入，卻不能取消國企背後的政治支援。
結果是，中國獲得了全球化的大部分好處，中共的權力沒有因此縮小，反而因為經濟增長變得更強。後來中國有能力補貼國企、發展監控技術、擴充軍力並挑戰美國，這些資源中有相當一部分，來自朱鎔基推動的入世。
朱鎔基想用世界貿易規則改變中國經濟，最後卻是中共利用世界貿易體系壯大了自己。這就是他在WTO問題上最重要的功勞，也是最需要追問的後果。
2000年3月，朱鎔基在兩會記者會上談到自己卸任後的評價。他說：“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後，全國人民能說一句，他是一個清官，不是貪官，我就很滿意了。如果他們再慷慨一點，說朱鎔基還是辦了一點實事，我就謝天謝地了。”
這段話流傳很廣。與後來那些在家裡藏現金、讓情婦和親屬經商的高官相比，朱鎔基本人沒有公開可證的鉅額受賄案。他的生活也比較剋制。在中共高層裡，他確實有資格被認為是相對清廉的人。
但評價中共高官的清廉，如果只查本人有沒有收下一筆錢，遠遠不夠。還要看他的權力怎樣影響親屬和門生的商業機會。
這裡必須講到王岐山和中金公司。1993年，朱鎔基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王岐山出任央行副行長。第二年，王岐山調任中國建設銀行行長。在朱鎔基的金融改革安排裡，王岐山是重要執行者，也是後來長期被稱為朱鎔基門生的人。
1995年，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成立。建設銀行與摩根士丹利等機構合資，王岐山出任第一任董事長。這是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投資銀行。
當時中國正在推動大型國企到香港和紐約上市，中金的主要業務，正是為這些國企進行重組、上市和融資。
1998年，朱鎔基出任總理，國企改革全面加速。就在這一年，他的兒子朱雲來加入中金香港辦公室。“王岐山安排朱雲來進入中金”，是長期流傳並被多家媒體轉述的說法。
中金由王岐山建立；王岐山得到朱鎔基長期重用；朱雲來在父親出任總理、國企大規模重組上市的同一年加入中金；後來又進入管理層，並從2004年開始擔任總裁和執行長長達十年。
如果這些關係還不能作出判斷，中國政治中的大部分利益安排都將永遠無法討論。我們的結論是：王岐山為朱雲來進入中金提供了安排和幫助。
朱雲來有沒有專業能力？當然有。他在美國接受教育，有會計和投行經歷，也把中金經營得很成功。但能力只能解釋他進入公司以後為什麼能夠做好工作，不能解釋為什麼中國最重要的國有投行，在最關鍵的時期恰好向總理的兒子開放。
朱雲來任職期間，中金為一百多家企業提供上市保薦和承銷，募集資金超過兩千億美元。中國電信、中石油、中石化、中國聯通、中國人保、中國人壽、農業銀行，這些由國家決定改革和上市的大型國企，都是中金的重要客戶。
朱鎔基本人或許沒有把國有資產裝進自己的口袋，但他推動國企上市、建立現代金融體系的同時，兒子進入了承銷這些國企上市的中金公司。父親掌握改革的方向，門生搭建資本平臺，兒子在平臺上獲得事業和財富。
這就是中共權貴資本主義最成熟、也最不需要留下違法證據的運作方式。
所以，朱鎔基可能確實是一名沒有直接受賄的清官，但它同時又是權貴資本主義家庭安排中的一部分。這兩件事並不衝突。
他說，希望人民評價他是清官。人民還可以繼續問：當總理的改革權力、門生的金融平臺和兒子的職業財富形成完整關係以後，這種“清廉”與普通人理解的公平，究竟還有多大距離？
朱鎔基退休以後，民間對他的懷念越來越多。原因並不複雜。胡錦濤和溫家寶時期改革停滯，習近平上臺後政治全面收緊。與後來不回答問題、不允許記者追問的領導人相比，朱鎔基在記者會上反應迅速、語言直接，顯得越來越少見。
2011年，他回清華大學。網上長期流傳一個故事：朱鎔基說，退休後每天吃完飯都看七點鐘的《新聞聯播》。學生開始鼓掌，以為他仍然關心國家大事。他接著補充：“我看他們到底在胡說八道些什麼。”臺下停頓片刻，又響起更大的掌聲。
這句話沒有完整公開錄影能夠確認，屬於廣泛流傳的政治故事。但它之所以被中國人一遍遍轉述，不是因為大家在意朱鎔基晚上看什麼，而是因為許多人希望中共內部至少還有一個退休高官，敢說他們每天看到的宣傳是胡說八道。
2002年11月，朱鎔基在香港禮賓府講話，則有完整公開記錄。他說：“如果香港搞不好，不單你們有責任，我們也有責任。”隨後又說：“香港迴歸祖國，在我們的手裡搞壞了，那我們豈不成了民族罪人？不會的！”今天再聽這段話，諷刺非常強。
香港的新聞自由、選舉制度、公民社會和司法環境後來發生的變化，已經回答了朱鎔基當年的問題。香港確實是在中共恢復主權以後被改變的，責任也不可能推給香港市民。
朱鎔基說得比今天的中共官員誠實。他承認中央對香港負有責任，也知道如果破壞香港，會留下歷史罪名。可他仍然相信中共可以憑藉自我剋制，長期遵守“一國兩制”。他沒有提出任何制度安排，確保後來的領導人不能毀約。
這和WTO是同一個問題。朱鎔基相信政策可以依靠明智的領導人執行，卻沒有建立不依賴領導人品格的約束。遇到願意守規則的人，制度可以執行；遇到習近平，過去的承諾便可以被重新解釋。
2017年中共十九大，習近平作三個多小時的政治報告。現場影片中，朱鎔基多次沒有隨著全場鼓掌。這段畫面在網上廣泛傳播。一個曾經講話鋒利、行動迅速的總理，坐在主席臺上，用沉默表達不滿。它滿足了很多人對“黨內反對派”的想象。
但不鼓掌不是反對票，也不能制止任何政策。朱鎔基在位時沒有推動建立真正的反對票，退休後自然也只能剩下一個沒有鼓掌的畫面。
這並不是苛責一個九十歲的老人為什麼沒有制約習近平，而是要說明朱鎔基改革的政治侷限。他改善了政府怎樣管理經濟，卻沒有改變誰有權決定國家方向。習近平後來能夠推翻許多改革年代的慣例，正因為那些慣例一直只是最高領導人的選擇，不是人民可以執行的權利。
朱鎔基在記者會上說，希望後人承認他辦過一點實事。現在可以給出答案：他不只是辦過一點，而是辦過許多重要的事。
第一本是效率賬。他清理三角債，治理嚴重通脹，重新建立中央財政能力，處理銀行壞賬，推動國企重組，促成中國加入WTO。這些政策使中國避免了財政和金融危機，也為後來二十年的經濟增長提供了條件。在同時代的中共領導人中，很少有人具備他的知識、判斷力和執行能力。這些結果都有公開資料和後來二十年的經濟變化作為證明。承認它們，才能繼續判斷這些成績為什麼沒有給所有人帶來公平的收益。
第二本是民生賬。兩千多萬國企職工下崗，大量工人的補償和保障不足；住房、醫療和教育成本在短時間內轉給家庭；分稅制和住房商品化後來推動土地財政、房價和地方債不斷擴大；世界工廠的快速增長，也建立在低工資、長工時和工人缺少組織權利的基礎上。這些不是改革無法避免的全部成本，其中很大一部分來自政治制度。因為工人不能組織獨立工會，地方居民不能否決徵地，納稅人不能審查政府預算，媒體不能自由調查國企資產怎樣處置。沒有這些權利，改革的方案由上面決定，成本自然優先分配給下面的人。
第三本是權力賬。朱鎔基整頓了行政管理，卻沒有限制中共權力；引入市場競爭，卻保留國企和黨的特殊地位；透過WTO引進外部規則，卻不允許國內出現獨立執行規則的法院和社會組織；本人以清廉著稱，兒子卻進入門生建立、承銷國企上市的中金公司。他的改革提高了黨國的治理能力，也增加了它可以支配的財政、外匯和資本。中共因此度過九十年代的危機，並獲得今天與美國競爭的經濟基礎。
所以，對朱鎔基最準確的評價，不是簡單的改革英雄，也不是把所有問題都歸罪於他的惡人。他是一名能力很強、個人操守相對較好的中共官員。他確實解決了許多前任不敢碰、後任也未必有能力解決的問題。
但他解決這些問題的最終目標，是讓中共領導下的國家繼續有效執行，而不是讓普通人獲得決定自身命運的權利。他被中共打成右派，卻沒有要求廢除製造右派的權力；他讓企業進入市場，卻沒有讓工人獲得談判權；他把中國送進WTO，卻沒有讓國際規則約束共產黨；他希望以清官留名，卻沒有避開權力為家人提供的特殊機會。
這就是朱鎔基一生最深的矛盾。他看到了中共治理中的許多問題，也有能力解決其中一部分；但每到黨的權力與人民權利發生衝突時，他最終選擇的都是黨。
五天以後，江澤民百年誕辰。江澤民給朱鎔基政治授權，朱鎔基替江澤民解決經濟問題。他們共同完成了九十年代那次重要轉型，也共同決定了這次轉型的邊界：經濟可以開放，政治權力不能開放；市場可以進入中國，共產黨不能退出市場。
朱鎔基去世，確實為江朱時代劃上了句號。但那一代人的賬並不會一筆勾銷。今天的高房價、地方債、國企特權、醫療和教育負擔，以及中共利用全球化積累起來的實力，都能在那個時代找到原因。今天中國擁有更現代的城市、更強大的工業和更多財富，也擁有更強的黨國控制。兩種結果來自同一組改革，不能只選其中一種紀念。
站在上海浦東的高樓下，朱鎔基是改革英雄；站在1999年東北一家關閉的工廠門口，他是讓幾千萬人瞬間失去生計的領導人；站在中金公司的國企上市名單前，他又是權貴資本主義形成過程中的重要人物。
朱鎔基希望人民說他是清官、辦過實事。我們可以承認這兩點，然後把最後一句補完整：他辦成了許多事，但他首先救的是中共的財政、銀行和統治能力；普通人為這些成功付出的代價，至今沒有得到公平補償。這才是朱鎔基真正的蓋棺論定。好，今天就聊到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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