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強 王石 潘石屹持續20年的民主制度實驗｜阿拉善SEE為何走向終點？｜妖妖醬

本影片講述了任志強與一群中國頂尖企業家在阿拉善沙漠中進行的為期20年的民主制度實驗，以及該實驗的終結。從2004年阿拉善SEE生態協會的成立，到任志強因言獲罪被判18年，影片深入探討了這場實驗的起源、發展、規則的建立與演變，以及它在中國社會變遷中的意義。影片還對比了任志強在阿拉善SEE內部和公共輿論場上的不同角色，以及他個人性格與制度的結合，最終在時代變遷和政治高壓下，這場實驗的參與者和規則都面臨嚴峻考驗。

影片連結：

完整文字：

哈囉！大家好，我是妖妖醬。2020年3月，中國發生了兩件看起來毫不相干的事。

3月10號，隱身一個多月的習近平首次到武漢考察，這是一個強烈的訊號，疫情要開始從全民防疫進入到抗議勝利的政治敘事了。

而幾乎就在同一個時間，一篇沒有點名卻人人都知道在罵誰的文章在中國網際網路上瘋傳，作者任志強。

隨後，習近平離開武漢返回到北京，兩天後，任志強從公眾視野消失。

半年後，習近平宣佈抗擊新肺炎疫情鬥爭取得重大戰略成果，十四天後，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任志強有期徒刑18年。

很多人都認為，任志強被重判是因為那篇文章，時間節點似乎也驗證了這樣的判斷。

然而，如果我們把時間的尺度再長一點，就會發現，能夠把一個七十五歲的老人、一個紅二代重判18年，幾乎就是讓他牢底坐穿，真正的原因，那篇文章可能只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真正讓習近平無法容忍他的，不是任志強後來那幾只辛辣的諷刺，而是十幾年前他和一群中國最有影響力的企業家，在內蒙古阿拉善的一片沙漠裡悄悄開始的一場實驗。

今天，就讓我們以任志強的視角走進那片沙漠，看看在那兒究竟發生了什麼。

阿拉善 步履不停 讓中國企業家成為生態環境保護的一支重要力量。

2004年6月，內蒙古阿拉善騰格裡沙漠邊上的月亮湖，一群中國最有錢的人聚在這兒，準備成立一個治沙的環保組織。

翻開那份創始名單，幾乎就是半部中國民營經濟史，有萬科的王石、聯想的柳傳志、萬通的馮侖、復星的郭廣昌、巨人的史玉柱、搜狐的張朝陽，還有二十多位來自臺灣的企業家。

平時他們在各自的公司裡都是說一不二的人物，如今幾十個人坐在同一張桌子上，誰都沒有上級，也沒有人願意當下級。

把他們聚到這的，是北京首創集團董事長劉曉光。

說來有點兒意外，這件事兒最初的念頭其實並沒有那麼公益。

據創始秘書長後來的回憶說，劉曉光最早其實只是想找一百多位企業家，連續10年共同出資在沙漠裡建個高爾夫球場。

可誰也沒想到，一個從沙漠高爾夫球開始的念頭，後來竟然演變成中國企業家歷史上的一場獨特的治理實驗。

為了把這些人請來，劉曉光幾乎是用了“綁人”的辦法。

據不少參與者回憶，他曾經把王石、任志強等幾位企業家關在北京的翠宮殿，一連幾天不答應就不放人。

王石最後實在受不了了，甩出了一句“你不是要錢嗎？1年10萬太麻煩，我一次給你300萬，以後活動我就不參加了。”

劉曉光說不行，我1年就要你10萬，不多要，但你得給我10年，人得來。

後來證明，劉曉光後來真正要的從來都不是錢，而想要的是把這群平時各幹各的、誰也指揮不動誰的大老闆1年1年地重新聚在同一張桌子前。

可等這群人真的坐到一起了，劉曉光才發現自己捅了一個多大的馬蜂窩。

成立大會安排在了一天的晚上，劉曉光站起來，從口袋裡掏出了一張紙，那是籌備組在北京早擬好的名單，只要照著念，舉手透過組織啊，就算成立了。

可偏偏名單裡沒有馮侖、沒有任志強、史玉柱這麼幾個人，理由是他們平常太忙了，以後未必有時間參加活動，所以名單剛剛唸完，馮侖第一個就站了起來。

他問劉曉光“你怎麼知道這個人有沒有時間來參加活動啊？”

這一句話讓整個會場都炸了，有人質疑為什麼可以內定，有人要求所有職位公開競選，還有人直接提出一人一票當場選舉。

後來準備半個小時走完的流程，一下子停住了。

據劉曉光後來的回憶說，那份準備了很久的名單，最後乾脆啊，被人搶過去給撕了。

馮侖當著所有人的面還補了一句話，“劉曉光這不是首創的協會。”

很多年以後，劉曉光回憶這一幕，說想了一悶棍，名單沒了，會議呢，只能重新開始。

可真正的爭論也才剛剛開始，他們討論的不只是選誰的問題，而是這個組織以後到底怎麼運轉。

有人提出重大事項必須3分之2透過，有人堅持簡單多數就應該算數。

討論到後來，連原則性透過這幾個字到底算透過還是沒透過，都能掙上個半天。

有一次表決二十九票贊成，二十二票反對，張朝陽馬上追問“什麼叫原則性透過？透過就是透過，沒透過就是沒透過。”

馬蔚華回答說啊，“原則性透過就是相對多數透過。”

王石坐在旁邊聽了會忍不住插了一句，“你們沒道理都是中國人，怎麼原則性三個字都聽不懂？”

後來王石回憶，那幾年總愛開著玩笑，他說呀，他們哪是在阿拉善治沙呀，分明是在企業家的心靈沙漠。

就這樣，一群平時在各自公司裡說一不二的人，為了幾條規則，從晚上一直到凌晨四點，可也正是在那個晚上，這個組織是真正誕生了。

他後來有了個名字阿拉善SEE生態協會，SEE取自英文Society of the Economist，意為企業家生態協會。

後來人們更多的直接就稱它為阿拉善SEE。

原來那份內定的名單沒有了主兒，代之的是一套規則，設理事會、監事會、章程委員會，所有職務競爭產生，一人一票，會長任期屆滿必須換屆，不設終身職務，也沒有任何名譽虛言。

後來秘書長楊鵬回憶說，籌備組最初其實根本沒有設計所謂的民主選舉，2004年兩次籌備會議，沒有人提出過這四個字。

這套制度不是事先設計好的，而是在那個晚上一點一點炒出來的。

任志強後來在回憶錄裡把那個夜晚寫得很詳細，他說，那晚的競選一直持續到凌晨四點多，每個候選人只有兩分鐘自我介紹、當場演講、當場投票，最後選出來的班子和劉曉光最初準備的那份名單可謂是不盡相同。

任志強後來給這套制度起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名字，叫半政府化、辦企業化的民主制度。

可他們很快就發現，真正困難的其實並不是把人選出來，而是以後怎麼開會。

一群平時習慣拍板的人坐到一起，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道理，每個人都不願意讓步，一場會議下來，常常是掙得面紅耳赤，誰也說服不了誰。

後來，他們乾脆請人把美國羅伯特議事規則引進了SEE，從最初的100條反覆刪減到了四十三條，最後形成了一套適合這個組織使用的議事規則。

這些規則專門約束最有權力的人，比如會長主持會議的時候，不得參與具體討論，只負責維持秩序、安排發言、組織表決。

如果想發表自己的意見，就必須先把主持的工作交給別人。

今天看來啊，這不過是再普通不過的一條程式規則，可放在20年前的中國，這樣的安排並不常見。

馮侖後來用了一個比喻，把這套規則講得很透，他說，再怎麼炒，也得按第三方制定的規則吵。

最有意思的是，最後連發起人劉曉光自己也慢慢的被這套規則改變了。

他原本是個國企領導，幾十年來習慣了拍板，有一次在昆明召開執行理事會的時候，他主持會議，又下意識地開始替大家做決定了。

武克鋼當場打斷他說，“你會不會開會？你的任務是組織大家表決，不是替大家決定，我們又不是你分公司的經理。”

秘書長坐在下面，又悄悄遞過去張紙條，上面只有一句話，“你現在是主持人，不是決策者。”

很多年以後，劉曉光回憶起這些經歷的時候，說當初設計好的程式幾乎全部被推翻了，人也是在這個過程中一點一點改變的。

在不斷討論、不斷爭論的過程中提高了自己。

王石後來也注意到了這種變化，他說成立SEE的時候，劉曉光還是一個典型的國企領導，習慣自己說了算，可幾年以後，他越來越能聽別人講話，也越來越願意把最後的決定權交給大家。

一個說了一輩子“我決定”的人，最後學會了把這句話變成了“大家決定”。

後來很多人都把阿拉善SEE看成一個成功的環保組織，可如果你把鏡頭重新拉回到2004年那個夜晚，就會發現，它最先長出來的並不是沙漠裡的樹林，而是一套規則。

一群平時各管一攤、誰也不服誰的企業家，在沙漠裡學著，用章程代替拍板，用投票代替內定，用程式解決問題。

這當然離不開那個時代，那是胡錦濤、溫家寶剛剛接班的幾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不久，經濟高速增長，民營企業迎來了最好的發展時期。

社會雖然遠談不上開放，卻比後來要寬鬆得多，只要不觸碰政治意願，企業家跑到沙漠裡自己制定規則、自己管理自己，並不會引起太多的關注。

後來阿拉善SEE能夠一路發展壯大，並不是偶然，它本身就是那個時代的產物。

不過，故事真正的起點還要再往前推1年，2003年10月，劉曉光第一次到阿拉善。

那次同行的有三十多位企業家，翻過賀蘭山，進入騰格裡沙漠深處的月亮湖。

論壇的主題叫“企業家如何獨善其身”，可是面對漫天黃沙和早已消失的古代遊牧遺蹟，劉曉光忽然覺得“獨善其身”這四個字太輕了。

據同行者的回憶，他跪在沙地上，望著天空，感嘆人類一邊創造財富，一邊又在毀滅自己，站在這片沙漠面前，每個人都不過是一粒沙，億萬富翁又算得了什麼？

回來以後，他就像著魔一樣，一個電話的找人，前後給八十多位企業家打了一百多個電話，幾乎對每個人都是同一句話“你的來”。

後來馮侖評價他說，“小剛，你幹十個首創，還不如干一個阿拉善。”

而那個被他反覆點名“你得來”的人，正是任志強。

可任志強來到阿拉善以後，迎接他的不是鮮花，而是一次意想不到的落選。

而正是這次落選，讓他開始真正理解這個組織。

任志強，1951年出生，紅二代，他父親任權生當過商業部副部長。

這個身份他從來沒有刻意迴避，反而一直襬在臺面上。

他在回憶錄《野心優雅》裡專門寫過，很多人痛恨紅二代靠父母辦事，而他自己確實多次透過母親的關係解決過問題，連參軍都是走的這條路。

可緊接著他又補了一句，“透過關係辦事並不可恥，哪怕利用的是父母的權力，只要不是為了斂財，不是為了貪汙腐敗，而上社會受益，就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

這段話很能說明任志強這個人，他很少掩飾自己，也很少迎合別人。

別人避而不談的事兒，他往往主動說出來，別人覺得應該稍加修飾一下的話，他偏偏照直了講。

你未必同意他的邏輯，但你很難說他是虛偽的人。

潘石屹後來評價人任志強有一句話流傳很廣，他說，“這個人已經勸不住了，想什麼說什麼，不管別人愛聽不愛聽。”

在潘石屹看來，任志強最大的特點並不是膽子大，而是沒有那種說話之前先想想後果的習慣。

後來很多人呢，就把這種性格總結成三個字“任大炮”。

他這股勁並不是後來才有的。

1969年，任志強到陝西延安插隊，後來參軍，在部隊一呆就是12年，當過參謀專業，以後進入華遠集團，1993年出任總裁，把華遠做成了北京地產的一塊招牌。

真正讓全國都認識任志強的，還是他那張嘴。

因為土地公有，政府想從途徑上拿更多的錢，於是就只能政府去投入基礎設施，導致政府有大量的債務。

你在香港都可以看見這些私家路，那路上的這些私家立下的，因為土地私有，他必須地修，不修還不行，而且這私家路還得公安。

2006年他在一次公開論壇上談房地產，說了一段後來影響了他很多年的話。

他的原意其實很簡單，商品房本來就是市場化的產品，主要面對有支付能力的人。

至於經濟適用房、廉租房，應該由政府負責，保障低收入群體。

可經過媒體不斷壓縮和傳播，最後幾乎所有人記住的只剩一句話，“任志強只給富人蓋房子。”

任志強後來一直覺得這是自己被誤解最深的一次。

他在書裡專門解釋過，自己說的是商品房是給富人蓋的，窮人的房子應該政府蓋。

可傳播到最後，只剩下前半句，整個意思都變了，他還覺得很委屈。

房價上漲又不是開發商一句話喊出來的，為什麼最後所有的罵名都要落在開發商的頭上？

可有意思的是，他沒有因為捱罵而閉嘴，房價越漲，他越公開說還會漲，輿論罵得越厲害，他越堅持自己的判斷。

慢慢的，“任大炮”這個外號就叫開了。

後來任志強曾經談起這個外號，說過一句耐人尋味的話，他說，誠信說真話，本來應該是每個人都有的品質，可當整個社會越來越少的人願意說真話的時候，一個堅持照直說話的人反而成了大炮。

就是這樣一個在外面天不怕地不怕，走到哪兒都習慣站在聚光燈下的人，進了阿拉善，迎來的卻不是掌聲，而是落選。

2004年協會第一次選舉監事，任志強參選只拿到三十四票，沒有當選。

第二年增補選舉，他再次參選，有一次落選。

後來他回憶，這兩次落選反而讓他真正理解拉拉善在這兒，過去那些身份、名氣都不管用了，不管你是紅二代、地產大佬還是公眾人物，最後都只有一票。

任志強後來在書裡寫，他參加過不少基金會，很多職務都是別人主動邀請他擔任，只有阿拉善是真正靠競選，而且一連兩次他都沒選上。

也正因為此，他反而相信這是一個不靠人情、不靠面子的組織。

可他並沒有因此退出。

他後來承認自己競選監事，目標一直很明確，就是監督第一任執行會長劉曉光。

在任志強眼裡，監督首先就應該從會長開始，如果發起人都不接受監督，那麼這套制度也就失靈了。

2007年第三次競選時，任志強乾脆拎著一本雜誌走上臺，封面上印著七個醒目的大字“人民公敵任志強”。

他舉起了本雜誌，對著臺下說，“這就是我。”

隨後他又說，“我參加過十幾個基金會，其中有六個請我當副會長，只有阿拉善連著幾次都選不上。

如果今天大家選我，我照樣說真話，起碼不會跟他們同流合汙。”

這一次，他打動了現場，高票當選第二屆監事長。

你把這裡的因果關係看清楚，不是阿拉善把任志強變成了一個敢說真話的人，他走進這片沙漠之前，就已經是那個頂著罵聲也不會後退的人大炮了。

阿拉善真正改變他的不是性格，而是身份。

他把一個習慣在組織外面說話的人放進了組織裡面，也把一個敢說話的人放到了最適合他說話的位置。

監事長回頭再看任志強前面的經歷，就會發現，這個位置幾乎就像專門為他準備的。

在房地產行業，他靠一張嘴出了名，到了阿拉善還是那張嘴，不同的是，以前他說話是站在組織外面評論別人，現在呢？

他是站在組織裡面維護規則。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阿拉善並沒有改變任志強的性格，而是第一次讓他的性格和一種制度結合到了一起。這也是我覺得阿拉善最特別的地方。他把一群誰也不服誰的人放進了一套共同遵守的規則裡，規則沒有消滅他們的個性，反而給著這些不同個性的人一個能夠長期共處的方法。任志強可以繼續當他的任大炮，王石可以堅持自己的理念，馮侖依然喜歡辯論，可最後，他們都得回到同一套程式裡來解決分歧。後來看任志強的一生，我越來越覺得阿拉善真正留給他的是一種新的經驗：只要規則得到尊重，一個再強勢的人也必須接受監督；一個再普通的人也可以站出來監督別人。可這樣的經驗並沒有停留在阿拉善，後來，任志強把他帶到了更大的公共空間，從房地產到微博，再到一次次的公共爭論，他越來越習慣站在監督者的位置說話，也越來越相信，只要自己認為是對的，就應該公開說出來。

2008年，王石擔任阿拉善SEE第二任會長。這一年，協會發生了一件不算大，卻足以考驗這套制度的上執行理事會原本批准秘書處可以拿500萬的閒置資金作為短期投資，可在執行的過程中，秘書處沒有在一次提交理事會討論，又自行追加了800萬。最後這筆投資不但沒有虧損，還賺了幾十萬。如果放在很多企業，這件事大概也就過去了，可任志強不這麼看。在理事會上，他把矛頭直接指向秘書處，認為問題根本不在賺沒賺錢，而在於未經授權擅自追加投資款項，已經突破了理事會批准的許可權，也讓協會承擔了本不該承擔的財務風險。現場的氣氛一下緊張起來。一位名叫吳有家的會員當場提出，既然已經違反了授權程式，就應該啟動彈劾程式。會議室裡的目光很快都集中在了王石會長的身上。最後，作為會長的王石沒有迴避責任，而是當著所有理事和會員的面公開檢討。這件事，最後沒有演變成一場權力鬥爭，就讓所有的人都看見了一件事情：在阿拉善SEE，哪怕坐在會長的位置，也不能繞開規則。

可這樣的場面在阿拉善SEE並不是第一次。王石剛剛接任會長不久，有一次開執行理事會會上，他順口說了一句“蕭規曹隨”，意思是先按照上一屆理事會的做法，把事情啊，穩穩接過去。話音剛落，坐在下面的吳克就接了過去，他說：“什麼叫蕭規曹隨？你是不是不想做為，剛當會長就不想作為了？”據在場的人回憶，這句話剛說出來，會議室就安靜了，王石臉色也很難看，一句話都沒說。吳克山為什麼敢這樣頂撞會長？他的理由也很簡單，他說：“大家每年都交10萬的會費，你又沒有比我多交一分錢，憑什麼你說的就是真理？我就只能聽著。”這句話聽起來是在頂撞王石，其實頂的是一種過去大家都習慣了的做事方式。在企業裡，董事長可以拍板，可到了阿拉善SEE，所有人首先都是會員，然後才是誰當會長。職位只是大家暫時先推選出來的主持工作，而不是他呀，這天然比人高一等。王石後來給會長這個位置還起了個外號叫“受氣包”。他說阿拉善SEE最大的特點就是溝通成本特別高，因為這不是一個職業經理人的團隊，而是一百多個企業家坐在一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判斷，也都有資格表達自己的判斷。會長最大的挑戰不是讓別人服從自己，而是不斷說服別人。他後來還說過一句特別實在的話，他說自己到了深圳以後，一直都是認定的事情，決不放棄，總覺得自己是對的。可到了阿拉善，他第一次真正學會了妥協，放下自尊和麵子，尤其是在你明明想要發火的時候，還得繼續把會開下去。改變他的並不是誰給他講了一課關於民主和治理的課，而是這一群同樣成功、同樣強勢的企業家，他們不會因為你是王石就預設你是對的，也不會因為你當了會長就停止質疑你。

如果說王石代表的是會長，那麼任志強代表的就是監事。後來任志強總結王石那一屆理事會時，說過一句很有意思的話：“沒犯什麼大錯，主要是被監事會給監視住了。”這句話半認真半玩笑，卻把監事會的作用一下子說明白了：監督的意義不是等出了問題再處理，而是讓掌權的人一開始就知道旁邊有人盯著你，所以很多事一開始就不會走偏。王石當然不服氣，他後來也回敬了任志強一段話，說：“北京的企業家都有一個共同毛病，總覺得自己永遠是對的，覺得自己就是中央，別人都是地方，任志強就是最典型的一個。”細品這段對話，兩個強勢的人都不肯輕易服輸，可他們沒有因為意見不同就鬧翻，而是把爭論留在了規則裡，把輸贏交給程式去解決。

別人眼裡的任志強也幾乎就是這個樣子。秘書長劉曉光後來回憶說，任志強確實強勢，經常批評秘書處，甚至有的時候說話一點都不留情面，可他有一個特點，就是每提出一個問題，都會花大量的時間、精力把事情研究透。很多時候你覺得他是在批評，其實他是在逼著大家把事情想明白。馮侖也沒有少跟任志強。有一次開會，任志強覺得討論時間太短了，發言沒有說盡興，會後就跑去找馮侖抱怨：“你把我們請來，又不讓我們講話，我們來幹什麼？”馮侖一點面子都沒給，直接回了一句：“現在開的是理事會，你不願意聽可以走人。”這一幕我覺得也很有意思。任志強監督別人，也同樣接受別人的監督。他要求別人遵守程式，而輪到自己也得服從程式。沒有人因為他是監事長就讓著他，就預設他說的都對，規則約束的從來不是某一個人，而是在場的每一個人。

這套規矩並不是沒有經歷過考驗。協會成立沒多久，就發生過一次理念上的分裂。首任副會長宋軍，正是2003年組織那場阿拉善論壇，並把劉曉光帶進沙漠的那個人。他一直主張走另一條路，就是由一家企業主導，把治沙做成產業，把公益和商業結合起來，提高效率。在他看來，這樣才能真正把事情做大。可協會里更多的人堅持另一種想法，他們認為公益就是公益，商業就是商業，協會可以和企業合作，但不能由某一家公司主導，重大決定仍然應該由理事會共同討論、共同決定，而不是交給某一個人、一家公司拍板。最終，宋軍選擇離開，另起爐灶，自己去實踐自己的想法。有意思的是，這場分裂並沒有把協會撕裂，相反，它把協會原來的制度又往前推進了一步，甚至把每位理事1年究竟投入多少時間，這樣的事情也納入到了統計和考核中。一次理念的衝突沒有變成個人恩怨，最後反而變成了一次完善制度的機會。這種對規則的較真，後來幾乎貫穿了協會發展的整個過程。2006年修改章程時，秘書處的一位員工提出希望推選員工代表進入理事會。這個建議聽起來很合理，可最後還是被高票否決，理由只有一句：章程已經規定理事資格必須由會員擔任，而會員的前提是按照章程繳納會費。既然規則已經寫在那兒，就不能因為一件事看起來合理就臨時改變規則。阿拉善SEE最難得的地方也許就在這兒。

如果把鏡頭從阿拉善拉到整個中國，你就會發現，這並不是一座孤島。也是2008年，就在王石在阿拉善SEE公開檢討的同一年，他在外面還經歷了力場更大的風波。汶川地震發生後，萬科第一時間捐款200萬。隨後，王石又在部落格裡提到，公司鼓勵員工參與募捐，但建議每人捐款以10為上限。這兩件事疊在一起，迅速點燃了輿論，王石“元”這個外號一夜之間傳遍了全國。萬科售樓處被砸，股價一度跌破20最後，王石不得不公開道歉，萬科隨後追加捐款一個億。今天回頭看這件事，很多人討論的是王石到底該不該那麼說，該不該那麼均可我更關注的是另一件事：那個時候，無論是在阿拉善SEE，E還是在社會上，王石都必須面對公開質疑，也必須對至於做出回應。沙漠裡的會員可以把會長請出來公開檢討，而沙漠外的公眾，也可以把中國最有名的企業家推到輿論的風口浪尖。這兩件事看起來毫不相干，其實折射的是同一種時代氛圍：那幾年，規則還在發揮作用，於是也還有壓力。無論一個人員有多大的財富、多高的社會地位，都不能完全迴避來自組織內部和公共社會的監督。可這樣的時代並沒有持續太久，很快，這套規則將迎來它真正的考驗。

接下來的這幾年，是任志強一生中影響最大的幾年，因為同一個時期，他同時生活在兩個完全不同的空間：一個是不斷放大的公共輿論場，一個是不斷成熟的阿拉善SEE。先看公共娛樂場，就是微博。任志強並不是為了當場虹彩上的微博，他後來解釋過，最初只是因為受夠了傳統媒體的斷章取義，一句話說出去，經常被掐頭去尾，最後標題和原意完全不是一回事。他覺得與其一次次地解釋，不如自己直接說。還有一個原因，他觀察得也很有意思，他說啊，在部落格出現以前，罵他的聲音鋪天蓋地，可那些支援他、理解他的人卻沒有表達意見的地方。而網際網路第一次讓這些原本沉默的人能夠站出來發聲。於是啊，在潘石屹的鼓動下，任志強開了微博。這兩個老朋友，一個唱房價會跌，一個堅持房價還會漲，一唱一和，被媒體戲稱為“潘人二人轉”。後來，兩人還乾脆出了本書，就叫《微博二人轉》。任志強的影響力也是在這幾年迅速膨脹的。2013年，他的微博粉絲突破1500萬，到2015年已經超過2900萬。更有意思的是，這麼大的賬號，他幾乎從不拉黑。別人罵得越兇，他越來越願意回。今天已經很難想象當年的微博到底意味著什麼，他第一次讓普通人能夠公開討論房價、討論政策，也第一次讓一個普通網友可以隔著螢幕，直接和一個身家幾十億的企業家爭論，甚至把他逼逼出來回應。任志強偏偏就是最喜歡接招的那個。2013年8月，他發了一條微博，暴光攀鋼釩鈦向長江排放汙染物。攀鋼釩鈦股票隨後，歷史平臺證券時報當時感慨：一個企業家的輿論影響力竟然超過了一家媒體。這樣的事兒放在今天已經很難發生了。一個房地產商人靠著一張嘴，在公共空間裡擁有了接近媒體的影響力，而這正是那個時代最特別的地方。

與此同時，沙漠裡的任志強也走到了另一個位置。2014年，他當選阿拉善SEE第五任會長。這次當選還有一段廣為流傳的趣事：任志強擔任監事長的那幾年，是協會修改章程最多、監督也最嚴格的一屆，得罪了不少人。結果這個出了名的人大炮，當時會長以後反而變了。王石後來笑著評價他說：“由人大炮變成了人綿羊。”當然啊，這裡的綿羊不是說任志強沒了脾氣，而是角色變了，態度就跟著變了。以前當監事長，他的職責就是挑問題、提意見；現在坐在會長的位置上，首先要做的是把一群誰也不服誰的企業家組織起來，把會開下去，把事情辦下去。過去可以開炮，現在更多的時候要聽別人開炮。有一次開會，有人問他：“你有沒有錯？”任志強幾乎沒有猶豫，就當著所有的人面回答：“我是承認錯誤啊。”臺下立刻想起片掌聲。後來他自己解釋這種變化時，說得很坦率：“當會長就得多聽別人的，不能老開炮，因為人家就是來監督你的。”這句話很有意思。

任志強當會長還有一個地方特別有他的風格。前幾任會長都喜歡聽宏大的目標。劉曉光卸任的時候說希望會員發展到兩千人，王石後來又提出一萬人的願景。可輪到任志強，他卻在會上笑著說：“他們反正都下臺了，所以指標可以提得很高，我是現任，沒那麼虛偽。”他給自己定的目標只有一個：這一屆增加200名會員。為了完成這個目標，他先自己拿出了20萬作為工作經費，跑遍全國拜訪企業家。2年下來，賬戶裡只剩6000機票、住宿，很多時候還得自己貼錢。這一段我特別喜歡，他和微博上的人大炮幾乎是形成了鮮明的反差。微博上的任志強靠一張嘴不斷製造公共話題，阿拉善裡的任志強卻揹著包全國到處跑，一家一家的拜訪，一位一位的勸說，一個人在兩個空間裡扮演著兩種不同的角色，卻都做得格外認真。

而這一節，我最想讓你看到的是任志強是怎麼治沙的。阿拉善SEEE最有代表性的專案叫“一棵梭梭”。梭梭是一種耐寒耐眼瞼的灌木，能夠牢牢地抓住流動的沙丘。協會希望在沙漠的邊緣，讓不斷移動的黃沙停下來。這是一件需要十幾年、幾十年才能看得見成果的事。更重要的是，他們沒有把治沙簡單地理解成重樹，因為梭梭漲起來以後，可以在根部嫁接一種名貴的中藥材，叫肉從容

農牧民靠肉從容增加收入，自然捨不得砍掉梭梭，反而會主動地去保護它。這樣一來，治沙就不再只是為了環保，而變成了一門能夠養活人的產業。從“要我重樹”慢慢變成“我要重樹”。後來，這個專案一共種下了8000多萬刻的梭梭，治理荒漠170多萬畝，參與的農牧民也從最初的46戶增加到500多戶。阿拉善SEE英譯後來常說的一句話是：最好的生態保護不是靠口號，而是讓保護環境的人能夠過上更好的生活。

任志強後來又推動了另外一個專案，叫“人小米”。這種小米重在阿拉善，全部採用滴灌技術，主打一句宣傳語：“一間小米節約一噸水。”可理想很豐滿，市場卻很現實。4斤49.90的價格比普通小米貴了一大截。很多網友看了直搖頭說太貴了，賣不動。而人志強乾脆自己下場賣房地產。年會上，他一場募捐就募集了80多萬元認購款。後來又和王石一起推廣，一頓午飯的工夫，就賣出了330噸的小米。還有一次，潘石屹兒子結婚，馮侖原本準備送50萬的禮金，結果呢，被任志強臨時勸成了五萬科的梭梭樹。為了募捐，他會跪在沙地上，親自給志願者示範怎麼重樹，也會繞路

繞口令、拍短片、辦大廚，可以說是想盡辦法的替專案做宣傳。有一次，他和後來擔任會長的愛陸鳴一起到山村小學送小米，飯後給孩子們上課。他沒有講環保的大道理，只說了一句普通的話：“平時擦汗儘量用手絹，少用只因為只廢樹。”我很喜歡這個細節。那個在微博上把上市公司逼到停牌，把網友丟的啞口無言的人大炮，和這個跪在沙地裡種樹，教小孩子節約一張紙的老人是同一個人。沙漠裡也好，微博上也好，他叫的物件一直在變，可較真兒的那股勁兒從來沒變。只是到了這個時候，那個在微博上不斷放炮的人，大炮和那個在沙漠裡一條一條守著章程的會長，已經變成了同一個人。而這兩種人生能夠同時存在，也只屬於那個年代。

到了2013年習近平上任1年之後，如果說前面那幾年是那扇窗開的最大的幾年，那麼2013年就是他開始一點一點關上的時候。最先被關上的不是阿拉善，而是那張越來越敢說話的嘴。那1年夏天，一場針對網路大V的整肅開始了。8月，微博上擁有上千萬粉絲的雪蠻子因為生活作風問題被帶走。緊接著，官方提出網路空間七條底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隨後出臺司法解釋，一條網路資訊只要被轉發500次，就可能構成刑事案件中的情節嚴重。同一年，一份後來被外界稱為“七部講”的內部檔案開始傳達普世價值不講，新聞自由不講，公民社會不講。那個伴隨著微博興起而出現的公共討論空間開始迅速收縮。這些變化當時和阿拉善SEEE還沒有直接關係，可他已經釋放出一個越來越清晰的訊號：說話開始有代價了。其實，任志強比很多人更早地感覺到了這種變化。就在這一輪整肅剛剛開始的時候，他就在書裡寫過一句話：如今說真話都成了一種危險的行為，會給人帶來致命的傷害。今天再讀這句話，會有一種特別複雜的感覺，因為寫下這句話的時候，他已經意識到風向變了，可意識到並沒有讓他停下來。

2016年2月19號，習近平接連視察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臺，提出一句後來影響深遠的話：黨和政府主辦的媒體必須姓黨。這句話出來以後，很多人都在看，也都在等。任志強沒有等，他很快就在微博上公開回應：人民政府啥時候改黨政府了？花的是黨費嘛？隨後他又寫道：當所有的媒體都有了姓，並且不代表人民利益的時候，人民就被拋棄到被遺忘的角落了。這幾句話立刻引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批判。2月22號，北京市委宣傳部主管主辦的千龍網率先發表《誰給了任志強反黨的底氣？》，直接給他扣上“黨性淪喪”、“資本翻天派”、“只為資本代言的人大炮”等帽子。隨後，新華網、人民網、中國日報等主要官方媒體相繼跟進。中國日報甚至直接發表要理直氣壯地告訴任志強們：黨媒必須姓黨。幾天的時間，一個房地產企業家成了整個官方宣傳系統集中批判的物件。有意思的是，“底氣”這兩個字在這裡有了完全不同的含義。前面我們講過啊，潘石屹說，人日強最大的底氣就是他的紅二代身份。可到了2016年，官方也在問“誰給了任志強反黨的底氣？”同樣兩個字，前者是在解釋他的性格，後者已經變成了政治定性。

2月28號，國家網信辦宣佈依法關閉任志強微博賬號，理由是“持續公開發表違法資訊，影響惡劣”。那個擁有近3700萬粉絲、每天都在公共空間發聲的“人大炮”，一夜之間歸於沉寂。第二天，華遠集團公開表態，要求黨員職工不得利用自媒體宣傳錯誤言論，與任志強劃清界限。兩個多月後的5月2號，北京市西城區委又給予任志強留黨察看1年的處分，認定他多次在公開場合發表違背“四項基本原則”的錯誤言論。據朋友後來的回憶，那段時間任志強明顯沉默了。有人給他過生日，他也不像過去那樣談笑風生，只是安靜地坐著。也就在這1年，任志強從阿拉善SEE會長的位置上卸任了，接替他的是企業家錢小華。當時有媒體就給這次交接用了一個耐人尋味的標題：《阿拉善告別大佬時代》。這個標題現在回頭看，比當時更有意思。風向已經變了。

第二年，2017年1月16號，劉曉光去世。他就是那個2003年第一次走進阿拉善沙漠，後來一個電話接一個電話把企業家請到月亮湖的人，也是那個在成立大會上被大家當場撕掉內定名單，最後又被這套規則慢慢改變的人。病重的時候，他依然堅持參加協會換屆競選演講。他說將來自己的墓誌銘上，希望能夠寫下“阿拉善”三個字。我特別喜歡這個細節，因為一路看下來，你會發現改變劉小光最多的不是沙漠，而是那群企業家。而改變那群企業家最多的，不是劉曉光，而是他們共同建立起來的那套規則。如今發起人走了，那個把即使為誰也不服誰的企業家聚到一起，又親眼看著他們把一套規則一點一點打磨出來的人，也走完了自己的一生。故事講到這兒，阿拉善SEE還在，樹也還在，重梭梭還在漲，可那個孕育它的時代已經悄悄退場。

再過2年，2018年3月，全國人大透過憲法修正案，取消了國家主席任期限制。講到這兒，我想把鏡頭重新拉回2004年的那個夜晚。那天晚上，一群企業家在月亮湖邊吵到凌晨，最後寫進章程的第一條重要規則就是：會長任期屆滿，必須換屆，不得連任。他們後來不僅把這條規則執行了下來，還把它執行得比章程更徹底。2007年，有人提議給創始會長劉曉光加一個終身榮譽會長的頭銜，以表達大家的敬意。這個提議聽起來合情合理，可張樹新、楊鵬等人當場表示反對。他們認為，阿拉善SEE既然決定靠制度執行，就不能再回到一個人說了算的老路。更有意思的是，劉曉光本人也拒絕了。於是，同一個國家，在相隔14年的時間裡，習近平選擇了修憲，取消任期。正是習近平的這個選擇，讓任志強寫出了“想當皇帝小丑的熊也給任志強帶來了滅頂之災。

2020年9月22號，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判處任志強有期徒刑18年，並處罰金420萬。那1年，他六十九歲。如果福滿刑期，他走出監獄時將是八十七歲。對於一個已經步入老年的重病之人來說，這個判決的實際含義十分清楚：至少在可以預見的歲月裡，不再讓他回到公共生活，更不再讓那個擁有幾千萬讀者的人大炮繼續公開說話。

任志強被判以後，外面的中國沒有停。四十二天之後，螞蟻集團上市計劃在掛牌前不到48小時被緊急叫停。隨後1年，監管風暴從網際網路蔓延到教育、房地產和其他行業。中國最有影響力的民營企業家迅速學會了降低生服從整頓。任志強被留在了時間的另一邊。朋友和家人這些年一直試圖幫助他。有人透過各種渠道打聽，有人設法提出保外就醫的申請，但始終沒有得到善意的回應。後來，維權律師藤根據公開披露的病情判斷，任志強已經符合保外就醫甚至是監外執行的條件。蔡、張欣、高宇等人也先後公開轉發求助資訊，呼籲不要讓劉曉波病重之後才獲准就醫的悲劇再次發生。

今年是2026年3月8號，任志強在獄中度過了他七十五歲的生日。他的處境再一次被人提起。從2020年3月12號與外界失聯算起來，到今天2026年7月14號，他已經失去自由整整2315天。外界真正知道他的病情，是因為2024年10月2號，他的女兒人心異不得不寫出一封致習近平的公開信。他在信裡說，父親入獄前就患有嚴重的前列腺疾病，急需手術。入獄以後一直沒有得到手術和有效的治療，每天夜裡要去十幾次洗手間，長期無法正常休息。後來又被診斷出哮喘。他還寫道，自己的哥哥也因為父親的案件被判9年，這個家庭已經接近家破人亡。此前，家人曾透過正常渠道數次提出請求，始終沒有得到善意的回應。公開寫信使他們瀕臨絕望之後最後的辦法。可是，這封信裡最讓人難受的並不是疾病，也不是刑期，而是一個女兒為了換取父親治病的機會，不得不提父親做出的承諾。他對習近平寫道：我願意承諾我父親出國治療後，絕不會公開發表任何言論或內容。他已年逾古稀，重病纏身，沒有任何能力對您及國家帶來麻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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