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讓習近平拆掉賈慶林、李伯潭、馬雲的整個圈子？｜茅臺會·泰山會｜妖妖醬

本期影片探討了中國過去十幾年裡紅色家族的茅臺會與民營資本的泰山會等圈子如何逐步形成並在螞蟻集團等平臺上交匯，形成跨界利益共同體。分析了習近平如何透過叫停螞蟻上市、整頓平臺經濟、解散企業傢俱樂部等系統性動作，提前拆解這一正在形成的新興政商階層，以消除其對最高權力獨佔的潛在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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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文字：

Hello大家好 我是愛思考、重邏輯的妖妖醬。過去十幾年 習近平先後拆掉了兩類俱樂部。一類是李伯譚的茅臺會 另一類是段永基的泰山會。乍一看 它們完全不是一回事 因為茅臺會背後站的是紅色家族 是政治權力 而泰山會聚集的是中國最成功的民營企業家 是民間資本。一個有權 一個有錢 本來是屬於兩個世界。但我認為 在習近平眼裡 他們其實是同一種威脅。因為權力正在尋找資本 資本也正在尋找權力。當兩股力量開始結合的時候 他們孕育的就不再只是一個個俱樂部 而是一個擁有共同利益、共同政治訴求的新階層。而習近平過去幾年真正要拆掉的 正是這個正在形成的新階層。因為他威脅的不是這個政權 而是最高領袖對這個政權的獨佔。為什麼看似毫不相干的茅臺會和泰山會走向同一個結局？今天我們就從這兩張桌子開始說起。

先看第一張桌子茅臺會。它代表的是權力這一級 要看懂這張桌子 得先弄清楚紅色家族手裡有什麼 又缺什麼。他們握著的是權力 也就是調動國家資源的權。但權力有個天生的特點 它有期限。一個領導人在位時一句千金 可一旦退休了 這種權力就會迅速貶值。財富卻不一樣 資產不會隨著人的退位 而消失 它可以留給下一代。所以 對紅色家族來說 最重要的事不是掌握權力 而是趁權力仍然有效的時候趕緊變現。而要完成這一步 僅靠權力不夠 還需要資本 市場、金融工具、上市公司以及懂得經營財富的人。於是 權力開始主動尋找資本 而茅臺會就是這支權力伸出去的手。把這張桌子的人叫李伯譚 他的岳父就是賈慶林 2003到2013年連續10年擔任全國政協主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賈慶林的女婿名下經營著昭德投資 憑藉這層身份 他在大量的企業中持有股份。2016年 那份轟動全球的 巴拿馬檔案曝光 賈慶林一家赫然在列。李伯譚以及他的妻子賈慶林的女兒賈薔名下控制著多家離岸公司。一個前政治局常委 家族公開身份是清廉的黨和國家領導人 私下裡卻透過女婿女兒把財富 隱藏在英屬維爾京群島等離岸金融中心。賈慶林家並不是特例 你去觀察中共高層家族 幾乎每一個家族背後都能找到一個類似李伯譚的人 可以是女婿、兒子、親屬 或者是絕對信任的代理人 負責經商、持股、投資 把政治權利轉換成商業財富。民間管他們叫紅頂商人 更準確一點 他們就是紅色家族的白手套。而把白手套這件事做到極致的那個人叫車峰。車峰因為取了錢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 戴向龍的女兒迅速進入中國最頂層的權貴圈 成為多個紅色家族打理財富的重要代理人。後來公開披露的資訊顯示 他參與運作海通證券、 平安保險等多項資本運作 套利金額高達數十億元。2015年 車峰被帶走調查。

但對紅色家族來說 光有白手套還不夠 還需要一個不會留下任何痕跡的密室。畢竟一個政治局常委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 跟企業家或者他的白手套談判交易呀。於是 2009年12月 李伯譚 創辦了茅臺會 目的就是搭個局 讓更多的紅色家族和企業家坐在同一張桌子上。這個茅臺會的地點就在紫禁城的一條 綠樹成蔭的老街 一座傳統的四合院。這座四合院還有一個特殊的身份 它屬於北京市政府。一個私人會所用的卻是國家資產。權貴談生意的地方 本身就是公共資源的一部分。會所裡最醒目的是一張六米長的黃木長桌 四周擺滿古董 入會費高達數百萬美元。但真正讓茅臺會名聲大噪的不是桌子 也不是古董 而是他的茅臺酒。李伯譚幾乎是鎖定了茅臺酒廠陳年茅臺的大約3分之1的產量 那種紅瓶包裝的陳年茅臺 在圈子裡有個外號叫紅毛。在中國官場 茅臺早已不是普通白酒 而更像是一種特殊的交換媒介。因為送錢太扎眼 送古董又太麻煩 送茅臺既體面又容易流通。李伯譚掌握著最高階的陳年茅臺的重要貨源 實際上也就掌握了這個圈子裡最稀缺的一種硬通貨。

這些細節並不是外界傳聞啊 而是一個真正曾經坐在過這張桌子上的人寫下來的。他叫沈棟 紅色賭盤的作者。上一期節目裡我們講過他和段偉紅的故事。沈棟可不是一個外圍觀察者 他曾與李伯譚合作籌辦葡萄酒俱樂部 2011年還和許家印等企業家一起到歐洲考察酒莊。他寫下的都不是聽說 而是親眼所見。沈棟在書中列出了茅臺會的一部分 座上賓包括阿里巴巴創始人馬雲、中信集團董事長孔丹 鳳凰衛視董事長劉長樂 以及江澤民的孫子江志成。如果把這份名單放在一起看 它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就顯現了。準備桌子的是賈慶林的女婿 而坐在桌子上的 有江澤民家族 有中信這樣的金融平臺 有鳳凰這樣的媒體資源 還有馬雲這樣最成功的民營企業家。這不是一次朋友聚餐 而是一次資源配置。馬雲代表著商業和資本 中信代表金融和資本運作 鳳凰代表輿論和傳播能力 而江志成代表另一隻紅色政治血脈。你會發現 權力完成財富變現所需要的 幾乎每一種資源都被請到了這張桌子上。

直到這兒 我才真正理解茅臺會為什麼一定要在一傢俬人會所。因為酒店只能吃飯 而會所卻能形成關係。真正重要的從來不是那頓飯 而是這桌桌子上不斷把分散的資源 固定成一個持續運轉的人際網路。這也是茅臺會最重要的價值 連線權力和資本的組織平臺。沈棟後來總結過為什麼這些紅色權貴如此熱衷於私人會所 他歸納了三點第一 在私人會所裡 可以暢所欲言 可以放心的談政治 也可以放心的談生意。沒有記者 沒有會議記錄 沒有人知道他們都見了誰 談了什麼。第二 紅色家族並不適合公開炫富 因為他們公開的身份是共產黨幹部 是人民的公僕。但關起門來 他們同樣需要一個能夠確認 彼此身份、交換資訊、建立信任的圈子 而茅臺會提供的就是這樣一種身份認證。能夠做上桌本身就是一種資格 你不用反覆的介紹自己 也不用證明自己的背景 因為能夠做上桌就已經說明了一切。第三 也是最現實的一點 這樣的私人會所本身就是建立在公共資源之上的 比如說那座四合院 它屬於北京市政府 真正承擔成本的是國家 而享受便利的卻是私人的關係網路。如果把這件三件事放在一起看 茅臺會的作用就非常清楚了。在這兒 權力尋找懂商業的人 尋找能夠上市的公司 尋找金融資源和媒體資源 而資本則尋找能夠保護自己的政治關係。雙方交換的遠遠不只是名片 而是未來可以長期合作的信任。

那麼 資本為什麼又願意做上桌呢？答案其實也很簡單 因為對於中國民營企業家來說 最大的焦慮 從來不是賺不到錢 而是不知道自己的財富什麼時候會失去保護。企業可以做得很大 上市公司可以擁有幾千億的市值 但一紙檔案 一場調查一紙政策的調整 就可能讓你多年積累的財富瞬間歸零。於是 靠近權力就成為了很多企業家的本能選擇。能夠和賈慶林的女婿、江澤民的孫子 坐在同一張桌子上 本身就意味著一種安全感 一種在關鍵時刻也許有人能夠替自己說一句話的安全感。到這兒 權力已經把手伸向了資本 但真正危險的還沒有發生。真正危險的不是權力找到了資本 而是在資本這一邊也開始發生變化。一群原本彼此競爭、彼此獨立的企業家開始 越來越頻繁地聚在一起 交換資訊 共同投資 共同承擔風險 並且逐漸形成屬於自己的組織和網路。當資本開始組織起來的時候 第二張桌子也就出現了。

第二張桌子 就是泰山會 代表的是資本這一級。但這一章我要講的不是資本怎麼去巴結權力 恰恰相反 我要講的是資本自己身上發生的變化。一群原本各幹各的一盤散沙的民營企業家 是怎麼一步一步從單打獨鬥形成了一個擁有共同利益、 共同身份 並逐漸形成組織能力的群體。所以泰山會一開始就和茅臺會有著本質的區別 他從來不是資本去結交某個官員的地方 他甚至立了一條很特別的規矩 就是聚會的時候不邀請當地領導。這條規矩恰恰說明他不是權錢的結合 而是另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民營資本 開始嘗試依靠自己的力量來解決問題了。因為過去 一個企業家遇到問題 首先想到的 是去找領導 找某個部門或者某個保護傘。而泰山會出現以後 這些企業家開始把目光轉向彼此。他們交換資訊 共同判斷政策風向 互相提醒風險 互相壯膽。1993年 四通集團的段永基發起了這個圈子 2005年正式定名為泰山會。成員名單 幾乎就是一部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史。由柳傳志、盧志強、郭廣昌、史玉柱、 紅永平、王中軍、馮侖解散前 只有十六位成員 卻掌握著中國最重要的一批民營企業。他們1年聚會幾次 表面上聊的是生意 實際上討論最多的卻是政策。在中國 民營企業最大的風險往往不是市場 而是政策。一個企業家看到的是自己的行業 而十幾位企業家 坐到一起 看到的卻是整個中國經濟的風向。當柳傳志、郭廣昌、錢紅這些人共同討論 什麼行業還能做 下一步政策可能往哪裡走的時候 他們交換的 已經不僅僅是商業資訊 而是整個群體對未來的共同判斷。那條不邀請當地領導的規矩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它不是為了顯示清高 而是為了留下一個真正屬於企業家的空間。在這裡 他們不需要依賴某一個官員提供資訊 而是依靠彼此的經驗和判斷完成決策。組織最重要的標誌並不是人數 而是一個群體開始 能夠依靠內部資訊迴圈 而不是完全依靠外部的權力。當資本開始擁有這種能力的時候 他已經邁出了組織化的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把共同利益變成共同的命運 這就是江南會。2006年成立的江南會 成員包括馬雲、郭 廣昌、丁磊、陳天橋、沈國軍等人。相比於泰山會 它最大的特點不是討論 而是投資。他們一起投資華誼 一起推動菜鳥網路 一起參與銀泰私有化 也一起幫助陷入危機的綠城。你的錢進入我的專案 我的資金進入你的公司 交叉持股 越來越多 彼此之間也越來越難捨難分。共同投資最大的作用並不是賺更多的錢 而是把一群原本獨立的人慢慢繫結成一個利益共同體。朋友可以散 合作伙伴也可以散 但股權很難輕易拆開。於是 資本組織化就進入到了第二步 它不僅擁有了 共同利益 也開始擁有共同的命運。

第三步就是學會自己治理自己。這一步我認為最容易被忽略 卻可能是整個故事裡最重要的一步。2004年阿拉善SEE生態協會 剛剛成立的時候 第一次會員大會就差點開不下去。按照很多人的習慣 創始會長劉曉光事先準備好了 一份理事會名單 準備在會上直接宣佈。可名字還沒念完 那張紙就被人搶了過去 當場給撕了。後來 任志強回憶說 那一天 會議一直吵到凌晨四點。原因是因為坐在屋子裡的沒有誰是誰的下級 大家都是老闆 誰也不願意接受別人替自己指定的領導班子。最後他們只能達成一個幾乎所有人都認可的辦法 就是既然誰也不服誰 那就讓規則來說話。理事一人一票 會長一人一票 競爭上崗。阿拉善SEE後來形成的治理結構就是從那一天長出來的。最高權力機構是會員大會 重大事項由 會員共同決定 會長由會員直選產生 任期3年。章程中還有大量條款專門限制會長的權力 任何人都不能長期壟斷這個組織。於是 王石、馮侖、任志強等人一屆一屆的完成交接 大家為了預算爭論 為了專案投票 為了修改章程 反覆討論。這裡我要特別強調的是 我並不是說他們因此有了什麼 政治目標 更不是說他們利用環保組織 從事什麼政治活動 這條邊界必須劃清。真正值得注意的是 他們在治理環保組織的過程中 無意間練成了一種新的能力。過去他們習慣於等一個人拍板 現在他們開始依靠規則來解決分歧。過去 他們習慣於尋找一個權威來為他們做決定 現在 他們開始學習如何讓一群地位平等的人 透過投票、討論和妥協共同完成決策。這種能力本身沒有政治屬性 但它是一種重要的自我治理能力。後來王石說過一句很有意思的話 我是在阿拉善SEE學會妥協的。這句話聽起來只是一句感慨 但其實透露了更重要的資訊。這意味著他們學習的不再只是經營企業 而是如何在一個由平等成員組成的共同體裡 透過規則協調利益 解決衝突。如果說泰山會讓企業家學會了抱團 江南會讓他們擁有了共同的利益 那麼 阿拉善SEE真正培養出來的就是一種更深層次的能力 一個群體開始能夠依靠自己 而不是依靠外部的權力 來完成組織、治理和協調。這一步看起來離政治還很遠 卻讓這個群體 第一次具備了形成共同主張的組織基礎。

第四步就是讓這個共同體能夠 一代一代地複製下去 這就是湖畔大學。2015年 馬雲聯合柳傳志、馮侖、郭廣昌、史玉柱、 等幾位企業家共同創辦湖畔大學 並提出要辦300年。注意 這些名字幾乎都來自前面 我們講過的泰山會江南會和企業家圈層。也就是說 湖畔大學並不是一個突然出現的新專案 而是同一批企業家在完成抱團、共同投資 和自我治理之後 開始思考下一代的問題。湖畔大學當然是一所商學院 教的是創業 而不是什麼政治課程 這條邊界我們也必須說清楚 但它真正特別的地方 並不只是在課堂 而是在篩選報名者。要有創業經歷、團隊規模和經營成績 錄取 比例極低 一旦進入 又不是上完課就各奔東西 而是被納入一個長期存在的校友網路。所謂的永不畢業 就意味著 學員和學校、學員和學員之間的關係不會在3年之後就結束 而是會繼續延伸到投資合作資訊以及之後的創業人脈之中。所以 湖畔大學真正要複製的 不只是創業的知識 而是一種共同的身份。它從大量年輕企業家中挑出最有潛力的一批 讓他們進入同一套語言、同一張關係網 也接觸同一批上一代的商業領袖。如果說泰山會解決的是這一代企業家如何做到一起 阿拉善SEE 解決的是他們如何在沒有上級拍板的情況下管理共同的事務 那麼湖畔大學要解決的就是這個共同體如何 吸收新人、培養新人 並把自身延續下去。

現在我們把前面這四個圈子重新疊在一起 看它們表面上功能不同 成員卻高度重疊 柳傳志、馮侖、郭廣昌、 史玉柱、馬雲等這些名字在不同的組織中反覆出現。這不是群互不相干的人 而是同一個企業家群體 用不同的平臺來完成不同的組織功能。當然 公開材料不能證明這些組織已經形成統一的政治 行動 更不能證明他們準備參與什麼最高權力的鬥爭。我們能夠證明的只是 這是一個組織條件 這批企業家已經學會抱團 也學會共同承擔風險 制定 內部規則 具備了不斷複製自身網路的能力。於是 他們開始思考一個共同的問題 誰來制定影響我們命運的規則？ 我們又能不能對這些規則提出自己的意見？ 資本走到這裡 距離政治還隔著 一道門 卻已經站在了門口。它缺少的是一條能把自身的財富、組織能力 和紅色家族的政治資源真正接在一起的通道。後來 這條通道真的出現了 它的名字叫螞蟻那麼 他們第一次真正擁有共同資產是在什麼時候呢？答案就是螞蟻。螞蟻集團最重要的意義並不是他有多值錢，而是他第一次讓前兩張的那兩股力量站到了同一張股東名單上。當然，要理解這一點，還是要先知道螞蟻到底是一傢什麼樣的公司。到2020年，螞蟻早已不是一家普通的網際網路企業。十幾億人透過支付寶付款、轉賬、購買理財、申請小額貸款，每天發生大量的支付和信用資料都彙集到這一套系統之中。它不僅是一家賺錢的公司，更是一臺影響整個金融體系執行的重要機器。這裡有一句話請先記住，錢只是財富，資料才是權力。一家企業如果能夠記錄十幾億人的支付行為，能夠決定誰可以獲得貸款，誰擁有更高的信用，誰可以獲得更多的金融服務，他掌握的就已經不僅僅是商業資源，而是一種重新配置社會資源的能力。所以，2020年螞蟻準備在上海和香港同時上市，市場給出了超過3000億的估值，不是因為它比銀行更賺錢，而是因為所有人都意識到，一家前所未有的金融平臺正在形成。

可對於習近平來說，真正值得警惕的並不是螞蟻有多大，而是這樣一臺機器到底掌握在誰的手裡。於是，一張原本只有投資人關心的股東名單突然變成了一張政治地圖。2020年，螞蟻上市進入最後衝刺階段，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調查報道，它沒有去分析支付寶有多少使用者，也沒有討論估值是不是太高，而是做了一件更有意思的事，順著螞蟻上市前的股權結構一層一層往上追，看看這家公司真正的股東到底是誰。前兩章的人物忽然全部回來了。報道首先提到的是博裕資本，他的聯合創始人之一就是江澤民的孫子江志成。緊接著又出現了另一個名字昭得投資實際控制人李伯譚，就是我們前面所說的賈慶林的女婿。華爾街日報在介紹李伯譚時還專門提到了他創辦的茅臺會，稱那裡是太子黨及其支持者經常聚會的地方。如果你還記得前文，現在應該已經覺得眼熟了。江志成不就是坐在茅臺會那張桌子上的人嗎？而李伯譚不就是擺桌子的人嗎？我們一直以為他們只是在一起喝酒，一起做局，一起吃飯，一起尋找商業機會，直到這一刻，我們才意識到，那張桌子真正的終點並不是飯局，而是股東名單。

這也是整篇節目最重要的一次連線，因為我們第一章講的是紅色家族主動尋找資本，第二章講的是民營資本逐漸組織起來，形成自己的力量，第三章這兩股力量終於不再只是合作的關係，而變成了同一家公司的共同股東。喝過酒可以各走各的路，一起投資專案結束之後，也可能各奔東西，可共同持有一家公司的股權，意味著雙方第一次擁有了共同的資產、共同的收益，也共同承擔風險。從這一刻開始，他們不再是兩股平行的力量，而真正形成了利益共同體。為了完成這種結合，股權結構設計得極其複雜，我與資本註冊於香港，再透過上海子公司、投資平臺私募基金一層一層向下穿透，最後才由北京的經管投資中心出面持有螞蟻股份。整個結構繞了很多層，看上去更像一家專業的投資機構，而不是某個紅色家族直接持股。可越是如此，越說明他們知道這件事的敏感性。如果只是普通的商業投資，完全沒有必要把股權設計得如此曲折，真正需要隱藏的從來不是錢，而是錢背後的身份。因為一旦公眾發現江澤民家族、賈慶林家族這些紅色血脈已經和中國最重要的民營金融平臺深度繫結，事情就不再只是資本市場的問題，而會立刻變成一場政治事件。

更重要的是，這些投資並不是象徵性的。公開資料顯示，北京儘管先後投入數百億元，取得螞蟻集團接近1%的股份，進入前十大股東，按照當時三千多億美元的市場估值計算，一旦螞蟻順利上市，這些隱藏在多層股權結構背後的投資將獲得驚人的財富回報。走到這兒，我認為這一章真正要看到的已經不再是螞蟻值多少錢，而是茅臺會的那張桌子終於變成了一張股東表，這才是螞蟻真正不同於以往任何一家公司的地方。江志成的博裕資本並不是只在螞蟻上下過這一注，這些年海外媒體陸續梳理過博裕資本的投資軌跡，會發現一種幾乎固定的模式，他很少自己經營企業，卻總能在中國最優秀的一批民營企業即將快速成長，準備上市之前，以極低的成本進入股權結構，阿里巴巴、螞蟻等公司的發展過程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問題也就在一個二十多歲幾乎沒有實業經驗的年輕人，為什麼總能在最關鍵的時間點拿到別人拿不到的原始股份？如果把它理解成普通投資，很難解釋這種穩定的成功，可如果把它放回第一章，答案就簡單得多。真正值錢的從來不是投資眼光，而是那個姓氏背後的政治資源。這也是紅色家族財富積累最典型的一種方式，他們並不親自下場經營企業，而是在企業最需要政策資源、最需要安全感的時候，以各種投資平臺提前進入股權結構，以企業如果成功了，他們將分享鉅額財富，企業如果失敗了，他們承擔的風險也遠遠小於真正創業的人。權力並沒有直接地變成現金，而是悄悄地變成了一張張的原始股權，等著企業上市以後再完成最後一次的財富兌現。

說到這兒，應該會覺得這一幕很熟悉了，因為在上一期節目中我們講段偉紅的時候提到過，紐約時報曾經披露溫家寶家族透過白手套持有平安保險股權，2012年就在十八大召開之前，這篇報道傳遍世界，也讓一位即將卸任的國務院總理第一次因為家族財富而站在國際輿論的風口浪尖。這件事對習近平的影響遠比很多人想象的更深，因為習近平親眼看到一份原本隱藏得很好的股權結構，一旦被公開，就會立刻從商業新聞變成政治武器，隱藏在企業背後的不再只是財富，而是一個個紅色家族，公開的不再是一份財務報表，而是一張最高層的政治關係圖。所以，當他面對螞蟻的時候，看到的已經不是一家網際網路公司，而是紅色家族，已經和民營資本第一次把利益放進了同一臺機器裡。這一點比賺錢更重要。共同股權最終帶來的不只是共同財富，而是共同的政策期待。換句話說，他們開始不僅關心企業的經營，也開始關心決定企業命運的規則。站在習近平的位置上，他看到的已經不是一家網際網路公司，而是一種新的力量。這種力量其實並沒有準備挑戰共產黨，也沒有證據證明他們正在策劃什麼政治行動，真正讓人警惕的是，他第一次同時擁有了四樣東西，雄厚的財富、完整的組織網路、不斷複製自身的能力，以及深厚的紅色政治資源。過去這四樣東西分散在不同的人、不同的組織和家族手裡，而螞蟻第一次把它們放進了同一臺機器裡。這也正是我們開場提出的那個判斷，它威脅的並不是這個政權，他威脅的是最高領袖對這個政權的獨佔，因為任何一個最高領袖都可以接受紅色家族的存在，也可以接受民營資本的發展，甚至可以接受兩者之間進行什麼利益交換，但當這兩股力量開始形成共同資產、共同利益，並且擁有越來越強的組織能力之後，他們就有可能逐漸形成一種獨立於最高權力之外的影響力。它未必會反對最高領袖，卻已經擁有了與最高領袖討價還價的能力。我認為這才是螞蟻真正被叫停的政治意義。所以，螞蟻沒有成為這個新階層的第一座豐碑，它反而成為了一次提前暴露。於是，這臺機器被按下了暫停鍵，但真正暫停的並不是一次IPO，而是一個正在形成的新的階層。

螞蟻集團上市被叫停以後，很多人都以為這件事兒已經結束了，可真正的故事恰恰是從這裡才開始。接下來的幾年，中國網際網路經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整頓，螞蟻上市終止了，湖畔大學停辦了，滴滴被調查了，平臺經濟開始反壟斷，教培行業幾乎被整體推倒重來，後來還有一系列針對網際網路平臺資料安全和資本擴張的監管措施，一件接一件，幾乎沒有停過。如果把這些事兒一件件拆開來看，每一件都能找到自己的理由，螞蟻涉及金融監管，滴滴涉及資料安全，教培涉及教育公平，平臺經濟涉及反壟斷，可問題是，為什麼這些原本屬於金融、網際網路、教育、資料、平臺經濟等完全不同領域的事，會在同一個時間段集中發生？如果它們彼此毫無關係，那麼，為什麼幾乎所有受到重拳整頓的物件都有一個共同特徵，那就是它們幾乎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企業，更準確地說，他們都是平臺經濟。平臺和普通企業最大的區別，並不是規模，也不是利潤，而是連線。一家制造業的企業生產的是產品，一家房地產公司開發的是土地，可平臺真正生產的是連線，它把使用者和使用者連線起來，把企業和企業連線起來，把資本和資本連線起來。連線越多，價值越大，連線越穩定，它就越難以被替代。如果平臺真正危險的地方在於它不斷把人、資本和資源連線起來，那麼站在習近平的位置上，第一刀最應該砍向哪兒？答案並不複雜，不是利潤最高的地方，也不是市值最大的地方，而是連線能力最強的地方。所以我越來越覺得後面幾年那些看似彼此獨立的整頓，其實都可以被放進同一個框架裡理解。

第一類就是拆共同資產，螞蟻集團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叫停螞蟻並不僅僅意味著叫停一次IPO，更意味著切斷這個利益共同體繼續擴大的機會。第二類拆共同組織泰山會，登出湖畔大學停止招生並完成改組，一批曾經活躍的企業家圈層迅速歸於沉寂，這使得原本不斷形成、不斷複製的組織網路被重新拆散。第三類拆平臺，隨後幾年，圍繞平臺經濟和資料安全展開的一系列監管陸續出臺，針對的是不同企業，卻共同指向同一種現象，平臺把這三類動作放在一起，就會發現它們針對的並不是某一家企業，而是不同形式的連線。共同資產被切斷，共同組織被拆散，平臺之間的連線被削弱，至此，前三張那條不斷延伸的連線鏈也被逐段的截斷。

前三張我們一直都非常小心，沒有說這個新形成的群體擁有共同的政治訴求，因為公開資料無法證明這一點。同樣，第四張，我們也不準備證明習近平掌握某種我們不知道的什麼內部情報，我們真正想討論的是另一件事，對於最高統治者來說，很多時候真正需要處理的並不是已經發生的危險，而是正在形成的潛在的危險。歷史上幾乎所有高度集權的政治體系都有一個共同特點，他們處理問題的時間點往往比普通人更早，普通人習慣看到結果以後再行動，而最高權力更在意的是趨勢，一旦判斷某種趨勢繼續發展，未來可能會改變權力格局，他通常不會等到事情完全成熟，就會選擇在萌芽階段提前介入。單獨來看，茅臺會只是一個私人會所，太商會只是企業傢俱樂部，阿拉善SEE只是環保組織，湖畔大學只是個商學院，螞蟻也只是一家準備上市的網際網路公司，可問題在於，它們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站在最高統治者的位置，他首先想的是，如果今天他能夠連線商業資源，明天他會不會連線金融資源？如果今天他能夠影響企業家，明天他會不會影響更多的社會精英？如果今天他只是形成共同利益，未來他會不會逐漸形成共同的立場？這些問題沒有人能夠證明一定會發生，但同樣也沒有人能夠證明它一定不會發生，對於一個高度集中的權力體系來說，僅僅存在這種發生的可能性本身就足以引起警惕。也正因為此，我認為習近平後來真正要處理的，就是這種不斷增強的連線能力。這也是為什麼後來很多出臺的政策看起來是針對不同的物件，但其實是為了對付一個正在形成的新階層。

如果前面的推演成立，那麼後面幾年發生的事其實就是一次驗證。從2020年底開始，那些曾經連線企業家的平臺陸續退出歷史舞臺，那個剛剛形成的企業家共同體開始重新走向分散。其中最值得說的就是任志強，因為在任志強身上幾乎濃縮了這一期節目的主線。第二章我們講過，他長期活躍於阿拉善SeeE，在那兒他和其他企業家一起討論、投票、爭論、妥協，也逐步養成了公開表達意見的習慣。2020年，他表發表文章，不點名的批評最高領導人在疫情初期的有關講話，幾個月後他就被調查，同年9月被以貪汙受賄等罪名被判處有期徒刑18年。任志強的經歷恰恰印證了一件事，一個組織真正危險的不只是他擁有財富，而是他開始擁有自己的聲音。

另一種選擇則發生在馬雲、張一鳴、黃徵這些人身上，他們沒有繼續公開表達，而是幾乎在同一個時期選擇退到幕後，有人辭去董事長，有人交出控制權，有人長期淡出公眾視野，方式不同，結果卻驚人一致。曾經最耀眼的一批企業家，幾乎同時學會了把自己縮小。這種變化也很快蔓延到了整個民營企業家群體，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把資產家人送到國外，減少曝光，降低存在感。如今，對於中國的企業家來說，最大的安全感不再來自規模，而是來自低調。2023年9月，北京茅臺會被媒體曝出人去樓空，那間紫荊城的四合院，那張六米長的木長桌都已經成為過往。第一張，那張桌子終於散場了。

然而，真正被清空的不只是幾個平臺，也不只是幾個企業家，而是一個剛剛開始形成共同身份、共同利益、共同聲音的企業家群體。經過這場持續數年的整頓，它重新回到了彼此孤立、彼此沉默的狀態。結盟開始的時候，我們從兩張桌子開始講起，一張是茅臺會，一張是泰山會，一張代表紅色家族尋找資本，一張代表民營資本尋找同類，後來兩張桌子在螞蟻相遇，再後來兩張桌子又一起散場。所以這期節目真正講的並不是一家企業，也不是幾個企業家，它講的是一個新的政商共同體，如何一步一步形成，又如何在真正長成之前被提前拆散。也許這才是理解過去幾年中國政商關係變化的一把鑰匙。好 今天我們就講到這兒 請觀眾朋友們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我們的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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