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妖醬】改革開放要結束了？新華社這篇黨史長文，習近平釋放了一個政治訊號

本期節目詳細拆解了新華社2016年6月19日發表的關於三大改造的黨史文章，分析其如何粉飾歷史併為剝奪私人產權提供合法性。結合過去十幾年黃金股機制、平臺監管、民營企業座談會及歷次政策演變，探討了習近平正以“保留企業、拿走決策權”的新方式實質消滅民營經濟的獨立性，向民營企業家發出強烈的政治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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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大家好，我是妖醬。2016年6月19號，新華社發表了一篇看似普通的黨史文章，題目叫《三大改造：一場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會變革》。但它絕不是一篇普通的歷史回顧，因為它做了兩件極其重要的事：第一，它在為1956年的公私合營重新招魂；第二，它在重新為一次大規模剝奪私人產權的政治運動提供合法性。

1966年8月5號，毛澤東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那不是一篇普通文章，而是一場政治風暴的開始。60年後的今天，習近平當然不會親自貼出一張大字報，但新華社的這篇長文就是他向中國資本亮出的第一張大字報。今天，我們就逐句拆解這篇政治訊號強烈的長文，看看這篇文章究竟如何為那段歷史美顏的，而這種對歷史的美顏，中共到底想告訴今天的民營大老闆、小業主們什麼樣的資訊？

我們先說說這篇文章最反常的地方。黨史教科書講三大改造有一個固定的結構，經驗加教訓。它會承認這場改造的偉大意義，但同時呢，也會街上一句：後期發展速度過於迅猛，工作過於急促和粗糙，在實際工作中出現了一些偏差。這是黨史教材講三大改造時幾乎不會缺席的一段話。但是，新華社2016年6月19號的這一篇，把教訓的那一段完整拿掉了，只剩偉大變革，只剩和平贖買，只剩寶貴經驗，只剩制度支撐。

當一段歷史被官方完整地剝離掉教訓，也就是負面的那些資訊，只剩下經驗，也就是正面的那些資訊，你就要問：這經驗現在是要用在哪兒啊？帶著這個問題，我們一處一處的來看新華社是怎麼粉飾這段歷史的。整篇文章三千多字，把1956年的公私合營獎懲了一個張燈結綵、鑼鼓喧天的春天的故事。但凡你對您的段歷史稍微熟悉一點，就會發現這篇文章漏掉了太多東西。

新華社的這篇文章一開始，鏡頭放在了蘇州河畔。我把開頭的這段原文念給大家聽：“上海蘇州河畔福金面粉廠的舊廠房靜靜處理

這座由容宗近榮登兄弟創辦的機器麵粉廠如今已不再生產，但高穿過門的建築風貌靜靜訴說著往昔。不遠處，信合紗廠舊址變身為M

武寧創意園，咖啡館與畫廊等錯落分佈。”新華社的低端話裡講了兩個工廠：伏羲麵粉廠和信合紗廠。這兩個名字背後各站著一位民族實業家，今天我就把這兩位的民族實業家的真實命運講給大家聽，你就會看清楚這段蘇州河咖啡館敘事到底掩蓋了什麼。

第一個，浮現麵粉廠的榮家。伏羲麵粉廠是無錫榮石兄弟辦的 融資

榮登幾十年下來，在上海、無錫、武漢見了幾十家工廠，被稱為“麵粉大王”、“棉紗大王”。1949年融洽很多人都遷到了海外，留下來接手家族企業的是榮登的兒子榮毅仁。新華社這篇長文，他的名字一字為題1952年五反運動，上海一開始把榮假定為基本手法戶，報告打到了毛澤東那兒。毛大筆一揮，說何必那麼小氣，再大方一點兒。話未完全 守法戶融洽從此成了工商界的標兵。

1954年9月，榮毅仁帶頭把身心紡織

福星麵粉、帽麵粉全部交出去公私合營。1956年1月10號，毛澤東親自到上海視察了身心酒廠，這是毛澤東一生中唯一視察過的私營企業。十天之後，榮毅仁代表上海工商界提交全市公私合營申請書，從此被冠以“紅色資本家”的稱號。然後1966年文革開始，紅色資本家這個稱號沒能保護他。榮毅仁被抄家，被提營養頭被指派到鍋爐房運煤，被指派去洗刷廁所。10年時間，他從國家級標兵變成了反動資本家。

文革而完了，1979年鄧小平起用他重新出山，組建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後來又出任國家副主席。聽起來，榮家的產權命運似乎走出了一個圓滿的弧線。其實不是。1979年榮毅仁組建的中信是從零開始重新辦的國有控股公司，不是把身心紡織、福星麵粉拿匯來

如是半個世紀積累的產業，1954年公私合營那一刻交出去了，就再也沒有回到他的手裡。這是蘇州河邊伏羲麵粉廠背後真實的故事。

第二個，信合紗廠的周志軍

新華社點了興和紗廠”這四個字，但沒有告訴你，興和紗廠究竟是誰創辦的。它的創辦人是徽商周志軍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周至把家族在青島的華新紗廠機械裝置搬到了上海，莫干山路50號就是今天的M武寧所在位置。他給這家新廠起的英文名字是“牛拆呢中文就是“新中國”。1937年，日本人正在打進來，一個民族實業家給自己的工廠起這個名字。

抗戰期間，周志軍用200輛卡車運送自產紗布和戰略物資，支援大後方。1949年中共進城，融洽有人去了海外，然而周志雄選擇留下。然後這位實業家做了什麼？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他向志願軍捐了一架飛機；1953年，他主動放棄青島華新紗廠總經理的職務，把企業完全委託給工商管理1954年，他把名下包括興和紗廠在內的所有主要企業全部交出去公私合營；1956年，他主動提出放棄上百萬元的定西

注意 這是定西制度剛剛開始的1年，他自己就把應得的贖買完全放棄了。

這是一個跟榮毅仁完全不同型別的民族實業家。因為榮毅仁是被毛澤東親自保護的完全守法戶，周至

他不需要任何人的保護，他是真心實意地相信那種東西。所以他自己飛機、讓出經營權、放棄定西 一部比一部走得徹底。那麼這位真心相信、主動配合的愛國實業家，最後的下場又是什麼呢？

1966年6月15號文革正式開始前兩個月，周志家族經營幾十年的青島華新紡織印染廠正式改為國營，從此叫國營青島第九年紡織廠依然廠華新州市興

和紗廠的奶呢全部從企業的名字裡抹掉。然後迎來了文革，周志被列為重點衝擊物件，加倍抄名下所有資金被凍結。這段時間，他的真實生活在歷史檔案裡被塵封了很多年，直到2013年，當年和他同住山東省政協大院的一個紅衛兵劉伯明公開在報紙上登報道歉，這段經歷才被外界知道。

周至家被抄之後，窗戶玻璃碎了，只能湖上報紙擋風。大院裡的紅衛兵半夜會想辦法把點燃的小鞭炮從糊著報紙的窗戶弄到屋裡去，周志軍夫婦睡到半夜都會被驚醒。這樣的事不止一次發生。資金被凍結，還連帶了另一件事。周志從1946年起在安徽老家東至縣自己出錢辦了一家叫仁壽診所的醫療機構，長期為當地百姓免費行醫送藥。他的資金被凍結之後，這家診所失去了維持資金，1966年9月被迫停辦。1966年9月，這個時間正是國家停止給所有原資本家發定西的同一個月。當國家斷了贖買，周志也就沒有錢再給老家百姓辦免費診所了。這兩件事完全是同一個鏈條上的同一顆螺絲。

文革澳客去之後，1979年三中全會之後，國家落實了對民主人士的政策，周志獲得平反，他被凍結的資產得到解凍。1980年，他從剛剛解凍的資金裡撥出10.7萬元給東至縣衛生部門，補發當年仁壽診所人員的工資。同年下半年，他又撥出三點¥5萬給家鄉小學修校舍。這就是周治軍資產被凍結13年剛剛解凍的時候，他第一時間想到的還是給老家診所補發當年欠發的工資。1984年，他又把衣領的九十五萬元定西全部上繳國庫，直到1990年病逝，享年九十二歲。

請看看這兩條命運的曲線。榮毅仁的命運：他被毛親自接見，被視為紅色資本家，可是文革的時候仍然是被替迎搖頭被要求掃廁所；對抗，換來的是被批鬥。那麼周志的命運呢？他捐飛機、讓出經營權、放棄定西連解凍的錢都拿去給老家補發工資了，可產業還是變成了國營第九年 紡織依然廠，徹底歸零。這兩個人，兩種選擇，卻是同一個下場，他們的產業都沒了。這才是蘇州河邊M50億元福星煉廠高闊門背後，新華社沒有告訴你的故事。

新華社的這篇文章在中斷又寫了這樣一句：“他們說如今蘇州河兩岸那些經歷過公私合營的老廠房，已經跟隨時代脈搏華麗轉身，從私營到公私合營，再到全民所有。河畔的工業遺產不再是生產岸線，而是化身工業綠地和藝術空間。”注意這句話：“從私營到公私合營，再到全民所有。”十四個字把榮毅仁和周志軍那一代人的真實命運完整地承認了，私營的產業被合營，合營的產業被全民所有，產業被國家拿走的三個階段路徑，新華社自己寫了出來。

然後下一句：“河畔的工業遺產不再是生產安縣而是化身公園、綠地和藝術空間。”蘇州河邊木林咖啡館是真的，遊客也是真的，150萬人次的遊客都是真的。可是這是一種典型的電影，是蒙太奇。他們讓今天的人先愛上這個空間，然後再告訴你：這裡曾經歷了一場偉大的社會主義改造。但是一個最基本的問題被故意迴避了：今天你坐在咖啡館裡喝咖啡，並不能證明70年前奪走這座工廠的過程是正義的。如果一個人的產業被強行奪走，幾十年後被改造成美術館，每天遊客如織，這能成為當年奪取這棟房子的理由嗎？建築的儲存不等於產權的政黨文化價值的產生不等於掠奪過程的合法。這是新華社整個文章最高明也最危險的偷換，它用今天的審美價值為昨天的政治行為背書。

真正的問題不是給了多少錢，是有沒有拒絕的權利。新華社的文章裡反覆強調“和平贖買”四個字，原話是“黨和政府創造性的實現了馬克思和列寧設想的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國家先後以四碼分肥和支付利息的方式向私營工商業者支付了三十多億元，超過其原有資產總額”。不是沒收，是買，國家還多給了錢。但是，任何一個現代產權觀念都必須問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一個交易是不是公平，不是看價格多少，而是看賣方有沒有拒絕的權利。

1956年的資本家是沒有拒絕權利的。答案在新華社沒講的那段歷史裡。1952年的無法運動。1952年1月26號，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城市中限期展開大規模的、堅決徹底的無反斗爭的 只是要求向違法資本家開展運動。具體打擊的是五毒：行賄、偷稅漏稅、到騙國家資產、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運動方式呢？是工作隊進駐私營企業清查賬目，檢舉聯絡站，發動職工揭發資本家。資本家被要求在批鬥會上坦白交代，工人當眾揭發。運動期間關於在五反運動中對工商戶分類處理的標準和辦法，把所有私營工商戶分成了五類：守法戶、基本守法戶、半守法戶、違法戶、嚴重違法戶和完全違法戶。參加全國無法運動的私營工商戶總數將近100萬戶。

這五類不是道德分類，而是政治分類。被滑到哪一類，不一定是看你違法多少，而是要看你的政治位置。前面我們講過，榮家就是這麼從基本守法戶被毛澤東親自改成了完全守法戶。資本家被滑到哪一類，不取決於他做了什麼，而取決於黨需要他做什麼。融洽被需要，所以就被保護起來，而另外那些被滑到後兩類的資本家要面對的罰款、沒收、刑事處分。運動結束的時候，北京、上海、天津、廣州、瀋陽、武漢九大城市的統計，嚴重違法戶佔4%，完全違法戶佔1%。也就是說，全國有大約五萬戶左右的私營工商業者被運動直接整治。

整個運動的經濟後果是：1952年1月到9月，光是天津一個城市，工業方面歇業1102戶，商業方面歇業4353戶；1952年全年，全國大中城市私營工商業歇業數超過開業數11791戶，出現了新中國成立的第二次失業高潮。這就是1952年的狀態。當國家在1956年說“我們來和平合營吧”的時候，資本家就是從這樣一種狀態走進談判桌的。他們剛剛經歷過工作隊進駐清查賬目，剛剛經歷過職工在大會上揭發，他們剛剛看著身邊5%的同行被劃成嚴重違法戶和完全違法戶，剛剛看著上海近兩萬戶的工商業者歇業關門。然後國家說，我們來和平合營吧。他們能怎麼回答？只能說好。而這個好字，就是後面篇文章裡張燈結綵鑼鼓喧天的那一片叫好。

新華社還強調三十多億元超過原有資產總和，但是新華社沒有告訴我們錢是怎麼發的，發了多久。定西制度是1956年公私合營完成之後正式開始的。核定司鼓鼓的

每年5%固定股息從1956年1月1號起計算，保持7年不變，後來延長到1966年9月停發定西也就是說，這場所謂的超過原有資產總額的贖買，實際上只兌付了10年。1966年9月之後，這筆錢就不再發了，因為1966年9月開始，文革開始了。和平贖買是有期限的，贖買期限由權力單方面決定。10年之後，這筆錢不再發，資本家身份也不再被承認。新華社2026年的文章裡只講到三十多億元超過原有資產總額，但他沒有說這三十多億是10年裡發完的，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文章裡有一段寫得特別有畫面感：“1956年1月15號，北京二十多萬人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勝利聯歡大會。各地城市張燈結綵，鑼鼓喧天。”這些場面是真實存在的。1956年1月20號，上海50萬人冒雨遊行；1月22號，武漢十五萬人冒雨集會；同一時段，哈爾濱、廣州、杭州、烏魯木齊都搞了類似的慶祝大會，報喜對家屬保證書、敲鑼打鼓送公私合營申請，整套動員系統全開。我們不否認這些場面，可是問題不在場面本身，問題在公共慶祝從來不能自動證明一項政策的合理性。

中共建政以後，之後幾乎每一場大規模的政治運動都留下過類似的群眾場面。1957年反右運動有萬人大會，資產階級右派份子被點名批鬥；1958年大躍進有畝產萬斤的報喜大會，各地競相虛報浮誇資料；1966年文革開始，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紅衛兵百萬人狂歡；1976年四人幫被打倒，全國又是一波慶祝遊行。每一次都有照片，每一次都有群眾發自內心的歡呼。公共慶祝在政治運動裡證明的不是民意，而是動員能力，是組織部門把多少人在多少時間內集結到廣場上的能力，是工商聯在多少天內組織資本家家屬寫保證書的能力，是宣傳部門能讓多少城市同步慶祝的能力。至於那些走上臺敲鑼打鼓但紅花念發言稿的資本家內心究竟是怎麼想的，這件事永遠不會有人替他們回答了。在一個剛剛經歷過無法運動的政治高壓環境裡，公開歡呼本身就是一種政治生存策略，你不上臺就是對社會主義改造有牴觸情緒，你戴紅花上臺才是覺悟提高了的愛國工商業者。新華社展示的是舞臺上的笑臉，卻沒有展示後臺的恐懼。歷史的真實複雜性被新華社的一張張照片和一段文字完整磨平了。

新華社講三大改造，講到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時，用了這樣一個表述：“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大體經過了從低階國家資本主義形式，就是統購、包銷、加工、訂貨，到高階國家資本主義形式，就是公私合營的發展過程。”這句話寫的文字鄒但是無意中洩露了一個關鍵資訊：公私合營不是一個獨立的制度，它是一個過程中的一個階段而已。完整的過程十分四步走的第一步：加工、訂貨、統購、包銷。1950年，榮毅仁本人後來的紅色資本家，向上海紡織工業局提議加工訂貨辦法，政府供應棉花工廠，加工棉紗，工廠只專供繳費這個辦法很快推廣到全國。

1951年1月，政務雲財政經濟委員會頒佈《關於統購棉紗的決定》，私營棉紡廠完全納入國家計劃。到1955年底，接受政府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的上海工商企業已經佔私營工業總產值的92%。新華社這一篇把這一步輕輕一筆帶過，但它的實質是國家成為私營企業的唯一大買家，私營企業開始離不開國家訂單。這一步，資本家的產權還在他自己的手裡。

第二步，個別公私合營。1954年，北京市地方工業局選擇同仁堂作為首批公私合營的示範企業，同年9月，身心集團，也就是榮石的旗艦企業宣佈公私合營。新華社在這裡用了一個含蓄的表述：“公司雙方共同經營企業，供方代表居於領導地位。”這六個字翻譯成大白話就是：重大決策權從資本家手裡轉到了供方代表收禮資本家變成了董事長、廠長，由工商人員擔任。這一步，資本家的產權名義仍然還在他自己手裡。

第三步，全行業公私合營。1956年1月，北京宣佈全行業公私合營，十天之內上海跟上，一個月之內全國大中城市全部跟上。這一步在新華社這一篇裡被講成了高潮，說“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第四步，新華社完全沒提，就是1966年9月，定西富四方身份完全取消，所有公私合營企業徹底轉為全民所有制。到了1980年代改革開放，關於原資本家的思古退還，一分錢都沒有。這就是公私合營這四個字真正的含義啊，它不是一種長期共存的制度，它只是一座橋樑，這座橋的一頭是私人產權，另一頭是私人產權的徹底消失。1956年的全行業公私合營，只是這座橋中間的那一個階段。新華社2026年這篇文章重新讚美這座橋，但是他故意不告訴你這座橋通向何方。

新華社在和平贖買的那一段講了一個讓人印象深刻的數字三十多億元，超過原有資產總額。這個數字聽起來很大，而且超過原有資產總額，聽起來也很慷慨。然而，我們來看看這個數字背後的具體分佈。1956年公私合營完成之後，全國拿定西的在職私營業主有七十一萬人，另有十萬人是吃代理人，三十多億元分給八十多萬人。10年期間發文算下來，平均每人每年大約能拿到350多元，這個數字在1950年代大概相當於一個普通工人三到四個月的工資。但是平均數沒有意義，因為定西是按思古骨骼計算的。上海公私合營企業中的思古總額是11.2億元，佔全國的近一半，思古在¥500萬以上的全國五大戶中有四個人都姓榮，榮三第一，975萬元，榮毅仁第三。也就是說，這三十多億元裡，榮是家族一家就佔了相當大的比例。剩下的七十一萬業主裡，絕大多數人的思古只有幾千、幾萬、幾十萬元。10年下來，他們能拿到的定西 從幾年到幾十年的工資都有，但是不管多少，1966年9月之後就什麼都沒有了。

更關鍵的是，新華社沒有提改革開放之後，這些原資本家是不是把企業能拿回來呢？答案是沒有。1980年代改革開放，允許個體戶、私營企業重新辦起來，但是1956年公私合營時被河橋的產權沒有任何歸還程式。我們前面講過榮毅仁，講過周志遠他們的產業無一例外從交出去的那一刻起，就再也沒有回到他們的手裡。整整一代民族實業家積累了幾十年的工廠，從此永久消失在國家所有治理所以超過原有資產總額這句話在歷史完整的語境裡，真正的含義是國家用10年時間以年息五離的速度，支付了一筆大體上等於原資產總額的錢，然後富然後產權永久收歸國有，從此再不歸還。這是一筆買賣，但是買方單方面決定價格，單方面決定支付期限，單方面決定停止支付，單方面拒絕歸還原物。這種買賣在任何現代法律體系裡都不應該叫做和平贖買吧。

講到這兒，你已經看清楚了新華社的這篇文章，關於1956年的敘事，每一個關鍵點上都作了剪輯和美顏。m50的咖啡館替代了榮毅仁、周志軍的那一代民族實業家的真實命運，和平贖買四個字替代了1952年的無法運動的政治高壓，張燈結綵替代了全國近五萬戶被華為嚴重違法戶和完全違法戶的資本家，公私合營替代了從加工訂貨到全民所有的完整

四步30億多億元超過原有資產總額替代了1966年9月復和以後再也無法歸還的事實。每一處剪輯都不是無心之失，每一處都是為了讓今天讀者看到一個乾淨的、和平的、值得讚美的1956年。

但為什麼是在2026年？為什麼是現在來發這篇文章呢？1956年的資本家絕大多數已經不在了，榮毅仁2005年去世，周志也早已過世，一代民族實業家的故事都在檔案管理新華社2026年6月19號重新書寫他們的故事，當然不是給他們看的。這篇文章的真正讀者是今天還在中國經營、還在中國持有產權的民營企業家和小業主們。他想告訴今天的這些企業家幾件事：第一，1956年的那場把私人資本送出歷史舞臺的運動，在官方敘事裡是偉大變革；第二，和平贖買是合理的，有正當性，可以重新提起；第三，私人產權退出歷史舞臺不是悲劇，是進步；第四，這套邏輯不僅當年是對的，今天還能提供製度支撐。這才是這篇文章真正的含義，它不是歷史文章，而是給2026年的民營企業家發出的一份通知，當年那套對待私人資本的方式在今天的官方話語裡，合法性被重新確立。

那麼問題就來了，習近平為什麼要在2026年的6月重新確認1956年的合法性呢？答案在他過去十幾年做的事情裡。如果新華社這篇文章是孤立的，那麼它只是一篇歷史回顧，不值得我們做三十分鐘的節目；讓我們擔憂的是，他不是孤立的，我們照時間順序縷一遍。2018年11月1號，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民營企業座談會，當時他說了這樣一段話：一段時間以來，社會上有的人發表了一些否定、懷疑民營經濟的言論，比如有的人提出所謂的民營經濟離場論，說民營經濟已經完成了使命，要退出歷史舞臺；有的人提出所謂的新公私合營論，把現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曲解為新一輪公私合營；有的人說要加強企業黨建和工會工作，是要對民營企業進行控制，等等。這些說法是完全錯誤，不符合黨的大政方針。這段話表面上是在安撫企業家，但如果換個角度聽，習近平為什麼要專門否定這三件事？因為這三件事恰恰已經在民間被廣泛討論了。民營經濟離場論是2018年9月12號的一篇網文提出的，這個題目叫做私營經濟已經完成了協助公有經濟發展應逐漸離場，這篇文章在民營企業家群體裡炸開了鍋，同時段新公私合營論也在民間流傳。到了11月1號，習近平親自出來否定了這件事。但是，這裡有一個非常關鍵的邏輯，它需要否定，恰恰證明這三件事在現實中已經發生。他越是用力的否定，越是說明市場已經感知到了方向。

馬雲和螞蟻集團的命運就是這件事的證明。2020年10月24號，馬雲在上海第二屆外灘金融峰會上發言，公開批評中國金融監管體系。九天之後，2020年11月2號，央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外匯局四部門聯合約談馬雲和螞蟻集團的兩位高管 同一天引導

將會釋出網路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徵求意見稿。在一天2020年11月3號晚，上海證券交易所釋出關於暫緩螞蟻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科創板上市的決定，螞蟻原本定於11月5號上市，從約談到暫緩上市，整個過程三十六個小時。這件事在我們之前的節目裡講過，我們現在只講它的政治含義：它不是一個金融監管事件，它是一個權力宣誓事件。中國當時最國際化、市值最高的科技集團，在它的IPO前兩天被一紙公告按下了暫停鍵，馬雲從此淡出公眾視野。整個民營企業家群體在那個晚上看清楚了，你做到多大，都不足以保護自己對商業判斷權和發言權。

跟螞蟻集團整頓幾乎同步，出現了一種新工具，叫做特殊管理股，也叫黃金股。英國金融時報調查報道過這套機制的具體運作，具體的做法就是政府背景的基金或者公司以通常1%的股權進入私營企業，重點是這種小股權附帶董事會席位，附帶關鍵事項的否決權，有時候還附帶對內容、資料、戰略方向的控制權。具體案例：2020年4月，螞蟻集團暫停上市的七個月之前，微博子公司北京微生

科嚮往新辦設立的中國網際網路投資基金下屬實體網投通達出售了1%的股份，定價1070萬人民幣。這一筆安排被微博自己披露在美國證監會SEC的檔案裡網通通達獲得了微生科三人董事會其中一個席位。2021年4月，位元組跳動旗下的北京位元組跳動科技有限公司把1%的股份賣給一家叫網投中文的國資公司，作價200萬人民幣，這家公司控制著位元組跳動在中國境內的媒體平臺，包括今日頭條和抖音，網投中文獲得了三人董事會其中議席，有權對涉及中國境內媒體平臺內容、許可證、總編輯任命的事項行使決策權。2022年9月，國有企業浙江廣播電視集團旗下投資機構獲得阿里巴巴旗下優酷電影1%的股份。2023年1月，中央網信辦下屬的中國網際網路投資基金透過實體收購阿里巴巴子公司廣州鹿角資訊科技1%的股份，新加入的董事會成員名字跟網信辦一名中級官員同名。騰訊也有類似的安排，以及人工智慧公司商湯、短影片公司快手、播客公司喜馬拉雅，同一套機制可以說是擴散到了幾乎所有中國的頭部網際網路平臺，這就是所謂的黃金股。請記住1956年的對照：1956年公私合營，新華社自己的化是供方代表居於領導地位；黃金股機制完全一致，就是派駐人員進入企業最高決策層，實現政治控制。只是1956年供方代表拿了大股權，2020年只需要1%，因為1%就足夠了，關鍵的並不是股權比例，而是董事席位和否決權。

2025年2月17號，習近平再次召開民營企業座談會，這是2018年那次之後的第二次同類會議。出席發言的六位企業家有任正非、王傳福、劉永好、愚人蓉王新星、雷軍。請注意這份名單上唯一沒有出現的名字馬雲，在2018年那次，他是核心出席者，然而2025年他不再公開發言代表名單裡。這次會議，習近平講了幾句關鍵的話：黨和國家對民營經濟發展的基本方針政策已經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將一以貫之堅持和落實，不能變也不會變。這跟2018年的話術幾乎一樣，他用力強調不會變。但是注意，任何政策如果需要反覆強調不會變，恰恰是因為市場已經在懷疑他就要改變。

2025年4月30號，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營經濟促進法透過，5月20號實行，這是新中國第一部專門規範民營經濟的基礎性法律。按理說，有了法律總該讓市場放心了吧，但是這部法律實施才1年，新華社就回過頭去讚美1956年的公私合營運動了。時間順序排在一塊兒，就能看到這個組合的全貌：2018年否定性公私合營論，2020年螞蟻暫停加上黃金股進入微博，2021到2023年黃金股擴散到位元組跳動、阿里、騰訊等頭部平臺，2025年再次開座談會強調不會變，2025年5月民營經濟促進法推行，2026年6月19號新華社的這篇讚美三大改造的文章。

我們再來把1956年的工具跟2012年以來的工具一一對照來看：第一個工具，供方代表進企業。1956年國家派人進資本家的工廠，新華社自己的話叫居於領導地位；2012年以來這一套換了個名字，叫黨委進企業、黃金股加董事席位。第二個工具，經濟卡口。1956年是加工訂貨、統購包銷，讓資本家離不開國家，1955年底上海私營企業92%的產值已經走上了這條管道；2012年以來變成牌照監管、平臺監管、資料安全審查、政府訂單依賴，都是讓企業的存活離不開國家的審批。第三個工具，利息。1956年，國家把資本家從企業裡拿走的同時，給他一筆錢買斷他這個工具；2026年沒有對應，今天沒有定西所以你看啊，1956年用工方代表加加工訂貨加定西三個工具把資本家從企業裡拿掉，資本家既失去了控制權，也失去了產業，但是呢，得到了一筆補償性的現金流；如今呢，只用了前兩個工具，第三個沒有用，不是用不到，而是不想用，因為今天的目標並不是消滅資本家，而是讓他們繼續運轉，繼續承擔風險，繼續創造效率，繼續上市，繼續分紅，但是沒有最終決定權。1956年用了3年走完三步，習近平用了十幾年走完了前兩步，第三步他不走，因為第三步對他來說是一種浪費，他不需要拿真金白銀去購買什麼控制權，他需要的是資本家的這臺機器，但他不需要資本家這個決策主體。這就是為什麼新華社這篇文章需要在今年的6月19號出現，它是給過去10年頒發歷史合法性，它是告訴今天的官員，今天體制內的人員，今天的黨政幹部，我們這十幾年做的事兒跟1956年是一脈相承的，1956年的探索就是今天的寶貴經驗和制度支撐。習近平對民營經濟的第一張大字報已經貼出來了。

現在我們來回答最後一個問題：當我們說消滅民營，我們到底在說什麼？1956年消滅的方式是連人帶產權一起消滅，1956年的消滅是字面意義上的消滅。1956年那一年，中國不再有資本家這個職業，1966年定期平復之後，連董事長這個名義也沒了，整整一代民族資本家要麼改行，要麼進入政協做個象徵性的職務，要嘛在文革中遭受了衝擊。這種消滅的特點是人和產權一起消滅，然而這種方式代價很高，國家要付出三十多億元的定西要承擔消滅一個階級帶來的經濟效率的損失，要處理失去民營經濟活力之後的就業和創新問題。事實證明，中國到了1978年改革開放，不得不重新引入民營經濟，因為完全消滅他們之後的經濟體系效率太低，養不活十四億人。所以1956年那套消滅民營經濟的方法有它的根本缺陷，它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

而今年的方式是留下人和企業，但是拿走決策權。習近平不需要讓民營企業家消失，任正非還在，馬化騰還在，雷軍還在，劉永好還在，他們的企業都在運轉，還在創造利潤，繼續上市，繼續分紅。他們需要的是讓他們沒有最終的決策權，企業的核心決策權包括做什麼、不做什麼、怎麼做、什麼時候做、對誰負責，這些實質上從企業家的手裡都被轉移出去了。所以2026年的消滅指的是消滅民營作為一個獨立的經濟主體的實質。獨立的經濟主體是指它能夠獨立決定自己的戰略方向，獨立判斷自己的經營風險，獨立面對市場的獎懲，簡單說就是它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1956年的消滅民營是讓企業不存在，而2026年的消滅民營是讓企業存在但不獨立。這才是習近平這十幾年做的事情，他要消滅的不是企業家這個人，他要消滅的是企業家作為獨立力量這個事實。

我們回到開頭，新華社這篇文章的最後一句是：歲月流轉，當年的探索為今日中國是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堅實的制度支撐與寶貴經驗。現在你應該聽懂這句話了，他現在的形勢是1%的黃金股，是平臺監管的一紙檔案，是資料安全審查的一次約談，是黨建工作的一份指導意見。1966年毛澤東的那張大字報貼出來之後，中國走了10年文革，然後用40年的改革開放重新拾回民營經濟的活力；2026年6月19號的這張大字報貼出來之後，接下來會發生什麼？這不是這期節目我們要預言的，是預言是廉價的，看清楚邏輯的走向，卻可以讓我們未雨綢繆。今天這期節目，我希望您看清楚的是，新華社這一篇不是歷史回顧，就是習近平的一張大字報，它給過去十幾年悄悄完成的事情貼上了黨史合法性的標籤，他告訴今天所有還有產權焦慮的民營企業家們，這件是在官方話語裡已經做完了。我是愛思考、重邏輯的妖精 今天就到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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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它轉發給那些今天還在中國經營還有所顧慮的朋友們 我們下期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