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妖醬】國安部為何突然變成“網紅”？背後隱藏著一個三年佈局

本影片探討了中國國家安全部近年來從秘密機關轉變為頻繁登上熱搜的“網紅部門”背後的政治訊號。透過分析國安部部長陳一新的履歷、新版反間諜法的修訂以及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演變，梳理了習近平如何將對內政治安全機制擴大化。影片進一步對比了延安整風時期的康生與搶救運動，探討了萬物皆可疑的社會氛圍是否正在被重新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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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文字：

哈囉！大家好，我是妖妖醬。國家安全部本來是一個在中國看不見的戰線，屬於秘密機關。然而2023年7月31號，國安部開了一個微信公眾號，從那天起，隔三差五它就會上頭條，上熱搜，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網紅部。這種突然變異對於中共這家統治機器到底隱藏著什麼政治訊號？習近平這樣做的底層邏輯又是什麼？今天我們就要做一番推演。

國安部的微信公眾號開張之後發的第一篇問診就是反間諜需要全社會動員，隨後還發布了個宣傳片答記者問舉報指引。這可不是普通宣傳，而是把秘密機關推到了前臺。我把過去3年裡這個公眾號最有衝擊力的幾個標題列出來，大家感受一下：識破春招裡的間諜套路。這篇是告訴應屆畢業生，他們在網上投出去的簡歷，可能會落到境外間諜手裡。然後還有一篇：再給軍迷提個醒，這一篇是說軍事發燒友是涉軍洩密案件的高危險群體。再來一篇警惕評論區裡的諜影重重，這一篇時說境外間諜利用評論區竊取國家機密。這一篇推送出去之後，微博上引發了各種評論。有的網友說難道我沒有雙休日免費加班的秘密被竊取了嗎？還有的說我四個月沒發工資，這算機密嗎？另外就是今年特別火的這篇，煽動躺屏的他們正忙的腳不佔地。這一篇是說呀網上的躺屏話語是境外組織資助的，境外組織還資助躺平網紅系統性地教唆中國年輕人都要躺。還有一篇警示退休後被策反，馮某被判6年沒收50萬。這一篇說的是一個真實案例，說一個退休老人成為間諜罪被判了6年，而涉案金額呢？只有¥50人民幣。對，你沒有看錯，是¥50人民幣。

這每一篇文章的閱讀量都是十萬加呀！國家安全部的這個公眾號爆出了很多網路熱梗，傳播力可謂極強。例如公安部便中宣部行走的50萬。這50萬呢，指的是舉報一個間諜在中國最高可以拿到獎金50萬人民幣啊。如果把這些現象都放在一起觀察，一個問題就會自然地浮現出來：一個秘密機關為什麼突然開始蹭流量了？一個以保密著稱的部門為什麼開始頻繁的向公眾喊話？一個原本隱藏在地下的機構為什麼開始主動製造存在感？更重要的是，這種變化不是偶然的，而是在極短的時間集中爆發。從40年沉默到高頻發生，從秘密戰線到全民參與抓間諜，從內部體系到公共傳播，這種變化本身就是一種異常。而政治觀察最重要的一條經驗就是凡是出現異常的地方，往往就隱藏著真正值得探究的貓膩。

如果沿著時間線繼續往前追，我們會發現一個耐人尋味的巧合。國家安全部公眾號是在2023年7月31號上線的，而如果向前再倒推九個月時間，來到2022年10月30號。而就在這一天，國家安全部完成了一次重要的人事更替。原部長陳文英離開，接替他的人叫陳一新。很多觀眾都聽過這個名字，因為這些年，無論是在疫情時期的武漢，還是後來的政法系統的整頓，打黑除惡專項行動，這個名字都曾頻繁出現在新聞報道里。但如果仔細研究他的履歷，就會發現又一個異常。這個後來掌管著中國國家安全系統的人，此前的人生經歷裡，幾乎找不到任何跟國家安全工作有關的工作痕跡。陳一新的人生軌跡與傳統意義上的情報幹部是完全不同。他學的是物理，畢業於麗水師範專科學校。畢業之後留校工作，隨後進入麗水地委辦公室。1992年，他調到浙江省委辦公廳，是地方黨委的核心寫作和檔案起草機構。陳一新進入的第一個崗位就是調研寫作，給領導寫報告和講稿。也就是他其實是一個筆桿子出身。

2003年7月，陳一新被習近平親手提拔為浙江省委副秘書長，當時習近平剛剛到浙江做省委書記半年。這1年，陳一新四十四歲。2006年6月，陳一新兼任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政策研究室是省委一把手的智囊團，直接為習近平起草調研報告、思想檔案、內部講話。換句話說，陳一新最早進入習近平核心視野，不是因為他會辦案子，而是因為他會寫材料，會把領導的想法轉化成檔案、講話和政策性的語言。習近平離開浙江後，陳一新從秘書崗位轉到幾個地市，開始積攢履歷，先後在京華和溫州做過市委書記。2014年12月升任浙江省委常委，兼溫州市委書記，晉升副部級。再後來，他被習近平調到中央政法委當副秘書長，二十大後又被空降到國家安全部任部長。那麼，習近平為什麼讓一支筆桿子去執掌國安部這刀把子呢？習近平到底想讓國家全部繼續做一個秘密機關，還是想要把他改造成另一個東西？

要弄清楚國家安全部的這一轉變，我們首先要區分公安部的一個內保部門和國家安全部有什麼區別。如果用一句最簡單的話來概括，兩者之間有一條非常清晰的界限：公安管國內，國安管國外。公安盯著中國境內的人，國安盯著中國境外的人。這條界線從1983年國家安全部成立的那天開始，就已經被畫好了。1983年7月，國家全部正式成立。這個並不是憑空冒出來的機構啊，而是兩套系統合併出來的產物。它一部分來自中央調查部，也就是周恩來時期負責海外情報工作的機關。另一部分呢，是來自公安部內部負責反間諜工作的力量。兩部分合並之後，就形成了新的國家全部。它承擔的使命非常明確對外情報和反間諜。

那我們再來看看公安部這邊，1949年見證之初，公安部下面有個部門叫做政治保衛局。1983年國家全部成立的時候，反間諜部分被分出去了，剩下的部分繼續留在公安部做對內政治保衛工作。1989年六四之後，這個部門正式定名為政治保衛局，對內編號一局，公安部一局。這個部門很有意思啊，它的歷史其實很能反映中共政治氣候的變化，因為它的名字在過去幾十年改過幾次。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訂取消了反革命罪，這個罪名改成了危害國家安全罪。政治保衛這個詞這個時候就顯得有點太敏感了，所以1998年一局的名字呢，由政治保衛局改叫國內安全保衛局，對外簡稱國保。然後到了2020年，習近平的第二個任期，這個部門又改了一次名字，蓋壞了政治安全保衛局。這是一個三次改名的迴圈，從保衛局出發，中間叫了22年的國內安全保衛局，最後呢，又改回了政治安全保衛。看起來只是幾個字的變化，但每一次改名背後，其實都是中共對於國家安全風險判斷的一次調整，揭露了中共對內部政治風險認知的變化軌跡。

那麼，這個主抓國內政治安全的國保具體做什麼呢？簡單說，就是所有可能影響政權穩定的人和事，包括異見人士、法輪功、維權律師、上訪、NGO、宗教滲透、境內的顏色革命風險、港臺事務。幾乎在中國每個城市的公安局都有一個對應的國保支隊，或者正保支隊，每個縣的公安局也都有一個國保大隊。這是一張覆蓋到全中國基層的政治全網。與此相對，國安部職責就穩定很多。國安部啊，從1983到2016的這33年的時間裡，換了四人部長，從凌雲谷春望到徐踴躍、耿會昌。這次任部長任內，國安部的角色都非常清晰，就是幹隱蔽戰線的事，對外反間諜，對外情報戰。中國駐外使館管那些掛著二密三密頭銜的人，背後可能就屬於官系統。海外華人社團、留學生組織、商業情報網路也一直隱蔽戰線關注的物件。這些工作存在了幾十年，但是極少出現在公開的新聞中。對於國安系統來說呀，最大的成功並不是登上報紙，而是啊，最好永遠不要上報紙。因此，在很長的時間裡，中國實際上是存在著這兩套平行體系：公安部一局負責國內，國家安全部負責國外。一個盯著內部風險，一個盯著外部威脅，一個是政治保衛，一個是秘密戰線。雙方各守邊界，幾十年來可以說是相安無事。而這種格局也一直持續到十八大之前。

但是十八大把它打破了，打破它的人就是習近平。有意思的是，習近平並沒有率先調整結構，他首先調整的恰恰是人。我們把時間線滑一下，2012年11月習近平接班時，擺在他面前的是一個權力極其強悍且隊伍龐大的政法系統。時任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曾長期擔任政治局常委，從公安、檢察院、法院到武警司法系統，再到國家安全部，整個政法口都在這條指揮論之下。對於任何剛剛上臺的最高領導人來說，這都是一個令人不安的現實。2014年7月29號，中央宣佈對周永康立案審查，一個前政治局常委以貪腐和嚴重違反政治紀律的罪名被查辦。這件事在中共歷史上沒有先例。

這種康導調之後，清洗並沒有停。2015年1月，公安部副部長馬建被查。馬建是公安部內部主管反間諜業務的副部長，2006年開始任副，不做了9年。這是國安部成立以來第一次有副部長以上的人被查。緊接著，2016年北京市國家安全域性局長克被雙開。北京市國安局啊，是全國最重要的地方國安機構之一了。客案意味著整肅已經從部機關向地方系統延伸。如果說這一階段清理的是周永康時期在國安部留下來的舊部，那麼第二階段則開始觸及公安部一局政治安全體系的核心。2020年4月19號，公安部副部長孫立軍被查。孫立軍最特殊的地方不在於級別，而在於崗位。他長期主管的正是公安部第一局，也就是我們剛才給大家列舉的國保這一塊。孫立冤案之後，中紀委創造了一個非常特殊的政治概念孫立軍政治團伙！這個字義出現，很多體制內的人立刻意識到案件的性質已經發生了變化。因為團伙在黨內的政治語言中不是普通的腐敗集團，而是帶有政治結盟、政治組織乃至挑戰中央權威意味的概念。孫立軍政治團伙！後來被公開點名的人有六個，全部來自公安和政法系統權力巨大的刀把子。

可是更關鍵的人物是第七個，就是國安部內部的劉彥平。劉軍寧我們在之前講過啊，他是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國家全部紀檢監察組組長，頭上頂著兩個帽子國安部和中紀委。中紀委對孫立軍正式團伙的官方通報中的措辭可謂是耐人尋味。他說孫立軍政治野心極度膨脹，政治品質極為惡劣，破壞黨的團結統一，嚴重危害政治安全，忘記黨中央大政方針，製造散佈政治謠言，乘火做事，控制要害部門。這套用詞不是普通的反腐，而是在中共黨內話語裡對應的竄黨奪權的嫌疑。這10年告訴習近平一件事，他不能完全相信政法系統。接下來的問題是，他想要的對內政治安全到底應該交給誰？

習近平要的是以逃繞開政法系統的對內政治安全機制，這套機制直接由他個人信任的人親自主持。公安部依據啊，雖然是中國最大的對內政治保衛機構，但他有一個先天的屬性，他是公安部的一部分。公安部是國務院下面的一個部委，也就是是個政府機關。那麼政府機關有政府機關的工作方式，比如說公安部抓人是要立案的，要受刑事訴訟法的約束，拘留的時候，這些都是中國的憲法和刑法給公安劃下的邊界。公安局的國保執行了幾十年，做的都是看得見的對內執法。可國安部不一樣，國安部是隱蔽戰線是秘密機關，它從1983年成立的第一天起，工作方式就是不公開的。它的監控不需要事前公開授權，它可以讓一個人突然人間蒸發，不需要備案，它的反間諜案件審判甚至可以不公開，它的工作記錄可以全部保密。他受刑訴法的約束，遠比公安要弱很多。所以當我們要對比國安和公安的時候，那麼習近平要的就是把對內的政治安全做大做密做深，把監控合法化，把抓人、判人不透明化，把全民舉報變成日常化。用一個政府部門去做，比如說公安，那麼約束就太多，邊界也太多。所以他想到用一個秘密的機關去做，那也就是谷俊山，因為工具更齊全，邊界也更模糊，對他的約束也更小。於是公安一局還在繼續管他一直在管的那些落地執法，只是習近平給國安部賦予了新的職責，用秘密機關本身的不透明性把對內控制的邊界往外無限延伸。

這就回到我們這期的主角陳奕天身上。陳奕天做過中央政法委秘書長4年的時間，我們剛才說了，他的出身是浙江省委的證言，是是給習近平起草檔案的筆桿子，他在政法委的幾年的工作經歷，本質上是習近平派去監視政法系統的那支眼睛。某種意義上說，他了解一點刀把子的執行機理，但他更擅長筆桿子的工作選擇，它包含著習近平深層的政治玄機。國安部往國內方向延伸，不是為了替公安部依據，而是為了在公安部一局的國保上面呆層新的，由習近平本人可以直接拿在手裡的政治安全機制。公安部一局還在繼續落地的事情，比如說抓人、布控、監視、維穩，也都繼續在做。然而，國安部接管的是另一層，一個把日常生活定義為高危場景的工作，把網路評論區定義為間諜現場的工作，把退休、求職、玩遊戲、看廣告、自媒體通通都納入反間諜框架的工作。

習近平這樣改造國家安全部可以這樣總結啊，他儘管天天商戶國內的談判們愁眉反制，但他的內心其實覺得他的執政安全的威脅並不在國外，不是王偉知心不死的境外敵對勢力，而是國內的官僚體系和民眾。把國家全部的對外只能弱化，大大增強他對內的功能。這就是習近平的國家安全又一個異常表現，我們透過對習近平有關國家安全的講話文字做一些拆解，來看看這個異常的來龍去脈。而要看習近平在國家安全上想要幹什麼，要先看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三代領導人在國家安全上想要的是什麼，這樣我們才能在變化中解釋習近平的這種不合理的異常。

1993年2月22號，中國透過第一部國家安全法，這1年鄧小平八十八歲，剛剛結束南巡講話1年。這版國家安全法一共四十一條，核心定義在第二條，國家安全機關是反間諜工作的主管機關。第四條規定間諜行為有五種，包括陰謀、顛覆政府、參加間諜組織或者接受間諜組織代理人的任務，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策動、勾引、收買國家工作人員叛變，以及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的破壞活動。這是鄧小平時代的國家安全官。國家安全機關像一個站在大門口的保安，他的任務是防止有人從外面翻牆進來是看大門的，他不管房子裡面的上。

江湖三代領導人不是不關心中共的執政安全啊，但他們看待風險有一個特點，就是很多問題首先是發展問題，不是安全問題。經濟不行就改革開放，效率不高就引入市場機制，國際上有壓力就加入WTO，吸引外資，發展才是硬道理。只要經濟在漲，人民在改善，執政基礎就在。在這種邏輯裡，國家安全是一個專業領域，跟金融、產業、文化、社會是不相干的。1993年版的國家安全法本質上就是這套邏輯的形成，這部法用了21年。

2014年4月15號，習近平主持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這是中共體制內第一次設立這樣一個機構，直接對總書記負責。會議上，習近平提出一個新概念，叫總體國家安全的核心是必須堅持總體國家安全，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家安全為依託。聽起來是把國家安全分成了幾個領域並列，但習近平一筆的實際效果並不是分類呀，而是擴張，是將國家安全擴大化。過去的國家安全是一個手電筒，它照射的是黑暗中拿著相機偷拍檔案的間諜，現在的國家安全則像是一套覆蓋全國的監控系統，它不僅要看有沒有人從外面闖進來，還要檢查屋子裡的每一根樑柱，每一條裂縫。金融不再只是金融問題，變成了金融安全問題，晶片也不再只是產業競爭，變成了科技安全問題，糧食不再只是農業，變成了良善全問題，網路輿論不再只是宣傳管理變成意識形態安全問題，房地產泡沫不再只是經濟週期，變成了系統性金融安全風險、人口下降、青年失業、社會情緒變化，都可以被納入國家安全的視野。過去中國面對的是一個個具體的問題，今天所有的問題都被統一放進了一個更大的框架裡安全。這種變化的背後，是習近平對執政風險的重新定義。在鄧小平的視角里，最大的威脅是貧窮，所以他的答案是發展才是硬道理。在習近平的視角里，發展本身可能會製造風險，資本膨脹可能會形成經濟權力，要為資本裝上紅綠燈，網際網路可能形成難以控制的輿論，金融市場可能積累系統性風險，對外國技術供應鏈的依賴可能成為戰略種類，過去由國務院各部委專業技術官僚處理的問題，被習近平都重新定義了，成為了關係打和國家生存的安全問題。

2015年4月15號的講話中，習近平還有一句話，人民安全是國家安全的宗旨，政治安全是國家安全的根本，國家利益之上是國家安全的準則，實現人民安居樂業，黨的長期執政，國家長治久安。黨的長期執政這幾個字第一次被列入國家安全的最終目標，這六個詞大部分普通人會誤讀。

政治安全在現代政治學的語境裡，政治安全一般是被理解為國家穩定、社會秩序、政府有效治理，但在中共的政治詞典裡，政治安全有非常具體的含義。它首先指的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的安全，它指的是現有政治制度和權力結構的穩定，指的是黨的領導地位不會受到挑戰。習近平把政治安全定為整個國家安全的根本意思，就是在所有安全領域之上最優先的是黨中央。熟悉中國政治的人應該都知道兩個維護和兩個確立，這兩個最高政治論述出臺之後，黨中央就是習主席習近平。這次講話以後，中共開始系統性的立法。

2014年11月1號反間諜法透過，同一天1993版的國家安全法廢止。2015年7月1號行板的國家拳法出籠，共八十四條分期章。他第一次在法律上給國家安全下了一個非常寬泛的定義，他的原文是國家安全是指國家政權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人民福祉、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和國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對處於沒有危險和不受內外威脅的狀態。這個定義已經遠遠超出了反間諜，政權、領土、經濟、社會、文化、科技、網路、生態、海外利益全都可以裝在國家安全這個口袋裡。

2015版第八條到第三十二條，把國家安全分成十一個領域，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資訊保安、生態安全、資源安全和安全。2015版第一條說為了維護國家安全，保衛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保護人民的根本利益，第一個目的是保衛政權、保衛制度。1993版第一條只是說維護國家安全。2015版第三條說國家安全工作應當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習近平2014年4月15號講話裡的政治安全為根本這七個字1年之後，被原原本本的寫寫進了行板國安法理2015版第十四條。每年4月15號為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這一天就是習近平2014年提出的所謂總體國家安全的紀念日。

2年以後，2017年6月27號，國家情報法透過第七條規定，任何組織和公民都應當依法支援、協助和配合國家情報工作。第十四條規定，國家情報工作機構可以要求有關機關、組織和公民提供必要的支援、協助和配合，這變成了一個全民義務。這一條對海外華人同樣有效，儘管你是所在國家的永久居民。國家安全在習近平那裡走完了一條完整路徑，從保衛國家到保衛政權到保衛制度，到保衛黨到保衛習主席。這條路徑還有一個看不見的伴生工程黨國權力架構的重新搭建，因為當金融科技、網際網路文化教育、社會治理都被定義為國家安全問題之後，它就不再只是一個專業部門能夠獨立處理的事兒了，大約將會插手所有的事。比如說就建立了很多委員會，中央國家全委員會、中央金融委員會、中央科技委員會、中央網路安全和資訊化委員會，這一系列的黨的委員會才是頂層的決策平臺。這個變化的歷史先例啊，在中共政治歷史上其實很熟悉，就是雍正皇帝設立軍機處。當時雍正也有六部，但是他認為啊，傳統的官僚體系處理軍國大事太慢了，太不可靠，於是呢，他就在六部旁邊建立了一個直接對皇帝負責的小型決策，還在，各部委也還在，但權力執行的路線變了。這就是習近平10年走完的整套國家安全工程，但是他有一件事兒還沒幹。

2022年10月30號，陳一新接任國安部，陳一新接手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修訂反間諜法。2023年4月26號，新版反間諜法透過陳奕迅主持修訂工作，他自己把這次修法定義為修法史上第一部全修改的法律。2017年國家情報法的那個抽象的全民義務，在這一次被具化了，就是群眾路線加上人民防線。2023版還新增了整整一個專章，叫做安全防範專章，專章裡的第十二條規定國家機關、人民團體、企事業單位和其他社會組織承擔本單位反間諜安全防範工作的主體責任，每個單位都成了反間諜機構。陳奕迅主持修得的這一版反間諜法，把習近平國安裡所有的關鍵概念，比如說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總體國家安全觀、群眾路線、人民防線、單位主體責任，全部都落實到了法律條文上。

2023年7月1號新反間諜法實施以後，立法工程還沒有停止。2004年2月保衛國家秘密法修訂，2024年7月保密法實施條例修訂，2025年5月12號，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釋出新時代的中國國家安全白皮書，這是中共歷史上第一份國家安全白皮書。2025年6月18號新華網發文間接幫助間諜行為，也是違法反間諜法的覆蓋範圍又再次往前推了一層。2024年4月29號新反間諜法實施將近1年的時候，陳一新在中央黨校刊物學習時報頭版發文文章裡，丟擲一個新概念心無掛礙，反反覆、反霸權、反分裂、反恐怖、反間諜，每一個反都是配了一種站，反顛覆是保衛戰，反霸權是總體戰，反分裂是主動站，反恐怖是阻擊戰，反間諜是攻防戰。文章有六個字挖釘子，剎那間心無反對硬的就是習近平2014年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反顛覆，對應的就是政治安全，反霸權對應國際安全，反分裂對應國土安全，反恐怖對應社會安全，反間諜對應國安部的本質。習近平當年提出的抽象的框架，被陳一新拆成了五個具體的動作。這條鏈條從2014年4月15號習近平講話開始，到2024年4月29號落地，整整10年，習近平講過的每一個抽象概念都被陳一新做成了具體的法律條文，而陳一新做的不是創造，它是落地。

講到這兒，我們其實已經看到一條完整的鏈條。習近平先提出總體國家安全，把政治安全放在國家安全的根本位置，然後透過2015年國家安全法、2017年國家情報法、2023年新版的反間諜法，把抽象的政治判斷一步一步寫進法律，最後到了陳一新站國安部，完成了最後一公里。他不再只是一個秘密機關，而成為了公眾號，有了宣傳片，有了短影片語言，有了群眾路線和人民防線，也有了全民參與反間諜的法律工具。於是，國安部搖身一變，從一個隱藏在陰影裡的秘密戰線，變成了一個公開煽動抓特務氛圍的網紅部門。

這個變化最值得注意的地方不是他抓了多少真間諜，而是他製造出了一種抓特務的社會氛圍。所謂特色是特務嫌疑的縮寫，不是已經被證明確鑿的特務，而是可能有問題的人。過去，間諜可能是出現在使館、軍事單位、科研機構，現在他可能出現在招聘網站、社交媒體、評論區、網路遊戲、學術交流，甚至是普通人的朋友圈、求職交友、退休評論、玩遊戲、做自媒體。這些過去屬於普通社會生活的領域，逐漸被重新放入反間諜和國家安全的框架裡。這就讓人很難不聯想到中共黨史上的另一個場景，延安整風後期的搶救運動。那場運動最初也不是公開書要大規模的製造冤假錯案，它使用的語言同樣是清查、搶救、反特，五

但於運動一旦發動起來，真正的邏輯很快就從抓真特務變成了抓特線誰的履歷複雜，誰的社會關係說不清，誰從國統區來，誰說話不夠積極，都可能變成所謂的特。特這個東西最可怕的地方在於，它不要求證據完整，只要求你看起來可疑。但是，如果只把搶救運動理解為中共自己的發明還不夠，因為這套抓特務的政治技術，源頭並不在延安，而在莫斯科，它來自蘇聯的大清洗，來自斯大林時代的肅反機制。康生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為他後來在延安主持了搶救運動，而是因為他把蘇聯肅反技術帶回了中共黨內，的傳驚人。1933年7月，康生從上海到達莫斯科，他當時用的額外的名字叫康斯坦丁，中文世界後來熟悉的康生其實也帶著這個莫斯科時期的影子。那一年，康生35歲，身份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團長是王明。康生在莫斯科一共呆了4年零四個月，這個時間段很關鍵，因為他幾乎精準重合了蘇聯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也就是斯大林製造的大清洗時期。

1934年12月1號，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列寧格勒州委書記基洛夫在辦公室門口被槍決。這個案子成為了大清洗的引爆點，斯大林利用基洛夫遇刺，把反思大林陰謀變成了打擊黨內對手的核心罪名。到了1936年7月，斯大林開始使用一個後來讓無數人都喪命的詞，人民的敵人。從那以後，被認定為人民的敵人，就不再只是政治錯誤，而是可以被直接消滅的物件。1936年8月，莫斯科第一次公開審判開始，被告是季諾維也夫和加米唸佛這兩個人都是布林什維克黨內元老，曾經都站在列寧的身邊，但在公開審判中，他們被指控組織反斯大林陰謀，最後都自願認罪，八天之後被槍決。這些審判向整個蘇聯社會傳遞出了一個訊號，如果黨內元老都可能會變成敵人的話，那麼任何人在理論上都有可能是敵人。敵人不一定在邊境之外，也可以在機關內部、工廠內部、學校內部，甚至在黨的最高層內部。

到了1937年2月，斯大林在聯共布中央2月全會上講了一段非常關鍵的話。他說在蘇聯所有或者幾乎所有的組織中，都在某種程度上碰到了外國代理人的暗害、破壞和間諜活動。他還說，外國代理人不僅打入了基層組織，而且竊取了某些重要職位。這段話真正的作用是把整個社會改造成了一張嫌疑地圖，是把它們都要清查出來的訊號。五個月後，1937年7月30號，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發布第00447號命令，這道命令是大清洗機器化的標誌，要求各地按照配額逮捕所謂的人民的敵人。也就是說，清洗變成了一項有指標、有數量、又期限的行政任務，有沒有證據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完成配額。大清洗持續了2年，1937到1938年，蘇聯有數十萬人被處決，更多的人被逮捕、流放、送進勞改營。

但比數字更可怕的是它製造出來的社會空氣。朱可夫後來在回憶錄裡寫過，1937到1938年的鎮壓使國內形成了一種可怕的局面，人們彼此互不信任，相互提防，避免接觸和談論問題，如果迫不得已必須交談，也儘量找第三人在場。人們的精神被訓練成了服從和附和，甚至把附和變成了某種自然反應。這就是肅反最深層的破壞力，它摧毀的是人和人之間最基本的信任。當所有的人都可能是敵人的時候，社會就不再需要真實的敵人了，恐懼會自己指每個人。為了證明自己不是敵人，就會努力地揭發別人，每個人為了從嫌疑中脫身，就會把嫌疑轉到其他的人身上。於是檢舉別人變成了自我保護，誣陷別人變成了忠誠的證明。這種空氣一旦形成，秘密警察就不再需要親自去盯住每一個人，因為每個人都會自動開始盯自己身邊的人。

康生在莫斯科不僅是旁觀者，也是參與者。他在莫斯科期間最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清查中共留學生，這些人裡面有人不認同王明路線，有人跟王明有黨內的競爭關係，有人只是歷史關係複雜。康生和王明把這些人都定義為所謂的託派。在斯大林時代的蘇聯，託派不是一個普通的政治標籤，而是接近死刑判決的標籤。周達文就是其中一個典型案例，周達文是1924年中共最早被派往莫斯科的留學生之一，他反對王明的宗派路線，因此被王明和康生扣上了託派分子的帽子，後來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地區。1934年，在西伯利亞草原上，周達文被處決。中文黨史裡留過這樣一筆，臨行前他唱的是國際歌。這個細節其實格外諷刺，一個唱著國際歌死去的人，被另一批共產黨人被指認為共產主義的敵人。

所以康生從莫斯科帶回來的是一種政治方法學，先定義敵人，再擴大嫌疑，先製造標籤，再尋找口供，先製造恐懼，再發動揭發，最後讓整個社會進入到自我審查、自我檢舉、自我恐嚇的內迴圈。康生學到的核心不是怎麼抓真間諜，而是怎麼製造一個到處都有間諜的政治空氣。1937年11月，康生和黃鳴一起回到延安，很快，毛澤東就把他放到極其關鍵的位置上。1938年，康生任中央黨校校長，同年又任中央社會部部長、中央情報部部長、地區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到了1942年，毛澤東任命他為中央學習委員會副主任，實際主持整風運動中的許多具體工作，黨校、情報、幹部審查、秘密工作，這些線都一下子集中到了康生手裡，他事實上成為了延安整治整肅機器的核心人物。

延安整風一開始，表面主題是統一思想，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但到了1942年10月，毛澤東在邊區高幹會議上加了一句話，要注意反特務鬥爭。這句話是一個轉折點。1943年4月3號，中共中央釋出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檔案裡有一句關鍵的定調，日寇和國民黨正在大規模實施特務政策，中共各地黨政學習機關中已經被打入大量內奸分子。這句話的結構和斯大林當初的說法幾乎如出一轍。就在這個檔案釋出的前兩天，1943年4月1號深夜，康生下令在延安進行大逮捕，一夜之間被逮捕的人超過400個。三個月後，1943年7月15號，中央直屬機關召開幹部大會，康生作報告，題目叫搶救失足者。從這個名字就能夠看出這個運動的巧妙之處，誰能反對搶救呢？但所謂搶救的前提是先把一批人定義為失足者，而一旦被定義為失足者，就必須坦白交待、揭發立功，搶救運動由此進入最瘋狂的階段。

康生在延安複製了莫斯科的肅反邏輯，但他也做了自己本土化改造，他需要一個樣板來告訴所有人坦白有出路、抗拒有危險，這個樣板就是張克勤。張克勤原名凡單位1937年抗戰爆發後，被八路軍西安辦事處派往蘭州做地下工作，1939年他被調到延安，進入西北公學學習。整風開始後，有人揭發他，說他父親曾經在西安被國民黨抓捕並自首。事實上，所謂張克勤自首，很可能是國民黨有意製造的名單扯但康生並不關心這些細節，對他來說最重要的不是事實，而是樣板。張克齊林被抓後，遭到連續六天六夜的審訊，不讓睡覺，第六天，張克前終於崩潰，承認自己就是國民黨派來的特務。而審訊者繼續追問他屬於什麼組織，幾乎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張克隨口編出了個名字，紅旗黨。這個紅旗黨非常荒誕，卻非常有用，它的意思是一個打著紅旗、的偽裝成共產黨人的國民黨特務組織。這個名字一出現，康生就有了一個可以不斷擴大的組織框架。

張克秦坦白之後啊，待遇立刻發生了變化，他不再被審訊，反而被請到各個單位作報告，將自己如何投靠了特務組織、如何潛伏、如何被搶救。施蟄後來在回憶錄中描述，張克勤騎著大洋馬、戴著大紅花上主席臺。這就是運動的心理學，讓一個被逼出來的特務變成坦白光榮的樣板。樣板一旦樹立起來，運動就有了動力，半個月內，延安挖出一千五百多個特分子。胡喬木後來在回憶毛澤東的時候給過一個總數，說延安整個清初的特務有15000人。這個數字本身就說明這個搶救運動已經不可能是 在抓真實的特務，而是在製造特務。康生有一句話很能說明這套邏輯，他說有材料還要您審訊正因為不清楚才關起來審問，審問就是為了弄清楚問題。普通的司法邏輯是先有證據，再進行審訊，而康生的邏輯正好倒過來，因為不清楚，所以先抓起來審，因為沒有證據，所以要透過審訊來製造證據。到了這一步，清查就不再是偵查，而變成了一種政治運動。

1944年初，搶救運動造成的冤案太多，毛澤東不得不出面糾偏，他後來以九條賠禮的方式承認搞錯了，把許多被錯打了的人拖帽子。表面上看，搶救運動結束了，但這套政治方法並沒有被廢除。1957年反右運動，它又出現；1966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把他推到了頂峰；1968到1969年的內蒙古內人檔案，根據康生和謝富治等人的推動，數十萬幹部群眾遭到迫害，一萬多人被迫害致死。每一次，他都換一個名字，換一個口號，換一個敵人的標籤，但底層邏輯沒有變，就是先製造第一任再發動群眾，再讓恐懼自我繁殖。到了1980年，中共終於正式否定康生，那年的10月，中共中央決定開出康生的黨籍，並把他的骨灰從八寶山革命公墓移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起訴書中也直接點到了康生的名字。換句話說，中共自己曾經承認康生那套東西是災難性的，是應該被清算的。

可是歷史最諷刺的地方就在這兒，四十多年後，當陳一新把群眾路線、人民防線寫進了反間諜法，當他在學習時報中提出新五反，但他重新使用挖釘子、廚娘這樣的語言時，人們會發現，那個被清算過的政治原始碼似乎又被重新啟用了。當然，今天的中國不是1943年的延安，陳一新也不是簡單意義上的康生，我們不能把這兩個人機械地等同，但正因為今天不是延安，問題反而會更加嚴重。1943年的延安只是一個陝北的根據地，人口規模有限，地理範圍有限，傳播工具有限，而今天的國家全部是覆蓋著全國的國家級的安全機構，它面對的是14億人口，擁有公眾號、短影片、微博熱搜、舉報熱線、單位責任制和新版的反間諜法。1943年的特型空氣只能在山溝裡擴散，而今天的特型公汽可以透過手機螢幕擴散到每一個人手裡。

更重要的是，今天的這套機制並不孤立，它背後有公安部依據有各地的國保支隊和國保大隊，有網信系統，有單位保密責任，有學校、企業、機關、社會組織的安全防範義務。這樣一套體系如果真的運轉起來，它的破壞力會遠遠超過延安實情所以，真正值得追問的不是陳奕天是不是康生第二，代而是習近平是不是重新開啟了康生的那套政治技術。陳一新和康生之間確實有幾個令人警惕的相似點，比如說，兩個人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專業情報兩個人也都透過寫進入到最高領導人的視野，也都是透過把領袖的意圖轉化成政治語言來建立信任。更重要的是，兩個人後來都被放到了本不該由書生掌管的強力崗位上，一個掌管中央社會部和情報系統，一個掌管國家安全部。

但更相似的是，在工作方式上，康生在延安真正製造的不是幾個間諜案，而是一種到處都有特務的空氣；陳奕天在國安部真正製造的也未必是幾個具體的間諜案，而是一種萬物皆可疑的空氣。還有一個相似是在機構的屬性上，康生當年主持搶救運動，用的是中央社會部，是黨中央直接控制的特工機關，不屬於任何公開的政府或司法體系，運轉不公開，程式不透明；而陳一新今天掌管的國安部，雖然掛在國務院下面，但實際上也直接對黨中央負責的秘密機關，工作方式不公開，反間諜案件可以不公開審判。毛澤東挑中央社會部交給康生，習近平挑國安部交給陳一新，兩個領袖在選確保政權安全工具的時候，都繞開了公開的行政和司法體系，挑了一個不透明的秘密機關。

因此，這一章最後要提出的不是一個簡單的判斷，而是一個危險的問題，習近平復活了康生那套抓特的底層邏輯之後，會不會在今天的中國製造第二次延安整風和搶救運動？答案現在還不能鐵口直斷，但風險已經擺在眼前，因為一旦國家安全被定義的無限寬，普通生活被描述成高危場景，那麼抓間諜和抓特林之間的界限就會越來越模糊。然後，康生就不只是一個歷史人物，而可能變成今天中國政治機器裡重新啟動的一段底層程式碼。逆流頂峰實屬不易 我們的頻道訂閱人數終於過五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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