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o Yao Jiang: How Twisted Is Jiang Wen's Inner World? Who Is the Sun in His Heart?

本文详细梳理了导演姜文的生平经历、家庭背景以及多部代表作的创作与审查风波。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到《鬼子来了》再到《你行！你上！》，探讨了他身上的红卫兵情结、对强力形象的复杂情感以及在体制与艺术创作之间的挣扎与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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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大家好，我是爱思考、重逻辑的妖妖酱。1994年秋天，北京。一部新片送到电影局审查。导演三十出头，据说那几天浑身紧张，拎着一把斧子在院子里来回溜达。审查意见下来，一共七条，其中一条要他删掉一场群架里响起的《国际歌》。别的他都照改了，唯独这一条，他死缠烂打，最后保住了。这个导演叫姜文。片子叫《阳光灿烂的日子》，讲的是文革。六年后，他拍出了中国最有名的禁片之一，被罚五年不准当导演。可去年他的新片里，有一场戏是一对父子骑着摩托车，绕着一尊毛主席像转圈。2014年，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给姜文下过一个诊断：红卫兵情结。就在那一年春天，郝建自己因为一场纪念六四的聚会，被关进了看守所。一个拍禁片、挨过罚的导演，心里为什么住着一个红卫兵？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姜文，他的内心多拧巴，他的人格多扭曲。

姜文原名姜小军，1963年1月5日生在河北唐山的姥姥家。父亲在部队，母亲是小学音乐老师。他小时候跟着部队搬来搬去，贵州住过，湖南也住过。父亲的部队常放电影，他看得多了，七八岁就自己用纸剪小人，编好故事，拿幻灯打到墙上，放给别的孩子看。1973年，全家搬到北京，住进东城区内务部街的一个部队大院，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部队大院听着威风，他们家的住处却很寒酸。那院子早年是一座王府，后来改成了一个大食堂。姜文家就在这座大食堂占了一个角落，统共两间屋子。那年姜文十岁。北京不承认贵州的学历，他在西直门一小把六年级重读了一遍，才升进北京第七十二中学。他比班上同学小两岁，又黑又瘦，不爱说话，整天跟在大孩子后面跑。那是文革后期。学校不怎么上课，大人忙着开会、搞运动，北京城像是交给了这帮半大孩子。姜文的同桌叫英达，就是宋丹丹的前夫，后来导演了《我爱我家》。他们两个人躲在大院的空房子里学抽烟，摇一台手摇唱机。一帮大院孩子凑在一起弹吉他，唱苏联歌。院里还流传着一个故事：几年前，有两个大孩子徒手爬上后院四十多米高的烟囱，在顶上挥旗子，又沿着烟囱口转了一圈。这个故事，姜文后来原样搬进了电影。

家里管得很严。父亲姜洪齐是志愿军老兵，话不多。姜文说，父亲小时候很调皮，烟抽的历害，有点儿不务正业的意思，幸亏后来参加了解放军，才总算没走错道。母亲高阳对几个孩子都严，对姜文这个老大更狠。她管姜文叫"大牲口"，管弟弟姜武叫"二牲口"。姜文后来说：“我妈不能打学生，但能打我。”他在外面惹了祸，母亲用唐山话骂他：“我要有枪就把你崩喽！”有一回啊，已经是半夜12:00了，他的母亲还是把他从床上叫了起来，为的就是要打他，一边打一边问：“你知道你哪里犯错吗？”多年以后姜文回忆这一夜，是这么说的：“老实说，我连自己做错什么事都不知道，但我妈妈打我，一定确实是我有犯错。”写好的碗端了回来，她的母亲会让她重新回去再洗一遍。他问为什么，母亲说：“你每次都要剩一点儿洗不干净，你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第一年高考，他报北京电影学院，没考上。同桌英达考上了北京大学，转过头来劝他换一所学校，骑着自行车驮他去中央戏剧学院应考。1980年，姜文考上了中戏。他拿着录取通知书跑回家，母亲看了一眼，往旁边一扔：“你那一盆衣服没洗呢，别跟我聊这个！”姜文就去洗衣服了。

文革开始那年，姜文才三岁，红卫兵轮不到他当。学者管他这一拨人叫"红小兵"。真正的运动他们赶不上，只能站在街边看热闹，在心里想象自己也参加了。姜文后来在《一部电影的诞生》这本书里，写过那几年脑子里装着什么。他说他从小在部队环境里长大，受的是共产主义教育，刘胡兰、黄继光、雷锋一直在影响他。“就像影片中的马小军那样，我渴望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幻想着举世瞩目的战斗英雄。”他说这些东西渗透在他的骨髓里，融化在他的血液里，所以很自然地带进了他的电影。这个错过了战争、也错过了运动的孩子，十几年后读到一篇小说，一夜没睡。拍了也是经常做这个，就是我把街道扫了，拼命扫街吧，极少的，非常干净。那时候当然没那么干净了，只是我印象中从胡同口这边能看着活动，可是那一段没有垃圾，也没有多余的车停在那里，我觉得它像我的印象。

再到电影之前，姜文啊是先成了电影明星。1986年，他在谢晋导演的《芙蓉镇》里演右派秦书田。那场拿着扫帚在青石板街上跳舞的戏，让他一夜成名。这是一部反思文革的片子。跟他演对手戏的是刘晓庆，两人因戏生情。1987年，他又在张艺谋的《红高粱》里演"我爷爷"。二十几岁，全中国都认识他了。1991年，作家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在《收获》杂志发表。姜文半夜翻开杂志，越看越睡不着。小说写的是七十年代北京一帮大院孩子，打架、逃学、追女孩。他在里面看见了自己的大院、自己的发小和自己的整个少年时代。他去找王朔帮忙改剧本。王朔忙，顾不上他。他就把自己关进一间六平米的小屋，一个半月把六万字的小说写成了九万字的剧本，起名《阳光灿烂的日子》。没人敢把钱交给一个没导过戏的演员。刘晓庆替他四处拉投资，最后凑了三家，一共一百万。1993年开拍的时候，姜文只有三十岁。同一年3月，他当选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他拍得很较真。为了一场戏，他让人把那根四十多米高的烟囱从头到脚粉刷了一遍。1994年9月7日，片子送到电影局审查。电影局提了七处修改意见，有改台词的，有要剪掉礼堂看电影那场戏的，还有一条，是把胡同里打群架时的背景音乐《国际歌》去掉。七处里，他只跟这一处较劲。他的理由是一段记忆。小时候没有电视，大院和街上都挂着大喇叭，每天八点半，广播节目播完，“梆”一下《国际歌》就响起来。姜文说：正是夏天，窗户都开着，你到八点半觉得满世界都是《国际歌》。你就会想到这个气氛，很热很躁。一听这歌，半大小子就想出去找人打架。他一次次去争，电影局最后让了步。《国际歌》保住了，只是声音被压低，埋在一片打斗声下面。

片子送到威尼斯电影节，十七岁的夏雨拿了最佳男演员。1995年在国内上映，卖了五千万。那一年全国票房排第三，排在它前面的是好莱坞的《真实的谎言》和成龙的《红番区》。银幕上的文革是一个北京少年最快活的暑假。马小军拿着一大串钥匙挨家开锁，偷看女孩，和兄弟们骑车冲过空荡荡的街。没有批斗，没有哭声。剧组里也有人不这么看。演马小军母亲的斯琴高娃，在《一部电影的诞生》这本书里写这群少年，说他们是"一群无知而没有教养的孩子们"，说这部片子让人看到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是何等触目惊心"。跟姜文一样在部队大院长大的崔健说得更直白：“没吃过什么苦，也没享过什么福，我们是在阳光灿烂下生长的一代人。父母是部队的，没有受到文革的冲击。”三十多年后，作家查建英在一档节目里把话挑明了，她说，如果把文革看作一场大规模的迫害，这部片子拍的就是加害一方中下层子弟的青春，“你的阳光灿烂，可能正是别人的凄风苦雨的黑夜”。她还提醒，姜文不是不知道那段历史，他自己就演过《芙蓉镇》。姜文后来讲过一个细节，拍片的时候，他脑子里那个年代的孩子是阳光、纯洁、健康的。后来他翻出自己当年的照片，才发现那时候自己的眼神只能用"偏执"来形容。

1995年《阳光灿烂的日子》正火，一位研究中国道教的法国汉学博士桑德琳·舍妮维斯采访了姜文。后来，她成了姜文的妻子。这篇访谈发表在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的刊物上，题目是：对我们来说，毛泽东是初恋。姜文在采访里说，乍一看那像一场盛大的节日和爱情，整个民族爱上了一个人。毛泽东成了某种巨星，整个国家就像置身于最著名的摇滚明星的演唱会。他后来还算过一笔账：自己1963年出生，到1976年，“和老人家在同一个舞台上生活了十三年”。十九年后，2014年9月，他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对七百多名学生演讲，又说了一遍：“对我来说，文化大革命就像摇滚明星和他的粉丝之间的关系。”那天他还说，他拍电影是为了忘记。

《阳光灿烂的日子》赚了钱，姜文和朋友开了一家阳光灿烂制片公司，在三元桥南边的一栋小白楼里，门牌是"甲1号"。姜文说，这门牌号"特像一个重要单位"。据《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很多去过的人至今记得，公司墙上挂着马、恩、列、斯、毛的绣像。后来工作室搬了家，书架上摆着一张少见的毛泽东在延安的照片。同一篇报道还写，姜文住过的地方，写字台上、洗脸间里、床头，凡是能放书的地方，大都是和"毛"字沾边的书：《毛泽东选集》，研究毛泽东的书，还有毛泽东爱读的《容斋随笔》。他说毛泽东是他少年时代的大偶像、大明星，他最大的遗憾是没能请毛泽东签个字。2000年，主持人阿忆请姜文上节目《谁在说》。最后一个问题是：你最希望拥有什么样的荣誉？姜文说：“要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也夸我，说姜文的电影拍得好，那我简直是太高兴了。”阿忆接了一句：毛主席说不定要把你的片子拿出来批判。姜文赶紧说，他只是举个例子。阿忆这句玩笑，没过多久就应验了，只不过拿他片子开刀的不是毛泽东。有一回，美国导演奥利弗·斯通跟姜文聊起毛泽东，说毛是世界级的伟人。姜文说，毛泽东不但是伟大的政治家，更是个极有魅力的艺术家，“他把整个中国当成他的作品”。斯通问他愿不愿意在自己筹拍的毛泽东传记片里演毛。姜文说：“要演的话没有第二个人能够演过我，只是我长得不够伟大。”接着又补了一句：你的剧本里有些描写，中国人民是不能接受的。

这些说法，北京电影学院的郝建教授一条条收集了起来。2014年12月，他在《博客天下》发了一篇长文，题目是《姜文：对强力形象的迷恋和恐惧》。郝建先摆了姜文自己的话。2011年，《青年电影手册》主编程青松问姜文是不是崇拜毛泽东。姜文说：“毛泽东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但他不是我的偶像。”又说：“我不是毛粉，我不是任何人的粉，粉丝……基本上是不动脑筋的，无条件的，我不是无条件的。”在和尚可的一次对谈里，姜文说毛泽东是"中国几千年来能够冒出头儿来的三、五人中的其中一个"。说到毛时代的受害者，他打了个比方，有些人"以自己沾点恩怨为荣"，好像"秦始皇烧的那本书有两本还是我家的了不起似的"。然后郝建写下了对他的判断。他说姜文身上有一种"红卫兵情结"，那是被强大的形象灼伤以后留下的扭曲人格。被迫害、臣服、崇拜，还有自己讨好自己，全搅在一起。对那个强大的形象，姜文既崇拜、迷恋，又有几分恐惧，嘴上还要否认这份崇拜。那个半夜挨了母亲的打、还认定是自己有错的孩子，对着最高的那个人，也是又敬又怕。

1998年，姜文开始拍一部抗日的片子。他要拍的中国人，跟课本里的不一样。这部片的起头，是一句骂。1997年，姜文在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里演了个愣头青。首映活动散场，他怀里抱着一大堆花往外走，一个观众隔着好几个人一把抓住他，气呼呼地说：“姜文，你拍完《阳光灿烂的日子》，你不干正经事了。”说完扭头就走。姜文抱着那堆花，站在原地，很是尴尬。其实啊，在拍片子的是姜文，一直都在琢磨，他对其中有一个故事是尤其心动。那个故事，出自作家尤凤伟的小说《生存》。讲的是抗战末期一个村子啊，由于地处偏远，很少受到战争的影响，村民虽然听说过日军的暴行，却没有真正经历过战争。有一天深夜，抗日队伍将两名腐乳交给了赵武看管，分别是日本兵花无缺三郎和汉奸翻译。抗日队伍要求村里负责看守他们，等回来以后再接走俘虏，并强调一旦发生问题，村里必须承担责任。没来。姜文很快买下了小说的版权，开始筹备他的第二部片子，片名就是《鬼子来了》。姜文从小就爱看打仗片，《平原游击队》《南征北战》的台词能整段背下来。为了这部片，他去了好几趟日本。在一家军服店，老板看他是中国人，拿了一套仿制的日本军装糊弄他。姜文让翻译指出版型和尺寸哪里不对。老板一边赔不是，一边从库里拿出了真货。一个日本的军服到你整个的当时的城市面貌，放到这所有的精确，是不是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够有一种真正的处理？说得特别对，就说你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确作为基础，你不知道你的想象和你的那个感受在哪儿。据说他还在一家刀店看上一把四百年前的武士刀，老板说是文物，不卖。问他买来做什么？姜文说，这把刀给中国人带来过恐惧，摆脱这种恐惧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攥在自己手里，让它属于我。

1998年6月，三十五岁的姜文在日本见到了三十三岁的演员香川照之，定他演花屋。8月，香川和另外四个日本演员到了北京。接风宴上，姜文借着酒劲宣布：“大家都要好好地学法语，我们这部电影一定会去戛纳，而且还能得奖。”香川后来出了一本拍摄日记，书名叫《中国魅录》，那几个月的事都记在里面。开拍前，姜文把日本演员拉去京郊的部队基地军训，第一天练立正，一站三十分钟，最后一次站一个小时。还外景时，香川早上5:30起床赶到了片场，常常看见姜文带着剧组在踢足球，踢完翻身上马。梅尔了，香川就很气啊，他在日记里写：“我下定决心，得对姜文发一次火。”这个决心下了，可火呢，他是一次都没有发出来过。拍花屋回到日军营地挨打那场戏，几个日本留学生下手没轻没重，打了华屋三十多下，嘴角都流出血来了。还有一场戏，因为剧情的需要，演员香川呢，要被装进一个麻袋里，往片场一扔就是一整天。香川照之当时非常担心工作人员把自己给忘了，幸好他旁边还有另外一个演员，他们两人能用日语聊天，缓解一下等待时候的不安心情。片子拍到后来，香川胃穿孔，进了医院。几年后，日本演员中井贵一和姜文合拍《天地英雄》，回国也出了本日记，说姜文"对人总是一派长官对待下属的感觉"。

最后《鬼子来了》这部片子用掉了四十八万尺胶片，比两千万的预算超支三成。按照香川照之的表述，拍摄《鬼子来了》投入的精力在日本啊，足够拍七部电影了。姜文的父亲在片子里客串了一个角色，戏份最后被剪了。据说片子剪好那天，父亲端着一碗面过来，打算边吃边看。两个半小时过去，碗里的面一根没动，坨成了一团。可以想见，姜文的父亲是多么想看到自己的戏份，可他不知道早就被儿子剪掉了。片子拍完，还没通过审查。六年前，张元、王小帅、田壮壮等七位导演，就是因为私自把片子送去国外电影节，被电影局集体禁拍，圈里叫"七君子事件"。有人后来写文章说，这件事姜文压根没往心里去。2000年5月，他把拷贝送到了戛纳。电影圈后来流传的说法是，他连出品方的招呼都没打。2000年5月21日，《鬼子来了》拿下第53届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姜文牵着桑德琳和女儿走上红毯，风光到了顶点。回国以后，等着他的是一场处罚和一份附件列了二十条的审查意见。

你看过去的老照片，这刺刀比人高出这么一拳多，那时候日本人个人来，全世界都玩。处罚先到。五年内，姜文不得担任导演。2000年7月，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当时传出来的说法更重，七年内不准在国内拍电影，也不准上电视，还说姜文多次想见有关官员，都被拒绝了。受罚的时候，姜文还是全国政协委员，这个身份，他一直保留到2008年。

对电影的书面的审查意见来得晚一些。抬头是《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审查委员会关于〈鬼子来了〉的审查意见》。意见开头先算程序上的账，1998年电影局批准这部片子立项的时候，要求修改剧本，可姜文没按要求改，没把剧本报上去备案就开拍了，拍的时候又自己加了很多台词和情节。然后定了两条罪。第一条，片子没有拍出中国百姓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反抗，反而突出展示和集中夸大了其愚昧、麻木、奴性的一面。第二条，片子没有充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反而把日本兵拍得很嚣张。结论是影片的基本立意出现严重偏差。另外，片子里脏话多，有日本兵骂中国人支那猪，有女性裸露的镜头，整体上格调低俗。片名也得按电影局多次要求的那样，重新起一个。意见后面有个附件，把拍出来的片子和批准的剧本是11对仗，一共说了二十条。

第一条就说了这个剧本里村民什么日本兵，一点儿都没有流露出害怕的样子，还大声呵斥了日本兵。拍出来的片子里，村民一开始就惧怕日本兵，言下之意就显得中国人很怂嘛。第四条说的是片子里有一场戏，是日本兵华屋把中国村民想象成了日本武士，心里非常害怕。电影局说，抗战那个年头，日本兵最怕的应是抗日队伍，是八路军游击队里啊，怎么会是他们自己国家的日本武士呢？言下之意就是无法体现抗日队伍的勇猛。第10条说，剧本里，日军进村大开杀戒，百姓终于醒悟，奋起反抗，而拍出来的片子里，百姓到死都没跟鬼子拼，束手待毙，任人宰割，言下之意就是电影显得中国人很窝囊吗？第12条说，片子结尾加了几场戏，日本投降，来受降的是国民党军官，国民党当众处置汉奸，最后借日本兵的手，除掉了马大三。电影局说，这几场戏没有达到批判和讽刺国民党的效果。这几条放在一起，电影局要的就很清楚了，一部标准的革命抗战片。老百姓最后一定要觉醒，日本兵最怕的一定是八路军，国民党一定要被讽刺到位。姜文交上去的，是另一样东西。

第七条意见还说，比如电影里有一个老的刽子手$1流，在剧本里，这个刽子手吹嘘啊自己的手艺，说的是收拾过偷情的太监。片子里改成，他杀过慈禧身边的八大臣，杀过百日维新之主谭嗣同。可真轮到他对付日本兵，不仅没有$1毙命，自己呢还狼狈地逃走了。我$1流，倒是没在意，跟不上。事过第二道看来此人是命不该死了。局说，这给人以千百年来中国人只会举起屠刀杀自己人，却不敢抵御外侮的隐喻。意思就是，中国人对自己人下得去手，对外人却不敢。

第6条说，片子加了一场戏：村民们一个个把脑袋搁到桌子上，将村民马大三朝自己下手，电影局说，这是在表现中国人对自己人只会窝里斗，互相猜忌。第8条说，剧本里，日本兵是逼着村民一起吃饭，拍出来的片子里，变成两边坐在一起，喝酒联欢。第13条说，片子里加了第十一条意见呢，说片子里全村唯一敢骂鬼子的竟然是个疯子。二十条意见看下来，没有一条说这部片子冒犯了共产党。电影局挑的毛病，全在一件事上，片子里的老百姓不够恨鬼子，也不够勇敢。抗战片该有的样子，姜文没拍出来。

姜文自己在那几年的访谈里说过，他不让观众痛痛快快打鬼子，是因为老抗战片拍全民皆兵，反倒被日本右翼拿去当伤害平民的借口。他还说：比卖国贼更可怕的是爱国贼。他说他崇拜鲁迅，鲁迅挖苦自己民族的毛病，是因为爱。郝建看这部电影读出的是另一层意思，片子骂中国人窝呢？姜文想说的是，中国人就是应该挺起腰杆去跟日本人拼事。姜文嫌中国人不够血性。这跟反对共产党的体制是两回事。审查意见最后一句话是：影片须在参照附件认真修改后，重新报请审查。严格说，电影局的结论不是禁映，是改了再送。姜文没改。片子就一直没在大陆上映，到今天也没有。2001年，国内这一头说他美化日本侵略者，日本那一头又惹出了麻烦。片子准备在日本上映，姜文接受朝日新闻采访，提到自己去过靖国神社。结果呢？舆论又炸了锅。姜文回应说，去那里是为了研究军国主义、为创作做准备，还说那篇报道已经越过了娱乐新闻，近乎政治上的猎巫。

那一年，姜文三十八岁。这段时间里，他两头挨骂。当不了导演，他转身去当演员。出发期间，姜文接了不少戏。2002年，他监制并主演了陆川的处女作《寻枪》，随后他去新疆拍何平导演的《天地英雄》。经赵薇介绍，在剧组里认识了周韵。在戈壁滩上，《纽约客》驻北京记者彼得·海斯勒来片场采访他。据界面新闻后来的转述，姜文对他说了一句话：一颗种子无法战胜它的土地。你必须改变土壤。

那段时间，刘晓庆也出了事。2002年，她因为偷税被关进秦城监狱，一关就是四百二十二天。刘晓庆后来在自传里写，2003年8月，她是在姜文的帮助下取保候审的。那年12月，两个人在横店深夜见了一面，姜文去给她和新男友道喜，一直聊到凌晨。十年前替他满世界拉投资的那个人，这回轮到姜文来拉一把。

姜文的妻子桑德拉带着女儿回到了法国，在那边教书，夫妻长年分居。2005年，两人离婚。姜文和周韵结了婚。也是2005年，五年的处罚到期了。他马上开拍《太阳照常升起》。可钱不好找。华谊兄弟的王中军考虑过投，最后还是放弃了。华谊当年是《鬼子来了》的出品方之一，在那部片上吃过亏。片子上映前，王中军给新影联的总经理高军打电话：你觉得我是错过了一个馅饼，还是躲开了一个陷阱？对方说：你绝对是躲开了一个陷阱。最后掏钱的是香港英皇集团的杨受成。几年之后，让子弹飞赚的钱，姜文反过来给杨受成包了一个八百万的红包。

2007年，《太阳照常升起》入围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那一届的评委会主席是张艺谋。出征前，姜文一点不客气，他说：谋事在我，成事在谋。金狮奖最后给了李安的《色，戒》。回国以后，姜文说：不意外，一点也不意外。又补了一句：《色，戒》也算是内地影片嘛。

《太阳照常升起》这部片子从1976年开始讲，一个年轻的母亲疯了，光着脚满村子跑，跟儿子说他爸是最可爱的人，也就是志愿军。另一段故事里，归国的梁老师被冤枉耍流氓，第二天洗清了冤屈，人却没了。片子不按时间顺序走，一路往回倒。最后一个画面落在1958年，大跃进那年，一列火车，一个孩子出生，太阳升起来。从毛泽东去世那一年开场，一路倒回到大跃进那年的早上。片名就叫《太阳照常升起》。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看完心里发冷。他说片子的背景音乐全是苏联革命歌曲，字幕还把普希金标成了苏联诗人。那个年代投下的是黑色雾霾。姜文却把它打扮得浪漫又绚丽。对大跃进以后二十年里发生的事，姜文的回答是：不是你没看见，而是你不懂。观众确实没看懂。片子投了六千多万，姜文自己估票房能有一亿六，最后连一半成本都没收回来。他当时放过话，大意是看不懂这部片子是可耻的。有一回朋友聚会，他借着酒劲说：他们都说不好，我就偏说好。

这部拍那个年代的片子，过审磕磕绊绊，最后有惊无险地过了。片子里没有一句对那个时代灾难的控诉。2008年1月，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公布，姜文的名字没有了。同一份名单里，张艺谋连任，冯小刚新进。2009年，为国庆六十周年献礼的电影《建国大业》开拍，剧组找他演毛泽东。他说演不了，最后客串了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太阳照常升起》赔了钱。后来他在台北对作家龙应台说，就因为别人说那部片子看不懂，他下一部拍了一部谁都看得懂的。不想把观众红高兴了吗？我想啊我我我，我我是这么想的，我说只有我靠观众才能高兴。

2010年12月，《让子弹飞》上映，中国电影集团、英皇和姜文自己的公司联合出品，拿下那一年国产片票房冠军。左右两边都觉得这部片子是自己的，姜文借本片反共的不在少数。说说姜文借本片反共是在自我催眠的也大有人在，好像不管你怎么解读都说得通。海外民运人士王丹在脸书上说，电影一开头，县长上任八年赚了八八六十四万，直指六四，从头到尾政治隐喻不断，真是太过瘾了。国内的毛派网站，把它一段一段对着革命史解读。片子是中影出品，顺顺当当过了审。姜文对这些解读一律不认。2011年，他对程青松说：蒋介石不值得我用一个电影来影射，太不值得了，哪个政治人物值得我用电影影射？大伙儿都觉得好吧，其实好多是过分解读的，我看了都吃惊不是吗？怎么成这样了？说看不懂的我也吃惊，我说这就看不懂了。

拍完这部，他有一整年没露面。据《意林》杂志2012年的一篇文章，他带着六岁和四岁的两个儿子去了新疆阿克苏，没带周韵，不住市中心，每天带儿子拉练好几公里，喝山泉，吃手抓羊肉。理由是，他自己在部队大院长大，那种环境让人性格刚毅，儿子在家被惯坏了。

2014年，好几件事撞到了一起。5月3日，郝建家里，十几个人开了一场六四二十五周年的研讨会，发起人是社科院学者徐友渔。几天之后，郝建、徐友渔、律师浦志强等五个人以寻衅滋事的罪名被刑事拘留，关进了北京市第一看守所。6月6日，郝建取保候审。10月15日，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里批评有人戏弄历史，亵渎祖先、亵渎经典、亵渎英雄。12月8日，姜文的新片《一步之遥》原定当晚举行盛大的首映礼，最后一刻被叫停，官方说法是审查工作尾声出现新情况，紧急修改了一个礼拜，首映礼才在12月15日补办。12月17日，《一步之遥》上映前一天，姜文在北京的工作室里接受澎湃新闻采访，他说：我曾经做过15年的全国政协委员……很多次我们都联名写提案，希望出台《电影法》。被问到想不想演毛泽东，他说：演毛泽东太难了，我是不敢去碰这件事儿。三年前程青松问他同一个问题，他的回答还是，只要有好剧本就愿意演。

也就在这几天，郝建那篇诊断姜文的长文发了出来。一个半年前刚从看守所出来的人，给一个刚被叫停首映的人下了红卫兵情结的诊断。据观察者网报道，有记者问姜文审查改了哪些地方，他说：你不要戳我的伤口，好吗？……这个是我最弱的方面，我没有这个本事。《一步之遥》口碑票房双双失利，他自嘲：《让子弹飞》站着把钱挣了，《一步之遥》站着把钱花了。

两年后，2016年12月21日，姜文参演的好莱坞大片《侠盗一号：星球大战外传》在中国开发布会，他说，接这部戏是因为儿子迷《星球大战》。他拿到剧本的第二天，儿子站在门口不肯去上学，非要爸爸去演。还有一层，拍戏的半年能在伦敦陪女儿。发布会后的圆桌采访，记者问他在好莱坞学到了什么。他说：我还需要跟人学？记者又问，中国什么时候能拍出《星球大战》这样的片子，他说，美国人当年一人一把枪把英国人赶走的时候，中国还在满人的统治下梳着辫子；要慢慢来，先把航母弄好，什么时候中国的航母比美国多一倍，什么都好聊。不是靠电影统治世界的，可能美国那电影拍得很烂，但是全世界就愿意接受，因为人是有航母做后台的。

这番话传开以后，骂声一片。他只回了三个字：不解释。十六年前说比卖国贼更可怕的是爱国贼的，也是他。又过了一年多，2018年3月，他的母亲去世了。母亲走之前两个月，交给姜文一个牛皮纸信封，撑得快要破了。他打开一看，里面全是钱，是这些年他给母亲的，一分没花。他出名以后给母亲买过一套新房，母亲也一直没去住，到最后还住在单位分的老房子里。2018年5月，姜文上了许知远的访谈节目《十三邀》，说起母亲，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能让她看见我做的事情高兴，她老有一种不高兴的样子。同一期节目里，他谈起刚拍完的《邪不压正》，说：我没有去讽刺和夸张的现实，我只是就那么拍了而已……我对生活没有任何恶意。

父亲的故事，他讲了很多年，版本一直在变。1998年出版的传记《汉子姜文》里写，姜文的父亲是志愿军军医，在朝鲜战场上抢救过美国伤兵。早年姜文演完一部中法合拍片，有个法国导演问他：你是你们家第一个跟外国人合作的吗？姜文说：不，我不是第一个，我父亲早就和美国人合作过了。到了2025年，他在台上讲的是另一个版本，父亲面对美军冲锋，操着南腔北调的英语喊话，给自己壮声势。他的发小说，有一部志愿军题材的戏，姜文在心里惦记了二十多年，想用自己的方式向父辈致敬。

2025年4月，北京国际电影节给姜文开了一场大师班。观众问他电影里的隐喻，他说：我不觉得我电影里有隐喻，我说的饺子就是饺子。一个月后，他参加理想国读者日，做《让子弹飞》的映后交流，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刘擎当面问他，这一系列电影里，到底有没有政治隐喻。这一回姜文没有躲。他反问：你生活在一个什么环境里，你生活的环境里带不带你说的那俩字儿？……我怎么能逃离得了呢？那天，他有一句话不止一次地抛给台下的年轻人：你只关心你能改变的。不能改变的，关心了也没有用。然而，二十二年前，在新疆的戈壁滩上，他说的是：你必须改变土壤。

2025年7月18日，姜文时隔七年的新片《你行！你上！》上映，讲钢琴家郎朗和他父亲的故事，姜文自己演郎朗的父亲。骗子投资2亿9000万，上映八天，票房只有8000多万。凤凰网文章的标题是：《姜文新片：跪着，也没挣钱》。片子里，郎朗的父亲骑着摩托车，载着儿子绕着一尊毛主席像转圈。郎朗一家搬家那场戏，钢琴吊在半空，小郎朗在吊台上弹琴，楼下的街坊邻居跟着琴声，合唱《浏阳河》和《保卫黄河》。

郝建的诊断，拿姜文自己这一辈子去对，一处一处都对得上。挨了母亲的打，他认定是自己有错。挨了电影局的罚，他接着当政协委员、写提案。当年说要改变土壤的人，到了六十二岁，劝台下的年轻人别去关心改变不了的事。体制罚他从来不是因为他不忠诚，是因为他不听话。1994年他拎着斧子保下了《国际歌》，2025年他让一街坊的人对着钢琴唱《浏阳河》。三十年里，他心里崇拜的那个人，没有变过。好 我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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