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妖酱：张艺谋：从《活着》到“盛世化妆师”

本期节目深入分析了导演张艺谋的艺术生涯与政治角色的演变。从早期凭借莫言、余华等文学作品拍出《红高粱》《活着》等具有人文关怀的电影，到后来投身商业大片、旅游演出，并接连担任北京奥运会、G20峰会、国庆活动以及《最忆韶山冲》等国家级盛典的总导演。节目探讨了他如何在名利、资本与国家机器之间不断权衡与选择，最终将自己的视觉手艺与极权审美深度融合，成为官方叙事的“盛世化妆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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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大家好，我是爱思考、重逻辑的妖妖酱。1994年，张艺谋拍了活着。凤霞生产时大出血，有经验的医生都被红卫兵关了起来。好不容易从关押中找来一位老教授，他却饿得昏了过去。凤霞就这样死在产床上。这部电影把文革怎样毁掉普通人的生活拍得明明白白。后来走向世界，却唯独不能在中国大陆公映。二十七年后，张艺谋成了最忆韶山冲的总导演。他在毛泽东的故乡，用诗词、歌曲和灯光。重新讲述这位领袖的革命历程。 拍出活着的人，为什么后来成了中共的御用盛典导演？他早年电影里的人文关怀，真的是他自己的吗？今天，我们就拆开国师。这层金身：看他怎样借作家的文学底蕴。成就自己的大师名声，怎样把名声卖给资本，又。怎样拿一生练出的手艺，替独裁政权。化妆、美颜。 用事实和逻辑，把老谋子。请下神坛？

这是一个现代命题。所以从头到尾 这个人说我是谁？我到底是谁？

张艺谋家里的政治成分不好。父亲被定为反革命。大伯去了台湾，二伯又被说成潜伏特务。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很早就知道，自己不能给人留下把。柄。他学写大字报，学画。毛主席像，也学会了怎样证明自己对政治有用。多年以后，他回忆说，为了表示忠诚。主席像要比别人画得更大、更鲜艳、更红。他把这个过程叫作让自己迅速工具化。画得更红，当时是求生。可他也由此练出一种本事：先弄清权威。想要什么，再把那样东西做得醒目、漂亮、不出差错。画的内容由别人决定，他负责完成，而且要完成得比别人好。后来他攒钱买相机，甚至靠卖血凑钱，苦练摄影。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恢复招生。他已经二十八岁，超过规定年龄五岁。最后经过文化部门批示才被破格录取。他读的是摄影系，系统学的是怎样用。光线、色彩、位置和景别抓住观众。他受的专业训练在摄影，不在文学。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文学比电影更早。把个人从抽象的政治口号还原成人。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和新写实小说。重新写人的欲望、屈辱、饥饿、性和恐惧。张艺谋赶上了这批作品，也很快。看出哪些文字最适合变成画面。红高粱就是这样来的。

他利用高档酒杀人没进。张艺谋回忆。他看中莫言的小说，首先因为很。有视觉性，其次因为色彩浓郁。小说里的红高粱、烈酒、野合。和土匪，本来就有一股不守规矩的生命力。张艺谋抓住这些东西，把颠轿子、红布、红日和酒。坊拍成一股扑面而来的热气。他后来也承认，电影最重要的意象和那股。无法无天的劲头，都来自莫言。开拍前还有一个故事。张艺谋去高密看景，发现当地。已经没有小说里那种成片的高粱。秋天要拍，春天就得种。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审批手续还没走完。厂长吴天明。从照明、录音、洗印几个车间的副业收入里凑出四万元。先把高粱种了下去。莫言写出了那个世界。吴天明替电影承担了资金和制度风险，张艺谋。把它变成银幕上最醒目的一片红。1988年，红高粱拿下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成为第一部获得这个奖的中国电影。张艺谋也从摄影师变成了国际名导。此后很多人一提红高粱，首先想到的就是张艺谋。莫言的小说、姜文和巩俐的表演、顾长卫的摄影。反而常常退到了张艺谋作品这五个字后面。

巩俐也不只是张艺谋早年生活里的一段恋情。两人在拍红高粱时相爱，合作和私人关系。一直延续到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之后。张艺谋早期电影里那些受压迫、能忍耐。最后又会爆发的女人，几乎都要靠巩俐的表演才能立住。九儿敢爱敢恨，菊豆困在染坊。颂莲困在深宅，秋菊挺着肚子讨说法。家珍在政治运动里守着一个破碎的家。人物。来自小说，巩俐给了她们身体、表情和性格。张艺谋再替她们创造让观众忘不掉的银幕形象。

天天一怕什么？我怕什么？不怕 你管什么门呢？

菊豆改编自刘恒的伏羲伏羲。小说里的悲剧发生在太行山区。张艺谋把它搬进了南方某地的一家染。坊。布匹可以从高处垂下来，染池可以不断冒出热气。红、黄、蓝几种颜色把欲望和禁忌铺满。银幕。菊豆受虐、偷情、生子，最后被宗法关系吞没。这条命运是刘恒写的。染坊和色彩则是张艺谋的手艺。

大红灯笼高高挂更典型。苏童的妻妾成群写几个女人。在父权家庭里的欲望、算计和毁灭。电影把故事搬进一座封闭大院，又增加。强化了点灯、灭灯、封灯和捶脚等规矩。高墙把人困在一个个院落里，俯拍镜头让整座宅子像一张棋盘。红灯笼亮在哪个院子，谁就得宠；灯。一封，这个女人也就被判了出局。颂莲为了争宠假装怀孕，丫鬟雁儿。在房里偷偷点灯，梅珊最后被带进死人屋。女人们在这套规矩里争夺一点好处。也随时可能被规矩要了命。张艺谋把父权变成了一整套看得见的仪式。这当然是很聪明的电影改编。可从这里也能看到他后来的习惯。复杂的人，被摆进整齐的构图。观众记住了红灯笼，却未必还记得灯笼下面那个女人到底在怕什么。

秋菊打官司看上去完全换了一种拍法。故事来自陈源斌的小说万家诉讼。作家刘恒又花两个月写剧本。张艺谋讲过一个小细节：大家吃完烤鸭，把鸭架。留给刘恒；刘恒夜里写到一两点，就煮一锅鸭架汤。剧本快完成时，张艺谋担心电影会拍成一部普通的农村故事片。于是放下原来的方案，改用接近纪录片的。拍法，还让巩俐混进真实人群里拍摄。张艺谋并不只会重复自己。他对形式极其敏感，也敢临时换掉整套拍法。可秋菊为什么非要讨个说法？乡土人情为什么会和国家法律撞在一起？一个农妇又怎样走进官僚系统？这些真正撑起电影的问题，陈源斌和刘恒已经写在了小说和剧本里。张艺谋改变的是观众看到这些问题的方式。秋菊打官司拿到威尼斯。金狮奖，巩俐拿到沃尔皮杯最佳女演员奖。张艺谋的名气更大了，但电影的力量仍然离不开巩俐。她把秋菊演得又笨拙又执拗。那些藏在街头人群里的镜头才没有让这部电影沦为形式游戏。

到了活着，文学替张艺谋承担得更多。

会开来看你 而撒。我看向你 我。想家人想看 人很喜欢了吗？。起了叫个不赌

余华的小说和芦苇参与创作的剧本。把一个家庭放进国共内战、土改、大跃进和文革。福贵把祖产输给龙二，龙二后来反而。因为这份家产被枪毙，福贵这才庆幸自己败了家。凤霞生孩子时，有经验的医生已经被红卫兵关了起来；好不容易。把人找来，他却饿得一口气吃下太多馒头。根本无力救下大出血的凤霞。政治运动不是远处的背景。它一次次闯进这个家，把家里的人一个个带走。张艺谋给电影加了皮影戏。装。皮影的木箱跟着福贵走过战争、饥荒和政治运动。台上的小人被线牵着，台下的活人也没有多少选择。这个设计很准，但人物为什么会落到这一步，政治又怎样？。在日常生活里肆虐，骨架仍然来自余华。电影比小说温和，死亡少了。结尾也给观众留下一点日子还能过下去的。希望。更多人因此能够接受这个故事。余华小说里那种彻底的绝望也被减轻了。活着没有在中国大陆公映，却在戛纳拿到。评审团大奖，葛优也获得最佳男演员奖。这些成绩把张艺谋推上了大师的位置。也让许多人相信，他是一个在关心普通人的政治命运的导演。

张艺谋不是简单照搬小说。他对颜色、空间和演员的调度都有惊人的能力。可一部电影最重的部分——人为什么受苦，制度怎样伤人？。人物为什么值得同情？。大多由作家先写好了。莫言写生命力，刘恒。写宗法悲剧，苏童写女性困境。陈源斌写权力与法律。余华写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政治命运。张艺谋最擅长的，是把这些内容变成观众忘不掉的电影画面。张艺谋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说文学作品。是电影的母体，导演是用影像讲故事的工匠。还明确表示，自己不是那种一定要建立个人。思想体系的作者型艺术家。1994年，他谈电影与文学，用的题目。就叫文学驮着电影走。 一直到活着。张艺谋最有分量的作品，都由文学提供人物。和思想，他负责把它们变成电影。他是一个极有天分的匠人，但那些人文关怀最早并不是从他心里固有的的。后来，甲方不再是文学，这个区别就越来越明显。

怎么看这10年。了 全世界的电视节 今天看中国的电影 都感觉是中国是暴发户。也明白第五代当年在各个电影节摘金夺银。逢奖励拿的时代过去了 不是我们的水平退步了 是他们的眼光变了。

年代末，中国电影的环境变了。进口大片进入市场，民营。资本开始做电影，院线制改革又把发行和放映推向竞争。过去拍片，导演主要考虑电影厂批不批。电影节选不选；现在还要计算投资能不能收回。哪个明星能卖票，海外片商肯为什么样的中国电影掏钱？。张艺谋转得很快。他从1998年开始筹备英雄。李安的卧虎藏龙成功以后，他一度想放弃，怕。别人说他跟风。后来他又觉得，晚几年拍照样会被说。不如现在就拍，至少还能成为内地第一个。他把这套考虑说得很直接：世俗的问题就世俗解答吧。

英雄最初没有两亿多元的规模。张艺谋请卧虎藏龙的制片人江志强帮忙找武术指导。江志强看完剧本，提出自己投资，还建议请李连杰。李连杰愿意来，预算就要增加一千万元片酬。张艺谋问：能赚回来吧？。江志强说能。随后，张曼玉和梁朝伟也加入。演员越有名，预算就越大。 电影还没有开拍。明星、投资和海外发行已经绑在了一起。张艺谋后来谈商业大片，说这种电影本来就是。为市场拍的。海外片商要动作类型，不加动作。即使请来最有名的华人演员，价格也会立刻掉下来。到了这里，资本已经不只负责出钱，也开始决定电影。该有什么演员、讲什么故事、拍成什么样。

英雄仍然能看出张艺谋对颜色和构图的控制。无名每讲一个版本，服装、树林和宫殿。就换一种颜色。观众未必能说清残剑、飞雪和如月各自。是什么样的人，却很难忘掉黄叶漫天。红衣翻飞和箭雨压城。电影最后让无名放弃刺秦。天下压过了个人仇恨。秦王的统一也被说成必须付出的历史代价。观众没有看到秦王将怎样统治，只看到一个刺客为天下走向箭阵。秦王得到理解，个人的死则被拍得十分壮烈。张艺谋后来承认，英雄上映后，很多人。批评他美化秦始皇和极权。他也说过，自己少拍了三十秒。原来的设想是：无名被射死以后，秦王流下眼泪。八百名大臣却突然大笑，集体向秦王。道贺：恭喜大王，又躲过一劫。这样一来，观众就会怀疑，无名所谓为天下牺牲。也许从头到尾都在秦王的算计之中。这三十秒最后没有拍。张艺谋解释，当时自己满脑子都是英雄，容不下另一个想法。于是，八百名大臣齐声喊杀的场面留下了。能够拆穿秦王算计的结尾却被他自己放弃。电影的气势。更完整了，对强权的怀疑也消失了。2002年，英雄在人民大会堂首映。这个地点的选择和刺秦的主题结合起来，很值得玩味。最后内地票房超过两亿元，成为中国商业大片的标志。音像版权拿去拍卖，贴片广告提前出售，海外发行。预先谈价，电视台连续播放预告。制片人后来告诉张艺谋，一部英雄的观众。可能抵得上他过去十部电影的总和。张艺谋说，他也注意到了。

金熊奖让张艺谋。成为名导，英雄则让他看到，导演的名气。一旦和明星、营销、宏大叙事绑在一起，可以换来多大的市场。早年的电影需要观众跟着秋菊走。很多冤枉路，慢慢理解她为什么一定要讨个说法。商业大片要在两个小时里不断给观众刺激。箭阵。要觅宫殿 要大一服药量 明星要轮番出现。后来的十面埋伏和满城尽带黄金甲继续往这条路上。走。竹林、花海、金甲、菊花，再加上成排的宫女和士兵。画面越来越满，人物越来越像画面里的色块。黄金甲筹备时，还在读书的黄轩试戏。试妆半年多，以为自己已经拿到小王子这个角色。后。来制片方为了发行加入周杰伦，人物关系和年龄随之调整。黄轩被换掉。首映时，学校又派他去做伴舞。一个原以为会坐在主创席上的年轻人，最后站到了舞台后排。黄轩的经历正好摆出了商业大片的规矩。角色。可以为明星修改，故事可以按照海外市场的类型。要求简化，普通演员也可以随时从角色变成背景。张艺谋接受了这些规矩，并且用自己的视觉。能力把它们执行得非常漂亮。多年后，他说三枪拍案惊奇是自己最不满意的作品。制片公司想赶小沈阳的热度，剧本还不成熟就仓促开拍。他把这种处境叫作商业裹挟。可这时的张艺谋已经不是一个没有选择的新人。他有国际声望，也有挑选项目的能力。资本要为三枪的失败负责。张艺谋接下这个项目，也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电影票房有起有落，旅游演出却可以每天卖票。印象·刘三姐让张艺谋发现，导演的名字不只能卖一部电影，还能与政府一起搞商业运作。这个项目由广西方面推动，1998年开始筹备，2004年在阳朔正式公演。两公里漓江水面成了舞台，十二座山峰成了背景，几百名当地演员和渔民参加演出。

主持人问张艺谋，当地为什么找他？张艺谋说，发起方首先考虑的是生意，看中了图兰朵和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名气，想利用我的这个招牌带动旅游。他也承认，自己就是项目的一块招牌，主要采用宏观调控的创作方法。

张艺谋曾设想把十二座山峰全部照亮，让远山随着表演变换颜色，甚至讨论过在附近建一座发电厂专门供电。由于资金不够，这个方案没有实现。在他的设想里，山水不再只是风景，而是一座可以用灯光控制的巨型剧场。

张艺谋还承认，王潮歌和樊跃加入以后，许多具体点子来自这两位联合导演。他不能长期待在阳朔，主要负责开会、确定方向和提供品牌。这样一来，模式反而更容易复制。张艺谋不必每天守在现场，各地拿出山水、资金和地方文化，再配上一支长期执行的团队，印象系列就能继续开下去。2006年，印象丽江在海拔三千多米的玉龙雪山开演。

2009年央视采访时，现场突然下雨，演员照常表演，观众穿着雨衣看完。五百多名演员来自当地多个民族。一位普米族青年扎西次里说，他以前在外打工，收入很低，参加演出后每月能挣三四千元，家里人都托他介绍工作。旺季一天要演三四场。运营方当时宣称，八千七百万元投资，两年就能收回。

这些项目确实给一部分当地人增加了收入，也给地方带来了游客，可台上那些被称为原生态的演员，既被当作民族文化来展示，也要常年在雨里、烈日下重复演出。张艺谋的名字印在海报上，真正每天把演出撑起来的，还是当地演员和现场团队。

项目成功以后，地方政府和企业纷纷找上门。樊跃说，当时有二十多个城市和地区等着合作，几乎每周都有人打电话。IDG资本也进入公司，希望把一台演出变成可以在各地复制的文化产业。IDG资本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外资风险投资机构之一，长期投资科技、互联网和消费企业。到了2016年，一家上市公司以十九亿元收购观印象全部股权。交易材料显示，张艺谋此前通过持股平台间接拥有观印象百分之二十五的权益。十九亿元的四分之一不能直接算成他的个人所得，但文件至少说明，他不只收取导演服务费，还能通过持股分享公司的增值。从这时起，张艺谋的名字已经从作品署名变成了商品标签。地方政府需要旅游项目和政绩，投资人需要一个容易推销的故事，海报上只要出现张艺谋，项目就更容易立项和卖票。至于王潮歌、樊跃和现场团队具体做了多少，普通游客很难知道。

这门生意并非每次都成功。有的印象项目赚钱，有的常年亏损。印象·刘三姐的运营公司后来甚至进入破产重整。项目上马时，地方政府、资本和名导都能讲出好听的理由。项目亏损以后，修路、建剧场、买设备和长期运营的成本，往往要留给当地继续承担。

2009年的中国铁路宣传片，让这种甲方关系直接摆到了台面上。据披露，项目制作费用是一千八百五十万元，张艺谋说自己拿到的税后酬劳是二百五十万元。他原本想用人物和情感串起整部片子，铁道部却要求塞进大量信息，最后只好保留很多字幕，成片连他自己都不满意。不满意并没有妨碍交片和领酬劳，铁道部决定宣传片必须说什么，张艺谋负责把这些要求拍出来，片头再加上他的名字。

年轻时，他用自己的视觉能力替文学服务，到了这里，同一套能力开始直接为政府部门的宣传服务。可资本和地方还不是他分量最重的甲方。早在英雄上映前，张艺谋就主动走进了一个更大的项目，还明确说过，愿意为它放下电影，比如奥运会开幕式。

我的天啊 这中国人那时候的心情开玩笑呢！你感动砸了！你怎么可能睡着？

2001年北京申办奥运，张艺谋担任申奥宣传片总导演。北京市长刘淇觉得片子还不够来劲，问他能不能加入威风锣鼓。张艺谋马上把锣鼓改成体育比赛的节奏，说这样看起来就像中国人在为运动员、为奥运助威。为了拍到几秒钟的大场面，原定一个月后举行的大运会开幕式彩排被提前，上万人在大热天里做了两次完整彩排，现场没有观众，只有摄制组。张艺谋后来解释，演员在申奥片里看到自己，会觉得这身汗没有白流。申奥片里那几秒钟的热闹，背后是上万人临时改动日程、来参见两次彩排。宣传片送审以后，奥申委领导又觉得力量不够，没有拍出中国人申奥的热情。团队连熬几个通宵，重新剪辑、重新配乐，直到刘淇满意。

张艺谋还帮副总理李岚清挑衬衫和领带，提醒他控制讲话的音量。代表团怎么笑，怎么走、怎么鼓掌，也都事先排练。在这套工作里，无论普通群众还是国家领导人，都是国家形象的一部分，都要经过张艺谋的手来调色。

张艺谋很愿意做这件事。申奥成功以后，记者问他想不想执导开、闭幕式，他说希望自己成为首选。哪怕要准备三四年，少拍一两部电影，甚至暂时放下别的事情，他也愿意。因为奥运会能展示中国的国力和科技，全世界的观众加在一起，是任何电影都比不了的。他看重的并不只是观众多，奥运背后是整个国家机器，钱、人、场地和传播渠道都不是一部电影能够相比的。政治权力也会决定最后表达什么，张艺谋很清楚这个位置能带来多少资源、声望和地位，所以主动去争。这个位置是他自己争来的。

2008年开幕式前，鸟巢里举行过一次审看。来的有三位政治局常委和三十多位正副部长。房间坐不下，一些副部长只能靠墙坐着。张艺谋坐在后面，一边听，一边记意见。一个多小时以后，领导告诉导演组，这些意见不用全部照搬，符合艺术规律的可以吸收。张艺谋回忆这件事时说，这次还真是很民主，领导也不愿意把艺术家的思路弄乱。三位常委和三十多位部长一起看节目、提意见，本身已经说明了谁是最后的甲方。领导允许导演在既定方向里保留一些专业判断，张艺谋就觉得这是民主。他早已接受了这套分工，政治决定说什么，他来决定怎样实现得最好看。

开幕式要让世界看到一个历史悠久，国力强盛、组织严密、万众一心的中国。张艺谋把这些要求交给了成千上万名表演者。新华社报道过击缶而歌的训练，每个战士要完成一千多个动作，其中有四十五个鼓点，二百一十二次动作变换、三百次跪地和二百四十次下蹲。脚放在哪里，头抬到什么角度，马步扎多高，都用定位点和拉线一遍遍校准。张艺谋后来称赞军队，特别提到听从指挥、服从大局、纪律严明和无私奉献，说他们完成了别的团体做不到的任务。他看中的不只是军人的体能，还有军队最基本的组织方式，命令一下，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感受放在后面，先把动作做齐。

活字印刷那一段也是这样。观众从高处看到上千个字模一起升降，以为那是一台精密机器，里面其实藏着八百九十七名战士。每个字模长宽只有七十五厘米，高一米四。正式演出那天，他们下午两点就钻进去，在北京盛夏的闷热里弯腰等了六七个小时。因为不能随便出来上厕所，他们穿着尿不湿上场。一个简单的升降动作，练了几个月。观众看到的是整齐起伏的汉字，镜头没有告诉他们，字模里的人已经弯腰等了六七个小时。张艺谋追求的整齐越精确，人的身体就越要服从。表演者一旦露出疲惫、犹豫，或者自己的节奏，那个完美的整体便会被破坏。

歌唱祖国又把这种取舍落到两个孩子身上。临近开幕的一次现场彩排，一位政治局领导听完后提出，林妙可的声音必须换。导演组最后留下林妙可的形象，采用杨沛宜的录音。音乐总监陈其钢后来解释，杨沛宜的声音最好，林妙可更适合出镜，因此组合出了最完美的声音和最完美的形象。他把这叫作国家利益，还说这样安排对两个孩子都公平。结果是，一个孩子出脸，一个孩子出声。林妙可被全世界看见，杨沛宜的名字当晚没有出现。国家领导人提出要求，导演组完成调整，再由音乐总监用国家利益来解释。两个孩子是不是愿意，观众有没有权利知道真相，都排在了完美的国家形象后面。

闭幕式的记忆之塔把人送到了三十米高空。参加表演的战士郭建龙回忆，最多的一次，他一个上午上下攀爬一百九十趟，只休息了二十分钟；有人练到手掌血肉模糊，执行导演还说，战士们抢着去最高、最危险的位置，被换到底层会觉得没面子。有人落选时，嘴上说服从，眼泪却掉了下来。这些战士或许真把演出当成荣誉，导演组也正是借助这种荣誉感，让人接受危险、疼痛和长时间训练。最后，伤口和眼泪都成了奉献精神的证明，观众只看到塔上的整齐和壮观。

苏珊·桑塔格谈法西斯美学时，总结过几种常见的形式，大规模聚集人群，把人变成可以摆布的物件，把同样的动作成倍复制，再用军事化的精确，让一具具身体服从一个强大的整体。击缶、活字和人海方阵，与这些特征高度相似。法西斯美学的关键不在于人多，也不在于动作整齐，而在于人怎样被使用。在这些节目里，个人必须抹掉差别，服从才会显得崇高。孩子的真实身份可以让位于国家形象，表演者的身体也可以让位于整体效果，观众赞叹的，正是一个整体随意调动个人的力量。

张艺谋没有创造中共这套政治制度，奥运会的很多决定也不是他一个人作出的。但他不能把自己说成一个只管镜头的手艺人，他主动争取总导演，参与挑人、训练、调度和呈现，还公开赞美服从大局、纪律严明。中共交给他军队、场地和政治任务，他用自己的才能把服从拍得壮美，把牺牲藏到后台，把国家意志变成一场令人激动的视觉体验。奥运以后，国师这个称呼越来越响，它不只是在夸一个导演有本事，也点明了他的新角色。中共想让世界看见什么，他就负责把它做成一幅好看的影像鸟巢以后，张艺谋成了国家大型活动最放心使用的导演之一。他的名字同时出现在商业电影、旅游演出、部委宣传和国家庆典里。项目的用途不同，他的工作方法很少改变：甲方先定主题，他再用颜色、灯光、队形和技术，把主题放大到所有人一眼就能看懂。

2016年杭州G20峰会，这是习近平上台后最大的外交活动。张艺谋执导西湖上的最忆是杭州，交响乐、芭蕾、采茶舞和水面投影被放在一起，拼出一个古典、现代、温和又开放的中国。演员和乐团在盛夏连续排练，杭州爱乐的乐手把那一个月称为军训。这次外交活动不要2008年那种震天动地的气势，张艺谋便收起击缶和方阵，换成江南山水。国家想显得从容，他就把中国拍得没有矛盾，也没有杂音。峰会结束以后，原来的印象西湖改版为面向游客的最忆是杭州。国家活动给节目做了最昂贵的一次宣传，地方旅游接着卖票。张艺谋已经很熟练地把政治任务、地方生意和自己的品牌放进同一个项目。

2019年国庆七十周年联欢活动，他又担任总导演。三千二百九十名群众演员，每人举着一块光影屏，按照电脑拆好的模块和现场口令跑位，最后拼成长城、风筝、和平鸽和五星红旗。张艺谋把晚会形容为自由、生动、欢愉、活泼，还设计了人民万岁焰火，说要呈现一幅欢乐祥和的盛世图景。场中央自由舞蹈的人，的确比2008年的军人方阵轻松。负责拼图的三千二百九十个人，却仍要在规定时间走到规定位置，举起规定颜色的屏幕。每个人只掌握一小块画面，完整图案由电脑和总控系统决定。张艺谋口中的自由，没有改变这场表演最基本的关系：少数人设计全局，大多数人照口令完成自己的那一格。

2021年，最忆韶山冲在韶山新建的红五星剧场首演，张艺谋担任总导演。项目由湖南财信金控、IDG资本和湘潭产业集团等共同投资，官方给它的定位，是沉浸式革命传统教育和红色文化体验。这台演出用诗词和歌曲讲毛泽东的亲情、成长、求索和革命，从个人寻找出路，一直讲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两千四百五十平方米的舞台上，几百根灯条、巨型屏幕、水舞台和升降舞台一起运转。制作方把其中的光影矩阵称为北京奥运活字表演的升级版。奥运会用八百九十七个人控制字模，韶山用灯光单元组成矩阵；控制方式更先进了，表达的还是同一件事：所有单元听从总控，最后托起一个宏大的国家和领袖形象。张艺谋说，这是用现代理念阐述红色文化。奥运会上那套法西斯美学，也由此进入了红色旅游：一个中心发出指令，所有单元整齐响应，领袖则在这种整齐中变得神圣。

他年轻时画过毛泽东像，那时家庭出身让他害怕，他把像画得又红又大，是为了在政治运动里保护自己。到了韶山，这一次没有人拿着大字报逼他，他主动担任总导演，用最新的舞台技术把毛泽东重新做得又大、又亮、又正确。这和活着形成了一个很难回避的对照。活着拍过文革怎样赶走医院里的医生，让凤霞死在混乱和无知里。最忆韶山冲讲到毛泽东，只留下亲情、成长、求索和信仰。由他发动的政治运动，以及那些运动给普通人造成的灾难，全都没有进入舞台。红色旅游需要一个可以敬仰的毛泽东，投资人需要能长期卖票的项目，地方政府需要革命教育，张艺谋把这三种需要都做成了光影奇观。盛世化妆师做的就是这类工作：哪些地方打光，哪些历史打码，领袖以什么样子出现，普通人以什么樣子出现，都会影响观众怎样理解这个国家。张艺谋不必站出来替文革辩护，他只要删去灾难，把领袖拍得亲切，把群众拍得整齐，把今天拍得辉煌，政治宣传就已经完成了。

他的超生事件，又让人看见他面对权力时的另一种选择。2013年，张艺谋和陈婷承认两人育有三个孩子，分别生于2001年、2004年和2006年，两人到2011年才登记结婚。为了隐藏孩子父亲的身份，孩子上学以后，老师从没见过张艺谋。一家人出门，他和孩子至少要隔开两百多米。他后来承认，自己有侥幸心理，想蒙混过关。事情曝光后，他最担心的是多年用作品建立的品牌毁于一旦。计生部门后来向两人征收了七百四十八万七千八百五十四元社会抚养费。计划生育是国家对私人生活的粗暴干预，张艺谋想多生孩子，本身不该成为罪过，值得讨论的是他的处理方式。他有名、有钱，也能接近最高层，却没有公开反对这项伤害过无数家庭的政策，他选择秘密绕开规定，让陈婷和孩子长期生活在不能公开父亲身份的状态里。在私人生活中碰到权力，他躲开，能蒙混就蒙混；权力要办奥运、国庆和红色演出，他又愿意站到最前面。公开反对计生政策会带来风险，替政权办大典却能换来声望，他每次都选了对自己更安全、更有利的那条路。

2022年北京冬奥会，张艺谋再次担任开、闭幕式总导演。他说，一个人能两次执导奥运，是因为祖国强大，自己很幸运。合作了二十多年，他已经十分了解中共要怎样介绍中国，中共也知道他能交出什么。2008年，他靠真人方阵表现一个能够动员、服从命令的中国。2022年，大面积LED地屏、算法和实时影像代替了不少人海，画面变得干净、空灵，充满科技感。当时中国社会仍在严密的疫情管控之下，封城、健康码和普通人的生活困境没有进入开幕式，全世界看到的是一个浪漫、自信、面向未来的强国。张艺谋换了技术，也换了审美，但他仍在完成同一项工作：把政权希望展示的中国，做得比现实中的中国更漂亮。

你可不能去见他 他是阶级敌人

时间再倒回2014年，最后看归来。这部电影常被看成张艺谋回到早年创作的一次尝试：不再拍大片，不再摆人海，重新讲政治怎样伤害一个家庭。但电影能够走多远？张艺谋在开拍前就作了选择。原著是严歌苓的陆犯焉识。小说用了很大篇幅写劳改和政治改造，写一个知识分子怎样被制度长期折磨。张艺谋读完后说，劳改那部分拍轻了，没意思，拍深了恐怕也拍不了。他索性放弃这部分，只拍陆焉识回家以后的故事，把时代造成的伤害放进一个失忆的妻子、一个不能相认的丈夫和一封封旧信里。张艺谋没有继续往劳改制度里拍，他知道那里才是故事最沉重的部分，也知道拍深了，电影很可能无法通过审查，于是他只拍政治运动结束以后，受害者怎样带着创伤继续生活。观众会为冯婉瑜流泪，却很难从电影里看见，究竟是谁把陆焉识送去劳改，又是谁让这个家庭变成现在的样子？电影里那些信，也不是张艺谋一个人写出来的，严歌苓、编剧邹静之和文学策划周晓枫等人分头写，他负责删减和提炼。从红高粱到归来，近三十年过去，张艺谋仍然需要作家先提供人物的记忆、疼痛和感情，他再用演员、画面和节奏把它们送到观众面前。

归来可以看见他的矛盾。他没有忘记政治曾经怎样伤害普通人，也还想拍这种伤害，可他只愿意拍到审查允许的地方，再往前一步，就可能碰到他已经依附的那套权力。他不肯走这一步，便把制度造成的悲剧处理成一个家庭内部的等待和爱情。也是在那几年，张艺谋谈到自己的性格，说自己是隐忍的典型，有逆来顺受、特别能忍的一面。他说自己并不欣赏这种性格，但已经长成了这样。他还多次强调，导演只是手艺人，不愿意承担公众放在文化精英身上的责任。手艺人三个字给他留下了一条退路：办奥运、国庆联欢和领袖纪念演出时，他是调动巨大资源的总导演，愿意接受最高权力的审看，也接受国师的名声；等人问这些作品替什么政治服务、把什么现实藏了起来，他又说自己只管手艺。资源和荣誉由总导演来领，责任却被推给了甲方。

归来里，陆焉识只能冒充一个读信的人，坐在冯婉瑜身边，念自己当年写的信。冯婉瑜认不出他，仍然在每月五号去车站等丈夫。张艺谋知道这样的悲剧从哪里来，也知道哪些话不能说，他最后选择陪着观众流泪，却不肯点出制造悲剧的权力。这个选择让归来显得深情，也让它显得怯懦。张艺谋的勤奋、技术和视觉天分都是真的，也正因为这些本事是真的，才更有必要追问，他把它们交给了谁。把这些经历放在一起，张艺谋的变化并不复杂。早年，他借文学得到作品的深度，后来，他靠资本扩大名声和市场，再后来，他把国家机器提供的资源变成自己的最高成就。甲方越来越有钱，也越来越有权，他的位置跟着越来越高，作品里的具体人物却越来越小。这不是一个艺术家被迫放弃理想的故事，张艺谋每走一步，都算过名声、资源、风险和位置，他害怕失去已经得到的东西，也看重权力能够提供的安全和好处，所以一次次选择了更强的甲方。手艺人。这个说法听上去谦逊，实际把最重要的责任和担当避开了。国师这个位置，不是一次政治任务换来的，而是几十年里许多次选择积累起来的。张艺谋懂得权力希望别人怎样看中国，也愿意用一生练出来的手艺，替权力完成这幅画。以后再看他的红色、方阵和烟火，不能只问画面好不好看，还要问一句：它在替谁说话，又把谁藏了起来？今天就聊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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