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妖酱：新华社时间线为何对不上？如何评价朱镕基？｜告别朱镕基
本文探讨了朱镕基逝世时新华社官方公布的时间线与海外推特爆料之间的巨大时间差，并深入回顾了朱镕基的生平功过。文章从其早年右派经历、上海主政、处理三角债与通胀、国企下岗潮、三座大山、加入WTO以及权贵资本主义等多个维度，剖析了朱镕基作为“清官”与“党国修理工”的双重角色，指出他虽然挽救了中共的财政与金融危机，但其改革成本却由广大普通民众承担，且最终强化了一党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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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大家好，我是爱思考、重逻辑的妖妖酱。北京时间8月12日，新华社宣布朱镕基去世，称他当天11点06分停止呼吸；可是前一晚9点09分，推特上已经出现它的死讯，早了将近14个小时。推特上最早一条“独家消息：朱镕基去世”，显示的是8月11日上午6点09分。这个时间是美国西部夏令时。换算到北京时间，是8月11日晚上9点09分。第二条“是非成败，留给后人评说吧。再见，朱先生”，换算到北京，是8月12日下午2点39分。第三条“北戴河假期被打断了，朱镕基去世”，换算到北京，是下午3点23分。新华社客户端的讣告发布时间，是下午6点00分51秒。也就是说，如果只问“官方在死亡后多久发讣告”，答案是大约6小时55分钟；但真正蹊跷的不是这七个小时，而是第一条死讯竟然跑到了官方所说死亡时间之前，早了13小时57分。
在中共政治里，高层人物的死亡从来不只是一件家事，更是一项政治信息工程。所以，在一个把领导人健康、病情、最后时刻都视为国家机密的体制里，死讯何时发、由谁先发、为什么有人提前知道，本身就是政治的一部分。更有意味的是，再过五天，就是江泽民百年诞辰。江泽民与朱镕基，一个提供最高政治授权，一个负责筹划、执行政策改革。他们共同塑造了所谓“改革开放黄金时代”，也共同给今天留下了一部账目庞大、债主众多的政治遗产。
有人怀念朱镕基把中国送进WTO，也有人忘不了两千多万下岗工人的眼泪。分税制救活中央财政，为何又催生土地财政和天量地方债？他的住房、医疗、教育改革，为何变成民众头上的“三座大山”？世界工厂究竟创造了中国奇迹，还是血汗工厂里的各种内卷？朱镕基是改革英雄，还是最高明的党国修理工？有人称他是中共官场里的“一股清流”，也有人看到，他的儿子朱云来在他高国企改革的时候恰恰进入了承销国企上市的中金公司。让我们翻开历史，回到那个改革时代，看一看朱镕基的功过春秋。
1957年，朱镕基在国家计委工作，二十八岁，副处级干部。那一年，中共号召整风，要干部给党组提意见。朱镕基后来回忆，同事们对他说：“你是党组领导的秘书，你不跟党组提意见，那谁提啊？”他推不掉，只好在局里的会上讲了三分钟。他没有反对共产党，没有要求民主选举，甚至没有使用“官僚主义”这种重话。他只是说，国家计委和一些地方计委做计划不认真调查，主观主义正在滋长，对工作有害无利。三分钟说完，会议继续。
可几个月后，整风突然变成反右，单位需要完成划右派的指标。1958年1月，朱镕基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撤销职务，行政降两级。后来又被下放劳动，文革中再进五七干校。一个年轻人因为相信党真的想听意见，说了三分钟真话，赔进去二十年。如果朱镕基后来成为一名反对专制的人，这会是一个顺理成章的故事。可他没有。1978年摘帽以后，他恢复党籍，重新进入国家经济部门，而且终其一生都没有离开中共划定的政治边界。
这段经历没有让他得出“权力必须被约束”的结论。他得出的结论更像是：党不能交给蠢人管理，政策不能交给外行执行。这正是理解朱镕基的一把钥匙。他亲身知道中共怎样冤枉一个人，却从未要求建立一套不再冤枉人的制度；他痛恨说假话、做假账和推卸责任，却不反对那个决定谁可以说话的权力。他要纠正的是低效、混乱和腐败，不是共产党对社会资源的垄断。改革年代需要的恰好就是这样的人：他受过苦，所以容易得到普通人的信任；他懂经济，能解决实际问题；他敢批评官员，又始终服从中共的政治原则。
1988年，朱镕基出任上海市长。上海人很快发现，这位市长不像过去的官员。他上电视回答市民提问，不只讲原则，能说菜价、交通和工程细节；下属报出一个含糊数字，他会立即追问。老百姓看惯了念稿子的领导，突然见到一个听得懂问题、记得住数字、还能当场作决定的人，朱镕基的名声由此起来。
1989年，上海同样发生大规模学潮。学生提出不用军队、事后不追究。朱镕基后来回忆，上海本来就没有调军队的计划；只要学生“悬崖勒马”，便“既往不咎”。他在电视上反复强调上海不能乱、不能停产。上海没有出现北京那样的坦克上街，这一点是事实。但也不能因此把朱镕基写成站在学生一边的人。北京开枪之后，上海仍然抓捕、审判参加抗议的人。朱镕基选择的是不用军队恢复中共的秩序，不是反对中共镇压。这条分寸拿捏得非常准确。他比只会开枪的官员聪明，又绝不越过党的红线。
江泽民进北京后，朱镕基接任上海市委书记；1991年出任副总理；1992年绕过政治局委员这一层，直接进入政治局常委。邓小平看中他的魄力，江泽民需要他的本事。一个曾经被中共迫害的人，最后成了中共最需要的干部：他可以批评不称职的官员，可以大幅修改经济政策，但不能质疑一党统治。
朱镕基进入国务院时，中国经济面临严重困难。最先需要处理的是“三角债”。一家工厂把产品卖出去，收不到货款，于是也不给上游付款；上游没有现金，又拖欠银行贷款。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许多工厂因此停产，也发不出工资。朱镕基去了东北。他把企业、银行和地方负责人叫到一起，不听空话，一笔一笔核对谁欠谁的款。1991、1992两年，银行投入520亿元，地方和企业自筹35亿元，清理了2190亿元拖欠。后来有人用一句话概括：投入一元，解开四元债务。企业拿到欠款，可以重新购买原料和恢复生产，许多工人也重新领到了工资。
1993年，各地争上项目、抢建开发区，银行违规拆借，固定资产投资失控，物价猛涨。朱镕基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推出宏观调控“十六条”，清理开发区，压缩投资，收紧信贷。1994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达到24.1%；到1996年，通胀明显下降，经济仍保持增长，没有像过去那样一脚急刹车踩到停摆。这就是后来所说的“软着陆”。这一仗也打赢了。通胀最先洗劫的就是工薪家庭，朱镕基把物价压下来，保住的是亿万普通人那点有限的工资和存款。
这些真实的成绩解释了他为什么获得巨大声望。他不是中南海里又一个只会念文件的人。他能迅速找出问题的关键，要求相互推诿的部门共同负责，也敢承担拍板的责任。可连续的成功，也让朱镕基越来越相信：只要最高层判断正确、命令明确，再依靠行政权力强制执行，就能解决大部分经济问题。政府可以计算哪家企业亏损、哪家银行坏账太多、裁掉多少人可以扭亏；但在这些数字里，一个四十五岁的车工失去工作以后怎样生活，并不是最重要的指标。
1998年，朱镕基成为总理。这一次，他要重组整套国有经济，而几千万国企职工的生活也因此改变。1998年3月19日，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朱镕基第一次以总理身份出席记者会。他给自己定下三年期限：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要脱困，金融系统要完成改革，国务院机构要精简。他说：“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记者席上响起掌声。中国人太久没有见过一个敢把自己的政治生命押在工作上的总理。这句话后来一再被播放，成为朱镕基最耀眼的历史镜头。
同一年，沈阳。美国PBS的纪录片摄制组进入一家债台高筑的国营机床厂。厂里的宣传干部非常紧张，想方设法阻止记者接触即将下岗的工人。有一名仓库女工，叫张淑艳。她的丈夫生病，原来工作的发动机厂不再提供帮助；她自己的月工资从48美元降到36美元，岗位也随时可能失去。厂里正在动员工人“自愿”离开，她不敢签字。面对镜头，她问：“我是妻子，难道把他扔下不管吗？”说到家里的钱，她哭了。她告诉女儿，一定要好好读书，考上大学，这是逃出贫困唯一的路。随后她说了一句：“我的生活已经不重要了，我只希望女儿以后能过得好。”
人民大会堂里，朱镕基说要穿过地雷阵；沈阳的旧厂房里，张淑艳说自己的生活已经不重要了。这两个镜头合在一起，才是朱镕基改革的完整画面。国企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有些工厂设备落后，产品堆满仓库；厂长由组织任命，投资失败不用辞职，亏损了找银行继续借。企业还包办住房、医疗、学校和养老，最后连一盒粉笔、一张病床都压进生产成本。继续用贷款维持所有亏损企业，只会把银行和财政一起拖下水。朱镕基开出的药方叫“三年脱困”：关停并转、减员增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把优质资产重组上市。在朱镕基看来，这套逻辑十分完整。
可如果从工厂门口往里看，问题就来了：企业几十年积累的坏账，究竟是谁造成的？工人没有权力选择厂长，没有权力否决地方书记拍板的项目，也看不到企业的真实账本。厂长买错设备，地方政府强令扩建，银行按行政命令放贷。到了最后，犯错的人继续当官，最先被赶出厂门的却是从未拥有决定权的工人。
“下岗”这个词，就是那个年代最巧妙的一次政治包装。人已经失去岗位和正常工资，却不叫失业，因为同时宣布几千万人失业太难听。他们仍被挂在原单位名下，等待“再就业”；如果自行离开，还可能拿不到补偿。国家用一个新词，把自己的责任变成了工人需要调整观念的问题。1998年至2002年，国有单位下岗职工累计2023万人；加上此前几年，国家统计局后来给出的总数是2715万人。这还没有包括大量集体企业职工，以及那些被“买断工龄”、提前退休、放长假的人。
东北、西北和老工业城市受伤最深。许多夫妻同在一家厂，工资、住房、医疗、托儿所和退休金全拴在这个单位上。厂门一关，失去的不只是两份工资，而是一整套生活。中央1998年的文件甚至专门规定，夫妻在同一家企业，尽量不要安排两人同时下岗；如果一方已经下岗，另一方所在企业也尽量不要再安排。红头文件出现这句话，正说明现实中已有多少家庭两个人一起失去收入。
有人拿到几千元或者几万元补偿，在“买断工龄”的协议上签字、按手印，从此与工作了二三十年的工厂两清。一位黑龙江重型机械厂女工刘心惠，1998年3月1日下岗，直到十八年后才拿到五万元买断金。她形容那一刻：几万块钱，就把自己彻底“卖”了。更多人去了早市、烧烤摊、澡堂和出租车公司。四十岁的纺织女工过去有八级工的丈夫、单位托儿所和劳动模范奖状，转眼间却被告知自己没有“市场需要的技能”。有人把家里的缝纫机搬到街边，有人在零下二十度的夜里卖烤串，有人为了给孩子交学费四处借钱。
1999年春晚，小品《打气》让一名下岗工人喊出：“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这句话在央视的舞台上是乐观，在下岗家庭的客厅里却像讽刺。企业领导还在，造成亏损的干部任命制度还在，只有工人被要求把失去工作理解成一种爱国奉献。民间后来流传一句话：“朱嘴一张，工人下岗。”这句话粗糙，也不完全公平，但它记录了官方改革史不愿正面书写的感受：政府把他们称为需要分流的冗员，而他们认为，是国家单方面结束了过去对工人的承诺。
就在工人被推出厂门时，朱镕基开始用另一种办法处理银行。1998年，财政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为四大国有银行补充资本金；随后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接走大约1.4万亿元不良贷款。银行的账本干净了，优质国企得以重组和上市，金融系统从悬崖边被拉了回来。这些措施避免了一次可能影响全国的银行危机，当然是朱镕基的功劳。可比较政府对银行和工人的不同安排，问题也很清楚：银行的错误由国家信用兜底；工人失去工作后的困难，主要由个人和家庭承担。银行得到2700亿元资本金和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张淑艳得到的是每月36美元，以及一句“转变就业观念”。
朱镕基不是不知道有人会遭罪。他知道，并且相信这是挽救全局必须付出的代价。真正的问题是，决定谁下岗的人不需要选票，承担代价的人没有独立工会、自由媒体和法院替他们讨价还价。改革需要成本，这句话没有错。问题是，承担成本的人是否参与过决定，是否有权提出条件，是否得到足够补偿。中国的下岗工人三样都没有。
张淑艳在镜头前说，她唯一的希望是女儿考上大学。可她不知道，自己即将失去稳定工资时，住房、医疗和教育也在同时改革。
还是1998年3月19日那场记者会。朱镕基宣布，当年下半年停止福利分房，住房分配改为货币化和商品化；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也要全面改革。
第二年，中国高校突然大规模扩招。
这三项改革单独看，都有现实理由。福利分房只照顾有单位、单位又有能力盖房的人，大量普通市民和农民根本享受不到。单位医疗保障差异很大，也难以维持。中国大学招生人数太少，许多年轻人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
问题是，这些改革几乎同时进行，而此前由单位承担的许多费用，也同时转给了个人和家庭。
过去的国企工人工资不高，但单位提供住房，报销大部分医疗费用，还负责托儿所、学校和退休。下岗以后，工资没有了；与此同时，房子要自己买，看病需要个人缴费，孩子读大学的学费也大幅增加。
对于收入稳定、后来又买到房的人，住房商品化带来了家庭财产。对于已经下岗或者收入很低的人，住房商品化意味着他必须用并不多的积蓄购买原本由单位提供的住所。两类人的生活从这里开始明显分化。
朱镕基当时明确说，住房建设要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项政策确实带动了建筑、钢铁、水泥、家电和城市建设，也改变了中国城市的面貌。但当住房同时承担居住、经济增长、银行贷款和政府收入四种功能以后，房价便很难只由居民收入决定。
这又要说到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一度降到22%左右。中央政府缺钱，甚至需要向地方借。
朱镕基重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税种，增值税由中央拿75%、地方拿25%。改革后，中央财政收入占比很快上升到55.7%。
这项改革让中央重新掌握财政能力，能够进行宏观调控，也能向贫困地区转移支付。它解决了中央政府缺钱的问题。但教育、医疗、城市建设和基层行政等大量支出责任，仍然留给地方。地方收入减少了，事情并没有少做。
地方政府于是越来越依赖自己能够控制的土地。住房商品化以后，土地出让收入快速增加。地方政府征地、卖地，再用未来的土地收入融资。房价上涨，地价也上涨；地价上涨，地方又能借更多钱。
后来出现的土地财政、地方融资平台和地方债，并不是某一天突然发生的。分税制改变地方收入，住房商品化扩大土地价值，两项政策结合，形成了后来地方政府的基本发展方式。
朱镕基当然没有涉及今天每一笔地方债，也不能把后来所有房地产问题都算在他个人头上。但他任内确立的财政关系和住房制度，为这种发展方式提供了条件。评价一项改革，不能只看它当年解决了什么，也要看它后来的副作用和并发症有多少。
医疗改革也一样。1998年建立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用社会统筹加个人账户，逐步摆脱不同单位各自负责的旧制度。这扩大了保障范围，是进步。
可当时政府对医院投入不足，医院要靠药品、检查和治疗项目获得收入。于是，新的医保制度建立了，医疗费用也快速上涨。
普通家庭最直接的感受是：以前单位能报销的费用，现在要先从个人账户支出；没有稳定工作的下岗职工，还要担心医保缴费中断。
教育扩招给更多年轻人提供了读大学的机会。1998年，普通高校招生大约108万人；1999年增加到约160万人，增长接近一半。可是高校收费已经开始，很多学校又通过贷款扩大校区。一个下岗家庭既希望孩子通过大学改变命运，又必须为迅速增加的学费和生活费发愁。
住房、医疗和教育后来被称为“三座大山”。这个说法不是因为三项改革没有任何好处，而是因为国家和单位原来承担的一部分责任，在很短时间内集中转给了家庭。
对政府来说，这叫建立市场制度；对一个刚刚下岗的中年人来说，实际发生的事情很简单：收入减少了，需要自己支付的费用却增加了。
所以，评价朱镕基不能只说他让国企脱困、银行稳定、大学扩招、城市盖起新房。这些都是真的。
还要问，政府在把风险转给个人之前，是否建立了足够的失业救济、医疗保障、廉价住房和教育资助？答案是不够。
朱镕基解决问题很快，社会保障建设却远远没有跟上。这个时间差，最后由普通家庭用自己的积蓄和生活质量承担。
朱镕基任内影响最深远的一件事，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1999年4月，他访问美国，带去一份幅度很大的开放方案，涉及关税、农业、银行、保险、电信和商品流通。
朱镕基认为，中国的国企和银行如果一直受到行政保护，就不会真正改变。加入世贸组织，可以利用外部竞争迫使国内改革。
克林顿政府最初没有接受，认为还可以要求中方继续让步。美方随后公开了中方方案。协议没有签成，中国已经作出的承诺却被全世界看到。
朱镕基回国以后受到党内批评，有人指责他让步过多，他也为此作了自我批评。
到了当年11月，中美双方在北京继续谈判。11月14日下午，谈判几乎破裂，美方代表离开现场。晚上11点多，朱镕基打电话询问龙永图，是否还能联系到美国代表团。第二天早上，龙永图判断美国人其实想签，因为双方已经开始校对协议文本。
朱镕基问：“你有什么证明？”龙永图把校对文本这个细节告诉他。朱镕基说：“好，我相信你的判断。一定要谈成，不要让美国人跑了。”
当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在举行。朱镕基离开会议，赶到外经贸部。吴仪向谈判团队传达消息，朱总理要亲自参加。
朱镕基后来讲得很清楚，是江泽民让他到外经贸部，把协议谈成。所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是朱镕基一个人的决定。江泽民提供最高政治授权，朱镕基负责最后谈判和执行。两个人共同承担这项政策的功劳，也共同承担后果。
朱镕基见到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先批评美方突然离开：“到现在我还莫名其妙，好像这不是谈判，是在捉迷藏。你们究竟想怎么办？”
最后还剩七个问题。美方提出第一个，朱镕基表示同意；第二个，他也同意；第三个，他仍然同意。坐在后面的龙永图连续递纸条，提醒不能继续让步。朱镕基回过头说：“龙永图，你不要再递条子了。”
这段对话后来被广泛传播。它说明两件事。第一，朱镕基确实敢在关键时刻作决定；第二，他在江泽民授权下，接受了美方提出的几乎所有核心市场准入要求。
最终协议仍保留了一些中方要求和过渡期，但基本内容已经确定：中国大幅降低关税，开放银行、保险、电信和分销，取消大量进口配额，让外国企业获得更大的经营空间；同时接受长期特殊保障措施和“非市场经济”待遇。
当时为什么愿意作出这些承诺？因为江泽民和朱镕基判断，中国加入全球市场以后，低成本劳动力、较完整的工业基础和政府的组织能力，会吸引外资和订单。国企改革释放出的劳动力，加上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可以支撑大规模出口制造业。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WTO。此后，中国出口、外汇储备和财政收入快速增长。沿海地区大量建厂，外资带来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民营企业也获得新的市场。数以亿计的人离开农业，进入工业和城市。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并在二十年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朱镕基无法否认的功绩。没有加入WTO，中国不可能以同样速度完成工业化，也不会获得后来参与国际竞争的经济实力。
但这项功绩必须把另一部分事实一起写进去。当时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条件，不只是劳动力数量多，也包括工资低、工人缺少组织权利、土地和环保成本低。许多农民工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住在集体宿舍，没有城市户口，也不能成立真正代表自己的工会。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常常站在企业一边处理劳资纠纷。
美国消费者得到便宜商品，跨国公司获得利润，中国政府得到税收和外汇；中国工人也得到比务农更高的收入，但必须接受很长的工时、很低的保障和很弱的议价能力。
所以，加入WTO让中国积累了后来挑战美国的资本，这句话没有错。还要补充一句：这些资本的一部分，来自几千万下岗工人失去的保障，也来自几亿农民工被长期压低的劳动价格。
还有一个更深的问题：中共在谈判时是否准备完整履行所有承诺？
节目在这里应该明确给出判断：没有。中共愿意降低关税、修改法律、吸引外资，因为这些措施能帮助出口、学习技术和增加财政收入。但如果真正按照公平市场的要求继续改革，就需要独立法院，需要媒体调查国企，需要工人自由组织工会，需要民营和外国企业在没有党委干预的情况下经营。这些变化会限制共产党的权力。
因此，中共采取的是选择性履约。对经济增长有利、又不影响党的控制的承诺，认真执行；会削弱国企特权、产业补贴和党组织控制的承诺，就拖延、变通，或者用新的行政办法取代旧限制。
这不是说中国没有履行任何承诺。中国确实大幅降低关税、开放许多行业，也修改了大量法规。正因为先兑现了这些部分，外资和订单才会进入。
问题是，中共从来没有准备让市场规则高于党的决定。朱镕基希望通过WTO推动国内继续改革，但他没有、也不可能建立约束中共的国内制度。外部协议可以规定关税，却不能命令中共法院独立；可以规定市场准入，却不能取消国企背后的政治支持。
结果是，中国获得了全球化的大部分好处，中共的权力没有因此缩小，反而因为经济增长变得更强。后来中国有能力补贴国企、发展监控技术、扩充军力并挑战美国，这些资源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朱镕基推动的入世。
朱镕基想用世界贸易规则改变中国经济，最后却是中共利用世界贸易体系壮大了自己。这就是他在WTO问题上最重要的功劳，也是最需要追问的后果。
2000年3月，朱镕基在两会记者会上谈到自己卸任后的评价。他说：“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
这段话流传很广。与后来那些在家里藏现金、让情妇和亲属经商的高官相比，朱镕基本人没有公开可证的巨额受贿案。他的生活也比较克制。在中共高层里，他确实有资格被认为是相对清廉的人。
但评价中共高官的清廉，如果只查本人有没有收下一笔钱，远远不够。还要看他的权力怎样影响亲属和门生的商业机会。
这里必须讲到王岐山和中金公司。1993年，朱镕基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王岐山出任央行副行长。第二年，王岐山调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在朱镕基的金融改革安排里，王岐山是重要执行者，也是后来长期被称为朱镕基门生的人。
1995年，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成立。建设银行与摩根士丹利等机构合资，王岐山出任第一任董事长。这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投资银行。
当时中国正在推动大型国企到香港和纽约上市，中金的主要业务，正是为这些国企进行重组、上市和融资。
1998年，朱镕基出任总理，国企改革全面加速。就在这一年，他的儿子朱云来加入中金香港办公室。“王岐山安排朱云来进入中金”，是长期流传并被多家媒体转述的说法。
中金由王岐山创建；王岐山得到朱镕基长期重用；朱云来在父亲出任总理、国企大规模重组上市的同一年加入中金；后来又进入管理层，并从2004年开始担任总裁和首席执行官长达十年。
如果这些关系还不能作出判断，中国政治中的大部分利益安排都将永远无法讨论。我们的结论是：王岐山为朱云来进入中金提供了安排和帮助。
朱云来有没有专业能力？当然有。他在美国接受教育，有会计和投行经历，也把中金经营得很成功。但能力只能解释他进入公司以后为什么能够做好工作，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最重要的国有投行，在最关键的时期恰好向总理的儿子开放。
朱云来任职期间，中金为一百多家企业提供上市保荐和承销，募集资金超过两千亿美元。中国电信、中石油、中石化、中国联通、中国人保、中国人寿、农业银行，这些由国家决定改革和上市的大型国企，都是中金的重要客户。
朱镕基本人或许没有把国有资产装进自己的口袋，但他推动国企上市、建立现代金融体系的同时，儿子进入了承销这些国企上市的中金公司。父亲掌握改革的方向，门生搭建资本平台，儿子在平台上获得事业和财富。
这就是中共权贵资本主义最成熟、也最不需要留下违法证据的运作方式。
所以，朱镕基可能确实是一名没有直接受贿的清官，但它同时又是权贵资本主义家庭安排中的一部分。这两件事并不冲突。
他说，希望人民评价他是清官。人民还可以继续问：当总理的改革权力、门生的金融平台和儿子的职业财富形成完整关系以后，这种“清廉”与普通人理解的公平，究竟还有多大距离？
朱镕基退休以后，民间对他的怀念越来越多。原因并不复杂。胡锦涛和温家宝时期改革停滞，习近平上台后政治全面收紧。与后来不回答问题、不允许记者追问的领导人相比，朱镕基在记者会上反应迅速、语言直接，显得越来越少见。
2011年，他回清华大学。网上长期流传一个故事：朱镕基说，退休后每天吃完饭都看七点钟的《新闻联播》。学生开始鼓掌，以为他仍然关心国家大事。他接着补充：“我看他们到底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台下停顿片刻，又响起更大的掌声。
这句话没有完整公开录像能够确认，属于广泛流传的政治故事。但它之所以被中国人一遍遍转述，不是因为大家在意朱镕基晚上看什么，而是因为许多人希望中共内部至少还有一个退休高官，敢说他们每天看到的宣传是胡说八道。
2002年11月，朱镕基在香港礼宾府讲话，则有完整公开记录。他说：“如果香港搞不好，不单你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随后又说：“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的手里搞坏了，那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不会的！”今天再听这段话，讽刺非常强。
香港的新闻自由、选举制度、公民社会和司法环境后来发生的变化，已经回答了朱镕基当年的问题。香港确实是在中共恢复主权以后被改变的，责任也不可能推给香港市民。
朱镕基说得比今天的中共官员诚实。他承认中央对香港负有责任，也知道如果破坏香港，会留下历史罪名。可他仍然相信中共可以凭借自我克制，长期遵守“一国两制”。他没有提出任何制度安排，确保后来的领导人不能毁约。
这和WTO是同一个问题。朱镕基相信政策可以依靠明智的领导人执行，却没有建立不依赖领导人品格的约束。遇到愿意守规则的人，制度可以运行；遇到习近平，过去的承诺便可以被重新解释。
2017年中共十九大，习近平作三个多小时的政治报告。现场视频中，朱镕基多次没有随着全场鼓掌。这段画面在网上广泛传播。一个曾经讲话锋利、行动迅速的总理，坐在主席台上，用沉默表达不满。它满足了很多人对“党内反对派”的想象。
但不鼓掌不是反对票，也不能制止任何政策。朱镕基在位时没有推动建立真正的反对票，退休后自然也只能剩下一个没有鼓掌的画面。
这并不是苛责一个九十岁的老人为什么没有制约习近平，而是要说明朱镕基改革的政治局限。他改善了政府怎样管理经济，却没有改变谁有权决定国家方向。习近平后来能够推翻许多改革年代的惯例，正因为那些惯例一直只是最高领导人的选择，不是人民可以执行的权利。
朱镕基在记者会上说，希望后人承认他办过一点实事。现在可以给出答案：他不只是办过一点，而是办过许多重要的事。
第一本是效率账。他清理三角债，治理严重通胀，重新建立中央财政能力，处理银行坏账，推动国企重组，促成中国加入WTO。这些政策使中国避免了财政和金融危机，也为后来二十年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条件。在同时代的中共领导人中，很少有人具备他的知识、判断力和执行能力。这些结果都有公开数据和后来二十年的经济变化作为证明。承认它们，才能继续判断这些成绩为什么没有给所有人带来公平的收益。
第二本是民生账。两千多万国企职工下岗，大量工人的补偿和保障不足；住房、医疗和教育成本在短时间内转给家庭；分税制和住房商品化后来推动土地财政、房价和地方债不断扩大；世界工厂的快速增长，也建立在低工资、长工时和工人缺少组织权利的基础上。这些不是改革无法避免的全部成本，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政治制度。因为工人不能组织独立工会，地方居民不能否决征地，纳税人不能审查政府预算，媒体不能自由调查国企资产怎样处置。没有这些权利，改革的方案由上面决定，成本自然优先分配给下面的人。
第三本是权力账。朱镕基整顿了行政管理，却没有限制中共权力；引入市场竞争，却保留国企和党的特殊地位；通过WTO引进外部规则，却不允许国内出现独立执行规则的法院和社会组织；本人以清廉著称，儿子却进入门生创建、承销国企上市的中金公司。他的改革提高了党国的治理能力，也增加了它可以支配的财政、外汇和资本。中共因此度过九十年代的危机，并获得今天与美国竞争的经济基础。
所以，对朱镕基最准确的评价，不是简单的改革英雄，也不是把所有问题都归罪于他的恶人。他是一名能力很强、个人操守相对较好的中共官员。他确实解决了许多前任不敢碰、后任也未必有能力解决的问题。
但他解决这些问题的最终目标，是让中共领导下的国家继续有效运行，而不是让普通人获得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利。他被中共打成右派，却没有要求废除制造右派的权力；他让企业进入市场，却没有让工人获得谈判权；他把中国送进WTO，却没有让国际规则约束共产党；他希望以清官留名，却没有避开权力为家人提供的特殊机会。
这就是朱镕基一生最深的矛盾。他看到了中共治理中的许多问题，也有能力解决其中一部分；但每到党的权力与人民权利发生冲突时，他最终选择的都是党。
五天以后，江泽民百年诞辰。江泽民给朱镕基政治授权，朱镕基替江泽民解决经济问题。他们共同完成了九十年代那次重要转型，也共同决定了这次转型的边界：经济可以开放，政治权力不能开放；市场可以进入中国，共产党不能退出市场。
朱镕基去世，确实为江朱时代划上了句号。但那一代人的账并不会一笔勾销。今天的高房价、地方债、国企特权、医疗和教育负担，以及中共利用全球化积累起来的实力，都能在那个时代找到原因。今天中国拥有更现代的城市、更强大的工业和更多财富，也拥有更强的党国控制。两种结果来自同一组改革，不能只选其中一种纪念。
站在上海浦东的高楼下，朱镕基是改革英雄；站在1999年东北一家关闭的工厂门口，他是让几千万人瞬间失去生计的领导人；站在中金公司的国企上市名单前，他又是权贵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人物。
朱镕基希望人民说他是清官、办过实事。我们可以承认这两点，然后把最后一句补完整：他办成了许多事，但他首先救的是中共的财政、银行和统治能力；普通人为这些成功付出的代价，至今没有得到公平补偿。这才是朱镕基真正的盖棺论定。好，今天就聊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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