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明日牧师VOA专访揭获释内幕：我获释时中国没有提条件，甚至没有警告
美国之音专访获释的金明日牧师，记录他从广西北海被带走、在看守所遭遇律师受阻和绝食抗议，到2026年7月3日被移送广州并登上前往美国的飞机的过程。他表示，中方没有提出条件，也没有警告他不得接受采访，并感谢美国政府、国会、教会及各界人士的营救努力。金明日还谈及中国家庭教会面临的持续打压、仍被关押的8名同工，以及自己1989年在泰山听到美国之音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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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本以为，他们要把我送到更隐秘的地方，切断我跟外界的关系。手续上，他们不是说释放，而是说移送。
我是在飞机上意识到自己获得自由的。当时我旁边有一位美国领事，是他告诉我的。
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也非常高兴看到您在被拘押十个月之后来到了美国，祝贺您重新获得自由。这离不开各界的努力，特别是美国国会、国务卿，还有特朗普总统的亲自过问，我才能够如此顺利地获得自由。做梦都没有想到，我在里面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7月3日中午，我还在那里准备午休，看守突然叫我出去。我以为是要开庭，或者是因为有什么情况要把我叫出去。他们让我整理东西，意思是要出来。我说，我的东西只有一本圣经。中国的犯人实际上不能拥有圣经，这次我们一起努力抗争，最后他们答应，一个月以后给我们送来圣经。所以我说，只有一本圣经是我的东西，能不能把它送给其他监生？他说不行，你得拿出去。
我就这样出来了，只带了一本圣经，其他什么都没有。出来以后，衣服也全部换掉了。我进去时穿的衣服他们没有带来，给我买了一套新的让我换上，质量还很好，上面写着耐克，我也觉得很奇怪。
手续上，他们不是说释放，而是说移送，要移到其他地方，这很奇怪。我当时什么反应都没有。出去以后，院子里全是警察，他们把我送进警车，又找了好几个人跟我一起。经过我原来居住的小区时，我以为他们可能把我放回家里，对外说这个人获得自由了，但实际上是家庭软禁。这是他们常用的方法，可是车没有停，直接把我送到了高铁站。
进入高铁站后，周围全是警察。他们把我带进VIP室，后来又送进高铁的一个车厢。车厢里也全是他们的人，服务员都不能进来。我一个人坐在凳子上，周围三个人看着我，还一直用摄像机拍摄。有一个负责人问我，金牧师，你知道要去哪里吗？我说，可能是去隐秘的地方吧。
到那个时候，他们仍然没有告诉我要去哪里。包括高智晟、包括我们王毅牧师，现在都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我想聘请辩护律师时，各方面都有拦阻。张开律师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证也都被取消了。我们第四次聘请的辩护律师是李贵生律师，他最后一次见我时也遇到很多阻拦。所以我以为，他们要把我放到更隐秘的地方，切断我跟外界的关系。我问是不是要去隐秘的地方，他只说，你往好处想，之后就没有再说。
高铁经过南宁时，我问是不是要把我放到南宁。因为我要去北京，我有北京户口，要去北京的话，坐飞机是最合理的。但车没有在南宁站停，我开始有点激动，一直往前开，到了广州。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广州，后来想到，唯一的可能是那里有国际机场。我们是在广西被抓、被关押的，广州有国际机场，所以我觉得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下了高铁以后，他们又用警车把我送到国际机场。在VIP室里，三位负责我们案件的检察长和检察官坐在前面，向我宣布他们的决定。他们大概说，2007年开拓了西安教会，并在各处发展教会，谋取利益，涉案金额多少，犯罪证据确凿，犯罪事实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决定不起诉我。
我说我听不懂。他们又念了一次。我说，我不是没有听懂你们说的话，而是觉得你们的逻辑不符合。应该是犯罪证据确凿、犯罪事实成立，所以决定把我起诉到法院；或者犯罪证据不确凿、犯罪事实不能认定，所以决定释放我。这两种说法都可以，但为什么说犯罪事实成立，又决定不起诉我、释放我？
检察官当时很紧张，只说我只能讲到这里。我大概知道了，就说感谢习近平主席作出英明决定。他们一直在录像，随后我离开了那里。估计是公安部的人带我经过海关，直接送上飞机。
我的护照原来被他们没收了，一直在他们手里。把我送进飞机以后，他们才把护照还给我。我找到座位坐下，旁边坐着一个美国人，这时我大概猜到了。他说，我是金牧师，欢迎你获得释放，我是美国大使馆的领事。
我当时有点懵，根本想象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因为所有信息对里面的人来说都是被切断的。那位领事告诉我，他已经在这里等了我8个小时。不仅美国大使馆，美国白宫的官员也一直在等待。当天中国政府说要释放我，但不知道能不能真正获得释放，只有等我坐上飞机，大家心里的石头才能落下来。
飞机起飞以后，领事才告诉我更多情况。他说，按照当时的签证程序，我最快也要15天才能拿到签证。没有签证，按照航空协议，我甚至不能登上飞机。美国政府多个部门出具证明，保证我一定能够取得签证，所以航空公司才让我登机。他说，他们特别激动，因为20年来，为了营救中国国内形形色色的人，美国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挫折更多。
以往很多人获释后，通常是先被判罪，再送到第三国，因为担心影响太大，顾及中国政府的面子，过几年以后才能到美国。但这次非常爽快、非常快速，中方没有提出任何条件。我原来不知道两国元首之间是否有对话。有人问我有没有交易，我拿什么做交易？我只是家庭教会的一名牧师。
通常这类人出去以后，都会被警告不能接受采访，不能乱说话，但这次他们连警告都没有，没有任何条件。我猜想，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这次肯定经过习近平亲自拍板，所以下面办事的人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对待我，对我也特别客气。最后，连说这句话的人都没有，只听到他们决定不起诉我。我特别激动，也特别感动。
我获释后的第一个晚上是在飞机上度过的，根本睡不着，一直处于蒙着的状态。领事很快休息了，我睡不着，就祷告。我上飞机以后才知道，我们一共被抓了18个人，其中9位取保候审，但仍然在法律程序中，剩下8位还在监狱里。领事在机场把我的同事名单给我看。
我一个人以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方式要去美国、跟家人见面，心情非常复杂。
我是2025年10月10日被广西北海警方带走的。被以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关押以后，那个地方是我们不熟悉的地方。环境非常恶劣，狭窄的空间里有30多人，冬天很冷，夏天很热，饭也不是人吃的饭。
但比这些更让我感到危机的是律师。我第一次聘请的是北京律师张海。他的律师事务所派了两位律师，做了几个月辩护以后，律师事务所被注销。一名律师的律师证被取消，另一名律师也遇到类似情况。第三位律师做了两个月，后来当地法治环境以及他们对律师协会的压力，导致整个律师事务所都要停止执业。我们只好放弃。
第四位律师是李贵生，他也做了两个月。5月25日，我们的案件从办案单位移交到检察院。前面的律师能做的很有限，但案件一旦到了检察院，卷宗等各种材料就会公开，律师的作用非常重要，因为要准备起诉。
我以为律师应该来了，但等了两天还是见不到他。6月3日，检察院接受案件后开始讯问我。一个检察官不知道是说漏了嘴还是故意的，他说自己进来时看见我的辩护律师在外面闹。那就是李贵生律师。我问什么叫闹？他说，看守所不让他见我。我这才知道律师已经来了，但他们正在找麻烦。
讯问结束后，我马上给岳母写了一封信。我说，第一，我绝对不会认罪；第二，我绝对不会自杀；第三，我有一些债务，因为政府在2018年对我的房子采取了类似行政限制的措施，导致工作和买卖受到影响，我有一些债务，要让妻子知道；第四，我原来答应过朋友一些事情，现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希望妻子能帮多少就帮多少。这些都是我答应过的事情。我想着赶紧把信送出去，也知道大概送不出去，但还是想做最后的努力。
6月3日，我宣布绝食。我绝食了两天，那时很绝望。我说，这是一定要抗议。后来，宣布不起诉我的检察长第一次出现，问我为什么绝食。我说，我有没有权利聘请辩护律师？他说有。那么，为什么我聘请律师的过程有这么多阻拦？特别是李贵生律师，我一定要让他为我辩护。
第二天，他又来见我，说他们研究过了，李贵生可以继续做我的辩护律师，但需要三个部门统一意见。他希望我停止绝食、开始吃饭。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停止。最主要的不是我个人，我一绝食以后，和同事关在同一个房间里的人也受到压力和惩罚，我对此特别不舒服。既然他答应先想办法，我就在6月9日再次见到了李贵生律师。
李贵生不知道我绝食了，知道以后特别受感动。他说，我答应你，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我都不会放弃为你辩护。
在看守所里，我最想念的是家人，这是首要的。我们18个人都在看守所，他们的处境也让我牵挂。教会外面的情况，我实际上并不知道。我听到过一些外界消息，但根据过去十几年的实际情况，外界努力对案件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我们知道各界都在努力，却没有想到事情会以这种方式发展，最后我来到了美国。
我想传递的，一方面是感谢各界的努力，另一方面是，当我们站在一起时，真的会发生新的事情。我从来没有指望会以这种方式来到美国，所以特别感谢大家。
我的案件能够吸引这么多关注，肯定跟特朗普总统访华时向习近平主席提到我的案子有很大关系。如果有机会，我首先要对特朗普总统说谢谢。对于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教会，美国总统拥有的权利和影响力是非常大的。但我也希望总统继续关注我的同事和其他家庭教会，不仅是基督教会，还有其他群体。他们现在也处于和我类似的法律处境，希望美国继续发挥影响力，帮助中国进行社会转型。
7月，中国政府对多个中国家庭教会采取行动，例如秋雨教会、武汉的香柏树教会、湖南的磐石教会，都遭到突袭，或者有人员被传唤。我认为，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2012年以后，温州拆十字架、查教堂，还有抓捕家庭教会牧者，包括王小光、杨龙丽牧师、王怡牧师。北京的天明牧师在家里被软禁了9年半。还有高全福牧师，他是很有影响力的牧师，大约一年前被监禁，比我们早一个月。
不是最近才变得艰难，而是过去十几年逐渐越来越严酷。很多教会因为信仰，被政府公权力打压。这次他们还把我们当成诈骗集团来看待。我也对他们说，你们敢判，我们一定会抗争；没有人会相信，你们要通过所谓的法律，把家庭教会污名化、打压的做法必须结束。
教会是因为信仰而存在的群体，劝人行善，对社会和解是正面的力量。我希望国际社会各界能够更多关注，并一起努力。
这些年，中国以强国的方式处理外交，也一直反对外界用人权等问题影响中国。美国领事告诉我，美国方面这些年的努力经常受到挫折，但这次我的案件清楚地传递出一个信息：媒体、普世基督教会共同体、国会议员、美国总统和白宫一起努力时，确实能够影响中国。这不是可能性，而是我站在这里这个真实的见证。中国政府也会考虑如何处理这一类事情。
西安教会目前还有8位同工身陷囹圄。我来到美国以后，白天黑夜都在努力。我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让我的同工获得自由，不一定要把他们都带到美国，当然那样更好，但无论如何，要结束对他们不公正的控诉和审判。西安教会绝对不能接受这样的事情，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人。
我还想谈一谈六四经历。1989年六四当天，我当时是北大的三年级学生，也去过几次广场，但不是张伯笠那样的人。我和父亲以及另外两个人一起行动，他们都是很重要的人物，我只是一个普通学生。六四期间，家里有一些事情，我必须去青岛帮助哥哥。
后来我回北京时，现在的妻子和我一起上了泰山。6月3日上山，6月4日清晨看完日出下山。下山时，整个泰山的高音喇叭都在转播美国之音。我当时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只听到北京出事，播音员说天安门开枪了。那时我还很幼稚，想到同学们出事了，觉得自己应该去支援。
我在6月5日清晨到达北京，发现那里跟我离开时完全不一样，整个城市瘫痪，连车都找不到。我回到学校，老师们都说赶紧离开北京，所以我在6月9日离开北京。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6月4日清晨泰山的高音喇叭会转播美国之音，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神迹。
1989年我在泰山顶上听到美国之音，今天又坐在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交流，有时觉得人生很魔幻。2018年，北京教会受到打压的第三天，美国之音中文网也曾经为我和西安教会做过专门节目，我通过电话接受采访。现在YouTube上还保留着那次节目，我特别感谢你们。中文网在中国国内影响很大，很多人收听和关注，你们的追踪报道给了我们很大力量。
在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之音的广播具有比较大的影响力。那时我们要听到外面的消息，主要通过美国之音。发生一些敏感事件时，相关群体特别关注美国之音。我希望你们继续为中国发声，继续努力。
接下来最重要的是为同工争取自由。我愿意做任何事情帮助他们。我是主犯，几乎所有责任都在我这里；那些好的同工实际上是我的学生，他们一直跟着我。现在我获得了自由，他们还在那里，我觉得自己不能置身事外。既然习主席已经把主犯也放了，我认为下面应该对我的同工们做得更好，这是我的基本信念。
第二件重要的事，是我现在身份改变了，在外面如何支持和帮助国内教会，需要重新调整。家人和我自己也需要调整，未来会怎么样，现在还想不了。
非常感谢金明日牧师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希望您能够好好休息，心想事成，万事如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