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 王石 潘石屹持续20年的民主制度实验｜阿拉善SEE为何走向终点？｜妖妖酱

本视频讲述了任志强与一群中国顶尖企业家在阿拉善沙漠中进行的为期20年的民主制度实验，以及该实验的终结。从2004年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成立，到任志强因言获罪被判18年，视频深入探讨了这场实验的起源、发展、规则的建立与演变，以及它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意义。视频还对比了任志强在阿拉善SEE内部和公共舆论场上的不同角色，以及他个人性格与制度的结合，最终在时代变迁和政治高压下，这场实验的参与者和规则都面临严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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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啰！大家好，我是妖妖酱。2020年3月，中国发生了两件看起来毫不相干的事。

3月10号，隐身一个多月的习近平首次到武汉考察，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疫情要开始从全民防疫进入到抗议胜利的政治叙事了。

而几乎就在同一个时间，一篇没有点名却人人都知道在骂谁的文章在中国互联网上疯传，作者任志强。

随后，习近平离开武汉返回到北京，两天后，任志强从公众视野消失。

半年后，习近平宣布抗击新肺炎疫情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十四天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任志强有期徒刑18年。

很多人都认为，任志强被重判是因为那篇文章，时间节点似乎也验证了这样的判断。

然而，如果我们把时间的尺度再长一点，就会发现，能够把一个七十五岁的老人、一个红二代重判18年，几乎就是让他牢底坐穿，真正的原因，那篇文章可能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真正让习近平无法容忍他的，不是任志强后来那几只辛辣的讽刺，而是十几年前他和一群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家，在内蒙古阿拉善的一片沙漠里悄悄开始的一场实验。

今天，就让我们以任志强的视角走进那片沙漠，看看在那儿究竟发生了什么。

阿拉善 步履不停 让中国企业家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一支重要力量。

2004年6月，内蒙古阿拉善腾格里沙漠边上的月亮湖，一群中国最有钱的人聚在这儿，准备成立一个治沙的环保组织。

翻开那份创始名单，几乎就是半部中国民营经济史，有万科的王石、联想的柳传志、万通的冯仑、复星的郭广昌、巨人的史玉柱、搜狐的张朝阳，还有二十多位来自台湾的企业家。

平时他们在各自的公司里都是说一不二的人物，如今几十个人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谁都没有上级，也没有人愿意当下级。

把他们聚到这的，是北京首创集团董事长刘晓光。

说来有点儿意外，这件事儿最初的念头其实并没有那么公益。

据创始秘书长后来的回忆说，刘晓光最早其实只是想找一百多位企业家，连续10年共同出资在沙漠里建个高尔夫球场。

可谁也没想到，一个从沙漠高尔夫球开始的念头，后来竟然演变成中国企业家历史上的一场独特的治理实验。

为了把这些人请来，刘晓光几乎是用了“绑人”的办法。

据不少参与者回忆，他曾经把王石、任志强等几位企业家关在北京的翠宫殿，一连几天不答应就不放人。

王石最后实在受不了了，甩出了一句“你不是要钱吗？1年10万太麻烦，我一次给你300万，以后活动我就不参加了。”

刘晓光说不行，我1年就要你10万，不多要，但你得给我10年，人得来。

后来证明，刘晓光后来真正要的从来都不是钱，而想要的是把这群平时各干各的、谁也指挥不动谁的大老板1年1年地重新聚在同一张桌子前。

可等这群人真的坐到一起了，刘晓光才发现自己捅了一个多大的马蜂窝。

成立大会安排在了一天的晚上，刘晓光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纸，那是筹备组在北京早拟好的名单，只要照着念，举手通过组织啊，就算成立了。

可偏偏名单里没有冯仑、没有任志强、史玉柱这么几个人，理由是他们平常太忙了，以后未必有时间参加活动，所以名单刚刚念完，冯仑第一个就站了起来。

他问刘晓光“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有没有时间来参加活动啊？”

这一句话让整个会场都炸了，有人质疑为什么可以内定，有人要求所有职位公开竞选，还有人直接提出一人一票当场选举。

后来准备半个小时走完的流程，一下子停住了。

据刘晓光后来的回忆说，那份准备了很久的名单，最后干脆啊，被人抢过去给撕了。

冯仑当着所有人的面还补了一句话，“刘晓光这不是首创的协会。”

很多年以后，刘晓光回忆这一幕，说想了一闷棍，名单没了，会议呢，只能重新开始。

可真正的争论也才刚刚开始，他们讨论的不只是选谁的问题，而是这个组织以后到底怎么运转。

有人提出重大事项必须3分之2通过，有人坚持简单多数就应该算数。

讨论到后来，连原则性通过这几个字到底算通过还是没通过，都能挣上个半天。

有一次表决二十九票赞成，二十二票反对，张朝阳马上追问“什么叫原则性通过？通过就是通过，没通过就是没通过。”

马蔚华回答说啊，“原则性通过就是相对多数通过。”

王石坐在旁边听了会忍不住插了一句，“你们没道理都是中国人，怎么原则性三个字都听不懂？”

后来王石回忆，那几年总爱开着玩笑，他说呀，他们哪是在阿拉善治沙呀，分明是在企业家的心灵沙漠。

就这样，一群平时在各自公司里说一不二的人，为了几条规则，从晚上一直到凌晨四点，可也正是在那个晚上，这个组织是真正诞生了。

他后来有了个名字阿拉善SEE生态协会，SEE取自英文Society of the Economist，意为企业家生态协会。

后来人们更多的直接就称它为阿拉善SEE。

原来那份内定的名单没有了主儿，代之的是一套规则，设理事会、监事会、章程委员会，所有职务竞争产生，一人一票，会长任期届满必须换届，不设终身职务，也没有任何名誉虚言。

后来秘书长杨鹏回忆说，筹备组最初其实根本没有设计所谓的民主选举，2004年两次筹备会议，没有人提出过这四个字。

这套制度不是事先设计好的，而是在那个晚上一点一点炒出来的。

任志强后来在回忆录里把那个夜晚写得很详细，他说，那晚的竞选一直持续到凌晨四点多，每个候选人只有两分钟自我介绍、当场演讲、当场投票，最后选出来的班子和刘晓光最初准备的那份名单可谓是不尽相同。

任志强后来给这套制度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叫半政府化、办企业化的民主制度。

可他们很快就发现，真正困难的其实并不是把人选出来，而是以后怎么开会。

一群平时习惯拍板的人坐到一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理，每个人都不愿意让步，一场会议下来，常常是挣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

后来，他们干脆请人把美国罗伯特议事规则引进了SEE，从最初的100条反复删减到了四十三条，最后形成了一套适合这个组织使用的议事规则。

这些规则专门约束最有权力的人，比如会长主持会议的时候，不得参与具体讨论，只负责维持秩序、安排发言、组织表决。

如果想发表自己的意见，就必须先把主持的工作交给别人。

今天看来啊，这不过是再普通不过的一条程序规则，可放在20年前的中国，这样的安排并不常见。

冯仑后来用了一个比喻，把这套规则讲得很透，他说，再怎么炒，也得按第三方制定的规则吵。

最有意思的是，最后连发起人刘晓光自己也慢慢的被这套规则改变了。

他原本是个国企领导，几十年来习惯了拍板，有一次在昆明召开执行理事会的时候，他主持会议，又下意识地开始替大家做决定了。

武克钢当场打断他说，“你会不会开会？你的任务是组织大家表决，不是替大家决定，我们又不是你分公司的经理。”

秘书长坐在下面，又悄悄递过去张纸条，上面只有一句话，“你现在是主持人，不是决策者。”

很多年以后，刘晓光回忆起这些经历的时候，说当初设计好的程序几乎全部被推翻了，人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改变的。

在不断讨论、不断争论的过程中提高了自己。

王石后来也注意到了这种变化，他说成立SEE的时候，刘晓光还是一个典型的国企领导，习惯自己说了算，可几年以后，他越来越能听别人讲话，也越来越愿意把最后的决定权交给大家。

一个说了一辈子“我决定”的人，最后学会了把这句话变成了“大家决定”。

后来很多人都把阿拉善SEE看成一个成功的环保组织，可如果你把镜头重新拉回到2004年那个夜晚，就会发现，它最先长出来的并不是沙漠里的树林，而是一套规则。

一群平时各管一摊、谁也不服谁的企业家，在沙漠里学着，用章程代替拍板，用投票代替内定，用程序解决问题。

这当然离不开那个时代，那是胡锦涛、温家宝刚刚接班的几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久，经济高速增长，民营企业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

社会虽然远谈不上开放，却比后来要宽松得多，只要不触碰政治意愿，企业家跑到沙漠里自己制定规则、自己管理自己，并不会引起太多的关注。

后来阿拉善SEE能够一路发展壮大，并不是偶然，它本身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不过，故事真正的起点还要再往前推1年，2003年10月，刘晓光第一次到阿拉善。

那次同行的有三十多位企业家，翻过贺兰山，进入腾格里沙漠深处的月亮湖。

论坛的主题叫“企业家如何独善其身”，可是面对漫天黄沙和早已消失的古代游牧遗迹，刘晓光忽然觉得“独善其身”这四个字太轻了。

据同行者的回忆，他跪在沙地上，望着天空，感叹人类一边创造财富，一边又在毁灭自己，站在这片沙漠面前，每个人都不过是一粒沙，亿万富翁又算得了什么？

回来以后，他就像着魔一样，一个电话的找人，前后给八十多位企业家打了一百多个电话，几乎对每个人都是同一句话“你的来”。

后来冯仑评价他说，“小刚，你干十个首创，还不如干一个阿拉善。”

而那个被他反复点名“你得来”的人，正是任志强。

可任志强来到阿拉善以后，迎接他的不是鲜花，而是一次意想不到的落选。

而正是这次落选，让他开始真正理解这个组织。

任志强，1951年出生，红二代，他父亲任权生当过商业部副部长。

这个身份他从来没有刻意回避，反而一直摆在台面上。

他在回忆录《野心优雅》里专门写过，很多人痛恨红二代靠父母办事，而他自己确实多次通过母亲的关系解决过问题，连参军都是走的这条路。

可紧接着他又补了一句，“通过关系办事并不可耻，哪怕利用的是父母的权力，只要不是为了敛财，不是为了贪污腐败，而上社会受益，就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这段话很能说明任志强这个人，他很少掩饰自己，也很少迎合别人。

别人避而不谈的事儿，他往往主动说出来，别人觉得应该稍加修饰一下的话，他偏偏照直了讲。

你未必同意他的逻辑，但你很难说他是虚伪的人。

潘石屹后来评价人任志强有一句话流传很广，他说，“这个人已经劝不住了，想什么说什么，不管别人爱听不爱听。”

在潘石屹看来，任志强最大的特点并不是胆子大，而是没有那种说话之前先想想后果的习惯。

后来很多人呢，就把这种性格总结成三个字“任大炮”。

他这股劲并不是后来才有的。

1969年，任志强到陕西延安插队，后来参军，在部队一呆就是12年，当过参谋专业，以后进入华远集团，1993年出任总裁，把华远做成了北京地产的一块招牌。

真正让全国都认识任志强的，还是他那张嘴。

因为土地公有，政府想从途径上拿更多的钱，于是就只能政府去投入基础设施，导致政府有大量的债务。

你在香港都可以看见这些私家路，那路上的这些私家立下的，因为土地私有，他必须地修，不修还不行，而且这私家路还得公安。

2006年他在一次公开论坛上谈房地产，说了一段后来影响了他很多年的话。

他的原意其实很简单，商品房本来就是市场化的产品，主要面对有支付能力的人。

至于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应该由政府负责，保障低收入群体。

可经过媒体不断压缩和传播，最后几乎所有人记住的只剩一句话，“任志强只给富人盖房子。”

任志强后来一直觉得这是自己被误解最深的一次。

他在书里专门解释过，自己说的是商品房是给富人盖的，穷人的房子应该政府盖。

可传播到最后，只剩下前半句，整个意思都变了，他还觉得很委屈。

房价上涨又不是开发商一句话喊出来的，为什么最后所有的骂名都要落在开发商的头上？

可有意思的是，他没有因为挨骂而闭嘴，房价越涨，他越公开说还会涨，舆论骂得越厉害，他越坚持自己的判断。

慢慢的，“任大炮”这个外号就叫开了。

后来任志强曾经谈起这个外号，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他说，诚信说真话，本来应该是每个人都有的品质，可当整个社会越来越少的人愿意说真话的时候，一个坚持照直说话的人反而成了大炮。

就是这样一个在外面天不怕地不怕，走到哪儿都习惯站在聚光灯下的人，进了阿拉善，迎来的却不是掌声，而是落选。

2004年协会第一次选举监事，任志强参选只拿到三十四票，没有当选。

第二年增补选举，他再次参选，有一次落选。

后来他回忆，这两次落选反而让他真正理解拉拉善在这儿，过去那些身份、名气都不管用了，不管你是红二代、地产大佬还是公众人物，最后都只有一票。

任志强后来在书里写，他参加过不少基金会，很多职务都是别人主动邀请他担任，只有阿拉善是真正靠竞选，而且一连两次他都没选上。

也正因为此，他反而相信这是一个不靠人情、不靠面子的组织。

可他并没有因此退出。

他后来承认自己竞选监事，目标一直很明确，就是监督第一任执行会长刘晓光。

在任志强眼里，监督首先就应该从会长开始，如果发起人都不接受监督，那么这套制度也就失灵了。

2007年第三次竞选时，任志强干脆拎着一本杂志走上台，封面上印着七个醒目的大字“人民公敌任志强”。

他举起了本杂志，对着台下说，“这就是我。”

随后他又说，“我参加过十几个基金会，其中有六个请我当副会长，只有阿拉善连着几次都选不上。

如果今天大家选我，我照样说真话，起码不会跟他们同流合污。”

这一次，他打动了现场，高票当选第二届监事长。

你把这里的因果关系看清楚，不是阿拉善把任志强变成了一个敢说真话的人，他走进这片沙漠之前，就已经是那个顶着骂声也不会后退的人大炮了。

阿拉善真正改变他的不是性格，而是身份。

他把一个习惯在组织外面说话的人放进了组织里面，也把一个敢说话的人放到了最适合他说话的位置。

监事长回头再看任志强前面的经历，就会发现，这个位置几乎就像专门为他准备的。

在房地产行业，他靠一张嘴出了名，到了阿拉善还是那张嘴，不同的是，以前他说话是站在组织外面评论别人，现在呢？

他是站在组织里面维护规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阿拉善并没有改变任志强的性格，而是第一次让他的性格和一种制度结合到了一起。这也是我觉得阿拉善最特别的地方。他把一群谁也不服谁的人放进了一套共同遵守的规则里，规则没有消灭他们的个性，反而给着这些不同个性的人一个能够长期共处的方法。任志强可以继续当他的任大炮，王石可以坚持自己的理念，冯仑依然喜欢辩论，可最后，他们都得回到同一套程序里来解决分歧。后来看任志强的一生，我越来越觉得阿拉善真正留给他的是一种新的经验：只要规则得到尊重，一个再强势的人也必须接受监督；一个再普通的人也可以站出来监督别人。可这样的经验并没有停留在阿拉善，后来，任志强把他带到了更大的公共空间，从房地产到微博，再到一次次的公共争论，他越来越习惯站在监督者的位置说话，也越来越相信，只要自己认为是对的，就应该公开说出来。

2008年，王石担任阿拉善SEE第二任会长。这一年，协会发生了一件不算大，却足以考验这套制度的上执行理事会原本批准秘书处可以拿500万的闲置资金作为短期投资，可在执行的过程中，秘书处没有在一次提交理事会讨论，又自行追加了800万。最后这笔投资不但没有亏损，还赚了几十万。如果放在很多企业，这件事大概也就过去了，可任志强不这么看。在理事会上，他把矛头直接指向秘书处，认为问题根本不在赚没赚钱，而在于未经授权擅自追加投资款项，已经突破了理事会批准的权限，也让协会承担了本不该承担的财务风险。现场的气氛一下紧张起来。一位名叫吴有家的会员当场提出，既然已经违反了授权程序，就应该启动弹劾程序。会议室里的目光很快都集中在了王石会长的身上。最后，作为会长的王石没有回避责任，而是当着所有理事和会员的面公开检讨。这件事，最后没有演变成一场权力斗争，就让所有的人都看见了一件事情：在阿拉善SEE，哪怕坐在会长的位置，也不能绕开规则。

可这样的场面在阿拉善SEE并不是第一次。王石刚刚接任会长不久，有一次开执行理事会会上，他顺口说了一句“萧规曹随”，意思是先按照上一届理事会的做法，把事情啊，稳稳接过去。话音刚落，坐在下面的吴克就接了过去，他说：“什么叫萧规曹随？你是不是不想做为，刚当会长就不想作为了？”据在场的人回忆，这句话刚说出来，会议室就安静了，王石脸色也很难看，一句话都没说。吴克山为什么敢这样顶撞会长？他的理由也很简单，他说：“大家每年都交10万的会费，你又没有比我多交一分钱，凭什么你说的就是真理？我就只能听着。”这句话听起来是在顶撞王石，其实顶的是一种过去大家都习惯了的做事方式。在企业里，董事长可以拍板，可到了阿拉善SEE，所有人首先都是会员，然后才是谁当会长。职位只是大家暂时先推选出来的主持工作，而不是他呀，这天然比人高一等。王石后来给会长这个位置还起了个外号叫“受气包”。他说阿拉善SEE最大的特点就是沟通成本特别高，因为这不是一个职业经理人的团队，而是一百多个企业家坐在一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也都有资格表达自己的判断。会长最大的挑战不是让别人服从自己，而是不断说服别人。他后来还说过一句特别实在的话，他说自己到了深圳以后，一直都是认定的事情，决不放弃，总觉得自己是对的。可到了阿拉善，他第一次真正学会了妥协，放下自尊和面子，尤其是在你明明想要发火的时候，还得继续把会开下去。改变他的并不是谁给他讲了一课关于民主和治理的课，而是这一群同样成功、同样强势的企业家，他们不会因为你是王石就默认你是对的，也不会因为你当了会长就停止质疑你。

如果说王石代表的是会长，那么任志强代表的就是监事。后来任志强总结王石那一届理事会时，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没犯什么大错，主要是被监事会给监视住了。”这句话半认真半玩笑，却把监事会的作用一下子说明白了：监督的意义不是等出了问题再处理，而是让掌权的人一开始就知道旁边有人盯着你，所以很多事一开始就不会走偏。王石当然不服气，他后来也回敬了任志强一段话，说：“北京的企业家都有一个共同毛病，总觉得自己永远是对的，觉得自己就是中央，别人都是地方，任志强就是最典型的一个。”细品这段对话，两个强势的人都不肯轻易服输，可他们没有因为意见不同就闹翻，而是把争论留在了规则里，把输赢交给程序去解决。

别人眼里的任志强也几乎就是这个样子。秘书长刘晓光后来回忆说，任志强确实强势，经常批评秘书处，甚至有的时候说话一点都不留情面，可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每提出一个问题，都会花大量的时间、精力把事情研究透。很多时候你觉得他是在批评，其实他是在逼着大家把事情想明白。冯仑也没有少跟任志强。有一次开会，任志强觉得讨论时间太短了，发言没有说尽兴，会后就跑去找冯仑抱怨：“你把我们请来，又不让我们讲话，我们来干什么？”冯仑一点面子都没给，直接回了一句：“现在开的是理事会，你不愿意听可以走人。”这一幕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任志强监督别人，也同样接受别人的监督。他要求别人遵守程序，而轮到自己也得服从程序。没有人因为他是监事长就让着他，就默认他说的都对，规则约束的从来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在场的每一个人。

这套规矩并不是没有经历过考验。协会成立没多久，就发生过一次理念上的分裂。首任副会长宋军，正是2003年组织那场阿拉善论坛，并把刘晓光带进沙漠的那个人。他一直主张走另一条路，就是由一家企业主导，把治沙做成产业，把公益和商业结合起来，提高效率。在他看来，这样才能真正把事情做大。可协会里更多的人坚持另一种想法，他们认为公益就是公益，商业就是商业，协会可以和企业合作，但不能由某一家公司主导，重大决定仍然应该由理事会共同讨论、共同决定，而不是交给某一个人、一家公司拍板。最终，宋军选择离开，另起炉灶，自己去实践自己的想法。有意思的是，这场分裂并没有把协会撕裂，相反，它把协会原来的制度又往前推进了一步，甚至把每位理事1年究竟投入多少时间，这样的事情也纳入到了统计和考核中。一次理念的冲突没有变成个人恩怨，最后反而变成了一次完善制度的机会。这种对规则的较真，后来几乎贯穿了协会发展的整个过程。2006年修改章程时，秘书处的一位员工提出希望推选员工代表进入理事会。这个建议听起来很合理，可最后还是被高票否决，理由只有一句：章程已经规定理事资格必须由会员担任，而会员的前提是按照章程缴纳会费。既然规则已经写在那儿，就不能因为一件事看起来合理就临时改变规则。阿拉善SEE最难得的地方也许就在这儿。

如果把镜头从阿拉善拉到整个中国，你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一座孤岛。也是2008年，就在王石在阿拉善SEE公开检讨的同一年，他在外面还经历了力场更大的风波。汶川地震发生后，万科第一时间捐款200万。随后，王石又在博客里提到，公司鼓励员工参与募捐，但建议每人捐款以10为上限。这两件事叠在一起，迅速点燃了舆论，王石“元”这个外号一夜之间传遍了全国。万科售楼处被砸，股价一度跌破20最后，王石不得不公开道歉，万科随后追加捐款一个亿。今天回头看这件事，很多人讨论的是王石到底该不该那么说，该不该那么均可我更关注的是另一件事：那个时候，无论是在阿拉善SEE，E还是在社会上，王石都必须面对公开质疑，也必须对至于做出回应。沙漠里的会员可以把会长请出来公开检讨，而沙漠外的公众，也可以把中国最有名的企业家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这两件事看起来毫不相干，其实折射的是同一种时代氛围：那几年，规则还在发挥作用，于是也还有压力。无论一个人员有多大的财富、多高的社会地位，都不能完全回避来自组织内部和公共社会的监督。可这样的时代并没有持续太久，很快，这套规则将迎来它真正的考验。

接下来的这几年，是任志强一生中影响最大的几年，因为同一个时期，他同时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空间：一个是不断放大的公共舆论场，一个是不断成熟的阿拉善SEE。先看公共娱乐场，就是微博。任志强并不是为了当场虹彩上的微博，他后来解释过，最初只是因为受够了传统媒体的断章取义，一句话说出去，经常被掐头去尾，最后标题和原意完全不是一回事。他觉得与其一次次地解释，不如自己直接说。还有一个原因，他观察得也很有意思，他说啊，在博客出现以前，骂他的声音铺天盖地，可那些支持他、理解他的人却没有表达意见的地方。而互联网第一次让这些原本沉默的人能够站出来发声。于是啊，在潘石屹的鼓动下，任志强开了微博。这两个老朋友，一个唱房价会跌，一个坚持房价还会涨，一唱一和，被媒体戏称为“潘人二人转”。后来，两人还干脆出了本书，就叫《微博二人转》。任志强的影响力也是在这几年迅速膨胀的。2013年，他的微博粉丝突破1500万，到2015年已经超过2900万。更有意思的是，这么大的账号，他几乎从不拉黑。别人骂得越凶，他越来越愿意回。今天已经很难想象当年的微博到底意味着什么，他第一次让普通人能够公开讨论房价、讨论政策，也第一次让一个普通网友可以隔着屏幕，直接和一个身家几十亿的企业家争论，甚至把他逼逼出来回应。任志强偏偏就是最喜欢接招的那个。2013年8月，他发了一条微博，暴光攀钢钒钛向长江排放污染物。攀钢钒钛股票随后，历史平台证券时报当时感慨：一个企业家的舆论影响力竟然超过了一家媒体。这样的事儿放在今天已经很难发生了。一个房地产商人靠着一张嘴，在公共空间里拥有了接近媒体的影响力，而这正是那个时代最特别的地方。

与此同时，沙漠里的任志强也走到了另一个位置。2014年，他当选阿拉善SEE第五任会长。这次当选还有一段广为流传的趣事：任志强担任监事长的那几年，是协会修改章程最多、监督也最严格的一届，得罪了不少人。结果这个出了名的人大炮，当时会长以后反而变了。王石后来笑着评价他说：“由人大炮变成了人绵羊。”当然啊，这里的绵羊不是说任志强没了脾气，而是角色变了，态度就跟着变了。以前当监事长，他的职责就是挑问题、提意见；现在坐在会长的位置上，首先要做的是把一群谁也不服谁的企业家组织起来，把会开下去，把事情办下去。过去可以开炮，现在更多的时候要听别人开炮。有一次开会，有人问他：“你有没有错？”任志强几乎没有犹豫，就当着所有的人面回答：“我是承认错误啊。”台下立刻想起片掌声。后来他自己解释这种变化时，说得很坦率：“当会长就得多听别人的，不能老开炮，因为人家就是来监督你的。”这句话很有意思。

任志强当会长还有一个地方特别有他的风格。前几任会长都喜欢听宏大的目标。刘晓光卸任的时候说希望会员发展到两千人，王石后来又提出一万人的愿景。可轮到任志强，他却在会上笑着说：“他们反正都下台了，所以指标可以提得很高，我是现任，没那么虚伪。”他给自己定的目标只有一个：这一届增加200名会员。为了完成这个目标，他先自己拿出了20万作为工作经费，跑遍全国拜访企业家。2年下来，账户里只剩6000机票、住宿，很多时候还得自己贴钱。这一段我特别喜欢，他和微博上的人大炮几乎是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微博上的任志强靠一张嘴不断制造公共话题，阿拉善里的任志强却背着包全国到处跑，一家一家的拜访，一位一位的劝说，一个人在两个空间里扮演着两种不同的角色，却都做得格外认真。

而这一节，我最想让你看到的是任志强是怎么治沙的。阿拉善SEEE最有代表性的项目叫“一棵梭梭”。梭梭是一种耐寒耐眼睑的灌木，能够牢牢地抓住流动的沙丘。协会希望在沙漠的边缘，让不断移动的黄沙停下来。这是一件需要十几年、几十年才能看得见成果的事。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把治沙简单地理解成重树，因为梭梭涨起来以后，可以在根部嫁接一种名贵的中药材，叫肉从容

农牧民靠肉从容增加收入，自然舍不得砍掉梭梭，反而会主动地去保护它。这样一来，治沙就不再只是为了环保，而变成了一门能够养活人的产业。从“要我重树”慢慢变成“我要重树”。后来，这个项目一共种下了8000多万刻的梭梭，治理荒漠170多万亩，参与的农牧民也从最初的46户增加到500多户。阿拉善SEE英译后来常说的一句话是：最好的生态保护不是靠口号，而是让保护环境的人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

任志强后来又推动了另外一个项目，叫“人小米”。这种小米重在阿拉善，全部采用滴灌技术，主打一句宣传语：“一间小米节约一吨水。”可理想很丰满，市场却很现实。4斤49.90的价格比普通小米贵了一大截。很多网友看了直摇头说太贵了，卖不动。而人志强干脆自己下场卖房地产。年会上，他一场募捐就募集了80多万元认购款。后来又和王石一起推广，一顿午饭的工夫，就卖出了330吨的小米。还有一次，潘石屹儿子结婚，冯仑原本准备送50万的礼金，结果呢，被任志强临时劝成了五万科的梭梭树。为了募捐，他会跪在沙地上，亲自给志愿者示范怎么重树，也会绕路

绕口令、拍短片、办大厨，可以说是想尽办法的替项目做宣传。有一次，他和后来担任会长的爱陆鸣一起到山村小学送小米，饭后给孩子们上课。他没有讲环保的大道理，只说了一句普通的话：“平时擦汗尽量用手绢，少用只因为只废树。”我很喜欢这个细节。那个在微博上把上市公司逼到停牌，把网友丢的哑口无言的人大炮，和这个跪在沙地里种树，教小孩子节约一张纸的老人是同一个人。沙漠里也好，微博上也好，他叫的对象一直在变，可较真儿的那股劲儿从来没变。只是到了这个时候，那个在微博上不断放炮的人，大炮和那个在沙漠里一条一条守着章程的会长，已经变成了同一个人。而这两种人生能够同时存在，也只属于那个年代。

到了2013年习近平上任1年之后，如果说前面那几年是那扇窗开的最大的几年，那么2013年就是他开始一点一点关上的时候。最先被关上的不是阿拉善，而是那张越来越敢说话的嘴。那1年夏天，一场针对网络大V的整肃开始了。8月，微博上拥有上千万粉丝的雪蛮子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带走。紧接着，官方提出网络空间七条底线。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随后出台司法解释，一条网络信息只要被转发500次，就可能构成刑事案件中的情节严重。同一年，一份后来被外界称为“七部讲”的内部文件开始传达普世价值不讲，新闻自由不讲，公民社会不讲。那个伴随着微博兴起而出现的公共讨论空间开始迅速收缩。这些变化当时和阿拉善SEEE还没有直接关系，可他已经释放出一个越来越清晰的信号：说话开始有代价了。其实，任志强比很多人更早地感觉到了这种变化。就在这一轮整肃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在书里写过一句话：如今说真话都成了一种危险的行为，会给人带来致命的伤害。今天再读这句话，会有一种特别复杂的感觉，因为写下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意识到风向变了，可意识到并没有让他停下来。

2016年2月19号，习近平接连视察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提出一句后来影响深远的话：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必须姓党。这句话出来以后，很多人都在看，也都在等。任志强没有等，他很快就在微博上公开回应：人民政府啥时候改党政府了？花的是党费嘛？随后他又写道：当所有的媒体都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利益的时候，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这几句话立刻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2月22号，北京市委宣传部主管主办的千龙网率先发表《谁给了任志强反党的底气？》，直接给他扣上“党性沦丧”、“资本翻天派”、“只为资本代言的人大炮”等帽子。随后，新华网、人民网、中国日报等主要官方媒体相继跟进。中国日报甚至直接发表要理直气壮地告诉任志强们：党媒必须姓党。几天的时间，一个房地产企业家成了整个官方宣传系统集中批判的对象。有意思的是，“底气”这两个字在这里有了完全不同的含义。前面我们讲过啊，潘石屹说，人日强最大的底气就是他的红二代身份。可到了2016年，官方也在问“谁给了任志强反党的底气？”同样两个字，前者是在解释他的性格，后者已经变成了政治定性。

2月28号，国家网信办宣布依法关闭任志强微博账号，理由是“持续公开发表违法信息，影响恶劣”。那个拥有近3700万粉丝、每天都在公共空间发声的“人大炮”，一夜之间归于沉寂。第二天，华远集团公开表态，要求党员职工不得利用自媒体宣传错误言论，与任志强划清界限。两个多月后的5月2号，北京市西城区委又给予任志强留党察看1年的处分，认定他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言论。据朋友后来的回忆，那段时间任志强明显沉默了。有人给他过生日，他也不像过去那样谈笑风生，只是安静地坐着。也就在这1年，任志强从阿拉善SEE会长的位置上卸任了，接替他的是企业家钱小华。当时有媒体就给这次交接用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标题：《阿拉善告别大佬时代》。这个标题现在回头看，比当时更有意思。风向已经变了。

第二年，2017年1月16号，刘晓光去世。他就是那个2003年第一次走进阿拉善沙漠，后来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把企业家请到月亮湖的人，也是那个在成立大会上被大家当场撕掉内定名单，最后又被这套规则慢慢改变的人。病重的时候，他依然坚持参加协会换届竞选演讲。他说将来自己的墓志铭上，希望能够写下“阿拉善”三个字。我特别喜欢这个细节，因为一路看下来，你会发现改变刘小光最多的不是沙漠，而是那群企业家。而改变那群企业家最多的，不是刘晓光，而是他们共同建立起来的那套规则。如今发起人走了，那个把即使为谁也不服谁的企业家聚到一起，又亲眼看着他们把一套规则一点一点打磨出来的人，也走完了自己的一生。故事讲到这儿，阿拉善SEE还在，树也还在，重梭梭还在涨，可那个孕育它的时代已经悄悄退场。

再过2年，2018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讲到这儿，我想把镜头重新拉回2004年的那个夜晚。那天晚上，一群企业家在月亮湖边吵到凌晨，最后写进章程的第一条重要规则就是：会长任期届满，必须换届，不得连任。他们后来不仅把这条规则执行了下来，还把它执行得比章程更彻底。2007年，有人提议给创始会长刘晓光加一个终身荣誉会长的头衔，以表达大家的敬意。这个提议听起来合情合理，可张树新、杨鹏等人当场表示反对。他们认为，阿拉善SEE既然决定靠制度运行，就不能再回到一个人说了算的老路。更有意思的是，刘晓光本人也拒绝了。于是，同一个国家，在相隔14年的时间里，习近平选择了修宪，取消任期。正是习近平的这个选择，让任志强写出了“想当皇帝小丑的熊也给任志强带来了灭顶之灾。

2020年9月22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任志强有期徒刑18年，并处罚金420万。那1年，他六十九岁。如果福满刑期，他走出监狱时将是八十七岁。对于一个已经步入老年的重病之人来说，这个判决的实际含义十分清楚：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岁月里，不再让他回到公共生活，更不再让那个拥有几千万读者的人大炮继续公开说话。

任志强被判以后，外面的中国没有停。四十二天之后，蚂蚁集团上市计划在挂牌前不到48小时被紧急叫停。随后1年，监管风暴从互联网蔓延到教育、房地产和其他行业。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营企业家迅速学会了降低生服从整顿。任志强被留在了时间的另一边。朋友和家人这些年一直试图帮助他。有人通过各种渠道打听，有人设法提出保外就医的申请，但始终没有得到善意的回应。后来，维权律师藤根据公开披露的病情判断，任志强已经符合保外就医甚至是监外执行的条件。蔡、张欣、高宇等人也先后公开转发求助信息，呼吁不要让刘晓波病重之后才获准就医的悲剧再次发生。

今年是2026年3月8号，任志强在狱中度过了他七十五岁的生日。他的处境再一次被人提起。从2020年3月12号与外界失联算起来，到今天2026年7月14号，他已经失去自由整整2315天。外界真正知道他的病情，是因为2024年10月2号，他的女儿人心异不得不写出一封致习近平的公开信。他在信里说，父亲入狱前就患有严重的前列腺疾病，急需手术。入狱以后一直没有得到手术和有效的治疗，每天夜里要去十几次洗手间，长期无法正常休息。后来又被诊断出哮喘。他还写道，自己的哥哥也因为父亲的案件被判9年，这个家庭已经接近家破人亡。此前，家人曾通过正常渠道数次提出请求，始终没有得到善意的回应。公开写信使他们濒临绝望之后最后的办法。可是，这封信里最让人难受的并不是疾病，也不是刑期，而是一个女儿为了换取父亲治病的机会，不得不提父亲做出的承诺。他对习近平写道：我愿意承诺我父亲出国治疗后，绝不会公开发表任何言论或内容。他已年逾古稀，重病缠身，没有任何能力对您及国家带来麻烦了。

好，今天就讲到这儿。请观众朋友们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还没有订阅的朋友也请订阅我们的频道。有条件的朋友请加入会员支持我们这个小频道的发展。请大家点赞、留言、转发。我在思考中逻辑的妖酱，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