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A专访韩秀(上)：我的美国故事
美国之音专访韩秀，讲述她1946年出生于纽约、1948年回到中国后，因父亲的美国身份和家庭背景无法正常升学，最终经历12年劳作并在1978年回到美国的过程。她回顾父亲在抗战时期支援中国、自己在中国受到的政治压力、梅兰芳帮助她矫正弱视，以及美国政府和外交官营救她回国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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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秀女士，非常感谢您再次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
美国之音是老朋友，很高兴。今天我们想请您分享您的美国故事。您是1946年在纽约出生，1948年之后回到中国，开启了一段非常漫长的、三十年后重新回到美国的回家之路。谈谈您说，回到美国之后，您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像判若两人，为什么您会这样说呢？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因为在中国，我是一个不能完成完整教育的人。高考的时候，我非常快地就把考卷交掉了，可是卷子根本没有看，上面贴了一个封条，叫做“此生不予录取”。我一直以为只有我一个人会遭到这样的事情，后来我才知道，上百万年轻人遭到这样的待遇。
为什么？因为1964年正是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爆发的时候。这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谁发起的？刘少奇。对，一点都不错。然后阶级成分改变，阶级成分就是把人的阶级成分升高，而不是降低。比方说在农村，中农变富农，富农变地主。在这样的情况下，打击面极大扩大了。
所以我在1964年正好赶上了强调阶级斗争、阶级路线的状况，于是被贴上“此生不予录取”的封条。那怎么办呢？留在北京工作或者怎么样，对不对？但是北大附中的党委书记周玉英把我找了去。他说：“你不是报的都是清华吗？”我说：“是啊。”他说：“你只要写一个东西，很小，200个字就够了，就说你的父亲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你绝对不会再到美国去。你写这么一个小纸条，清华大学的门就在那开着。”
我说：“如果我不写呢？”他说：“你不写，你明天就到山西去卧插队落户。”我说：“那我得回家收拾行李了。”为什么那一个小纸条你不愿意写？不是我愿不愿意的问题，我不想跟父亲划清界限。那是一个万劫不复的陷阱，你掉了进去，就把你的灵魂出卖给魔鬼，你绝对不能妥协。
我是付出代价的。我付出了12年的劳作，付出了我的健康，等于是毁掉了我12年，但是我没有做违背良心的事情。不是我愿意不愿意，是我绝对不能掉进那个陷阱。我掉进那个陷阱，今天就不是我，我不可能回来，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我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我的父亲1943年到1945年他在重庆
他在美国住重庆。当时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所以他在那儿的美国大使馆，是那儿美国大使馆的武官。他负责的是滇缅边境的畅通，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喜马拉雅生命线”，也就是驼峰航线。他负责让驼峰航线畅通，否则所有美国给予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那些资源，都抵达不了重庆。
他在那样的工作环境里，跟我外婆见过一面。他担心我外婆的健康状况，万一有什么问题，所以给了她一张照片，还给了她一张名片，名片上还有他自己手写的电话号码。他说：“老人家，你有任何问题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那个时候，我外婆就跟他聊了聊。
我问外婆，我说：“我父亲的中文怎么样？”她说：“可以答疑。”那是很高的评价了，对不对？“可以答疑。”我外婆很关心他的工作情形，因为我外婆当时也在给国民政府工作。她是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部门的主管，是一个经济学家，早年的时候曾经在帝国大学学经济。回来以后，她在交通银行工作；先生去世以后，她就考进国民政府的统计部门工作。
外婆跟我父亲聊，说：“你在驼峰怎么样？”他就讲了几句话。他说：“我们不只是打破日本人的封锁，我们也打破英国人的封锁。”为什么要打破英国人的封锁？因为英国政府，或者说丘吉尔先生，不要日本进入欧洲战场。如果中国能够拖住日本，欧洲的状况就会比较轻松一点。但是要死掉多少中国人，那不在他的考虑之内；可是在美国政府的考虑之内，也在我父亲的考虑之内，所以他必须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从小就知道，我的父亲绝对不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他用了他的时间完成他的工作，支援中国人抵抗日本军国主义，和中国人并肩作战。那时候我们是盟友，对不对？有没有搞错？很多历史是胜者写的，不是败者写的，所以很多历史都被掩埋、被掩盖。
英国人非常爱戴丘吉尔，因为丘吉尔非常照顾英国人。在他的意念里，英国人是人，别的人是不是人，他并不在考量之中，尤其是中国人，他更不在乎。他只要中国能够拖住日本，就很高兴。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我感觉我跟我的父亲不只是血缘关系，我们有很多东西应该是大致上的认同，是很接近的。
所以，虽然您从来没有见过您的父亲，但是您对他的故事、对他的信仰跟价值有很长久的了解，而且您只把他的照片这三十年来都放在身上，是吗？对。那个时候我要下乡，我外婆跟我说：“谁知道我能不能熬到你回来的时候，你带着吧，这是你的一条根，你没有别的。”所以我在内衣里缝了一个小口袋，把它塞进去。
等到我回到美国，第一站当然就是美国国务院中国科，他们非常热情地招呼了我。国防部也有人来了一个工作人员，带来一个文件夹。文件夹一打开，第一张照片就是我父亲在玻璃外面，我还是一个baby，在护士产房的外面、婴儿房的外面，护士抱着我在里面，他在外面。
那张照片拍出来，还可以看见我父亲的一个侧面、我的一个侧面，以及护士的一只手。父亲在看着你。父亲看着我。那是您和父亲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然后他马上就回新西兰，因为他在美国驻新西兰工作，所以那就是我跟他之间唯一的一次。
等到我回到美国的时候是1978年。他是1968年去世的，是在您回来美国之前的10年。他得了热病，飞机把他从巴拿马带回华盛顿的途中，他就去世了。
但是我在中国的遭遇，就跟他这样密切相关，对不对？我不写那张小纸条，就得下乡。所以我回到美国以后，居然有人跟我说：“你应该诉美国政府，因为你是美国人，所以你在中国有这么多困境、这样的遭遇。”我说，美国政府把我救回来，是美国政府把我救回来。
我去了美国领事馆以后，整个就是美国政府、美国国务院在全力以赴地把我救回来。那个时候卡特总统非常坚持人权政策。中国政府那个时候急于要建立外交关系，卡特总统的话非常简单：“我们的人不回来，我们根本不谈任何外交关系。”
实际上，美国和中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这件事情，远远迟于其他西方国家。英国、法国都很早就跟中共建交，美国几乎到了最后，撑到最后。所以我不觉得美国在这件事情上有什么需要考量的。当然，需要考量的就是中华民国政府的另一个方面。
其实，您讲到这里，我看您的生平，1978年您从中国历经30年九死一生的经历，回到了美国。1978年也正是美华盛顿和北京要积极建交的那一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您在4月份回来，又是第一个跟国务院报到。是吗？我在元月份回来。
如果美国政府、卡特政府当时更多地了解您在中国这30年的经历，以及您对中共政权的认识，他们会不会在1978年底改变想法，不跟北京建交，而维持跟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您觉得有可能吗？当然历史不能重来，但是更多人知道您在中共极权下的经历，会不会改变历史？
不会。他们非常清楚我经历了什么。我跟很多美国政府的机构都有接触，而且我在国务院外交学院教书，接触的都是外交官。把铁幕打开，这是势在必行的。因为美国政府和美国老百姓都有一个想法，就是冷战并不能改变一切。铁幕重重，铁幕里的人完全看不见这个世界，只有把铁幕打开，里面的人才能看见这个世界，而这个国家才有可能改变。
这个改变应该是有利于台湾的，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中华民国始终是一个民主国家，始终是美国坚定的盟友。台湾的2300万老百姓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他们享有自由、享有民主。可是在中国大陆的10亿中国人，他们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完全生活在铁幕之中。
所以，把这个铁幕打开，本身是一种胜利，是民主和自由的胜利，而不是共产主义的胜利。但是将近50年过去了，当时打开铁幕的这个心愿，到现在如果回头看的话，还是胜利吗？还是。为什么？为什么有这么多中国人移民美国？为什么他们觉得在中国再也活不下去了，一定得换个地方？因为他们看见了外面，而且他们知道了，美国不是一个豺狼，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你可以享有自由和民主，和别人是平等的，没有阶级的分界，没有说你不可以接受教育。任何人只要主动、愿意接受教育，都可以。
台湾的朋友到美国来，在美国生活，他们是从一个民主和自由的地方到另外一个民主和自由的地方，对他们来讲，震撼远远不及中国留学生来到这里。他们等于掉进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世界，就像您自己形容自己，等于是判若两人一样。
我的情形跟他们又完全不同，因为我不是移民，我是生在这儿的。所以我一回来，在海关听到的第一句话是“Welcome Home”，是“欢迎你回来”。我是回家，我不是去到另外一个地方。
但是没关系，那个时候我也没有英文，什么都没有，但是我口袋里有一块美金，一点问题都没有，马上就开始生活、开始工作。我觉得我在中国失去的所有机会，忽然之间全部到了面前。你想学英文吗？我们提供所有条件。
甚至Apple在Russell有一个实验室，用电脑教人学英文。我星期六、星期天就跟那个电脑干上了。你就是在一个不用中文的环境里，英文才能学得极快。但是我星期一到星期五在外交学院教中文，而且不能用英文，就是一定要用中文教中文，这是学习语言的最佳办法。
我在Arlington的语言中心也是这样，所有人没有一个懂中文，但是所有人都在念英文。在这样的环境里，才能学得非常快。我在中国念了6年俄文，那也是中国方面居心叵测，因为他们觉得，如果我没有语言，我如何能够回到美国？可是我是从32岁开始学英文的，那根本不是问题。
英文有什么难的？没有什么难的，但是你要很努力地去学。等到我写艺术家传记，拉丁文、意大利文、德文，甚至荷兰文、法文，你都绕不过去。那又怎么样呢？念书就是了。念书对我来讲，是非常幸福的事情，所以我根本不觉得是一个问题。
刚刚您讲到学俄语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他们可以让您学俄语，让您没有所谓的母语，然后又在反美的气氛中成长。是什么让您一直维持对美国的认同而没有动摇呢？
在这样的极权制度之下，在最艰难的环境之中，中国方面、中国这个社会从来没有把我看成是他们的人。这实际上就使得我一直在外边，I'm outside，像一个局外人一样。
一个小孩子要和别的小朋友一起玩，对不对？人家不要你，人家根本不要你。然后我又弱势，我有一个眼睛弱视，是很小的时候、还是baby的时候，高烧烧坏的。奶妈是日本人，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就弱视、没有势力。我只有一个眼睛能看见，走路的时候别人伸一只脚，我看不见，所以我常常被摔倒。
谁教会了我一个办法？梅兰芳先生，梅老板。梅老板跟我外公交好，我外公曾经跟着梅老板票戏，《打渔杀家》。1949年之后，梅先生还是对我外婆非常好。为什么？因为抗战的时候，梅先生蓄须明志，不给日本人唱戏，可是他有一帮人要养，所以有很多人支援他，我外婆是其中的一个。
我外公是1937年走的，所以他念旧，梅先生也念旧。梅先生来到家里，那时候的梅先生已经有了自己的位置，不太容易多说话，可是我外婆还是抓紧时间跟他讲，说孩子弱视，你有什么办法？
梅先生的眼睛非常漂亮。他养鸽子，眼睛就跟着鸽子飞，所以那个时候他的眼睛特别漂亮、特别有色彩、有神采。他就跟我说：“你把这个好眼睛盖住，用不好的眼睛看树叶落下来。树叶落下来，树叶由绿变黄，你每天看15分钟。你用这只坏眼睛，这样的话，你的两个眼睛可以同时转动，别人就不会知道你有弱视。你只要别人不知道就行。”
我明白他的意思。那个时候人很小，只有七八岁，但是我很乖，就照他说的办。果不其然，后来慢慢地人就不觉得我有弱视，我也很少摔倒。梅兰芳先生，我叫他梅老板。
这就说到了我八岁时候的事情。我不知道艾森豪威尔总统和美国军人在巴拿马有什么伟大的行动。中国政府在天安门广场办了很大的抗议示威，满地都是国旗，美国国旗，还有艾森豪威尔的画像。那里有一个圈，国旗都在那里，最后要烧起来。
那个老师的名字我还记得，他叫章鱼。他说：“你站那个圈里。”我就站在那个圈里，我哪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他们就开始点火，国旗开始变成灰。我亲眼看着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画像在我面前灰飞烟灭。开始烧的时候卷起来，有火，边缘变黑，然后慢慢变成灰落下来。
所以我回到美国以后，在所有美国总统里，我最认识的就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我当时就在想，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政府，认为你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把我放在这里，也是把我放在一个靶子的位置，对不对？我也是他们的敌人。所以我和你，我和艾森豪威尔，我们是一边的，对不对？我们是站在同一边的。
其实，这个做法就让我觉得不太明确。艾森豪威尔一定是一个伟大的人。等到我回到美国，我跟学生里很多国防部的朋友说，我问他们：“艾森豪威尔是一个什么样的将军？”他们说：“伟大的将军。”他领导了D-Day。我满心欢喜，我说：“我和这样一个伟人，曾经处在同一个位置上。”真棒，真精彩。
领事处那时候是搏命。我用一条命换我的自由，当时真是舍了命。我也要让美国领事馆的外交官知道，我有一个美国人在这里。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通消息，是美国外交官用他们的途径，以及我个人用我个人的办法，去对抗整个铁幕，换回我回国的自由。
所以那个时候我坚信我的政府，坚信美国国务院，坚信美国领事馆的外交官们。我的信任是百分之一千。正因为我的信任，我赢了。我没有掉进中共一再设下的陷阱，而美国外交官也拼尽了力量。
丁大卫先生，也就是David Ding，他也曾经住过台湾。他跟我说的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你要记得，我们会全力营救你，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他是中国通，知道这几个字的分量。我说：“你放心，我经过千山万水，一定会赢。”他说：“我们一定会赢。”
那在美联储那是紧张万分，外边武警都站在那里，对不对？我出去，他们可能一枪把我打死在那儿，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机遇就在那儿，吊诡的是，他们想要建立外交关系。我已经进去了，美国政府已经知道我了，然后他们还是整了我8个月。
整了我8个月，就是一定要我承认我是跟中央情报局联络，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中国，是要投奔美帝国主义，等等。我说我没有，我就是要回家，就这么简单。他们说的“投奔美帝国主义”，我就简单地说，我要回家，我只是要回家而已。
所以我把那个温度拼命降低，他们把那个温度拼命升高。但是美国外交官每个星期五去中国外交部，说：“把Teresa还给我们。”就这么简单。他们跟美国外交官拍桌子，说什么人走进你的办公室，你都给他一本美国护照。
滕祖龙先生说：“你走进我的办公室，我绝对不给你一本美国护照。”他是美国人，他是我们的公民，我们在这里工作的责任，就是要把他带回家，就这么简单。每个礼拜五，花了8个月，直到万斯国务卿拿出一个名单来，我在第一个，后面还有很多。
我是1949年以后滞留红色中国的美国公民里，返回美国的第一个人。我回去之后的当天就在中国科，卡特总统就给中国政府最严厉的警告：“你们不把在中国土地上的美国人交给我们，就不谈外交关系。”这是美国的人权政策。
3年里陆陆续续回来300多人，各有故事，每个人都是一部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