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卫士发布《铁窗之后》：中国看守所暴力与侵权成系统问题

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发布《铁窗之后：中国看守所状况调查》，把中国看守所这个长期被官方藏在铁门后面的黑箱系统摊开。报告中文 PDF 标注首发于2026年5月，保护卫士于6月16日在葡萄牙里斯本活动上正式发布。报告的主体材料来自84名曾被关押者的问卷调查，同时结合中国法律法规、公开政府文件、法院判决、媒体报道、澳大利亚公民马修·拉达尔的长篇访谈，以及深圳市宝安区看守所个案研究。

这不是一份靠情绪控诉堆起来的报告。保护卫士列出的材料很具体：84份有效问卷中，受访者曾被关押于中国19个省级行政区的至少58处看守所；报告估算中国至少有2600个看守所；2024年中国批准逮捕人数为752594人，保护卫士按保守假设估算，当年可能有约68万名未决人员被新收押进看守所；任意时间点，中国看守所平均可能关押约34万名未决人员。

这组数字说明，中国看守所不是少数政治犯才会接触到的极端空间。它是中国刑事司法系统最基础、最日常的压迫接口。一个人只要被刑事拘留、等待批准逮捕、等待起诉、等待审判、等待判决、等待上诉，甚至等待移送监狱，都可能被塞进看守所。很多人还没有被法院判罪，已经被关进由公安控制的封闭场所。

报告从2009年云南李荞明“躲猫猫”死亡案讲起。李荞明当时只有24岁，官方最初声称他在看守所“躲猫猫”时受伤死亡。公众愤怒撕开了遮羞布：他死于同监室牢头狱霸殴打。中共随后推出一批整治措施，包括打击牢头狱霸、加强监控、开展专项检查。十几年过去，保护卫士的调查显示，牢头狱霸仍然普遍存在，暴力、虐待、刑讯逼供和羁押死亡没有从制度里消失，只是被更熟练地塞回墙后。

报告记录的核心问题，首先是律师会见被系统性阻挠。7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曾被阻止会见律师，甚至无法自行聘请律师。有些人因为案件被扣上“国家安全”标签，几个月见不到律师；有些人被施压放弃独立律师，改用更听话的值班律师；有些律师连人都找不到，因为警方故意把当事人登记成假名。中国法律写着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至迟不得超过48小时。到了公安手里，法律经常变成一张贴在墙上的废纸。

律师会见受阻直接服务于逼供。报告中的澳大利亚公民马修·拉达尔称，他2020年至2021年间在北京第三看守所被关押近18个月，在最初被捕后的两天里遭到殴打，直到开庭当天才第一次见到律师。他还描述了睡眠剥夺、低温折磨、被迫签署认罪书等经历。一个外国人尚且如此，普通中国人在同一套机器里会遭遇什么，根本不难想象。

暴力问题更直接。76%的受访者表示曾在羁押期间遭受警察、管教或其他在押人员暴力对待；76%的受访者表示所在监室存在牢头。报告对牢头的描述很清楚：看守会非正式指定某些在押人员协助管理监室，维持秩序、分发食物、讲解规章、监督其他人。现实中，牢头经常拥有惩罚权、分配权和欺压权。官方不必亲自动手，暴力仍能顺着监室内部等级传导下去。

这套做法很中共。权力喜欢外包脏活，又要保留最后控制权。管教可以装作没有打人，牢头可以替他们收拾“不听话”的人；看守所可以宣称自己有制度，受害者却被迫睡厕所边、睡地板、挨打、被羞辱、被抢占生活空间。报告引用的开放式回答中，有人称自己因绝食抗议被扣在铺板上强行灌食，插管时牙齿被撬掉；有人称审讯时被戴头套、用点燃的香烟烫腿、被击打腰部。法院判决书中也出现过同监室牢头长期殴打、体罚、虐待在押人员的内容。

生活条件同样恶劣。报告显示，12名受访者曾被关押在33人以上的监室里，人数至少比法定上限多出10人；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监室人均空间不足2平方米，低于中国国内最低标准。中国看守所通常不是一人一床，而是大通铺。人挤人，睡眠空间本身就成了权力分配的一部分。牢头占床位，新人睡地板，弱者靠厕所，冲突、疾病、羞辱和失眠一起发酵。

报告还披露，64%的受访者表示医疗照护不足，24%称自己在数月甚至数年羁押期间没有户外活动或只有极少户外活动。所谓“放风”经常只是进一个被铁网和屋顶封住的小院子，几分钟绕圈，晒不到真正的太阳。食物方面，78名受访者认为伙食不足、品质低劣，无人认为伙食“很好”。报告写到，典型饭食可能只是早上稀饭咸菜，午晚餐白米饭配素菜汤，肉类偶尔供应。看守所小卖部则成为另一套小型压榨系统：很多人能买到零食和日用品，却很难买到水果、维生素、文具，且不少人认为价格不合理。

外籍在押人员还面对语言和通信困境。保护卫士指出，一些外籍受访者无法理解监所规章，不清楚自身权利，没有得到翻译或口译服务，未获提供可理解语言的书面材料，写给家人、律师或领事馆的信件从未被寄出。中共一边对外喊“法治”和“营商环境”，一边让外国人在看守所里连规则都看不懂、信都寄不出去。这种国家机器的流氓气质，进了铁门就不再需要包装。

报告最重要的判断，是中国看守所问题根源在“侦羁合一”。看守所由公安管理，公安同时负责抓人、讯问、侦查和控制羁押环境。同一套权力系统既要拿口供，又掌握被羁押者的身体处境。逼供、阻止律师会见、制造恐惧、默许牢头施暴，都能服务案件办理和维稳目标。驻所检察官名义上负责监督，报告指出其独立性和权威性长期受到质疑，即使发现问题，警方也没有法律义务按检察建议行动。监督没有牙齿，受害者没有出口，施暴者没有代价。

中国至今没有专门《看守所法》。现行看守所运行主要依据1990年国务院发布的《看守所条例》。这份行政法规不但层级低，而且仍将审前被羁押者称为“人犯”。一个尚未被法院判决有罪的人，在制度语言里已经先被当成罪犯处理。语言不是小事。中共体制最会用词汇提前完成定罪，再用程序补齐统治需要。

保护卫士还指出，中国法律与国际标准存在明显差距：律师会见权受到限制，尤其涉及国安案件时可以被长期阻断；酷刑定义过窄，未充分覆盖精神伤害；审前羁押可被延长，缺乏及时司法监督；批准逮捕前最长37天的羁押远高于国际上48小时的建议标准；看守所缺乏真正独立、不预先通知的外部查访机制。中国政府拒绝独立监督，又不公布完整羁押数据，整个系统天然适合滥权。

深圳市宝安区看守所个案说明，现代化城市和野蛮羁押可以并存。宝安看守所2006年启用，设计容量3000人。报告引用地方媒体资料称，到2010年代末期，该所关押人数曾达8494人，接近设计容量三倍。深圳可以有华为、腾讯、高楼、机场和科技园，也可以有过度拥挤的看守所、可疑死亡、暴力和人权侵害。中共治下的现代化从不自动带来人的尊严，它只会让监控、关押和管理变得更高效。

这份报告的反共价值很明确。它把中共司法系统中最日常的黑箱拆开给人看：公安抓人，公安审人，公安管看守所；律师被挡在外面，家属被挡在外面，外部监督被挡在外面；里面再用牢头、暴力、饥饿、拥挤、羞辱、失眠和医疗拖延来驯服人的意志。所谓“中国法治”，在看守所里露出的就是这张脸。

中共维稳体系可怕的地方正在于此。它不仅有坦克、警棍和摄像头，更有能把一个普通人无声无息地拖进铁门后，让他的名字从公共空间消失，让他的身体被别人支配，让他的恐惧变成家人和朋友的沉默的能力。看守所承担的功能，早已超出临时羁押。它是认罪工厂，是恐惧车间，是中共国家暴力进入个人身体的第一道密室。

原始报告链接：[https://safeguarddefenders.com/sites/default/files/2026-04/Behind%20Bars%20Detention%20Comp%20CH.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