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從德：民運為何一直失敗，六四的三種敘事

本期影片中，封從德圍繞“六四敘事”與民運失敗原因展開長篇分析，提出六四歷史已經形成中共敘事、統戰敘事和勇武敘事三種版本。他重點批評“統戰敘事”以民運或異議人士面目出現，卻在關鍵問題上繼承中共話語，透過《天安門》紀錄片、《天安門檔案》、部分海外民運人物和媒體敘事，長期扭曲六四記憶，打壓真正抗爭者與勇武派。封從德認為，民運失敗的核心不是“太激進”，而是長期失智，被中共統戰和文化暴力切斷歷史記憶。影片最後提出，未來抗爭不能再過度中心化，而應形成共識、分散行動，並在民變基礎上推動兵變與憲政目標。

可以開始了嗎？可以啊。

我還是回到我的主題。我準備了太多東西，所以今天不知道能不能講完。謝謝各位來聽我囉嗦。

去年我已經囉嗦了12個小時，是在鄭旭光的頻道里面。今天算是接著去年的那個講座。後來我跟方政在國殤紀念館也講了半個小時，題目基本上都一樣。

這幾年我專門要講一件事：六四現在已經形成了三種敘事。三種敘事裡面，最可怕、最恐怖的一種，我叫它“統戰敘事”。這是我發明的詞彙。

我是接著去年講的。鄭旭光最近好像又把去年採訪我的節目重新放到網上。看的人不多，但是看的人應該都是動腦筋的。因為我講的概念，跟現在外面講的六四，真的差異很大，甚至有些朋友會生氣。

但是我覺得，作為六四親歷者、倖存者，我們是有責任把真相講出來的。有些法輪功朋友說“講真相”，我們確實有這個責任，把真相講出來。否則我們會一直被中共騙。

我今天就是要講，六四已經形成了三種敘事。

中共敘事很容易分辨，因為他們有大量宣傳品。我現在有幾百本他們的書，每一本我都仔細看過了。所以這幾年我真的看了六萬多份當時的報道、照片、傳單，還有中共資料。我把每一本都掃描、OCR，變成文字，方便做研究。所以我的六四檔案資料庫，現在應該有上億字，基本上我都看過。

中共敘事很簡單。六四過後，他們出了大量宣傳品，裡面有胡說八道，但有時候也不小心露出一些真實情況。比如我們用得比較多的，就是《戒嚴一日》。他們有一個原版，後來趕緊收回去，又出了一個精簡版，把很多他們覺得不應該洩露的東西收掉，尤其是那些戒嚴部隊乾的壞事。但是原版當時出了幾千本，所以現在還能找得到。這個很重要。

但是今天我主要要講的，是“統戰敘事”和我所說的“勇武敘事”之間的差異。

這個話說起來很長。去年我跟鄭旭光，還有他採訪我、採訪陳天石，加起來可能講了差不多20個小時，但還沒有講清楚。

“統戰敘事”是我去年才開始形成的概念。四年前，在封鎖主持的Clubhouse上，我還只能用“民間敘事”和“官方敘事”來區分。右邊是中共在國內的大內宣，那就是官方敘事；海外形成的是民間敘事。

但是後來我發現越來越不對。實際上，在民間敘事和官方敘事中間，還有一個狀態，叫“統戰敘事”。

這個統戰敘事，現在包括我自己，也還在不斷整理。鄭旭光一直追著我說，你講這個統戰敘事，那統戰敘事到底有沒有一個定義？因為我去年才剛剛講出來，還沒有辦法好好歸納出一個定義。

今年我仔細想了一下，給它下了一個定義：統戰敘事，就是以民運或者異議人士的面目來講述，但源於中共敘事的一種虛假敘事。

這種敘事的主要形式，是經過戴晴，她是總參二部的特工；經過卡瑪，她是周恩來派出來的外派人員；經過中共官員張良；還有所謂異議人士龔小夏這些人，以及很多人。他們經過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透過中共的三張網：諜報網、統戰網、大外宣，逐漸形成了現在我都不叫民運的東西。

當然，我首先要對真正還堅持在民主運動當中艱苦奮鬥的人致以最高敬意。像封鎖就是這樣的代表。但是更多的所謂“民運”，應該叫“名利的民運”，只存在於媒體上。

真正有能力的人，比如薛振聯，很多能幹的朋友，一看你們這樣搞名搞利，就離開了。沒有意義。而且越來越因為這個是統戰敘事，大家覺得不能這樣，變成受騙上當。

所以它已經形成了現在民運的主流敘事。這才是可怕的地方。

這個主流敘事有很多危害，待會兒我會仔細講。客觀上，它除了魚目混珠、混淆是非以外，還有精準打擊勇武派的功能，最後還暗暗幫助中共壯大和維穩。

現在這些“名利民運”，對我講的這些問題，很多年前我就開始講，他們都裝聾作啞，沒有人敢跟我辯論。因為我掌握資料太多。我講的每一句話都是真的，都是實在的，都有資料。但是他們不敢跟我核對，不敢跟我面對面，所以也就沒有檢討，也沒有問責。

為什麼要問責？待會兒我會給大家看。

今天我要講的重點是：民運本來是有希望成功的。現在很多人說你們沒有反思。我說不對，有很多反思，但現在的反思方向搞反了。為什麼搞反了？我待會兒會講。

我們本來是有可能成功的，但失敗在哪裡？失敗在我們失去了智力。這個才是89年真正的問題。這種失智，就是因為統戰敘事。

統戰敘事不是今天才有。中共從蘇聯列寧那裡搞來統戰那套概念，已經100年了。從1922年開始，共產黨開始搞統戰，首先國民黨就完蛋了，所以中華民國也完蛋了。後來的很多統戰，一直到六四，1989年的時候，我們也是像今天一樣，被籠罩在統戰敘事裡面。

比如我們一想到國民黨，就說國民黨不抗戰；一想到共產黨，就說共產黨抗戰。89年的時候，我們都是這樣以為的。或者一聽到魏京生，就說他是個小偷。我當時也這麼以為。後來才知道，中共說他偷的是軍事情報，然後判刑。我們根本不知道。

雖然我們好像還是最高學府的學生，我那個時候已經是研究生快畢業了，但照樣是傻瓜。我覺得89年我們是傻瓜。到今天，很多人也還在這種狀態裡面。

中共有一系列統戰敘事。今天同樣如此。他們對我們的大腦進行了控制。

剛才法輪功朋友說中共長臂管轄。我說比長臂管轄更可怕。除了控制我們身體的直接暴力以外，它還有更恐怖的暴力，叫文化暴力。待會兒我也會講。

比如我舉個例子，今天大家都可以驗證的“高自聯”這個概念，就是典型的統戰敘事。

三十多年來我不會講，因為很多人以前也在那個名單上，我自己也在那個名單上，封鎖也在那個名單上。但這個名單是中共另外拉的一個群。真正厲害的人，很多厲害的人，他們不會放在這個群裡面。他們是刻意把這些人邊緣化，也就是我說的很多勇武派。

當然，這21人裡面也有勇武派。但是中共也安插了很多他們的人。待會兒我會給大家看，會嚇到很多人。

面對這種局面，追求中國實現民主的人應該怎麼辦？

我現在做中醫，講望聞問切，診斷以後要有治療方案，我們要療愈。

其實89年的時候，知識分子是有問題的。我們學生也算知識分子。但是我們頭腦裡沒有真正的民主革命概念。既沒有民主革命的真正歷史，也沒有民主革命的方略。

甚至連民主革命本身我們都不清楚。昨天5月23日講到，為什麼我們會把三個湖南的“山莊士”抓起來？那就是我們愚蠢的地方。但是這個愚蠢，現在講那個事情本身也有很多盲點，以後有機會我會仔細分析5月23日這個問題。以前我們寫過很多文章，現在的人不太看。因為勇武敘事這一部分越來越被消音，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了。

所以我說，我們得了Dementia，就是失智，老年痴呆。中國民主運動一直處於失智狀態，因為中共一直刻意割斷前後的所有歷史。

我剛才說，89年我以為魏京生只是一個小偷。後來才知道，中共說他偷的是軍事情報。我的概念就是那麼愚蠢。所以我覺得89年我們是傻瓜，到今天很多人也是這樣。

我這樣講出來，可能會有很多朋友不高興。但我後來總結，覺得我們現在要慢慢形成一些共識。很多人以為我們要搞組織，我說你搞不起來，裡面有很多問題。形成共識可能更現實、更重要，而且更有用。為什麼？我到時候也會解釋。

今天重點，我就很快過一下。

當時那些中共學者，我已經不叫他們改革派學者，直接叫中共學者。因為他們腦袋裡其實就是中共的東西。真正對中共有清醒認識的人，往往在監獄裡面，或者在監獄邊上。在廟堂上的人，基本腦袋裡都是中共的東西。

當時這十二個人跑來勸我們，說票裡面不要絕食。後來很多人，除了嚴家其老師以外，就變成說要告別革命、不要革命。尤其戴晴更可惡。待會兒我會直接點戴晴的名。

高自聯為什麼是中共敘事和統戰敘事的特徵詞？我們學運組織裡，像封鎖，或者我們這些89年的人，不會叫自己“高自聯”。我們叫北高聯。而且北高聯也不是中共敘事和統戰敘事裡講的，從什麼民主沙龍、圓明園會議，然後形成了高自聯。

中共敘事是這樣來的。然後《天安門檔案》那些統戰敘事也這樣說。現在大部分民運講歷史，也都跟著這個順序來講。這個講的就是“上中王”的黨。為什麼說“上中王”的黨？待會兒我會更仔細地給大家看一些資料。

統戰敘事是用來推出一些民心，毀掉整個民運的，壓制勇武敘事。為什麼會這樣？

民運，剛才已經提到了。但是結論上我還是樂觀的。民主潮流，中共最後還是擋不住。而且中共裡面的人到時候舉起民主大旗，比我們還快。尤其是他們的特工。

除了接著去年講的東西以外，也就是這一兩年，我開始真正講東西。前三十多年，對不起，我主要是在做收集資料的工作。現在我開始真正做六四檔案研究了。

六四真的需要一個學術性研究。今天因為東西太多，我把自己的學術背景省略了。我為什麼有歷史學、人類學訓練？我在法國巴黎，本來在北大研究AI、人工智慧、遙感衛星、影象解讀、專家系統，用Lisp、Prolog。但到了巴黎以後，我徹底發現，我們的歷史從我出來一開始，就被中共操縱記憶。所以我整個回過頭去研究歷史，完全改成文科。

在巴黎15年，我從大學三年級開始重新學，做了碩士論文，做了博士論文，最後接受了很好的歷史學、人類學、宗教學訓練。

回到89年，不是34年前，而是36年前。我當時辭去北高聯主席時，寫過一句話。那個時候我已經是北高聯主席。按照王超華、鄭旭光的說法，我是北高聯主席裡面任期最長的。第一個周勇軍兩天，然後吾爾開希兩天，我做了六七天，後面就沒有主席了，變成文職之類。

但是我很快就辭職了。辭職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我覺得自己太笨，太沒有知識，對社會缺乏經驗，也沒有法律、政治、人物這些訓練。怎麼就變成我們在領導這場運動？我自己都覺得奇怪。為什麼沒有更有能力的人來領導？

1991年6月我剛出來，第二年馬上寫了一篇文章，叫《反思當中的困惑》。當時有很多困惑。當時我老老實實承認，阻撓5月14日對話是我最大的一個過失。

這個反思今天來看，還是太幼稚了。這個反思本身也掉進了統戰敘事陷阱，而且助長了後面統戰敘事更多的胡說八道。這個太細，我先過。

如果時空放得更大一點，我今天講的其實要接續整整一百年重新革命，甚至更早，孫中山1894年興中會開始的那條線。中國希望能夠往民主化走，那個時候叫走向共和。當時的共和，就是我們今天說的民主。

為什麼中國民主化一直有這麼多曲折？我有自己的思考和檢討。這個話題太大太長，今天主要不講。

我會分析三種暴力：直接暴力、結構性暴力或者制度暴力，今天主要講文化暴力。它怎麼控制我們的思想，怎麼控制我們的頭腦，讓我們變得Dementia，失智和失能。這個才是今天我們為什麼一直失敗的原因。它跟這種失智狀態有絕對關係。

89年其實我們有兩次機會可能成功。但是因為我們處於失智狀態，沒辦法。

先來給大家看一張完全被相反解讀的照片。大家都看過這張照片。張政、我和陳小雅對這個照片的感受，可能跟在座大多數人都不同。

這張照片大家都看過嗎？看過的舉手。沒看過的舉手。基本都看過。

但是它有兩個相反敘事，大家知道嗎？中共說，這顯示解放軍仁慈，說坦克本來可以直接壓過去，把人壓死，但是部隊紀律嚴明。普通解讀是，這是一個個人阻擋國家暴力機器的勇氣。全世界都這樣解讀。

其實還有第三種解讀，就是說這個王維林，我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還有人說這是一個騙局。

如果讀陳小雅那本書，她採訪過我和方政。我有另外一個宗教學解讀，把它當成神話來解讀，更能精準表述。哪怕它是中共安排的，但是全世界都把它當成勇氣象徵的時候，它就成了一個神話。因為現在這個王維林到底是誰，我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有七八個版本：有時候是臺北中研院的，有時候是香港的，有時候是延安大學學生，有時候是北京工人。老魏說他已經被槍斃了，已經死了。很多不同說法。

六四檔案開放那天，我相信會有五十個王維林跑出來作證，說自己是真的。

所以它已經成了一個神話。而神話沒有真假那麼重要，它的象徵意義、大家相信它是什麼，那個才重要。處女生子，普通邏輯不會覺得那個是真的，但信徒會覺得它有意義。這個照片的意義就是勇氣的象徵。二十世紀如果只給十幅照片，這張照片肯定入選，基本都是用“勇氣”來解讀。它的真實版本已經不那麼重要，它成了真的神話。

再看另一個，大家也可能都看過。

柴玲那段話，另外一句其實被剪掉了四十分鐘。她一共有八千個字，是對著兩個記者講的。這個就是剛才我跟別人討論的問題：天安門電影最可惡的地方，就是它把兩個完全不同語境下講的話剪在一起。

她說：“我們期待的是流血，廣場肯定會流血，會血流成河。”這是一方面。當然它把期待翻譯成waiting for，好像我們希望流血。其實她說的是我們在等待流血。這個在當時非常普遍。我們在共產黨的教育下面，很多人都有這種想法。

但是最可惡的是，它把第二句話剪出來，說“我自己要逃”。那就完蛋了。你讓別人去流血，自己逃生。薛曉光當時在《世界日報》發了一個最轟動的新聞，題目就是說柴玲讓別人流血、自己逃生。這個就變成道德問題。

但是這個完全不符合任何紀錄片倫理。它胡亂剪接，而且不交代背景。這個我把它叫成統戰敘事。

中共敘事和統戰敘事最恐怖的地方，就是它用真話來騙人。這是真話，她說過這些話。但不給你看全面，不給你看全貌，就完全可以控制你的感受。

所以它不只是media，在中共那裡根本就是propaganda，是宣傳品。

中共敘事全部都是這種宣傳品。但這些宣傳品裡面的很多內容，現在跑到民運講六四時，在一些關鍵地方仍然被採用。這個就是我們今天最嚴重的問題。

我要來破一下這些執著。我們現在關於六四有太多執著。

今天主要關鍵是講統戰敘事，所以我點了幾個人的名。戴晴是一個。

在《天安門》紀錄片裡面，她最關鍵就是講一句話，說這些學生都是極端非理性的。她說，5月14日我們去天安門廣場勸學生撤，學生不撤。所以我們知識分子就夾在極端非理性的中共政府和極端非理性的學生中間。

中共極端非理性，它殺人，當然我們都知道。她講的重點其實是：你們學生也有責任，你們學生導致流血。

胡平到今天還在講，六四鎮壓是中共和所謂激進學生的一個合謀，雙方都有責任。他以前一直講，中共在讓步，李鵬已經讓步了。我跟他打了很多筆仗，還專門寫了一本書，叫《天安門之爭》。我跟他說，你這個“見好就收”的說法，很多事實根本不對。

他不聽。而且他在《北京之春》上，我一篇文章，他一篇文章反駁。等我再寫回去的時候，他就不登我的東西了。我只好把它變成一本書。現在變成我整個網站。這幾十年，我一定要證明你們在亂講，而且這個亂講是在幫中共講話。這真的是民運該死的地方。

所謂的“民運”，我是說名利的“民”，他們都是為了名利。很多確實就是弄名弄利。

我今天可以直接講出來。戴晴直接在胡平家裡面跟他討論：“胡平，你在北京的房地產，我幫你怎麼處理。”我為什麼知道？我知道很多東西。

今天我要開始破這個統戰敘事。

統戰敘事是長期影響我們六四記憶，尤其運動這一方的敘事。中共那一方，講誰是八老、鄧小平怎麼懂，這個誰都沒辦法考證。但是學運這一方的歷史，他們亂寫。其中最關鍵的就是戴晴。

我待會兒會給大家看一些非常細緻的資料。我只舉幾個簡單例子，實際上有大量例子證明《天安門檔案》是假的。

2001年，《天安門檔案》轟天動地。它出了很多語種，英、法、德、意、荷蘭文、日文、西班牙文、瑞典文都有。全世界大媒體，包括美國CBS《60分鐘》、CNN、《紐約時報》，全部轟天動地報道《天安門檔案》。幾個月後中文版出來，叫《中國六四真相》。

我現在已經能夠證明，這個“真相”就是假相。而且張良到今天我都不知道是什麼人。他號稱拿了中共兩千份檔案，最開始說七千份，後來變成兩千份。到今天，一份檔案都沒有拿出來。全部是他電腦打出來的。

它騙了三個美國最頂尖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到今天，李安友還在跟我打筆仗，說那個是真的。怎麼會是真的呢？我待會兒會給大家看。它有55個版本。

所以現在大眾認知裡的六四，有一個從戴晴開始，透過卡瑪的《天安門》紀錄片，透過張良的《天安門檔案》，還有另一個人龔小夏。龔小夏我跟她有很長的故事，她透過在自由亞洲電臺、在RFA做中文部主任，大量影響民運的統戰敘事，最後影響到今天我們對六四的認知。

所以這個問題非常嚴重。它讓我們完全失智。

對於歷史來說，我們已經被中共六四敘事透過統戰敘事給劫持了。我會慢慢證明。

為什麼我叫它統戰敘事？因為講這些故事的人，跟統戰部的關係相關性實在太高。

比如嚴明覆去世的時候，前年死的時候，一大票講統戰敘事的民運人士去參加中共給他開的追悼會。王軍濤也好，胡平也好，還有一大票民運人士，包括被FBI抓了的唐元雋。他們一起去給嚴明覆開追悼會。

唐元雋以前其實也是朋友，我們都認識，完全沒想到他居然是中共的人。

王軍濤自己寫過，在89年時幾乎每天都在統戰部。所以我說，講統戰敘事的民運這一圈人，跟統戰部關係太密切。密切到我真的可以叫他們統戰敘事。

戴晴的話，胡平前幾天點評，說戴晴的《鄧小平在1989》是一本最好的書。那也是一本假的書。它主要觀點是說，其實本來鄧小平不光要把軍委主席讓給趙紫陽，而且鄧小平要把四項基本原則從中國憲法裡面取消。中共本來已經做好準備要政治改革，所以你們學生瞎胡鬧。

胡平就講這是最好的一本書。戴晴直接講，那個時候嚴明覆是我們的總指揮。這是她的原話。這個原話是誰記錄下來的？陳小雅。陳小雅有當時的錄音。所以這句原話就是5月14日那天。整個那天最忙的三個人，第一當然是嚴明覆，第二是戴晴，還有一個可能大家都想不到，是學生中的王超華。

王超華說她那天去了六趟統戰部，統戰部又派車接她到這裡、到那裡。這些資料，因為我這幾年看了六萬多份資料以後，基本上全圖我拼得差不多了，還有一些小空白，但基本過程我大概知道了。所以現在我敢講這些話。

這裡戴晴說，嚴明覆是我們當時的總指揮。

去年我開始公佈一點六四檔案研究，其中給出了一個鐵證。這個鐵證還是封鎖的功勞。他跟我說，清華日記其實寫得很實在。封鎖是清華物理系的，他比我低一點還是同級不同班。原來是同一級，但不同班。後來他經常因為肝炎休學一年。

他在89年還很活躍，清華廣播站，在清華學校和廣場上都參與很深。他專門寫了一個清華學運日記，在1993年寫，1994年在《華夏文摘》海外留學生刊物發表。

我公佈的一個鐵證，就是從那裡來的。他為了安全，把還在國內的人畫了名。比如連勝德，他在94年公佈文章裡面給連勝德用了一個化名“管連勝”。我去年問連勝德，你知不知道你有這個化名？他說不知道。他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這個化名最早出現在1994年。但是《天安門檔案》裡面，號稱是1989年中共內部資料，怎麼會出現1994年的化名？當然是假的。

它抄了很多東西，亂抄。我後來找了七個鐵證。這裡一個鐵證是抄清華日記，另外還抄了很多戴晴的東西。它不是簡單抄，是馬賽克式的抄，中間插進去一些東西。

比如左邊是92年和97年出版的文章，怎麼就跑到1989年的天安門檔案裡去了？這些內容幾乎一致。

我為什麼一眼看出問題？因為這裡面戴晴亂講了一個東西。她說有一個戴眼鏡的、學生模樣的人，從人叢當中衝過來，誰都沒有打招呼，直接從她手裡奪過話筒，然後無限激情地喊：“同學們，現在跟我念三遍絕食書。”

她說的就是我。

她在1992年《百姓》雜誌裡面做了一個注，說這個人叫封從德。她說她看了民運人士的文章，才知道這個人是大名鼎鼎的封從德。

她的意思其實是，那個時候吾爾開希已經被打倒了，被所謂龍蝦宴在91年打倒了。那個時候柴玲是最火熱的民運明星，我是跟著她的，所以大家知道我是因為知道柴玲。她要把我們一起打。

我分析真正原因就是這個。但她聽我幹什麼？

她為什麼說她是看了民運人士的文章才知道是我？以前我都是從間接材料，比如91年蔡崇國講了一些東西，說是蘇曉康說的。今年我找到了蘇曉康自己的文章。他確實說，封從德馬上站起來，拿起話筒。

蘇曉康在1990年6月份另外一本書裡的文章裡面說，我念的是絕食書，還不是絕食宣言，也不是絕食詩詞。絕食書很長，柴玲一個人唸了差不多十分鐘，怎麼可能我帶著大家念一遍再跟一遍？十分鐘一遍，三遍就是半小時，六遍就是一個小時，這種荒唐東西怎麼可能？

但是它就跑進了《天安門檔案》。所以2001年這個檔案剛出來的時候，我就知道這東西是假的，因為它提到我。我根本沒有發生過這種事情。

而且我哪裡需要從人叢中擠過來？還要從她手裡面搶麥克風？他們根本不知道我當時的角色。那個廣播站是我建的，麥克風都是我給他們的。他們把關係完全搞顛倒了。

他們在另外一篇文章裡面說，還有一個桌子，蘇曉康說柴玲給我遞了一個紙條。他在那種黑漆漆當中還看清楚了紙條，上面寫著“帶著大家念三遍”。這種荒唐細節太多了，我不細講。以後我會專門寫。我已經寫了兩百頁，到時候會公佈更細的東西。

這種荒唐東西怎麼抄進了《天安門檔案》？當然因為它是假的。而且它的假，是為了精準打擊勇武派。

我剛才舉吾爾開希和柴玲的例子，它順帶打到我這裡來。我九一年的反思，掉進陷阱了。我好像承認那天不應該怎麼樣。他們就覺得，那肯定是你在那兒堅持。其實他們根本不知道，我當時角色完全是中立的。

我現在不覺得“踩油門”就不對。現在民運的反思完全搞顛倒了。他們說89年很少有人踩剎車，應該見好就收，你們太激進，都是踩油門。我現在並不覺得踩油門不對。該踩油門的時候就應該踩油門。待會兒我會證明，正是因為沒有使勁踩油門，89年我們喪失了兩次真正可能勝利的機會。

如果我們倒過來一直踩剎車，像法輪功朋友那樣見好就收，可能會死得更慘。因為法輪功後來至少有幾千人有名有姓地死去，更多幾萬、十幾萬甚至幾十萬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無法統計。

真正結束中共專制，才是應該的方向。共產主義黑皮書裡面基本預估，中共統治幾十年非正常死亡是八千萬。不到八十年，一算就是每年至少一百萬非正常死亡。你早一天結束中共專制，才是正道。

但是戴晴這些人天天講的東西，最後就是幫助中共維穩。

5月14日那天，這些知識分子真正聽到的東西是什麼？他們不是聽到戴晴編出來的故事。他們真正聽到的是反對他們的聲音。

我當時真正的角色是自由論壇的主持人。就是說你們來辯論。北大的博士生反對戴晴的兩條。後面還有兩個北大的碩士生支援戴晴的提議，說我們還是撤吧。所以我誰都可以讓講話，我根本沒有把持什麼。

這些知識分子聽到的是反對他們的聲音，所以他們就灰溜溜走了。後來他們真正覺得自己被戴晴騙了。蘇曉康說，戴晴根本沒有跟他們商量過。那兩條是戴晴在統戰部跟統戰部長商量出來的。

這兩條是什麼？第一，《光明日報》刊登學者當天下午的發言。第二，趙紫陽和李鵬來廣場，只要問同學們好，大家就撤。這是戴晴宣佈的兩條。

蘇曉康說根本沒有跟大家商量。於浩成也這樣說，他是十二個學者之一。李洪林也這樣說，蘇煒也這樣說。嚴家其太太專門寫了一本書，也是這樣說。鄭義也聽到了，說戴晴根本沒有跟大家商量，就是給大家做了一個局。

所以那些知識分子當時很孤立戴晴，覺得她實際上是在代表中共。戴晴被孤立，直到幾天後，5月22日，她又衝到知識界大遊行裡去搶旗幟。那個照片都被香港記者拍下來，我都有照片。結果趙瑜，就是鄭義他們知識界大遊行的總指揮，衝上去說：戴晴，回到你的隊伍裡面去，不要來搶我們的旗幟。

就是這麼不客氣。所以戴晴當時確實很難受。她自己也寫了很多東西，張郎郎也寫了很多東西，說她被孤立的狀況。這個我先略過。

如果學生的兩條要求加起來算100分：一是直播的平等對話，二是要把“四二六社論”的動亂帽子摘掉，說我們是愛國民主運動。北大教授兩百多人簽名的那個要求更瞭解學生，所以他們只多加了“愛護學生，反對暴力”這一條，實際上比我們的要求還高一些。

嚴家其老師提的也很高。溫元凱提的也很高。但是他們後來合併出來的學者三條，要求其實也很高，比我們學生高差不多一倍。但是戴晴的兩條，我原本想打30分，後來算了，給她50分，也比我們低很多。

因為你看蘇曉康第二年的反應，就知道她那個方案根本沒有跟大家商量。她怎麼會愚蠢到這種程度？只要說一句話就退場，學生當然不幹。當時學生很多感覺是，戴晴是在站在中共立場說話。

現在的問題是，這個虛假現實跑到吳仁華2019年的《六四全程實錄》裡面去了。四年前，我們在Clubhouse討論時，我一直追問廖行說，你們用的資料到底是什麼？為什麼不用陳小雅的資料？為什麼用吳仁華的資料？

因為吳仁華的資料裡大量被統戰敘事汙染。

比如時間就是錯的。這些是從《天安門檔案》抄過來的。說戴晴代表他們也是錯的。說她唸完呼籲以後就提兩條，也是假的。

吳仁華甚至把我的名字直接放上去了。所以我一眼看見就知道完蛋了，吳仁華都被汙染了。現在全世界最信任的六四敘事，很多也是假的。

“高自聯”是中共特徵詞。我們學生從來叫北高聯。89年的時候，我們從不叫自己高自聯。中共檔案裡面，他們全部叫我們高自聯。這是他們宣傳口統一口徑。

高自聯和北高聯的分野非常清晰。勇武敘事基本上都用北高聯，中共敘事和統戰敘事大量用高自聯。

另外一個特徵是，中共敘事一定講民主沙龍，絕對不會提行動委員會。這個差異非常明顯。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這就是統戰敘事佔領了民運敘事。

紅色的是中共敘事，藍色是勇武敘事。比如香港記者、柴玲回憶錄、清華學運日記，百分之百用北高聯，不用高自聯。

在北大籌委會成立時，民主沙龍是有成分，但更重要的成分是行動委員會。所以像我的六四日記、九零年的備忘錄，還有長青、汪有才、潘榮、江棋生、陳天石、張軍，我們講到北大籌委會，提到民主沙龍的時候，一定會提到行動委員會。而中共徹底把行動委員會消音，因為行動委員會才是中共最怕的。

第二個謊言是六四大屠殺死亡人數。中共自己，袁木6月6日說的是將近三百人。大公報、香港報紙報道的也是三百人或者將近三百人。中共自己都說三百人。

但是《天安門檔案》從金鐘1998年接觸到最早版本時，張良跟他說的是近二百人。後來改成約二百人。中文版說“三日晚上死亡總數在二百人左右”，英文是killed about two hundred。中共自己都說三百人，天安門檔案為什麼說兩百？這是什麼鬼？

更可怕的是，這個兩百、三百的說法跑到一些民運人的書裡。比如《六四參加者回憶錄》15週年版，2004年那本書裡面，王丹的《民運大事記》說三百人左右。

我後來糾正過這個問題。因為當時一個香港左派引用王丹的說法，說王丹根據醫院死亡數字估計全市死亡人數約300人。我說不能這樣寫。因為早在1992年，西方學者Timothy Brook的《Quelling the People》已經有醫院死亡人數。比如鐵道醫院，Brook統計到85個，王丹怎麼說是20個？幾家醫院加起來478個，王丹怎麼說大約100個？怎麼可能？

後來我仔細看，這個可能也受2001年《天安門檔案》影響。所以我從2008年開始糾正這個問題。博偉明的推算其實跟紅十字會差不多，紅十字會說2600、2700，他推算2800。陸軍醫院不是40個，是59個。北醫三院不是20個，是95個。鐵道醫院不是20個，是85個。

這些問題到2014年還沒有改。最近王丹開始改了。要不是我一直追，我估計不會改。這太可怕了。你怎麼可以跟著中共這樣亂講？

89年，中共通緝21人，我媽媽後來跟我講，有個縣城裁縫專門跑來跟她說，你的兒子上了光榮榜。就是這個東西。民心所向，根本不認識的一個裁縫要跟我媽媽做衣服。

真正的過程是：行動委員會到北大籌委會，到臨時高聯，到北高聯。而中共敘事和統戰敘事都是直接從民主沙龍到高自聯。這就是統戰敘事。

他們另外拉了一群人。這裡面有梁二，有李祿。李祿按照何清漣先生程曉農前年說法，現在天天在北大演講，根本就是中共特務。他在張天亮的節目裡面直接這樣講李祿。

梁二大家可能不知道。六四二十週年的時候，《世界日報》的曾慧燕找我，說這21個人你知道他們的情況嗎？我因為辦六四檔案網站，就一個一個搜尋。結果發現梁二現在已經是愛國僑領。而且這個網站到現在還在網上，大家都可以查得到。他改了名字。為什麼改名？因為他被美國警方追捕。為什麼追捕？因為Identity Theft，身份盜竊。

他想辦一個活動沒有辦成，結果用劉俊國、易丹軒、長青他們在灣區上學時的學生證號，辦了十幾張信用卡，每張卡取了好幾萬。所以後來這些人告他，他只好改名。我覺得他可能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被中共收買過去了還是怎樣，我不能亂猜。但是這個過程是真實的，包括劉俊國、長青他們都跟我講過。

所以21個通緝人根本是中共另外拉的一個群。真正重要的一些人，像北大的蔡鍵，還有好些人，大家根本不知道。中共刻意把他們邊緣化。最明顯的例子是南京的吳建民，被歸到工人那一類，後來判了十年。你一旦是工人，沒人注意你。大家都注意21個學生和黑手。工人、所謂暴徒根本沒人理。甚至被槍斃的人，我們都很少提。

北大籌委會其實是從行動委員會出來的。去年美國之音搞錯了，但他們找到了當時三角地成立北大籌委會的錄音。他們都不明白這個資料。這個我以後會詳細講。

行動委員會里面很多人後來進入北大籌委會。我當時也是其中之一。86年學潮的時候，我也被抓過。後來六四時，我們有那麼多糾察隊，就是為了防止那些戴鴨舌帽、假裝工人的人把我們推給警察。這個說起來很長。

這些統戰敘事裡面，還有龔小夏。我在美國國會里面見過她幫中共講話。她號稱異議人士，卻支援最惠國待遇和人權脫鉤。1990年她跟我們面對面辯論，我是代表學自聯。龔小夏要脫鉤，她後來在自由亞洲電臺做中文部主任，這樣的人影響了很多敘事。

戴晴也到處在做勸降，說你們有些人要守本分，不應該激進，要見好就收，不要推翻中共。她說監獄裡面多好，還說中國人不配民主，中國不應該實行民主。她說要給共產黨唱忠歌。

戴晴後來還在美國國會作證，支援永久正常貿易關係，說對中國人權法治有幫助。王丹、王軍濤也在。民運一大票人都在。王軍濤也在說PNTR對中國經濟開放、政治宗教自由有好處。

這就是統戰敘事的一個特徵：它作為，而且方向性很明確。第一，美化中共的統戰派。第二，醜化抗共的勇武派。

它會虛構中共的仁慈。比如說共產黨監獄多麼人道，或者說你只要見好就收，中共就不會殺你。但是法輪功見好就收的結果，所有人都看見了。

它還會精準打擊勇武派。吾爾開希是，柴玲是，張健是，熊焱現在也被搞死了。沈澤宇大家都不知道，其實他在廣場上對我們的影響很大，是真正的黑手，但中共絕對不會講他。吳建民是真正厲害的學生領袖，但是中共連學生這個title都不給他，把他歸成工人。

最後我簡單講希望。

我覺得這張圖最能表現希望。所有民主國家，坍塌、淪陷之後，要民主化時，都會回到第一共和。比如蘇聯之後回到俄羅斯共和，法國回到法蘭西共和國，德國回到魏瑪共和後的民主傳統，匈牙利也有類似過程。中華民國按照這個公式，應該回到四六憲法。

匈牙利有個很有意思的符號，他們把國旗中間共產黨圖案挖空了。這個是1956年匈牙利反共時的象徵。

勇武敘事裡面，我想給大家看蘇東坡是怎麼過來的。東德有“中國解決方案”。姚依林是除了李鵬以外最大的劊子手之一，他主張用坦克。他跑到東德去傳授經驗。柯倫茨也跑到北京去接受中共鎮壓經驗。東德萊比錫遊行時，大家打出標語：柯倫茨，不要跟中國屠夫學。我們不要另一箇中國。

東德當時坦克已經開出來，羅馬尼亞、捷克也是。但是最後關鍵在兵變。東德關鍵人物是胡米茨中將，他下令不要開槍。羅馬尼亞關鍵人物是國防部長兼總參謀長米列亞，他拒絕執行命令。蘇聯關鍵是阿爾法部隊拒絕抓捕葉利欽。

所以真正的未來重點是：89年我們推動了大規模民變，就像辛亥革命四省保路運動已經有大規模民變。我們缺的是兵變。辛亥革命有武昌起義。東歐也是有兵變，民主化才能成功。

我說兵變，不叫軍變。它可以從一個班長、一個低階軍官譁變開始，也可以是高階軍官，比如國防部長拒絕鎮壓。

89年我們差一點。有時候說三十八軍如果真的不執行命令，或者楊尚昆如果真的照那樣做，事情就不一樣了。

為什麼中共沒有垮，而蘇聯東歐垮了？我們89年不缺機遇，不缺勇氣。北京民眾比其他人都更有勇氣。我們也不缺高層分裂，也不缺人力和物力。香港已經捐了幾千萬港幣，六四死難者捐款加起來可能上億美金。

我們缺的是智力。我們一直被洗腦，一直被統戰。我們這些所謂知識分子，第一沒有知識，第二沒有勇氣。

到今天，主流還在喊：你們太激進了，你們為什麼一直踩油門，為什麼不踩剎車？但是如果我們真的好好踩油門，其實有兩次機會。

第一次，如果在五四以後，我們不絕食，而是搞校園民主，自己辦學校報紙，自己選學生會，教授治校，跟中共拖下去，蘇聯東歐、柏林牆就會垮。第二次，如果戒嚴以後我們搞空校串聯，把一個天安門廣場變成幾百個天安門廣場，那也可能拖到蘇東坡。

所以現在的反思方向根本反了。

對未來年輕人，我想講幾句話。89年的教訓是，我們太中心化。搞一個北高聯，又搞一個首都各界聯席會，全部集中在廣場，這就搞傻了。我們應該分散，各校自治，各搞各的，中共沒辦法。

現在講同城串聯、全民共振，我覺得都是很好的主意。海外應該提前形成共識。89年我們臨陣來組織太倉促，時間來不及。

四二七大遊行其實學運組織全部是唱反調的。北高聯不要遊行，很多重要的人也說取消遊行。北大當時孔慶東是我們召集人，他也擋著不讓出校門。但是因為有共識，要反對四二六社論，所以四二七大遊行反而非常成功。

所以共識比臨陣組織更重要。

最後，我一直想推動六大共識。前幾年我在推特上一直講這個。後來我的推特被中共炸掉了。突然有一天發出兩萬多個亂碼推文，我總共才發了兩萬多個推，有八萬多粉絲。這個誰能做到？當然是背後搞鬼。

我想說，只要你想講勇武敘事，中共一定精準打擊你。我的六四檔案早就被他們炸掉了。我寫了很多東西的獨立評論，現在也全是亂碼。真可惜。十幾年來關於六四的討論，我以為放在朋友那裡可靠，但是現在也完蛋了。

我今天講得太長了。謝謝大家。如果大家有問題，或者批評指教，歡迎。

最後補一句，我為什麼一直做這些研究。我的導師曾經說過一句話：你要趕緊把你的回憶寫出來。如果你不寫，別人會幫你寫，而且會寫得面目全非。

這是他的原話。

我寫了，結果現在都還被寫得面目全非。從戴晴到《天安門檔案》，都在造假。這個太可怕了。

所以我們必須講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