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从德：民运为何一直失败，六四的三种叙事
本期视频中，封从德围绕“六四叙事”与民运失败原因展开长篇分析，提出六四历史已经形成中共叙事、统战叙事和勇武叙事三种版本。他重点批评“统战叙事”以民运或异议人士面目出现，却在关键问题上继承中共话语，通过《天安门》纪录片、《天安门文件》、部分海外民运人物和媒体叙事，长期扭曲六四记忆，打压真正抗争者与勇武派。封从德认为，民运失败的核心不是“太激进”，而是长期失智，被中共统战和文化暴力切断历史记忆。视频最后提出，未来抗争不能再过度中心化，而应形成共识、分散行动，并在民变基础上推动兵变与宪政目标。
可以开始了吗？可以啊。
我还是回到我的主题。我准备了太多东西，所以今天不知道能不能讲完。谢谢各位来听我啰嗦。
去年我已经啰嗦了12个小时，是在郑旭光的频道里面。今天算是接着去年的那个讲座。后来我跟方政在国殇纪念馆也讲了半个小时，题目基本上都一样。
这几年我专门要讲一件事：六四现在已经形成了三种叙事。三种叙事里面，最可怕、最恐怖的一种，我叫它“统战叙事”。这是我发明的词汇。
我是接着去年讲的。郑旭光最近好像又把去年采访我的节目重新放到网上。看的人不多，但是看的人应该都是动脑筋的。因为我讲的概念，跟现在外面讲的六四，真的差异很大，甚至有些朋友会生气。
但是我觉得，作为六四亲历者、幸存者，我们是有责任把真相讲出来的。有些法轮功朋友说“讲真相”，我们确实有这个责任，把真相讲出来。否则我们会一直被中共骗。
我今天就是要讲，六四已经形成了三种叙事。
中共叙事很容易分辨，因为他们有大量宣传品。我现在有几百本他们的书，每一本我都仔细看过了。所以这几年我真的看了六万多份当时的报道、照片、传单，还有中共资料。我把每一本都扫描、OCR，变成文字，方便做研究。所以我的六四档案数据库，现在应该有上亿字，基本上我都看过。
中共叙事很简单。六四过后，他们出了大量宣传品，里面有胡说八道，但有时候也不小心露出一些真实情况。比如我们用得比较多的，就是《戒严一日》。他们有一个原版，后来赶紧收回去，又出了一个精简版，把很多他们觉得不应该泄露的东西收掉，尤其是那些戒严部队干的坏事。但是原版当时出了几千本，所以现在还能找得到。这个很重要。
但是今天我主要要讲的，是“统战叙事”和我所说的“勇武叙事”之间的差异。
这个话说起来很长。去年我跟郑旭光，还有他采访我、采访陈天石，加起来可能讲了差不多20个小时，但还没有讲清楚。
“统战叙事”是我去年才开始形成的概念。四年前，在封锁主持的Clubhouse上，我还只能用“民间叙事”和“官方叙事”来区分。右边是中共在国内的大内宣，那就是官方叙事；海外形成的是民间叙事。
但是后来我发现越来越不对。实际上，在民间叙事和官方叙事中间，还有一个状态，叫“统战叙事”。
这个统战叙事，现在包括我自己，也还在不断整理。郑旭光一直追着我说，你讲这个统战叙事，那统战叙事到底有没有一个定义？因为我去年才刚刚讲出来，还没有办法好好归纳出一个定义。
今年我仔细想了一下，给它下了一个定义：统战叙事，就是以民运或者异议人士的面目来讲述，但源于中共叙事的一种虚假叙事。
这种叙事的主要形式，是经过戴晴，她是总参二部的特工；经过卡玛，她是周恩来派出来的外派人员；经过中共官员张良；还有所谓异议人士龚小夏这些人，以及很多人。他们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通过中共的三张网：谍报网、统战网、大外宣，逐渐形成了现在我都不叫民运的东西。
当然，我首先要对真正还坚持在民主运动当中艰苦奋斗的人致以最高敬意。像封锁就是这样的代表。但是更多的所谓“民运”，应该叫“名利的民运”，只存在于媒体上。
真正有能力的人，比如薛振联，很多能干的朋友，一看你们这样搞名搞利，就离开了。没有意义。而且越来越因为这个是统战叙事，大家觉得不能这样，变成受骗上当。
所以它已经形成了现在民运的主流叙事。这才是可怕的地方。
这个主流叙事有很多危害，待会儿我会仔细讲。客观上，它除了鱼目混珠、混淆是非以外，还有精准打击勇武派的功能，最后还暗暗帮助中共壮大和维稳。
现在这些“名利民运”，对我讲的这些问题，很多年前我就开始讲，他们都装聋作哑，没有人敢跟我辩论。因为我掌握资料太多。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都是实在的，都有资料。但是他们不敢跟我核对，不敢跟我面对面，所以也就没有检讨，也没有问责。
为什么要问责？待会儿我会给大家看。
今天我要讲的重点是：民运本来是有希望成功的。现在很多人说你们没有反思。我说不对，有很多反思，但现在的反思方向搞反了。为什么搞反了？我待会儿会讲。
我们本来是有可能成功的，但失败在哪里？失败在我们失去了智力。这个才是89年真正的问题。这种失智，就是因为统战叙事。
统战叙事不是今天才有。中共从苏联列宁那里搞来统战那套概念，已经100年了。从1922年开始，共产党开始搞统战，首先国民党就完蛋了，所以中华民国也完蛋了。后来的很多统战，一直到六四，1989年的时候，我们也是像今天一样，被笼罩在统战叙事里面。
比如我们一想到国民党，就说国民党不抗战；一想到共产党，就说共产党抗战。89年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以为的。或者一听到魏京生，就说他是个小偷。我当时也这么以为。后来才知道，中共说他偷的是军事情报，然后判刑。我们根本不知道。
虽然我们好像还是最高学府的学生，我那个时候已经是研究生快毕业了，但照样是傻瓜。我觉得89年我们是傻瓜。到今天，很多人也还在这种状态里面。
中共有一系列统战叙事。今天同样如此。他们对我们的大脑进行了控制。
刚才法轮功朋友说中共长臂管辖。我说比长臂管辖更可怕。除了控制我们身体的直接暴力以外，它还有更恐怖的暴力，叫文化暴力。待会儿我也会讲。
比如我举个例子，今天大家都可以验证的“高自联”这个概念，就是典型的统战叙事。
三十多年来我不会讲，因为很多人以前也在那个名单上，我自己也在那个名单上，封锁也在那个名单上。但这个名单是中共另外拉的一个群。真正厉害的人，很多厉害的人，他们不会放在这个群里面。他们是刻意把这些人边缘化，也就是我说的很多勇武派。
当然，这21人里面也有勇武派。但是中共也安插了很多他们的人。待会儿我会给大家看，会吓到很多人。
面对这种局面，追求中国实现民主的人应该怎么办？
我现在做中医，讲望闻问切，诊断以后要有治疗方案，我们要疗愈。
其实89年的时候，知识分子是有问题的。我们学生也算知识分子。但是我们头脑里没有真正的民主革命概念。既没有民主革命的真正历史，也没有民主革命的方略。
甚至连民主革命本身我们都不清楚。昨天5月23日讲到，为什么我们会把三个湖南的“山庄士”抓起来？那就是我们愚蠢的地方。但是这个愚蠢，现在讲那个事情本身也有很多盲点，以后有机会我会仔细分析5月23日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写过很多文章，现在的人不太看。因为勇武叙事这一部分越来越被消音，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了。
所以我说，我们得了Dementia，就是失智，老年痴呆。中国民主运动一直处于失智状态，因为中共一直刻意割断前后的所有历史。
我刚才说，89年我以为魏京生只是一个小偷。后来才知道，中共说他偷的是军事情报。我的概念就是那么愚蠢。所以我觉得89年我们是傻瓜，到今天很多人也是这样。
我这样讲出来，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不高兴。但我后来总结，觉得我们现在要慢慢形成一些共识。很多人以为我们要搞组织，我说你搞不起来，里面有很多问题。形成共识可能更现实、更重要，而且更有用。为什么？我到时候也会解释。
今天重点，我就很快过一下。
当时那些中共学者，我已经不叫他们改革派学者，直接叫中共学者。因为他们脑袋里其实就是中共的东西。真正对中共有清醒认识的人，往往在监狱里面，或者在监狱边上。在庙堂上的人，基本脑袋里都是中共的东西。
当时这十二个人跑来劝我们，说票里面不要绝食。后来很多人，除了严家其老师以外，就变成说要告别革命、不要革命。尤其戴晴更可恶。待会儿我会直接点戴晴的名。
高自联为什么是中共叙事和统战叙事的特征词？我们学运组织里，像封锁，或者我们这些89年的人，不会叫自己“高自联”。我们叫北高联。而且北高联也不是中共叙事和统战叙事里讲的，从什么民主沙龙、圆明园会议，然后形成了高自联。
中共叙事是这样来的。然后《天安门文件》那些统战叙事也这样说。现在大部分民运讲历史，也都跟着这个顺序来讲。这个讲的就是“上中王”的党。为什么说“上中王”的党？待会儿我会更仔细地给大家看一些资料。
统战叙事是用来推出一些民心，毁掉整个民运的，压制勇武叙事。为什么会这样？
民运，刚才已经提到了。但是结论上我还是乐观的。民主潮流，中共最后还是挡不住。而且中共里面的人到时候举起民主大旗，比我们还快。尤其是他们的特工。
除了接着去年讲的东西以外，也就是这一两年，我开始真正讲东西。前三十多年，对不起，我主要是在做收集资料的工作。现在我开始真正做六四档案研究了。
六四真的需要一个学术性研究。今天因为东西太多，我把自己的学术背景省略了。我为什么有历史学、人类学训练？我在法国巴黎，本来在北大研究AI、人工智能、遥感卫星、图像解读、专家系统，用Lisp、Prolog。但到了巴黎以后，我彻底发现，我们的历史从我出来一开始，就被中共操纵记忆。所以我整个回过头去研究历史，完全改成文科。
在巴黎15年，我从大学三年级开始重新学，做了硕士论文，做了博士论文，最后接受了很好的历史学、人类学、宗教学训练。
回到89年，不是34年前，而是36年前。我当时辞去北高联主席时，写过一句话。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北高联主席。按照王超华、郑旭光的说法，我是北高联主席里面任期最长的。第一个周勇军两天，然后吾尔开希两天，我做了六七天，后面就没有主席了，变成文职之类。
但是我很快就辞职了。辞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觉得自己太笨，太没有知识，对社会缺乏经验，也没有法律、政治、人物这些训练。怎么就变成我们在领导这场运动？我自己都觉得奇怪。为什么没有更有能力的人来领导？
1991年6月我刚出来，第二年马上写了一篇文章，叫《反思当中的困惑》。当时有很多困惑。当时我老老实实承认，阻挠5月14日对话是我最大的一个过失。
这个反思今天来看，还是太幼稚了。这个反思本身也掉进了统战叙事陷阱，而且助长了后面统战叙事更多的胡说八道。这个太细，我先过。
如果时空放得更大一点，我今天讲的其实要接续整整一百年重新革命，甚至更早，孙中山1894年兴中会开始的那条线。中国希望能够往民主化走，那个时候叫走向共和。当时的共和，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民主。
为什么中国民主化一直有这么多曲折？我有自己的思考和检讨。这个话题太大太长，今天主要不讲。
我会分析三种暴力：直接暴力、结构性暴力或者制度暴力，今天主要讲文化暴力。它怎么控制我们的思想，怎么控制我们的头脑，让我们变得Dementia，失智和失能。这个才是今天我们为什么一直失败的原因。它跟这种失智状态有绝对关系。
89年其实我们有两次机会可能成功。但是因为我们处于失智状态，没办法。
先来给大家看一张完全被相反解读的照片。大家都看过这张照片。张政、我和陈小雅对这个照片的感受，可能跟在座大多数人都不同。
这张照片大家都看过吗？看过的举手。没看过的举手。基本都看过。
但是它有两个相反叙事，大家知道吗？中共说，这显示解放军仁慈，说坦克本来可以直接压过去，把人压死，但是部队纪律严明。普通解读是，这是一个个人阻挡国家暴力机器的勇气。全世界都这样解读。
其实还有第三种解读，就是说这个王维林，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名字，还有人说这是一个骗局。
如果读陈小雅那本书，她采访过我和方政。我有另外一个宗教学解读，把它当成神话来解读，更能精准表述。哪怕它是中共安排的，但是全世界都把它当成勇气象征的时候，它就成了一个神话。因为现在这个王维林到底是谁，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他有七八个版本：有时候是台北中研院的，有时候是香港的，有时候是延安大学学生，有时候是北京工人。老魏说他已经被枪毙了，已经死了。很多不同说法。
六四档案开放那天，我相信会有五十个王维林跑出来作证，说自己是真的。
所以它已经成了一个神话。而神话没有真假那么重要，它的象征意义、大家相信它是什么，那个才重要。处女生子，普通逻辑不会觉得那个是真的，但信徒会觉得它有意义。这个照片的意义就是勇气的象征。二十世纪如果只给十幅照片，这张照片肯定入选，基本都是用“勇气”来解读。它的真实版本已经不那么重要，它成了真的神话。
再看另一个，大家也可能都看过。
柴玲那段话，另外一句其实被剪掉了四十分钟。她一共有八千个字，是对着两个记者讲的。这个就是刚才我跟别人讨论的问题：天安门电影最可恶的地方，就是它把两个完全不同语境下讲的话剪在一起。
她说：“我们期待的是流血，广场肯定会流血，会血流成河。”这是一方面。当然它把期待翻译成waiting for，好像我们希望流血。其实她说的是我们在等待流血。这个在当时非常普遍。我们在共产党的教育下面，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
但是最可恶的是，它把第二句话剪出来，说“我自己要逃”。那就完蛋了。你让别人去流血，自己逃生。薛晓光当时在《世界日报》发了一个最轰动的新闻，题目就是说柴玲让别人流血、自己逃生。这个就变成道德问题。
但是这个完全不符合任何纪录片伦理。它胡乱剪接，而且不交代背景。这个我把它叫成统战叙事。
中共叙事和统战叙事最恐怖的地方，就是它用真话来骗人。这是真话，她说过这些话。但不给你看全面，不给你看全貌，就完全可以控制你的感受。
所以它不只是media，在中共那里根本就是propaganda，是宣传品。
中共叙事全部都是这种宣传品。但这些宣传品里面的很多内容，现在跑到民运讲六四时，在一些关键地方仍然被采用。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最严重的问题。
我要来破一下这些执着。我们现在关于六四有太多执着。
今天主要关键是讲统战叙事，所以我点了几个人的名。戴晴是一个。
在《天安门》纪录片里面，她最关键就是讲一句话，说这些学生都是极端非理性的。她说，5月14日我们去天安门广场劝学生撤，学生不撤。所以我们知识分子就夹在极端非理性的中共政府和极端非理性的学生中间。
中共极端非理性，它杀人，当然我们都知道。她讲的重点其实是：你们学生也有责任，你们学生导致流血。
胡平到今天还在讲，六四镇压是中共和所谓激进学生的一个合谋，双方都有责任。他以前一直讲，中共在让步，李鹏已经让步了。我跟他打了很多笔仗，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叫《天安门之争》。我跟他说，你这个“见好就收”的说法，很多事实根本不对。
他不听。而且他在《北京之春》上，我一篇文章，他一篇文章反驳。等我再写回去的时候，他就不登我的东西了。我只好把它变成一本书。现在变成我整个网站。这几十年，我一定要证明你们在乱讲，而且这个乱讲是在帮中共讲话。这真的是民运该死的地方。
所谓的“民运”，我是说名利的“民”，他们都是为了名利。很多确实就是弄名弄利。
我今天可以直接讲出来。戴晴直接在胡平家里面跟他讨论：“胡平，你在北京的房地产，我帮你怎么处理。”我为什么知道？我知道很多东西。
今天我要开始破这个统战叙事。
统战叙事是长期影响我们六四记忆，尤其运动这一方的叙事。中共那一方，讲谁是八老、邓小平怎么懂，这个谁都没办法考证。但是学运这一方的历史，他们乱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戴晴。
我待会儿会给大家看一些非常细致的资料。我只举几个简单例子，实际上有大量例子证明《天安门文件》是假的。
2001年，《天安门文件》轰天动地。它出了很多语种，英、法、德、意、荷兰文、日文、西班牙文、瑞典文都有。全世界大媒体，包括美国CBS《60分钟》、CNN、《纽约时报》，全部轰天动地报道《天安门文件》。几个月后中文版出来，叫《中国六四真相》。
我现在已经能够证明，这个“真相”就是假相。而且张良到今天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人。他号称拿了中共两千份文件，最开始说七千份，后来变成两千份。到今天，一份文件都没有拿出来。全部是他电脑打出来的。
它骗了三个美国最顶尖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到今天，李安友还在跟我打笔仗，说那个是真的。怎么会是真的呢？我待会儿会给大家看。它有55个版本。
所以现在大众认知里的六四，有一个从戴晴开始，通过卡玛的《天安门》纪录片，通过张良的《天安门文件》，还有另一个人龚小夏。龚小夏我跟她有很长的故事，她通过在自由亚洲电台、在RFA做中文部主任，大量影响民运的统战叙事，最后影响到今天我们对六四的认知。
所以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它让我们完全失智。
对于历史来说，我们已经被中共六四叙事通过统战叙事给劫持了。我会慢慢证明。
为什么我叫它统战叙事？因为讲这些故事的人，跟统战部的关系相关性实在太高。
比如严明复去世的时候，前年死的时候，一大票讲统战叙事的民运人士去参加中共给他开的追悼会。王军涛也好，胡平也好，还有一大票民运人士，包括被FBI抓了的唐元隽。他们一起去给严明复开追悼会。
唐元隽以前其实也是朋友，我们都认识，完全没想到他居然是中共的人。
王军涛自己写过，在89年时几乎每天都在统战部。所以我说，讲统战叙事的民运这一圈人，跟统战部关系太密切。密切到我真的可以叫他们统战叙事。
戴晴的话，胡平前几天点评，说戴晴的《邓小平在1989》是一本最好的书。那也是一本假的书。它主要观点是说，其实本来邓小平不光要把军委主席让给赵紫阳，而且邓小平要把四项基本原则从中国宪法里面取消。中共本来已经做好准备要政治改革，所以你们学生瞎胡闹。
胡平就讲这是最好的一本书。戴晴直接讲，那个时候严明复是我们的总指挥。这是她的原话。这个原话是谁记录下来的？陈小雅。陈小雅有当时的录音。所以这句原话就是5月14日那天。整个那天最忙的三个人，第一当然是严明复，第二是戴晴，还有一个可能大家都想不到，是学生中的王超华。
王超华说她那天去了六趟统战部，统战部又派车接她到这里、到那里。这些资料，因为我这几年看了六万多份资料以后，基本上全图我拼得差不多了，还有一些小空白，但基本过程我大概知道了。所以现在我敢讲这些话。
这里戴晴说，严明复是我们当时的总指挥。
去年我开始公布一点六四档案研究，其中给出了一个铁证。这个铁证还是封锁的功劳。他跟我说，清华日记其实写得很实在。封锁是清华物理系的，他比我低一点还是同级不同班。原来是同一级，但不同班。后来他经常因为肝炎休学一年。
他在89年还很活跃，清华广播站，在清华学校和广场上都参与很深。他专门写了一个清华学运日记，在1993年写，1994年在《华夏文摘》海外留学生刊物发表。
我公布的一个铁证，就是从那里来的。他为了安全，把还在国内的人画了名。比如连胜德，他在94年公布文章里面给连胜德用了一个化名“管连胜”。我去年问连胜德，你知不知道你有这个化名？他说不知道。他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这个化名最早出现在1994年。但是《天安门文件》里面，号称是1989年中共内部资料，怎么会出现1994年的化名？当然是假的。
它抄了很多东西，乱抄。我后来找了七个铁证。这里一个铁证是抄清华日记，另外还抄了很多戴晴的东西。它不是简单抄，是马赛克式的抄，中间插进去一些东西。
比如左边是92年和97年出版的文章，怎么就跑到1989年的天安门文件里去了？这些内容几乎一致。
我为什么一眼看出问题？因为这里面戴晴乱讲了一个东西。她说有一个戴眼镜的、学生模样的人，从人丛当中冲过来，谁都没有打招呼，直接从她手里夺过话筒，然后无限激情地喊：“同学们，现在跟我念三遍绝食书。”
她说的就是我。
她在1992年《百姓》杂志里面做了一个注，说这个人叫封从德。她说她看了民运人士的文章，才知道这个人是大名鼎鼎的封从德。
她的意思其实是，那个时候吾尔开希已经被打倒了，被所谓龙虾宴在91年打倒了。那个时候柴玲是最火热的民运明星，我是跟着她的，所以大家知道我是因为知道柴玲。她要把我们一起打。
我分析真正原因就是这个。但她听我干什么？
她为什么说她是看了民运人士的文章才知道是我？以前我都是从间接材料，比如91年蔡崇国讲了一些东西，说是苏晓康说的。今年我找到了苏晓康自己的文章。他确实说，封从德马上站起来，拿起话筒。
苏晓康在1990年6月份另外一本书里的文章里面说，我念的是绝食书，还不是绝食宣言，也不是绝食诗词。绝食书很长，柴玲一个人念了差不多十分钟，怎么可能我带着大家念一遍再跟一遍？十分钟一遍，三遍就是半小时，六遍就是一个小时，这种荒唐东西怎么可能？
但是它就跑进了《天安门文件》。所以2001年这个文件刚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东西是假的，因为它提到我。我根本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而且我哪里需要从人丛中挤过来？还要从她手里面抢麦克风？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当时的角色。那个广播站是我建的，麦克风都是我给他们的。他们把关系完全搞颠倒了。
他们在另外一篇文章里面说，还有一个桌子，苏晓康说柴玲给我递了一个纸条。他在那种黑漆漆当中还看清楚了纸条，上面写着“带着大家念三遍”。这种荒唐细节太多了，我不细讲。以后我会专门写。我已经写了两百页，到时候会公布更细的东西。
这种荒唐东西怎么抄进了《天安门文件》？当然因为它是假的。而且它的假，是为了精准打击勇武派。
我刚才举吾尔开希和柴玲的例子，它顺带打到我这里来。我九一年的反思，掉进陷阱了。我好像承认那天不应该怎么样。他们就觉得，那肯定是你在那儿坚持。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当时角色完全是中立的。
我现在不觉得“踩油门”就不对。现在民运的反思完全搞颠倒了。他们说89年很少有人踩刹车，应该见好就收，你们太激进，都是踩油门。我现在并不觉得踩油门不对。该踩油门的时候就应该踩油门。待会儿我会证明，正是因为没有使劲踩油门，89年我们丧失了两次真正可能胜利的机会。
如果我们倒过来一直踩刹车，像法轮功朋友那样见好就收，可能会死得更惨。因为法轮功后来至少有几千人有名有姓地死去，更多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活摘器官的受害者无法统计。
真正结束中共专制，才是应该的方向。共产主义黑皮书里面基本预估，中共统治几十年非正常死亡是八千万。不到八十年，一算就是每年至少一百万非正常死亡。你早一天结束中共专制，才是正道。
但是戴晴这些人天天讲的东西，最后就是帮助中共维稳。
5月14日那天，这些知识分子真正听到的东西是什么？他们不是听到戴晴编出来的故事。他们真正听到的是反对他们的声音。
我当时真正的角色是自由论坛的主持人。就是说你们来辩论。北大的博士生反对戴晴的两条。后面还有两个北大的硕士生支持戴晴的提议，说我们还是撤吧。所以我谁都可以让讲话，我根本没有把持什么。
这些知识分子听到的是反对他们的声音，所以他们就灰溜溜走了。后来他们真正觉得自己被戴晴骗了。苏晓康说，戴晴根本没有跟他们商量过。那两条是戴晴在统战部跟统战部长商量出来的。
这两条是什么？第一，《光明日报》刊登学者当天下午的发言。第二，赵紫阳和李鹏来广场，只要问同学们好，大家就撤。这是戴晴宣布的两条。
苏晓康说根本没有跟大家商量。于浩成也这样说，他是十二个学者之一。李洪林也这样说，苏炜也这样说。严家其太太专门写了一本书，也是这样说。郑义也听到了，说戴晴根本没有跟大家商量，就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局。
所以那些知识分子当时很孤立戴晴，觉得她实际上是在代表中共。戴晴被孤立，直到几天后，5月22日，她又冲到知识界大游行里去抢旗帜。那个照片都被香港记者拍下来，我都有照片。结果赵瑜，就是郑义他们知识界大游行的总指挥，冲上去说：戴晴，回到你的队伍里面去，不要来抢我们的旗帜。
就是这么不客气。所以戴晴当时确实很难受。她自己也写了很多东西，张郎郎也写了很多东西，说她被孤立的状况。这个我先略过。
如果学生的两条要求加起来算100分：一是直播的平等对话，二是要把“四二六社论”的动乱帽子摘掉，说我们是爱国民主运动。北大教授两百多人签名的那个要求更了解学生，所以他们只多加了“爱护学生，反对暴力”这一条，实际上比我们的要求还高一些。
严家其老师提的也很高。温元凯提的也很高。但是他们后来合并出来的学者三条，要求其实也很高，比我们学生高差不多一倍。但是戴晴的两条，我原本想打30分，后来算了，给她50分，也比我们低很多。
因为你看苏晓康第二年的反应，就知道她那个方案根本没有跟大家商量。她怎么会愚蠢到这种程度？只要说一句话就退场，学生当然不干。当时学生很多感觉是，戴晴是在站在中共立场说话。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虚假现实跑到吴仁华2019年的《六四全程实录》里面去了。四年前，我们在Clubhouse讨论时，我一直追问廖行说，你们用的资料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不用陈小雅的资料？为什么用吴仁华的资料？
因为吴仁华的资料里大量被统战叙事污染。
比如时间就是错的。这些是从《天安门文件》抄过来的。说戴晴代表他们也是错的。说她念完呼吁以后就提两条，也是假的。
吴仁华甚至把我的名字直接放上去了。所以我一眼看见就知道完蛋了，吴仁华都被污染了。现在全世界最信任的六四叙事，很多也是假的。
“高自联”是中共特征词。我们学生从来叫北高联。89年的时候，我们从不叫自己高自联。中共文件里面，他们全部叫我们高自联。这是他们宣传口统一口径。
高自联和北高联的分野非常清晰。勇武叙事基本上都用北高联，中共叙事和统战叙事大量用高自联。
另外一个特征是，中共叙事一定讲民主沙龙，绝对不会提行动委员会。这个差异非常明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就是统战叙事占领了民运叙事。
红色的是中共叙事，蓝色是勇武叙事。比如香港记者、柴玲回忆录、清华学运日记，百分之百用北高联，不用高自联。
在北大筹委会成立时，民主沙龙是有成分，但更重要的成分是行动委员会。所以像我的六四日记、九零年的备忘录，还有长青、汪有才、潘荣、江棋生、陈天石、张军，我们讲到北大筹委会，提到民主沙龙的时候，一定会提到行动委员会。而中共彻底把行动委员会消音，因为行动委员会才是中共最怕的。
第二个谎言是六四大屠杀死亡人数。中共自己，袁木6月6日说的是将近三百人。大公报、香港报纸报道的也是三百人或者将近三百人。中共自己都说三百人。
但是《天安门文件》从金钟1998年接触到最早版本时，张良跟他说的是近二百人。后来改成约二百人。中文版说“三日晚上死亡总数在二百人左右”，英文是killed about two hundred。中共自己都说三百人，天安门文件为什么说两百？这是什么鬼？
更可怕的是，这个两百、三百的说法跑到一些民运人的书里。比如《六四参加者回忆录》15周年版，2004年那本书里面，王丹的《民运大事记》说三百人左右。
我后来纠正过这个问题。因为当时一个香港左派引用王丹的说法，说王丹根据医院死亡数字估计全市死亡人数约300人。我说不能这样写。因为早在1992年，西方学者Timothy Brook的《Quelling the People》已经有医院死亡人数。比如铁道医院，Brook统计到85个，王丹怎么说是20个？几家医院加起来478个，王丹怎么说大约100个？怎么可能？
后来我仔细看，这个可能也受2001年《天安门文件》影响。所以我从2008年开始纠正这个问题。博伟明的推算其实跟红十字会差不多，红十字会说2600、2700，他推算2800。陆军医院不是40个，是59个。北医三院不是20个，是95个。铁道医院不是20个，是85个。
这些问题到2014年还没有改。最近王丹开始改了。要不是我一直追，我估计不会改。这太可怕了。你怎么可以跟着中共这样乱讲？
89年，中共通缉21人，我妈妈后来跟我讲，有个县城裁缝专门跑来跟她说，你的儿子上了光荣榜。就是这个东西。民心所向，根本不认识的一个裁缝要跟我妈妈做衣服。
真正的过程是：行动委员会到北大筹委会，到临时高联，到北高联。而中共叙事和统战叙事都是直接从民主沙龙到高自联。这就是统战叙事。
他们另外拉了一群人。这里面有梁二，有李禄。李禄按照何清涟先生程晓农前年说法，现在天天在北大演讲，根本就是中共特务。他在张天亮的节目里面直接这样讲李禄。
梁二大家可能不知道。六四二十周年的时候，《世界日报》的曾慧燕找我，说这21个人你知道他们的情况吗？我因为办六四档案网站，就一个一个搜索。结果发现梁二现在已经是爱国侨领。而且这个网站到现在还在网上，大家都可以查得到。他改了名字。为什么改名？因为他被美国警方追捕。为什么追捕？因为Identity Theft，身份盗窃。
他想办一个活动没有办成，结果用刘俊国、易丹轩、长青他们在湾区上学时的学生证号，办了十几张信用卡，每张卡取了好几万。所以后来这些人告他，他只好改名。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被中共收买过去了还是怎样，我不能乱猜。但是这个过程是真实的，包括刘俊国、长青他们都跟我讲过。
所以21个通缉人根本是中共另外拉的一个群。真正重要的一些人，像北大的蔡键，还有好些人，大家根本不知道。中共刻意把他们边缘化。最明显的例子是南京的吴建民，被归到工人那一类，后来判了十年。你一旦是工人，没人注意你。大家都注意21个学生和黑手。工人、所谓暴徒根本没人理。甚至被枪毙的人，我们都很少提。
北大筹委会其实是从行动委员会出来的。去年美国之音搞错了，但他们找到了当时三角地成立北大筹委会的录音。他们都不明白这个资料。这个我以后会详细讲。
行动委员会里面很多人后来进入北大筹委会。我当时也是其中之一。86年学潮的时候，我也被抓过。后来六四时，我们有那么多纠察队，就是为了防止那些戴鸭舌帽、假装工人的人把我们推给警察。这个说起来很长。
这些统战叙事里面，还有龚小夏。我在美国国会里面见过她帮中共讲话。她号称异议人士，却支持最惠国待遇和人权脱钩。1990年她跟我们面对面辩论，我是代表学自联。龚小夏要脱钩，她后来在自由亚洲电台做中文部主任，这样的人影响了很多叙事。
戴晴也到处在做劝降，说你们有些人要守本分，不应该激进，要见好就收，不要推翻中共。她说监狱里面多好，还说中国人不配民主，中国不应该实行民主。她说要给共产党唱忠歌。
戴晴后来还在美国国会作证，支持永久正常贸易关系，说对中国人权法治有帮助。王丹、王军涛也在。民运一大票人都在。王军涛也在说PNTR对中国经济开放、政治宗教自由有好处。
这就是统战叙事的一个特征：它作为，而且方向性很明确。第一，美化中共的统战派。第二，丑化抗共的勇武派。
它会虚构中共的仁慈。比如说共产党监狱多么人道，或者说你只要见好就收，中共就不会杀你。但是法轮功见好就收的结果，所有人都看见了。
它还会精准打击勇武派。吾尔开希是，柴玲是，张健是，熊焱现在也被搞死了。沈泽宇大家都不知道，其实他在广场上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是真正的黑手，但中共绝对不会讲他。吴建民是真正厉害的学生领袖，但是中共连学生这个title都不给他，把他归成工人。
最后我简单讲希望。
我觉得这张图最能表现希望。所有民主国家，坍塌、淪陷之后，要民主化时，都会回到第一共和。比如苏联之后回到俄罗斯共和，法国回到法兰西共和国，德国回到魏玛共和后的民主传统，匈牙利也有类似过程。中華民国按照这个公式，应该回到四六宪法。
匈牙利有个很有意思的符号，他们把国旗中间共产党图案挖空了。这个是1956年匈牙利反共时的象征。
勇武叙事里面，我想给大家看苏东坡是怎么过来的。东德有“中国解决方案”。姚依林是除了李鹏以外最大的刽子手之一，他主张用坦克。他跑到东德去传授经验。柯伦茨也跑到北京去接受中共镇压经验。东德莱比锡游行时，大家打出标语：柯伦茨，不要跟中国屠夫学。我们不要另一个中国。
东德当时坦克已经开出来，罗马尼亚、捷克也是。但是最后关键在兵变。东德关键人物是胡米茨中将，他下令不要开枪。罗马尼亚关键人物是国防部长兼总参谋长米列亚，他拒绝执行命令。苏联关键是阿尔法部队拒绝抓捕叶利钦。
所以真正的未来重点是：89年我们推动了大规模民变，就像辛亥革命四省保路运动已经有大规模民变。我们缺的是兵变。辛亥革命有武昌起义。东欧也是有兵变，民主化才能成功。
我说兵变，不叫军变。它可以从一个班长、一个低级军官哗变开始，也可以是高级军官，比如国防部长拒绝镇压。
89年我们差一点。有时候说三十八军如果真的不执行命令，或者杨尚昆如果真的照那样做，事情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中共没有垮，而苏联东欧垮了？我们89年不缺机遇，不缺勇气。北京民众比其他人都更有勇气。我们也不缺高层分裂，也不缺人力和物力。香港已经捐了几千万港币，六四死难者捐款加起来可能上亿美金。
我们缺的是智力。我们一直被洗脑，一直被统战。我们这些所谓知识分子，第一没有知识，第二没有勇气。
到今天，主流还在喊：你们太激进了，你们为什么一直踩油门，为什么不踩刹车？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好好踩油门，其实有两次机会。
第一次，如果在五四以后，我们不绝食，而是搞校园民主，自己办学校报纸，自己选学生会，教授治校，跟中共拖下去，苏联东欧、柏林墙就会垮。第二次，如果戒严以后我们搞空校串联，把一个天安门广场变成几百个天安门广场，那也可能拖到苏东坡。
所以现在的反思方向根本反了。
对未来年轻人，我想讲几句话。89年的教训是，我们太中心化。搞一个北高联，又搞一个首都各界联席会，全部集中在广场，这就搞傻了。我们应该分散，各校自治，各搞各的，中共没办法。
现在讲同城串联、全民共振，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主意。海外应该提前形成共识。89年我们临阵来组织太仓促，时间来不及。
四二七大游行其实学运组织全部是唱反调的。北高联不要游行，很多重要的人也说取消游行。北大当时孔庆东是我们召集人，他也挡着不让出校门。但是因为有共识，要反对四二六社论，所以四二七大游行反而非常成功。
所以共识比临阵组织更重要。
最后，我一直想推动六大共识。前几年我在推特上一直讲这个。后来我的推特被中共炸掉了。突然有一天发出两万多个乱码推文，我总共才发了两万多个推，有八万多粉丝。这个谁能做到？当然是背后搞鬼。
我想说，只要你想讲勇武叙事，中共一定精准打击你。我的六四档案早就被他们炸掉了。我写了很多东西的独立评论，现在也全是乱码。真可惜。十几年来关于六四的讨论，我以为放在朋友那里可靠，但是现在也完蛋了。
我今天讲得太长了。谢谢大家。如果大家有问题，或者批评指教，欢迎。
最后补一句，我为什么一直做这些研究。我的导师曾经说过一句话：你要赶紧把你的回忆写出来。如果你不写，别人会帮你写，而且会写得面目全非。
这是他的原话。
我写了，结果现在都还被写得面目全非。从戴晴到《天安门文件》，都在造假。这个太可怕了。
所以我们必须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