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惡意創新補齊中國惡意敘事短板，15次投訴啟用“惡意索賠”勳章

近日，內蒙古市場監管部門聯合多部門釋出《惡意索賠行為認定標準與惡意索賠異常名錄（第一批）》，首次以地方性檔案形式，對所謂“惡意索賠”行為進行集中認定，並公佈首批異常名錄。

根據公開報道，第一批異常名錄涉及424個電話號碼、463人。這些人員平均每人投訴舉報1195件，其中最高者一年投訴舉報達到5113件。

檔案列出的“惡意索賠”認定特徵包括：一次性購買數量明顯超出合理生活需要；一年內向行政部門投訴舉報15次以上；全國12315平臺投訴舉報30次以上；以及透過曝光、舉報等方式索取明顯超出法定標準賠償等行為。

支持者認為，部分“職業打假”“職業索賠”行為確實長期存在，一些人利用法律漏洞高頻投訴、批次維權，以獲取賠償收益，消耗行政資源。

但更引發外界關注的，則是中國近年來不斷擴張的“惡意敘事”治理模式。

在中文網際網路語境中，“惡意”二字早已被玩成了黑色幽默。此前，中國社會已經先後出現過“惡意討薪”“惡意返鄉”“惡意上訪”“惡意維權”“惡意躺平”等各種說法。如今，“惡意索賠”再次加入豪華套餐。

許多網友調侃稱，在某些地方治理邏輯裡，問題本身未必最危險，持續提出問題的人才最危險。

例如，食品安全問題可以慢慢整改，黑心商家可以教育批評，但如果有人一年投訴超過15次，那他就可能先進入“異常名錄”。這種邏輯，也被不少人視為中國式“維穩思維”向消費維權領域的進一步延伸。

尤其值得爭議的是，“一年投訴15次以上”這一門檻並不算高。對於長期遭遇消費欺詐、食品安全問題、虛假宣傳、售後推諉的人來說，頻繁投訴並不必然意味著牟利。

在中國現實環境下，由於司法成本高、維權週期長、消費者保護機制有限，12315投訴、輿論曝光、網路舉報，本就是普通人少數還能使用的低成本維權工具。如今連這些行為本身，也開始被納入“異常管理”視角。

有評論認為，這類政策反映出的核心問題，並不僅僅是“職業打假”現象，而是中國治理體系長期存在的一種路徑依賴：相比真正解決系統性問題，管理製造壓力的人往往更加簡單。

類似邏輯在過去幾年中已頻繁出現。農民工討薪會被懷疑“影響穩定”；儲戶維權會被限制出行；爛尾樓業主停貸會被定性“擾亂秩序”；地方財政壓力無法解決時，首先被管控的往往不是問題源頭，而是發聲、組織和維權的人。

某種意義上，“惡意”已經逐漸成為一種高度政治化、彈性化的社會標籤。只要某種行為給管理體系帶來壓力，它就可能被重新定義。

而這也讓不少人諷刺：中國社會最大的危險，也許不是食品安全、假貨橫行或監管失靈，而是有人太認真地去舉報這些問題。